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式与社会关系之变迁
一、人类之由来
数千年来，圣经上神意创造宇宙之说，深入人类的脑海。十九世纪之初，许多学者尚以为动植物之种种类类，皆为神意创造之结果，自古至今，永远存在，亦不增加，亦不减少。从自然科学昌明以来，人类生活形式之发展了然，才一破向来经典之谬说。现代科学指示我们，动植物的种类皆非常态不变者，现代动植物的种类，皆为其前代动植物的种类之改良蜕变的后裔。因为环境的影响，从前的许多种类，现在都消灭了，亦有蜕变而成别一种类的。适者生存，自然淘汰，动植物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死亡成败的过程。
科学指示我们，人类并不能超出动物界的范围，他不过是生物种类发展上之最后的一位。人类属于动物界，在等级上——属于哺乳动物的一级。在此阶段内，人类占第一位置，而还与猿猴立于一血系内。人类与类人猿或者是共同的祖先。
二、动物状态中之人类
人类从何时期起，方自低等动物的形式进于高等动物的形式，人类——我们现在实难猜度。不过有一件事却不必疑虑，就是人类，和别的动物一样，他的生理发展之过程很快，逐渐改变身体的外形。人类在此发展的过程中，前部的两肢变为手的形式，异于别种动物。唯有此手的机关后，人类超出动物界的历史才能开始。人类利用此手的机关为生存竞争之最利的工具。因生存竞争，遂造成人类之协作的和社会的本能：我们知道原始人类取得自己生活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合群打猎，而不能单独行动。因为身体机关的进化，生产工具有改良的可能：在劳动的过程中，在复杂协作的新环境之中，人类的社会本能日渐增长，而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三、原始的宗族共产主义
人类社会之始，人们皆过小共产村或小宗族的生活，如现在非洲、澳洲一些原始民族生活一样。照着古代的遗传和对于现在原始民族的考察，就知道当时的小宗族之经济的生活是共产主义的：共同劳动——渔猎；共同消费——平均分配所得之物；共同防御敌人和猛兽。在这些小共产宗族里，一切物件都属于公众，而没有私产存在。
后来，原始共产主义消灭，仅留一点原始人类生活之追忆：在十八世纪的文学中，到处歌诵此黄金时代，人类自然的生活。其实原始共产主义的范围非常之狭小，此一宗族与其他宗族互相仇敌；其基础建筑在原始的生产工具之上面，不如现代的共产主义以世界的经济基础，范围包括全世界的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中，没有分工，差不多人人都作一样的工作；除能得到最低的生活品而外，没有点儿剩余。原始的共产主义是退后的，穷困的，个性和经济组织不发展的共产主义。故至劳动工具改良，经济生活形式增高的时候，原始的共产主义自然就消灭了。
四、父权（或家长政治）的宗族共产村
工具改良，人类逐渐发展，简单的经济形式——渔猎，应当让出自己的位置与较高的经济形式。采取食物的方法变了，原始的人们不仅屠杀禽兽，并且驯养之，不仅利用他们的肉，并且利用他们的乳毛；于是畜牧成为较高的经济形式了。畜牧需要较复杂的协作和分工。经济的组织既复杂了，于是在此畜牧的共产宗族里。就需要生产的组织人，管理和分配一切生产的工作。此种组织人就是家长Patriac（Paten是父的意思，acp是权的意思）。然而因为畜牧劳动的劳动生产率之增高，于是就利于获得邻近俘虏，强迫之做看守畜牧的工作，奴隶因之发生（数量还小）。畜牧共产村内，逐渐起了分化，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从战争强夺而来）亦因之发现。
五、固定农业之发生
人口的繁殖和人类社会消费的增长，需要比猎牧较高的经济形式。到了某一发展的程度，社会开始生产这样的工具，用之可以从土地中取得生产品，并且利用驯养的兽类耕犁土地，于是农业因之发生，而固定的经济形式成立。然而畜牧与农业的混合之时间，还是非常长久的很。
自从农业发生后，此种共产村内，起了阶级的分化：有土地多者，土地少者，无土地者。奴隶劳动更给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内的可能。虽当此时公共的财产如森林牧场还有保存者，在经济生活上却不占重要位置。阶级斗争的景象已经非常的激烈。
六、固定农业之发展的方法
人口繁殖，需要生活工具的源泉——土地之增加供给。使土地增加供给有二方法：一，改良农业生产的工具，仍在原有土地的领域内加一番较好的耕种；二，扩张耕种土地的领域。人类很长久的走着第二条路。固然在几千年之内，不能说农业工具没有点儿改良过，然而此种过程非常的迟缓，有时我们看得出农业工具退步（如罗马帝国时代）。就是近一世纪来，城市工业用伟大机器生产的方法，而在农业中，十分之九还是伏在旧生产方法之下。
七、固定农业的经济基础上之社会关系
我们在最初期的社会史内，已经看出共产村之阶级的分化。此种阶级分化的现象至固定农业时代，更较显明。贫与富和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甚清。在古代希腊罗马时代，虽然森林牧场等等尚属一宗族而非个人，然而土地私有权同时已经存在了。土地私有，不自由的劳动发生，奴隶制度因之成立。因为有了奴隶的劳动，富者愈可扩充自己土地的范围，故日益富，贫者因竞争不敌，固日益贫，并且有许多失了土地。
土地渐渐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因之土地的贵族阶级发生。有时因为战争的原故，农民多数要向战争服务，逼不得已把自己的土地贱卖给于大地主。大地主因为利用奴隶的劳动，日益扩充自己政治和经济的势力。成为一完全统治的阶级。于是社会上之对立的战线就成为两个互相仇敌的阶级，大土地占有主与奴隶了。
八、奴隶私有制度下之社会阶级
在奴隶私有制度的社会里，劳动阶级并不仅仅由奴隶构成的。除了奴隶，还是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不过此时生活的形式已经属于奴隶和奴隶领有者之中间的关系了。奴隶劳动在每种经济范围以内，都占重要的意义，而非奴隶的劳动，都失去旧有的意义。然而到了此时的奴隶，又与从前的奴隶不同：从前的奴隶——如在希腊哥墨时代，在共产村内或农人家庭内，所遇到的生活几与农人一样；而现在的奴隶生活却与劳动的家畜无异。
奴隶占有者不仅仅是地主，并且有时商工业的阶级亦成为奴隶的占有者，因为奴隶劳动非常便宜的原故。
总之，在私有奴隶制度之经济形式下面，土地的或一部分财政的贵族是统治的阶级，而奴隶是被压迫的阶级，无经济的和政治的自由。
九、罗马文化之衰落
欲明了欧洲中世纪文化之发展，则应知罗马兴亡之因果。罗马建国基于农民。纪元前五世纪至纪元前一世纪，四百年中间，农民竞争自己经济的生存和政治的影响甚烈，然终陷于失败，因所争者属于小部分自己人民的利益。当时农民帮助统治阶级之侵略政策，从事战争，失去自己私有的土地；有许多农民惯于战争，不再回转做劳动的生活，完全成为兵士。失去体力，不能服务军事，这些前为农民而后为兵士的分子陷于穷困，只得跑入城市——构成无产阶级的队伍。农民经济亦衰落至极，有许多农民自己情愿附属于大地主树荫之下，渐流入农奴的地位。
罗马时代的无产阶级是游民的无产阶级，与现代的无产阶级不同。现代的无产阶级为经济的中心，而当时的无产阶级却为社会的寄生虫。当时罗马的工业范围甚小，且筑在奴隶劳动上面；故当时无产阶级不参加工业经济的生活，而为流民。因为失土地的农民增多，解放的奴隶增多，都加入游民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城市简直成了消费者的大场合，与现代的城市迥不相同。
当时统治的阶级——土地的贵族之增加收入的方法，就是增加奴隶的数目，扩大土地的范围。在此时期中，技术不但没有改良，反而日形退步。现代的资本家欲扩充自己的利润，趋向技术之改良，而古时奴隶的占有者以战争为增加收入惟一的方法。罗马的统洽阶级既征服东方各文明国家之后，不但取其财富，并虏其人民奴隶之，此种奴隶的知识高于主人，于是主人付之以管理国家的事务和私有的经济，而自己惯于骄侈奢佚。于是统治的阶级渐失去管理的技能。
技术既不改皮，而奴隶的生活又非常之苦，无工作的兴趣，因之奴隶劳动的生产率低降不已。奴隶劳动渐渐失去意义，对于奴隶占有者无大利益，于是释放奴隶的时期到了，奴隶劳动的生产率低降，结果使奴隶制度的经济一定衰落。
奴隶经济消灭，因之罗马的文化亦就消灭了。
十、封建制度
古代奴隶私有制消灭之后，封建制度feudalism因之发生（feud即土地的意思）。贵族，武士或地主从国主或大诸侯领取土地，作为自己功绩的赏赐。此种土地分与农民耕种，农民每年对于地主一定要纳交若干租课，服役若干日期。
封建制度发展成为经济的形式，约在九世纪。封建制度之发生，实为奴隶私有制度崩坏后之不可免的结果。在德意志等国，所缺乏者非土地，而为耕土地的人，凡是地主都想把持农民固定在自己手里。因为战争等种种的关系。农民欲避免苦役不得已付给地主部分的出产品，托荫于其保障之下，因之农民渐渐失去个人的自由，变为农奴了。
农奴与奴隶的区别，不仅在被压迫的程度之深浅而已。在某一期中（如在家庭奴隶时代中）奴隶的生活实较农奴为苦。最重要的在经济上之差别：农奴有自己的经济，有土地和家属；而奴隶无之。除此而外，农奴结合于自己共产村之内，有时拒绝主人的贪求；中世纪很有农奴和地主之斗争的事实，有时农奴脱去地主的压迫，而为自由的农民。
初期封建制度的经济全为自然经济，每一“经济”消费许多，即生产许多，纯为一种闭关的形式。交易的行为，差不多可以说完全没有。当时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并没有十分苛刻的性质，到了商业货币经济发现之后，地主趋于奢侈，有严酷剥削农民之可能，于是农民经济生活状况困难已极。农民尽力出卖自己的生产品供给地主的金钱需要，然而农民的生产有限，而地主的需要无穷。从农业经济所榨出的金钱大部分落于商人之手，商人经过地主剥削农民，实为农民之敌。商业资本主义尽力帮助城市之解放，而对付农村，则尽力使其屈于奴隶的地位。
货币经济发现，农民流于破产。从十四世纪起，农民暴动的潮流漫布全欧。封建制度建筑在农奴经济基础的上面，农奴经济既破产之后，封建制度当然消灭，于是在中世纪社会腹中发生一种势力，此新势力即中世纪的城市，为新社会的创造者。
