本篇所谓儿女，并不是与英雄相对者。儿者儿童，女者妇女。我们常听说有所谓儿童问题，及妇女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想在本篇之内，提出讨论。
于上篇《原忠孝》中，我们将旧日所谓处女处士，相提并论。我们说：这两个“处”字，意义完全相同。女人出嫁则为妇，男人出仕则为臣。妇须顺从其夫而尽心竭力地为其夫办事。臣须顺从其君而尽心竭力地为其君办事。除了遇见如赵苞所遇见底情形外，无论妇或臣，对于任何事，均须先其夫，或先其君，而后其亲。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一般底女人在夫家应负底义务大概是上则事亲、中则相夫、下则教子。此所说事亲，是一女人事其夫的亲。一女人既为妇，即无暇自事其亲，而只可事夫的亲。犹如一男人既为臣，即应“移孝作忠”，“王事靡盬，不遑将父”。善事其夫的亲者是孝妇，善相其夫者是良妻，善教其子者为贤母。孝妇、良妻、贤母，是每一个女人所应取底立身的标准。
如一个女人的夫先死，则此女人所应取底立身的标准，于孝妇、良妻、贤母之外，又要加上节妇。“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这一点是女人的大节，此点如不能做到，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一女人必如何方是，或不是，孝妇、良妻、贤母，是不很容易决定底。因为在这些方面，孝与不孝、贤与不贤、良与不良之间，很难有个具体底标准，以作分别。但如何是，或如何不是节妇，是很容易决定底。因为在这一方面，节与不节之间，有具体底标准，以作分别。所以在旧日，女人之以孝妇、良妻、贤母得旌表者甚少，而以节妇得旌表者则到处皆是。
在这种社会里，女人完全是家里人。所以在许多地方，家里人成为女人的别名。有些地方，亦称女人为屋里人，屋里人即家里人也。某人的妻，亦称为某人的家里人，或某人的屋里人，或简称为某人家里，如《红楼梦》中所说王保善家里、周瑞家里等。
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中说，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人皆在家里工作，在家里生活。如此说，则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男人亦可说是家里人。此虽亦可说，但男人尚不完全是家里人。男人可出仕于皇家，皇家的性质虽亦是家，但其范围却是国。所以男人可以“干国栋家”。栋家者，栋其自家之家；干国者，干皇帝之家也。即不出仕之男人，亦可代表其家，与别家作事务底交涉，或友谊底来往，在社会上活动，而女人则不能。女人活动的范围，未嫁时不出其母家，既嫁时不出其夫家，“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谓三从是也。所以女人完全是家里人。
自旧日底看法看，此并无损于女人的人格，及其在道德上底价值。一个人在道德上底价值，是照着他是否能如其所应该而判定，并不是照着他在社会上底地位的高低而判定。一个“无道昏君”，在道德上底价值，远不及一个义仆义丐。此正如一个戏子之所以是好或是坏，是在于他唱得好或坏，并不在于他是须生或青衣。如说女人在道德上无价值，或价值低，因为她的社会地位低，其不通正如说：梅兰芳的戏不好，因为他扮演底是女人。
不过就社会地位说，女人是低于男人一等底。我们乡下底人，如到别人家中，在门口必先问：“有人在家吗？”如只有女人在家，女人即答：“没有人在家。”所以我们乡下有俗语：“面条不算饭，女人不算人。”女人所以不算人者，因其完全是家里人也。公孙龙说：“白马非马。”乡下人亦说：“家里人非人。”
在这种情形下，一般底父母，除非愿靠所谓“裙带关系”，以升官发财者，当然皆不重生女，重生男。女儿长大，即须出嫁，所以父母看她是“别人家的人”，是“赔钱货”。女儿是“家里人”，不能到社会上活动，所以父母看她是“不中用底”。《韩非子》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两千年来，都免不了有这种情形。
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家是经济单位。例如在一个旧式底木匠铺子里，一个木匠是老板，同时亦是工人。帮助他做活底，是他的妻、子等。他对于他的妻、子，是夫、是父、是师、是工头；他的妻、子，对于他是妻、是子、是徒、是助手。即就一个普通人的家说，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一个家，在许多方面，是要自给自足底。家要自给自足，所以有许多事，都需一家之内底人自己去做。如饭菜、衣服等，都须一家的女人去做，此即所谓“妇工”。这些事由一家的女人管，一家的男人，即可无“内”顾之忧了。所以妻是夫的“内助”。“内”者，言其是家里人；“助”者，言其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其夫当助手。
因此，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夫妻底关系并不仅是二人同居，以过其所谓性生活者。妻是夫的“内助”，在经济底生产方面，他需要她的助；在生活的任何方面，他皆需要她的助。
