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达年谱简编
说明：
关于《姚名达年谱》，王咨臣先生在1993年已经完成了一部初稿，曾经“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后因各种原因未能出版”。“王咨臣先生过世后，《姚名达年谱》便无人问津。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位退休编辑将此稿转给王春瑜先生，希望他能帮助联系出版”。
除了寄给出版社的这份，姚名达的儿子姚果源先生也整理了一份《姚名达年谱》的电子稿。“姚果源注：王咨臣先生原著《姚名达年谱》全稿本截止于此（1957年），于1993年完成，后将誊清本邮往上海书局，一直未能出版，本人从1998年至2001年曾3次赴沪寻找未获。遂以原草稿本请人打字输入，又因电脑故障，多有损失。2004重新输入，2005年1月至今2006年4月21日一校完毕，仅顺手补写修改了数段，其它未作改动。从2006年5月起编校《姚名达文集》稿本，待初稿完成后再全面补编《年谱》。”
此次辑录之年谱简编，主要依据姚名达本人自述（如《我为的是什么？》、《中国史学史自序》、《黄心勉女士传》，及其他序跋中的记述），以及家人朋友的记载（如黄心勉、巴怡南、王咨臣等人的回忆文章）等材料，对其生平进行编年，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考证修订。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岁，居兴国。
3月16日，农历二月十一日，姚名达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城南竹坝村。父母名之曰侠生。
父亲姚芳权，名舜生，号衡宇，别号黄华曼叟，亦号卢庄掘农，民国南京参议院文牍，江西内务司民治科及第二科科员，优附生。状似疏野，人近情狂，秉性光明，作事坚毅。
母亲徐才琳，城内太学生英明翁之女。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3岁，居兴国，家徙炉庄。
1910年，清宣统二年，6岁，居兴国。始名“名达”，从塾师识字。
1911年，清宣统三年，7岁，居兴国随父。读书于三十里外之燕山南魁小学堂。
1912年，民国元年，8岁，居兴国。独学于兴国达德小学校。
值民国成立，父亲奔走于外，始渐渐注意国事。
1913年，民国二年，9岁，居南昌、兴国。侍父母于南昌，肄业第三小学校。
夏，仍返达德。
1914年，民国三年，10岁，居兴国。父躬教之，始向学。乍见史籍，窃阅无暇晷。始患近视。
“记得十岁的时候，父亲买了一部《纲鉴易知录》给我，从邮局递到之后，父亲说它是新排的版子，字体太小了，会看坏眼睛，主张卖掉另买一部木刻大字的版子。我因为刚刚看得津津有味，不忍割爱，竟在父亲书桌柔布上用粉笔涂了七个大字，说什么‘若卖《纲鉴》，儿辞矣！’这个辞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固然弄不明白，到现在想来，也还是莫明其妙！父亲当时大发脾气问我是辞了这部书不要呢？还是辞了父母到别的地方去？我当然答不出来。可是父亲尽管发怒，他心里是暗自欢喜的，所以这部小字的《纲鉴易知录》竟然不曾卖掉，成为了我的小朋友！”（《中国史学史自序》）
1915年，民国四年，11岁，居兴国。初等班毕业。父始字之曰“达人”。
1917年，民国六年，13岁，居兴国。徙家桐凤岗。始理家务，通世故。
1918年，民国七年，14岁，居兴国。高等班毕业，入县立中学校。
徙家衡庐。
1920年，民国九年，16岁，居兴国、赣县。11月15日，与黄心勉结婚。黄心勉，小名瑞姑，长名邦瑞，字慕琰。民国纪元前九年（1903年）6月12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筲箕窝进士第。民国三年（1914年）毕业于兴国县立女子高等小学。转学赣州第四中学校。
1922年，民国十一年，18岁，居兴国、赣县。11月1日，子汉寿生。
1923年，民国十二年，19岁，居兴国。中学毕业。家贫不能更进，拟为师为贾为医，皆不果。
“等到我在中学毕业以后……欲升学则家资不够，欲自修则无人指导，困守家中，足足一年。”（《黄心勉女士小传》）
1924年，民国十三年，20岁，居上海。父竭全力遣游上海。秋，入上海南洋公学。
“民国十三年，我的父亲卖了田土送我升大学。”（《黄心勉女士小传》）
1925年，民国十四年，21岁，居上海、北京。1月5日，第一女春申出生。
3月29日，因父亲的指示，买了一本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到4月23日看完以后，总恍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重新把研究历史的兴趣提起。
4月29日，偶听何炳松讲《文史通义》，才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也才知道除了历史值得研究以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值得研究。
6月1日，借到一本石刻本《文史通义》。