十一、中世纪城市
城市之发生，在德意志诸国，均从八世纪起，而在欧洲其他国家中，有时前一点或后一点。城市大半都从诸侯的乡村出来的，有种种的原因：或者附近诸侯的宫院，住所，或者地理上的位置便利；商人、手工业者皆群集于此便利的地方。人口日渐增加，经济的关系日渐巩固，于是这些地方就变成了城市。城市的居民差不多完全由手工业者和商人所构成。在初期他们还附属于诸侯，贡纳诸侯以货币的租税，后来他们渐向诸侯用若干的金钱赎出自己的义务，比较地成了自由的人民。当时城市成为逃亡所，谁个跑出宫院逃到城市，即开始向诸侯奋斗，脱去农奴的地位；在此种奋斗之中，手工业者占主要位置。结果，城市所以终久能战胜者，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城市财富（商业资本）之增长，别方面是手工业者行会组织之坚固。手工业者行会之初组织时，不过带着管理生产的性质，后来成为竞争的组织。他的发生约在七世纪或八世纪。
当行会发生初期，每人皆可成一手工业者。虽然每一手工业者手下有助手学徒，然而此种助手学徒，差不多是主人家庭中之一员，并没有什么仇敌的关系。自从商业渐渐发展，城市财富增加以来，行会成为专利的阶级的组织了。行会闭起门来把助手学徒推之于门外，加之以苛刻的条件。一方面行会拒绝其他初到城市者之加入；此种被拒绝之人因为之无工具物料等等，只得跑到其他手工业者手下，做成雇佣。向之手工业者到了现在，自己不工作了，变为监督的主人，而向之助手，一变而为被剥削的雇佣的工人，绝对没有能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的希望。于是助手与主人间之斗争以起，在十四世纪时，助手时有罢工的举动。助手亦组织一联合会与行会对立；不过此种联合会之重要的目的，在于互助通融而已，对于奋斗无甚大用，并且此种助手联合会都是闭关的；他们毫不觉到和其余被压迫的助手们应当有阶级的团结。
十二、商业资本主义
在中世纪城市中，商业阶级占重要的势力。此阶级旧日大半由农奴而来，当城市反对诸侯之时，他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封建的割据大有碍于商业阶级之行为，故商业阶级趋向帮助王权，反对诸侯，力求统一国家。
当时商业阶级不以一东方市场为满足，开始寻觅新市场，最醉心渴慕者为唯一的印度。此种寻觅的结果，发现许多新土地；此种新土地与其人民乃成为剥削的对象：戕其人民，抢其宝物，种种野蛮的方法，可以说当时的商人都用尽了（此时期所谓最初积累的时期）。然而商人徒贩卖他人的商品，生产机关不在自己的手中，总觉不能厌望。等到积聚丰富的时候，商人不愿限于商业的行为，于是趋向占有产业，自己组织产业，扩充自己的利润。中世纪的法律，规例和风俗皆阻碍新阶级之占有产业，因此商业阶级趋向于工业资本之路，绝对仇视中世纪的制度，如地主政权，行会组织等。
十三、工业资本主义
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必先具两个条件：一，充足的金钱资本之积蓄——为了多雇工人，供给生产消费之用；二，自由的工力——无限制的工人数目，可以自由购取。唯在此两种条件之下，工业资本才能一方面尽力扩张生产的范围，别一方面尽力剥削工人，取得丰富的利润。
金钱资本之积蓄已经完成在商业资本的时期。工业资本之能取得自由的工力，则是封建社会破坏后自然的结果。农民经济破坏，农民穷困已极，结果使多数的农民不得已抛弃乡村，跑入城市，寻觅维持生活之职业。农民经济既然破坏，地主亦就愿意把农民放入城市，自己（地主）另寻其他土地生产的方法。在英国十四世纪之初，地主自己占据土地，做牧羊的事业，驱逐农民，使不得不成群结队离开土地。此种被驱逐的农民一时寻不得职业，都流为盗贼流民。无工作，无土地的无产阶级日增一日，虽当时统治阶级尽力禁止此种无产阶级之行动，任意惩罚他们，然而终无大结果。这些无职业的群众对于工业资本非常的有利益，他可以尽力选择，任意购取。然而此类的群众皆无技术的训练，自然难与熟练的手工业者竞争；工业资本家因想出一条路，遂组织“手工业工场”（Manufactu-re），在此手工业工场内，每件商品皆由很细的分工制造而成，并非一个人从头到底的工作。此项分工不一定需要很熟练的工人，并且劳动生产率亦因之大为增加。此种手工业工场可以算后来工厂雏形。
手工业工场虽然增加许多生产率，然而因为只是人办的工作，总有一定的限制。资本主义趋向无止境地扩张生产范围，当然不能以手工业工场为限。因此，工业资本家皆竭力趋向机械力量之利用，于是机器生产的时代开端了。
在英国（各国亦然），工业革命发生，社会经济变为机器大生产的形式，旧时的小手工业几破产无遗。此类小手工业者既破产之后，或者变为工厂的无产阶级，或者变为无职业的流民。资本家在此际要用多少工力，就有多少工力。工作的时间延长到极度，工资亦低不堪言。机器工作因为仅仅看守指拨轮机，所以不尽需要成年工人与男工，妇女儿童亦可工作，加之妇女儿童的工资较成年的男工为低，对于资本家非常的有利，于是女工童工反把成年的男工挤去了。自有机器生产以来，资产阶级成为世界的主人，劳动阶级完全陷于奴隶的地位。若长此资本主义存在下去，人类文化将有灭亡之虞。欲拯救人类文化出于灭亡之祸，则除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而外，无他出路！
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
一、绪 言
倘若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那末，我就要问，上帝由何而产生？
可笑！人类自己创造了上帝，
而反以上帝为万能。
旧经典对于世界之解释，以为世界为神意所创造，生于无有，乃千古不变者，这一种愚笨而幼稚的思想，不能满足现代人类求知的欲望了。几千年人类所积聚的观察及所经过的事实，皆与此类谬误的观念不能相容。现代的科学已发达到较高的一点，凡往昔所不能解释者，现在皆能穷究精微，不遗余力。地质学对于地质的分析，生物学对于动植物界的研究，皆显明地指示我们，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之物。一切自然界都在不断的发展中，亦即都在不断的变动中。月球也罢，行星也罢，一切无机体也罢，一切有机体也罢，皆非忽然一时发生者，今日他们在吾人前呈如此的现象，也不知道经过几许的变动而来。
自从达尔文学说出世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两句话成了生物界一个定案。人们既知动物的由来及其演变，自然把神意创造宇宙之说抛入天外云边，不复相信。哥白尼发现地球绕日而行，久已规定对于宇宙的法则之科学的唯物的观念。我们现在可以说，此二人给了人类解释自然界发展的锁钥。
自然界既如此，人类为自然界之一部分，能否逃出自然界的范围？人们说，人类为万物之灵，其发展演进当然非自然界所可比拟，我们可以用科学的唯物的眼光观察自然界，绝不可以用科学的唯物的眼光观察人类的自身。倘若这一句话是对的，那末，人类的历史茫茫，我们将无从研究起；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也无从而认识；我们是组成人类社会的分子，我们的行为又应以何为标准呢？
不！人类既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当然逃不出自然界范围之外，人类社会的变动为人类社会生活之物资的基础之变动的结果，若把人类社会生活之物质的基础之变动的线索，考得清清楚楚，则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原有一定的规律，并非没有认识的可能。
马克思以前，唯物史观Histarieal materialism未成为科学之时，学者总未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则，因之，我们也就寻不得一个圆满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解释。法国大革命的代表，十八世纪的唯物论者一方面创立唯物的世界观之坚固的根基，解释自然界的真相；但是一涉及人类的历史，他们完全陷于唯心论的幽谷。他们说思想支配世界，理性有管理人类社会的本能。凡一切不合于理性的，皆不宜存在；封建制度不合于理性，当然无长久存在的必要。他们高唱平等、自由及博爱的美歌，咒骂不合理的遗物。但到大革命以后，社会中矛盾的现象不但未减少，并且因之而剧烈；不合理性的事实，不但没有消灭，并且因之而增加；所谓平等、自由和博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革命前理性被视为神圣的万能，革命后理性不禁蒙了无限的羞辱！社会中自然有一种潜势力规定社会前进的方向，不与理性的愿望相符合。也好！有了此一番历史的大经验之后，在永远的利益斗争之中，人们不得不另寻社会发展之内部的规律，不依赖单独个人的意志与理性的规律。
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被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创始人马克思寻将出来。马克思首先使历史成为真正的科学，规定一严密的规律，而以唯物的观点解释一切过去历史的事实及现在的现象，预言将来的趋向。马克思指示我们研究人类社会真正的方法，他虽然没有解释唯物史观的专书，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已可以得到唯物史观之真确的概念。
稀奇！达尔文《物种由来》出世的一年（一八五九年）也就是马克思《经济学批评》出世的一年。一个探得生物界的隐密，一个发明人类历史的真象。两个伟大的学者给了我们对于世界及人类社会之一明了的概念。