因此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夫妻的离合，不能是很随便底。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夫妻一合即不可复离。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夫妻的离合是两个人底事；而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夫妻的离合是一大家人的事。家是经济单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若家的分子时常变动，则家的组织不免受其影响。所以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夫妻之结合，以终身不可复离为原则。所以在先秦，妻虽有七出之条，但后来少有用之者。魏晋以前，寡妇再嫁，尚不为十分的不道德。而宋以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则甚占势力。盖在中国历史中，以家为本位底社会，愈后愈渐完备也。
一人若早死，其妻抚孤以承其业，此事对于其家之意义，犹如一国君早死，其大臣辅幼主以继其位。就一国说，必有如此底大臣，其国方不至于乱；就一家说，其家必有如此底“家里人”，其家方不至于绝。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家是人的一切，所以人视家之不绝为一最重要底事。所以守节抚孤底女人，与辅幼君底大臣，同是所谓“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民初人常说：在旧日底社会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父母的儿子；他结婚并不是他自己结婚，而是他的父母娶儿媳。照民初人的看法，在这种情形下，当儿子底，固然不自由得可怜，当父母底，也未免专制得可恨。但是我们若知以家为本位底社会的经济制度，我们可见，这些都是应该如此底。谁也不可怜，谁也不可恨。
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家是经济单位。一家的人，皆须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其家的生产工作。如一家开铺子，其一家的人，皆须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其铺子的工作。如一家种地，其一家的人，皆须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其种地的工作。在这种家里，父母为其子娶妻，其意义并不仅是为其子娶妻。他们是为他们的家接来一个新分子，能与他家的别底人共同生产、共同生活者。他们多了一个儿媳，不仅是家里多了一个人，而且是铺子里或农田里多了一个助手。所以他们的儿媳，要由他们去选择，而选择要用他们的标准。他们选儿媳，不只是选儿媳，而是为他们的铺子里或农田里选择助手。所以他们的眼光，不能注在，至少不能全注在，他们的儿子的爱情上。贾宝玉注意在林黛玉，贾母替他选了薛宝钗。站在宝玉个人的观点看，贾母是错误底。但站在贾府的家的观点看，贾母一点也不错误。少年老成底宝钗，当然比工愁善病底黛玉，能持家、能“立门户”。
民初人常问：贾母为什么好那么多管闲事呀？宝玉为什么不积极地反抗，不闹家庭革命呀？贾母宝玉之流，大概都是“其愚不可及也”吧。照我们的看法，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贾母所管者并不是闲事，此点上文已详。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人不能离开他的家生产，亦不能离开他的家生活。他有了家即有了一切，没有了家即没有了一切。所以他不能闹所谓家庭革命。他亦不是知闹、想闹，而不能闹，他实是亦不知闹、不想闹。他不知闹、不想闹，亦不是因为他的无知。凡人对于某种社会制度，闹革命，或知闹、想闹时，必是此种社会制度所根据之生产方法、经济制度，已有重要底变动之时。不然，人不但不闹革命，且亦不知闹、不想闹。
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冲破了家的壁垒。人的生活由家庭化而社会化。人离开了他的父母，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因此他的为子的责任减轻了许多，他的妻为妇的责任亦减轻了许多。此即是说，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他对于他的父，只是他的子，而不是他的徒、不是他的助手。他的妻对于他的母，亦只是儿媳，不是她的徒、不是她的助手。因此他可以“自由结婚”，他的父母亦让他“自由结婚”。