6月17日，买到一本木刻本《文史通义》。
7月6-8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第一次招生考试，正取30名，备取2名。姚名达参加考试并被正式录取。
9月14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开业。各教授讲题及时间表如下：
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星期一（上午）9-10时；说文练习，星期三（上午）9-10时。
梁启超先生：中国通史，星期三（下午）7:30-9:30，与大学及旧制部学生合班。
赵元任先生：方言学，星期二、四（上午）9-10时；普通语言学，星期二、三（下午）2-3时，供研究生和旧制生选修。
李济先生：人文学，时间尚未定，待11月中旬方开始讲。
9月28日，下午4点，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师生茶话会，出席者50余人。姚名达是日午前到校。
9月29日，上午9点，王国维讲授《说文》。姚名达课后向其请教。
“始惊其妙解，而有从学之心。课后，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语，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随手翻次篇《易之定义》，名达以说未定阻之。因叩读书求学之法，尽兴而别。”（《哀余断忆》）
受业于梁任公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即立志用十年工夫，专门研究《中国史学史》。在“专修题”内认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一门。
10月6日，《清华周刊》第355期刊出研究院各生选定的研究专题。
10月18日，买浙本，借刘本，开始从事“章实斋的史学”之研究。
10月中旬，王国维增开“尚书”课程，每周一小时。
10月23日，子汉寿因病夭折。
10月31日，致信何炳松，相与讨论章实斋之史学观，以及历史研究中“因果关系”之观点。
是年，赣县新设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父亲担任教职员，妻黄心勉亦入校肄业。
1926年，民国十五年，22岁，居北京。
1月20日，写成《许真君故事的起源和概略》一文。
1月25日，“起了一个信念，以为：研究一个人的学术，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因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学，则颇疑他的环境不易产生他这种学术；最后乃断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响。而影响他最大的必是邵念鲁。那天便发心愿替邵先生做年谱，先来了解他一下。又两日就动手，二月十一日遂告成。”（《章实斋先生年谱·序》）
2月18日，复信与何炳松。
2月底，清华国学研究院新学期开学。李济赴山西进行考古发掘，各教授的普通演讲课依旧进行，并如期开课。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一课，上学期已讲授完毕，开学后改授“古金文字”。
3月1日，颇欲研究《史记》，向王国维请教。“先生谓‘规模太大，须时过多，奈何？’对曰：‘姑就其一部分以理董之。’先生忽作而言曰：‘《六国年表》，来历不明，可因《本纪》、《列传》、《世家》及《战国策》互相磨勘，各注出处于表内作为笺注，亦一法也。’如命而为之半月，并参考先生所著之书，始领会先生治史，无往不为穷源旁搜之工作，故有发明，皆至准确。”
3月17日，就《六国年表》之笺注，继续请教王国维。“问‘《六国年表》，每多年差事误，如何？’先生曰：‘勿管，但作笺注可也。吾人宗旨，为辑《秦纪》。司马迁序明言‘因《秦记》……表六国时事’，《秦记》不载日月，此篇亦无日月。自秦襄公元年至秦二世三年，依《秦本纪》、《始皇本纪》及此篇皆系五百六十九年，必出一本。别篇与此篇有异同者，殆另有所本。故此篇除去与《左传》、《战国策》及此书诸篇相同者，皆司马迁取诸《秦记》者也。又，《战国策》不纪年，诸侯史记又亡，则此篇所纪年载，亦出《秦记》无疑。’名达遵命，改《六国年表笺注》为《六国年表寻源》，又旬日而告成。”
4月16日，《什么是学问》一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375期。
4月30日，《清华周刊和史的意义》一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377期。
5月30日，论文《章实斋之史学》完稿。
夏，导师梁启超以名达行将研究院毕业，特为临集张迁碑字，书七言联赠之。联云：“幽林独石有道气；宿墅崇兰无俗芬”。署款上款：“达人仁弟属集张迁碑字”；下款：“丙寅夏季梁启超。”
