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念鲁年谱》·序例
读《章氏遗书》且半载，思以研究所得，撰为《章实斋之史学》一书。自信性情相近，功力易施，日夜寻绎，指顾成就。不谓资质钝愚，光阴迅速，虽有一二新解，无由融贯为篇。乃知读古人书，心知其意，亦复不易。而渊源所自，不为搜讨，尤非治学者之所宜。以章实斋之卓荦千古，其先为之基与夫后为之辅所以成其造诣者，是其人必自有其不朽之质在，为吾人所不可不与知也。实斋史家，于其所以成学，得力所在，自知甚明。故其示子书有曰：“子女之生，必肖父母；虽甚不似，而必有至肖者存，此至理也。学问文章，亦有然者。吾于古文辞，全不似尔祖父。然祖父生平极重邵思复文，吾实敬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于乡党。祖父独深爱之。吾由是定所趋向。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而根柢则出于邵氏。亦庭训也。”其所谓邵思复文，盖清初邵念鲁著《思复堂文集》；其所谓朱先生，盖同时人朱笥河；一则为实斋根柢所自出，一则为实斋讨论修饰所从得，吾人治实斋之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学而至于有成，非易事也。迨其已成，以漠不相干之人。从千百年后，欲知其所以成学之故，其事之非易，较成学不甚轩轾焉。史家之得成为专门学者，其机盖胎于此。推之，凡百事物，莫不欲知其所以发展至此之故，斯非史学无以善其事矣。章实斋之所以成学，吾已略知端倪。更溯其源，则邵念鲁之所以成邵念鲁，吾乌可以不知？吾欲知之，吾乌从知之？有个性焉，有境遇焉，有家学焉，有师传焉，……纷然杂出，吾将何以真知之？年谱之作，非得已也，应种种需求而为之也。
时间之叙次，史之第一要义也。而于年谱尤为密切。故当时正朔，天干地支，西历纪元，谱主年岁，以次叙述于每年之第一行。
次行低一格，叙述谱主之性情，志愿，行为，思想，著作，境遇，家教，师傅，友箴，……等等，分条别载，不必混淆，亦不限长短。其事迹之纪载，有各书互异者，有同一书而各篇互异者，有同一人而自相出入者。征信之标准，大抵取谱主之自述，而弃他人之代言；取当日之书篇，而弃后人之纪录；取谱主少年之作品，而弃其晚年之追记。
时辈事迹，国家理乱，直接间接，有关谱主者，择要叙述，次于谱主事迹之后，另行标写，亦低一格。时辈之生没，亦择要叙述，并概其生平于其没年之下，但必低二格。
征引谱主言论著作，悉存原文，并标篇目，删繁录要，低三格写。
事迹每取裁多种书篇，陶镕变化，非尽一端，虽仍标明出处，但非悉抄原文，读者切勿误会。其去取之征，有非诠释不可者，则别作《考异》，附系该项事迹之后，低四格写，冠以考异二字。
事迹之无可系属者，或系之于近似之年，或以类附，皆以疑词述之。其最无可属者，则存之于谱后。又有事之真实与否，尚未可知者，亦用疑词。并附录《商榷》于其后，如《考异》例。
先作谱前，叙述谱主未生以前而又有关之事。并及其学术之渊源宗派，先世之名字生平焉。末作谱后，叙述谱主已死以后而又有关之事。而谱主之儿孙及著作亦著录焉。所以穷源治流，其法莫善于此。视昔人年谱以谱主生前死后之事入诸谱内，有乖体例者，似有进矣。
凡兹创例，悉以义起，求适如其事而已。计自念鲁之没，距兹二百一十五年，相隔日久。书阙有间。兹谱之不能概念鲁生平于无遗，势也。然即此五万余言，倘尽系念鲁之真，而无一言之或讹或滥，则区区乾惕之心，亦庶几稍得安慰矣夫。
民国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在清华研究院作
（《邵念鲁年谱》初载于《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二号；单行本作为何炳松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之一种，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论史学
柏丞先生侍右：
一月赐书及惠寄《民铎》，早经拜读。适值草创《邵念鲁年谱》，稿册三更，昕夕勿懈，以是无暇置复。顷稍就绪，特拨冗肃此，幸垂察焉。
章实斋之史学，根柢于邵念鲁，而邵学，则又出于刘蕺山。刘则本王阳明致良知之教，发诚意慎独之说，而集宋明诸儒之大成者也。故欲穷章氏史学之渊源，非追求邵刘之哲学不为功。胡适之作《章实斋年谱》，未尝道及其学之渊源，故似有不能彻底了解之处。名达之作《邵氏年谱》，盖有鉴于胡先生之失也。
承示章实斋曾谓凡人不能无气，不能无情，气与情，即人也，断不能免，唯本诸性之情，合乎理之气，则人而近乎天者也云云：有合于现代主客观念之分，诚系卓识。然亦有所本。刘蕺山指归之精微有四，其一曰太极为万物之总名。意谓“《易》画一奇，太极之象；因而偶之，阴阳之象。太极即在两仪四象八卦中。理因形气而立其要归之慎独，人心径寸间，空中四达，是为太虚。虚故生灵，灵生觉；觉有主，是曰意。寂然不动之处，唯恃此不虑而知之灵体，故举而名之曰独。少间见闻情识纷起，杂而非独，慎之无及矣。可知独即意，意非念也。气即理，非理生气也。”邵念鲁谓“人伦有五，天命之性，生来有此五者，所以异于禽兽而为人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尽此五者之性也。经纶天下之大经，经纶此五者之大经也。亲义序别信，要而言之，止是一诚。诚者，天之道，乃天命之性，思诚者，人之道，则复性之功也。人有性，有情，有才。性善则情亦善，才亦善，愚夫愚妇，皆有性之人，即皆有才情之人。但人之才情，当用之于忠孝节义，不当用之于词章藻绘。诸葛武侯、郭汾阳王、岳忠武王、文文山丞相，有才情之人也。施全、补锅匠、东湖樵夫，亦有才情之人也。何也？忠孝节义，各率其性，无大小一也。是数人者之丰功烈行，与愚夫愚妇之与知与能，一而已矣。是真有才情之人也。举邵、刘之说，以与章实斋《史德篇》参较，则线索瞭然矣。
章实斋“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名达已有殊异之解释，仍目胡先生之解释为误，将诠入拙著《章实斋之史学》中，今兹不欲轻露其璞。
史学之究竟，厥为求事物之所以然而得其是，知其所以然而不得其是，与知其是而不得其所以然，厥失维均。任公先生因果关系之说，近经接谈，始悉三二年来渐屏不言。事剧，不遑改定原稿，另有新解，亦未及发表。先生追溯源流之论，有契于求其所以然，倘再进而求得其是，则史学之能事毕矣。
大著《五代时之文化》及其附论，名达与任公先生同其赞仰。盖以治史为作史，深得章实斋之遗意，虽资料辑纂非难，而义意贯穿不易，非具史识而知史义者不能，而先生倡创之功为甚伟也。然以此谓尽作史之良法，则似未可。二十四史之中，岂字字不苟，事事可信？倘一无稽，便陷讹误，此非博征他籍，务得其是，则新史之基，如植沙上，不可为法。故谓“第一步总应以从正史入手为主”，则可；谓“行有余力，再采其他资料以补充之”，则似未安也。倘能于正史剪裁之史料，先征取该史料他见□□□□以考证，存其是而汰其非是；然后诠次成篇。史料不出于正史，而史之本身确系当时之是，不仅系正史之文，则新史其庶几乎！
清华研究院，非纯粹研究史学，承望其有慎搜现代史料之一种工作，盛意可感。任公先生深谓有然。俟研究院之基础益固，史学之同志益多时，当致力及之，不敢怠也。公余尚希裁答。
姚名达拜启二月十八日
（原载于《民铎》第七卷第三号，1926年3月出版）
《清华周刊》和史的意义
余之生也晚，而来清华也迟，所认识的朋友又不多。今天刚好逢着这位少年——清华——满十五岁，许多人都来和他做生日。假如有来宾猝然问我：十五年的清华，究竟怎么样？他为什么发展到这么样？那么，请你恕我，我是答不出来的。因为我和他结合在一起，才满七个月，而和他关系很深的人，我又不认识许多。
莫说来宾要发这样的问，便是我自己也常常很想认识十五年来的清华，究竟怎么样；也常常很想知道这可爱的少年，为什么发展到这么样。这种心思，我料想在清华的人，谁都不免的。
十五年来的清华，已经过去了，我们欢欢喜喜的在这儿和他做生日。假如我们能够再有三十五年的寿命，那时鹤发癯颜，拄杖携童的，来和清华做五十岁生日，要追想今天的情况，要根问十五周年以后的清华究竟是怎么样，为什么发展到这样，一来，不免有今昔之感，二来，有似一部二十四史，从那儿说起呢？
由上面种种综合起来，《清华周刊》实负有重大的使命，这个使命，我叫他“史的使命”。
假如我们具有史的眼光，我们应该知道人生是流水似的，截不断，捉不住，只有过去，没有现在。我们濯足溪流，污垢才离足，马上逐水去了；我们以手堵水，手才提起来，水又结合了。人生在世，也是这样。你说上古中古近古时代的事是史，你却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话已经是史；你懵懵懂懂勤勤恳恳的做你的工作过你的生活，自以为这是现在，其实早已成过去；你要想划出某时某刻以前是过去，属史的境界，某时某刻以后是现在，不属史的境界，那你真是梦想！
容许我说一句大胆的话吗？“人生只有过去，并没有什么现在。”更进一步说：“人生都是史的境界。”倘若你不相信，请你把你的现在捉住，送给我看！
这么一来，倒有些使我难为情了！假如我是一个史家，我真麻烦极了！人生只有过去，人生都是史的境界，那么，史家的“奚囊”，那能容纳这许多“牛溲马渤，败鼓之皮”呢？一千人做的工作，过的生活，要另有一千人把他记下来，那怎么能够做到呢？既不能，何必要有史家！