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人的生产方法社会化，人的生活亦社会化。一个人所做底事情，他的妻帮不上忙。例如一个铁厂的工人到铁厂里做工，除非他的妻亦是这同一工厂的工人，他与她不能在一块做工。即使他与她同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他与她也是各做各的工，谁也不帮谁。他与她的生活所需底消费品，都已由专门底工业来供给，所以也不必由他的妻帮忙。他的吃食、衣服，以及一切用具，什么都是现成底。他只要有钱，只要打几个电话，什么都有人给他送来。在这种情形下，妻已不是夫的“内助”，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妻对于他在许多方面已不能助、不必助了。在这种社会里，女人的为妻的责任亦减轻了许多。
这许多底责任减轻以后，他的妻本亦可以由“家里人”变而为社会上底人，可以同他一样的有独立底技能，有独立底财产，而只与他同居，以过其性生活。他与她的妻虽是同居，但两人所做底事，可以各不相同，两人的财产可以各不相干。假使女人都能完全到这种地步，社会上即无所谓妇女问题。我们不听说有男子问题，而只听说有妇女问题，即因有一种事情，使女人不能完全到此所说底地步。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冲破了家的壁垒，把男人完全放出来，但未把女人完全放出来，而女人，及有些男人，认为女人亦须完全放出来。此所以有所谓妇女问题。
女人所以不能完全从家里放出来者，因其为母的责任，尚不能减轻，因为对于她的儿女，除了她自己养育外，没有办法。社会对于儿童，除使其母亲自己养育外，亦没有办法。因此有所谓儿童问题。所谓儿童问题与妇女问题，是有密切底关系底。儿童问题如解决了，妇女问题亦即跟着解决。
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中说：生产社会化底社会又有两类，一是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是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者。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女人不能完全自家中放出来。因为女人是要生小孩底。在她生小孩的前后，都至少有一两个月不能做事。这三四个月，若不靠她的夫，她即不能生活。她既须靠她的夫，则她必须于相当范围内，受她的夫的支配。此即是说，于相当范围内，她不能完全地自由。
我们于《说家国》中说：大部分底事，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须家去经营者，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社会上都有专营其业者经营之。因此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妻为其夫所做底事，比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已少得多了。例如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人都向市场上买衣服穿，他的妻不必替他做衣服，更不用说纺线织布了。在这些方面说，他的妻的“妻”的责任，已经轻得多了。但有一种事，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社会上尚无专营其业者。此即是养育儿童之事。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养育儿童，仍须在家里。女人须养育儿童，因之她的一生的最好底时光，大部分还是要消磨在家里。她不能完全从家里放出来，她还须在家里当贤母。
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没有，或者极少，专营养育儿童之业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事情，并不是可以作为一种“营业”底。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各种专营其业者所经营之事，其范围虽是社会底，而主持支配之者，仍是私人。既是私人所主持支配，则其主要底目的，仍是得利赚钱。因此主持者的利益与顾客底利益，常是冲突底。买东西底总说他所买底东西，价钱太大。卖东西底总说他所卖底东西，价钱太小。“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这并不是什么人好、什么人坏的问题，他们是“易地则皆然”底。不过在普通商业交易中间，卖东西底如“利心太重”，价贵物劣到不像话，买东西底可以不买他的东西。一个包饭底厨子，如饭菜太劣，吃饭底人可以抗议，可以退伙。但一个养育小孩子底地方，如养育得太差，小孩子是不会抗议底。结果是小孩子只有“吃哑巴亏”，而生病死亡。因此养育小孩子底地方，如是营业性质，即没有人愿意将小孩子送去。因此亦即没有这一种“营业”。