6月11日，得王国维先生教诲。“请益之余，先生谓曰：‘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地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目，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名达因陈所欲努力之方径，且谓毕业后仍当留院。承先生垂询家况，并勉以读《诗》、《礼》，厚根柢，勿为空疏之学。又三日，辞行于先生家，谈论逾时，所受教益逾繁。”
6月20日，初见胡适。“适之先生说：请你拿一本年谱去，把她补好了寄给我。”
6月21日，国学研究院举行教务会议，29名学生皆准毕业。姚名达以《邵念鲁年谱》与《章实斋之史学》的毕业论文题目，获得乙五的毕业成绩。与其余15人成绩较为优良者，获每人100元奖学金。
6月25日，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姚名达等15人申请留校继续研究一年，经教务会议讨论准其申请。
暑假，因父亲的指示，打算改编《章氏遗书》。又另写了一部新的《章实斋年谱》。
9月8日，国学研究院第二学年举行开学典礼。
姚名达继续在梁启超指导下，以“历史研究法”专修学科的“章实斋之史学”为题进行研究。
第二学年，各教授普通演讲课目如下：王国维：（一）仪礼，（二）说文练习；梁启超：（一）儒家哲学，（二）历史研究法；赵元任：音韵练习；陈寅恪：（一）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二）《梵文——金刚经之研究》；李济：（一）普通人类学，（二）人体测验。
秋冬间，就刘刻《章氏遗书》改编成了一部《章实斋遗著》；又把章先生的著作的年月考出了一大半，做成一个年表。
秋，妻子黄心勉转学省立第二女子中学。
11月7日，女儿春申因病夭折。
11月21日，写成《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驺忌的三段话》一文。
12月3日，为王国维五秩初度之辰。国学研究院同人展拜于堂，未暇有以娱先生，仅倩贵阳姚茫父绘画为寿。
12月10日，王国维招同人茶会于后工字厅，出历代石经拓本相示。同人啧啧嗟赏，竞提问语。先生辩答如流，欣悦异昔。
1927年，民国十六年，23岁，居北京。
1月20日，写成《许真君故事的起原和概略》一文。
2月9日，写成《〈章实斋遗书〉叙目》。
2月16日，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授业。研究院本学期课程略有增改。王国维每周四加授“仪礼”一小时。梁启超“历史研究法”暂时停止，改讲“从历史到现实问题”第1-5讲“经济制度革新问题”，此题讲完后，仍续讲“历史研究法”。李济之“普通人类学”改为“考古学”。陈寅恪于每周二加授“梵文”一课。又请梁漱溟担任一学期的讲课，讲题为“人心与人生”，时间为每周五下午4-6时。
2月21日，开始写作《朱筠年谱》。
3月16日，《朱筠年谱》完稿。“那时的用意原是帮助章学的探讨，而所采的史料又仅限于《笥河文集》，既未旁搜博考，亦不知朱筠的伟大程度达何境界，故梁任公先生见了此谱时，亲笔批曰：‘为朱筠作谱，颇有无益费精神之嫌，但借此以锻炼作史之才，未为不可耳。’我也因此说：‘到章实斋的研究完毕时，那朱谱也可以销毁了。’”
3月18日至5月底，整理梁启超授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讲义，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
3月20日，写信给时在厦门的顾颉刚。
5月12日，发起组织的史学会正式成立，梁任公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静安先生皆出席而各致己见于众。
“先是，名达感于中国史之范围过大而材料特丰也，非通力合作，则人自为战，永无成功之希望。若在外国，则国虽小而学会林立，所以裨益学问者无所不至，而史学会之为用尤显。吾国则他学容有学会，史学会独无闻焉，抑可怪也。间尝语之我师友，以谓吾院治史者众，又得梁、王、陈、李诸先生为师，益以大学部史学系师生，不下四五十人，苟能联络组织，分工合作，其为功效，宜有可期。若更扩之于北京，充之于全国，以大规模之团体，作有计划之事业，则不出十年，中国史学，必当一变昔日之偏蔽而为昂进之发展，可断言也。今年夏，更言之于刘寿民先生。适史学系同学亦有斯意。双方接洽，史学会遂以成立。”（《哀余断忆》）
5月14日，第二女孟恕出生。
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姚名达等30人经审查合格，给予毕业证书。姚名达等11人被准许留校继续研究一年。
正午，举行师生叙别会。
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8月13-28日，整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授课讲义，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
9月7日，暑假结束，清华国学研究院新学年开始。第三届学生到院报到。
本学年所开课程：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和“儒家哲学”，赵元任“方言学”（吴语），陈寅恪“梵文文法”，李济“考古学”，林志钧“人生哲学”。其间，梁启超多病，赵元任常赴南方调查方言，李济则忙于考古调查发掘，故“常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导之事”者主要是陈寅恪教授。
