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
前天，我看了一本使人作呕的影片，叫作《浮生六记》，回来就写了这个题目；W君劝我不要写，因为有人正在那儿捧这影片的场，说是如何如何和封建意识在斗争呢！今晨L君来，谈及此片，亦有同感，就让我把憋着一肚子的话也说一说吧！
假使沈三白也和这影片里的苏三白一样的“酸”，那部《浮生六记》早该烧掉了。“风雅”是艺术欣赏的境界，卖弄风雅，以作诗赏月、游山玩水为高，那就酸腐了。“酸”与“雅”，一纸之隔，这是编导者所不曾理会得的。《儒林外史》中，有两群人物，一种是景兰江、支剑峰、赵雪斋、萧金铃一类的人，“吾辈今日雅集，不可无诗”，于是大酸了一通。又一种是杜少卿、杜慎卿那一型人：如少卿那样，“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风丰不同，有如此者。有一天，杜慎卿邀了几个友人在园中看牡丹，他们喝了橘酒，谈笑甚欢。萧金铃道：“今日对名花，聚良朋，不可无诗。我们即席分韵，何如？”杜慎卿笑道：“先生，这是如今诗社里的故套。小弟看来，觉得雅得这样俗，还是清谈为妙。”说着，看了鲍廷玺一眼，他便走进房去，拿出一只笛子来，去了锦套，呜呜咽咽，将笛子吹着；一个小小子走到鲍廷玺身边站着，拍着手，唱李太白《清平乐》，真乃穿云裂石之声！这便是雅与酸的不同之处。
沈三白乃是杜少卿这一型人物，他是懂得艺术的，他爱好山水泉石之乐，却并不酸腐。他自谓：“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念，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这一方面，那两位编导人，可说是完全不懂，影片中的沈三白，变成了景兰江一流人，三白有知，真要叹气了！
这影片的编导人，他们对沈三白的了解实在太不够了。大概他们以为读书人的头巾气，总是这么重的；并不知道三白并非科场中人，而是一生游幕的。游幕的人，眼光比较远大，胸襟比较广阔，有时不免于玩世不恭；就因为他们能够玩世不恭，才敢在孔夫子神座前翻斤斗，不至于如腐儒那样迂拘。影片中的沈三白简直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所以一言一动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可笑。
沈三白的学养，在《闲情记趣》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关于静美的欣赏，我们的艺术，盖自佛家静悟中得之；（唐代画家张澡论画，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便是意境。）龚定庵在北平，对戴醇士说：“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不关风雨晴晦也。”这是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意境。因为他是领会得自然情趣而又表现得心中意境的，所以落笔出言，都不至于那么酸腐。有一回，他论到自然的情趣，说：“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他胸中自有丘壑，此等处，最宜利用天然景物来表现出来；影片中偏不从这些地方，反映出他的性格学养，整天只在那小房子中打圈子，如何会不失败呢！
头巾气的腐儒，最大的缺点，便是作伪装假；三白在这一方面，处处显出本质性情。他并不讳言游粤时期和船娘那一段浪漫史。（他记他处浪游，多述山水之胜，此处独写和船娘的缱绻之情。）他所欢爱的喜儿，就是一个朴素天真的女孩子。他“偶然独往，或小酌于平台，或清谈于寮内，不令唱歌，不强多饮，温存体恤，一艇怡然”。这是他处男女之间的尺度。这影片写不出一个天真的三白，那必然要失败的。
冯友兰先生有一段论自然境界的话：“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可以说是天真烂漫。所谓天真烂漫，是为他的而不是为自的，亦只能是为他的，而不能是为自的。一个人若自觉他是天真烂漫，他即不是天真烂漫。他不能对于他自己的天真烂漫有觉解。如此有觉解，他即已失去了他的天真烂漫了。常听见人说：‘我是天真烂漫的’，这是一句自有矛盾的话，亦必是一句欺人之谈。天真烂漫是一失不可复得的。自然境界，亦是一失不可复得的。”这段话极有道理，凡是说我们是风雅的，那就一定不懂得风雅了。裴冲要把沈三白弄成风雅之士，这就是这部影片失败的缘故。
写到这儿，我要申明一下，我也并不附庸风雅，以吴敬梓所写的杜少卿夫妇的极则，像少卿夫妇也还是标榜着风雅，带点儿酸气，不足为训的。我以为吴敬梓所写的读书人，以做裁缝的荆元为第一，他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作诗。朋友们和他相与的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为什么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我们要把沈三白看作比荆元不足，比杜少卿有余的人，这样才能勾画出他的真正风格来。
还有一点，现代人对于旧家庭中的男女之爱，不甚了了。脑子里受了荷里活 影片，以及五四运动以后谈情说爱的风尚的影响，好似前人的卿卿我我，就是这么肉麻的。虽说“闺房之中，有甚于画眉者”，可是表现的方式绝不相同。有人受了《红楼梦》的影响，以为旧式恋爱都是大观园式的，所以，这一影片中的陈芸和素云，都变成摩登的林黛玉与史湘云，也使人看了作呕的！
《灰色马》
我的一生，很少记日记；有几回，也曾下了决心，开始写日记了，结果还是空白的多。在那扉页上，常常引用如次的一段话：
如果“不幸”追到了你，请不要丧失希望，不要让失望占据了你。你会战胜那最大的困难的，你会追着“幸运”移转她的车轮向你走来的。你的事业会“冕”以完全的成功，一个比你所敢预算的更伟大的成功。
这段话是从《灰色马》上节引过来的。
我所读的书，翻读次数最多，算《儒林外史》和《庄子》；不过影响我最大的，却是一本路卜洵（Ropshin）的《灰色马》（郑振铎译）。这是一本日记体的小说，三月十四日的日记上，就有如次的两首诗：
伟大的甜熟的睡眠，
来临于我的生命里；
睡吧，一切的希望！
睡吧，一切的幻想！
我看不见什么东西，
我失了我的记忆；
一切好的与坏的，
唉！悲痛的历史呀！
这诗句，二十年前和今天，在我同样的清新。这小说的主人公佐治，他是参加了革命的暗杀行为组织的，“我们昨天曾经杀过人，我们今天也要杀人，到了明天，我们还要继续去做杀人的事”。但是，他明明白白地说：“你不能用水把血消灭掉，你也不能用火把血烧掉了：永远是血，一直到了坟墓。”
本来，在他们的心头，杀一个人和杀一个虱子是一样的；但是，当他把他的爱人的丈夫杀死了，他又觉得杀一个人毕竟不是揿死一个虱子。他的谋杀的枪声，似乎把他心里的爱情也打死了。
耶稣说“不要杀人”，而他的徒弟彼得拔了刀去杀人；耶稣说“人应互相亲爱”，而犹大卖了他；耶稣说“我之来，不是来裁判世间而是来拯救世间的”，而世间的裁判却加到他的身上去。两千年以前，他浴着血，在祷告着，而他的众徒却在熟睡。而现在，彼得继续拔了他的刀。“即使天上乐园的门为我而开，我却仍然要说：‘一切都是空的。’”
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想的，译者郑振铎有了引言，瞿秋白、沈雁冰都写了序文，俞平伯也写了很长的跋语；照例，序说很多人去欣赏的，在当时，这几篇序跋就有很大的影响。
《灰色马》作者路卜洵，原是俄国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的实际运动者，那是一个以“恐怖主义”为手段的政党所造成的人生观，产生了佐治式的英雄。瞿秋白在序文中对这一派政治手段以及政治气氛加以严厉批评，这种个人主义的英雄，也是要不得的。不过我个人倒不十分对于这类政治上的争论产生兴趣，而是这位革命行动者由于遂行暗杀恐怖行为了解生命的究竟，他提供一个实际的人生问题，便是“死”——“见有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启示录》）”“这书不仅仅是文学，这是人生的悲剧，写他的人对于其中的事迹，一件件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
这书实写生活争斗的一场大悲剧。无论烈火一般的烧（恐怖党的暗杀生涯），醇酒一般的醉（恋爱纠纷），都是枉然的，都是徒劳的，临了只剩了这一句话，“我的手枪已在我身旁了”，这便是“生”的解决，是最后的唯一的，一了百了的总解决。说到这一点，已非政治家所能了解了，所以，这译本的序跋虽多，真正能够理解路卜洵的本意的，只有俞平伯先生，因为他是诗人。
俞先生说：“说老实一点，活着是不能解决生的问题的，要解决它们，除非别活着；必要不活着，方能解决这活着的问题，这原来是不通的笑话。书中佛尼埃不说吗？‘我觉得我之出生似乎是只为死而来的。’如生命万一有意义可言，其意义也不过如此，岂非等于没有。是的，谁说有呢？”
作者对于“生”“死”的态度都是矛盾的，他赞美死，却又诅咒它；既视死为唯一的解决，却又同时憎恶它。他说：“这匹马的四蹄无论踏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的绿草便要枯槁了。”“没有爱，没有世界，没有生命；所有的只是死，死是冠，是荆棘之冠。”
“因为没有一个人来保护我，所以我必须保护我自己；因为我没有什么上帝，所以我便要做我自己的上帝。”
“我就是真理，就是大道，就是生命。”
这是一个从实际行动所体味到的人生大道。
冷趣
易实甫《秋怀》诗：“吾诗耽冷趣，白日常冥搜。下笔幽想来，奔赴万古愁。竹屋一灯青，夜寒吟未休。有时不自主，身被精灵收。无人大荒外，只影贪清游。借兹空际涛，吹我胸中秋。吟成似初悟，顾影疑浮沤。万山烟雨深，独立西天头。”这是他自言诗境之句，“冷趣”和“幽趣”，乃是他的独到之境。
昨读君左诗选，觉得他的诗也和他的父亲一样，才气奔逸，自是此中能手。（不独他的诗不错，他那篇自序所说的诗意，也是不错；只可惜君左不仅是孤芳自赏，而要提倡那一股酸风，陈和甫的儿子一定要装得陈和甫的样儿，又似乎大可不必的。）他说：“艺术精神，首重创造；如何达到？必先有崇高之境界，有炙热之情感，有丰富之想象，有熟练之技巧，而其意识必归趋于纯正。《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而已。其情之所表现，无论兴观群怨，喜怒哀乐，皆以蕴藉之意绪出之，故《国风》之教，温柔敦厚，《离骚》之旨，缠绵悱恻，未闻呼号叫嚣而称诗篇，亦未闻阿谀谩骂而成文体。善哉英诗人之言曰：‘一首诗不是在于指示，而是在于含蓄。’此诗之所以为诗也。”这话是不错的，他的作品也正足以副之。（从前诗人，如袁枚的《随园诗话》，理论不错，笔下却差得很远。）
