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真君故事的起原和概略
大禹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自从顾颉刚先生提出来讨论以后，渐渐有人注意了。但是观察一般人情，仍旧相信有的更多，而相信无的却甚少。这也难怪，旧习惯是不易打破的。我不愿说相信有禹的人不该，我只希望多找证据，证明无禹之说为不谬。禹平水土的传说，现代几乎不流行于低级民众了。但是学士大夫，保存着从高文典册得来的似实似虚的知识，咬牙切齿，认定大禹确曾平水土，奠民生于洪水滔天之中。却不知道我们民众，早已讨厌大禹之相距太远，另外找着了一个替人。“新鬼大而故鬼小”，大禹的其人的事，早已不在民众脑中；民众脑中，充满着一个伟大神妙的人物，而一般缙绅先生，却又从而颂之曰：“功侔大禹”。
错了错了，我上面说的民众二字，太无范围了。我是南方人，我是江西人，我没有走遍中国，我没有全部知道民众的传说，怎么可以说我们低级民众早已另外找着大禹的替人呢？那么应该先声明：我这文是江西人作的，这文说的是江西的事，请大家别要误会。
第一：我们要知江西是一个有水患的区域。北部的鄱阳湖，汇合全省的水在一处，还不算，长江水涨，走不赢了，却也要挤进湖里来。因此除非长江流域不下雨，若是下了雨的话，鄱阳湖边数百里内，马上一望汪洋，房屋变成水面的孤岛，甚至变成水底的暗礁，田地农产，更不必说，由有收变成绝粒，是常有的事，不能免的。若遇水势汹涌，风波激荡，更是覆舟倒屋，人财两空。往往有全家淹没，全村荡析的事情发生。所以一般民众，虽然善会玩水，却亦最为怕水。水患之由来，已非一朝一夕了。江西南部，地势较高，又非平地，又无大湖，应没有这种忧患了。可是丛山叠岭之中，常有一二处，忽然绽裂，洪水涌出，蛟龙随之，由高至下，所过成墟。山居之民，每建宅于两山之间，若上流地水涌下，未有能避免的。水入河流，势急河小，常溢渗两岸，破堤荡家，年年不绝，不见于此，必见于彼。我是江西南部人，我家便常受这种灾患。所以江西全省，几乎没有一处没有水患。
第二：我们要知江西除了萍乡、寻乌、安远、瑞昌、九江、湖口、彭泽几个边县以外，其余各县的水，都汇归于鄱阳湖。河数将近一百，湖面有数百里，每当百川皆涨的时候，天水一色，见者疑为大海，不知陆地是否已沉。这也是鄱阳湖周十余县的民众所同具的惊讶。
第三：我们要知，穷则呼天，危则思救，愤则思启，仇则思报，是人类的同情。江西民众，年年代代，有洪水之忧，有蛟龙之恐，如何不想所以处置他对付他？那么，筑堤引渠浚湖导河造舟种种常备的工程，都由此一念而见之实行了。又见洪水蛟龙，同时并出，便疑心水由蛟发，恐恨交生，渐渐有募人入水斩蛟之事发生。然而这二种事情，都在民智开通之后，尚且不能绝患，何况当未见及此之时，民众之痛苦畏惧，真不知到了什么程度。痛苦畏惧之久，便不得仰求天助，希望神仙来救苦救难了。神仙想不到，便不得不想像出一个神通广大的神仙来安慰这种需求之情了。
因为有此三因，所以江西民众便发生了许真君故事。我可以说：凡是生长在江西的人，没有一个不知这个故事的。
这个故事，我在做孩儿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同我说过，现在还记得一些。可是近年以来，反而较少人传说了。据我记忆的大概是说：从前有一个龙，生了九个儿子，一同来到江西境内，分在各处开河，因此江西的河，渐渐加多。而洪水泛滥，年年不绝，漂没人畜，浸害农产，日盛一日。看看已经给龙开成九十九条河了，若再开一条，江西陆地，马上变成大海，任凭你什么生命财产，也保持不住。老百姓愁苦连天，要走也走不开，眼见得大家同归于尽了。那时激动了一个仁慈的神仙，不服龙的猖狂，发了善心，下凡救难，到水里找龙斗法，这神仙便是许真君。许真君神通真广大，一连把八个小龙都杀了，最后把老龙和最小的龙也捉住了。老龙哀怜乞命，真君不许。老龙再三叩求，情愿永坐天牢，留此残生，不敢再去作恶为非。真君仁慈不杀，便把他加上锁练子，贴上符录，打下离南昌六十里生米镇的一个眢井里。这个眢井，是许真君用法术制用的，无论会六甲，会五遁，都逃不了。井旁栽了一株铁树，和老龙约道：“等到铁树开花，河水倒流的时候，你便可以出来了。”一面又要杀小龙，小龙也哀求勿杀，真君想一想：“若把他杀了，天下岂不是无龙兴云作雨了吗？”于是提起刀来，把他斩了一节尾巴，和他约道：“每年只许你在清明节后，来看你母亲一次，余时可不许来了！”便放他去了。真君也就回仙界去了。后人感激许真君救命之恩，就在生米镇囚龙眢井附近，起造庙宇，四时享祀不绝。到了八月初八日，真君生辰，凡是江西省人民，不论远近，都来虔诚进香。后来各县各村，也各各起造庙宇，都叫做许真君庙。后来得了皇帝的上谕，赐名为万寿宫。后来江西人到外省去，万寿宫三字便取来代表会馆名字了。每逢清明节后，必有大风雹一次，这便是那个斩了尾巴的孽龙去看他的母亲。一个龙一年过一次，尚且如此厉害；若是老龙和他八子，至今仍在，江西纵不成海，也不知怎样遭祸哩。
我少时所闻，大概如此；今年暑假前，在顾颉刚先生处见《铸鼎余闻》，也有一段许真君斩蛟故事，可是完全不同。我回里后，征访所及，也没有和《铸鼎余闻》全同的。只有许真君和蛟斗法时，一个变黄牛，一个变黑牛，这段却相同。可是江西南部民众都认定这事是在与广东大柘县交界地方发生的。的的确确，指实是寻乌县的牛斗岗。并且还说：“当二牛斗法的时候，有一个广东妇人看见了，叫道：‘看呀，黄牛斗出黑牛屎呀。’许真君是黑牛，连忙说道：‘广东妇人忙至死。’所以广东嘉应州一带的妇人，至今仍是耕田负重，代男人的劳，忙得要死，只因为神仙点破了呵。”我想书本上写的，和口耳间传的，只此二篇，已不同如此；若更能广为搜集种种书本上的，口耳间的，汇在一处，加以深切的研究，必定可以使我们彻底了解许真君故事之起原和变化，必定可以助我们彻底了解大禹故事之起原和变化。据我的浅见，大禹就是许真君的前身，许真君就是大禹的替人。别省民众有没有许真君故事的传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说我江西民众确已承认许真君是唯一的信仰对象，唯一的中心人物，尊之为江西福主。江西的陆地，所以没有沉为大海，全是许真君之赐。和上古的人说大禹是平水土的人，说山是“维禹甸之”，水注是“维禹之绩”，后人“缵禹之绪”，“设都于禹之绩”，几乎毫无二致。研究大禹的人们，请你们注意这点罢。
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北京清华学校
（原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五号）
《章实斋遗书》叙目
右《章实斋遗书》，整篇三百一十五，附录九十四，析录二十六，节录一百五十五，别录二百四十三，为目共计八百三十三，为字约在五十万以上。
按章实斋名学诚，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乾隆三年（西历一七三八）生，嘉庆六年（一八〇一）卒，享寿六十有四。生平大节，详见拙著《章实斋先生传》。
其著书之愿，发于二十九岁（一七六六）。自谓“读古人之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然，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受舛，故欲遍察其中利病得失，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三十五岁（一七七二），“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议》一书。”为校雠之学而以《文史通义》为书名者，校雠为著述之先事，著述为文史之异称，言文史即已概校雠矣。故其言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之所为作也。……诚得如刘知几、曾巩、郑樵其人而与之由识以进之学，由学而通乎法，庶几神明于古人之意焉，则《春秋》经世之学可以昌明。”郑、曾，实斋所认为校雠之才者也；刘，实斋所认为记注之才者也：校雠记注不足以得古人之意，不足以当经世之学；其能得之当之者，惟文史之才，著述之业耳。故又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所谓《文史通义》者，即文史的普通意义，亦即史意，是乃实斋性命之文所尽萃，可概校雠而不可相与对立者也。
然自讨论校雠，篇章日富，四十二岁（一七七九），遂定著为《校雠通义》四卷，先《文史》而成书。盖其生平精力蕲向，于兹岁为一分野。兹岁以往，读史而外，学为古文于大兴朱筠；著《和州志》《永清县志》，后来所谓“一半为土苴”者也。其绝大志愿，实为荟萃群书，“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辞，泛滥之记诵”，冀有当于学术而成风俗，苦心孤诣，著为《校雠通义》一书，凡以此也。兹岁以后，始笃志于文史著述。无论平日札记与涉世之文，倘有精义，辄追求究竟，深入渊丛，撰为专篇，锡以嘉号。而自五十一岁（一七八八）草创《史籍考》，观览益博；编撰《亳洲志》《湖北通志》，经验益丰：其所发明，精造神诣，历年所得，十倍于四十二岁以前。所谓“前此少壮，或身有可为，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后世：后此精力衰颓，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约计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阅涉至是，不为不多，中间亦宜有所卓也。”然《文史通义》迄未成书，而《校雠通义》在《诗教》篇注中已改名《外篇校雠略》。《诗教》作于四十六岁（一七八三），出《校雠通义》之后，是实斋实有意并《校雠》于《文史》。特以《文史》尚未成书，而《校雠》早有钞本，是以五十一岁（一七八八）校改《校雠》时，仍《通义》为名，而后来刻本，遂以《文史校雠》并称《通义》耳。观实斋四十二岁以后，著书稿册，有《癸卯通义草》、《庚戌钞存通义》诸名，其各篇皆隶文史：而一切单称《通义》者，又皆指《文史》而言：则《文史通义》实为实斋著书唯一之名，益可知也。
实斋秉性僻懒，又不解书。生平撰著，皆不自脱稿，而委人缮写。又惮于往复诘问。故所为草稿，皆先为空白书册，随时结撰其上，以备散佚。字画亦必明朗可辨。涂撺多者，则用粉黄拓之。钩勒之笔，朱绿错出。款面皆按年甲子，统题为流水草，盖不分类而随时接续者也。将满一册，率得二三万言，则略以类序先后，录为一卷。作文之勤，多在秋尽冬初，谓“灯火可亲，节序又易生感也。”涉世之文，常与著作之文相间为之，谓可“使其笔墨略有变化”。流水草每篇之下，必注撰时月日风雨阴晴，谓“他日覆阅，则知撰时兴会”，“而日月居诸，岁不我与，则及时勉学之心，亦可奋然以兴。”其名称有《壬癸尺牍》《辛丑年钞》《辛壬剥复删存》《癸卯通义草》《癸卯录存》《甲辰存录》《戊申录稿》《戊申秋课》（又名《戊申仲秋序记杂文》）《申冬酉春归仂草》《姑孰夏课甲编》《姑孰夏课乙编》《酉冬戌春志余草》《庚戌钞存通义上》《庚戌钞存通义下》《庚戌钞存杂文》《庚辛间草》《辛亥草》《癸春存录》《甲乙剩稿》《邗上草》《丙辰山中草》《桐署偶钞》《戊午钞存》《庚申杂订》《庚申新订》……诸种，又不题甲子者，《碑志》、《传记小篇》、《杂订》、《杂俎》四种，皆各已成篇，未尝编目。有精构成章，已锡嘉名者，如《易教》、《诗教》、《原道》、《原学》，是为文史通义之既成稿。有新解偶发，即记为文，或人世应酬，半涉辞费，虽有深义，未著专篇者，《跋丙辰山中草》所谓“他日录归《文史通义》当去芒角而存其英华”者也。