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一个人能离开他的家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因之他的妻的为“妇”的责任，已大大地减轻了。由此方面说，女人已从家里放出来。但她仍须受她的夫的相当底支配，仍须在家里当母亲。由此方面说，她尚未完全由家里放出来。其所以未能完全由家里放出来，即因她须生孩子。
有一位民初时候底小姐的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位小姐，在学校当女学生（女学生在民初是一个很惹人注意底名词）的时候，很热心于当时所谓女权运动，所谓妇女解放运动。她常到外面参加各种集会。她的父亲是清末民初底一个所谓“老顽固”，对于他的女儿的行为，很不满意，但亦没有制止她的办法。后来这位小姐结了婚，当了太太，生了一个小孩，但她还是常到外面活动。她出去的时候，把小孩交给老妈子。有一次她出去开会，老妈子没有把小孩看好，小孩的头摔破了一块。这位太太回来，大为伤心，发誓以后专心在家看小孩。果然她以后再不参与外务，再不出去开会了。她的父亲知此事时，大为痛快。他说原来小孩子管他的母亲，比父亲管他的儿女，还要有效。
这一个故事，很可以说明，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女人所遇到底困难。她要在家庭与事业中间选择一条路。家庭与事业，在男子本来是可兼而有之，不成问题底。但在女人，这二者便成了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了。她如果要家庭，她须结婚生孩子，这样，如上所说底那位小姐一样，即牺牲了她的事业。她如要在社会上做事，她即不能结婚生孩子。不结婚生孩子是违反她的天性底。她如违反了她的天性，她痛苦。不在社会上“雄飞”，而在家里“雌伏”，这是违反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底人的希望底。她如违反了她的希望，她亦痛苦。无论如何，她总痛苦。此所以有所谓妇女问题。
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妇女更要“雌伏”，但她并不痛苦。其所以不痛苦者，有两方面可说。就一方面说，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女人除做孝妇良妻贤母外，没有别底希望。没有别底希望，自然亦没有因达不到别底希望而有之痛苦。自又一方面说，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女人随夫贵、随子贵。如其夫贵或子贵，她都可以得“五花封诰”，赞美她能辅助她的夫或教养她的子，替皇家做事。在此意义下，她的功绩，不只限于她的家内。她虽是家里人，但她可以间接地为社会造福利，而社会亦承认之。“五花封诰”，即社会承认之表示也。但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女人虽亦可随其夫当太太，但社会对此，不能有什么正式底表示。至于其子，于长成后，又须离其家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纵有成就，社会亦很少念及其“母氏劬劳”。如罗斯福当了美国的大总统，罗斯福的太太固可称为“此土第一太太”，但少有人称罗斯福的母亲为“此土第一老太太”。因此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女人如有事业欲，她尚有机会可以相当地满足之，她可以视其夫的事业，或其子的事业，如她自己的事业。如其夫或其子做了“光禄大夫”，她亦自然是“一品夫人”。但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女人如有事业欲，她必须自做事业，始能得到满足。我们并不说，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女人对于其夫或其子的成就，完全不感兴趣，不过就此种社会的社会制度说，及此种社会中底人的心理说，女人不能以其夫或子为与其自己完全一体，如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底女人然。
清末民初人的见解，以为所谓妇女解放，专凭人的主观底努力，即可做到。清末人说，男女应该是平等底，父母不应该重男轻女，父母应知道生男生女都是一样。但依当时底社会制度说，男女是不平等底，生男生女，对于父母是不一样。不在社会制度上着想，而只说空洞底“应该”，这是不能有什么效果底。
因为清末人只说空洞底“应该”，在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于是民初人教女人自动地“反抗”所谓“吃人底礼教”。他们说女人应该学什么娜拉，自动地脱离家庭。他们说女人脱离了家庭以后，如果她们能“努力”、能“奋斗”，她们可以得到自由底、幸福底生活。他们不知道当时底女人的社会地位，是一种社会制度所规定。要改变当时底女人的社会地位，须先改变当时底社会制度。不求改变社会制度，而只教一个女人或一部分女人枝枝节节地求自由底幸福底生活，无论她们如何“努力”、“奋斗”、“反抗”，俱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真见许多民初的娜拉，于脱离了家庭以后，不但不能得到自由底、幸福底生活，而且有许多简直不能生活。她们有底重回到家庭，有底作了时代的牺牲。这并不是因为她们不“努力”、不“奋斗”，而是因为在这些方面，一个女人或一部分女人的主观底“努力”、“奋斗”，是不能有什么效果底。