二、生产力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类离开动物界，能开始创造自己人类的历史，仅仅从他会利用工具，并且会制造工具的时候始。寻找食物或与仇敌奋斗，也有许多高等动物会利用工具，如猿猴抛石打敌手与用树枝砌穴或打果实等。但是他们所利用的是现成的工具，而不知改变工具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唯一的会制作工具的动物即为人。因此人能使自然界适应自己，而自己很少的时候适应自然界。一切动物只能适应自然界的环境以图生存，否则无生存的可能，而人则逃出此法则以外。一切动物种类的进化仅表现在自身自然的机官（角、牙、爪……）之改良，而人的进化则表现在改良人为的工具，发明人为的工具上面，而非自身的机官。工具成为人手的使徒及人与自然界的中间物。人有了此中间物之后，在生存竞争之中，超出于他动物界，他动物界适应自然界的环境为消极的、肉体的，而人适应自然的环境为积极的、技术的。
但是，人与他动物异者，不仅仅在于能使用工具，采取现成自然界的物品（如植物的果子、生肉……），并且有了工具之后，人能开始生产物品——使自然界所有的一切物料成为更有益的，更便利的。人开始种有用的一切植物及制造这些植物的果实豢养有用的动物，采取植物的纤维织成衣服，剥取动物的皮毛……这些都为他动物所不能。
利用工具经营生产的事业，人能创造给自己某种程度之生产力的积蓄。生产力发展之后，人类能在劳动的过程中积聚种种的经验，养成种种精神上的习惯、技术的才能，换言之，生产力为人类文化的根本，也就是人类异于他动物之唯一的原因。
因此，唯物史观的第一个原则：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要素，或者说，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历史发展之唯一的动力。
三、人类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
马克思说：“人类改变围绕自己的自然界，同时也改变自己私有的特性。”这个意思就是，环绕人类的自然界对于人类的文化及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巨大的影响。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人类劳动的对象亦超不出自然界的范围，人类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乃为不可免的事实。
大家久已知道，落居于某一地理环境之中，人不得不将自己的机体与社会的生活适应此地理环境，这是必然的事情。在热带之下，因为太阳辐射的原故，人们的面貌及皮肤不得不变为黑色。因此，人类的种族就发生区别，我们照着皮肤颜色区分五大人种的差别。并且气候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程度及形式，亦有非常大的影响：处在热带的居民，因为自然界的供给已经充足，无再须人工探讨的必要，生活条件毫不发生问题。生活条件既然充足，当然没有鼓起人们勉力劳动，趋向发展的激力。因此，生产力凝滞不进；生产力既不前进，文化自然无发展的可能。在极寒带的地方，自然界枯寂而严酷，居民以最大限度的劳力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品；终日奔波于为生活而奋斗之中，没有些许的余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可能，生活无成为更富足更变动的机会。他们的文化又从何而发展起来呢？所以我们在最热的地带与最寒的地带，都找不出高度的文化来。人类高度文化发展的地方都处在温带之下，因为温带地方，一方面天然物不十分的充足，还须要人们勤勉的劳动，而别一方面，人们的劳动皆可以得着实效，不致于空费精力。人们除了每日探求生活品之外，还有一部分的余时，在此余时之中，有了发展文化的机会。
至于地面是高原或是平地，河流之多寡，海岸之曲折等等，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亦有相当的影响。倘若某民族落居于高原之地、丛山深谷之中，与别民族无交通往来的机会，其文化的发展，当然亦随之而局促。倘若某民族落居于海岸曲折之域，或河流交叉之间，交通既然便利，文化的发展当然有更多的机会。
最后，地土与埋伏在地土下财富的性质，对于生产工具与文化的形式，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某地适于牧畜，某地适于农业，某地适于工业，皆为显然的事实，我们绝不能把适于牧畜的地方变为适于农业的地方（指古代人类社会而言）。
因此，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及此发展的方向、形式、速度，在最初期已为外界物质的势力、自然界的条件、地理的环境所规定，完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志。然而此种发展到了某一方向之后，就要受内部原因最大的影响，生产力要占第一个位置。生产力越发展，则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减少，人类越能征服外界的条件。现在的欧洲人或美国人无论到某一地方，皆能安然生活，而使自然界屈为己用。
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人类非唯一的社会动物，但是人类是唯一达到社会共同利用工具的动物。因为人类能共同利用生产的工具，所以除了自然界的环境而外，同时又创造了社会的环境。这个意思就是，人类既然共同向自然界奋斗，在此奋斗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相互发生一种关系。这种相互的关系以生产力的状况而定，当生产力变动之时，此种相互的关系亦必随之而变动。马克思称此相互的关系为生产关系。某一时代的生产关系，必与其生产力的状况相符合。马克斯主义当研究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的过程时，必以此生产力的分析为出发点。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说：
“人们加入一定的，不可免的，不依赖人们意志的关系——生产关系，此种生产关系一定与物质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相符合。”
在《哲学之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又说：
“某一定的社会关系，如麻、布一样，为人们的产品。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发明新生产力，人们改变生产的工具；而改变生产工具，供给生活的工具，同时人们亦改变一切自己的社会关系。”
我们在以上所引证的话之中，已得到唯物史观真确的概念。唯物史观以生产力为人类社会之唯一的、物质的、变动的要素，因为生产工具改变，社会关系亦随之而改变；我们若欲研究历史的过程，不得不先自研究生产力始。为明了此义起见，我们可以说出来几条例证。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的阶段：一、渔猎时及采取植物的果实；二、游牧；三、农业，此时期生活已经固定了；四、最后，各种工业，从手工业到现代机器的生产为止。每一阶段有与生产力相符合的特殊的社会关系——特殊的社会生活的条件。如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渔猎及采取植物果实时代），每一家族采取生活的物品，皆取共同的形式——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谁个也不能说某一兽为他单独所击杀的；所得的物品既然是共同的结果，当分配物品的时候，当然分不出差别来。在此种制度之下，人们间的关系——亲爱自己的家族，仇视其他的家族与部落。此时代完全为共产主义的，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阶级的区分及贫富的差别。
当渔猎不能供给某一部落的生活之时，于是转而为游牧。人们豢养某种禽兽，食其血肉，衣其皮毛。人们随畜队而飘流，此牧场无用时，则转移于彼牧场。比较起来，游牧比渔猎的生产力高得多了。游牧不需要集体的工作，每人皆知自己所领有的畜队，私有财产遂因之而产生。人们开始制做剩余的物品。从前这一部落从彼一部落所捕获的俘虏十九皆被屠杀，到了现在，此种俘虏不必屠杀，而可以强迫之工作，对于主人供献利益。于是奴隶制度因之而生。
这一种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之发展，在游牧转而为农业的时候更甚。当人口增多，牧场不足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固居某一地方耕种可供食的植物，农业遂因之而发生。私有财产的制度更加巩固，奴隶制度更加发展。大家族分散为小家族，每一个小家族耕种自己一片土。于是起了阶级的分化，发生了贫与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斗争。阶级斗争既非常严厉，于是阶级统治的组织——国家因之而发生，且保护富人、反对贫人的法律也因之而出现了。
固定农业的经济为自然的经济，每一家族制造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品。至生产力更加发展之后，交易的行为因之而起，商业发展不已，自然的经济不得不破坏了。工业随着商业亦日渐发展起来，直到现代大工业的机器生产。在机器工业时代，人们间的关系与自然经济时代大相悬隔。自然经济时代，封建阶级统治农民阶级；现代资本经济之下，资产阶级统治雇佣的无产阶级。若当封建时代，阶级斗争尚未十分剧烈，则现代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斗争已达到极高点。现代一切国家的、社会的生活，可以说与封建时代大不相同。
