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于以上所说，都是就文化类的观点立论。我们不说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而只说生产家庭化底文化、生产社会化底文化。我们是从文化类的观点以看普通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从这一观点以看普通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我们只注意于其同，而不注意于其异。或可问：如有两个或几个民族在同一文化类，就其在同一文化类看，它们当然有其同；但在别底方面看，是否亦有其异？我们说：当然有其异。正因有其异，所以有两个或几个民族，虽在同一文化类，我们还可以分别出某民族是某民族。正如两个人或几个人，虽同是工程师，就其同是工程师说，他们当然有其同，但在别底方面他们还是有其异。因有其异，虽他们同是工程师，而我们仍能分别出谁是张三、谁是李四。
从类的观点看，事物所有底性质，有主要底、有不主要底。例如张三、李四，同是工程师，当然俱有其所以为工程师者。此其所以为工程师者，从工程师的类的观点看，这是工程师底人的主要底性质，有之方可为工程师，无之即不可为工程师。至于张三是胖子、李四是瘦子，则从工程师的类的观点看，俱是不主要底。一个人的胖瘦，对于他的是工程师，并无关系。此是就类的观点看。若从个体的观点看，则在张三或李四所有底性质中，我们不能分别哪些是主要底，哪些是不主要底。此点我们于第一篇《别共殊》中已曾提及。现在我们可以说，各个体之所以为个体，正因他们所有底许多性质，各不相同。从类的观点看，除了属于其类底一性质外，其余底这些性质，都是不主要底；但自个体的观点看，则其余底这些性质都是重要底。我们能分别张三、李四，正因一个是胖工程师，一个是瘦工程师；假使两人都是胖的时候，我们或者说：高而胖底工程师是张三，低而胖底工程师是李四。
是高、是胖，对于张三之为工程师，是不主要底。但是高、是胖、是工程师，对于区别张三之为张三，则是重要底。对于区别某类之为某类是主要底者，是有理由可说底；对于区别某个体之为某个体是重要底者，虽重要而没有理由可说。事实上张三已经是高而胖而且是工程师了。是高、是胖、是工程师，对于区别张三之为张三，自然是重要底；但我们没有理由说，张三必须是高而胖，不然即不足为张三。固然我们可以在事实上说明张三何以胖，如说他多吃而不运动等，及张三何以高，如说他的父亲亦是高底等。但这些即令与张三的高而胖有关系，亦只是张三高而胖的原因，并不是他高而胖的理由。此即是说，张三之高而胖是事实。我们不能离开事实，说张三必须高而胖；但我们可以离开事实，说一个工程师必须懂一点算学。我们可举出许多理由，说为什么一个工程师必须懂一点算学，但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说张三为什么必须高而胖。一个一点算学也不懂底人，决定不能为工程师；但如张三本来即是低而瘦，低而瘦并不妨碍张三之为张三。
人必须吃饭，这是有理由可说底。张三是个人，所以他必须吃饭，这亦是有理由可说底。但张三吃饭，有他特别底吃法，譬如说他用左手拿筷子，这是没有理由可说底。虽没有理由可说，但对于区别张三之为张三，却可以是很重要底。我们区别一个民族之为一个民族，亦是在这些方面注意。人必须吃饭，中国人吃饭，西洋人亦吃饭，此是中西之所同。但中国人吃饭，要吃另成一种烹调底饭，如馒头等，用另成一种底吃饭工具，如筷子等；西洋人吃饭，要吃另成一种烹调底饭，如面包等，用另成一种底吃饭工具，如刀、叉等。这些另成一种方面，正是中国人与西洋人区别底地方。
当然各民族的中间，有人种上底区别，如所谓黄种、白种等。黄种中间，及白种中间，从人种方面说，又可有许多不同底种族。但这些方面，我们不论。我们并不讲人种学，我们现在所要说者，是从文化上来看各民族的异。如有一民族，只人种上与别一民族不同，而在文化上却与别一民族无异，此二民族即是已经同化了。此所谓在文化上与别一民族无异，并不是从文化类的观点看。英国是生产社会化底文化，德国亦是生产社会化底文化，从文化类的观点看，英国、德国在此方面是相同底。但我们并不能说德国已为英国所同化了。因为从文化方面看，德国与英国还有其异在。这些异，从生产社会化底文化的类的观点看，是不主要底，而在区别英国之为英国，德国之为德国，却是很重要底。
