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胡适函之三

适之先生:

十二月廿一日来示敬悉,甚感!致柏丞先生函已转去,章谱板税手续已办好。章谱此刻不单行,将来再板,名达当照尊示加注重排,总以保留原著为是。

谢谢先生嘉惠后学的好意。另日再面谢!

因为商务馆办事迂缓,故至今始复信。

顺叩著安!

姚名达十九,一,十五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

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都十一万余言,所以补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不逮,阐其新解,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业于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讲座复开,每周二小时,绵延以至于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坛,无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记,编为讲义,载于《清华周刊》,即斯编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业,编至“合传及其做法”而止,名达遂继其后。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全讲始告成文,经先生校阅,卒为定本。是秋以后,先生弱不能耐劳,后学不复得闻高论,而斯讲遂成绝响!《中国文化史》既未成书于前,《史法补编》又未卒述于后,是诚国人之不幸,亦先生所赍恨以终者已!名达无似,有心治史而无力以副之,深愧有负师教!斯编之行世,幸又得与于校对之列,谨志数言,以示所自。惟读者正焉。

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八日姚名达

(原载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1930年)

《朱筠年谱》序

这本小小的书,竟费了我四年的功力:

当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我因根究章实斋的学术渊源,开始作朱筠的研究。自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十六日,写成了一部《朱筠年谱》。那时的用意原是帮助章学的探讨,而所采的史料又仅限于《笥河文集》,既未旁搜博考,亦不知朱筠的伟大程度达何境界,故梁任公先生见了此谱时,亲笔批曰:“为朱筠作谱,颇有无益费精神之嫌,但借此以锻炼作史之才,未为不可耳。”我也因此说:“到章实斋的研究完毕时,那朱谱也可以销毁了。”

但是任公先生曾鼓励我说:“章实斋值得有人终身研究。”我的“章实斋”研究也迄今不曾完毕,因此朱谱不但不曾销毁,而且因读书日多而益觉朱筠的伟大,而随时订补,竟不能不费两个月的功夫去整理一下,重写一番。

现在我可以说:

朱筠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

朱筠是乾嘉朴学家的领袖。

清代朴学的祖师,一般人推为顾炎武、阎若璩,这固然不错;但朴学之所以发达,成为一种学派,完全因清廷开馆采辑《永乐大典》,纂修《四库全书》(注一),造就了一个校书做学问的环境(注二),所以稍有天才的人都跑到京师来校书(注三),稍有学问的人都利用这个机会来做训诂考证之学(注四)。而提议开馆校书采辑《永乐大典》的人就是朱筠(注五)。朱筠不但有此大功而已,并且随时随地鼓励别人去做这种事业(注六),用心尽力帮助别人做这种事业(注七),所以做这种事业的人都推他为盟主(注八),而社会上一般人号通经博古之士为朱派(注九),朱门弟子著录的有五六百人之多(注十)。单就《四库全书》一役而论,总纂官纪昀是他的同年,陆锡熊是他的弟子,总阅官朱珪是他的胞弟,庄存与是他的同年,提调官刘谨之、刘种之,协勘官程晋芳、任大椿、梁上国都是他的弟子,纂修官如戴震、姚鼐、邵晋涵、周永年、翁方纲、曹锡宝等都是他的至友,分校官如王念孙、冯敏昌、温汝适等都是他的友生(注十一),他自己也亲预其事(注十二),直接间接的功勋已是不可数量了。再就他培植后学而论,如戴震、王念孙、邵晋涵都曾在他的幕府,因他的揄扬而成名(注十三),汪中、黄景仁、章学诚、洪亮吉、李威、吴兰庭、杨师会、武亿等,不但常在幕府,以成学问,且有长寄门下,相依为生,至二三十年之久的(注十四)。当时学者,间接受其影响而有造就者姑不具论(注十五),仅数其门人著述,已极可惊。章学诚之史学,洪亮吉之地理学,任大椿之礼制学,钱坫之文字学,程晋房、武亿之经学,黄景仁之诗歌,孙星衍之训诂学,江藩之传记学,汪中之诸子学,汪辉祖之姓氏学,皆卓卓有名,传于后世。而其始皆直接?朱筠之传授启发,方得有成(注十六)。所以我们若通读乾嘉学派的著作及其传记,便可知道朱筠对于当时学风实有莫大的影响:他一面既提议开馆校书,造就了校书的环境(注十七);又复授徒养士,造就了养士的风气(注十八)。所以他的确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亦即朴学家的领袖。惟有他才可以笼罩当时一般学者,担当这个名义(注十九)。