流水草单篇文章之外，平日札记，所为尚多。今存《乙卯札记》《丙辰札记》《信摭读书随札》皆其类也。而专书之已脱稿者，《和州志》《永清县志》《校雠通义》之后，五十一岁（一七八六）著《庚辛之间亡友列传》，五十二、三岁（一七八七——八）著《亳州志》，五十五岁著《纪年经纬考》，五十五至五十七岁（一七九〇——二）著《湖北通志》，五十一至六十一岁（一七八六——九六）著《史籍考》，生平工作，此为最钜。
《文史通义》虽未成书，然同志之爱实斋文者，多请钞存副墨。嘉善周震荣、山阴史致光、大兴朱锡庚钞藏尤多。而《永清县志》二十五篇，《庚辛之间亡友列传》一卷，先后由震荣刊行。《通义》中《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杂说》上、中、下，《评沈梅村古文》……等篇，亦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刻板。自谓“《文史通议》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和州志》以与安徽学使秦潮意见不合，遂未付梓，后刊其志例二十篇。《亳州志》脱稿之翌年，知州裴振罢去，亦似未刻，今仅存例议二种。《湖北通志》以众谤弗腾，置其遗绪以去，事后以笈中存稿及凡例序目往复驳议分次二十四卷为检存稿。《史籍考》之功程于去湖北时已什八九，而主其事者——毕沅以苗顽稽讨，竟废前功。毕沅既没，实斋乃假谢启昆之力足成之（一七九八）。凡三百二十五卷。惜亦不传，谨存例目。
嘉庆五年（一八〇〇），实斋病瞽，犹日事著书，倩人写草。翌年（一八〇一）遂卒。临没，尽以生平撰著，寄萧山王宗炎，乞编次。宗炎复书，以“稿本丛萃而半无目录，卷帙浩繁，体例复杂，必须遍览一二过，方能定其去取。”“拟分内外两篇，内篇别为子目者四；曰《文史通义》，凡论文之作附焉。曰《方志略例》，凡论志之作附焉。曰《校雠通义》。曰《史籍考叙录》。其余铭志叙记之文，择其有关系者，录为外篇，而以《湖北通志传藁》附之。”然实斋不置可否，殆已不及见此书。宗炎所拟编法，殆亦非其本意也。实斋本意，《文史通义》实为其著书之总名：举凡平日所为文章，悉加甄别镕铸，编排定著为一首尾完具篇章清晰之大著作。内篇录著述之文，外篇录校雠比次之书，一以求意，一以治书。细察其著书微意，实不欲苟以文辞传，而所存必有益于人世。天不假年，不能卒其所业而自编为书，惜哉！
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实斋长子贻选寄出实斋全稿与王编目录与其二弟华绂，录得副本十六本，未竟，其四弟馆邓州者，言其居停易良俶相为刊刻，诓寄邓州，主之以为利。十二年（一八三二），华绂刻钞本于开封，竟无全本，仅校定为《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而总名为《文史通义》，篇次一依实斋原草而不从王编，外篇内容亦与王编迥异，即今坊间之通行本也。全稿沉沦，竟百余年，世之知有实斋者仅，而知《文史通义》为实斋著书之总名，为未成之书者，更无人矣。
继华绂刻《文史通义》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南海伍崇曜，四年（一八五四）嘉善周尔墉，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实斋曾孙季真，篇次皆无增减先后，惟季真于字句稍有校正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元和江标得庐江何氏钞本《文史通义》，无卷数，以校华绂刻本，互有多寡，因刊钞本之多于刻本者为《文史通义补编》一卷，入《灵鹣阁丛书》。又明年（一八九七））出版。明年（一八九八），丰城余氏遂并刻入《宝墨斋丛书》。观钞本之以《文史通义》为总名，则文史不特可以包方志，且可以包校雠，抑又明矣。
选刻实斋单篇于大部书中者，嘉庆□□年（一八□□），其友南汇吴省兰刻《妇学》篇于《艺海珠尘》；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邵阳魏源刻《妇学》三则《言公上》于《皇朝经世文编》；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华亭姚椿刻《史注》《义门列传序》《上执政论时务书》《上尹楚珍先生书》《兵部侍郎巡抚云南富都御史斐公家传》《周书昌别传》《书孝丰知县李梦登事》《祭汉太尉杨伯起先生文》于《国朝文录》；嘉庆十年（一八〇六），王昶辑《言公上》于《湖海文传》；——同治五年（一八六七）王绍基刻——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贵池刘世珩刻《丙辰杂记》于《聚学轩丛书》；□□□年□□汪如澜刻《论课蒙学文法》于《小方壶斋丛刻》；宣统中（一九〇九——一一），邓实辑《丙辰札记》《乙卯札记》《信摭》于《风雨楼丛书》；——神州国光社印——□□□□年，国学扶轮社印《言公上》《章格庵遗书目录序》《邵与桐别传》《徐汉官学士传》《朱先生墓志铭》于《国朝文汇》：大都出于刻本《文史通义》之外。此外则光绪八年（一八八三）长洲彭祖贤刻《湖北通志凡例》及《辨例》；宣统二年（一九一〇）霍邱王潜刚刻《湖北通志未成稿》及《凡例》《辨例》《序传》为《章实斋遗书》；皆单行于世，不与选刻者相同。
然此皆零篇，尚非整部。整部之出现，实始于嘉庆十一年（一八〇七）陶山唐仲冕刻《纪年经纬考》，但误题其姓为张。□□□□年（□□□□），□□□□□印《禹域丛书》，中有《章实斋文集》八卷——缺第五卷——，《外集》二卷，凡一百八十六篇。嗣后民国元年，邓实又得《章实斋文钞》□卷，凡□□□篇，国粹学报社印入《古学汇刊》第一集。二者相校，互有多寡，盖非出一本也。民国八、九年，浙江图书馆印《章氏遗书》二十四卷，较前二本益备，多有出于前此所未刊印者。
然此皆不与《文史通义》合为一编，而实斋遗稿钞本之藏于私家与方志之僻处下邑者，尚未有人为之搜印，欲睹实斋学问之真，犹非可能。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吴兴刘承干得实斋全稿及王宗炎所编目录及《永清县志》《和州志》于嘉兴沈子培家，又获购《庚辛之间亡友列传》，益以已刊未刊诸单篇，略依王编目次，刻为《章氏遗书》四十八卷。计《文史通义》内篇六、外篇三，《校雠通义》内篇三、外篇一，《方志略例》二，《文集》八，《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外集》二，《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共为内篇三十卷。《信摭》一，《乙卯札记》一，《丙辰札记》一，《知非札记》一，《阅书随札》一，《永清县志》十，《和州志》三，共为外篇十八卷。前有序例，后有补遗附录校记，又各自为篇。十年（一九二一）出版于上海。实斋遗稿，于是始称最备。
方书籍之未完备也，惟恐无人博搜多刻。自书籍之既完备也，惟恐无人精研实用。《章氏遗书》自刘氏搜刻，可云备矣。然若《亳州志》，若《史籍考》，皆实斋已成之专著；若《论学十规》，若《圆通》，若《诸子》，若《家史》，皆实斋已成之单篇：今皆不传而或有钞本潜晦未见，是则吾人所宜百方访购者。以余寡陋，实有不能。然余读实斋之文，爱其学，爱其人。愿用吾思之所至，发明其意；愿用吾力之所能，传播其书。其治学治书作史作文之所以诏示于余者，余既穷究而实践之，信为无弊，将著《章实斋之史学》以为读其书者之一助焉。而所以传播其书之法，顾未得也。始余读《章氏遗书》，星纪一周，往复诵读不下二十余遍。试有人叩余以某篇有何主张，某种见解在何篇，随口能答，辄无差误。然是如满地皆钱，无绳以贯，欲件系而时用之，徒枉想耳。转念实斋欲研文史，先究校雠。所谓“道之所在，学以趋之，学之所在，类以聚之。”不解类聚而泛泛然以求通，其无所成就，必矣。则吾人之求学而不得者，盍反而为类聚之功，可乎？
实斋之于学术也，溯其源，能知其浑然本一；析其流，能知其厘然有异：所谓“为学之要，贵乎知类，”实斋实已握捉要领，擒纵自如。故其论编次文集也，不可拘于文体之形貌而贵能求作者之意指；而其所以讨论校雠，乃欲使求其书者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最后目的，乃欲刊落夫无实之文辞，泛滥之记诵，而创造醇固之风俗，经世之学术。倘实斋而延寿数年，得卒所业，则其著书总名必为《文史通义》，而以精心著作之文为内篇，随事发明之文为外篇，其他因请而给无有新解者不予收录：此可自其论校雠编次之原则而推知之者也。世之编次实斋之书者，则亦太不究思矣。《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本是一书而分题为二，犹可委曰“实斋之子实名之，其言必有所受。”若“某某某文集”“某氏遗书”之称，曰集曰氏，乃实斋所深恶者，顾举而加之其书，何为也？既题名为《章氏遗书》矣，文史校雠文集各有内外篇，而皆隶于内编，方志有略例有通志稿有州县志而分隶内外编；谓以文体分乎？则序跋传记诗信同隶一卷；谓以文义分乎？则家谱之论，可附校雠；古书之辨，可附文史；同样书信，或隶文集，或隶外集，或隶文史外篇：语其乖谬，累纸难穷。而名姓标题，亦有不可解者。同一邵晋涵也，忽名邵二云，忽名邵与桐；同一朱珪也，忽名朱中堂世叔，忽名朱大司马，忽名石君先生。或一人数信，毫无异称。或空录官衔，不记名姓。或论学而称论文，或与书无殊面辨。欲一览而得其指归，鲜有不大失所望者矣。
所以然者，《文史通义》实未成之书，《章氏遗书》乃后来所集。施类聚之法于编次标题，实斋既未及用，后世又不解用。无怪乎读实斋之书、治实斋之学者，不数数觏也。吾人读其书而知其学，用其学以治其书，则类分篇系，绳贯沟通，俾系统秩然，部别了然，而读者依次以求，豁然有得，庶几无遗憾矣。
然读《章氏遗书》者少而读《文史通义》则［者］多，以谓《文史通义》足以窥实斋之学，而《章氏遗书》又非有巨资不办也。余以此惧！夫《文史通义》固实斋精心著作之文，举凡实斋平日所为，倘有深义，无不结撰为篇，归诸其书；而惜其书未成，外此所遗深义尚多，不足以尽实斋学问之真相：则世之读《文史通义》而不读《章氏遗书》者，其于实斋之学犹无与耳。然《章氏遗书》既非人人所能得，而必责人人以必读，非有善法不可，有能示我以善法，余将搴裳以从之矣。
抑古书之不易读，非仅意义艰深，骤难了解已也。即句读专名之辨，费力已自不鲜。稍涉困难，未有不废卷者。近人好取古书标点印行，非无故也。《文史通义》，坊间已有标点本，顾仍华绂本之陋，即《灵鹣阁》本之《补编》亦不为插入，仅一举手之劳，于实斋之学犹无功耳。《章氏遗书》，印本刻本，皆出版于最近，而犹笃守旧风，不为标点，则其陋也。