12月25日，陆侃如从上海到北京，谈起胡适之先生的近况，并告以商务印书馆近来想出《千种丛刊》，把《章实斋先生年谱》收入《国学小丛书》内的消息。陆侃如又提出要姚名达代他去主干《国学基本丛书》的想法。
12月30日，写信给胡适，告之以陆侃如处获悉的消息。
1928年，民国十七年，24岁，居北京。
2月29日，撰《邵念鲁与章实斋》一文，置于《邵念鲁年谱》的后面，评论邵、章二人学术思想的渊源关系至为详细。
5月19日至21日，翻译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和《读胡适之君新著章实斋年谱》两文，因内藤湖南《研几小录》末页注明“禁汉译”，所以译文未曾发表。
6月14日，名达肄业。清华国学研究院三年期满，经由校长温应星，导师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林宰平诸人审查成绩，认为合格，特授予毕业证书，以资证明。（据清华学校研究院姚名达毕业证书）毕业后，仍居研究院继续研究《中国史学史》专题，并为导师梁启超整理史籍。
6月中，做《章实斋著述考》，考到了《文史通义》，便不能不搁笔。
8、9月，赴章学诚生长、生活的江浙一带实地访查。
“远渡东海，浪游两浙，不恤金钱和时间，不畏危险和辛苦的缘故，只是要找几个钞本看。虽然旅行的结果很不错，足以助我解决许多问题；但此行竟把我父亲吓坏了。他老人家从我简略的家信里看见我犯暑蹈危，东奔西跑，以为我是忙于求食，写信给我，竟说‘谁令为之？吾有隐恸！’那时他正抱病，竟把他身边仅存的七十元邮寄给我，为的是怕我成野莩的一个。”（《章实斋先生年谱·序》）
9月19日，“适之先生谈时提起那小本子，说我的事忙竟使我不曾完结这点工作，现在请你拿去代我增补好吗。当时就商定了增补的体例，再过二周就成功了这本书——《增补章实斋年谱》。”
10月7日，写信给胡适，商谈增补章谱的一些具体问题。
10月15日，为《章实斋先生年谱》撰写序言，历叙研究章学诚的前后经过与心得。
1929年，民国十八年，25岁，居北京、上海。
1月19日，导师梁启超先生病逝。
3月5日，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供职。除了办公时间以外，仍旧于清晨深夜，继续史学史的研究。
3月20日，撰《章实斋先生年谱·校补后记》。
5月23日，开始《刘宗周年谱》的撰著。
10月3日，姚名达感觉女子因为没有历史，所以对于本身不能认识；因为没有专用的图书馆，所以无法获得实用的智识；乃大发宏愿，要创办一个女子图书馆，著作一部《妇女中国史》。因此买了数千册妇女读物和有关妇女的历史。
10月，胡适著，姚名达增补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1月10日，开始著作《目录学》。
12月5日，第三女出生。
1930年，民国十九年，26岁，居上海。
1月15日，写信给胡适，通报《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出版事宜。
5月8日，校对完梁启超的授课讲义稿，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
10月25日，完成对《朱筠年谱》的校订，撰写序言。该谱初创于1927年2月，原计划做完章实斋的研究后就可销毁。后因日积月累，成之不易，拿来做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参考书又很有用处，所以又“敝帚自珍”，想留为世用，且以纪念梁任公先生。
11月17日，写信给胡适，第一次全面整理出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计划与架构。
12月19日，写信给妻弟黄邦俊，论大学教育。
12月，《邵念鲁年谱》列入何炳松主编之《中国史学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初版发行。
1931年，民国二十年，27岁，居上海。
1月19日，写信给黄邦俊，论婚姻问题。
2月2日，《妇女杂志》编辑杨润余请姚名达作一论文，指导妇女运动。
2月12日，姚名达复书杨润余，贡献编辑《妇女杂志》之方法多种。姚因编辑《万有文库》，无暇作文，请其妻黄心勉女士代作。
4月17日，写信给黄邦俊，论读书问题。
5月10日，写信给黄邦俊，论迎母问题。
8月4日，写信给胡适，谈及姚名达的游美计划。
8月16日，第四女出生。
8月17日，完成《刘宗周年谱》的编纂，撰写序言。
9月中旬，写信给黄邦俊，论反日运动。
11月23日，致信黄邦俊，论留学生。
12月5日，致信黄邦俊，论内讧。
12月21日，致信黄邦俊，慰丧母。姚名达之岳母，10月17日在江西兴国殁于战乱。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28岁，居上海。
1月23日，致信黄邦俊，论成败。
1月27日，致信黄邦俊，论才学。
1月28日，晚11时后，日军以海军陆战队向上海闸北进攻，遭到十九路军的奋力抵抗。