但是，譬如我们今天在这儿和清华做生日，要知道十五年的清华究竟是怎么样，要知道清华为什么发展到这样，我们便不得不想一个法子使我们能知道。使我们能知道的法子，除了口口相传以外，唯一的便是文字，纪载文字的人，便是史家，能够纪载文字使我们知道十五年来的清华究竟是怎么样，清华为什么发展到这样，这便是史家的责任。我们不能说不知道便罢了，我们要知道，便不能不要史家。
史家不能不要，而史家又不能把人生的一切都用文字纪载下来，那么怎办呢？难道随随便便纪载些便罢了么？假如随随便便纪载些，谁亦能够纪载，何必费史家的心呢？况且，随随便便的纪载，便能够显人生的全部么？如其不能，那便不若随随便便。
接着，“史的意义”，便不能不赶紧提出了。
说起史的意义，便联到中国古话“史以纪事者也”，便发生了疑问：事固当纪，难道理便不必纪么？难道言便不必纪么？不然，不然。言，理，事，是分不开的。你说的话，也许是跟着你做的事来；你做的事，也许是跟着你想的理来，紧连密接，分截不开，糖溶乳化，影响极切，和流水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人生是整个的。中国古话“史以纪事者也”，事字也指整个的人生，不可误会啊！
史的境界，弥满在人生，而史的意义，钟郁在有意义的人生。这话怎么说呢？人生有二部，或是有意义的，或是没有意义的。就一个人的单独行动而论：食饭，穿衣，睡觉，便溺，天天如此，视为当然，这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意义的了。没有意义的人生，便不合史的意义。反之，若这许多人食这种饭，穿这种衣，这样睡觉，这样便溺，而别的许多人却不是如此，这地方如此，别的地方不如此，这时代如此，而别的时代不如此，互相比较，互相影响，却又是有意义的了。有意义的人生，便合于史的意义。就多数人的共同行动而论：车儿往东，马儿往西，农夫耕田，商人做生意，各走各的，各做各的，这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的人生，便不合史的意义。反之，若一个人发现了一条新路，一块新地，发明了一个新道理，一样新东西，这虽然是他一个人的行动，而足以影响许多人，却又是有意义的了。有意义的人生，便合于史的意义。
史家的责任：要在全部的人生，挑出有意义的人生，用文字纪载下来，留给当时此地以后的人看，使他们知道：人生究竟是怎么样？人生为什么发展到这样？能够保存有意义的人生，能够使人知道有意义的人生，这便是史家的成功，这便是史家唯一的目的。
空论也好，细事也好，互相攻击的文章也好，布告周知的条告也好，依例是可以登入《清华周刊》的。但是我们应该问一声：这是不是有意义的？这合不合史的意义？换句话说：这配不配占《清华周刊》的篇幅？
我们应该明白：《清华周刊》不是游艺园的剧单，不是大公司的广告，更不是捏造新闻的晚报，也不是有闻必录的日报；《清华周刊》实在是纪载清华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的人生——留给落笔这秒钟以后的我们看的，使这秒钟以后的我们，知道这秒钟以前的我们。《清华周刊》的执笔者，应该具有史家的眼光，怀抱史家的态度，去纪载清华有意义的人生，使清华有意义的人生，全部活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赓续无穷，使清华的史，昭垂万古。
十五年的清华的人生，随着我们过去了。我们要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样，他为什么发展到这样，除了问和他关系很深的人以外，我们只有去看十五年来的《清华周刊》和同类的刊物。能不能使我们尽情知道，这很难言。我们要使十五周年以后的清华，留给以后的我们看，便不能不把周刊成为纪载清华有意义的人生的刊物，使他可以当作清华的史看。我们应该努力做有意义的工作，过有意义的生活，使我们的人生，有史的意义。我们也应该努力纪载清华有意义的人生，使我们的周刊，有史的意义。
（原载《清华周刊》第二十五卷第十号，总第三百七十七期，1926年4月30日出版）
《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驺忌的三段话
《史记·田敬仲世家》是一篇糊涂账，是一卷神话故事集，在全部《史记》里头，几乎应该位置在下下等。大概也许因为司马迁生地距齐太远之故，所以对于神话和故事，不曾细加择别。（虽然他也曾“讲业齐鲁之都，”却是旋又“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了。虽然他说“择其驯雅，”却是“整齐百家杂语”“述故事”之事业，总脱不了故事杂语之樊笼。）所以后来考史诸家，各能指出他的疵病，如遗却田悼子、侯剡二代，不叙齐宣王伐燕等事，前人都已说过了。可是还有一大段谬误话——甚至可称为荒唐无稽的话——从来没有人发现，倒也可怪。我现在把他抄写在后面：
第一段
（1）桓公午五年——B.C.三八〇——秦、魏攻韩，韩求救于齐。
（2）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早救之，孰与晚救之？”驺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
（3）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秦魏战。
（4）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
（5）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
第二段
（1）威王二十六年——B.C.三五——魏惠王图邯郸，赵求救于齐。
（2）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于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既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
（3）其后驺忌与田忌不善，…于是成侯（即驺忌）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
（4）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
（5）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第三段
（1）宣王……二年——B.C.三四——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不利，战于南梁。宣王召田忌复位，韩氏请救于齐。
（2）宣王召大臣而谋曰：“早救孰与晚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孙子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阴告韩之使者而遣之。
（3）韩因恃齐，吾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
（4）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孙子为师，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
（5）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
这三段话，几乎是一个模型造出来的；而最奇妙不过的，尤其是驺忌的三段话。驺忌真是一个大傻瓜，而又撞霉头，偏偏齐国起三次兵，打三次胜仗，事前的会议，老是他说“不如勿救”。观察错误了一次，不算，还要一而二，二而三。自己无军事学识，装做哑子，不说便罢了，偏偏要说，偏偏要说“不如勿救”。这种人不是傻瓜是什么？
但是只要我们稍为用心考究一下，便知道驺忌是遭寃枉。《史记》本篇不是明明说：“齐威王九年，……齐国大治，……二十余年，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吗？《史记·六国年表》不是明明说：“齐威王二十一年，驺忌以鼓琴见威王”，“二十二年，封驺忌为成侯”吗？怎么驺忌会在二十二三年前在齐威王的父亲桓公面前说“不如勿救”？难道他在桓公时已有在君前议事之权吗？难道他以布衣见威王，却先已做桓公时的官吗？随你怎么样说，总说不通。由此可见第一段驺忌的话，本来是没有的了。第一段话既可不信，二三段也不能不考察一下了。
自然作史总是有来历可凭的，我们试考这一段的来历在何处。
《战国策·齐策二》第一条：
（1）韩齐为与国，张仪以秦、魏伐韩。
（2）齐主曰：“韩，吾与国也，秦伐之，吾将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谋过矣，不如听之。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亲，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赐我也。”王曰：“善。”乃许韩使者而遣之。
（3）韩自以得交于齐，遂与秦战。
（4）楚、赵果遽起兵而救韩。
（5）齐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国。