我们于上文说，人必须吃饭，而各民族吃的方法可有不同。这些不同，从吃饭的观点看，是不主要底，因为吃饭就是吃饭，无论如何吃、吃什么，只要吃饱不饿即可；但于区别各民族，则如何吃及吃什么，却可以是很重要底。又如人必须住房子，而各民族的房子的式样可有不同；人必须穿衣服，而各民族的衣服的式样可有不同；人必须说话，而各民族所说底话，可有不同。这些不同，从住房子、穿衣以及说话的观点看，都不是主要底。但在区别各民族之为各民族，则是重要底。
艺术文学都是与这些不同的方面有关系底。所以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艺术文学。而从文化方面以区别各民族，则其艺术、文学是最需要注意底。我们常听说，英国工业、英国科学、英国文学等。说英国工业、英国科学，只能是说英国“的”工业、英国“的”科学，而不是英国“底”工业、英国“底”科学。英国“的”工业、英国“的”科学，只是说，英国人所有底工业，英国人所有底科学。但说英国“底”工业、英国“底”科学，即是说英国底工业，英国底科学，要与别底国的工业、科学，有大不相同底地方。这是不通底。但英国文学，却真正是英国“底”文学，因为它是用英国语言底。它有许多底妙处，是跟着英国语言来底，所以确乎不能翻译。无论哪一民族的文学，都是如此。例如在中国文学中，“对仗”是很重要底。对联、律诗、骈文全靠对仗，以成其一体。但“对仗”是跟着中国语言来底，别底语言，不能有“对仗”。
艺术亦可是某民族“底”，而不只是某民族“的”。我们于上文说，人必须住房子，而各民族的房子的式样可以不同。从房子之为房子的观点看，这些式样不同，是不主要底。但各民族虽同住房子，而却可于这些不主要底方面，玩许多花样。这许多花样，即各民族的建筑艺术。例如有希腊式底建筑，有中国式底建筑。希腊式底建筑是希腊式“底”建筑，中国式底建筑是中国“底”建筑。这些建筑式样的不同，即是希腊底文化，与中国底文化的不同的一部分。
对于有些事物，所谓各民族间底不同，是程度上底不同，而不是花样上底不同。例如就交通工具说，一个民族用牛车，一个民族用火车；就战争工具说，一个民族用弓箭，一个民族用枪炮。此是程度上底不同。交通工具的主要性质是能载重致远，而且快，愈能载重致远且快者，愈是好底，即程度愈高底交通工具。战争工具的重要性质是要能杀敌。愈能杀敌，即愈是好底、愈是程度高底战争工具。火车与枪炮，比之牛车与弓箭，自然更能合乎交通工具及战争工具的要素，所以是更好底、程度更高底交通工具与战争工具。换句话说，自交通工具之为交通工具的观点看，牛车与火车的差别，是程度上底差别；自战争工具之为战争工具的观点看，弓箭与枪炮之差别，亦是程度上底差别。但自房子之为房子的观点看，则希腊式底建筑与中国式底建筑之差别，则是花样上底差别。
一民族所有底事物，与别民族所有底同类事物，如有程度上底不同，则其程度低者应改进为程度高者，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但这些事物，如只有花样上底不同，则各民族可以各守其旧，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特色。此点人常弄不清楚。在清末民初，所谓新旧之争中，大部分人都弄不清这一点。所谓新派要用火车代牛车、枪炮代弓箭，同时亦要用洋式房子代中国式房子、洋式衣服代中国式衣服，以为不如此不足以保中国的生存。所谓旧派反对用洋式房子代中国式房子、洋式衣服代中国式衣服，同时亦反对用火车代牛车、枪炮代弓箭（清末确有人如此）。他们以为如果如此，中国虽或能生存，而亦不是中国了。若使他们这两派人，俱能知道，牛车与火车、弓箭与枪炮的不同，是交通工具及战争工具的程度上底不同，而中式房子与西式房子、中式衣服与西式衣服的不同，是房子与衣服的花样上底不同。穿中式衣服坐汽车，中式房子里藏枪炮，并没有什么矛盾。他们若如此，他们即可知，我们可以革新而不失其故；他们亦即可知，他们的争执，有许多实在是不必有底。