1月29日，10时许，日本空军部队又以飞机助战，滥施轰炸。在世界出版业负有盛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总厂以及尚公小学都遭受到日机的滥炸，至下午3时尽毁，损失惨重。
1月30日，姚名达位于宝山路祥瑞里13号的寓所毁于日军炮火。姚名达大量书稿及参考资料一并被毁。
2月8日，致信胡适，表达其从“纸上工夫”转向“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思想转变。
3月20日，姚名达、黄心勉和他们的朋友，集会于上海南京路冠生园，发起组织成立了女子书店。
4月1日，在圆明园路二十九号三楼三〇九号租了一个写字间，作为女子书店的店址。
7月21日，国立暨南大学在《申报》刊登“念一年度教职员”名单，姚名达受聘为讲师。（《申报》第21296号，第9版）
9月10日，妻弟黄邦俊病逝。
9月18日，因股东意见分岐，姚名达、黄心勉将女子书店和家合在一起，搬到霞飞路铭德里八号，继续脚踏实地地经营女子书店。
10月3日，正风文学院高材生洪亮的《浙江歌谣第一集浦江歌谣》交由女子书店出版，姚名达为其撰写跋语。
10月31日，黄邦俊的遗著《苦闷的大学生》由女子书店出版，姚名达撰《苦闷的大学生跋》。
11月，黄心勉为上海《国货日报》主编《女子与社会周刊》。
12月，姚名达从商务印书馆辞职。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29岁，居上海。
2月7日，为朱鸿禧《现代日本妇女》撰写序言，该书由女子书店出版。
春，为国立暨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
3月1日，《中庸》半月刊创刊号出版，刊载有姚名达《荀卿也和史学史有关系吗？》一文。
3月8日，《女子月刊》创刊。《发刊词》中言：“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建筑一所获得知识的材料库，开辟一个休息精神的大公园。”姚名达担任该月刊“学术讲座”及“妇女历史与新闻”的特约编辑。
5月16日，第五女出生。
5月17日，得叶恭绰在经济上的帮助，女子书店搬到霞飞路五百二十三号。这里有门面，有栈房，有办公室，交通也便利。
6月30日，国立暨南大学在《申报》刊登二十二年度教职员名单，姚名达受聘为文学院文史研究室研究员。（《申报》第21628号，第16版）
11月5日，重写毁于“一·二八”炮火中的《目录学》完稿，撰自序。
11月15日，《女子月刊》第一卷第九期出版，刊登《姚名达紧要启事》一文。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30岁，居上海。
1月25日，《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出版新年特大号。卷首刊登有“梁任公先生遗像及其墨迹”图片，其墨迹为梁启超集张迁碑字赠送给姚名达的一副对联，及遗稿信纸四页。其中之一末端有题跋：“此吾师梁任公先生遗稿也。十六年春，先生为燕京大学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手写大纲如此，而由余笔记成书。倏忽七年，此书犹未见印行，思之怆然。姚名达敬题。”又刊载姚名达著《中国妇女运动与梁任公先生》一文，署名“大任”。
3月3日，整理在暨南大学授课时的《中国史学史讲义》，撰写自序。
5月15日，《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我为的是什么》一文。
8月11日，上海作家教授协会召开第五次执委会，提议设立教授作家图书馆，推王伯伦、杜钢百、姚名达负责筹备。（《申报》第22024号，第15版）
8月22日，为《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九期撰写《读后致辞》。
9月1日，《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九期出版。
10月20日，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举行第十二次常务会议，改组学术委员会，姚名达被推为学术委员之一。（《申报》第22093号，第16版）
10月25日，姚名达自暨南大学真如校区写信给《女子月刊》。
11月1日，《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出版，刊载《姚名达先生来函》。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31岁，居上海。
3月10日，《女子月刊》第三卷第三期出版，“二周纪念”专栏刊载姚名达《为什么征求永久社友？》和《我为什么肯当社长？》二文。“时代知识”专栏刊载姚名达《中国对外贸易的统计和分析》一文。
5月4日，黄心勉病逝于上海西门妇孺医院。
6月9日，《女子月刊》第三卷第六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撰《黄心勉女士传》。
又，姚名达与上海150余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埋头读经，反对复古运动，唤起民众，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读书与生活》，1935年3月第2号）