易氏父子都是足迹遍天下的人，历史的胜迹，山川的巅奇，大自然的瑰丽，都曾收入眼底，写入诗篇。可是史事、胜迹，都曾有着一般庸俗的议论；撇开庸俗的看法说法，而自抒其胸怀，那便是易氏所说的“冷趣”与“幽想”了。正如游西湖的，好言十景，其实“西湖十景”都是庸俗不堪的，诗人别有会心，就在平淡中看出新境来，乃是他们冥想所得之境。即如易实甫的《天童山中月夜独坐》诗：“青山无一尘，青天无一云；天上惟一月，山中惟一人。此时闻松声，此时闻钟声，此时闻涧声，此时闻虫声。”即是从平淡中表现出来的冷趣！
君左的纪游诗，大体都有新境，不落俗套。如《望神女峰》绝句：“十二峰中第一峰，最奇最秀最玲珑，最高最艳最嫣媚，最是飞霞一抹红！”也就得自然之趣，和他父亲的路数是相同的。其他如《喜遇朱光潜》《登栖霞山》诸诗，都已超过晚清宋诗（同光体）的境界，显得他是超过他的父亲，成为五四运动以后的诗人了。我最爱他的《北泉新唱》：
午睡，甜，美。梦中凉雨潇潇，醒来一片江潮；梦中一片江潮，醒来凉雨潇潇。
“诗科：不在山川怀抱，不在六朝浮雕，不在峰巅树梢，不在美人线条，而在小院一盘棋——静悄悄。”这就超过了五四运动的新诗，成为冥想诗人了。
陈衍《石遗室诗话》称易实甫的诗：“屡变其面目，为大小谢，为长庆体，为皮陆，为李贺，为卢仝，而风流自赏近于温李者居多。虽放言自恣，不免为世所訾謷，要亦未易才也。”“放言自恣”，也可说是宋诗的特点；宋诗，吸收着更多的散文成分，体制也是多方面的；在这一方面，君左的诗，比他的父亲更进一步；因为，君左毕竟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他有着“扬弃”旧诗窠臼的决心，所以他在运用诗的体式上，也和黄公度那么自由。而君左的时代，也比实甫更伟大，更艰苦，所以他的诗，也更接近那个从乱离中成熟的杜甫了。君左有一首《访友》的绝句：“天翻地覆欲何之？此是人生崛起时。离乱九年安史乱，形成千古杜陵诗。”这倒像是他的自白。
君左有一首《谒杜工部草堂》古风，说：“平生心折惟杜陵，其余纷纷无足称。有如汪洋大海破浪长风乘，又如摩空嵯峨巨岳谁能登？”“生当国家正多难，流离转徙苦颠连。诗须径向穷时炼，一字一句皆桑田。”“学诗三十年，虽无先生之才，窃有先生之志。虽非先生之时，却同先生之地。”这都表示师法杜诗之意。（其实宋诗，也是从杜诗出来的。）不过，君左的诗，才情外露，和杜诗的锋芒内蕴，风格上毕竟有些不同；他最能师法杜诗的，倒是他的纪行诗，如前期《留吴集》中的《西湖望月歌》《梅园望月歌》《乾坤双洞歌》《华山歌》，后期《中兴集》的《四十日过巫峡放歌》《青城山歌》，《峨眉集》的《金顶高歌》《大雪放歌》，《西北集》的《平凉曲》《六盘山歌》《宿宁家岭》，《登栖霞山》以下诸作，都有着老杜纪行诗的味儿。我个人对于旧诗的理解是不深的，恕我说老实话：君左之学杜诗，结果却落入陆放翁的途径中去了。君左有一首《登快阁怀放翁》诗：“快阁玲珑倚镜湖，亭台花木甚清疏。诗人浩志凌霄汉，胜迹名邦忆故居。春水碧从天上染，斜阳红向醉中扶。好情好意好诗景，留与千秋作画图。”后面那四句，也可说是得放翁之神理呢！（曹雪芹借黛玉指导香菱的话在批评陆放翁的诗，一落入放翁的窠臼就不容易出来了！君左则是学杜不及，而成为放翁的风格，也和力主解放的黄公度十分相近的。）
今天，读了君左先生自言写诗的心得。他说：“我自信学诗有一点点心得，而且我有写诗的灵感和天才。用变幻莫测的思绪和情愫，用美丽的文字和声音，纵横或反复地表达一种高超的意境。”这话，也如陆机《文赋》所说的：“浮天渊以安流，灌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炼字锻句，就像钓鱼似的，钓出了恰到好处的语句来。钓鱼的生活，也可以安得上一个“冷”字，柳荫独坐，凝神注视，把全副精神寄在钓竿上，从深潭中钓出鲜活的鲫鱼，这也是一种乐趣。
君左用了洪迈《容斋随笔》所记：“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后圈去，而改为入字，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从诗歌的修辞说，本来要避免那些滥调，独造自己的境界。（英国文人，也有“第一个说花如美人的是天才，第二个再说花如美人的是呆子，第三个说花如美人的是傻子”之说。）因此，修辞造句，有人立意好奇，有人爱尚冷僻，都是避免庸俗的法门。王荆公所用这个“绿”字，把春日景物写活了，所以是好的。（正如把“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改作“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个“风”字是“剔空灵活”的。）君左自言：“《自兰州飞返都门》一首：‘淮南烽火红鸦背，不许斜阳照六朝。’当初是用着见斜阳，怕见斜阳等，最后决定用‘不许’，语气坚定而韵味悠长了。”也就见荆公用“绿改南岸”之意。
君左生当中国文艺的大变动之际，清末诗人，如黄公度的《人境庐诗草》，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马君武所提倡的新体诗，以及胡适《尝试集》所喊的“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都是要走出旧的格局，创造新的风格。君左致力于诗的格式的变化，也和黄公度所说的：“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貌，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至于他们这一斤斗是否翻出了如来佛的手掌，那就难说得很了。
陈衍《石遗室诗话》，评论当代诗风，对于竟陵体并不十分菲薄，一反清代诗家的观点。他以为“竟陵之诗窘于边幅则有之，而冷隽可观，非模拟剽窃者可比”。“钟、谭好处在可医庸俗之病。”此语倒可以移以对君左诗的确评呢！
《雪莱传》
最近，由于一点小小的因缘，一本好似嫁出去女儿的《雪莱传》，又回到身边来了。《雪莱传》和《狄思雷利传》《拜伦传》，可算是莫罗亚的精心结构之作。（我也爱他的其他传记，如《屠格涅夫传》及《伏尔泰传》。）要从三个当代传记作家之中（在英有斯特雷奇Strachey，在德有路得维希Ludwig，和法国的莫罗亚，均为传记的大手笔），说出我个人的爱好来，路得维希的深沉，斯特雷奇的精到，莫罗亚的明朗活泼，各有所长，难分甲乙的。我个人对于莫罗亚的传记，特别爱好些，也只是因为洋溢于字里行间的人情味，使我们感到十分可亲近就是了。
魏华灼先生（《雪莱传》译者），他曾说到新旧传记的同异。过去的传记，有的只是引证、笺疏、书目等的堆积，过于是纪念的、颂读的、教训的；其中所描写的人物，“只是英雄的雕像，美德与成功充分地扩大，内心冲突与失败尽量地隐匿，结果他已不是人，只是至善的画像，全是光明，毫无半点黑影”。现代的传记，可不相同了。形式上类似小说，引起读者欣赏的兴趣，这就诉之于文艺的笔触。其人物是有美德，也有瑕疵的，具有血和肉的生灵。传记家所写的传记结构较富戏剧性，就像制造了一件艺术品。例如斯特雷奇的《女王维多利亚传》，我们不可说：“这本传记碰巧是一件艺术品”，我们应当说，“这件艺术品碰巧是《女王维多利亚传》”。莫罗亚的《雪莱传》，也是如此，雪莱的生活，也就是一首完美的诗；到了他的笔下，整个传记，也是一首完整的散文诗呢！启牖雪莱心灵的是葛德文（Godwin）的《政治正义论》（他最喜欢读这本书）。葛德文把一切化为简单，如果世人听从理性的指示，每日两小时的工作即足以供给人类一切的需要。爱情自由将代替不合理的婚姻恶习，哲学将铲除迷信的恐怖。但是，“偏见”紧闭住世人的心，不让真理走入，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雪莱的一生，可以说是代表着反抗传统追慕自然的精神。他的第一部小说稿子，题名《炼丹术士圣鸥斐》，就充满了极端破坏的思想，吓坏了书商斯托克得尔，也吓坏了他的老父和他们一家人。他写信向他的好友诉说道：“人都以为我的思想可憎，因而攻击我，人皆视我为无赖者；天气预示着可怖的暴风，但是我好像立在灯塔上，欣然地讥诮着底下巨浪的拍击。我尝试开导我的父亲。说也奇怪，他有一个时候，也竟赞成我的议论；他承认上帝直接的干涉是不可能的。他承认巫道、鬼怪、传说的奇迹，是绝对不可信的。但是，当我应用我们所一致赞成的真理的时候，他就惊跳了。于是用一种无理的论辩，‘我相信，因为我相信’，使我无话可说。我的母亲相信我在往地狱里去的大道上走着。她以为我将我几个小姊妹，全变成自然神教的信徒！这是多么的可笑！”
从他们这一家庭，以及他的论调所激起的反应，我们可以明白十八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初期那五十年间，自然神教（即百科全书派的理性主义），怎样震撼了他们的时代。这一思潮，激起了法国大革命，这泛滥大陆的狂潮，怎样吓住了英国的绅士。他的另一本书《无神论的必然性》在书店的橱窗上陈列了不过二十分钟，就把新学院的学术会员吓得跳起来了。雪莱也就被开除了！他和家庭的关系，也就断绝了。
（自然神教，一部分来自文艺复兴的返于希腊、罗马的古典精神，一部分则来自东方的道家的老庄放任主义；一方面反对一神教的独断的教义，一方面提倡反宗教的怀疑主义，因而进于无神论。）
雪莱的少年期，发挥了坚强的反抗精神，于是他发现了葛德文，伟大的葛德文，《政治的正义论》的作者，婚姻制度的破坏者，上帝的仇人，无神论者，共和主义以及革命家。正如雪莱写给他的信所说的：“葛德文这个名字，在我的心里，常常激发崇敬和钦佩的情感。我常以为他是一个发光体，对于他周围的黑暗，是过于灿烂炫目了。我参与人类活动的舞台，为时尚不久，然而我的情绪与理论已经和你的符合一致。我走的路程虽不长，却是变故纷纭。我的判断所以认我的思想为真理的，以我受的迫害为其主因。”