我们改造中国，差不多同有些工程师改造中国的建筑一样。有些人想着：非西洋式底房子，不能用钢骨洋灰；非西洋式底房子，不能装电灯汽管。所以我们如想用钢骨洋灰，以求房子坚固，想用电灯气管，以求房子住着舒服，非盖西洋式底房子不可。又有些人想着：中国式底建筑，有一种特别底美，它能使人感觉到端正、庄严、静穆、和平。这是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于房子的坚固及住着舒适，是属于所谓“物质文明”方面者。若为“物质”而牺牲“精神”，则是一种“堕落”；“堕落”是不应该底。我们不加入所谓精神及物质，或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的争论。我们只要说上面所说两派人的争论，实在是不必有底。用钢骨洋灰造房子，房子内安电灯汽管，是现代的办法，并不是西洋的办法。希腊罗马的房子，亦不用钢筋洋灰，亦不安电灯汽管。至于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的式样不同，乃是花样上底不同，并不是程度上底不同。我们可用钢骨洋灰建造西洋式底房子，于其中安电灯汽管；我们亦可用钢骨洋灰建造中国式底房子，于其中安电灯汽管。现在中国的建筑已经是照着这种方向进行了。我们还可有中国式底建筑，它还能使人感觉到端正、庄严、静穆、和平，但却是钢骨洋灰造成底，里面有电灯、有汽管。这即是新中国底象征。在新中国里，有铁路、有工厂、有枪炮，但中国人仍穿中国衣服、吃中国饭、说中国话、唱中国歌、画中国画。这些东西，都不只是中国“的”，而且是中国“底”。在这些方面，我们看见中国之为中国。
清末人常用“体”、“用”二观念以谈文化。我们于此，可用“文”、“质”二观念，以说明我们的意思。一个社会的生产方法、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等，是质。它的艺术、文学等，是文。用上所举之例说，一个建筑所用底建筑材料是质，一个建筑所取底式样是文。文是关于花样底不同者。从关于质底类的观点看，文是不主要底。但从一个体、一社会，或一民族的观点看，文却是重要底。
或可说：若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照着上所说底办法改革，则这个国家或民族恐怕已是名存实亡了。有些人觉得所谓文质之分，等于所谓名实之分，这是不对底。我们虽不愿用普通人所谓“精神文明”一名词，但我们可以指出，普通人所谓“精神文明”者，一部分实即是我们此所谓文。我们此所谓文，包括普通所谓艺术文学，而普通所谓艺术文学，占普通所谓精神文明的一重要部分。艺术文学，就其本来说，虽不过人的生活中的花样，但人的生活的丰富、有意思，一大部分即靠这些花样。这些花样，能开拓人的心胸、能抒发人的情感、能使人歌、能使人哭，用孔子的话说，“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从这些方面看，即不能不说文是重要底了。因艺术文学只是花样，而即以其为不重要者，正是墨家的“蔽”，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也。据说，有一个美国人，到欧洲去逛，看了罗马的圣保罗教堂（教皇的教堂），他摇头说：“也不见怎样好，还不如纽约的吴尔窝斯大厦高大坚固。”这位先生即是纯从质一方面，以看此教堂。他只看见这个教堂的质，没有看见这个教堂的文。对于此等人我们必须说：他虽到过罗马，而实没有看见罗马。
再就别底艺术说。人于情感激越的时候，常有大喊大叫，乱舞乱跳的情形。所谓“情动于中”，则“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这些都是质（这些对于人的一般生活说，亦可说是文，文质本是相对底）。在这些声音动静上，玩些花样，使这些声音不是乱叫乱喊，这些动静不是乱舞乱跳。这些花样，即是唱歌、音乐、跳舞等艺术，简言之，即是歌舞。这些艺术取各种情感所发之声音动静而去其乱。不但去其乱，而且为之节，使听之者、观之者，亦能有这种情感，而且感觉一种愉快。这些都是文。
就从情感所直接发出底声音动静说，凡人都是相同底。但就各民族对于这些声音动静所玩底花样说，则可各不相同。所以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歌舞。一民族的歌舞，不但是一民族的，而且是一民族“底”。在这些上面，我们可以区别一民族之为一民族。