时间，地点，关系于吾人思想极深。一言，一念，有非当时此地不发者。实斋最能解此，故所为文稿，月日早晚阴晴风雨无不备记于其篇末。后人不解，编刻其书，即年月亦不为保存。居今日而欲考定其某篇系何年何月，实有为难。然吾人不应以其难而不为，则潜心探讨，从旁文微露，他事相关处，以得其时，更由其时以得其地，于了解篇内文义，与［于］研究实斋思想发展之程序者，不无小补也。
注古书者，每重文义。然非学有素养，必不能研读古书，而有素养者，又不待注而已明也，况注者常有失作者之意旨者乎？至于字句之讹脱，专名之含混，事物之牵连，时地之隐晦，则虽博雅不能不费考辨之功。倘为注明，省人精力不少。实斋盖深明此义，而其书顾无人作注，宁非憾事？
综此数端，而迫切之要求，不能不发自吾心。吾既不惜以一年之力读《章氏遗书》，又何惜以半年之力为之整理以利读者。自十五年秋，一月辨别去取，一月标点句读，一月分排部类，一月考定时地，一月校正文字，一月编写标目，至是大体略具。将以后此时日，搜集与是书有关之文章，以年代次为附编而一一考辨其是非，庶读是书者足以了解实斋学问之真相而无须他求，则吾心庶以稍安而可告无罪于作者。
吾今将告读者以吾整理是书之例：
一、书名使实斋而自编其书，必名曰《文史通义》。然书实未成，后人编辑，实自各钞本拉杂得之，更不可遂仍旧名。文集有异于著作，以渎斯书，实斋所不甘。而以一人独掩一姓，称曰某氏遗书，更为实斋所反对。用彼编《章格庵遗书》之例，称为《章实斋遗书》，颇觉有当，而王潜刚猥以《湖北通志未成稿》尸此称，嫌无分别。今定名为《章实斋遗著》，著字表示非无实之文辞，遗字表示非作者之自定，似不甚谬。
二、节本翦截篇章，去彼取此，本非读古书者所宜为。然为便利学者计，挑取精心著作，选事发明之文，剔去因请而给、无关学问之文，使读是书者足以得作者学问之真相，又免耗精神金钱于无用之地，似亦无过。区区之心，惟蕲读实斋之书日多，即知实斋之学者日多，而于我国史学，相当的有影响，则节本或有胜于全书矣。兹编于各方志皆取叙例而附录纪传图表考略之大概，俾未见各志而可知其内容。于各传记则取与作者关系密切者，俾读者知作者交游影响浸润之情状。札记则取其有议论者。诗歌则取其有自述者。序跋则取其有发明者。书信在所必取。祭文在所必弃。寿序哀辞碑表志铭概从传记之例。驳议评辨书后例论说皆在收录之篇。凡录一文，概不删节。以全篇之大意为主，而旁文之他涉为轻也。
三、部类以一篇为单位，细察其主旨何在，如论学论文论史之类。更汇各篇主旨相同者为一部。依其篇义之自然衔接，编次先后。计得十二部。各部亦厘然成一系统，不能变换，亦不能分合。一部之中，又有篇幅过多，篇义微异者，则更为分类。部对全书而言，类对本部而言，故各部之类，其计数不相联属。
四、整篇所录整篇凡三百一十五，章节完整，皆无残缺割裂。其篇数系对全书而言，不以异部中断。附录析录节录别录皆然。但彼必明标某录而此则无须，为不同耳。
五、附录凡讨论一义，不甚重要，仅可附于某篇之后而不能独立者，与方志中之纪传图表考略，原非议论文者，标名附录，不与整篇相混。
六、析录《说林》《杂说》本非成于一日，更非仅有一义，若贸然任入某部某类，殊嫌不切。今以一条为单位，察其意义可与某部其类某篇相发明，即系之于后。而书信之前后显议二事者，亦仿其例。概名析录。
七、节录整篇虽不删节，而札记实难以已。盖札记虽似一篇，而实系数年积成，且其所含有精有粗，不伦不类，非甄别去取，无以严其体例。今以待整篇之一篇者待札记之一条，去取皆以一条为单位，名曰节录。而整篇之被屏弃者，其中间有作者自述之词，史料所关，不容不为保存，则亦节录之。然此皆隶自述之部，自述部外，不为章栉句爬也。
八、别录一篇之主旨，既有所在，而隶之某部某类矣。其旁文斜缀，关涉他部类者，所在多有。实斋所以立互著之法，以济其穷也。今善循其例，如某篇意在论学，间又论文，则录其文于论学之部，名曰第几篇，而于论文之部，另标其题上曰别录第几，而不录其文，但注曰见第几部。亦有录某部某篇之一段为他部之别录者，则注曰全文见第几部。凡整篇附录析录节录俱得有别录。
九、标题凡实斋自定之篇名，概不变易。惟书信关涉时人，原多尊称；且钞本发现，后人每私加标题，致有一人数名，或有官衔无名字之弊。今于一人数名者，改为一律；有衔无名者，为之补题；徒涉尊称而非现任官者，为之删削，以清眉目。又有一人数信，所言各异，而标目相同者，察其内容而缀以新号，庶几不陷读者于迷惑也。
十、注各篇著作之年地有可考者，悉为注明于篇后。篇内言及之人地，倘有异号，悉注本名。文字之经校改者，亦必昭揭于后。作文之动机，倘有可考，亦为推定。
十一、标点实斋著书，原自有段落句读。今段落可考而句读不存，不得不凭己意为之标点。而书信序跋之本无段落者，则亦仍之以保原状。
凡此经营整理，实半年来昕夕孜孜之结果，其于读是书者，是否便利，尚不可知。而倘有以割裂颠乱前哲之书见责者，吾其无辞。吾觉如是而吾心始安，愿读者之谅解耳。编辑既竟，谨序大意如右。
十六，二，九，清华研究院
附注一：章实斋遗著在数月内可以出版，书名或有变更。
附注二：篇中□□，因手边未有原书，无从查考，倘蒙读者赐教，无任欢迎。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三号，1927年3月31日出版）
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
引言
胡适之先生在五年前著了一部《章实斋先生年谱》，使我们知道十八世纪的中国有这样一位史学大家，实在有功于学术界。但是当时嘉兴刘嘉业堂刻的《章氏遗书》尚未出板，适之先生著书的时间亦未免不很充裕，所以仍有些错误和许多遗漏。去年六月我看见适之先生，他叫我把他这本书修补一番。我暑假回到故乡——江西兴国——去，依了他的话，把这本书的空白都写满了。无法清理，只好依着自己的别裁，重新改造一部《章实斋年谱》。
我做的和适之先生不同的地方和理由，现在要说个明白：
一，适之先生做的有议论解释和批评，我做的只有纪述。因为我觉得年谱是纪述的体裁，不容著者参加己见。又觉得我的学问不够，还不配说评论古人的话。纵使要说，也尽可在别一篇论文里去说，不应该在年谱里说。适之先生自有他的见解，我不能阻止他参加己见，但我已见得有好几处，适之先生的解释或批评失了章实斋的本意。
二，适之先生做的多引实斋论文，我做的多引实斋自述的话。适之先生想拿一本年谱表示实斋学问的变迁和大略，所以多引把原文抄下许多。我们看完了先生这一本年谱，还不能达到先生这种希望。其实要知道某人学问的变迁，只须把某人的文章，一一考定他的年月地点，做一个表格，自某人初做文章一直到某人绝笔，顺次排列题目，注明时地，读者循表读文，自然能得十二分的了解。若某人有自评自述的话，把他依着年月抄入年谱，那便更加清楚了。何必说明某种主张或见解在某年如何在某年又如何呢？一个人的学问，我们要想知道他的大略，至少须翻他的书籍一遍。若想在全书中抄撮数段，恐怕不容易吧？我在我做的《章实斋年谱》，尽录他自述自评的话，另外做了一个《章实斋生平成绩一览表》以见他学问进步的历程。而于实斋论文，少所征引。想知道实斋学问的大略的，可看我编的《章实斋遗著》，那部书把实斋的论文都收入了，纪事文也有些，比较《章氏遗书》虽然分量较少，却很有系统或线索。《一览表》也编在内。
三，适之先生做的注明了某事根据某书某篇，我却没有。这有二个缘故：一因适之先生做的是独立的书，我做的打算附在《章实斋遗著》后面，年谱本来有离集附集二种。二因注明出处，实有不便。一段话常从三四处凑成，一件事常有三四处并见，写起来太麻烦了。还有种种的不便，清儒焦里堂《与伊墨卿书》已说得很明了。
四，适之先生做的有遗漏或错误处，我都已补足或改正了。这没有什么理由，都是根据可靠的史料才不得已而动笔。
我这部书大约有一万多字，比较适之先生做的才四分之一，但纪述的事实，差不多增了一倍。我想使读实斋书，求实斋学的，在适之先生做的实斋年谱之外更得一种帮助，所以特地先给《国学月报》发表了。再过二三月，在《章实斋遗著》的后面，还打算再印进去。
虽然经过了我的父亲——舜生——和我的先生——梁任公的校阅，但错误或遗漏仍或不免，希望读者不弃，把所发现的告诉我，以便再板时改正。
十六，三，四夜。清华研究院
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
清乾隆三年戊午（西历一七三八）先生生于绍兴府城。先生姓章，名学诚，字实斋，籍浙江绍兴会稽县。父，名鏕，字骧衢，号励堂。母，颍州知府史义遵第九女。
清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二岁
生二三年，从叔衡一公每提携过邻居沽酒朱叟索饮，叟辄欣然饮以勺酒，啖以少许下物不索钱。非有他故及大风雨率如此。先生每闻衡一公足音，则踊跃攀附。衡一公亦柔色抚之，于群弟子中尤为钟爱。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五岁
父成进士，罢归。聚徒授经，十年不出。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十四岁
读书中表杜秉和凌风书屋，学于王浩，四子书尚未卒业。
受室某氏
自幼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方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老父课徒，尚嬉戏于侧。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
父谒选，得应城知县。先生从父母挈家室，至应城。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十六岁
知识渐通，好泛览。父以业患不精，屏诸书令勿阅。而嗜好初入，不忍割置，彷徨久之。
父延柯绍庚课先生经义，先生不肯为应举文。好为诗赋，不得其似。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
春秋佳日，宾从联骑出游，归必有记述，同人相与贸贸然叹赏。
中无张主，心顾不甘与俗学伍，喜纂类书史。虽甚滞，而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则已近于史学。尝取《左传》删节事实，父见之，乃谓“编年之史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先生于是力究纪传之史。
官舍无他书得见，乃密从内君乞簪珥，易纸笔，假手在官胥吏，日夜钞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为纪表志传，凡百余卷，名曰《东周书》。三年努力，未得成就，后为馆师所觉，呵责，中废。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十七岁
秋冬间，购得朱崇沐刊《韩文考异》，匿藏箧笥，灯窗辄窃观之，初不尽解，顾爱好不忍释手。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一七五六）十九岁
父自辛未知应城县，不枉民狱，不撼警兵。母撙节日食，室椷一匮，有余金辄以投隙，曰：“吾以养福也。”至是，父罢官，负债累累，贷者苛责，母发千金尽偿之。曰：“惟妾知君，无我负人。君以一毡来，以一毡去，吾藏此非无故也。”竟不能归。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二十岁