据《史记·六国年表》和《燕世家》，这件事是在B.C.三一四——齐湣王十年，（其实若照《竹书纪年》，应在宣王七年，当B.C.三一六，我们姑且不管，因其无甚关系。）上距齐桓公午五年，已六十七年了。《齐策》并没有插入驺忌，可是从田臣思的话看来，从秦、魏伐韩，楚、赵救韩，齐因攻燕诸事看来，只觉得完全是一件故事分化出来的二篇文章，和《史记·田敬仲世家》第一段本出一原。不过《史记》把他移前六十七年，又改“举燕国”为“袭燕国取桑丘”罢了。其实《齐策》所记，真实不诬，（《史记》《年表》、《世家》皆可作证。）而《史记》作移改的，反因毫无旁征，陷于不可征信之列了。
我们再看第二段的来历。《战国策·齐策一》第六段：
（1）邯战之难，赵求救于齐。
（2）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邹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纶曰：“弗救则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郸，其于齐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军于邯郸之郊。”段干纶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郸，军于其郊，是赵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
（3）乃起兵南攻襄陵。
（4）七月，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
似乎和《史记》本篇第二段无甚差异了。但细心一察，亦有可疑。《齐策一》连有数段叙驺忌，姓名都全，独此段只说驺子，不说名字，而《史记》却断定为驺忌，已不十审慎；却又认定田侯为威王，加上驺忌与田忌不善一段，更嫌冒昧。而《孙膑列传》叙伐魏救赵，南攻襄陵之计，出自孙膑，与此段所云出自段干朋又相矛盾。真是左支右绌，捉襟见肘。所以这第二段的话，我们也不能十分相信。
第三段也出自《战国策》。《战国策·齐策一》第七段：
（1）南梁之难，韩氏请救于齐。
（2）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早救之孰与晚救之便？”张丐对曰：“晚救之，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韩而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夫魏有破韩之志，韩见且亡，必东愬于齐。我因阴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
（3）韩自以专有齐国，五战五不胜，东愬于齐。
（4）齐因起兵击魏，大破之马陵。
（5）魏破韩弱，韩魏之君，因田婴北面而朝田侯。
这明明和驺忌无关系，《史记》却偏要加上“驺忌子曰不如勿救”几个字，并且改张丐的话为田忌的话，改田臣思的话为孙子的话，又认田侯为宣王。而《孙膑列传》说因魏赵攻韩，齐乃攻魏救韩，又与《田敬仲世家》第三段说魏伐赵韩，齐乃伐魏，显然差异。真令人莫知所从了。
以上所说，繁征博辩，已嫌凌乱，其实全是废话。我们要知道：从战国以前，并没有著述之事。除了王公大臣的事实，有人给他记下些短简残篇以外，一切古事，一切同时代的事，都是口耳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由一个地方传往各地方，由一时代传下一时代，互相渗透，互相交换，互相传递。其中愈恢奇，愈轰烈的，流传愈久，散扩愈广。其中不合众口的脾味的，不足令人惊异的，便落伍了，便渐渐的消灭了。一直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各国间的交通方便了，货物流通了，言语了解了，文字通用了，加以孔子、墨子之徒，记取其师言行，载往他国，又渐用文字，发表自已意见，那才有著述之事。而历古相传的故事，外国发生的时事，才有人笔记为篇。只要耳有闻，心所喜，便成了腕底的物，简上的文了。我们试一看先秦诸子的著书，那一部没有故事的记载？那一部不是凌乱残缺的记载？我们更一考各部子书，同载一事，常常有事实无异而人名不同，此以为甲，彼以为乙。又有同载一事，人事都同，而此则甚略，彼则甚详，此或平淡无奇，彼或恢奇恍惚。又如《韩非子·内外储说》明叙一事，既已完毕，下面却又有“一曰”怎样怎样，往往事同人异，或事人皆同又有微异，或一记其言一记其行，《韩非子》皆两载了。这里头的消息，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应该彻底的了解。他明明告诉我们：“我耳所闻，心所喜，手所记的，都说社会流传的故事，这些故事原有详略同异，我们不可取一舍一，所以我把两说都记下来。”我们再一看《史记》的原本——《战国策》，何尝不是如此？或则一事两载，事同人不同；或则又大同而微异。只因为他原来是故事时事的汇编，原来是凌乱残缺的竹简，经过刘向的校雠抄辑，才成为一部书。后来不知来历，却认为生成如此，其实错了。
我们又要知道：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是传说故事的长技。这也难怪，他们原来是变动不居，最易渗透的。而说故事的人，想张大其事，层累堆垛，又所不免。就是现存古书的故事僵石，仍旧可以探出些消息来。即如《韩非子·初见秦》一文，《战国策》以为是张仪的作品了，其实也不是。这文里头明引B.C.二六〇年的事，而张仪已于四十九年前——B.C.三〇九年——死了，不及见了。又如《史记·苏秦列传》后太史公明明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我们一看《战国策》记苏秦之言行，真令人惊奇不置。毫无关系：距苏秦死后几十年的事，都附在他身上了。
由上所论，我们再来看《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驺忌的三段话，便不必惊讶，更不必辩论了。顾颉刚先生说的好：“这些事情，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所以我们对于那时的古史，应该和现在的故事同等看待。”他原是一件故事分出来的。
我为什么要单引驺忌的三段话来说，只因为《史记》这部书，在史学界，有莫大的权威，有“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尊称，虽然有人志疑纠谬，却是不能动摇一般人的信仰，若说和故事一样的看待，更没有人敢于如此了。顾先生说：“汉以后向来流动的故事，因书籍的普及而凝固了”，的确不错。但是由流动而凝固，也有先后之不同，有的在战国时已凝固了，有的到汉代才凝固。（如《说苑》、《新语》之属）我们对于先秦诸子的记事，要当作口耳流传的故事看待；我们对于两汉以后的记事，也要当作口耳流传的故事看待；我们对于稗史小说，要当作口耳流传的故事看待；我们对于高文典册，也要当作口耳流传的故事看待。司马迁对于百家杂语，要择其驯雅，自以为去取得宜，不刊之典；我们偏要把他百三十篇，从高敞宏丽的藏书阁，移到街头巷尾的破书摊上同等看待。（虽然他的好处尽多着，但是另当一论，我们此处只说史实的价值。）若谓不然，那么，《田敬仲世家》中驺忌的三段话当怎样去解释呢？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
（原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四号）
章实斋之史学
一章实斋与其先世
章氏之先，有文叔者，于宋光宁间，卜居浙江绍兴称山之阳，是为道墟。五百年来，族姓大盛，负海阻山，回环十里之内，比户万家，烟火相接。地僻人众，力耕每不足以自给。清康熙时，有徙居绍兴府城者，实斋其苗裔也。祖某，字君信。惇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父鏕，字骧衢。少孤，勤苦攻书，乾隆壬戌成进士。辛未知湖北应城县。丙子罢官，贫不能归。戊子卒。实斋之史学，所以成其绝诣者，骧衢实有以开之于先。考厥丝迹，约有四端：实斋于古文辞，全不似骧衢。然骧衢极爱重邵念鲁《思复堂文集》：是乃合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而成一家之言者也。实斋渐染庭训，遂定所趋向，笃志史学。此其一也。实斋十五六岁时，尝取《左传》删节事实。骧衢见之；乃谓：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实斋于是力究纪传之史，而辨析体例，遂若天授神诣，竟成绝业。此其二也。骧衢喜作札记。尝得郑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钞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意义更周。仍其原名，加题为《章氏别本》。又尝辨《史记索引》“十二本纪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诸语，斥其支离附会。实斋时未弱冠，即觉邓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阴阳老少为非，特未能遽笔为说耳。实斋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拘牵类例，有同比次之书；少年启悟，盖已基之。此其三也。骧衢评点古人诗文，以授学徒，多辟村塾传本，胶执训诂，不究古人立言宗旨。实斋二十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骧衢抹去其注而评其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实斋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所谓高明有馀，沉潜不足者，实实斋之定评。此其四也。实斋弱冠以前，性绝滞；弱冠以后，骎骎向长；迥然若出二人。所以然者：骧衢启教育之功，为不可没矣。