9月6日，《女子月刊》第三卷第九期出版发行“时代妇女特辑专号”。卷端刊有本社迁移启事：“本社因原址不敷应用，自九月一日起，迁至上海江湾车站西路123号洋房。以后各方凡有接洽及通信，请至新址为要。女子月刊社启”。
又有姚名达启事：“名达自心勉去世！心思烦乱，精神颓废，执笔为文，辄不能就。匆匆数月，一无所成，非特《女子文库》未能编成付印，即追悼文字亦复未能成篇。愧对亡妻，失信读者，内疚实深。惟幸《女子月刊》赖有白冰及同人编校，得以照常出版。谨登启事，诸惟公鉴。”
11月，姚名达与上海300多名文化界人士一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5年12月《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
11月6日，《女子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出版。卷端有姚名达为《女子文库》继续出版，征求书稿启事：“本书库自心勉女士病故，停顿已久，名达因心情冷淡，难于振作！愧对读者，深自谴责，兹因移居乡村，赖大自然之熏陶，精神渐旺。念社会服务不能稍已，复憬然兴起，再为读者努力。谨登启事，恳求《女子月刊》读者踊跃投寄书稿，介绍新订户，俾得增加新力，完成计划，幸甚幸甚！本文库编辑部设在上海江湾车站西路123号，预约价为23元，敬乞注意。”
11月21日，姚名达撰写《女子月刊明年的计划》。
12月10日，《女子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出版，刊载《女子月刊明年的计划》一文。另，姚名达于该期封底刊出启事一则。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32岁，居上海、杭州。
1月1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一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日本侵略华北的必然性》、《国难的由来和现状》两篇长文，另刊载社评两篇、《最近一月的时事》一篇，均署名“达”。
2月15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出版，刊载姚名达《一年来的中国经济》、《最近一月的时事》、《编后小记》等文，另有署名“达”的社评三篇。自该期起，姚名达为主编。
3月8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三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我们的根本态度》、《一年来的中国经济（续）》、《最近一月的时事》等文。
是日，上午9点半到9点一刻，为庆祝妇女节，唤醒全国妇女起见，女子书店《女子月刊》社在元音广播电台播出演讲，内容包括姚名达“纪念三八妇女节”、赵清阁“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陈白冰“三八节与妇女大众”、梁雪清“怎样解放我们自己”。（《申报》第22576号，第27版；第22577号，第10版）
4月10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四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最近一月的时事》一文。
4月11日，姚名达作《悲君亦自悲》一文，纪念黄心勉逝世一周年。
5月4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五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悲君亦自悲》、《最近一月的时事》等文。
7月10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七期出版，刊载姚名达《现代大事日记》。
7月，文学女作家凤子（封禾子），于上海私立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由教授赵景深介绍与左翼作家钱杏邨（阿英）相识。第一次见面时，杏邨即向凤子提出一个方案，党要办好一个妇女刊物，占领文艺阵地，组织各方面的人物写文章，把刊物办活，为我所用，也就是办成为我们党的一个宣传阵地。这便是当时党的中心目的。凤子接受此一任务以后，便由复旦大学文学系主任谢六逸介绍来到上海女子书店接洽编辑《女子月刊》，女子书店经理姚名达表示热烈欢迎。便将《女子月刊》编辑工作全部交给了凤子。（凤子《回忆阿英同志》）
8月1日，于普陀山报本堂撰《程伊川年谱小序》。
10月6日，《女子月刊》第四卷第十期出版。自本期起，《女子月刊》改由大光书局发行，于卷末刊登了一则启事：“本刊原由女子书店总发行，兹为推广经营起见，自四卷十期（即十月号）起，改由上海牯岭路64号大光书局总发行，嗣后读者订阅同广告、批发以及惠登广告，请向大光书局接洽，特此声明。女子月刊社代表人姚名达启”。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33岁，居杭州。