一个民族，只有对于它自己“底”文学艺术才能充分的欣赏。只有从它自己“底”文学艺术里，才能充分的得到愉快。就文学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是跟着它的语言来底。一个民族的语言，只有一个民族内底人，才能充分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整个生活所造成。若有一人，对于一个民族语言中底每一个字，皆能知其在各方面底意义，每一个字，皆能用得恰当，此人必须是对于此民族的整个历史、整个生活，皆已有充分底了解。说“知”每一个字在各方面底意义、每一字在每一地方底恰当用法，已是比较简单底说法。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些是只能感觉，不能“知”底，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个字的意义，不是全在字典上所能查出底。在这些方面，对于不是生活在某民族的历史底、生活底环境中者，是没有办法底。
就理想底语言标准说，一个字或一个名，应该专指一个观念或概念。但这是不可能底，至少是不易办到底。因为若果如此，则字或名的数目，必定非常底多，在实用方面，要发生极大底困难。所以无论在哪个民族的语言里，一个字或一个名，常指不止一个观念或概念。所以我们于翻译的时候，此语言中的某一个字，有时要翻为彼语言中底某一字，有时则须翻为彼语言中底另一字。若不知此，以为此语言中底某一字，无论在什么地方，皆相当于彼语言中底某一字，则于翻译时，必要闹大笑话。就语言说，这种情形，或是一种缺点；但就文学说，则这种情形，亦是一种方便。在文学作品中，我们所用底字，除传达一个意义外，尚可在读者的心中，引起许多别底意义，使之觉此作品的内容，更加丰富。文学作品所以不能翻译者，因翻译只能翻一字之一意义，而不翻其所附带引起底意义也。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就这一首一般人所熟读底唐诗说，“吴”及“洛阳”可以使读者有许多历史上底联想。这些联想是不知中国历史底人所不能有者。不过这还可以加注解说明。但“冰心玉壶”，对于读者，所能引起底联想，却很难用注解说明。冰玉二字联用，可引起“玉骨冰肌”、“冰清玉洁”等联想。“冰”字可引起“冰雪聪明”等联想；“玉”字能引起“玉润”、“玉颜”、“君子之德”等联想。若翻成别底言语，则冰只是水之成为固体者，玉只是一种矿石。以上底联想俱没有了。如此，这句诗还有什么意味？至于这首诗的音节，不能翻入译文，这是显而易见底。试问不认识中国字底人，如何能欣赏这首诗？认识中国字而不会念中国字音底人（如日本人），如何能欣赏这首诗？认识中国字而不知中国历史底人，如何能了解“吴”及“洛阳”的意义？认识中国字而不是涵泳在中国思想的传统里底人，如何能了解“冰”及“玉”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非中国人不能完全欣赏这首诗，非中国人不能从这首诗里得到充分愉快。至于非中国人不能作这首诗，更是不待言底。
音乐、跳舞、图画等艺术，是不受语言的限制底。但一个民族的人初听别底民族的音乐，初看别底民族的跳舞或图画，往往觉得是很可笑底。固然等到习惯以后，他亦渐能知其味，不过他总要等到习惯以后，这是很可注意底。一个人走进有汽管子底房子，他立刻觉得温暖；一个人走进有电灯底房子，他立刻觉得光亮。这并不必等到习惯以后。这可见在这些方面，是没有民族的区别底；而在艺术方面，是有民族的区别底。
人虽必须吃饭，虽必须有饭吃而后可及其他，但并不是饭吃饱了即无事底。不但不是如此，我们并且可以说：人在吃饱了饭以后，他的事更多，所谓“人闲生余事”是也。上文所说种种花样，可以说都是人“吃饱饭，没事干”干出来底。但人生虽必吃饭，而却不是只吃饭即可了事，则这些花样对于人生，亦是极重要底。人必在这些花样中得到愉快，而各民族又必在它自己底文学艺术中，得到充分底愉快，则各民族必须宝贵它自己底文学、自己底艺术。这并不是专为区别它自己，而是因为只有在它自己底文学艺术中，它的生活，才能十分的充实、十分的丰富、十分的愉快。