关于雪莱与葛德文之间这一段因缘，正可说是理想与现实的对照。葛德文，这位自然神教大师，他是雪莱的精神上的父亲。一八一二年十月间，雪莱夫妇去访问这位伟大的人物时，印象颇不错，相处得很好。（在葛德文家中，凡尼和哲恩是以整个晚上来听雪莱说话，狂喜入迷。她们渴慕他的美，而他的议论在她们看来是稳健难破的。至于雪莱呢，他觉得凡尼温柔而寡言，哲恩热血而强烈，在这两个少年女孩中，他似乎又回到过去的幸福时光里了。）可是，雪莱终于和葛德文的长女玛利出奔，这位主张打破婚姻的枷锁的哲学大师，也心碎了。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及约翰·泰罗说：“我有一个最令人伤心的故事告诉你，你已经熟识了雪莱这个名字。免得你悬惴不安，我快点告诉你吧！他是一个已婚的男子，却带着我的女儿逃走了。我设想不出比这还要更可怖的事件。”在那两个年轻的人的心头，也受了一种打击，他们叹气道：“他，如此值得崇敬的人，竟如此虚伪，唉！哲学呵！”（雪莱和玛利同居，虽然是多灾多难，他却极愉快。他们有同样的趣味，都把自幼至老的一生看作求知的机会。他们读同样的书，常是相偕朗诵。）还有一件近于讽刺的事件，即是凡尼的自杀；葛德文原在《政治的正义论》一书中曾说自杀并非犯罪，但这自杀却是他自己的女儿，那就十分难堪了。至于雪莱呢，他只是表示了单纯的友谊，却来了这样的后果。他说：“要了解他人的内心，是如何困难呵！我不知不觉，无心无意就给人造下如此大的痛苦！最深刻的，或最悲伤的情感，朝夕在我的面前。然而我竟无觉察！”对于这位追求自由的人，又是一道最深刻的创痕。
有一回，雪莱在他自己的诗后面，附上了几句道：“我简直不忍看自己的诗！这诗所歌颂的人，不是朱诺，只是一片浮云而已。我以为，人时刻有所钟情，无论所钟情为何物；我的错处，我承认，这是凡是囚于血与肉之中的心灵所不易避免的，是在凡俗的躯体中，探求赋有永久性的形象。”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对于他自己的剖解了！
《鲁迅的故家》
周遐寿（作人）的《鲁迅的故家》，最近出版了。（原名《百草园》杂记，曾在上海《亦报》连载，此集增加了《园的内外》《鲁迅在东京》和《补树书屋旧事》三部分。）这些杂记中，提供了许多研究鲁迅思想生活的重要资料。史家着重直接史料，这才是最可宝贵的直接史料。
我们知道鲁迅幼年碰到了家道中落，受着社会的冷淡和他一生的思想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家道何以突然中落呢？他自己只是隐约其词，只说他一个人在家道中落时，才看到人情的冷暖。他是有一段长时期，从高过他身子一半的柜台里的朝奉手中，接了押物的钱，拿到和他身子一样高的柜台上取了药回家的，他深深地体味到社会的冷酷。后来，鲁迅去世了，孙伏园曾在《鲁迅的幼年》说到这件事。说鲁迅的祖父，为了向江苏主考通关节，被苏州知府所发觉，乃逮送北京，拘刑部狱，历七年之久的。此刻看了周作人的追述，才知道伏园所说，只是轮廓不错，细节小目，出入却很大的。“那年乡试，浙江的主考是殷如璋和周锡恩，仿佛又记得副主考是郁昆，但郁是萧山人，所以是不确定的。大概是六七月中，介孚公跑往苏州去拜访他们，因为都是什么同年，却为几个亲戚朋友通关节，随即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二爷’为职业，被雇带到苏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立即拆看，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介孚公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有七年，至辛丑一月，由刑部尚书薛尤升附片奏请，依照庚子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乃于是年二月回家，住在原来的地方。”周家的钱，就在这监候七年中，慢慢被京中大官敲诈干了枯了的；这位祖父一出狱，他们这些孩子们，也就过着极贫苦的生活。鲁迅自己说过，小时候有一个时期寄食于亲戚家，被人说作乞食，这便是癸巳秋后至甲午夏天的事。（亲戚家即是鲁老太太的母家，那时外祖父早已去世，只是外婆和两房舅舅而已。）
有些朋友，一定要替鲁迅攀上一个革命的门第，那是错误的。鲁迅是生长在赵太爷的家里的，《阿Q正传》里那个秀才或是假洋鬼子，正是周家的子弟。这一方面，读过周作人的杂记，格外可以明白了，所以鲁迅自己就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瞿秋白有一段话，说得更好：“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俄国的贵族地主之间，也发展了十二月十四日人物，这是英雄的队伍，他们像罗谟鲁斯和莱谟斯似的，是野兽的奶汁喂养大的。）
鲁迅笔下的人物，可以说是属于破落的门庭的，周作人称之为“台门的败落”。乡下所谓台门，意思是说邸第，是士大夫阶级的住宅，与一般里弄的房屋不同，因此这里边的人，无论贫富老少，称为台门货，也与普通人有点不同。在家景好的时候，可以坐食，及至中落，无法谋生，只有走向没落的一路。根据他们的传统，台门货的出路是这几种，其原有资产，可以做地主或开当铺线店的，当然不在此限。其一是科举，中了举人进士，升官发财，或居乡当绅士。其二是学幕，考试不利，或秀才以上不能进取，改学师爷，称为佐治。其三是学生意，这也限于当铺线店，若绸缎布店以次便不屑干了。可是第一、第二都要多少凭自己的才力，若是书读得不通，或是知识短缺，也就难于成功；至于第三类，也需要有力的后援，而且失业后不易再得，特别是当铺的伙计，普通尊称为朝奉。照这样情形，低不就，高不凑，结果只是坐吃山空，显出那些不可思议的生活化，末了台门分散，混入人丛中不可再见了。论他们的质地，即使不能归田，很可能做个灵巧的工人，或是平店的店伙，可是懒得做或不屑做，这是台门的积习害了他们；其为台门悲剧的人物，原是根本相同的。鲁迅深深了解这一群人的悲剧，所以他的笔下，最成功的便是孔乙己。
若干方面，鲁迅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最相近。不独孔乙己就是倪廷玺，即阿Q也是台门中败落下来的桐生，并非泥土里打滚的闰土。鲁迅的知识是丰富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可是他对于农民的性格了解得并不深；他对于田野间的生活，也没有直接的经验！所以，鲁迅还只是一个代言人，而不是一个乡土的农民文学作家。
游牧情怀
新近从一本小书里，看到了这么一段话：“不知怎的，我们总想从狭隘的房舍和局促的世间跑开，投到大自然怀抱中去。那是追求自由的人间性的奔逸，是追寻解放的心灵的飞跃，是游牧时代，采于山钓于水的散淡人的心情吧！”我想，这也是我们爱看游记之类的小品文字的心理上的原因吧！
昨天，从上海寄来几包旧书中，有小默的《欧游漫忆》和王搏今的《海外杂笔》《海外二笔》，都是很好的游记。小默，以写国际论文著称，其实他的文艺笔触，比他的论文还高出一筹。他曾这么描写维也纳之春：“公园里，广场里，墙头上开着各色各样的花，街头卖着，女人的襟上插着各式各样的花，玫瑰、石竹、香水花和丁香。我的寓所离多瑙河不远，晚饭后常趁着微茫的黄昏，踱到河岸散步。南岸的玫瑰蔷薇之圃在盛开着，广袤半亩，缀着紫红、紫绛、鹅黄、绯白的花朵。待到月上时，这千差万别的颜色都渐渐改去，只剩着参差缤纷横斜交织的花枝之影，印在细沙铺成的小径上，而幽暗的香气，更添一点儿清了。有时，踱到更低一层的河干去拣靠近蔷薇之丛的椅子坐下，凝视着那瘦媚微颤的花影，呼吸那浮来的暗香，不独远处的灯光和身前走过一对一对的游人没有觉到，心中且似一无所有。”这是用画人之笔来写静美之境，恬适怡人；而其写威匿思 之雨，维也纳之丁香，都有人与境浑然为一之妙。作者尤善于状女子之美，如写匈牙利的靺鞨女人，威匿思国的美人，都能曲曲传出“天然”的谐和情趣和海波的动的美。而写维也纳舞场一瞥，更是传神阿堵。他写道：“音乐转到华尔兹时，起舞的佳人，修长而有曲线的腿轻慢地移着，懒懒披着的长坎肩在微飘着，小而丰富的乳房在颤动着，丰度有点像瑞典明星嘉宝，但没像她那么的颓废，因而添了一点雍容华贵之态。”可是作者的主旨，并不在写这些美的画面，而是写社会动态时，只是用这些画面来衬托来渲染就是了。他在欧洲的当日，正是大乱的前夕，他眼见一个充满着矛盾的合成体，现在和未来在酣战着呢！
王礼锡先生（搏今）写作《海外杂笔》《海外二笔》，正当他的政治生涯失败以后，以此满纸牢愁，低回不能自已。《二笔》比较侧重社会性的材料，价值亦较高；其中《伦敦速写》《巴黎怀恋记》《列宁城琐记》，都是很好的“速写”。他用新的角度在解剖欧洲的社会，他所见的是这样的伦敦：“这个一眼看去似乎无规律的懒散的伦敦市，其文化的装置是很严整的。不过这一切严整的装置，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其特性第一是一切装置都是为了赚钱，甚至于英王二十五周年登极这类的事情，在伦敦商人是极好的做广告的材料。其第二个特性则是麻醉与欺骗，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以造成战争。”“是的，个人主义在这里发展到了极端，同一个房子里面，也许地下室有女人和小孩正要饿死，而楼上的夜会决不会因此而暂时停止欢舞，或放轻其开香槟的响声，这就是伦敦。”
他到莫斯科去的时候，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成功，使他沉入未来的憧憬中。他把伦敦和莫斯科做如次的对照：“在英国住得越久越易感到东和西的差异，在欧洲能闻到一些东方气息的，那就是俄国。到英国像是真正另一世界，到俄国就像回到了东方一样，像我一个走马看花的旅客，一到俄国境内就能这样感到，若在此久居当然更能体会。要问这点气息是什么，可难答复，也许是友谊吧？英国的人与人间的关系，是机器的一个牙轮，一根铁条的关系，人与人间的机械连锁很密切，但是冷的，硬的，礼貌的，离索的，总之是无友谊的。俄国却不然。原因当然不是由于人种的差异，或地理的差异，而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的老巢，俄国则是资本主义没有浸透就变革了的缘故。”这也可说是深一层的看法。
集中有《巴黎怀恋记》，记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协会，除记载互助馆中的热烈场面以外，还对巴比塞有一段特写；二文都写得非常生动。他着笔的当时，巴比塞已在俄都逝世，他怀念这位著作《火线下》的战士，重述那句有力的呼喊：“我不但不曾放弃我从来坚持的主张，并且要拿起武器来为我的主张服役。这个战争的目的，是反对我们的老仇人，不名誉的仇人，默武主义与帝国主义，利剑与长靴。”
王氏的笔致，和刘氏取绝不相同的风格；刘氏长于渲染，使人“感”；王氏长于分析，使人“快”；而同样地熏染了欧洲的风格，各有所成就，则一也。
《你往何处去》
读显克微支（波兰小说家）的《你往何处去》，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其后又看了几次以这一小说为题材的影片，最近又看了《暴君焚城录》。