综观以上，某时代生产力之发展的程度规定某时代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有了固定的农业，地主与农奴的关系成立；有了大工业的生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成立。此种生产的关系，完全不依赖人们的意志，因为每人所参与的生产关系已经是现成的，农奴的儿子生下来即为农奴，绝不能转变为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没有生产工具的人当然要卖自己劳力于资本家，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地主非某一农奴所创造的，资本家非某一工人所创造的，乃历史的结果。若某一工人不愿卖劳力于资本家即刻就要挨饿。
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间的关系构成经济的结构——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的筑物：国家的组织、法律、道德的观念，科学的与哲学的思想，都建筑在这个基础的上面。每一社会的经济组织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相符合，而某一社会的政治、思想，又依赖此经济组织而立脚。因此，社会生活的变动，政治的、思想的演进，其根本的原因埋伏在经济的组织中，而不应向哲学中、宗教中或文学中去搜寻。
生产力为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非常的重要。若不明了生产力的意义，则研究人类的历史将无从入门。我今因限于时间，不能详述。为使读者更为明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动起见，特列一表如下：
生产力发展表
五、筑物与基础
我旅行在这广漠的空间里，
无意地吃了许多花果；
我那知道花果的蜜汁
会变成了我的心灵呢？
我逗留在绵延的时间里，
无意地听了许多哭笑；
我那知道哭笑的音流。
会变成了我的心灵呢？
侠僧《我的心灵》诗二节
倘若我没有吃过花果，我一定不知道花果蜜汁的味美，倘若我没有听过哭笑，我一定不知道哭笑音流的感力。倘若我不旅行在这广漠的空间里，我将无从而吃花果，倘若我不逗留在这绵延的时间里，我将无从而听哭笑。呸！我之所以有心灵，原来是吃来的，听来的，旅行来的，逗留来的！倘若没先有一个物质的我，则这个心灵的我亦将无从而存在。
哲学上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争点是：先物质而后精神呢？还是先精神而后物质呢？还是精神与物质是并立的呢？——生活规定意识呢？还是意识规定生活呢？关系精神与物质间的关系之规定，不在于抽象的争论，而在于具体的实际的明证。数千年人类实际的经验，近代发展极高度的科学指示我们，精神不过是物质的一个特性，离开物质，精神无存在的可能。当你活着的时候，你能思想，你有无数量的情绪，但当你一死的时候，你将同别的无机体一样，不能起一点作用了。此完全属于哲学范围，现在且不多论。现在且说一说意识与生活的关系。原来意识与生活是精神与物质的变称，不过意义比较宽泛一点。在社会学上，讨论的是生活与意识的问题，而非物质与精神的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当然负有解决此问题——生活与意识的关系的责任。
“非人们的意识规定社会生活的形式，乃社会生活规定人们意识的形式。”这是马克思对于生活与意识的关系之公式。此公式并非武断的，乃从历史过程中寻出来的；我们执此公式对证历史的过程，方不致神昏目乱，无所适从。
原始共产社会之风俗，道德的观念，绝对与农奴社会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不同。若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同原始共产社会的人们聚起来讨论道德的观念，必定大家莫名其妙，互不了解所说的是什么。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阶级斗争规定阶级的意识，创造出来特别的阶级的心理；此一阶级对于世界的观念，绝不与彼阶级相同。若资产阶级的代表辩护现在社会制度之正当，则无产阶级的代表极力企图推翻现代社会不公道的、非正谊的制度。因此，在现代的社会中，科学也罢，哲学也罢，艺术也罢，宗教也罢，没有不带阶级性的。
我们可以下一定案——意识是生活的反映。意识的形式一定与社会生活相符合；社会生活是变动的，所以意识的形式也是变动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中国社会数千年生产力凝滞不进，农业与小手工业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封建制度非常坚固，一切社会思想都是封建式的。但是自从门户开放以来，欧洲资本主义侵入内地，农业的小手工业的生产不能对抗大工业机器的生产，经济基础起非常大的变动，社会生活日形不安，骚乱已极；而同时思想界也随之变动，什么自由、平等、德谟克拉西、民主共和国，闹个不了；若比之海禁未开以前，真有天壤之别罢。
社会经济生活变动，意识的形式当然亦随之而变动。意识的形式包括宗教、国家、哲学、艺术、法律，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而非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社会经济生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之相互的关系，社会的结构——为一切意识的形式之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切科学、法律、道德、艺术等等的筑物。
现在就要发生问题了：既然一切意识的形式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则筑物对于基础是否有反感的作用？一切哲学、法律、艺术发生后，对于社会生活能无影响么？无产阶级独裁之政治的形式是否将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否形成一种力量？倘某种艺术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然而此种艺术既成之后，对此社会关系能无反感的作用么？
对于此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给一答案：筑物对于基础有相当的反感的作用。我们现在可以举几个例子：
中国虽经过一度民主革命，然而经济落后，国际地位低下，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事业，致政权落于封建阶级——军阀之手；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因欲陷中国于殖民地的地位，不辞积力帮助军阀，剥削中国的人民。因此，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非常之慢，不但无产阶级少发展的机会，即资产阶级亦还未伸起臂来。谁个能否认现在中国军阀与世界帝国主义者合作起来的政治形式，对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没有巨大的影响呢？
十月革命成功，俄国无产阶级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唯劳动者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资产阶级在法律上毫无地位。在思想方面，政府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分谢旧制度的遗物。在经济方面，积极扩张国有工业，树立社会主义的根基。谁个能否认无产阶级独裁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不有促进呢？
就道德方面说。俄国劳动阶级现在差不多大半都明了自己阶级的地位。当工人在工厂做工的时候，以为自己的义务，不仅多尽一点力强固苏维埃俄国，并且多做一点工要帮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因此，怠工、罢工的思念总算减少到最底度。红军为什么这般勇敢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战将，是劳动阶级利益的保护者。他们对于苏维埃国家的忠心，实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不小的帮助。
就宗教方面说。在东方——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诸国，本地资产阶级利用宗教号召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生产关系，莫哈默德的徽名大有功能。中世纪欧洲的执权者垂涎亚洲的财富，组织红十字军东征，一般愚蠢的国民为着要夺回“圣尸”，于是也就不辞辛苦艰难，做宗教的忠仆。结果，从亚洲所劫夺的财富，助长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给我们的例——宗教对于生产力的影响，非常之多，现在可以不必多举。
综观以上，筑物对于基础有反感的作用，毫无疑义。但是此种反感的作用有没有一定的界限呢？
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变动，一切巨大的筑物迟早都是要崩坏的。”这一句话有两层意思：一、筑物的崩坏并不是即刻同基础的变动一起，或者基础变动了，筑物因为习惯、传袭、固泥太深，一时不能崩坏净尽；二、基础变动了，筑物虽快或慢一定是要崩坏的。——由此我们可以说，筑物对于基础是有反感的作用的，但是此种反感的作用有一定的界限。
