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胡适函之五
适之先生：
《章实斋年谱》增补本，现在正在印单行本。我已把实斋遗像加进去了，文章上不敢稍加变动。还想把内藤湖南《研几小录》所附实斋墨迹摄影加入，但不知有没有妨碍。
今年春天，我在绍兴遇见了一位章天觉先生，他说藏有实斋信札许多件，正在上海糊裱制成卷轴。我问他可否摄影给我，他说可以；但至今不曾寄来，我已写信去催他了。将来得到时，当复印好寄给先生。
现在距先生作《章谱》时已经很久了，先生对于实斋的观念也许有多少变更，可否把他的哲学、史学的思想理出个系统来，加以正确的批评，作篇长序，使得读者得着明瞭的了解？我是惭愧的很，数年来精力分散，不能集中在一点，所以对于实斋不敢下一句批评！只有诚恳的希望先生给我一个启发。我料想先生能有一天把考证小说的精神来论评史学，使得社会上好读小说的风气分一部分去读历史。
我最近有游美的企图，目的是美京国会图书馆。因为那图书馆华文部长Mr.Hummel在四年前就曾经请我去代他们编书目、撰提要，现在又来信微露这点希望，所以我想用一年的时间作预备工夫，到明年此时，就到美京去。
先生若有信给Mr.Hummel，请您顺便谈起我，使得这个计画早日实现，感谢的很。
我对于史学史的研究，早已确定计画，认为终身事业。研究的程序和下手的路径，都已切实规定了。先生若不嫌厌的话，我想写出来，请先生指教。
天热，身体如何？念念不忘。
姚名达上二十年八月四
《刘宗周年谱》序
一、刘宗周须有年谱之故
“余惟谱历之学，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属，分经纬；太史公集《尚书世纪》为《三代世表》，其遗法也。魏、晋以还，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相为经纬，盖亦史部支流，用备一家之书而已。宋人崇尚家学，程、朱弟子次第师说，每用生平月日以为经纬；而前代文人如韩、柳、李、杜诸家，一时皆为之谱。于是即人为谱，而儒杂二家之言，往往见之谱牒矣。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以谱证人，则必阅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为藉。盖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好古之士，谱次前代文人岁月，将以考镜文章得失，用功先后而已。儒家弟子，谱其师说，所以验其进德始终，学问变化。然而知者窥其全书，按其端末，则其事易竟；则谱之所系，犹未重也。惟先生之学与先生之行，则不可以不谱。盖先生之学，在良知诚意绝续之交；而先生之行，则先历清流，后遭易代，为常变并涉之境。惟学在绝续之交，故自西湖会讲①，证人社约②，达乎诚意章句③，大学参疑④之订，可以考其始业之勤，中信之笃，晚得之化，而非恍惚虚无，自讬良知宗旨所可希几。惟其行在常变并涉之境，故发端正学淑心之疏⑤，其后至于忤奄寺⑥，申宪纲⑦，再起再蹶，至于身殉国变⑧，可以见其先识之远，爱君之忠，临大节之正而不可以夺。盖其学之本末，行之终始，天启崇祯间之风俗人心，与东南鼎革间之时事得失，皆于先生之谱可以推见其余。先生故以《人谱教》学者，而学者又即先生之谱可以想见其人。故曰以谱证人，必有关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作谱。”此章学诚序刘宗周旧谱之说也⑨，言之成理，余可无事乎赘陈矣。
二、刘宗周年谱须改作之故
宗周先生之哲嗣汋尝纂次先生生平为年谱，董瑞生称其“字摹句绘，几于无可增改，”⑩邵廷采称其“详慎有体，实能见先生之学所以发先儒所未发者，”⑪吾人似可无须改作矣。然其书于汋殁之后即有二本：“一曰《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中多窜抹，传自学人不会诚意宗旨者为之，至不可认；一曰《刘忠正公年谱》，与前本大同小异。”⑫章学诚且称其“子孙家自为书，详略异同，未能画一。”⑬则歧文误解之不可不论定，一也。其书又“间有一二隐而未揭，散而无纪者，”⑭瑞生已“小为订之，”⑮而未及纠正者犹多，二也。其体裁严整，纲举目张，虽大端已具，而全豹难窥。此生平底细，学术迁流之宜详加补充，三也。“官阶地域，宜从当时，”⑯而其书于名公巨儒，或称地望谥号，后人骤视不解所谓，此尊称异呼之宜正名，四也。原书附集而行，故于作文年月，未尽著录；然瑞生已谓“文有宜登大略者，有宜止载题者，宜酌择”⑰；欲知先生思想之变化，文题及其内容诚不可不录，五也⑱。原书纪事止于谱主之殁，读者无从得知先生身后影响之大；此则时限使然，而非改作无以善其事者，六也。时代背景，学术潮流，无往而不牵涉学者之思想；先生思想之成立，所感受于时事尤多；旧谱有昧于此，所纪多略⑲；此宜用新史学之眼光，作科学的探究与纪载者，七也。先生遭逢国难，舍身殉节，其所仇敌者满清，而其子孙与门人生长后朝，纪述遗事，自有忌讳曲笔；遗书奏进，复经清廷删改⑳，无复真面目矣；洗刷考订，暴露真相，则后学之责，八也。遗书刊布甚迟[21]，流传不广[22]，版本杂出，遍读为难；居今之日，欲读古人书而深解其学，尤非易易；而先生之学，又实有其不朽者在，于今日时势，适如切症之药石，著者不敏，窃欲化专门为普及，变艰深为浅易，治文集为传记，使先生之学得广播于天下，而天下仰其赐，则著者之心愿偿矣；此年谱之所以须要改作，九也。综此九端，始敢命笔。如非然者，则妄作之罪，余焉敢辞！