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先生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二十一岁
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
戊寅己卯间，父主讲天门。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二十三岁
道过河南汜水县署，访陈执无，款留旬日。抵北京，主从兄垣业家。应顺天乡试，不售。时章氏寓京者近百家，而族子汝南族孙文钦颇好学，可与论文，欢然若兄弟，剧谈养气炼识之旨，且有“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
喜作笔记，尝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惟见书不多，故立说鲜所征引。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二十五岁
自京师返会稽。不久，北过山东滕县，访任肇元。抵京，再应顺天乡试，不售。
肄业国子监，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之艰。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每大比，科集，试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仅五七人而先生每居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先生齿。同舍诸生视先生若无物。而以先生意视祭酒以下，亦茫茫不知为何许人也。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二十六岁
二月，始识曾慎、甄松年于国子监。于时学力未充，所言大抵鲜所征引。本其意识，则亦与后有不甚悬远者。曾慎辄加首肯，且箴先生稍洽于时。
夏，给假省亲应城。自是往复监中几二十年。
壬午癸未间，与同志士往反论文，积稿烂然盈箧笥。是年季秋朔，题曰《壬癸尺牍》。自谓：
章子于文事初无所解，泛览涉猎之余，间有以窥见古人所用心。第内不加充而外无所励，又性好持论，贵识大体，不欲工于文字语言，以为末务：此其所以历年老大，终不能磨光刮垢以抵于成也。
《壬癸尺牍》有《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二。《答甄秀才论修志书》二。后书自谓：
丈夫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
主张（一）志为全书总名，分内外纪年谱考传四部。（二）艺文考但序书目，文章散入考传。（三）修志者当续前人之记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四）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五）据事直书，善否自见。（六）加意采辑有裨风教之事迹。（七）成文宜标作者。（八）传体宜归画一。（九）论断宜守谨严。（十）典章宜归详悉。（十一）自注宜加酌量。（十二）文选宜相辅佐。（十三）列女宜分传例。
秋杪，自应城启程，一游陕西。
戴震著《原善》成，凡三卷，先生读而善之。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二十七岁
父主天门县讲席。冬杪知县胡君议修县志，先生为作修志十议。（一）职掌，（二）考证，（三）征信，（四）征文，（五）传列，（六）书法，（七）援引，（八）制裁，（九）标题，（十）外编。胡君延先生父主修，先生为父作《五行考序》，《艺文考序》，《学校考序》。全志不久告成，中间为俗人所改，所存方十之六七。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二十八岁
三至京师，仍居国子监舍中，伥伥无俦侣。应顺天乡试，沈业富为同考官，荐其文于有司，不录。业富惋惜，馆先生于其家，俾从事铅椠，益力于学。
是年始得见《史通》，始学文章于朱筠。筠一见许以千古，为言于众。然谈及诗文，则云“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先生曰：“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筠曰：“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举未尝必得。即终不得，亦非不学时文之咎也。”先生信其说。
是时立志甚坚，而学识未充，文笔未能如其意之所向，识力稍进而记诵益衰。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二十九岁
仍挂籍国子监，并寄居日南坊李铁拐斜街街北朱筠家撷英书屋。友邱向阁、吴兰庭、程晋芳、吴烺、冯仲匢、蒋雍植、冯廷丞、张燮君、邵晋涵等。朱筠甚恶轻雋后生，拐［枵］腹空谈义理，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讲扩充。
四月，得应城家书，知内君去秋又举一子。
与书族孙汝楠论学，谓：
学者祈向，贵有专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渟滥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尝以（史部）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闻见寥寥，邈然无成书之期。况又牵以诗文，迫以生徒课业，未识竟得偿志否也。他所撰著，归正朱先生外，朋辈征逐，不持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
族兄垣业在京编辑本支宗谱，往复商榷于先生。
戴震写定《绪言》三卷。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三十岁
旅困京师，不能自存，侘傺无聊甚。然由是得见当世名流及一时文人之所习业，而偶过邵晋涵、周永年，辄忘患苦，能作竟日谈。
久居国子监，贫不知名，博士助教中号知名者亦视先生若无物。去岁，欧阳瑾摄国子祭酒，初莅监，首擢先生名第一，六馆之士一时至惊诧而嘻。瑾独谓“是子当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是年秋，先生拟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而国子监修志，瑾令专司笔削。适朱筠被诏撰《顺天志》，亦属先生等经纪其事。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三十一岁
二月，徙寓族兄垣业僦斋。四月，暂卸书局，槐夏洛诵，以待秋闱。
秋，应顺天乡试，中副榜。同考官朱棻元于邻座见先生对策，言国子监得失，惊叹不已，怪六馆师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先生名稍稍闻。冬，父骧衢公卒于应城，讣闻，贫困不能奔丧，犹暂寄兄垣业家。作垣业妻荀孺人行实，以第三子华绶为垣业后。
戊子以前，未有家累，馆谷所入，自人事外，铢积黍累，悉以购书。性尤嗜史，而累朝正史，计部二十有三，非数十金不能致，则层累求之，凡三年而始全。其书之函册大小，楮板新旧，刻画工拙，参差不一。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三十二岁居父丧，为秦芝轩（字）校编《乐典》。
始友任大椿、汪辉祖。
举家扶柩，附湖北漕艘，自应城北上。书箧为漏水所浸，先人随身之数千卷失三分之一。既至京，冯廷芬分所居宅安先生老幼，早夕论学，相得甚欢。
任朝除国子监丞。先生方以国子生与修监志，诸学官多与抵牾，独朱棻元主之。任朝与先生言，尤有深契。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〇）三十三岁
仍居北京柳树井冯廷丞宅。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〇）三十四岁
过山东，吊从女于滕县。冬至安徽，从朱筠于太平。筠官学政，顾九苞、王念孙、庄炘、洪亮吉、黄景仁、邵晋涵等皆从游。先生方学古文词于朱筠，苦无藉手。晋涵辄据前朝遗事俾筠与先生各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由是与先生论史，契合幽微。先生盛推晋涵从祖廷采（念鲁）所著《思复堂文集》，谓“五百年来罕见”，晋涵甚谦挹。先生正色曰：“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洪炉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辨此？”晋涵敬诺。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三十五岁
先生自出都以来，渐事著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曾录内篇三首呈政钱大昕、曹学闵，并致书言志。
夏，自太平返会稽，访冯廷丞于宁波道署。宾客过从，辄言古人学问文章。人负畸长，家矜独得，出入主奴，未有一定，廷丞莫能决其是也。先生于宾客中最与蒋五式相知。
秋有《候朱春浦先生书》。
幼子生于北京侨寓。
辛卯壬辰之间，都门凡再迁家，藏书颇有散失。先人札录多袭巾箱，偷儿不知为书，负之而去。幸先人著述草稿，别置一箱，幸得仅存。
壬辰癸巳之间，屡道故乡省祠墓，且访先人旧所交游，类多凋落。
朱筠锐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适清帝诏求遗书，欣然谓得行其志。且曰：“此为非常盛典，必当人用专长，书明识职，然后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因上书，请开馆校书，具言条例：（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以补其余，（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所在必录。清帝嘉纳，次年遂开四库全书馆。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三十六岁
春，客宁波道署。正月初旬，访邵晋涵于余姚。晋涵谓曰：“近忆子言，熟复先念鲁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书，竟不易读。子乃早辨及此，至今未经第二人道过，即道及亦无人信也。先念鲁得此身后桓谭，无憾于九原矣。”因属先生校定《思复堂文集》，将重刻以行世。先生郑重其事，因循不果。