这一影片的中文宣传小册子上，问道：“Quo Vadis这一句话，在影片中哪一景出现？”影片中借着“光”的启示，主附在纳扎罗的身中，说要重回罗马去，和原来的说法是稍有出入的。原来使徒彼得，耐不住尼罗蒂的迫害，和纳扎罗离开了罗马。途中遇见了基督，彼得进问道：“你往何处去？”主道：“回罗马去！再上一回十字架去！”这才把这句话的本意说出来了。
一个革命团体，它从战斗中成长，原是十分艰苦的。基督教是在血与泪交织的被压迫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纪元六二年（罗马纪元八一五年）秋天，罗马的一个医生，写信给他驻扎在叙利亚军队的侄儿道：“……数日前，有人请我去给一个名叫保罗的病人治病。他似乎是一个犹太血统的罗马市民，受过些教育，态度很文雅。据说他到此处来是为一件由我们的该撒利亚或地中海东部的地方法庭上控的案子。人们说他是一个‘野蛮强悍’的人，说他做过反对人民与法律的演讲。但据我看，他是一个很聪明很诚实的人。从前在小亚细亚的军队里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听说过关于保罗在以弗所城里宣传一个异教的新上帝的一些事情。我问过我的病人，这话是否是真的，他是否劝过人民反抗我们所爱的皇帝的意志。保罗回答我说：他所说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他又说了许多离奇的话，我都不明白，这大概是因为他的热病的缘故。他的人格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听说不多几日以前他在奥司丁路上被杀了，很觉难过。我写这信给你的意思，是下次你再到耶路撒冷时，你要调查一下关于我的朋友保罗与那位奇怪的犹太先知（这人好像是他的老师）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奴隶对于这位弥赛亚非常热心，其中有几人因为公然讨论那个新的王国（不论它是什么意见）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很愿意知道这些消息的实在情形。”我们生长在要过复活节的世代，再回看一千九百年的罗马人的看法，那是有趣的！
接着，我们不妨再看看那位医生的侄儿的回信，信中说：“……七八三或七八四年，彼拉多（犹太与撒玛利亚总督）被调到耶路撒冷来镇压暴动。据说有一个青年（拿撒勒的一个木匠的儿子）在计划对罗马政府革命。他们在实地调查之后，报告说那个木匠是一个很驯良的市民，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办他。但据约瑟说，犹太教旧派的领袖们心里很不安。他们最忌讳的，是他受大批贫穷的希伯来人的欢迎。这个拿撒勒人公然要求不论希腊人、罗马人或腓利斯丁人，只要他有一个端正的诚实的生活，便与终生研究摩西的古代法律的犹太人无异。彼拉多对于这类话不发生任何感想，但当民众群集庙前要私自处死耶稣，并要杀尽他所有的门徒时，他决意把这个木匠拘留起来，好救他的性命。他似乎没有明白这次冲突的真性质。他每次请教犹太的僧侣们解释他们愤懑的理由，他们总是大声叫唤‘邪豹’‘叛徒’，显得很激动的样子。这时犹太人受僧侣们的激励，发了狂，彼拉多为使国家避免内乱起见，结果牺牲了那个行为端正待敌如友的囚犯约书亚。他便在耶路撒冷群众的笑骂怒号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一位革命先知真正的经历。
这一小说中译本的译作者徐炳昶、乔大壮二先生，他们只怕读者为一般传说所曲解，特在序言提到这一件大事，他们说：这次杀戮，实在是世界上有数的惨剧；基督教人，除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以外，就以此次杀戮为最重要的事情了。他们说起，那个时候，基督教里可分为两党：一党是圣徒雅各为首领，他是耶稣的兄弟；但是思想浅淡，还像那些老犹太人，觉得犹太人是天的选民，不愿意同别的民族说话。另一部分，大约要属保罗；他没有国界种界的思想，到处宣传福音。所得的新教徒非常众多。这两党常常互相排斥。至于彼得全无意见；他一方面思想简单，不愿意同守旧派冲突，一方面因为他的性情慈善，对于别的民族和别教的人绝无蔑视的意思。对于受苦难的人民，拿精神感化他们，使他们信奉基督。所以他虽无党纪，却成了中心人物。这么一说，我们对于剧情的进展，更可以了然了。
徐、乔二先生翻译《你往何处去》，代表初期译作家的审慎态度与理解的深切。他们只怕读者不能领会西洋历史上的人情风俗，在序言曾作进一步的诠释。他们说：罗马在希腊文明未到以前，道德观念极为严重，但是很偏狭的。自希腊文明输入，偏狭的道德一天衰颓一天，新道德又未成立。虽有斯多噶派学者的尽力，而新的蜕变终需时日，社会遂成一种怀疑的状态。俾东很可以代表罗马当时的高明社会。他很有学问和聪明，对于一切事物全持怀疑态度。这种薄暮景色，世纪末情调，烦琐哲学的趋向，正是一种文明成熟以后的必然趋势。而尼隆 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尤足以代表这种情调。
我们看了这小说和影片，一定觉得尼隆的荒淫横暴，以及罗马人的丧心病狂到这步田地！徐、乔二先生毕竟是博通中西古今之学的，他们就举出（齐）高洋与（金）完颜亮的淫暴例子来，其实南朝君臣，以及明正德这类皇帝，也和尼隆相去不远的。刘宋前废帝为姊山隆公主置面首三十人，纵粪父陵，称叔父湘东王为猪王，欲担付太官屠猪，又令左右逼淫叔祖母杨太妃。后废帝五六岁能缘漆帐竿而上，欲煮药酖太后，画萧道成（领军）腹作箭垛，夜至新安寺偷狗烹食。摄入影片，不也是同样荒唐吗？据徐先生的解释：凡文弱的民族多失于淫侈；武健的民族多失于残暴。如果有一种民族，要从武健蜕变成文弱，那时候他残酷淫侈，兼收并蓄，一定出了不少新鲜的花样。罗马民族，原来是武健严酷，等到希腊的文明输入，已经有向文弱的趋势，尼隆兼宗这两民族的罪恶成了世界一个有名的恶魔。不唯真正的罗马人痛恨他的淫佚，就是希腊人也不能忍受他的残暴。至于罗马当时的人民，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罗马的旧民族，因为他们能统治他们所说的全世界，非常骄傲；一部分为被统治的民族，受种种的压迫。社会在这种不平常状态的下面，自然是全受其弊，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了。
罗马衰亡，当然是人类的镜子；今日美国的文明，尤其表现在荷里活的艺术中，不也是尼隆人生观的征象吗？
《李师师》
前天，有一位学生，看了鲁迅的《故事新编》，她说看不懂；看不懂是事实。因为，其中包括着本来的故事，以及鲁迅借这故事来作讽刺的含意。本事已经很隔膜，讽刺的本意，更不容易领会，而且鲁迅的讽刺中，又含有另外的本事，如《理水》篇在那儿讽刺顾颉刚和傅斯年，更非这一代的青年所了然的。茅盾也曾写历史小说，有《大泽乡》《豹子头林冲》和《石碣》三篇，他自己以为《大泽乡》显得清切些，我倒欢喜他的《石碣》；不过《石碣》除了运用《水浒》结尾的故事，也还有他所讽刺的对象的，这就涉及民国十六年国共分家以后的世变了。当时，一些朋友读了他的历史小说，也不十分感兴趣。
当年，历史小说写得最好的，该是刘圣旦先生，他曾写了《新堰》（清末农民暴动故事）、《白杨堡》（明末饥民骚动故事）、《突围》（清代白莲教事件）、《诗狱》（清初吕留良之狱）、《北邙山》（南唐亡国前一幕趣剧）五个短篇，汇为《发掘》一书，不过影响不大，只是开风气而已。
历史小说是不容易作的，此中掺不得一个“懒”字，更掺不得一个“粗”字；下笔以前，要和历史学者一样做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的工作；也许写三五千字小说，要翻破十百卷史书也说不定的，此于八斗天才的不平凡作家颇不相宜。而且每件史料，早已注入写作史料者的主观色彩，一不小心，我们便被原作者瞒过；写作之前，要经过一番客观的审断工夫，此与但凭直觉伏案冥想的作家也不相宜的。从前福劳贝尔 写《萨朗波》，显克微支写罗马没落期生活成为《你往何处去》，其伟大成就皆基于一点一滴的劳作的。
南山燕（冯明之）先生的《李师师》，便是经过一番劳作的成果。他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从事史料的发掘、搜罗、比较与整理才动手的，这是历史小说的正轨。
作者在前记中说：“埋葬在历史里的故事，自然是发掘不尽的，这一点微细的工作，也许可以证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句话，接近了真理。至于应如何看法，那自然，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见地。或者，历史为警告着人们，不要再那么样；但或者历史也在告诉人们，又要那么样了。”历史小说，本来是这么在旧瓶装新酒的。
说到中国以往的历史小说，起初并不是文人积意经营，蔚为巨制的。南北宋之间，茶馆的茶博士，凭着他们的道德观、人生观、妇女观、宇宙观，把史料穿插起来，又依着听众的心理敷衍起来，这便是所有讲史小说的起源。茶博士歪曲历史的事实那是必不可免的；其后有好事的文人（罗贯中、施耐庵），再依据史籍修改一番，用自己的道德观、人生观补缀一番，即便成为坊间的讲史小说。《三国演义》《列国志》《残唐五代志》《水浒传》都是这样产生的。亦有茶博士，已经造成有力量的舆论，如《三国演义》最重视关云长，居然成为武圣，种种神异性格和史载绝不相同；文人虽亦明知之，也不敢加以改正了。
这种自然发展的历史小说，细微处曲曲描写，事事能引人入胜，乃其长处；取材多错误，批判多迂腐，结构多散漫，乃其短处。我们着手写历史小说，应该采取另一种手法。即如《三国演义》，当以三国为底本。茶博士的眼光，本不够了解诸葛孔明的人格，也不能领略曹孟德的襟怀；所以写诸葛孔明之风流儒雅，写成了穿八卦衣的道士，写曹孟德之雄才大略，写成轻慢狂暴的小丑；写赤壁之战把指挥若定的周瑜，写成因人成事的跑龙套；把老成持重的鲁肃，写成笨拙如牛的傻瓜。那么妙的题材，我们应该着手重写的。至于黄巾的动乱和张道陵五斗米道的发展，可以写出一幅农村社会动荡的伟大局面。党锢之祸，建安文人生活，正始竹林清谈生活以及佛家思想渗入后的出世生活，可以写成一幅中产士大夫阶级的动乱图案，再穿以政治上种种变动事故，格外可以写得十分热闹了。新的手法的《三国演义》，至少是反映人生的大镜子，这也是大发掘的工作呢！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富有戏剧性的时代：魏晋之际，唐末五代，北宋末年，南明……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士大夫在死亡线上挣扎，加上外患突来，闹出了亡国的悲剧。我们生在这个世代，以古为鉴，几乎每一末代的场面，都有些影子相似的。