但是,他做安徽学政时,曾因公事不合程式,骤降四级,虽然侥幸恢复了编修的职衔(注二十),又因不能顺承时相的私意(注二十一),所以终究不能得志。一方面,他只注意培植人才;公事以外的时间多消磨于诗酒文会,授徒访友(注二十二),所以无暇专心著述。因此,朱筠的名字,不大为后人所知,而他的伟绩大功亦几乎被别人略夺(注二十三)。其实,我们研究学术史决不专从著述去观察学者,尤其决不因官衔的大小而异样看待。况且朱筠倘使稍微迁就些,一帆风顺,做个大学士,总裁官,也不过百十人中之一而已(注二十四);他纵使终日矻矻,著书满家,也不过千百人中之一而已。我们今日研究清代学术史,推求其发达的原因,势必归功于“四库全书馆”之成立(注二十五);若问建议开馆者是谁,舍朱筠外,还有第二人吗?我们今日研究乾嘉学者传记,至章学诚、洪亮吉、武亿等百数十人,推求其成功的原因,势必归功于朱筠;若问当时友生最盛而成绩又最著者为谁,亦惟曰:“舍朱筠外,皆不及也。”(注二十六)

以上所说,是我彻底研究朱筠之后,对于他的认识;并不是先有了这种成见,然后去找证据。而我做这年谱,也只是一种研究学术史的工作,并不是专为表彰个人。所以我不单写他的好处,并且写他的坏处;只要他原是什么样子,我就把他写成什么样子;大而丰功伟烈,小而旷怀逸事,我都把他的真相写下来。而尤其注重的是他的友生活动状况,所以将他死后的余响写至数十年后,并且附录几种表格。我觉得若不如此去写,单看他的生平,还不能看见他的伟大,还不能了解他的价值。但因要如此写,便困难多了。从前我曾经说过朱谱做来很容易,所以说到章实斋的研究完毕后,就可以销毁;现在却因日积月累,成之不易,拿来做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参考书又很有用处,所以又“敝帚自珍”,想留为世用了。

现在,敬以此小册子,求教于海内外学者,且以纪念梁任公先生:承他的批改和指导,这小册子才得成功。

注一未修《四库全书》以前,未尝无朴学家,然亦各自闭门自修而已,未有大规模的工作,未有多数人的附和也。自四库馆开,才士麇集,校雠著述,遂成风气。此事吾有详明之考据,记于《中国史学年表》;又有通括的叙述,著于《中国史学史》。

注二四库馆囊括有学之士,优予位禄,使得安心校书,不忧衣食。而纂修等官又各自出资,延聘贫士,代为校书:这个环境造出的人才委实不少。《章氏遗书·周书昌别传》叙此情形甚明。

注三在《洪北江年谱》所述洪亮吉入京校书之事,即其一。以吾所知,不下数十人。《章氏遗书·周书昌别传》已叙此种情形。

注四在四库馆者如戴震、王念孙等,未入馆者如钱大昕、王鸣盛等,皆有禄可食,有书可借的机会,来做学问。

注五详情见本年谱乾隆三十八年下。

注六如章学诚、汪中、洪亮吉等,都因他诱掖而发愤著书。

注七贫士无力学者,皆资助之。如黄景仁、武亿皆是。《两当轩集·庚子岁暮怀人诗》尤其可证。

注八见汪中《上朱先生书》,江藩《汉学师承记》。

注九见孙星衍《笥河先生行状》,李威《从游记》。

注十据李威《从游记》。翁方纲《哭竹君诗》则谓“门墙著录到千人”。今犹可考者尚一百余人。

注十一其关系详见本谱及附表。

注十二见《四库全书》职名。

注十三见孙星衍《笥河先生行状》,李威《从游记》,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注十四如杨师会。