三、刘宗周生平之大概
其子汋已略言之矣，曰：“先君子，学圣人之诚者也。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诚由敬入。诚之者人之道也。意也者，至善棲真之地；物在此，知亦在此。意诚则止于至善，物格而知至矣。意诚而后心定其心焉，而后人定其人焉。是故可以扶皇纲，植人纪，参天地而为三才也。其修于身也：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戏言，四体不设怠惰之仪；威仪容止，一范于礼；非其义，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不苟同也。其刑于家也：事亲极其孝，抚下极其庄；闺门之内，肃若朝庙；妻孥之对，有同大宾；以至接朋友，虚而能受；驭臧获，严而有恩；入其门，翼翼如；登其堂，雍雍如也。其待戚里也：事外祖如其祖，事姊如其母，抚甥孙如其孙；其他若母族，若外家，若婿家，贫者助，弱者植，美者教训，务使恩谊周洽，不以亲疏而间焉。其待宗族也：祖免以内，子不娶娶之，女不嫁嫁之；上祀祖宗，置祀田百亩，以供祭；下逮族姓，置义田百亩，以赡之。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而处之裕如也。其待乡邑也：地方风教，力为表扬；民生利弊，力为兴革；连年洊饥，则图积贮，以施赈济；所在告警，则讲乡约，以正人心；而设施见于一方矣。其进而立于朝也：致主期于尧舜，非天德不以入告；敷治本于三王，非王道不以开陈；而尤惓惓于进君子，退小人，为幹济时艰之要；然谨难进易退之节，道合则从，不合则去，未尝终年淹者；天下仰其出处，如祥麟瑞凤，以之卜世道之兴衰焉。其退而居于野也：横经论道，讲学淑人；上自《四书》《六籍》，一一厘正之；下至濂洛关闽以及有明诸儒，人人折衷之；阐往圣之微言，黜异端之讹谬，存天理于几微，留民彝于一线；其见于著述者，愈弘且伟焉。盖自作止语默，以至进退辞受，无非一诚之所流行。自家庭日用，以至乡国天下，无非一诚之所贯彻。而至于临难一节，从容就义；全而生之，全而归之；不亏体，不辱身；忠孝两慊，仁义兼尽；合夷齐首阳，曾子易箦，而兼有之；信乎可以扶皇纲，植人纪，历千载而不朽也。先君子盛年用功，过于严毅；平日齐庄端肃，见之者不寒而慄；及晚年，造履益醇，涵养益粹；又如坐春风中，不觉浃于肌肤之深也。窃尝论之：道统之传，自孔孟以来，晦蚀者千五百年。有宋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独契圣真。其言道也，合内外动静而统一之。至晦庵象山而始分。阳明子言良知，谓即心即理，两收朱陆，毕竟偏内而遗外，其分弥甚。至先君子而复合。先君子之学，以诚意为宗，而摄格致于中。曰：‘知本斯知诚意之为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知止斯知诚意之为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23]即内而即外，即动而即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盖自濂溪明道以后，一人而已。其余诸子，不能及也。若夫恢复心体之量，学者所让弃于佛氏者，一朝还之吾儒；廓清之功，不在禹下。而即其辟邪教，距跛行，放淫辞，扫榛芜而开正路者，其功又岂在孟子距杨墨下哉？”[24]
四、刘宗周在史学上之地位
请征诸当代史学大师何柏丞先生而可知也，其言曰：“吾国学术思想至北宋末造经一番融贯之后，大起变化。儒释道三家思想，至此皆面目为之一新，各成为极有条理之派别。释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陆王一派之心学；道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朱子一派之道学；而儒家本身则因程颐主张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故，蔚成浙东之史学。故吾国学术至南宋而后成为三大宗门，吾国史学亦至南宋而后始独树一帜，南宋之世，实为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也。