二章实斋与邵念鲁
邵念鲁名廷采，清顺治康熙间浙江余姚一老诸生也。始吾攻实斋之学，昧其渊源所自。嗣屡于实斋书中见其称引念鲁《思复堂文集》，亦既悚然异之；而曲终奏雅，实斋竟自道其根底出于念鲁。则觅取《思复堂集》，再三研绎，而恍然其间条贯，固有可寻也。念鲁父祖，皆明遗民。故国之思，所禀于先天前甚厚。既不能得所藉手，以图恢复；则眷胜朝遗事，搜罗稽考，冀成一史，以垂永久。此则当时遗逸共抱之怀，而念鲁亦其中一人也。观其十六岁时，见马画初《皇明通记》，即知悦而录之，戏为编次，立中山、开平、曹国诸传。十八九两岁，抄录明代史料，无间昼夜，则知其天性然矣。观其二十四岁，仿《史》《汉》论赞，著《读史百则》。四十二岁著《西南纪事》，五十岁著《东南纪事》，六十岁著宋、明《遗民传》、《治平略》、《史略》。则知其致力于史，为甚至矣。实斋之于史学，专精一志，若贞妇之不贰其夫然者，殆服膺念鲁，拳拳勿懈，有以致之欤？
实斋遗著，述及念鲁者，凡十余处。其表示最明显之家书有曰：“祖父生平极重《邵思复文》，吾实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于乡党；祖父独深爱之。吾由是定所趋向。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而根底则出邵氏。亦庭训也。”与邵二云书有曰：“君家念鲁先生有言：‘文章有关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极，亦不妨作。’仆非能文者也，服膺先生遗言，不敢无所撰著。”又曰：“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鲁志也，宜善成之。”又尝曰：“《思复堂集》辞洁气清，……雄健谨严，语无枝剩。……全书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万言，若可运于掌。”综此数端，则实斋之学，导源于念鲁，从可见矣。
念鲁复李恕谷书有曰：“弟于明儒，心服阳明外，独有蕺山。”实斋亦称念鲁“发明姚江之学。”念鲁，实斋，实王学之后起也。念鲁论学，最无门户之见。其分辨朱王之异同，至为清晰。曰：“阳明之所云致知者，摄于约礼之内，始学即审端一贯。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于博文之中，铢铢而称，两两而积，其后乃豁然贯通焉。此同归中有殊途之别。”王学之始学即审端一贯，与念鲁之“凡论学当提撕本原，使人知用功下手处，”实斋之“欲进学于学，必先求端于道，”无二旨也。故实斋之宗主，实在阳明、蕺山，若以其有“维持宋学”之言而目为程朱之徒，则误矣。
念鲁学说，祖述发挥于实斋者甚多。当以次阐发，兹不具言。
三章实斋与浙东学派
念鲁、实斋，皆浙水以东之人也。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乡土关系，盖亦学者自得宗主之一道，为吾人所不可不研究者：“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实斋于是拜乡土学风之赐为不少矣。
“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元、明两史，其初稿皆辑成于甬东人士。”“史馆取为衷据，其间文献之征，所见所闻所传闻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与闻者矣。”实斋受先贤之熏育，睹遗产之丰厚，发愤向学，卒以有成，固有自哉！
四章实斋与朱笥河
实斋一生亲炙受益之师，仅有一人；即第二章所云之朱先生也。朱先生，大兴人，名筠，字竹君，又字美叔，号笥河。以文章为当时泰斗。自实斋初入都门，迄笥河之殁，前后二十年间，德艺讲贯，衣食营谋，实斋之得之于笥河者，生平一人而已。尝称之曰：“自两汉以来，学者无专门师授。南宋以后，有志之士，始得以资之所近，掇拾于残编断简。于此专其业而名其家者，于今为盛。而攻取既深，见闻为囿，则入主出奴，势不能一。先生兼收并蓄，有以窥乎其大而略其锱铢杪忽之微也。”又曰：“文章自唐宋以来，言八家者，多不究其立言之宗旨。而选青妃紫，饰色作态，又多溺于时文家风。先生独谓有意于文，未有能至焉者。不为难易而为其是，庶几古人辞达之义矣。而平心迎拒，侔色揣称，其余事也。而其要乃在于闻道。不于道而于文，将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以谓有所述作，心契乎理，手请乎心，如不得已，懔于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为加损。余力所至。神明变化，绚春拭秋，纤镂巨拓，陶冶万象，不为一律。并能令气之至，符心之初。呜呼！至矣！有宋欧阳氏以来，未有能媲者矣！”又曰：“近从朱先生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斯言实中症结。”“至于文字、训诂、象数、名物、经传、义旨，并主汉人之学。以谓与作聪明，宁为墨守。惟文章经世，闻见猥陋，不足成家，精专又不可旁涉。”又曰：“先生之言，经纶用世，远矣；而疏未试于事也。山水诗酒宾客文章，情所托矣；非其性也。坚忍有执，弗为势力转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盖以无用为用者也。人弃我取，独为于举世所不为，将以矫世励俗，而恶天汲汲于为名者也。虽时有所过；然闻其风者，往往若消其鄙吝焉。”读者识之：凡斯四者，笥河之自得，即实斋得之于笥河者也。实斋自谓因其父生平极重邵念鲁文，吾由是定所趋向；即继之曰：“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吾故发其端绪于此。而关系所在，具见于篇。
五章实斋与戴东原
章骧衢、邵念鲁、朱笥河之外，影响实斋最切者，以吾蠡测，首数戴东原，而邵二云犹其次也。微抉其蕴，略部其别，盖有七焉：方实斋二十九岁时，致其族孙汝楠书曰：“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悯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则不敢读元享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征斯言也，则实斋之不致屏弃征实之学空谈义理者，盖有由矣。实斋又曰：“戴东原之于训诂，能识古人大体。……南宋儒林诸公，撷长校短，未易优劣；元、明数百年来无其人也。”“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观是则实斋固不排斥训诂，所贵持大体而略琐屑尔。又曰：“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又曰：“其《原善》诸篇，虽先夫子（朱笥河）亦所不取，其实精微醇邃，实有古人未发之旨，鄙不以为非矣。姚姬传（鼐）并不取《原善》，过矣。”实斋诚知戴学者也。其《原道》诸作，盖与戴学有契合深微处。吾当一发其蕴于篇，兹特微引其端尔。实斋又曰：“戴东原云：‘郑学微而始以郑氏名学。’其说洵然。时文兴而文辞始有古文之名，同一理也。”他日又曰：“自史学亡而始有史学之名。”其解释“道”“学”也，亦一准斯意而言之。谓实斋为未尝受戴学之启悟者，观此当可释然于心矣。以上四项，皆实斋表同情于东原者，吾人不可不先为研索者也。
世咸称东原、实斋各标异帜，积不相能，固矣。然以吾窥探，仅有三端。盖因趋向不同，故主张有殊；其实东原、实斋乃知己，非绝对不能相容者也。实斋目学为求道之资，而非人人可得而自私。探求义理，考订名数，闲习文章，皆求学之一事。途辙不同，而同归于道则一，不应妄生轩轾也。东原不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故实斋论之曰：“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此二家冲突之点一也；实斋论学，最重专精，非涉文史，少加评议。故其所得，卓荦古今。东原于学无所不窥，自命太过。久享盛名，耻其有所不知，故往往不善趋避，而昧于交相为功之义。记传文字，非其所长；纂修志乘，亦非其素习之业。其修《汾州府志》，乃谓僧僚不可列之人类，因取旧志名僧入于古迹。实斋深不谓然。当三十六岁遇东原于宁波论修方志，即已不合。东原尚古，谓修志贵考沿革，其它皆可任意。实斋知今，谓修志宜重文献以备史裁。此二家冲突之点二也。实斋史家，最重史德。其论学术，善探渊源。故于心术未醇，昧其所自者，不惜痛绝而深恶之。东原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故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其笔于书者，犹未公然讥刺；而口说恢恡，习成风气。后辈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此实斋之所以致憾而为二家冲突之点三也。戴东原者，名震，休宁人。