过会稽至和州，应知州慈利刘长城聘，编摩州志。先作《和州志例》，略分《皇言纪》《官师表》《选举表》《氏族表》《舆地图》《田赋书》《艺文书》《政略》《列传》八种。《舆地图》又分《舆地》、《建置》、《营汛》、《水利》四种；《列传》之末，又有《阙访列传》、《前志列传》二种。
仲夏，过会稽遇戴震于宁波道署。震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见先生《和州志例》，曰：“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先生曰：“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
由宁波返和州，过杭州，闻戴震与吴颖芳谈次痛诋郑樵《通志》。其后学者颇有訾謷，先生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其文上溯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取名《续通志叙书后》，嗣又易名《申郑篇》。在和州病时，诸史列传人名错杂，令人将《明史》列传人名编韵为书。初意欲取全史人名通编为韵，更取诸篇人名重复互见者，遍注其下。后以功稍繁，先将列传所著人名，编为一卷。
四库全书馆开，纪昀为总裁，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五人入馆编校，授职翰林。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三十七岁
撰《和州志》四十二篇成。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与文辞典雅，有壮观瞻者，辑为奏议二卷，征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征》八卷，凡若干篇。
上《和州志稿》于安徽学使秦潮，潮以州辖含山一县，志但详州而略于县；且多意见不合，往返驳诘，志事中废。
季夏，名《和州志》为《志隅》，作《志隅自叙》。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盖空言不及征诸实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义》非迂言可也。
秋自和州泛姑溪，渡高淳钜浸，晓浮鹦脰之湖，乘月夜过虎丘，沿嘉兴归杭州，应浙江乡试，不售。过会稽至宁波道署。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三十八岁
春，冯廷丞迁台湾道，宾客云散。先生返会稽，初与宗人春社。
秋自浙江北上道过涿州，止从女夫家赵氏，返北京。
家计益贫，迁居金鱼池，僻处穷巷，门不能迎长者车。四方怀才负异之士，多见于朱筠宅。
邵晋涵丁内艰，治装归里，先生为其母作墓志铭。
任朝为官四库馆总校，僦第开馆，延名流分司雠勘，广聚书籍，先生因时与过从。
周永年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弃产营书，久而始萃，以藉书名园。先生为作《藉书园书目叙》。谓“群书既萃，学者能自得师尚矣，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词，泛滥之记诵，则学术当而风俗成矣。”
冬初，往涿州视从兄桓业之女。仲冬又往，至则已死六日矣。
是时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然不免有意于矜张也。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三十九岁
困京师，将近游畿辅。朱筠属先生于张方理，方理为约车访梁梦善于蠡县。梦善资以行李，持朱棻元书，访周震荣于曲阳县署，以文谒周，徐芗坡取文一再阅，矜言于周，周始有意于先生，一见如故。（其后屡馆畿辅，至于携家自随，中历悲欢离合，且有死丧疾病患难之遭，周与休戚周旋于其间者十有二年。）
援例授国子监典籍。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四十岁
春，周震荣为先生位置定州主讲定武书院，既萃诸生而课以文，复进邦之颖秀童子而授以小学。榷其塾师之日课而参酌施之，诸童颇用斐然。
周震荣移知永清，延先生主修县志。六月，先生去易州至永清。
秋初，自永清入都，应顺天乡试。主试者山阴梁国治，恶经生墨守经义，束书不观，发策博问群书条贯，杂以史事，以觇宿抱。先生既试，出所试文，科举之士皆大笑为怪，陈世忠见之特嗟赏，谓：“久与子交，不知子乃能此。”榜发，先生中式，谒国治，国治谓曰：“余闱中得子文，深契于心。启弥缝，知出吾乡，讶素不知子名。询乡官同考者，亦曰‘不知’。闻知久客京师，乃能韬晦如是！”
旋返永清。
戴震写定《孟子字义疏证》三卷。五月二十七日，卒。先生评之曰：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
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四十一岁
春初，冯廷丞获罪，逮刑部，先生自永清来省之。于冯邸遇罗有高。是时京师士大夫讲梵学者，以周永年最为渊奥，而独契有高。先生尝难有高，有高不能答，而甚惜先生不信其言。
应礼部会试，赐戴衢亨榜进士，归部待铨，自以迂疏，不敢入仕。同年周启、张维祺与巢世御并为先生世外交。
仲夏返永清。
六月十六日，朱筠五秩生辰，先生为作屏风题辞。
修《永清县志》，具车从，橐笔，载酒，周历县境，以尽人事地域之委备。
数赴期集京师，周震荣置酒行馆，招待一时同人，若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王念孙、顾九苞、吴兰庭、刘台拱、史致光、章廷枫、陈以纲与先生等宴会甚欢。先生家无宿舂粮，而意气若五陵少年，及时行乐，腾踔不自禁也。
是年，母史夫人卒，朱筠作文祭之。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四十二岁
在永清志馆，尝遇危疾。
七月，撰《永清县志》成。凡二纪：（一）皇言，（二）恩泽。三表：（一）职官，（二）选举，（三）士族。三图：（一）舆地，（二）建置，（三）水道。六书：（一）礼，（二）吏，（三）户，（四）兵，（五）工，（六）刑。又有政略列传两体。列传之末，又有阙访前志二传。志外另辑《文征》四卷，分奏议，征实，论说，诗赋四种。
同月，周震荣、周启、张维祺于役顺义，先生由京往视。震荣置酒为会，出《永清县志》示坐客。二君色然若不肯让震荣独步者，争延先生。先生已就梁国治之聘，未之允诺。二君乃各就所治采缀成书。
秋，馆梁国治家，教其子仲将（字）读。
著《校雠通义》四卷成。
乾隆四十五年庚辰（一七八〇）四十三岁
仍馆梁国治家，困极思游，岁暮辞馆。
第三女痘殇。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四十四岁
春，图事辄蹶。三月，去游河南，投□海度，不为所礼，失意而归，中途遇盗，尽失囊箧与生平撰著。狼狈衣短葛，走投张维祺于肥乡县署。维祺方远出，尊甫介村（字）款待甚殷。维祺归，聘先生主讲清漳书院。落魄依官舍，凡半年余。
中夏，访邱向阁于南乐县署，作《通说》以题其通达轩。
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则不可以言通。……薄执其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取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然则学者不患不知通之量而患无所以致通之原，盖欲自得资深，然后可以取资左右而无所眩也。
长子贻选从学于邵晋涵于北京。
张维祺时与先生论史志。冬，移官大名，先生从之。岁杪，辞归北京。
一家十五口，浮寓都门，嗷嗷待哺，秋尽无衣，困苦最甚。而师友知交，凋落多故，亦莫甚于庚子辛丑之间。六月二十六日，朱筠卒于北京日南坊，先生评之曰：
先生之言，经论用世，远矣，而疏未试于事也。山水诗酒，宾客文章，情所讬矣，非其性也。坚忍有执，弗为势力转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盖以无用为用者也。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四十五岁
春，主讲永平敬胜书院，自京师移家远赴边关。从此偶客京师，多依甄松年为主。
山府近边，学者鲜可与语，僻处辄不自聊。而邻县官吏凌书巢、乔钟吴、刘嵩岳、蔡薰等顾以文字纳交，蔡且欲属先生撰辑《滦州志》，乔则令三子请业焉。
校定《叶鹤涂文集》，作叙。
季妹病死。
官修《四库全书》告成。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成。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四十六岁
卧病京旅，邵晋涵载至其家，延医治之。沈困中辄喜相与论学，每至夜分。晋涵有志改造《宋史》，先生因谓“俟君书成后，余更以意为之，略如《后汉》《晋史》之各自为家，听决择于后人。”晋涵因询先生方略，先生谓“当取名数事实，先作比类长编，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为书，不过五十万言，视始之百倍其书者大义当更显也。”因请晋涵立言宗旨，晋涵以维持《宋学》为志。先生曰：“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鲁志也，宜善成之。”
病后返永平。
朱沧湄省父映榆于永平府署，晨夕数过论文。
秋，生徒散去应顺天乡试，荒斋阒然。自七月初三日讫九月初二日，补苴《文史通义·内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诗教》上下二篇，又二篇共分八十九章，另三篇不分章，合计字二万有余。用五色笔逐篇自为义例，加之圈点。性不善书，生平著作，皆倩人缮录。其草稿更改多者，则用粉黄涂灭旧迹，改书其上。逐日结草，一章甫毕，即记早晚时节风雨阴晴气候。九月初二日，名为《癸卯通义草》，作《书后》。
九月九日游阳山九莲寺，有记。
十月，乾隆帝归自盛京，过临榆。先生适访客过凌书巢公署，论及刘歆《七略》与后世著录诸家同异，商榷流别，弹劾利病，娓娓不绝。
周震荣治道临榆，招先生同游。观乡田秋获，则羡归耕；览山海边关，相与慷慨怀古。其夕，宿边海寺，闻海潮如殷雷，势挟风雨，震撼庭户，凄清不复成寐。夜半登高，见海日出，意惝怳思神仙。数日之间，随所见闻，心境屡化。
周震荣驳先生《诗教》篇“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论，先生不答。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四十七岁
癸卯甲辰间，为永定河道陈琮撰河志。旋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家口自永平携赴保定，此后渐增至二十人。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四十八岁