南山燕以李师师的一生来贯串北宋末代的兴亡惨劫，有如孔尚任之《桃花扇》之以李香君为中心，写南明败亡之迹，古今同慨！他从许多笔记中找寻李师师的生平事迹，他着眼北宋末年的学生运动，发现了吕将、陈东、朱梦说那些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觉得在那群人物的身上，深深地蕴藏着今古汉族的不屈的精神。他说：“他们是善良的，痛苦的，他们不断地处在彷徨之中，不断地在历史的长夜里做着黑暗中的摸索，也正如近百年来饱受灾难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他就把李师师这个人物作为中心，写成一个故事，反映北宋末年整个社会动乱的全貌，表现出宋代的爱国运动、学生运动、农民战争与异族战争的大画面。
李师师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呢？我们也不必去说，她正如赛金花一样，刚好是串在这一时代图景中的悲剧人物，她是渲染以绮丽的彩色，使时代格外突出，使我们后人低回不能自已就是了。你想当年秦少游赠李师师的词句，就有“簪髻你抛，偎人不起，弹泪唱新词”之语，何况今日呢！
《海外异闻录》
石印本《海外异闻录》，题赤山畸士（原名张赤山，杭州人）辑。正集上下两卷，续集上下两卷，共四册。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出版。正集上卷全系《伊索寓言》的译本，另有夏剑峰书后，说是：“西泠张君赤山，读有用书，通中西学，关怀时务，固亦斯世有心人也。……近出《海国妙喻》一册，以谈笑诙谐寓劝惩要旨，……洵为有功世道之作！”我把他的译本和一八四〇年广东出版的《意拾蒙引》及一六二五年西安出版的《况义》对照一下，这本庚子后七年的译本，无论译笔或见解，并不见比百年前的和三百年前的译本有什么进步。
谢懋明《况义》跋云：“……凡立言者，其言粹然，其言凛然，莫不归之于中。至于各方诱劝，则比之为用居多；是故或和而庄，或宽而密，或罕譬而喻，能使读之者迁善远罪而不自知。……后有读者取其意而悟之，其于先生立言之旨思过半矣。”
他的说教用意，在张赤山的《海外异闻录》里一样地保存着。张赤山自序云：
……人闻正言法语，辄奄奄欲睡，听如不听，亦人之恒情，曷若以笑语俗言警怵之激励之，能中其偏私蒙昧贪痴之病，则庶乎知惭改悔，勉为善良矣。
这样拉长了面孔，好像一书可以兴邦，世道人心由我而正，倒是伊索写寓言的好题材呢！
前后几个译人，都把自己从圣经贤传所得的概念，硬生生戴在伊索的头上，派定纪元前六世纪的希腊文人是孔孟的徒党，拙笨得有点幽默。我从前读《葡萄味酸》那则故事，亦颇爱好，而张赤山的译文里，变成这样一种货色：
葡萄味苦
昔有一狐，见葡萄满架，已经成熟，仰观万紫千红，累累可爱，垂涎久之。奈乏猱升之技，不能任性朵颐。望甚则怨，怨甚则怒，怒甚则诽谤訾诬，无所不至。乃口是心非，勉强自慰曰：“似此葡萄，尚未成熟，绝非贵重之品，罕有之物。况其苦涩异常，我从不下咽，彼庸夫俗子，方以之为食也！”如此世间卑鄙之辈，见人安富尊荣，才德出众，高不可攀，自顾万不能到此地步；反谓富贵荣华苦累无限，诋毁交加，满心妒忌，出口臭硬，假意清高。噫，是谓拂人之性，违心之谈！由此推之，此人亦必是幸灾乐祸者。
把一节极有意思的寓言，译成这样索然无味的东西，天下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
相传道光年间《意拾蒙引》出版后，风行一时，大家都津津乐道；后来为一个大官所知，他说：“这里是一定说着我们。”遂令将这部寓言列入违碍书目。现在总算进步了，猫狗对话虽有人认为不妥，《伊索寓言》毕竟不列入违碍书目中了！
《西厢》话
胡应《甲乙剩言》说安平风俗，男女如厕，皆用瓦砾代纸，非常污秽。安平，晋唐间为博陵县，正是崔莺莺的本乡。有人为莺莺担忧，那么一个大家闺秀，若也用瓦砾代纸，似乎太煞风景。胡应引《北齐书》载北齐文宣帝如厕用厕筹，又引《三藏律部》载比丘如厕，亦用厕筹，断定莺莺如厕，也非用瓦砾不可。使风雅者为之废书三叹。拭秽的事，马来人用左手，蒙古人用草绳，农村用树叶，用稻秆的，和用瓦砾的相去本不甚远。习俗如此，佳人不能自外，也许张君瑞和辜鸿铭一样有癖好，反而觉得那样的“妙处”更妙，亦未可知呢。我常见摩登小姐穿高跟鞋着旗袍，背黄袋上灵隐寺烧香，她们在家里，自必坐抽水马桶，用卫生纸拭秽；我觉得她们还是裹小脚用瓦砾拭秽来得相称些。
谈《西厢》的都从“淫”“不淫”上头立论，归元恭见金圣叹批《西厢记》，便谓此为诲淫之书，惑人心，坏风俗，其罪不可胜诛。金圣叹则谓《西厢》为天下之至文，谁说《西厢》是淫书，便得入拔舌地狱。许多矮子看戏的评论家，就跟在归、金后头说个不清。我却觉得张君瑞无耻，他又不像欧洲中世纪的武士，凭着自己的宝剑和妖魔、强人或情敌去决斗，把美人的心赢了过来；只靠自己一位朋友做军官，写了一封信讨救兵来解了围；连讨救兵都不能自己出马，要靠烧火和尚打出围去，真比吉诃德先生都不如，有什么威风？这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是说“才子”要配“佳人”。我若做莺莺，宁愿给孙飞虎做压寨夫人，决不跟张君瑞那脓包相爱。自然，郑恒那公子哥儿更不中用！
徐增《才子必读·叙》说金圣叹曾评过《董西厢》，只评了十之四五，尚未成书，这也是怪事。金圣叹评书，胆子很大，可是全无史的眼光，不懂文学流变的过程。北曲作家，关汉卿的地位在王实甫之上，金圣叹偏说《西厢记》王作关续，把关汉卿评得一钱不值。《西厢记》故事，由赵德麟商调鼓子词一直下来，作者前后沿用，用不着创作。《董西厢》敷衍故事，局面已定，以后用这故事的，决不会到草桥惊梦为止。谁作谁续，明人眼光如豆，乃有许多瞎说。金圣叹既评过《董西厢》，还会说王作关续，所以我觉得是怪事。
即空观主人《西厢记·凡例》说：“北《西厢》相沿以为王实甫撰。”王元美《后言》则云：“《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甫者，谓至邮亭梦为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徐士范《重刻〈西厢〉》则云：“人皆以为关汉卿，而不知有实甫；盖自草桥梦以前，作于实甫，而其后则汉卿续成之者。”更又不知何据？元人咏《西厢》词，《煞》云：“董解元古词章，关汉卿新腔韵。参订《西厢》的本，晚进王生多议论，把围棋增。”则似谓汉卿翻董弹词而为此记，实甫止围棋一折耳，于五本无涉也。又《满庭芳》云：“王家好忙，沽名钓誉，续短添长，别人肉贴在你腮颊上。”又似乎王续关者。盖当时关之名盛于王也，亦无从考定矣。就元明人的话来看，元人多主关汉卿作，明人则游离其辞；至明末则王作关续之说乃渐固定。顾颉刚《考古史》谓：“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地变迁是怎样。”有人要看《西厢记》的发展，也得用顾氏的方法。
《夜读抄》
……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此或者亦正合于圣人的戒之在得的一句话罢。不佞自审日常行动与许多人一样，并不消极，只是相信空言无补，故少说话耳。大约长沮、桀溺辈亦是如此，他们仍在耕田，与孔仲尼不同者只是不讲学，其与仲尼之同为儒家盖无疑也。……
——《与侵君》（页三一一）
我对于启明先生的敬意，不自今日始；他的每一种散文集必比前一种更醇厚深切，更合我个人的口味，愈益增加我的敬慕之情。但就一般青年讲，逐渐逐渐和他的兴趣相远，几乎不能领悟周先生的襟怀，有人简直以为启明先生消极了，会写信去责备他。周先生说：“实在我的态度还与写《自己的园地》时差不多是一样。我仍旧不觉得文字与人心世道有什么相关。‘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周先生自己不肯承认消极，自己说目前的态度还是与写《自己的园地》时候差不多是一样；但青年们为什么不这样想这样看呢？我不禁想起周先生说过“常常坐首席，渐渐进祠堂”那句笑话来，因为周先生所修都是不朽的胜业，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自然和青年们逐渐相远了。
提起启明先生，我就想到郑康成、郑渔仲、顾亭林那些人，蚂蚁蜜蜂般勤劬作业，“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而谦抑自下，“然若无所有”。周先生常说能有一天做得《颜氏家训》那么一篇二篇、一节二节，就够满意了；若颜之推生在现代，能不避席自惭吗？《夜读抄》大部分是周先生谈他读过的书；周先生读书，没有半点冬烘气，懂得体会得，如故交相叙，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切切实实地说一番。《夜读抄》所提到的那几种书：李元《蠕范》，闲园鞠农《一岁货声》，顾禄《清嘉录》，无名氏编《五老小简》，西湖花影翁《花镜》，叶天寥《甲行日注》，谑庵《文饭小品》，王侃《江州笔谈》，谢在杭《五杂俎》，钱步曾《百廿虫吟》，都不是什么大著作，长长短短，都说到一点；原不是影戤牌头，借此装点自己门面。正如树荫底下闲谈，说起故交消息，好好坏坏，夹杂批评一点，自觉亲切有味。不必如京中人开口不离大人先生厚我厚我，闻声便作三日呕。周先生说：“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说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话，这是我可以保证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老老实实说实话，此其所以可爱。自来富贵人家，欢喜夸耀富有，把那几块破铜烂铁当作稀世珍宝，内行人乃不觉肚子里失笑，学周先生夜读，听说颇有其人；贾环写字，装腔作势，真为“风雅”二字叹息！
中国古书，总是支离破碎，只可用作谈助。北朝颜之推最通达人情，周先生说《家训》“意思平实，文辞简要和易”，自是不可及处。不过我读了周先生所举的《兰学事始》，觉得中国古书，都是土苴，拉杂摧烧之，也不足惜。我以为东西各国的著作，振刷精神，洗发情理，无一不在古书之上；抑中扬西，可说是我的小小反动。《兰学事始》叙述日本维新以前，杉田玄白与前野良泽苦心译读荷兰解剖学的故事（菊池宽曾用此故事写成小说）。上卷记述当日事实道：