所以一个民族必须宝贵它自己底文学艺术，必须宝贵它自己底这些花样。说要宝贵这些花样，并不是说要对于它“抱残守缺”，如清末民初所谓“国粹”派者所主张。把一种东西，当成一种死底东西，放在博物院，是一种宝贵的方法。但我们此所谓宝贵，并不是要用这一种宝贵的方法。我们此所谓宝贵，是把一种东西当成活底东西，养育培植，叫它生长发展。我们此所谓宝贵，是如医院保养一个活人，并不是如博物院保存一个“木乃伊”。
从另一方面说：一个民族的本身，若常在生长发展中，则它的文学艺术亦常在生长发展中。有生长发展，即有变化。文学艺术之所以必有变化者，因为人在某种情形下所有底某种情感，在某种文艺中用某种方式，只有一个最好底表示。若此表示已为人所表示，则后人即只可“述而不作”了。例如人在某种情形下所有底某种情感，在用中国言语写成底七律诗中，只有一个最好底表示，即只有一首最好底七律诗。如李白《登黄鹤楼》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一首最好底登黄鹤楼诗，崔颢已经写了，所以李白即“道不得”了。但李白所说底这个意思，崔颢并没有说，所以李白还可再写，但后如有人再说“眼前有景道不得，李白题诗在上头”，那即味同嚼蜡了。用一种言语底一种文体，用得久了，人在所有底可能底环境中所有底可能底情感的最好底表示，都已表示过了。所以后人再用此文体所作底作品，都难免多少有点“味同嚼蜡”。有些人可以用集句的办法，作许多诗。这即可见，人在各种情形下所有底各种情感，在前人诗中，都已表示过，后人只可以述而不作了。一种文体若已有这种情形，则文学作家，即非用另一种说法，以说人在某种情形下之某种情感不可。此另一种说法，即是一新文体，文学的一种新花样。
在民初，所谓新文学，即是要立一种新文体，文学的一种新花样。就以上所说看，新花样是必要底。不过民初以来，新文学家的毛病，是专在西洋文学中找新花样。他们不但专在西洋文学中找花样，而且专在西洋文学中找词句。于是有些人以为，所谓新文学，应即是所谓欧化底文学。
有些人以为所谓新文学应即是所谓欧化底文学，这是不对底。在新文学运动中，有些改革，并不是欧化，而只是近代化或现代化。例如用新式标点，并不是欧化，而只是近代化或现代化。在欧洲古代及中古时代，书亦是没有标点底。古代及中古底书，没有标点，亦没有引得。在古代及中古，书少，书是预备人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底看底，不是预备人走马看花地翻阅底，所以没有标点。在古代及中古，书亦不是预备人查底，所以没有引得。在清朝的《四库全书》中，每书不但没有引得，而且没有目录。在这一点，它颇有点“古意”。有标点、有引得底书，固然亦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但现代亦不免有些人因有标点、有引得，而只翻阅书、查书者。所谓近代毛病，此是其一。
普通所谓文学中底欧化，有一大部分亦不是欧化，而是现代化。在现代，我们有许多新底东西、新底观念，以及新底见解，因此亦有许多新名词、新说法。我们现在底人说底或写底言语中，有新名词、新说法，乃是因为我们是现代底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欧化底人。我们说：坐火车，坐飞机。这些话是从前所没有底，不过这些话，与“坐牛车、坐轿子”等，同是道地底中国话，不是欧化底中国话。我们说：民主政治是最好底政治。这话亦是以前所没有底，但这话与“人为万物之灵”，同是道地底中国话，不是欧化底中国话。这是就所谓新东西及新观念说。就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说，我们现代人对于事物，观察较清，分析较细，自然有许多分别，以前人所未看到者，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说法，因此亦较细密。例如我们说：“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底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底实在是在英国底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史，因为严格地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这一段话，有人或认为是很欧化了。其实这一段话，不过是用一种比较细密底说法，以说一个分别，为普通人所未注意到者。若说这段话是什么化底，我们说它是现代化底。