正月尝一到北京。
仍主讲莲池书院，意不自得，为生徒作《论课蒙学文法》。
张维祺撰《大名县志》成，凡图说二，表二，志七，传五，共十六篇，叙例目录列于卷首，杂采缀记附于卷末。先生为作序。
冬，暂至北京，馆兴化寺潘庭筠家，与任大椿过从甚欢。留旬日，又出都。
是时所作斐然可观而犹未通变。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四十九岁
仍在莲池书院。十二月有《月夜游莲池记》。
尝为布政使梁肯堂校定其师叶君遗文。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五十岁
春，辞莲池讲席，进退无门，尝道交疏，至典史背议为写白字。闻戊戌进士开选，因赴京投牒。遇宵小剽劫，生计索然，困京师几一年，寄食邵晋涵、甄松年、金光悌诸友之家。
力偿文债，撰述志传，动成卷轴。
家室居保定旅舍，长孙女及第五子皆殇。
仲冬，己将得县，心惴惴不愿，决意舍去。周震荣为介于毕沅而促其行役。残岁出都，过保定，抵开封，上书毕沅，贽以旧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志》二十五篇。沅延见病榻恨相见之晚。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五十一岁
二月初旬，与洪亮吉、武亿、凌廷堪等为毕沅编《史籍考》，泛览典籍，每有长进。
二月二十三日至归德主讲文正书院。三月一日为始，排日编辑《史籍考》。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中间颇有感会，增长新解。
春杪，家口自保定旅店南迁至归德。
接到章宗源寄来所辑逸史。屡与书邵晋涵，且呈政《史籍考》条例，求其相助。
五月二十三日遣儿子入都，赴顺天乡试，并致书孙星衍谓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
起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得诸体古文词十三篇，题为《戊申秋课》。
秋，得《通义》十篇。又撰《庚辛之间亡友传》一卷。
自辛丑遇匪，尽失生平撰著，后从故旧家存录别本，借抄十得四五。自是每有所撰，必留副稿。而故人爱先生文者，亦多请抄存副墨。有无互校，未必遽全，然亦十可八九。惟《校雠通义》第四卷竟不可得。索还诸家所存之前三卷，则互有异同，难以悬断。遂仍讹袭舛，一并抄之。是年别自校正一番，又以意为更定，与诸家所存又大异。
十月游亳州。逾月移家州廨，依知州裴振。岁暮抵武昌，谒毕沅于督署。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五十二岁
辗转当涂怀宁之间，厄甚。三月之杪，下榻太平，为安徽学使徐立纲校辑宗谱。丹铅之余，出去冬今春所撰著，俾佣仆钞之，题为《申冬酉春归初草》。四月十五日，作跋。
左良宇、张小兮一时名俊，早夕比屋而处，皆有文章之役，暇则聚谈，谈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机触兴，则时有所会。起四月十一日讫五月初八日，得《通义》内外三十三篇，约二万余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其推原道术，以为文史缘起，新著十二，旧稿一篇，题为《姑孰夏课甲编》。其专论文史，新著十一，旧作二篇，题为《姑孰夏课乙编》。各有小引。
冯秋山（字）方辑宗谱于安庆，亦以谱例例正于先生。
四月，周震荣书《庚辛之间亡友传后》而刻之。
六月，自太平道扬州访沈业富，款留几一月。七月，返亳州，有儿妇之丧。为裴振修《亳州志》。借居民家，房舍逼仄。鸡犬图书，杂置三楹。箱箧累骈，无可展卷之地。八月，去游武昌。十月，回亳州。
长子贻选自京归亳，带到章正甫（字）《后海记事》与《丛书目》。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五十三岁
《亳州志》成，新增《掌故》一体，与志并行，人物一表，以清列传。裴振雅相信任，不以一语旁参。而文献足征，又较永清为远胜。先生自谓“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亦《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后世如有良史者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回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
《和州全志》已亡，删订《叙论》，作为一卷。
《永清全志》删订二十六篇，为《永清新志》十篇。
二月之杪，离亳州，携一妾，于三月望抵武昌，重开书局，为毕沅编摩《史籍考》，并参与其《续通鉴》事。
题是年撰著为《庚戌钞存杂文》。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五十四岁
春，题近作为《庚辛间草》。
冬，题是年撰著为《辛亥草》。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五十五岁
闰四月著《经纬纪年考》。
与邵晋涵书，论修《宋史》。
著《书教篇》《方志立三书议》《史篇别录例义》。
秋，长子贻选赴顺天乡试，便道嘱访张维祺于巢县馆次。主修《湖北通志》续编《史籍考》。
毕沅《续通鉴》成。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五十六岁
秋，节钞王凤文《云龙纪略》。
亳州家眷是年回会稽，藏书大半随之返里。先生买楠木书箱十二，由鄂寄归。
仍撰《湖北通志》，编《史籍考》。
尝到荆州，助崔龙见修府志。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五十七岁
自壬子撰《湖北通志》，初恃毕沅一人之知，竟用别裁独断。众谤群哄，屹然勿动。
是年三月，毕沅入觐天津，嘱先生于巡抚惠龄。龄不解先生文，无知者益谤议先生。有陈烩者，以先生荐，任职校刊，至是力毁先生。当道凭先入之言，委之磨勘。烩大驳《通志》，谓宜重修。当道赞其议，志局岌岌。会毕沅回省，事乃稍定。沅须先生登复，因著《驳陈烩议》一卷。八月，沅以湖北邪教案奏报不详实，由湖广总督左迁山东巡抚，遂去武昌。谤先生者益众。独陈诗识先生书为不苟作，时客武昌府署。知府胡齐仑请于当道，以通志属诗校定。先生因去湖北。临别，诗谓曰：“吾自有《湖北旧闻》，不与君书同面目。然君书自成一家，必非世人所能议得失也。吾但正其讹失，不能稍改君面目也。”《湖北通志》全书分四大部。一为《通志》，七十四篇，凡二纪，三图，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传。二为《掌故》，六十六篇，凡吏科四，户科十九，礼科十三，兵科十二，刑科六，工科十二。三为《文征》八集。四为《丛谈》四卷。
编《通志》时又撰《常德府志》二十四篇，凡纪二，考十，表四，略一，传七，别有《文征》七卷，《丛谈》一卷。又撰《荆州府志》，《麻城县志》。
楚游五年，《史籍考》功程仅什八九，暂归会稽，省家室。
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五十八岁
自庚辰始赋远游，于今三十六年，备历崎岖险阻，颠倒狼狈，极人世可悲可愕之境。远道归来，葺居仅足容身，器用尚多不给。而累累书函，乃其长物，为帙五千，为卷五万有余。人事倥傯，不得稍亲笔墨，间有酬酢应人之作，不尽精能，且所作亦无多，因题曰《甲乙剩稿》。
有《乙卯札记》。
十月，离家，游扬州，有《邗上草》。
毕沅回任湖北总督，以苗顽稽讨，不能卒《史籍考》之业。
嘉庆元年丙辰（一七九六）五十九岁
二月自扬州暂归会稽，将有楚行，又因楚事未决，迁延过夏，以至仲秋，决计北上。
编辑《史籍考》。
八月二十一日题近作为《丙辰山中草》。跋曰：
所草多属论文，是其长技。论锋所指，有时而激，激则恐失是非之平。他日录归《文史通义》，当去其芒角而存其英华。
有《丙辰札记》。
宗人修辑家庙。秋，庙成，告祭，适宗老有疾，命先生摄主献酬。祀毕，因与宗人论旧谱荒不易辑，遂试编纂。
九月过杭州。岁杪抵安庆，见巡抚朱珪，识布政使陈奉兹。
嘉庆二年丁巳（一七九七）六十岁
正月，在安庆上书朱珪，谋浙江文墨生涯，欲以卒《史籍考》之功。
汇订箧中《湖北通志稿》为二十四卷，作《辨例》一卷，与书陈诗论史学。
三月，在桐城阅试卷，主沈某。
五月以陈奉兹介到扬州，投盐运使曾燠，入秋得见，岁暮辞归，有《丁巳岁暮书怀投赠秋谷转运因时志别诗》。燠亦有《赠章实斋国博》诗。诗曰：
章公得天秉，赢绌迥殊众。岂乏美好人？此中或空洞。君貌颇不扬，往往遭俗弄。王氏鼻独齇，许丞听何重？话仿仲车画，书如洛下讽。又尝患头风，无风堪愈痛。况乃面有癜，谁将玉璏砻？五官半虚设，中宰独妙用。试以手为口，讲学求折衷。有如遇然明，一语辄奇中。古来记载家，庋置可充栋。歧路互出入，乱丝鲜穿综。散然体例纷，聚以是非讼。孰持明月光，一为扫积霿？赖君雅博辨，书出世争诵。笔有雷霆声，匉訇止市閧。续鉴追温公，选文驳萧统。乃知貌取人，山鸡误为凤。武城非子羽，谁与子游共？感君惠然来，公暇当过从。
是年七月，毕沅卒于辰州军中，先生遂绝意游楚。
嘉庆三年戊午（一七九八）六十一岁
五月在苏州陈奉兹处致书朱珪，兼贡《云龙记略》一卷。
六月以《论文辨伪》呈政朱珪。
为浙江巡抚谢启昆编《史籍考》，就镇洋毕沅家访《史籍考》残余，重订凡例，半藉原文，增加润饰，以成沅志。代谢启昆作《史考释例》，分为制度纪传，编年，史学，稗史，星历，谱牒，地理，故事，目录，传记，小说十二部。
题近作为《戊午钞存》。
冬，游扬州，主曾燠。
嘉庆四年己未（一七九九）六十二岁
嘉庆帝亲政，诛奸臣和珅。先生有《上执政论时务书》《上王杰书》《上尹壮图书》《与曹定轩论贡举书》。
嘉庆五年庚申（一八〇〇）六十三岁
题近作为《庚申新订》。
目废，不能书。疾病日侵，犹事论著。倩人录草。
嘉庆六年辛酉（一八〇一）六十四岁
夏，为汪辉祖作《豫室志》，中有数字未安，邮筒往反，商榷再三，稿甫定而疾作，遂成绝笔。
十一月，先生疾卒。前数月以生平文稿请王宗炎编次。
十五年七月在江西兴国衡庐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四号，1927年4月30日出版）
纪年经纬考序