六章实斋与邵二云
邵二云者，念鲁从孙，名晋涵，号与桐，实斋生平第一知己也。实斋从子廷枫，受业二云，尝曰：“叔父尝自谓生平蕴蓄，惟先师知之最深。亦自诩谓能知先师之深，与世殊异者三：先师以博洽见称，而不知其难在能约守。以经训行世，不知其长乃在史裁。以汉诂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学。”斯三者，足以蔽二云之全体矣。然皆得之于实斋。何以征之？实斋尝谓二云“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二云抚膺叹绝。故于《宋史》主于约驭博也。实斋三十四岁时，与二云同客太平。二云辄据前朝遗事，俾朱笥河与实斋各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由是二云与实斋论史，契合隐微。后在武昌，有同修《宋史》之约，又有私辑《绍兴府志》之订。二云于学，本无所不通，其得稍用力于史者，实斋箴促之功也。实斋尝谓“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二云深以为然。故作《宋史》之宗旨为维持宋学也。
二云当四库馆开，最负时誉，亚于戴东原。而其成就，乃不若举世所弃之实斋，则泛与专之效也。故实斋亦谓“邵长于学，吾善于裁”焉。然二云实实斋知己。实斋著《文史通义》，时有别识心裁，不知者或相讥议。二云每见其新著，辄谓如探其怀中之所欲言。间有乍闻错愕，俄转为惊喜者，亦不一而足。其所以慰安实斋者，亦不可谓少也。天性本敏，家藏宋元遗书最多，而世有通人，口耳相传，多非挟策之士所闻见者。及入馆阁，肆窥中秘，遂如海涵川汇，不可津涯。其博综盖十倍于实斋，用功之勤，亦十倍于实斋，故实斋恒欲仰其助。尝致书曰：“《宋史》之愿，大车尘冥。仆亦有志，而内顾枵然，将资于足下而为之耳。足下如能自成一史，仆则当如二谢、司马诸家之《后汉》，王隐、虞预诸家之《晋书》，亦备一家之学。如其未能，则愿与足下共功。其中立言宗旨，不侔而合，亦较欧宋《新唐》，必有差胜者矣。”最可恨者，各觅一枝之栖，未能同室而处。二云碌碌京师，既劳顿于应酬；实斋仆仆风尘，亦惫困于奔走。非特未尝各有成书，即片楮残籍，亦失散不可复聚。而榛芜之《宋史》，仍然于人间。斯则吾侪治史者所为痛惜者也！
七章实斋与其它诸友
实斋一生，最不为时人所知。知之者。邵二云、朱笥河及笥河之弟石君三数人耳。此外若朱少白、史余村、章琥脂，则实斋所属望为继起者也。若钱竹汀、曹慕堂、严冬友，则实斋所敬仰为先进者也。若梁瑶峰、毕秋帆、冯君弼，则实斋所依庇为宾主者也。若周筤谷、沈既堂、张吉甫、裴振，则推重实斋者也。若汪龙庄、章逢之、章守一、胡雒君，则服膺实斋而有所作述者也。此皆有关于实斋之史学，为吾人所不可不知者。当是时，正乾嘉朴学全盛之际，巨儒若王怀祖、段若膺、任幼植、周书昌等，皆接迹实斋，而实斋对之无贬辞。其论怀祖，则谓与己有同志，皆欲谢名。其言若膺，则谓见余《通义》有精深者，亦相与叹绝。而幼植、书昌，交往尤密，影响亦深。幼植之学，“淹通于礼，尤长名物。初欲荟萃全经。久之，知其浩博难罄。因思即类以求。一类既贯，乃更求他类。务使遍而后已。……”实斋论之曰：“学者能推君意，扩充其所未尽者，不骛远而遽议全经，不矜名而好为独断，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各尽所长，以穷类之散，然后徐俟其人以会经之全，庶几哉经学其有昌乎！”知类为求学之要，实斋最重视之。未始不启发于幼植也。书昌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故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弃产营书，积卷殆近十万。不欲自私，以藉书名园，有图书馆之意。实斋论之曰：“群书既萃，学者能自得师尚矣。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辞，泛滥之记诵，则学术当而风俗成矣。”此亦知类之法也。实斋求学之初步在此，而明道之究竟，亦不外此。幼植、书昌，固实斋所许为可与微言而心折之者，则平居讨论，其所津润开悟而有以裨益于实斋，虽未见有确征，吾敢断其非浅鲜矣。幼植名大椿，兴化人。书昌名永年，历城人。
八章实斋境遇之困踬
准斯七章，以测实斋其所得之于家乡师友者，既如此其丰且挚。则其成就造诣，转以饷我后人者，宜不止于一部《文史通义》数部方志而已。然卒止于此者，则贫实为之也。然亦当时上下交困，时势所趋，无可奈何者尔。当实斋十九岁，其父罢官应城，即已贫不能归，亟望实斋进取科第。迨三十一岁，父卒，移家京师。惟仰馆谷所资，以赡衣食。日有饥寒之忧。奔走四方，不能宁处。迄于没齿，仍萧然一穷进士，未尝拜一命官，受升斗粟也。以朱石君、毕秋帆之显赫，而又深知实斋，竟不能庇其身家，俾得潜心学业，以成绝诣；即秋帆之《湖北通志》《史籍考》，亦皆功败于垂成。吾实不能不致憾于二君。倘非周筤谷、裴振诸君扶持将助于其间，则实斋绝学，竟无由以贻于后世，未可知也。虽然，亦不能独怪朱、毕。当是时，清帝屡用兵于塞外，不恤民生。国库竭蹶于上，墨吏胥索于下，而循官良民，反受牵累，日即于憔悴。“设法”之弊，卒种清亡之根。故实斋当五十岁，进士开选时，试往投牒，官已垂得，而自揣迂拙，决意舍去，甘老其身于道途馆局而无憾也。朱、毕书生，清廉自守，其不能赡裕实斋也，固宜。吾于是深有恨于乾嘉时代之外强中干矣。
九章实斋与当时之学风
抑清初诸帝，对于学术，不无足纪者，则提倡奖励之功，亦未可没也。凡人之情，固不能无所歆而动，则希势揣形，以定趋向，中人以下，所不能免者也。虽然，达者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虽有其利，而弊亦在其中矣。惟有定识者不然。因其心性之所安，而不必为世之所尚也，用其天质之所近，而不必为时之所趋也，故善为学者，必顾及当时之风气焉。今请继兹而言实斋时代之学风。
实斋之时代，正乾嘉朴学全盛之时代也。风气所趋，争为考订。对于古书之研究，前无古人矣。然乾隆以前，所由渐开渐成，固非一日之功，有为吾人所不可不追溯者。当明之季叶，王学末流，入于狂禅。理障，殆不可救。东林诸子，矫之以气节，已宗朱子而掊阳明。刘蕺山取长弃短，集宋明诸儒之大成，本良知而发慎独。入清而有黄梨洲、邵念鲁相为羽翼。顾朝廷方崇尚朱学，士子从科第以猎取功名，不遵程、朱章句，无由出人头地。久之，则相与沆瀣，不复有言天人性命者矣。至此，学者精神，乃作骤忽之移换。惟攻取古人之书以为学。自顾亭林、阎百诗引其绪，又值清初特开博学宏词科，招致儒硕。康熙六十年间，纂修钜籍三十余部。兼之，史馆需人，待以不次。学者非闲习古文辞，多览典籍，擅长考订，则不能致身上第。识者知乾嘉朴学当康熙时已自骎骎向长矣。顾自雍正至乾隆初年，康熙所修诸书及《明史》，皆以次告成。一时士子，舍举子业无以干禄利也。于是桐城方苞、长洲何焯、宜兴储大文、金坛王汝骧、淳安方婺如、会稽徐廷槐之流，以工四书文为学者所宗仰，名重一时。而攻取之过，至目著述文辞，谓之杂作，通经服古，谓之杂学。非攻四书文艺，则不谓之通人。几与明代制义盛行，如出一辙；而朴学之风，日即于微。及乾隆十许年以后，形势又一变。《三通》《四库》诸馆，以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通儒硕学，磊落继起。朴学于是可谓极盛。而馆阁搜罗，文献大备，遗藉［籍］秘册，荟萃都下。乡会试程，增添诗律。风气所趋，大抵全尚名数。王伯厚《玉海》及《杂纂十三种》，皆为后学师范。才智纷纷，争言考订。熊、刘变调，亦讽《说文》《玉篇》：王、宋别裁，皆考容金篆石。其间凿灵缮性，专门名家，以其性情诣力所极，蔚为卓然不朽之业，固已有功学术矣。而进取之士，承流向风，骛名媚世，好逞繁博，不求心得。学识未充，亦强言考订。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有如工匠聚铜，而不解铸釜，更无论织锦缬缯之功，炊黍芼羹之用矣。其讲求史学，非如马端临之所为整齐排比，即如王伯厚之所为考逸搜遗，只和研索襞绩，而不复知更有进于斯者。实斋具家学师傅之素禀，深有窥乎学术之渊源，而知一时之风气，不足以该学术全体也。其论为学，首贵乎专。各就性之所近，而用其力之能勉焉，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以有通夫大道之要，而刊落循环之风气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考订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实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故最为一时通人所弃而弗道。而实斋未尝有憾于心。且未尝不知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时趋之中，不无伪托，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实斋之所深恶，乃趋风希势之徒，贪多务博，胸无伦次，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者尔，非一味抹杀置考订之学于不齿也。故于乾嘉朴学之钜儒，若王怀祖、段若膺、钱竹汀、任幼植诸君，皆互相推重，无贬辞焉。