2月1日，撰《让我说》，刊载于2月15日出版的《女子月刊》第五卷第二期。
3月8日，《女子月刊》第五卷第三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所撰《家庭儿童化的设计》一文。
6月15日，《女子月刊》第五卷第六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所撰《中学女毕业生的前进路线》一文。
7月11日，撰《中国目录学史·自序》。
7月15日，《女子月刊》第五卷第七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抗日战争序幕的开展和我国应有的战略（上）》。
8月5日，《大公报》第一版以“增加抗战实力以金银献给政府，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为标题，刊登了姚名达和巴怡南的来信全文。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4岁，居武宁、赣州。
5月，《中国目录学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铅印初版印行，列为王云五、傅纬平所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第一种。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35岁，居兴国。
6月11日，显微于兴国写作长篇《日本南侵的政略和战略》刊于《闽侨月刊》第四期。（巴怡南辑《显微纪念册》，1942年）
11月22日，撰《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36岁，居兴国、泰和。
5月，《中国目录学年表》由长沙南正路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列为王云五主编的《国学小丛书》本。
6月9日，写信给顾颉刚，讨论“韩城与平原”。
7月8日，长子姚振夏生于兴国衡庐。是年因系抗战第三年，故乳名“抗三”。字果原，系名振夏，有振兴华夏的意义。
8月，名达应泰和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之聘，就任该校文法学院副教授兼导师，讲授《中国通史》。
11月，《齐鲁大学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出版，刊载姚名达《史字的本来意义》一文。
1941年，民国三十年，37岁，居泰和。
1月1日，《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一卷第七期出版，刊登姚名达所著《不平凡的一九四〇年》。
1月30日，《江西民国日报》刊载姚名达署名“显微”的文章《今年世局的预测》。4月，为了纂修《江西通志》，江西省通志馆正式成立于泰和橘园村。姚名达受聘为特约协纂。（《江西民国日报》1941-6-10)6月1日，《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出版，刊载姚名达《日本国名探源》一文。6月6日，为夏禹王许诞辰，即中国工程师节日，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30周年纪念日。工程师学会江西分会特请姚名达教授做专题报告。（《江西民国日报》1941-6-7)8月1日，姚名达继续受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之聘，改任研究部研究教授。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38岁，居泰和。1月17日，江西省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委员会敦请姚显微教授于江西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演讲《三民主义与史理学》。（《江西民国日报》1942-11-7)
1月29日，设舜生、才琳史理奖学金。
3月17日，显微假得《江西民国日报》一版园地，每两周一次，主编《史理与地理》专刊。是日出版第一期，首由主编显微撰《约束与期待》发刊辞，在《史理与地理》中，显微还发表他独具见解的《史理释义》一文。
4月12日，第五女姚大因生于泰和双龙村国立中正大学宿舍，夫人巴怡南出。乳名秧秧。
6月12日，显微教授发起组织的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举行成立大会。
6月25日，早晨大雨滂沱，团长姚显微、副团长王纶以及全体团员，人人斗志昂扬，身衣戎装，头戴箬笠，足穿草鞋，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冒雨自国立中正大学大礼堂出发，名誉团长胡先骕以及全校师生列队欢送，至临江码头乘坐小火轮船，沿赣江而下吉安，向樟树出发，奔赴前线的战地。
7月7日，姚名达、吴昌达殉难于新干石口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