刘翰怡先生刻《章氏遗书》，以《纪年经纬考》亦为章实斋先生所著，惟篇首有唐仲冕序，谓作者是张实斋，名同而姓异，且《章氏遗书》中亦从未有言及此者，因不敢刻而仅录章氏原序于篇。兴国姚名达读之而叹曰：《纪年经纬考》实章实斋之作也，章误为张久矣。唐仲冕之刻此书，在嘉庆十二年，距章实斋之卒才六年耳，宜不致有误。其所以致误者，盖因唐仲冕与实斋“素无雅故”，不知其姓张欤，姓章欤，音同而莫辨也。迨见此书，序而刻之，因实斋原序仅署名而不著姓，遂贸然赐以姓曰张。噫嘻！自是而世知章实斋者亦仅矣。钱林、李松皆因之，《文献征存录》、《国朝耆献类征》所载张实斋皆章实斋也。彼《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之未被夺以归张者亦几希耳。此书之竟被夺以归张实斋，则唐仲冕之茫昧、卤莽；而百年来，幸犹有一二识者烛照而明辨之：六承如《纪元编序》谓章实斋著《纪元韵编》，谭献《实斋章公传》谓其尝作《读史年谱》，斯其证也。《纪元韵编》即此书之历代《纪元韵览》，《读史年谱》即此书之《纪元年表》，异名同实，盖观谭、六所述之作法与此书相类而知之。疑此书非章实斋作者，宜可释然于心矣。抑又考之，章实斋之序此书也，以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之吉，实在武昌修《湖北通志》暨《史籍考》，而胡虔、马绍基皆一时同事，交谊甚笃，序所谓“因即二家之稿，稍加较订，合为一编”者，信乎非他人所能为。而此序文体，精读《章氏遗书》者一望而知为章实斋之作无疑。若谓《章氏遗书》从未言及尝作此书，则其所未言及而别有可考者，以余所知，实斋晚年假馆苏州，为谢启昆编《史籍考》，以竟武昌未成之功，得书三百二十卷，此何等大事。而《遗书》曾无明文，而余乃从百余年后综核群籍，竟考知之。以此而推，则于《遗书》未载《纪年经纬考》之作，又复奚疑焉？或曰：是固然矣。然此书《三元甲子》有“今上皇帝嘉庆九年”之文，《纪元年表》亦叙至嘉庆九年，章实斋则于六年死矣，乌得有是？曰：不观章实斋原序乎？序作于乾隆五十七年，书亦成于是年，则所叙亦宜止于是年耳，后此者，皆刻书所缀也。即曰章氏自续，亦宜迄于嘉庆六年而止。七年以后，非刻书者——唐仲冕——所续缀而何？若谓此足为此书是张实斋所作之证，则古今姓氏偶同者固有之矣；未有名同字同时代姓之字异而音亦同者，况张为章之讹，其证据确凿有如上文所陈也哉？民国十六年五月，翰怡先生假得南陵徐氏藏本，寄示一读。窃叹此书百年隐晦，未尽其用，今既信知为章实斋之遗著，忍令孤本飘零，以致湮没？爰抒私臆，序而归之翰怡先生，庶几重付欹厥，广予流传，则宁独读史者欲先睹为快，区区考辨之诚，亦可谓无负先哲云尔！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五号，1927年5月31日出版）
达人史话
小序
我是对于史学很有兴趣而且正在用功的人，自然不免起有种种思想。本来我想精心著几部书来和史学同志讨论——但，一来呢，我的学问还很浅陋，没有成熟：二来呢，想著的书，范围太多了，不是一二年所能脱稿的：所以我从前发表的著作，多是介绍先哲，记载史事，考证疑诬，而自己想要说的话，倒反不曾说一句。
近来得到各种启发，思想越加涌现，但因慎重和懒惰之故，不曾随手札记，如雨落大海，再寻已不见点滴，这种现象还可在［再］因循吗？怕学问不够，几时才能够呢？想说的话太多，难道一定要精心结构，蔚为巨帙？想，想，想，想了着实觉得从前的态度太郑重了。
因此，我决定随时写出我对于史学要说的话来，就叫他“达人史话”。他的文体是札记式，他的内容是多方面，他的生命是赓续的：但归根一句，他是达人对于史学要说的话，史学以外的，非达人自己要说的，恕不花费笔墨了。
末了，还得声明一句，因为这种札记不是我的定论，所以我故意拿做《国学月报》做“补白”，不当做正式的著作。读者诸君，在看了庄重的著作以后，得此一帖“清凉散”，亦许可以清醒清醒脑筋。至于我对于史学说的话对或不对，任凭读者的采用或反对；若是看了一扔，不理会他，读者或不致这样吧。
达人史话之一：史话的史话
史话这个名称，在中国的书名似乎不曾见过。中国向来有所谓诗话，词话，都是关于诗词的短篇札记。我杜撰这史话二字，也就跟着诗话、词话起义。但这里面也有点分别：诗话词话大都属于记述的体裁，说某人生平如何，诗词如何，并且一定要引出一二首，一二句诗词来证明；我所谓史话，据我现在的意思，大概是谈论的体裁，把我心里想到的主张，见解，身历的路径甘苦，凡关于史学的，随时写出来——不过将来也许仿效诗话词话的体裁，谈些古代，现代，国内，国外的史学家的概略。若是这所谓《达人史话》，而能够持续，能够站立的话，它也许成为中国史话的最初试验的第一种；反之，若无价值，读者往下一扔，中国也许不必有史话发生了。
达人史话之二：史学院的需要
倘使一个国家而健实安治的话，史学院是不可不超然的，独立的，由国家的法律，力量，建设在任何学术，政治的机关以外。中国向来的史馆，似乎带有半超然，半独立的性质；但没有经过法律的规定，不由纯粹的史学家主持，所以历代史书，有好有歹。外国现代的史学会，似乎很能代替我所理想的史学院；但私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仍旧不能多多的裨益史学。司法独立，教育独立，是经过许多创议，坚持，而渐见实行的；惟独没有人讲史馆独立。我前二年便曾想过，史馆的人员应该受法律保护，地位应和行政机关平等，而且绝对不让非史学家入史馆或侵犯史馆。记得也曾和一二友朋及梁师（任公）说过，友朋虽置之不理，梁师却在今年讲《广历史研究法》时提起了史官独立的需要了。但我经过了数月的思想，觉得沿用史馆的名称和制度仍是不行。因为史馆终究只是做史的机关，不能锻练人才；史官终究只是政府的官吏，不能自由发展。要想镕冶“锻练人才”，“研究史学”，“搜求史料”，“著述史书”等机关于一炉，非有我理想中的史学院不可。我所理想的史学院，和一般大学的史学系，欧美大学院的史学门，又有不同。读者欲知其详，且听下回分解。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六、七号，1927年6月31日、7月31日出版）
哀余断忆（五则）
之一
名达始识静安先生，以乙丑年八月十一日，即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午后四时，清华研究院第一次师生茶话会开，出席者达五十余。名达方以是日午前到校，举目无亲，逢人辄询姓名；而又素不识先生。见有布袍粗褂，项后垂辫者，私心骞想，“此岂李济先生耶？”须臾，主席致辞，并一一介绍；始知久仰而素昧者，即为此老。聆其声，望其貌，盖忠厚人，可与语；然面生口涩，终席不敢启齿也。又明日，午前九时，受先生课《说文》，始惊其妙解，而有从学之心。课后，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语，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随手翻次篇《易之定义》，名达以说未定阻之。因叩读书求学之法，尽兴而别。自是，颇有志于训诂考证，而或奋或衰，迄无毅力以为继，盖二年于兹矣。自以记性弗灵，未能强忆；小学无根，无以便用；而素喜研究史学理法，方致力于章实斋之书：荏苒时日，于先生之学，犹无与焉！迄于今，而先生则已长眠弗起，虽欲就教质疑，将何往矣！以所得于先生者极少，而犹未循径用心焉，则追记之以备后学之取资，亦所以释憾于万一欤！
之二
孔子适周之年，静安先生盖未深考，故偶赞名达之说。过后思之，知非定论。自审于考证之术，尚无所长。而是时方究心史学理法，遂弃此而就彼。当一九二五年之秋冬，实未尝亲炙先生而深叩方术也。翌年三月一日，颇欲研究《史记》，先生谓“规模太大，须时过多，奈何？”对曰：“姑就其一部分以理董之。”先生忽作而言曰：“《六国年表》，来历不明，可因《本纪》、《列传》、《世家》及《战国策》互相磨勘，各注出处于表内作为笺注，亦一法也。”如命而为之半月，并参考先生所著之书，始领会先生治史，无往不为穷源旁搜之工作，故有发明，皆至准确。十七日，问“《六国年表》，每多年差事误，如何？”先生曰：“勿管，但作笺注可也。吾人宗旨，为辑《秦纪》。司马迁序明言‘因《秦记》……表六国时事’，《秦记》不载日月，此篇亦无日月。自秦襄公元年至秦二世三年，依《秦本纪》、《始皇本纪》及此篇皆系五百六十九年，必出一本。别篇与此篇有异同者，殆另有所本。故此篇除去与《左传》、《战国策》及此书诸篇相同者，皆司马迁取诸《秦记》者也。又，《战国策》不纪年，诸侯史记又亡，则此篇所纪年载，亦出《秦记》无疑。”名达遵命，改《六国年表笺注》为《六国年表寻源》，又旬日而告成。统计所辑《秦记》，将及百条，以示先生，先生欣然无语，不知其意何若也。六日十一日，请益之余，先生谓曰：“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地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目，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名达因陈所欲努力之方径，且谓毕业后仍当留院。承先生垂询家况，并勉以读《诗》、《礼》，厚根柢，勿为空疏之学。又三日，辞行于先生家，谈论逾时，所受教益逾繁。其言过多无伦纪，名达亦既受用之矣，不复缕也。——吾初见先生一年内交际之迹止此。
之三
当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名达复见静安先生于清华园。翌日，再问研究《史记》之法，仍谓寻源工夫，必有所获。然名达方编次《章实斋遗著》，谢弗能也。由今思之，悔无及矣。十二月三日，即夏历十月二十九日，实为先生五秩初度之辰。先生方以理长子丧事自南方归未久。仝人展拜于堂，未暇有以娱先生，仅倩贵阳姚茫父绘画为寿。又七日，先生招仝人茶会于后工字厅，出历代石经拓本相示。仝人啧啧嗟赏，竞提问语。先生辨答如流，欣悦异昔。始知先生冷静之中固有热烈也。自是吾院师生，屡有宴会，先生无不与，而最堪永远纪念者，莫如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之师生叙别会。斯会之先，则五月十二日史学会之成立亦有足以纪述者焉。先是，名达感于中国史之范围过大而材料特丰也，非通力合作，则人自为战，永无成功之希望。若在外国，则国虽小而学会林立，所以裨益学问者无所不至，而史学会之为用尤显。吾国则他学容有学会，史学会独无闻焉，抑可怪也。间尝语之我师友，以谓吾院治史者众，又得梁、王、陈、李诸先生为师，益以大学部史学系师生，不下四五十人，苟能联络组织，分工合作，其为功效，宜有可期。若更扩之于北京，充之于全国，以大规模之团体，作有计划之事业，则不出十年，中国史学，必当一变昔日之偏蔽而为昂进之发展，可断言也。今年夏，更言之于刘寿民先生。适史学系同学亦有斯意。双方接洽，史学会遂以成立。是日也。梁任公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静安先生皆出席而各致己见于众。静安先生则谓宜多开读书会，先有根底而后可言发展。席间议论云兴，最后乃折衷一致，先生微嫌薄之。既散，与寅恪先生同行，颇用怀疑，以为斯会别有用意，而不知其实欲有贡献于史学也。呜呼，于今虽欲得先生怀疑而督进之，将何从矣。
之四