十章实斋之志趣及造诣
“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实斋求学之先决问题。则吾人治实斋之学者，亦首应察其性情功力，倾注何所；然后知其所以卓有成立，盖有以也。实斋自知甚明，其自述亦最信允。但读其自述之词，已自了然于吾心矣。
其言曰：“吾十五六岁时，虽甚滞，而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则已近于史学。塾课余暇，私取《左》《国》诸书，分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几及百卷。”“二十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人皆谓吾得力《史通》，其实吾见《史通》，已二十八岁矣。”“廿三四岁所笔记者，今虽亡失；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惟当时见书不多，故立说鲜征引耳。其识之卓绝，则有至今不能易者也。”二十六岁时则曰：“章子于文事，初无所能。泛览涉猎之余，闲有以窥见古人所用心。第内不加充，而外无所励。又性好持论，贵识大体。不欲求工于文字语言，以为末流。此其所以历年老大，终不能磨光刮垢以抵于成也。”二十九岁时则曰：“闲思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近复时作时辍。自少性与史近。……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闻见寥寥，邈无成书之期。”三十四岁时则曰：“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又曰：“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三十六岁时则曰：“日月倏忽，得过日多。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三十九岁时则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盖空言不及征诸实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义》非迂言可也。”四十岁时则曰：“余不解为举业文艺，畏其困人法律如牛毛。”四十四岁则曰：“学诚：妄自诩谓，稍辨菽麦，不甘自弃。又自以为迂拘不合世用。惟是读古人书，泾渭黑白，差觉不诬。若不逼于困苦饥寒，呼吁哀号，失其故态，则毛生颖故投囊，张仪舌犹在口，尚思用其专长，殚经究史，宽以岁月，庶几勒成一家。其于古今学术，未必稍无裨补。”五十一岁时则曰：“鄙性浅率，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五十二岁时则曰：“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馀，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前人所未到处。”又曰：“《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较雠得失。”又曰：“所著《文史通义》弹劾古人，执法甚严。”又曰：“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又曰：“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盖端临深知此中甘苦，难为他人言也。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又曰：“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贵远，自不察耳。后世是非，自有定评。如有良史才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颇真，言大实非夸也。”五十九岁时则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六十岁时则曰：“诗与八股时文，弟非不能一二篇，差强人意者也。且其源流派别，弟之所辨，较诗名家时文名家转觉有过之而无不及矣。然生平从不敢与人言诗言时文者，为此中甘苦未深，漆雕氏所谓于斯未能信耳。故其平日持论，关文史者，不言则已，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设之不可摇动。此种境地，邵先生（二云）与先师（朱笥河）及君家尚书（朱石君）皆信得及。此外知我者希，弟亦不求人知。足乎已者，不求乎外也。”遍察实斋生平，知其性情近于史学，功力施于史学，志趣注于史学，造诣系于史学，览兹自述，可确然无疑义也矣。
十一章实斋为学之次第
实斋为学之层次，亦有可得而言者。自幼多病，一岁中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方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岁时，《四子》书尚未卒业。若以天姿观人，则实斋宜若无可造就者矣。幸从父之官，常得其父之启诱。虽二十以前，性仍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然渐染父教，好泛览群籍，喜纂类书史。尝取《左传》删节事实，父见之，乃谓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史，分其所合。于是密从其妻，乞簪珥，易纸笔，假手在官胥吏，日夜钞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纂《春秋》家言，戏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几及百卷。自命史才，大言不逊。三年劳碌，卒未得成。馆师发觉，呵责，中废闲又耽诗、赋，亦皆不成。受课举子业，意不肯贴贴如所教。中无张主，而心顾不甘与俗学伍。此其少年之可述者也。二十以后，纵览诸书，未曾有独立之见。立志甚奇，而学识未充。文笔未能如意之所向。其精神所注，悉在史籍。喜持议论，常作札记。浮沉国子监，屡应乡试。二十八九岁，受业朱笥河，始得一大转机。多识当时贤哲与其所习业，渐有志于著述。然所见未大，仅云欲遍察二十一家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已。迨三十一岁，丧父。三十四岁，出都。适清廷诏求遗书，笥河谓必人用专长，书明识职，然后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因上书具言条例，请开馆校书。又值邵二云同客笥河使院，时举前朝遗事，俾各试为传记，相与论史，契合隐微。兴会所至，遂从事于文史校雠，冀将有所发明。自云思敛精神为较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后此数年之间，和州修志，得实行其理想。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然英年气盛，不免有意矜张也。三十八岁，复入都门。学问已渐具雏体。经前此十年从事较雠之努力，至是乃得一结论曰：“群书既萃，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较雠之效见，而学问于是发轫矣。四十以后，三年中，成进士，修《永清县志》，著《校雠通义》。较雠之业，已告全功。对于道法学术之渊源流别，益了然如观火。四十四岁，遂有求学方法之揭橥曰：“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则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后此数年，历聘京畿主讲书院。用功方面，渐渐转移。向之见解，仅反诠释人言者，今且进为坚决之主张矣。故四十六岁自谓“近日……补苴《文史通义·内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诗教》上下二篇，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立言家于是必将有取。……较之《史例》《校雠》诸篇，似有进矣。”此际所作，虽亦斐然可观，然而犹未达乎通变。至五十一岁，因毕秋帆之见招，而发《史籍考》之宏愿。检阅秘书，益多感会，增长新解。蕴积久之，悉发泄于《通义》一书。翌年暂馆太平，与张小兮、左良宇昕夕比屋而处，皆有文字之役。暇则聚谈，谈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机触兴，则时有所会。自四月十一至五月初八，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余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而卓荤千古之著作，即诞生于其间。实斋前此学问所得，至是乃如双流汇合，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之怪论，已觅得健全之根据，不惧摇撼矣。是年清乾隆五十四年也。实斋之史学，既告成立。则继此而作之《亳州志》，尤为精采所聚。彼亦自知之，故曰：“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颇真，言大实非夸也。”《亳州志》成之年，实斋正五十三岁。厥后五年之内，在湖北编摩《史籍考》，主撰《湖北通志》，参议《续资治通鉴》，又与修各府县志。《史籍考》之功程，既已十之八九；而《通志全稿》亦已蒇事。实斋于史学之贡献，可谓甚钜。而不料毕秋帆因事左迁，实斋失所庇，功亏一篑，深可惜也。然《方志立三书》之议，幸得保存。于方志学中，又增新得。而论史诸作，若《史德》、《州县立志科议》、《史篇别录例议》、《书教》，皆成于此时。实斋史学，实至是始发挥尽致。则五年心力，亦不可谓枉费也已。五十七岁，归里以后，奔走近郡，仍未遑将息。稍有余暇，则补修《史籍考》。其成书否，无从考证。直至晚年，功程犹未间。六十二岁时，尝上书执政，于当时政治，有所论列。六十三岁，病瞽，犹事论著，翌年卒。残岁颇有意创造新史规模，勒定新史义例，篇名已取《园通》，竟未成就，亦遗憾也。