注十五如阮元辑《经籍纂诂》。

注十六各人均有自述,本年谱亦略其事。

注十七即四库全书馆。

注十八此后如毕沅、谢启昆、曾燠、孙星衍皆能罗致博学之士于幕下,校书著书,即受朱筠的影响。前此此风不盛,由朱始然。汪中《上竹君先生书》可证。

注十九论学问,当时经学推戴震,史学推钱大昕、邵晋涵,然皆专心学问,各得一偏。惟朱筠主持风会,雄长坛坫,尽交名硕,力引后进,最为当时所推。盖其度量宽大,气魄飞扬,能兼容并包,不徇一隅之见,故其门人分道扬镳,无所不备,而同辈友朋亦无间言也。

注二十见本年谱乾隆三十八年。

注二十一见本年谱乾隆三十一年,时相指于敏中。

注二十二诸家传记皆述其盛。凡大人物不能著述,多因酬应。

注二十三梁同书《名人尺牍》说纪昀建议辑录《永乐大典》中佚书。吾已辨其妄于乾隆三十八年下。

注二十四朱筠弟珪官至大学士,其对于社会的贡献,就不如筠之大。

注二十五洪亮吉《邵学士家传》可证吾说。

注二十六戴震等门徒不多,震之徒且多从朱筠学;筠之徒既多,且多与震等为同辈,同有功于朴学;同时亦以门徒众盛称者为王昶,而仅以诗教。故朱筠之徒,堪屈首指。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姚名达序于上海

(原载姚名达著《朱筠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年)

致胡适函之四

适之先生:

先生北行,从此不能常时请教,实在惆怅!

趁此时机,把我对于史学的工作计画奉告,请先生指教,并加以切实的提携。

我想用十年的功夫研究中国史学史,现在先做极笨的工作。程序表如下:

我想,笨工作若不一一做好,史学史一定不能做得好。史学史的体裁,我决不用列传排比式,务必一字不苟,用极流动的通史体裁,把整个的史学史写出来。先头做的笨工作,不妨随时出版为书,但史学史的成书务必在一切都已明瞭以后。我这个志愿怀抱不止一年。起因是在读《国学季刊发刊辞》时,觉得先生所列诸史尚少这种史学史。其后从任公先生游,即已决定以此自任。任公先生续讲史法,(今刊于《万有文库》,名《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笔记编成的。)因我的时常谈议,所以讲史学史做法特详。(但他的做法,我不愿应用,我有我的做法。)我所以宁可做个工人而不去做别的职业,也就为的要成就这个志愿。但以后如有更便于史学研究的环境,我还要换个环境。因为现在的职业是商业的,有时因了迁就资本而不免抹杀学问,这不是学者的最好环境。所以我想请先生留意:如有便于史学研究的地位而量我才能能胜任的,请先生找我去干。这也不必急,将来随便何时都可以的。

何柏丞先生拟编《西洋历史丛书》,宗旨只是作为中等学校授教之用,和先生计画的译著大书不同,并没有冲突。

章实斋先生的像片,现在送上一张,请粘附年谱中,做个纪念。

专此,敬祝先生从此能够多用点时间和精力在史学上。

姚名达叩十九,十一,十七

又,我想请先生在百忙中把先生的:

生年月日及地点;

幼年读书之学校及年月;

壮年游学之学校及往返的年月日;

发心做某种运动或某种著作的年月日;

著作及发表重要文章之年月日;

教授大学之起迄年月;

游历之年月;

其他重要事之年月;等等,亲自或请人简要的记录下来,随时寄给名达。因为我的《史学年表》对于重要的史学家记载极详,而根据的必是第一史料。

又,先生北平寓所,我亦愿知其处。

名达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