法国大革命前，封建制度妨碍生产力发展，但到十八世纪之末，生产力已发达到某一程度，资产阶级不得不推翻封建阶级而代之，于是革命爆发，封建制度崩坏。当资产阶级初得势之后，一切资产阶级制度实助长生产力发展，但是到了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已与资本私有制相冲突，无产阶级又不得不取资产阶级的产物而代之。但是当无产阶级革命初成功之时，无产阶级独裁制虽能助长生产力发展，然而有一定的界限，不能即刻创造成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定又要经过许多时期。——倘若筑物能根本地更变基础，则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又无从研究起了。筑物当未影响基础之时，先为基础所创造；当筑物发生后，其对于基础的影响，亦只能到某一定的程度，而不能超过范围。
六、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人们说：历史是几个“个人”所造成的，若把历史过程中几个伟大的人物除去，还有什么历史之可言呢？没有拿破仑，还有谁个能率领大军横扫欧洲？没有华盛顿，地球上将无合众国之名。没有列宁、脱洛斯基，俄国亦将不致有十月革命之发生。总而言之，历史是几个伟大人物所造成的，无伟大人物，也就没有历史了。
这种见解不仅是一般人的，差不多为历史学家所公认（除了马克思主义派的历史学家）。倘若这种见解是对的，我们又将无从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了。我们上头已经说过，历史的发展原有一定的规律，此规律并不为个人的意志所转移。现在说历史是个人所造成的，换言之，历史是个人意志的产物；那末，个人的意志是无定的，我们能不能在此不定的意志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我们并不否认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个人，但是说率领大军横扫欧洲是拿破仑一个人的事情则未免是谬误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精强力壮，乘着推倒本国封建阶级之余锐，极力反对自己的敌人与竞争者（如美国），企图占领欧洲之第一把交椅，掌握世界的霸权，自然趋向征服异地，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当时欧洲各封建制度半崩坏的国家，当然敌不过新兴资产阶级的法国军队。拿破仑不过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意志的执行者，一个统率军队的大将而已。拿破仑的行动并不为拿破仑意志所指使。倘若没有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推力，拿破仑能够横扫欧洲么？即使拿破仑有横扫欧洲的伟志，结果也不过是一种幻想，并无实现的可能。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个人，但是他的伟大的地方是在于他能执行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适应时代的要求，完成法国大革命的事业。
没有华盛顿，便没有合众国么？笑话！当美国未独立以前，英国以美国为榨取财富的源泉，横征暴敛，无所不至。美国人民（包括各阶级）欲图经济的解放，不得不先求政治的独立。英国虽为美国人民的祖国，但因实际利益的冲突，美国人民不得不脱离英国的羁绊。因此，美国独立的要求久已坚固，并非一工人的意志。恰好华盛顿出而任执行的职务，为群众的领导，以建此伟大的功业。假若没有华盛顿，必定另有别一人出来，不过名字不叫华盛顿罢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五年已经表现过自己伟大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最后时期已发展到很高度，使俄国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帝国，然而因一方面受地主阶级（贵族阶级）的压迫，绝不能昂起头来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相并立。但是俄国的无产阶级虽较西欧无产阶级为幼稚，而革命性与觉悟的程度却高出西欧的无产阶级，已具有推翻资本制度的力量。欧战发生后，俄国损失最多，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亦最受苦，至一九一七年无产阶级差不多连面包也没有吃了，不得不起而革命。十月革命完全是解决面包问题的革命，并非一二人意志的产物。列宁、脱洛斯基，能适应无产阶级的要求，献身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才能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他俩对于十月革命的助力是非常伟大的，谁也不能够否认。或者也可以说，假若没有他俩，或者无产阶级革命之成功没有这般地顺适。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列宁、脱洛斯基，即没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而非列宁、脱洛斯基二人的产物。
总观以上，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不过我们要确定地说：个人不能转移历史发展的规律。徜若某个个人能认明历史的道路，适应社会的要求，出来执行某一进步阶级的意志，才能成其伟大。否则，某个个人欲倒转历史的轮关，违背时代的潮流，即使有天大的能力，亦是徒劳无功，莫得效果。即使某个个人一时地妨碍历史的发展，反背时代的潮流，在历史上也只落得一个反动的罪名，没有“伟大”之可言。如十月革命后的田尼庚、蓝格尔，中国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张勋、曹锟一些混帐东西有什么“伟大”之可言呢？倘若我们要为人类社会做一点事业，而不愿空费工夫，则应认明历史的道路，群众的要求，而为此要求的执行者。我们绝对不要以为自己如何想，就如何去做；而应考虑群众的心理，作此心理的指导员。例现在中国社会内困于军阀之专横，外迫于帝国主义之侵略，倘若我们能领导群众为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一定可以收得很好的效果。
我们可以不做伟大的人物，但是我们要认清历史发展的道路！
七、结 论
人类社会的历史绝不允许某一民族或某一国家走别一个道路，而与其他民族及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也许所走的迟快不同，第一个国家在第一个阶级走着，第二个国家在第二个阶级走着，而第三个国家已经走到了第五个阶级。但是所走的道路一定是同一的，例如英国资本主义发达最早，法国次之，俄国尤次之。但是无论英国也罢，法国也罢，俄国也罢，社会的发展都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阶级。既然有了资本主义，于是在资本主义的腹内一定生存着共产主义的胚胎，也就如在封建制度下萌芽了资本主义一样。
俄国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民粹派说：俄国所走的道路不应如西欧一样，因为俄国的国情与西欧不同。西欧的资本主义为害甚大，不适合于俄国，俄国无避免资本主义的可能。俄国建国基于农民，农民有“密尔”的制度，可为社会主义的根基。俄国农民有实现社会主义的能力。但是八十年代后，普列哈诺夫由民粹派转而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于是马克思派认明在俄国一定要发展资本主义，一定要走西欧所走的道路。马克思派很确定地说，俄国避不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是将来的无产阶级，而非现在的农民。这两种意见的争辩，孰是孰非，俄国历史已经明明白白指示出来了。现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我们更有趣味地问一声：究竟俄国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还是农民呢？呸！俄国不但经过了资本主义，而且现在走到了社会主义的开始！俄国无产阶级正在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
现在中国或者也有人们说：中国的国情是特殊的，中国不应走欧美所走过的道路。欧美资本主义发达，致有劳资阶级斗争的惨状，故在中国应免去阶级斗争，而另走别一幸福的道路。中国社会无阶级的分化，没有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分别，故共产主义学说不适于中国。……这种愿望或者是很好的，但是中国近数年来的历史，已经说明这种愿望或主张是荒谬的。谁个还能说，现在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或是中国资本主义不正在发达呢？谁个能说，现在中国没有劳动阶级呢？香港水手的大罢工，京沪铁路大罢工，湖南纱厂的惨杀案，……岂不是都足证明中国一定要走欧美所走的路之证据么？我可下一定案：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存在，中国有劳资阶级的斗争，中国将来一定有无产阶级革命。这并非我一个人的愿望，乃是客观的物质的趋势。
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因为生产力未发展到极高度以前的时候，在生产过程中不得不形成阶级的差别。有了阶级就有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之最后一步为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度，建设共产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论那一部分社会都逃不出此规律的范围。