十二章实斋之史学观（上）
治章实斋之史学者，首须了解史学一词之意义如何。今日常识所谓史学，每通指研究历史的学科而言。此吾人之所知也。而在实斋之观念，殊不尔尔。彼虽未明标史学之定义，而意旨所在，苟于其遗书三五钩稽，辨别识趣，亦未始不可得其指归。所贵夫寻绎研究者，凡以此耳。
未知其主张何若，则就其所否认者，加以反测。此论理通则之所许也。吾于实斋之论史学亦然。彼之言曰：“夫《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仆尝以为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者也。”又曰：“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又曰：“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之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其不以通常所谓史学为其心目中之史学也，昭昭甚明。此吾人所应了解者一。
实斋意中，盖谓自唐以后，我国已无史学。一则曰：“史学亡于唐而史法亦莫具于唐。”再则曰：“史学至唐而尽失。”三则曰：“至唐而史学绝矣。”其言坚决。举凡后人所为，在彼皆以为不足道。不独不认研究历史之学科为史学而已也。此吾人所应了解者二。
彼虽不认唐以后人所为为史学，而其作《史籍考》复有史学专部，收容唐以后人所为，分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门。且从而为之言曰：“自史学亡而始有史学之名，盖史之家法失传，而后人攻前人之史以为学，异乎古人以学著为史也。”彼本不认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学，遂可称史学；而世人既习而称之，则无可奈何，亦沿而称之。其实与彼平日意中口中之史学，含义实有不同。此吾人应了解者三。
由上三条，可得三义。整辑排比，参互搜讨，皆非史学。以博稽文笔故实议论体裁言史，皆不得为史学。则真正之史学，必有进乎斯数者。此一义也；至唐而史学绝，则自唐以前，我国固自有其真正之史学在。此二义也；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学，乃后世之所为，异乎古人以学著为史。则实斋意中，殆认以学著为史始得当史学之称。此三义也。三义既明，然后可以一觇实斋心意中之史学观念：
才学识各有所长，然皆人之所自具，其属于史者，当有史才、史学、史识之称。此所谓史学，既异乎研究历史之学科，更异乎实斋心意中之史学。虽属附义，亦吾人所应先了解者也。
我国史学之起源，果何所昉乎？实斋以为“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故曰：“史学本于《春秋》。”春秋非限于经，盖包举《左传》《国语》之相与为终始发明者而言之。故以欧阳修之作《五代史记》，自命笔削折衷《春秋》，而实斋谓“欧阳所见之《春秋》，乃是村荒学究之《春秋讲义》，非《左》《国》经纬，贾诂杜解之春秋。”“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闻也。”吾人所应亟须明白者，史学本于《春秋》，非本于《春秋》之经文，乃本于《春秋》属辞比事之教耳。此非先了解学与教之关系，则殊难言之。所以下文各章，不得不就教学二义加以诠述也。
真正之史学，非能著几部之史而已。必先有精深之造诣，学问已卓然成家，然后出其心得，著述成书，庶几或有当也。故实斋曰：“古人史学，口授心传，而无成书。其有成书，即其所著之史也。马迁父子再世，班固兄妹三修，当显、肃之际，人文蔚然盛矣，而班固既卒，《汉书》未成，岂举朝之士，不能赞襄汉业？而必使其女弟曹昭，就东观而成之，抑何故哉？正以专门家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必须口耳转授，非笔墨所能罄。马迁所谓藏名山而传之必于其人者也。”又曰：“古人著书，必有授受。史迁之所谓传之其人，班固之所谓待其女弟讲授，盖文字足以达其所著，而不足以达其所以著，故家学具存而师传不绝，其势然也。”又曰：“至于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于一人之手，程功于翰墨之林者也。”实斋心意所许，惟司马迁之著《百三十篇》，班固之著《汉书》，足当史学之称而无愧耳。夫上下万千年，纵横万千里，事事物物，皆史学之对象也，作史者，欲以数卷之书，罗无穷之象，是固非先有卓绝之学问，未有得允当其任者也。《春秋》比事属辞之教，所以示学者以自知其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马迁、班固，深明其旨，故实斋以为“纪传之史，自迁、固以迄梁、陈，皆《春秋》家学。”斯言得其本矣。
马、班而后，于学深造有得而后作史者，实不多觏。故实斋谓“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又谓“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周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如后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又谓：“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盖自姚思廉以前，皆一家著述；虽学有深浅，要非毫无所得。故实斋犹目史学为未亡，职斯故耳。
万事万物，悉数难穷，非可尽以入史，亦非能尽以入史。惟具精深之造诣者，或详人之所略，或异人之所同，或重人之所轻，或忽人之所谨，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著述成书，遮几得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非绳墨之所可得而拘，类例之所可得而泥也。史学之所以可贵，与夫马、班之所以有合乎史学，凡以此耳。自唐以后，集众修史，粗识文字、通籍馆阁者，人人得进身班、马之堂，掉臂陈、范之室，不必先有史学之素养矣。故实斋谓史学亡于唐，而唐以后之史皆为纂类之书也。其言曰：“马、班、陈、范不作而史学衰，于史书有专部，而所部之书，转有不尽出于史学者矣。”“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于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晋书》《隋书》以下，凡集众官修之书，非专家之学，不过整齐故事以备要删。”又曰：“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园之至也。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纪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汉、魏、六朝史学，必取专门，文人之集，不过铭、箴、颂、诔、书、表六檄诸作而已。唐人文集，间有纪事，盖史学至唐而尽失也。及宋、元以来，文人之集，传记渐多。史学文才，混而为一。于是古人专门之业，不可问矣。”综其意旨，不外以自唐而后，无复有专门潜心于史学者，历代史书，皆杂凑例修，不能显事物之象，通古今之变，虽史书形式，无异马、班，而不足以言史学，则昭昭矣。
统绎诸条，则实斋之所谓史学，必先有学而后有史，始得称史学，彼有学而不作史，固不得当此称。即有史而不本于学，亦不得当此称。其观念既已如此，则吾人进而求史学之意义，亦庶几可以准斯以求，不致迷惑也矣。
十三章实斋之史学观（中）
欲真正了解实斋意中史学之意义如何，非读遍实斋之遗书不可。然谁能耐此？则掇取大纲，发明要旨，以免棼杂无绪，是吾人所有事也。史学一词，组织于史学二字。兹且析其词而究其字，视实斋将有何见解。