吾今当叙吾院师生与先生诀别之师生叙别会！吾叙至此，吾怀欲裂，吾笔欲坠，吾不知若何而可赎罪于万一也！四五月间，吾院同学以故龃龉，同学会职员之在位者，惟名达一人。学年将满，众咸知同居之不可久也，则思大会师生，以叙别情，而促名达奔走其事。工字厅者，清华学校宴会之所。吾日往注册部问明日工字厅有会乎，必曰“有。非特晚间，即正午莫不然也。非特明日，自今以迄暑假莫不然也。”又一日，侦之，忽有二晚一午无会，晚则五月二十九、六月九，午则六月一。返而询之同学，或曰“五月二十九太早”，或曰“六月九太迟”，向例宴会必在晚间，而主六月九者较众，议遂定。顷之，有急欲离校者，不能待，则日聒于旁，“盍早开叙别会。”因通告师生，改六月一日正午为会。餐前聚坐，谈笑不拘形迹。有与众谈蒙古史料者，则静安先生是也。布席凡四，欢声沸腾。惟先生之席，寂然无声。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然众方畅谈别情，不遑顾也。肴设将罄，任公先生忽起立致辞，历述同学成绩之优越，而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谛听，静安先生亦点头不语。既散席，与众作别如平时，无异态。呜呼，孰知先生以此时死别诸生，而斯会竟若促先生之死也！别后有顷，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朗润园。归途过西院朱君忽问“王师家何在，吾竟未一窥其状。”余谓“盍往访乎。”既至，书室阒然无人，呼侍者电问南院，“在陈先生家否。”则曰：“在，即至矣。”俟之，果至。恳恳切切，博问而精答，相语竟一小时。晚餐已列，起身告辞。先生送至庭中，亦向例也，呜乎！此后先生不复送客庭中矣！
之五
师生叙别会之翌日，晚饭后，名达逆校外溪行，遇静安师母暨师兄师姊于圆明园西院间，且步且谈，未有遽色。日暝，钟八点矣，入寝室，有二人焉，叹声颤语，问之，曰：“王先生死矣！”“何处？”曰：“昆明湖也！”余膝遽吻地板，口呼“唉哟”不置。急询状，二人者亦昧其详。问“王师母知之乎？”曰：“已有人往报矣。”惶惶然，凄凄然，奔走告语，唏嘘之声遍于全院。有顷，群集于校门，急驰汽车，止于颐和园之东。叩门，述来意。门者弗纳，众有怒者，名达至高声詈之。相持有顷，余谓校长，盍以数人入，必见许。试之，果然。余众不得已，衔哀先返。灯将熄矣，燃烛，会于讲堂。名达主席，议决要案多种，新设治丧委员会以执行之。明日，急遽用餐，奔赴颐和园内。睹昆明之水，而深怨其死吾师也。及鱼藻轩，则静安先生遗体在焉。揭席骤观，放声大哭。时方正午，忽彤云四起，雷声隆隆。众督虑尸坏，急切望检察吏来。迟之复迟之，日已夕矣，方得蒇事。钟七点，遗体移出园外，殓于后门老屋。钉声訇訇，从此遂不复得见先生之容矣。九点护棺缓行一小时许，始止于刚秉庙而厝焉。返校，稍憩即寝，晚餐咸未遑也。越四日，仝人公祭先生于庙。九月二十日，复祭先生于墓。迄今抚怀往迹，徙（徒）兴未学之悲；遥企前途，益切失导之痛：斯悲斯痛，何时其已！他人者，身受先生之贶，或竟秘之，甚或宝先生之说为己有，欲其尽述所闻，不可得也。自惟所得弥寡，所以遗憾益深。笔落心酸，不禁吾谁与归之感矣。呜呼！
十一月十六日夜写成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八、九、十号合刊，1927年10月31日出版）
友座私语（二则）
之一
成学固不易。静安先生所以有如此成就，固由其才识过人，亦由其凭藉弥厚。辛亥以前无论矣。辛亥以后至丙辰，则上虞罗氏之书籍、碑版、金石、甲骨任其观摩也。丙辰以后至壬戍（戌）则英伦哈同吴兴蒋氏刘氏之书籍听其研究也。癸亥甲子则清宫之古本彝器由其检阅也。乙丑以后至丁卯则清华学校之图书禀其选择也。计其目见而心习者，实至可惊。人咸以精到许先生，几不知其渊尤为有数。返观身后所遗藏书，则寥寥万卷，无以异人，古物尤不数数觏。后以学者，可以省矣。
之二
静安先生，禀二百载朴学昌盛之业，值三十年史料出现之富，其所著作，皆有发明，考证至此，极矣。然对于新出史料，或昧其出土确地。如商三句兵，初以为出于保定清苑之南乡，有跋著在《观堂集林》。嗣又手批云，“后知此三器本出易州。”不知其所据者，何人之言。而竟因此断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上。”又谓“盖商自候冥治河，已徙居河北，远至易水左右，……则今保定（后改易州）有殷人遗器，故不足怪。”先生盖已深信其说之不谬矣。然以吾闻之陆咏沂教授，则此三器实出陕西，陕西商人某携之至保定，北京延古斋肆主陈养余君得之，以转售于罗叔言参事，先生则又见之于参事许，盖已见闻授受，至五六次，真相渐昧矣。陈君昨年亲语教授，此器断非保定易州出。教授亦曾以告先生，先生未置可否。此案虽难遽定，然恒农徒隶诸砖，始以为出自灵宝，继知确出孟津，参事已自言之，则史料出土之确地，固不易知。读先生文者，幸留意焉。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八、九、十号合刊）
致顾颉刚函之一
颉刚先生：
三月五日手书敬悉。久闻厦大发生风潮，国学院随以停办，心里十分挂念。
前月承寄《国学院周刊》二期，甚感，读了很可以发生一种快感，觉得贵院的进取精神实在不比寻常。
先生质问厦大校长书，想已发生很大的影响。若再加以努力斡旋，也许国学院还可以恢复，那就我们所馨香祷祝的了。纵使不能如愿，而厦大挽留先生甚殷，则先生仍以勿去为宜。一来厦大很有发展的希望，至少我们还可以想法子借他的力量做些整理国史的工作；二来厦门是一个清僻地方，不受政治影响，适宜于学问的研究。
敝院教授李济之先生在山西夏县阴村发掘石器时代的石器数千种，早已运回，正在研究。现所已得的观念，不过知道石器时代在中国很普遍而已。对于洪水问题，却没有什么贡献。
王静安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力辨古史之虚伪，不如从事发掘，研究地质或考古，去寻求古史的真相。换句话说，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名达则以为先生的辨古史，只是要叫人别上伪史的当，并不是要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原是要种种学者帮助才可以解决的，但先生从研究故事和神话的方法去研究，总不失为求真的一条路；况且从这条路还可以有重大的发现哩。
敝同学山西卫聚贤君对于古史的研究颇多特殊的见解，敝院的国学论丛有他的文章，是考证《左传》的。他很想和先生通信讨论古史，曾经做过一篇批评古史辨的文章，寄往上海的国学什么刊了。
名达半年工作，只编成《章实斋遗著》一部，凡分十二部，有三四百篇，约六十万字，占章氏遗书之半，自觉编法和昔人不同。其序目已付国学月报发表，不日出版，即寄呈正。
近日著《朱笥河年谱》。朱学无专门，以其是章实斋的本师，为寻章学的渊源起见，故有此作。字数只有二万五千。为陆侃如先生索去，给《国学月报》发表。
《崔东壁遗书》，当然是中国史学的杰作，尤其是先生的编辑得法。章实斋曾说，凡辑书之体，约则欲其极精，广则欲其极备；精以明专家之长，而备供采择之便；二者交资而不可偏废者也。先生编崔书是用后法，我编章书是用前法。至于崔书本身，我没有彻底的研究，不敢冒昧批评，但觉他说的有对有不对，最好是能够于各段下略注数语，免得读者迷信。他曾说，想替春秋以后的史事考辨真伪，而力不足，希望后人兴起。可是至今百余年，还没人承继他的工作。先生虽很深切的辨古史，却不是承受他的家法。他的考信于六艺的家法，实在也难承受。不过这种捉住一个事，遍考古人古书的说法，从其矛盾疏略处以抉其伪的方法，实在妙得很，似乎至今尚可用。若有人把春秋以后的事也一件一件的审查一番，那真是史界的功臣。先生做序，当在启发一般研究历史的人，用此方式做此工作。
《史学丛书》凡例，有暇属稿，当即呈正。即以《章实斋遗著》为第一部。他日从各文集中辑出史学论文，随时续刊。崔氏遗书，碍于条约，自可勿入丛书，但亦无妨摘录。《史通》则坊本太多，不知有妨消［销］路否。若从便利学者起见，则细心校读，冀成善本，似亦可为。此丛书专收论文，不收考证，或纪载之作，成编似尚不难。
暑假拟不回里。若回，当绕道广州，过厦一访。大约此间环境不变，则去留皆可自由。若途程有阻，当然留京；否则视先生尚留厦大否，国学院能恢复否，以为决。因欲见先生一罄积年之思，并参观国学院之组织。且拟请国学院派一二人同往江西龙虎山，收集调查张天师府之实迹实况，以供先生之研究。非先生在厦及国学院恢复，则不能提起也。
先生身体日健，且能游历各地，真是可喜。此后所经历者望以时见告。
草草布此，敬祝安愉。
小弟名达上。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原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二期，1928年）
致胡适函之一
适之先生：
侃如兄来北京，告诉我好些事情，有的和先生有关系——
商务印书馆近来想出《千种丛刊》，把先生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收入《国学小丛书》内。我想这次再版应该成定本了，不补订是不好的。现在已依照先生去年告我的话，把《章谱》增改好了；再过几天可以寄给先生校定。至于我曾在《国学月报》第四期发表的《章谱》，原想附在《遗书》后，和先生所作的单行本无妨，随它吧。
《千种丛刊》内又有《国学基本丛书》，该丛书又有《文史通义》。我想单看《通义》不能了解实斋的学问全体，刘翰怡印的《章氏遗书》又太难得，而且编次不很好，所以很愿把我所编的《章实斋遗著》送给商务馆做该丛书的一部。《遗著》的编法是依照科学的性质分类的，凡有主张见解的文章都收了，共六十万字，而且搜罗别人涉及实斋的文章作《附篇》，另外随文附注附表，用了十多个本子精校，许可令读者得一个明瞭的了解。先生在一二月间可以收到这样一部书，现在我先告诉一声。
侃如又要我代他去主幹《国学基本丛书》，他的意思很坚决而且诚恳，使我难于骤然答复。名达在此虽有三年，但学问尚无成就，所以不敢去社会服务。不过期限已满，明年不能再留了；社会上可以同时求学、同时服务的职业，实在难得。像主幹丛书一类的事情，虽非史学专门，却也总可读书结友；虽然职务繁剧，若忍耐些，精细些，也或可胜任。况且名达对于出版事业也有点经验，再加以虚心请教，失败是不会的。所以名达经过考虑之后，就决然允许侃如的要求了——也就忘了顾颉刚兄叫我不要找职业的话了。
先生，现在治国学的趋势渐渐变了。好一些儿的，喜欢主观的发明，厌薄客观的整理；次一等的，走乾、嘉的老路，不知学术的大体；最下的，随便拿起一部古书来标点印行——清华研究院也渐渐向死的方面走了，这种环境是应该离开的。我们几天不读先生的文章，便觉得沉沉欲死；若能常接先生的音吐，岂非多一点生的机会吗？青年学者属望于先生的无穷，先生须得继续努力啊！幼稚学界渐渐走入迷途，先生须得负责指正啊！
名达对于先生的信赖是和对于任公先生一样的，心有所图，学有所得，必告之于二先生而后快。不过很不幸，先生既然素未亲近，而又不曾有一月同居一城；任公先生今年又抱恙不住院，终年讨论，不及挚友一夕之谈。精神上的烦闷比较经济上的煎迫更厉害，不知何日始得解除！所以想就商务馆的职业，也就是这些原因使之不得不然。先生，你能够念及远道向慕的一个青年，使他能够接近先生，做一点学问吗？明说一句，就是不待侃如返沪，即请先生介绍我给王云五先生去主幹《国学基本丛书》，可以吗？侃如在京尚有数日居留，关于此事，或已有信寄给先生，或返沪后再给先生面说。因为他说该《丛书》从十七年一月起工，我恐怕拖延时日，有误时限，所以不揣冒昧，就写信告先生。我在先生跟前是不客气、不遮掩的；虽然写信时，脸有点红，但总觉得找职业是应该的，何必人荐为是而自荐为非呢？先生，请谅解吧！或可或不可，总望给我回信。贫生孤客，岁暮严冬，鹄候好音，其情绪何如，请先生一设想啊！
专此，敬请著安，并祝新禧。
后学姚名达敬上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