……初辟浙东史学之蚕丛者，实以程颐为先导。程氏学说本以无妄与怀疑为主，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为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读古书，多识前言往行，并实行所知，此实由经入史之枢纽。传其学者多为浙东人。故程氏虽非浙人，而浙学实渊源于程氏。浙东人之传程学者有永嘉之周行己、郑伯熊及金华之吕祖谦、陈亮等，实创浙东永嘉金华两派之史学，即朱熹所目为功利之学者也。金华一派，又由吕祖谦传入宁波而有王应麟胡三省等史家之辈出，金华本支则曾因史而文，现中衰之象，至明初宋濂王祎方孝孺诸人出，一时乃为之复振。惟浙学之初兴也，盖由经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入文。故浙东史学自南宋以至明初，即因经史文之转变而日就衰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个时期。迨明代末年，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学说一以慎独为宗，实远绍程氏之无妄，遂开浙东史学中兴之新局。故刘宗周在吾国史学上之地位实与程颐同为由经入史之开山。其门人黄宗羲承其衣钵而加以发挥，遂蔚成清代宁波万斯同全祖望及绍兴邵廷采章学诚等之两大史学系；前者有学术史之创作，后者有新通史之主张，其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实足竞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二个时期。”[25]自来谈浙东史学，未有若柏丞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其所给予宗周先生之位置，尤确定而不可易。观乎宗周先生祀尹焞于证人社[26]，目为程颐之正传，拳拳服膺，备致推崇，可以知其思想渊源之所自矣。观乎清代浙东诸史学家莫不师承梨洲[27]，以推本蕺山[28]，可以知其学术影响之所届矣。
五、本书著述之经过及著者之态度
著者籍隶赣南，于浙东之学，初无所知。其始觉也，盖自髫龄读《人谱杂记》与《王学渊源录》始。迨夫耽思史学，致力古书，气味相投，竟以《史学史》为其专门事业，宏纲细目，确定分施，而浙东史学之探讨遂为近年来之一大程课。始于章学诚，上及邵廷采，黄宗羲，以至刘宗周，功力所届，颇有成书；要而言之，实《史学史》之分段长编也。自揣思想未凝，深恐批评有误，故于诸家，案而不断，力求表暴学者之实事心得而未尝稍肆是非之见解。非不能也，以俟异日论定耳。是书也，草创于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写定于二十年八月十七日。搜遗文于沪肆，异本备罗；访古迹于越城，芳徽深挹。细读深思，不厌早起；析疑著笔，每致晏眠。历挥汗与围炉，遂积分以成寸。昔黄宗羲有云：“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所取之意云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先师著述虽多，其大概具是，学者可以无未见之恨矣。”著者不敏，窃有取于斯言。至于采集之勤，稽考之苦，笔削之审，可无庸一一道也。
①事见本年谱万历三十九年六月。
②见崇祯四年三月。
③见崇祯十六年十一月。
④见崇祯十七年三月。
⑤见万历四十一年十月。
⑥见天启元年十月。
⑦见崇祯十五年十一月。
⑧见弘光元年闰六月。
⑨见刘刻《章氏遗书》卷二十一《刘忠介公年谱序》。
⑩见《刘子全书钞述》页十七。后简称《刘子全书》为《全书》。
⑪见《复思堂文集》卷一《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以后简称邵撰《传》。
⑫见《全书钞述》页十七。
⑬见刘刻《章氏遗书》卷二十一《刘忠介公年谱序》。
⑭见《全书钞述》页十七。
⑮见《全书钞述》页十七。
⑯见《全书钞述》页二十二。
⑰见《全书钞述》页二十二。
⑱据《刘蕺山先生集》卷首上论。以后简称《刘蕺山先生集》为《全集》。
⑲见本年谱卒后四十年。
⑳据《全集》吴杰序。
[21]见《大学参疑》。
[22]见先生子汋所撰《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以后简称为《旧谱》。
[23]见《通史新义》页一四〇。
[24]见本年谱崇祯五年六月。
[25]即黄宗羲。
[26]即刘宗周。
[27]见《明儒学案发凡》。
[28]见《明儒学案》卷六十二。
中华民国二十年八月十七日著者姚名达写于上海史斋
（原载姚名达著《刘宗周年谱》，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