次日集于良泽家，互语前日之事，乃共对Tafel Anatomia之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海，茫洋无可倚托，但觉茫然而已。唯良泽对于此道向曾留意，远赴长崎，略知兰语并章句语脉间事，年长于予者十岁，乃定为盟主，亦即奉为先生。……译述此书应如何下手，先加以讨论。……其时对于de het als welk等诸词，虽略有记诵，然不能仔细辨解，故常读之不解所谓。如眉者生于目上之毛也一句，尽春天的长昼终未明了，苦思直至日暮，互相睨视，仅只一二寸的文章终于一行不能解。……然语有之，为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此苦心劳思，辛勤从事，每月凡六七会，每会必集，一无倦怠，相聚译读，所谓不昧者心，凡历一年余，译语渐增，对于彼国事情亦渐自了解，其后如章句疏朗处一日可读十行以上，别无劳苦而能通其意义矣。
这种求智先驱者的悲壮言行，对于因循苟且浮夸自大的国人，该有什么感触！福泽谕吉序云：“书中纪事字字皆辛苦，……我辈读之，察先人之苦心，惊其刚勇，感其诚挚，未尝不感极而泣！”我那天心中就有这么冥冥跃动不可解的情绪。常读玄奘求经译经故事，那艰苦的历程使人不觉振发，想到近百年来民族精神的萎靡，真是可怕得很；周先生说：“从这里看来，中国在学问上求知识的活动上早已经战败了，直在乾嘉时代，不必等到光绪甲午才知道。然而在现今说这话，恐怕还不大有人相信，亦未可知。”这是多么深的感慨！
周先生欢喜长沮、桀溺，长沮、桀溺耕田不讲学，当然“并不消极”。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末后殿以四个人物：一个会写字的，一个卖火纸筒的，一个开茶馆的，一个做裁缝的，都是切切实实自食其力，不乐与士人往还的。但理想只是理想，连到长沮、桀溺的牛都从农村赶到都市里来，“辟人之士”固无法可从，“辟世之士”更无法可从了。以我对于周先生的敬慕，但我目前绝不敢信长沮、桀溺仍在耕田的事在“此刻当今”还是可能的！
苦茶
朱自清先生说周作人先生的读书记最不可及：“有其淹博的学识，就没有他那通达的见地，而胸中通达的，又缺少学识；两者难得如周先生那样兼全的。”周先生最珍重颜之推的《家训》，以时代环境、文章风格、处世态度论，两人亦最相近。卢文弨序《颜氏家训》，谓之“委曲近情，纤悉周备，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盖莫善于是书”。移以评周氏诸作，也很得当。
读书最难；读书是把别人的思想历程重新走过一遍，不知不觉会成为别人思想的俘虏。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成一堵墙头，把自己关在里面；这样的书痴子，他就永世不会写一篇像样的文章。周作人先生读了别人的书，经历了别人的思想历程，又能把别人的思想历程排遣掉，组成自己的思想系统，所以那么明白事理，通达人情。他的读书记，如《伟大的捕风》、《体罚》（《看云集》），如《荣光之王》（《永日集》），如《颜氏学记》、《兰学事始》（《夜读抄》），如《杨柳》、《关于孟母》（《苦茶随笔》），说来头头是道，全不费力，掩卷细想，自有深味。唐宋文人亦爱作读书记，如韩退之的《张中丞传后序》《读荀子》，曾子固的《战国策序》也颇作得好，总嫌做作得太厉害，回味就差得多。（明末袁中郎装腔谈禅，即可作呕。）学问深到自知浅陋时，不会冒不知以为知，方可谈学问。周作人先生的散文新集《苦茶随笔》最近在北新出版；这回虽因受了上海方面一点刺激，时常夹些牢骚语，仍不失其隽永风格，和《夜读抄》一样可爱。
不过从书卷中出的，脱不了有书卷气。如《关于苦茶》一则就不甚正确。苦丁茶系山中野茶，叶较龙井一类青茶都厚大得多。不宜浓喝，宜取三五片泡山泉坐松树中喝之，较龙井更有回味。此种生活宜实际体验，即如周先生之渊博，翻破五车书亦无用。山居垦荒农人喝苦丁茶，并不求风雅，也不必“袁中郎”为下赞语也。
《故事新编》
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出版以后，好多人谈论过。最初谈论那篇刊在《海燕》上的《出关》。后来《理水》《采薇》《非攻》那几篇有很多人在议论。前几天，看见一封鲁迅先生的原信，他说，他写文章并不一定拿某一个人做模型，加以讽刺，常是东取一枝，西取一节，凑合拢来，成这样一个对象，不能说是指某某人而言的（大意如此）。我觉得他的话，倒是作历史小品的人所要十分注意；拿历史上的故事重新渲染一过，使他具有现代性，我们写历史小说或历史小品的大概都这样做。古今人的性格，因为环境不同，自有其差别，我们把人物放在本来环境中去观察，看他的个性是怎样形成的。但人类亦有其共通的性格，某一类人物，我们可以借镜于现代的某一种人，用某一种人做底子，再来着笔，大致不会很差的。
即以“吃卢布”这类谣传为例，先前在民国十三四年间是指说徐谦、顾孟余、李石曾那些人，近十年来，又转换了一些人，这情形也仿佛终古不变。推想起来，古代未始没有这种情形。鲁迅先生就把这写入《采薇》的故事中，伯夷、叔齐已经在首阳山饿死了，缩作一团，死在山背后的石洞里，死的时候已经瘦得很了。关于他们的死，有人说是老死，有人说是病死，有人说是给抢羊皮袍子的强盗杀死，又有人说其实是故意饿死的。可是小丙君府上的鸦头阿金姐却说：
老天爷的心肠是顶好的，他看见他们的撒赖，快要饿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您瞧，这不是顶好的福气吗？用不着种地，用不着砍柴，只要坐着，就天天有鹿奶自己送到你嘴里来。可是贼骨头不识抬举，那老三，他叫什么呀，得步进步，喝鹿奶还不够了。他喝着鹿奶，心里想，“这鹿有这么胖，杀它来吃，味道一定是不坏的。”一面就慢慢地伸开臂膊，要去拿石片。可不知道鹿是通灵的东西，它已经知道了人的心思，立刻一溜烟逃走了。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嘴，叫母鹿从此不要去，您瞧，他们还不只好饿死吗？
拿散布吃卢布传说的人的卑劣心理做底子，就可以写成一个很像样的阿金姐，而阿金姐是活在三千年前的时代中的，就她的环境再去想象她的措辞，所以鲁迅先生笔下的阿金姐又活在我们眼前了。
前几年，我从朋友处听到福建事变中几个卖友的故事，忽然想起清初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的作者）和李光地间的纠纷，我就写了一篇《陈梦雷》。用史事来述说今事；前后相隔三百年，可是彼此情节太相像了。昨翻《资治通鉴》，看见单固、杨康的故事，他们二人同为令狐愚的心腹。杨康自己应司徒辟，至洛阳，就向司马懿告发令狐愚的隐事，牵连单固，全家被逮。杨康自以为邀赏可得封侯，司马懿因为他亦有嫌疑，一同付斩。上法场的时候，单固骂杨康道：“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这情形，不独和李光地卖友求荣的故事完全相同，也和二千年后福建事变的故事若合符节。我只要写一段杨康卖友的历史小品，也就等于用陈梦雷故事，或福建事变中某故事做题材了。杨康这类人并不曾死，我们只要把眼前的人做底子，也就可以写出一个活的杨康了。
此之谓“故事新编”。
《平屋杂文》
夏丏尊先生的文章，和他的为人一样，属于“淡远”一路。
我真正认识夏先生之为人，远在做他的学生之后。民国十五年的冬天，北伐军攻克九江的消息，对于我们做小党员的是怎样一种兴奋剂，许多沮丧绝望的青年都振作起来，要去参加革命工作。友人吴亮，那时正在彷徨不决之中；他想加入国民党，投考黄埔军官学校，又舍不得他那白发萧萧的老父。夏先生往暨南上课，照例在吴君处休息，吴君又和我商量了好几回，决定和夏先生谈谈，请夏先生指导一条出路。吴君告诉我，照夏先生的意思，若没有深切的认识，确定的信仰，还以不入党为是。还有很多的话，吴君不十分领会，据我推测：夏先生是说对于革命不能期望太大，热烈的期望，会得到极端的失望。吴君后来还是向他所认为光明的去处去，流转于广州、汉口、南昌之间，一年有余。当他在南昌时，已由国民党员变为共产党员；一直行踪不明，相传已死于广州市医院，身上中了好多枪。他虽不走夏先生所指导的路，但夏先生的话对于他有间接的影响，他果然殉他自己的信仰而死。
在革命狂潮中，夏先生不叫我们盲从、投机，他自己也不盲从、投机；比之古人，可以说是东汉郭泰、申屠蟠一流人。国民革命事业的失败，原因当然很多，给盲从投机的分子误了大事，也是主因之一。像我们那样闻攻占九江的消息，喜而不寐，笑夏先生的没有热情，现在想来，却正是夏先生的不可及。我以这样的心眼来读夏先生的《平屋杂文》，也许有会心之处。
《平屋杂文》那三十多个短篇，大半是写中年人感伤的零星故实，这气氛和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极相似，不过看夏先生的，如吸水烟，很少辣味了。夏先生的态度并不消极，当然也不积极；正如他在《命相家》篇所说：
我对他说“就快交运”“向西北方走”……是给他一种希望。人没有希望，活着很是苦痛，现社会到处使人绝望，要找希望，恐怕只有到我们这里来，花一两块钱来买一个希望，虽然不一定准确可靠，究竟比没有希望好。
夏先生认识知识阶级的本身，意外的战斗力那么薄弱。“他们上层的大概右倾，下层的大概左倾，右倾的不必说，左倾的也无实力。他们决不能与任何阶级反抗，只好献媚于别的阶级，把秋波向左送，或右送，以苟延其残喘而已。”他看穿了知识分子在不一定准确可靠的希望上挣扎下去，这就看穿了他自己的命运，因此“感伤”就为他的文章中的主要情调了。
《怯弱者》《猫》和《长闲》那几个短篇，都写得很好。《怯弱者》的主人公，他自己的亲兄弟病得极危险了，心里觉得非去看一看不可；又怕传染什么，不敢去，打了百个主意，还是没有着落。老四批评他：“世间有你这样的人，还说是读书的，遇事既要躲避，又放不下，老是这样黏缠。”这是一针见血的话。老五不久果然死了，他又觉得错过了兄弟的最后一会儿，于心总有些不安。当他携了香烛到斜桥绍兴会馆去吊那死去了的老五，在棺前“不禁在心里默呼了一声，鞠下躬去，泫然得要落下泪来，满想对棺祷诉，终于不敢久立，就飞步地跑了出来”。这都写得非常曲折动人。尤其写他离会馆时心内要说的那几句话：“老五，对不住你，你是一向知道我的，现在应更知道我了。”更画出知识分子的灵魂来。
《平屋杂文》中有一部分小论文，如《闻歌有感》《对了米莱的晚钟》，不独主张非常积极，风格也稍微有点不同，夏先生毕竟是五四运动过来的人，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对于旧伦理道德的看法，经过一度扬弃，前进的意识是很明显的。我们在夏先生的《妇女运动观》中，看到如次的结论：
爱与劳动的一致融合，真是希望的。男女都应以此为理想，我希望有这么一天：女性能物质地不做男性的奴隶，在两性的爱上，划去那寄食的不良分子，实现男女协同的生产与文化。
这当然是非常可喜的。