我们且看中国社会的将来！
外报鼓吹国际管理中国之又一论调
本月十六各报所译载的《字林报》的社论，真是荒谬绝伦，无可拟比！我们在此一篇社论之中，可以窥见外国帝国主义者之用心狡而且毒，总想实现其国际管理中国的愿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外国帝国主义者时常说，中国人无自治的能力，中国人野蛮……无非是要证明中国非国际管理或列强非干涉中国内政不可。现在这位做社论的洋先生又发明了中国人的一种特性——中国人不爱和平。这真是一个大发明！这个大发明至少又加了国际管理中国的一个理由了！哼！
《字林报》记者把中国的史事数了一大片，又谓虽儿童亦知古代战斗之英雄，因此下一定案：中国人生性不爱和平。他把中国史上一切野心家及一二武人代表全中国人民，把儿童知道史事当做中国人生性好战的表现。我现在且问这位记者（记者大约是英国人）一声：英国史上是否有武人战将？英国儿童是否连他们的名字一个也不知道？英国史上武人战将是否能代表英国全部人民？英国儿童知道一二武人战将的名字是否证明英国人生性好战？这位高明的记者先生能够回答么？
既然该记者发明了中国人生性不爱和平，当然又要说中国内部和平没有希望了。既然断定了中国内部和平没有希望。那末：
“要想中国内乱停止，只有实行国际管理。”
这一个结论自然就不言而喻了。虽然该记者没有公然地说出这个结论来，而这个结论是必然的，无可言讳的。该记者费了许多心血，把中国的史事数了一大片，所为者何？无非是要做这么一个结论罢了！
中国近十几年来内乱不已，军阀交恶，民不聊生，国无宁日，是中国国民不爱和平的原故吗？笑话！中国的内乱完全由于帝国主义扶助军阀肆行侵略所致，怎么能说是中国人不爱和平？因为英美要帮助袁世凯做皇帝，所以才有讨袁之役；因为段祺瑞勾结日本实行卖国，所以才有护法之役；因为英美与日本利益冲突、英美日各嗾使所利用的军阀争斗，所以才有直奉之战；在这一次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出英美帮助吴佩孚，日法帮助卢永祥，各自本国把大批军火输向中国来，帮助军阀，延长内乱。中国的内乱本都由于帝国主义之做鬼，为什么扯得上中国人不爱和平呢？中国之所以到了如此的状况，就是人因中国为爱和平过了火，忍受军阀之专横与帝国主义之侵略。倘若不然，军阀久已打倒，帝国主义早已铲去，也不烦《字林报》记者代为鼓吹国际管理了。
本月十五伦敦电云：“外间传说各国以军械售与中国交恶之军阀，实出于政治目的与商业作用；每日电报记及此节，请国际联盟从速注意此事，设法请各政府即令禁售军火与中国……”可见各国售军火与中国交恶之军阀，已是很公开的事实，虽欧美资产阶级报纸皆是承认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售军火与军阀，帮助军阀争斗，一方面又诬陷中国人不爱和平，这真是双管齐下的妙法！为什么要售军火与中国军阀？因为有政治目的与商业作用。为什么要鼓吹中国人不爱和平？因为要干涉中国内政，实行国际管中国。帝国主义者之用心何其狠，帝国主义者之手段又何其狡也！
现在国际管理中国的声浪又高涌起来，特别是美英帝国主义者主张最力。被压迫的中国人！和平过了火的中国人！帝国主义不打倒中国内乱永无的停止希望，欲停止内乱则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还是忍受帝国主义的宰割呢？还是群起做国民革命运动，寻一个救亡的方法？
共产不可不反对
倘若我现在主张亲俄，或替共产党辩护，或激烈地喊几声“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则即时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尊号：苏俄的走狗，受金卢布的驱使者，或野蛮的暴徒。在文明的、自命爱国的先生的口中，必定给我下一个定义：“你这小子是被共产党所诱惑的无半分判别力的青年，不得志的穷汉。”这么一来，我将成为比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更罪大恶极的人了；依着捧喝党的门人及具有美国三K党的精神的人们审判，我是罪不容诛，应遭天讨的。
任你说我是什么，我都不愿意否认；不过你倘若说我是受金卢布的驱使者，我要顺便声明我是一个教书匠（喂！在中国现在大学内教书，只能说是教书匠，不能说是教授Profes-sor），倘若我今天不上讲堂，明天就没有饭吃；我不但没有看见金卢布是什么样子，就是连铁卢布也没有人送给我。这或者是我的倒霉罢？不然为什么醒狮记者，皇党，无政府党，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军阀，《时事新报》的编辑先生……天天说，一赤化了便有金卢布用呢？唉！总是我倒霉！赤化了还没有钱用，猪头三，阿木林！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我这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共产不可不反对》，我应当照着题目说话才是。如曾琦先生八股式的文章是何等的明了，是何等的文而对题！在《打破混乱与黑暗之时局》文中，一开首就说：“今日中国之时局，一极混乱与黑暗之时局也……”这样做文章的笔法，真是又老到，又中肯！倘若章士钊把科举制度恢复时，这种文章不得取第一名状元，也得取第二名榜眼！好羡煞人呵！
中国现在闹到如此地步，内有军阀之横暴，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弄得一塌糊涂！倘若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起码要叹息三声。“爱国！爱国！”这成为普遍的口号，就使你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你是军阀的干儿子，你是妥协的反革命主义者，也绝对不会公开地反对。倘若谁个说爱国是不应该的，那吗，这小子一定是白痴，一定是浑蛋，或者是日本人或英国人。但是这种白痴的话，我们究竟没听见过。
爱国似乎大家是一致的了。现在我们要看一看，谁个是真正的爱国者，谁个真正能尽爱国的责任。
在中国，也就同在别国家一样，有所谓穷人和富人的差别，有所谓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化。呵！请曾琦先生们（我又说到曾琦了；这大约因为曾琦先生以提倡国家主义的首领自命，而拚命反对“劳动阶级”这件东西的原故）。恕我！我把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分开了，这的确应得煽动阶级斗争的罪名。不过我看见中国社会内的确有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化，你叫我不说出“阶级”这两个字来，我怎么能够呢？若曾琦先生们（呵！现在我再加说一句戴季陶先生们）。施出茅山得过的法术，祭起遮蔽眼睛的法宝，那我倒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了。但是，这种遮蔽眼睛的法宝，还没见得祭起。我的两眼仍旧要发生效力。
劳动阶级能够真正爱国呢，还是资产阶级能够真正爱国呢？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虽然曾琦先生们和戴季陶先生们不高兴“劳动阶级”这个讨厌的东西。
九年前，我也曾同许多朋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大家差不多都以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内有军阀的专横，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无产阶级没有好日子过，就是资产阶级也感着不能伸腰抬头的痛苦，中国现象需要国民革命——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而国民革命在实际上是偏向于资产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应在国民革命中站主力的地位，应比任何一阶级要勇敢些。谁知这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资产阶级不但不能完成国民革命，不但不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而且逐渐表现出自身之妥协性和反革命性。中国劳动阶级虽然是幼稚，虽然是力量不强，但在每一次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运动中，都是出死力，都是站在炮弹的前线上。例如二七京汉路的流血，香港海员的罢工，广州革命政府对于反革命军阀及商团之平服，都足证明中国劳动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是不可磨灭的力量，是一支主力军。尤其是在这一次五卅运动中，中国劳动阶级表示出自身反帝国主义之坚决的精神。
我们掉转脸来看一看中国资产阶级是什么态度。在二七工潮中，资本家与军阀及英国帝国主义者勾结一起，残杀无数的铁路工人。广州商团——中国资产阶级的军队，明目张胆反对国民革命政府，与反动军阀及帝国主义者相勾结。广州每一次反动军阀叛变时，所谓买办阶级无不唯力是视以辅助之。这一次五卅事件发生，资产阶级因一时的爱国冲动，为顾全面子起见，也罢了几天市，但是不久便慢慢妥协起来，还是开开门做生意，问你什么爱国不爱国，亡国不亡国，钱横竖是要赚的。上海的工人可以饿着肚皮继续罢工，而上海的资本家却不能少赚几个钱，多罢几天市；相形之下，谁个爱国，谁个不爱国，是显而易见了。