史字本谊，乃官名也。以史官所掌之文字为史，以史家所作之书籍为史，以治史之学科为史，以过去之事实为史，皆其后起之谊。故究史字之意义，当溯其最初，或问实斋“《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实斋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五史之于文字，犹太宰司会之对财货也。……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又曰：“余仅能议文史耳。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其意以为史之所载，皆人事之实迹，古来之法存焉，古来之道存焉，道寓于法，非有二也。道法存于史，非史载之外别有道法也。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不可使能，故或能论其道，或仅守其法，而善言史者，不仅当守其法，且当进论其道。非然者，不足与言史矣。
学字本谊，乃言人之功力也。以国家制度名学，以一人之品诣名学，以对象之性质名学，皆后起之谊。故究学字之意义，亦当溯其最初。实斋尝谓学为求道之资，又引子贡之言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从而断曰：“‘入太庙，每事问，’则有司贱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师矣。问礼问官，岂非学于掌故者哉？”又曰：“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后世之去唐、虞三代……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夫然。则无古无今，学之对象，乃为人生之种种事物。学之目的，乃在于人生之种种自然法之中，思其所以然而求其是。所谓求道也。人生只有过去，今古绝无分界。知时博古，初非截然冰炭。且惟能知时者，始可与言博古。就当代典章官司掌故人伦日用而溯流别、穷本原，则可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学本公共之名，当其始也，但有见于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未有定名。其分条别类，而名某学某学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于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以定趋向尔。后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是皆昧其本原而逐于风气者也，斯固不足与言学矣。
十四章实斋之史学观（下）
章实斋之言史学之意义也，盖本其言史与学之意义而言之。故曰：“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又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又曰：“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仲舒）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是实斋意中，固以为必先有学而后有史，始可谓之史学矣。
史之要素有三：实斋曰：“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又曰：“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又曰：“史之大原，本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故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又曰：“欲为良史者，当慎辩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又曰：“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历者，尽人功以求合于天行而已矣。”又曰：“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又曰：“人失其道，则失其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道不远人，即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道无定体，即如文之无难无易惟其是也。”“道之所在，学以趋之。学之所在，类以聚之。”“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遮几通于大道之要。”“求资之所近而力能勉者，由渐而入于中，得究其所以然，所谓道也。又由是道扩而充之，隅而反之，所谓大道也。”“夏礼能言，殷礼能言，皆曰无征不信。则夫子所言，必取征于事物而非托空言以为明道也。”“儒林列传，当明大道散者，师授渊源；文苑列傅，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夫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斯固非具卓绝之造诣者不能。而史学之目的，端在于此。所谓经世，所谓窃取其义，皆指此也。以万事万物之杂出而比处，岂寡学浅闻者所能仓卒得其道法所在？则著述成书，亦已不足观矣。故“左、马不世出而掌故不绝于天下，则整齐故事以待神明于左、马之才者笔而削焉，此则自然之理。”实斋所以“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者，凡以此也。
《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实斋“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谓“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实斋谓：“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断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撰述通称著述。“学问成家，则发挥而为文辞，证实而为考据，比如人身，学问其神智也，文辞其肌肤也，考据其骸骨也，三者备而后谓之著述。”著述又通称著作。“著作必本乎学问，”非人人所得而能者也。记注通称纂类，或称比类，或称比次。“比次之道，大约有三：有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聚薪槱者。……有陶次专家勒成鸿业者。”著述比类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如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著述之中，实斋又分为二类：一曰独断之学，一曰考索之功。谓“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后人之裁定。”所以比类之业，得与著述同为史学之两大宗门也。
于此有一义为吾人所不可误解者，比类之业，乃所以为著述之资，而非可即为著述。故真正之史学，惟著述足尸其尊焉。实斋曰：“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史才不世出，而时世变易不可常，及时纂辑所闻见，而不用标别家学，决断去取，为急务，岂特晋、隋二史为然哉？班氏以前，则有刘向、刘歆、扬雄、贾逵之《史记》，范氏以前，则有刘珍、李尤、蔡邕、卢植、杨彪之《汉记》，其书何尝不遵表志之成规，不用纪传之定体？然而守先待后之故事，与笔削独断之专家，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不能相混，则断如也。溯而上之，百国宝书之于《春秋》，《世本》、《国策》之于《史记》，其义犹是耳。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惟比类之书，与独断之学，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断不可以相混，故唐以后集众官修之史书，不绝于世，而实斋始终认史学为已亡。盖有比类之书而无独断之学，则繁文缛节，纷然杂陈，事物之象未必能尽网罗，道法之髓未必能得仿佛，犹之糟粕不可以实彝尊，粪土不可以登簠簋，理至明也。若以今语译之，则实斋所谓比类之书，正吾人所谓史料。史虽不离乎史料，而史料终不可以尸史学之称。而胡适之先生著实斋年谱，释实斋“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为“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则于史学史料之分际，尚未能深察。读古人书，心知其意，固若是其易易也耶？
十五，五，三十，清华研究院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一、二号，1927年1月31日、2月18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