夏先生在《中年的寂寞》中说：“一到中年，常不禁会感觉到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我们懂得这个，就可以懂得他为什么念念不忘那白马湖的平屋了。读书人大概都有“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的小小愿望，我所亲知的师友中，就有好几个自名其书斋为“平屋”“白屋”这样的朴素名号的，这也许亦是一种寂寞吧！
羊头村
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的《炭画》，批评家勃兰兑思（Brandes）许为上乘的作品。（有周作人先生译本，初在文明书局出版，后来在北新书局重印。）作者以轻妙诙谐之笔，写民间疾苦，使我们格外觉得悲痛；我没有看见过比这更深刻的小说。
书中写羊头村村会书记淑什克，他凭借那优越的地位来愚弄村民来服夫妇，在那个小圈子里，淑什克自然是最博学有智慧的代表人物，他念念不忘那朴野的木匠来服的妻子玛利萨；他的灵魂为玛利萨的美貌所摄，他要占有她。适值上峰来了征兵令，村长卢肥的长子，姓氏在兵役册中，按例要服兵役。淑什克以为机会到来了，他到来服家里去威慑玛利萨，说来服已经列名兵役册，只要她肯和他接吻，他可以设法免役。玛利萨严拒不允，淑什克刚要强迫她服从，他的后股又为来服家的猛犬所咬伤，只得狼狈而退。淑什克在病榻上，决定报复的计划，他把来服补入兵役册来代替村长长子的名额；又和村长计诱来服去酗酒，在狂醉中使来服在一张代人役兵的契约上签了字。淑什克一面报了私怨，一面得了村长的酬金，心中十分得意。那位老实的木匠来服，醒后知道被淑什克所卖，精神错乱，成为狂人，天天酗酒不已。那位美貌的玛利萨，为她的丈夫到处呼冤，诉之于村会法庭，村会反而判她的丈夫拘役二日，罚金两个半卢布；诉之于她自己的地主，那地主说他久已不管闲事；诉之于城里的长官，她连衙门都找不到；找到了长官，又期期艾艾半句话也说不出来。那质朴的心，毕竟没人理会她；无可奈何，她听了酒店老板式穆尔的指示，唯有淑什克可以救助她的丈夫，她为着拯救自己的丈夫，只好让淑什克满足他的欲望。等到她从淑什克的家里出来，她的丈夫来服已经准备着利斧，叫她祷告了，再横在利斧的底下，这样就完结了。这样描写愚夫愚妇的黑暗命运，描写乡村自治团体里——自官吏、议员以至于乞丐的种种罪恶，虽是极平常的人间事，并不加以半点夸张，而读者无不凄然泪下，真是感动人呀。
周作人先生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正当清朝政府要用立宪政体来牢笼人民，消弭革命势力的时候。那时各地立些不三不四的自治团体，其情形和《炭画》里所说大致差不多。我们读了《炭画》，并不觉得那是波兰的农村，而是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天下乌鸦真是一般黑呢。
民族诗人
波兰显克微支所作最著名的短篇小说《灯台守》里，写一个做灯台守者的老人，在荒岛中读了密茨凯维支的诗篇，爱国情绪突然亢进。我最近翻读黄公度的《人境庐诗草》，也有同一的感想。每当内忧外患时，我总抽出《人境庐诗草》来，读了又读，让它来替我宣泄一点胸头的悲愤。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十分相同，只是眼前的局面，比那时更要急些。我推想他一生的情绪，没有一天平静过，时而恐慌，时而激昂，时而沮丧绝望，他的诗能够摄时代的情绪，可以和屈原《离骚》，杜甫“三吏”“三别”，同垂不朽。
黄遵宪幼年时，他的家乡嘉应州曾经两次经过太平军的战乱，《送女弟》诗云：“吾家本富饶，频岁遭乱离。累叶积珠翠，历劫无一遗。”《二十初度》云：“我生遂多事，臣壮不如人。离乱艰难际，穷愁现在身。……”是当时的实情，他所遭遇的丧乱环境和杜甫遭逢天宝之乱极相似，但黄遵宪所感受外交失败的刺激，比乱离的刺激重得多，民族兴亡的感慨，比身世浮沉的感慨深得多。英法联军入北京，订立城下之盟，日本攻取琉球，收为冲绳县，法攻安南，占安南为属地；这重重国耻，燃起他的爱国狂热，使他成为爱国诗人。我们试读“岂欲珠崖弃，其如城下盟！帆樯通万国，壁垒逼三城。”（《香港感怀》）“六州谁铸错？一恸失燕脂！”（《香港感怀》）“天地忽跼蹐，人鬼共咀嚼。皇华与大汉，第供异族虐。不如黑奴蠢，随处安浑噩！……倒倾四海水，此耻难洗濯！”（《逐客篇》）那些诗句，想起老大民族的穷蹙运命，帝国主义的侵迫势焰，也不禁随着作者一同呼号悲鸣了！
到了黄遵宪的壮年，国难日深，他亲眼看见十万大兵，平壤一战，便鸟飞兽散，溃不成军；又见十数年国家所经营的北洋海军，一败于东沟，再败于旅顺，最后在威海卫全军覆没。当时的文臣，空谈误国，当时的武将，怯懦畏敌；还有吴大澄一类丑角，串演免死牌一类喜剧。在黄遵宪笔下，有《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那一串泪尽以血的叙事诗。乙未在马关签订了辱国条约，公然割让了台湾，我们的诗人悲愤极了，他呼号道：
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
但是国家的情势，甲午以后，更严重了。有人以为在均势之下，可以偷安一时，明眼的人，早知道亡国灭种的大祸便在眼前了。黄遵宪《感愤》诗云：
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瓜分唯客听，薪尽向予求。
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弱肉供强食，人人虎口危。无边画瓯脱，有地尽华离。
争问三分鼎，横张十字旗。波兰与天竺，后患更谁知。
这是他对于中国国运的预言。
帝国主义者的联合压迫，以庚子联军为总结穴，国人以赤手空拳的精神文明来抵抗西洋人兵舰大炮的物质文明的迷梦，也以庚子变乱为总结穴。黄遵宪痛心于戊戌政变，闭门远祸，变成“三年缄口讳维新”的人。关于庚子变乱，他以啼笑俱非的态度，写了许多纪实的诗，无句不是血泪。如《寄怀邱仲阏》诗：“哀弦怕听家山破，醇酒还愁来日难！”《感事又寄邱仲阏》诗：“石破莫惊天压己，陆沉可有地埋忧？”《述闻》第七首：“揖盗开门终自误，虐臣衅鼓果何心。当时变政翻新案，早使忧臣泪满襟！”沉哀深痛，跃然纸上。又如《聂将军歌》，抒写聂士成奋勇杀敌，终以“外有虎豹内豺狼”，兵败身亡，“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的呼号，便是全民族的呼号，他的血泪，便是全民族的血泪，黄遵宪，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诗人！
张孝若的遗著
张孝若被他家中的老仆枪杀了，烜赫一时的四公子之一，落到这样不幸的遭遇。他一生的事业似乎值得注意的很少，他的著作也仅仅有一部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这部传记有胡适的序，序中说孝若作先传，有几桩很重要的资格：一、他一生最爱敬崇拜他的先人，所以他的工作便成了爱的工作；二、他生在这个新史学萌芽的时代，受了近代学者的影响，知道做家传便是供国史的材料，知道爱先人莫过于说真话；三、他这回决定用白话作先传，决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传方法。张孝若也说：“我写这篇传记，很取法于胡适之先生所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我认为可以表现一个人的思想主张行事的地方，在他的著作内，都择要摘录出来。”张季直，胡适许为失败的英雄，他的生平，和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社会都有密切关系。张孝若以最适当的做传人来作这传记，应该有很好的成就。
全传搜罗材料非常丰富；每个大事件连起来，他的父亲怎样的地位，贡献了什么意见，什么计划，后来那事件的结局怎样，原原本本都有详尽的记载，这使读者能一目了然于他父亲的人格才能，的确是一部好传记。我在十年前，由于《晶报》的介绍，特地去买袁寒云的《洹上家乘》来看，以寒云的才情，处公子的优越地位，写那么一个时代中心人物——袁世凯，会那么窳陋无聊，以《洹上家乘》来比《张季直传记》，我们更该满意于张孝若的手笔了。张孝若年纪很轻，行文很多噜苏，而且爱发议论，有许多幼稚可笑的地方。传记所引“诗文”太多，他既编了《张季子九录》，征引原文就不必那么多。间或引用一段，下面注明出处，就很够了。如第三编第九章所附的挽联，占四面地位，并没有什么意义。又如第三编第十章第十一章，占一百面地位，更是累赘。作史难于剪裁，这传记在剪裁上大可斟酌。
其次，年谱和年表二项可以合并为一。依我的私见，传记正文上那些小标题，可删去，把年表中政局大事中材料，分别排在顶格，使读者可以参看，最为便利。
《雅舍小品》
现代散文作家中，王了一、梁实秋二先生都有其清新的风格。他们懂得幽默的风趣，在最寻常的人生百态中体味到人世间最深沉的悲哀。王先生在他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序文中说：“不管雕得好不好，在这大时代，男儿不能上马杀贼，下马做露布，而偏有闲工夫去雕虫，恐怕总不免一种罪名。所谓‘轻松’，所谓‘软性’，和标语口号的性质太相反了。不过，关于这点，不管是不是强词夺理，我们总得为自己辩护几句。世间尽有描红式的标语和双簧式的口号，也尽有血泪写成的软性文章。潇湘馆的鹦鹉虽会唱两句葬花诗，毕竟它的伤心是假的；倒反是‘满纸荒唐言’的文章，如果遇着了明眼人，还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泪’来！”他们有时也热嘲一番，大体都是“隐讽”——所谓隐讽，其妙在隐，要使你不知道这是讽，才可以收潜移默化之功。
梁实秋的小品，初期刊载于《新月》，已经晶莹可喜；后来在《星期评论》连续刊载，题名《雅舍小品》，写大西南都市的社会相，风趣环生。后来在《世纪评论》也连刊了许多篇，作风还是相同的。他之所以自称为“雅舍”，其实只是一间陋室。“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室雅何须大”，“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他的《雅舍小品》，也和王先生《琐语》一般，乃是有其个性而可爱的作品。
梁先生说了许多受洋罪的有意味的故事，如万愚节，如握手，反映着西方文化在东方的变质，说给我们这些住在香港的朋友听，更有会心一笑之处。他有一篇《论脸谱》，说：“古人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们不能不叹服人类创造者的技巧的神奇，差不多的五官七窍，但是部位配合，变化无穷，比七巧板复杂多了。……不要以为一个人只有一张脸。女人不必说，常常上帝给她一张脸，她自己另造了一张。不涂脂粉的男人的脸，也有‘卷帘’一格，双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人情看冷暖，我们闭目一想，这一类人的嘴脸不就够瞧了吗？