自从中国劳动阶级现身于政治舞台之上，一方面中国国民运动的力量大为之增加，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却因之对于国民革命运动裹足不前，其惧怕劳动阶级的心理，比惧怕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心理要甚几倍。也就如俄国未革命前的情形一样：俄国资产阶级本很讨厌皇室帝制的腐败，思有以推翻之，但同时可恶的劳动阶级却蓬蓬勃勃起来了，似觉比皇室帝制更可恶十倍；这末一来，俄国资产阶级宁愿与皇室帝制妥协，而以为劳动阶级是一定要压抑的。中国资产阶级何尝不痛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专横？但是罪恶滔天的劳动阶级起来喊什么“阶级斗争”，“共产”，“社会主义”……这末一来，可是把中国资产阶级吓得屎尿横流，连国都不要爱了！……亡国倒不要紧，赤化是万万不可以的呵！
资产阶级之所以抱如此的态度，其理甚明，所谓卑之无甚高论，资产阶级的生命是财产，因之它第一个责任，就是保护自己财产之安全；财产安全后，才能说到其它问题。资产阶级之所以要爱国，是因财产的关系；资产阶级之所以不爱国，也是因财产的关系。做亡国奴是可以的，只要财产不完全被损失；向外国人喊祖宗爹爹是可以的，只要财产得保障，倘若不亡国，而产却被人共去了，这如何使得！使不得，使不得呵！……国可不爱，而共产则不可不反对！
法国大革命本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可是到了雅各宾党执权时，一般穷人闹什么面包问题，于是法国资产阶级不革命了，而跑向英德皇帝的面前求援助。俄国革命后，野蛮的劳动阶级把俄国占据了，于是资产阶级不要俄国了，连忙求英美各国政府援助，将俄国封锁起来，务使俄国不达于亡不已。广州革命政府要革命，而陈廉伯先生——商团的首领，却不惜卑膝赧颜向香港政府——英帝国主义的机关——为将伯之呼号。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国可不爱，而共产则不可不反对！
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界的代表，《醒狮周报》社的一些先生们，天天直着喉咙喊国家主义，其实我们一看该报的内容，则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处少，而反对共产党之处多；也许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不过是他们的门面语，而反对共产党倒是他们的真心愿。曾琦先生（今日的曾国藩是也；鄙人恐列位不知，特此介绍）。说中国现受三种压迫：一、帝国主义；二、军阀；三、共产党。据他先生的言论前后看来，他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一个陪衬，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比帝国主义和军阀还可恨，所以应努力反对共产党。这末一来，所以《醒狮》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处少，而反对共产党之处多了，这足证明什么呢？这是说，帝国主义和军阀还不大要紧，就是什么“全民革命”也在其次；我们应极力反对共产党，否则，我们的产被人家共去了，还说什么国呢？……国可不爱，而共产则不可不反对！
朋友们！我宽一宽你们的心罢！中国现在需要国民革命，并无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可能；中国共产党也不主张现在就来共你们的产；又何必这般害怕呢？还是爱国要紧呵！等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被打倒以后，那时才想法消灭共产也不迟。
并非闲话
一、先从反共产说起——反共产与吊膀子
“夫反共产与吊膀子，迥然两事也；以迥然不同之两事，而硬拉之为一谈，此岂非别扭而且不通也哉？……”在下本欲写将下去，好完成一篇美丽的古文，但重复回头一读，则觉着自己所写的几句文言，简直不成东西，既无“吾兄太炎”章士钊总长老虎口中的风格，又没有“克莱孟梭是吾师”曾琦先生老狮屁下的香味，而又欲自称之为美丽的古文，这岂不是不知自量，而犯狂妄的毛病吗？因此，在下写了这几句之后，就决意不再写所谓士大夫所崇尚的文言文了。好在我生为民国之民，不愿做及第龙门挂名金榜之想，就是做不好文言文，也没有什么大要紧，不算得一回丑事。
这是几句闲话，现在且说说“并非闲话”。
现在顶出风头的，要算反共产这位先生了！无论我们拿任何一种出版物来看，我们都可以找出反共产这几个字来，并且还有一些爱国（？）的先生们，不辞劳苦，精心致意地，专门办周刊杂志为反共产的鼓吹，如《革命（？）导报》、《醒狮周报》、《国魂》、《国光》、《独立评论》、《独立青年》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出版的东西，几乎以反共产唯一的材料，倘若把反共产这三个字取消不说，那他们就不能下笔，好文章就做不成了！反共产有保皇党、无政府党、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文明绅士……但他们头上所顶的徽号虽不一样，而他们一口同声，义愤（？）填胸，热心反对共产是一样的。他们这一种联合战线，简直极今古之奇观！例如保皇党可以与无政府主义者相联合，文明绅士可以与帝国主义者相联合……五花八门，奇妙无穷，就是孙悟空齐天大圣下世，其所做出来的花样，也不过如此的奇特罢！生今之世，有观看这种从前大战所未有的联合战线之机会，岂不一件幸事吗？幸事，幸事，的确是幸事啊！
我于十分荣幸之中，发现了联合战线中之吊膀子的作用；我这种发现虽然比不上牛顿对于地心吸力和安斯坦对于相对论的阐明，但诸位也不能加以小觑呵！即如我把反共产与吊膀子这两件事体拉在一起，就足能够使诸位吃一大惊，并且非同小可。不过在别一方面，我请诸位又不必过于惊奇，因为我所发现的这种吊膀子，说穿了，真是卑之无甚高论，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惊奇的地方。
“你把反共产和吊膀子拉为一谈，这简直是胡闹！反共产为一事，而吊膀子又为一事，如何有拉得拢的可能呢？”
“反共产是政治上主义上的事情，而吊膀子则为男女间眉去眼来的事情，分明是迥然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情，而你先生居然拉在一起，而且当做文章做，这不是胡闹，就是莫名其妙，此外没有二话讲！”
“……”
我知道如此骂我的人一定很多，但在我未将我的理由说出来时，我认为这种骂是合理的。现在且说一说反共产中吊膀子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你们大家都知道鼎鼎大名的，以社会党首领而兼复辟党大将的江亢虎先生罢？他不是被段祺瑞聘请为善后会议的会员么？他的这个善后会议的会员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段祺瑞请他在善后会议中宣传社会主义？他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不，不是呵！他的这个善后会议会员的地位，是用吊膀子的手段得来的。你们大家当然都知道段祺瑞痛恨共产主义并不亚于曾琦、张作霖或英美日帝国主义者。江亢虎先生冒着社会党首领的资格，极力陈述于段祺瑞陛下之前，表明自己是反共产的大将，段祺瑞龙颜大喜，遂说：“好宝贝！你反对共产吗？这真是我的好小子呵！虽然你冒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这不要紧，只要你反对共产就可以了。来，来，我娶你做一房小老婆！”于是，呵，于是江亢虎先生就摇摇摆摆地进了善后会议大厅，备尝荣宠之味了。这不是反共产与吊膀子联合一起么？
论起主义来，则保皇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算是极相反对的了。照逻辑学来说，凡相反对的东西当然是不会相联合的，但是现在世道变了，逻辑先生之道不行，不能再施行自己的法力了。保皇党偏偏能与无政府党联合战线，保皇党报纸的社论，无政府党可以为之执笔。这也许是达尔文进化论是真的罢？什么东西是都可以进化的，都可以改良的，大约现在的保皇主义变成为改良的保皇主义了，无政府主义变为进化的无政府主义了。在下学识浅陋，对于改良的保皇主义和进化的无政府主义，没有深刻的研究，不敢多有所批评。不过他俩既然能联合战线了，这联合的中间必定有一条牵线，使他俩有联合的机会。
于是在下虽非天才，然由精心寻找之所致，遂发现这条牵线，是“反共产”这位红娘。张君瑞向莺莺送一秋波，悄悄地说一声反共产；莺莺也就点点头，嫣然一笑，柔媚地说：“我的心意同你的一样，你真是我的如意的郎君呵！……”这末一来，诸位，保皇党与无政府就鱼水合欢了。
这种新式的吊膀子，实在是时髦第一，到处风行。陈炯明叛变革命政府时，不曰自己是反革命，而曰自己是反共产，借此可以送秋波于香港，吊膀子于北京。张胡子、吴秀才、李景林、孙传芳……哪一个军阀的通电上，不标明自己是反共产的大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肉麻呢？这件事情很明白了，欲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就不得不秋波一大转，而反共产一口号，于是成为吊膀子的工具了。
至于现在专门办周刊杂志鼓吹反共产的一些先生们，虽然蒙着什么什么主义的假面具，但在实际上，又谁知他们不是借着反共产的莺喉，而是博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宠爱呢？
呵！反共产与吊膀子……
二、谁个主张在现在中国就共起产来？
“夫共产主义乃一极好之理想也，然无实行之可能；若有人不问社会之实际，而冒然胡行共产主义，则吾人必极端反对之也！”文明的绅士文质彬彬地这样说。
“共产主义实行之日，即中国亡国亡种之时，故共产党较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尤为可恨！”国家主义者板起爱国的面孔，大声急呼地这样说。