有些现代中国人，并不是因为以上所说底，或类似以上所说底关系，而因为要表示他吃过洋饭底关系，故意将他所说底，或所写底话，弄得特别。例如请人吃饭，他不写“谨订于某月某日某时洁樽候光”，而写“某某先生太太有荣幸（或有快乐）请某某先生某某太太吃饭，于某月某日某时”。又如与人写信，他不写“某某先生大鉴”，而写“亲爱底某先生”。下款不写“弟某某”，而写“你的忠实底朋友”，等等。如此完全改了中国言语在这些方面底说法，而此改并没有什么不得已底理由。这些是真正底、单纯底“欧化”。站在言语的立场说，这种欧“化”是不必要底；站在民族的立场说，这种欧化是要不得底。
不幸自民初以来，有些人以为所谓新文学应即是欧化底文学，而且应即是这一种真正底、单纯底欧化文学。他们于是用欧洲文学的花样，用欧洲文学的词藻，写了些作品，这些作品，教人看着，似乎不是他们“作”底，而是他们从别底言语里翻译过来底。不但似乎是翻译，而且是很坏底翻译，非对原文不能看懂者。我们于上文说，文学作品是不能翻译底。隋唐译《佛经》底人向来即说，翻译的工作，如“嚼饭喂人”，是个没有办法底办法。翻译的东西，向来不能教人痛快，这些似乎是翻译底东西，更“令人作三日恶”。
在新文学作品中，新诗的成绩最不见佳。因为诗与语言的关系，最为重要，于上所举例可见。作新诗者，将其诗“欧化”后，令人看着，似乎是一首翻译过来底诗。翻译过来底诗，是最没有意味底。
因为有这些情形，所以所谓新文学运动，并没有完全得到它所期望底结果。新文学运动里底人本来说，旧文学是贵族底文学，而他们的新文学是平民底文学；旧文学是死底文学，而他们的文学是活底文学。一种艺术或文学，若不能使大众得到一种感动，则这种艺术文学是贵族底、是死底。民初新文学家，从这一点批评当时底旧文学，是不错底。几个词人，抱着谱填词，填成以后，他们互相恭维一阵，但与大众毫无关系。这种文学当然是贵族底、是死底。贵族底、死底艺术文学，并不一定即是没有价值底。博物院里有许多东西，都是贵族底、死底，但仍有它的价值。不过专就是贵族底及死底说，如果所谓文学是贵族底、是死底，则有些新文学底作品，尤其是有些新诗，实则是更贵族底、更死底。因为有些新文学底作品，非学过欧洲文字底人，不能看懂，而中国学过欧洲文字的人，比念过《唐诗三百首》底人，是少得多了。
近来又有所谓普罗文学。所谓普罗文学可以有两种：一种是鼓吹或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底文学，一种是可以使无产阶级底人可以得到一种感动底文学。前一种文学是“文以载道”者，它的价值或在“道”而不在“文”；后一种文学，始真是文学。就后一种文学说，普罗文学即与平民文学无异。《七侠五义》、《施公案》，是中国底平民文学，而满纸“普罗”、“布尔乔奇亚”字眼底文学，并不是中国底平民文学，因为中国的普罗、中国的平民，对于这些文学，并不能得到感动。
无论所谓普罗文学是上所说之哪一种，但既是文学，它总是用言语写底。它既是用言语写底，它必须是用某民族的言语写底。既是用某民族的言语写底，如写得好，即不仅是某民族“的”文学，亦是某民族“底”文学。
中国并不是没有平民文艺。《诗经》、《楚辞》、宋词、元曲，在某一时候，都是能感动大众底文艺，即都是平民文艺。等到这些不是平民文艺的时候，平民不是没有文艺，而是已经不要这种文艺，而已另有一种文艺了。一时代的大作家，即是能将一时代的平民文艺作得最好者，唯因其如此，所以他的作品，才是活底，才是中国底。对于中国人，是中国底文艺，虽不必是活底，但是活底文艺，必须是中国底。只有从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生活中，生出来底文艺，才是中国底；亦唯有这种文艺，对于中国人，才可以是活底。中国人的生活现代化了，所以中国底文艺亦要现代化。现代化并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
193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