王先生曾有一段最沉痛的话：“芭蕉不卷丁香结，强将笑脸向人间；东风无力百花残，勉驻春光于笔下。竹枝空唱，莲花谁怜，这只是‘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的心情。我辈写小品杂文的，就是这般的心情呢！”
严范孙诗
前年（一九四八年）秋初，余于杭州地摊旧肆中搜集文献，偶得严范孙古近体诗存稿。余以患疟卧床披读竟卷，心殊喜之。严先生为当代教育界名家，曾主北洋大学校政，初不知其工诗也。他曾和王守恂先生谈及诗的风格，谓：“今人尚新体诗，曾见有工新体者，谓我诗颇与新体近之，是何说也？”守恂答曰：“此无他，公之诗情真，理真，事真，不牵强，不假借，不模糊，不涂饰，如道家常，质地光明，精神爽朗，能造此境，又何新旧之殊，与古今之异！”这番论调，和当时新体诗的主张，如黄遵宪、梁启超诸人所谓“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完全相合；换言之，这便是时代的气息，道虽不同而同趋于一个方向。严先生有《自题》绝句：“五十为诗已最迟，况将六十始言诗；此生此事知无分，聊学盲人打鼓词。”他的口吻，又和后来“五四”时代所倡导的“白话诗”相合了。
严老笃行君子，而诗多风趣，杂以俳谐。其《游意大利邦淠古城》诗：“平生不入平康里，人笑拘墟太索然；今日逢场初破戒，美人去已二千年。”末句出人意表，读完不觉失笑。（邦淠城中有二千年前之妓院在焉。）他到底喝过墨水，吃过面包，呼吸过欧风美雨的，敢于摄取新意境，遣使新词语，运用新语法，不受旧诗律的拘牵与旧意境的束缚，敢于逃出如来佛的掌心翻斤斗。如《榛苓谣》《铁血吟》《入美杂诗》，所用现代术语及美国人名地名之多，并不在后来著名的《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之下。王守恂引杨万里《序范石湖诗》谓：“公之诗，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他说范老“诣力于典章之沿革，政治之设施，经训之纯疵，词章之同异，笔札之工拙，及夫义理之浅深，人伦之鉴别，莫不融会贯通，蕴蓄涵含，适有感触，偶然发露，自抒胸臆，不假安排。”诚如杨万里所谓“猝然谈笑而道之，非若羁穷酸寒无聊不平之意也”。清末诗风，受宋诗的影响甚深；而新诗体诸家，也与杨万里、范石湖最相近，王守恂以杨万里之说论定严老之诗，也可见严诗所受宋诗的影响。
我对于新旧诗都是门外汉，爱读的诗，也未必合乎诗家的标准，不过诗总以“蕴藉含蓄”为高，因此严诗八百余首，我最爱好如次的一首：
东风作意助花开，柯叶鲜新若剪裁。不问园亭谁是主，纷纷蜂蝶过墙来！（《南满道中》）
《红楼梦人物论》
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出来，红学研究才进入新的阶段，可以称之为“新红学”，这既不是王梦阮、蔡元培的猜谜式的红学，也不是胡适之、顾颉刚式的《红楼梦》考据，而是从新的社会观点来批判那一群人物的意识形态的“新红学”。雷电华先生说他“不单是了解了贾府上上下下每一个人儿的风情，甚至连和他（她）们摆龙门阵，乃至谈情说爱，打情骂俏，都够资格”，确乎不错。（此书曾以散篇见于重庆出版的《现代妇女》，今由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为近年来畅销书之一。）
贾宝玉的性格，若干方面颇似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从这面镜子中，也可以照见我们（连王先生也在内）的灵魂深处。他论贾宝玉的直感生活，说：“从没落的贵族群中发现了彗星式的人物，一时光芒夺目，颇为惊人，但是昨夜的彗星究竟没有变成明晨的旭日；他除去灵感、贞情、正义，并不具有从现实世界中创造新时代的力量。作者说那块石头经过锻炼，不过是些私生活的情感磨折；作者说那石头上被镌刻了字迹，不过是些女人的名字，于此，他晓谕了我们，凡专凭直感反对现实的人物毕竟是不能改造现实的，只有怀抱‘无才补天’‘枉入红尘’的悲痛以归幻灭而已。”这可以说是曹雪芹的自我批判，也可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解剖；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胡适诸氏，也逃不了这几句考语的。
曹雪芹的文艺修养很深，《红楼梦》中时常插入有趣的“文字游戏”；所以王、蔡诸氏用猜谜的方式来附会，不能说毫无因由；不过附会得越深，离题也就愈远了。王昆仑先生也懂得这一份道理。他说：“贾家四姊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与际遇，但结局都同样不好；她们的名字‘元’‘迎’‘探’‘惜’是可以读作‘原应叹息’的。”这也是一种附会，但九九不离经，合得上曹雪芹原著中所用“万艳同杯（悲）、千芳一窟（哭）”的尺度。我们且慢说王先生的诗文，单就这部书说，是可以不朽的了。
《约翰生传》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家麦皋莱说：“如果荷马是第一英雄诗人，莎士比亚是第一戏剧家，德摩西尼士是第一演说家，那么，鲍士伟尔（James Boswell）毫无疑问是第一位大传记家。”鲍士伟尔，便是《约翰生传》的作者。麦氏还下了一句有趣的评语：“鲍士伟尔原来是一个大傻瓜，只有这样的大傻瓜，才能写出这样的大著作。”
近代的传记文学，有一大进步，即是把圣贤、英雄、领袖，去其神奇部分，当作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来描写，每一个人都有其缺点，凡间并无“圣人”，正如一切白璧都有其瘢疵；每个人的下意识库藏中，也都有其不可告人的阴影，尽管打扮着“正人君子”的模样出现，撒旦还是和他同住在一块儿。鲍氏的《约翰生传》在这一方面，它是属于近代性的传记，最真实、最成功的开山之作。
约翰生是十八世纪的一个“怪杰”。在鲍士伟尔笔下，这“怪杰”的怪相，写得穷形极相，使你捧腹大笑。十八世纪的英国绅士，最讲究仪表风度，处处要显出“雅”来；约翰生的容貌、举止、谈吐，正相反，一点儿也不“雅”。他“中等身材，满脸瘢疤，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活像一只人熊”。鲍氏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人家欢喜好吃的东西，像约翰生那样子的。吃东西的时候，他的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东西上面。他的眼睛盯着盘子。除非有贵宾在座，总是一言不发，至于人家谈什么，也不理会。这样，一直要等到他的食欲满足了才罢。他的食欲有如饕餮，食量大极了；一面吃着，一面额角上青筋暴了起来，一颗颗汗珠也落下来了。”我是二十年前读这部《约翰生传》的简本的，直到今天，想起了他的吃相，还觉得好笑。
英国人是懂得幽默的，鲍氏写这本《约翰生传》，不时也嘲笑了自己，有一晚上，他向约翰生诉说他想象中的痛苦。约翰生听得发厌了。刚巧一只小虫子绕着烛光飞舞，结果投在火上死了。约翰生便板着面孔对鲍士伟尔说：“这小动物真是自讨苦吃，我相信它的名字，叫作鲍士伟尔！”他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写在传记中去；不独约翰生是个怪人，鲍士伟尔也怪得有趣。约翰生曾经说：“传记唯一的条件是真实。”鲍氏替他老师的话实践了。
等到路得维希、莫罗亚、史特莱出来，传记文学进入新的高峰，但要超过鲍士伟尔的《约翰生传》，也还不可能呢。
《维多利亚女王传》
《维多利亚女王传》，我说的不是这部正在上演的影片，而是那部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写的伟大的传记（商务译本）。当代三大传记作家路得维希（德）、莫罗亚（法）和斯特雷奇（英），都是我所爱好的人，路氏绵密，莫氏明快，斯氏深刻，各以所长，自成一家言。
传记的艺术是不容易的，斯氏说：“传记家要保持一种恰当的简洁，就是说，要把一切重沓泛滥的材料完全删去，而没有删掉一点儿重要的材料，这毫无疑问是传记家第一个任务。至于第二个任务，那也同样没有问题，就是传记家要保持他精神上的自由。他的任务不在恭维人家，而在把种种有关系的事实，依照他所能了解的，揭露出来，既不偏袒，也不带别的用意。”（传记家要有超脱的态度，要与他的对象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他对他的传既要能“入乎其内”，又要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就是设身处地，“出乎其外”，就是置身事外。能“入乎其内”，于是能对传主表同情，能与传主共爱乐；能“出乎其外”，于是能观察他，衡量他，描写他，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斯特雷奇笔下的维多利亚女王，是活在我们眼前的，诚如华尔芙夫人所说的：“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将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女王，好比鲍士伟尔的约翰生博士是我们心目中的约翰生博士。”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形象；她让斯氏进入她的下意识中，使我们明白，她如何爱上了亚尔培（配王），又为什么跟他闹别扭，后来为什么又和好起来。至于那些首相们，她欢喜狄士莱利与梅尔本勋爵，不欢喜格兰斯敦与柏默斯敦；他就从她的心灵深处，发掘出她为什么欢喜这个而不欢喜那个的缘由。这是他对于这个女王心灵园地的探险，找到了她朋友们所没有知道的秘密。而且他对于这位女王，并不作过分的同情。“他的笔端始终带着精致的谐谑与轻微的讽刺。她的虚伪、浮浅、恶俗、怪诞，没有一样能跳过他尖锐的笔头。他是活了二百多岁的服尔太 （Voltaire），他有服尔太那种冷静分析的头脑，虽则他的感觉，他的想象是现代的产物。”
假如你看了那部影片，觉得满意的话，你看了斯氏的传记，会觉得更满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