近数年来，政府制定了许多新法律，专就这些法律的条文看，男女是真正地平等了。女人有参政权、有承继权、有独立财产权，等等。凡男人所有底权，女人都有。专就法律条文上看，我们可以说，除苏联外，中国在世界上，是最尊重女权底了。但是事实上，女人在法律上虽有这些权，但全国之内，有几个女人，能行使、敢行使这些权？这些法律上底条文，只是条文。立法院的人想以法律改革社会制度，但社会制度，并不是法律可以改革底。
我们于前几篇中已经说过许多次，一种社会制度，是跟着一种经济制度来底；一种经济制度，是跟一种生产方法来底。不从根本上着想，不从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讲“应该”，讲“奋斗”，讲“法律”，都是无补实际底。我们再可以说，人只有在经济上有权，才是真正地有权。有一个笑话，说：孔子庙前，香火零落，而财神庙、关帝庙前，则香火甚盛。孔子问财神、关帝：这是什么缘故？财神、关帝说：你既没有钱，又没有刀，人为什么给你进香火？这虽是笑话，而却亦是真理。再进一步说，关帝的刀还要靠财神的钱。他若没有钱发饷，恐怕关平、周仓，也要变了。我们现在底法律，规定男女平等，而男女仍不平等者，即因在经济方面，男女的力量不平等。女人在经济上没有力量，叫她与男人平等，她亦不能平等。这并不是她“不识抬举”，而实是因为财神爷不帮她的忙。
女人如要在经济上有力量，非能与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做事不可。要想女人与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做事，非先解决儿童问题不可。但儿童问题，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是不能解决底，至少是不易解决底。
在现在底世界中，要想解决妇女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重新确定女人之家里人的地位。男人可以说：女人应该是家里人，虽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女人还应该是家里人。德国人所提倡底女人回厨房去的运动，即是重新确定女人是家里人的地位。这种重新确定，如果能使女人死心塌地在家里，则妇女问题，亦可算是解决了。但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女人已经受了“蛇的诱惑”，她是不是还可以死心塌地在家里呢？
另外一种办法，是根本解决儿童问题，既没有儿童问题，则自然亦没有妇女问题了。我们于上文说，儿童问题，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不能解决，因为在此种社会里，各种专门经营某种事业者，皆是以得利赚钱为目的。但在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底社会里，各种事业，皆由社会经营，皆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在此种社会里，可以有养育儿童底机关，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因其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人愿意将其孩子送人。又因在此种社会里，各种事业不是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对于女人生小孩子之前后，皆可予以特别优待。所以在此种社会里，女人可以不受小孩及生小孩之拖累，而在社会上可以与男人一样做事，因此可以与男人一样得到财神爷的帮助，而立于真正底平等地位。在此种情形下，夫妻在一块，才能共同生活，而谁亦不是谁的附属品。如是，妇女问题自然解决。
我们可以说，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没有儿童问题，亦没有妇女问题。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有儿童问题，亦有妇女问题。在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底社会里，儿童问题解决了，妇女问题亦自然解决了。不从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上注意，而只枝枝节节地，要以主观底努力，解决妇女问题，是不能成功底。
193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