“今日之中国乃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实行共产，于国民革命本身上有绝大的妨碍。”国民党右派冒着中山先生的招牌，张着反共产的专门特口，像煞有介事地这样说。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们的财产好容易用许多精力赚得来的，共产党要来共我们的产，这还了得！我们非拚命不可！”一般资本家、商人、地主……惊慌失色地这样说。
“共产之祸过于洪水猛兽，赤化之徒实真害国殃民……”，军阀在自己的通电上，布告上，口头上，摆着为国为民的架子这样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又要摹仿两句八股式的文笔，做为以上的结论：“甚矣哉，共产之为害也！国家主义者、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军阀以及文明绅士诸先生，咸以共产为隐忧，甚有饮食不安之大虞，呜呼！共产之为害甚矣哉！”唉！糟糕！这几句又被我写得牛头不对马嘴了！幸亏科举制度未恢复，不然，我一辈子连个秀才也中不了，又怎能像曾琦先生有中状元的希望呢？
举国汹汹，众口啧啧，就同共产的大祸就要临头的样子，说不定明天，或后天，或再过一个月，中国共产党就要大共产起来。小子不敏，但对于共产一端，自问也甚为注意，虽不敢自夸为赤化之流，然却深恨白化之人（读者注意！这几句文不文，白不白，真是有点不通罢？不过我说的并非闲话，请读者勿以辞害意！）我想，中国共产党主张现在就共产与否，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知道，非他人所得乱为推测。于是我搜集中国共产党所刊行的出版物，寻访中国共产党党人，研究一研究他们是否今天或明天或后天就要实行共产起来。但是没有一种出版物和一个共产党人对我说过，他们现在就要共起产来。他们都似乎说：“中国现在还未到可以共产的程度；我们现在首先的工作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我们现在虽然从事共产主义的预备，但现在并不主张就共起产来。”我真莫名其妙了！究竟谁个主张在现在中国就共起产来？中国共产党本身既不主张现在就共起产来，那末，可见得今天，明天，后天，或再过一个月，不致于发现共产的恐慌了。为什么出过洋的国家主义者、学问过人的文明绅士们，也跟着军阀、资本家、地主，……吓得屎尿横流，大喊反共产不亦乐乎呢？这些先生们放着国不去爱，放着“外抗列强”不去做，放着“内除国贼”不去行，而天天以反共产为做文章之资料，为自身唯一之天职，这岂非浑蛋也哉？
“不！不！你先生说错了！他们并不是浑蛋：第一、他们以为共产党比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还可恨，国可亡，而共产则不可实行；第二、反对帝国主义者则必受帝国主义的忌视，反对军阀者则必受军阀之摧残，这都是危险的勾当，为智者所不为；智者既不愿冒险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同时又何乐而不反共产以吊“帝”“军”之膀子，反正他们被警察巡捕赶在“地底下”，无如我何，于是就得到了这个反共产的题目；这个题目比一切都容易做，真是一可以借之以出风头，二可以借此摆摆中兴名将的架子。先生！你想想，这是多末聪明，如何能说是浑蛋呢？”
呵！原来是这末一回事！呵！原来是这末一回事！
三、过去的人
有一天我在W君处，无意地遇着了胡适之博士。我本与他不认识，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当W君向我介绍，说他是胡适之博士时，我觉着很幸福，因为我虽久仰大名，但从没有识荆的机会，今于无意中遇见了，当然是万幸之至了。不过很奇怪，在欣喜之中，我又暗暗地感觉我们之间，横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并且是很难于掩平的。我仿佛遇见了一个人，能够令我心中隐隐地发生怀疑，悲哀，忿恨，种种的情绪：
“难道这就是六、七年前新文化运动首领的胡适之？难道这就是六、七年前活泼泼的维新人物？……好一副聪明的面孔！好一个不愚拙的头脑！但是他说青年爱国的运动是胡闹，泰戈尔不应为激烈分子所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存在的，最近又说什么反对文化侵略是无理的举动……是思想的落后呢，还是他已跳出新的范围，而甘心倒入旧的怀里，以遂其升官发财的迷梦？可惜！可惜！但是人各有自己的路，人各有自己的愿望，这是没有办法的呵……”
胡适之博士，在六、七年前，曾受过我的崇拜的。那时的他是主张白话文的，而我是欢迎他的主张的；他是反对旧礼教的，而我却与他更同意，于是他成为我所崇拜的人了。但是我的年纪渐渐大了，知识渐渐长了，感觉渐渐繁杂了，因之要求也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不但要实行文字革命，并且要建设革命的文学；我不但要废除旧礼教，并且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人们间的关系。可是六、七年来的胡适之呢？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而胡适之还是站在一块地方，一点儿也不向前移动，或者一天一天地渐渐有退后的趋势。他有时竟公开反对一般向前进的新青年，不幸我又是新的青年中之一个，于是我俩的距离相差日见其远，于是我俩中间横着一道不可掩平的鸿沟。但是他究竟是我从前所崇拜的人，我不得不对于他有点可惜的心情，虽然这种可惜的心情是为他所不愿意领受的。
现在中国社会阶级的分化，实在已经是很明显的了。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是美国式的民治，这种民治是胡适之博士始终所主张的，完全属于政治的范围，而生怕一谈论到经济的组织。至于劳动阶级呢，虽然对于民治也很热心，但根本所要求的，却是经济的解放。五六年前的中国社会，所谓阶级的文化，还不十分明显，因之大家所要求的，还不见得有什么差异；可是近几年来的中国社会完全改换了面目。所谓知识阶级这个东西，名目上虽然是思想界的代表，事实上是要依附于其他阶级的。知识阶级本不是整个的东西，有的有升官发财的希望，于是就跟着资产阶级走，为资产阶级财产的辩护士；有的没有升官发财的希望，或对于被压迫者抱深切的同情，于是就跟着劳动阶级走，促进革命的运动。当胡适之博士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那时因为中国社会还未表现出阶级的分化，所以那时的知识阶级的要求和口号，几几乎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呢？现在阶级分化的现象已到很明显的地步，革命的浪潮不但增高了政治的意义，并且增高了经济的意义，此时大家没有再含混的可能，不得不把社会的面孔拿将出来，于是中国的知识阶级便分道扬镳了。
这实在没有办法！倘若谁个走入了反革命的道路，便就你硬拉也拉不过来，除非他自己有了觉悟。胡适之博士现在的行动和言论，真令我们要断定他陷入反革命的深窟了。他自己是不是要反革命？是不是在做升官发财的梦？是不是要自甘落伍于新青年之后？是不是？……我们不得而知，并且没有知道的必要。我们只要看看他的行动和言论，是否有反革命的趋向就得了，还问他什么动机呢？也许他太中了美国毒，也许他要升官发财，也许他现在相信自己的行动和言论是对的……
革命的浪潮也不知吓退许多人，把许多人抛到落伍的道上去，也不知送了许多人进入过去的坟墓，加了他们一个死去的冠冕：胡适之博士不过是其中之一个人罢了！
四、诗哲，新中国与打倒帝国主义
“……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这一段是诗哲（？）徐志摩先生在《晨报》上介绍罗曼·罗兰先生时所发出的感慨。有趣的鲁迅先生在《语丝》上，对于诗哲的这种感慨，说了几句话：“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着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照着诗哲的意思，罗兰先生是不赞成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的，或者在欢迎帝国主义的运动中，新中国才有成立的希望。不然，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话？为什么要发这样深的感慨？
在诗哲的眼光中，什么打倒军阀，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什么救国……都是一些无理的举动，因为这些与诗的哲学太相反背了。诗哲大约从没说过救国等等的话，更不愿意听什么国民革命，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的口号——诗哲当然是要这样做，因为诗哲的责任在歌咏花月，在赞颂自然，在神游于美丽之宫，在徘徊于象牙之塔，除此而外的事情，与诗哲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将自己诗哲的责任完成，还问什么亡国不亡国，做亡国奴不做亡国奴呢？你看印度的诗哲泰戈尔，无论印度如何受英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无论自己的同胞如何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生活，无论亡国奴的名词光荣不光荣，他总是优哉游哉，自做美妙神秘的歌吟，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现在我们中国也万幸产生了一个诗哲徐志摩先生，与印度相比美 照理，我们是应当引以为光荣的。为着不妨害诗哲的歌吟起见，我们应当欢迎帝国主义，取消打倒军阀等等的口号，什么反抗的运动都不要做了，如此，新中国才可以产生，诗哲的心意才可以快乐。就使段祺瑞怎么样杀北京的学生，日本军舰怎么样轰击大沽口，南京路怎么样溅满了血迹，日本资本家怎么样枪毙中国的工人……这都可以置之不问，因为这是不合乎诗意的呀！呵！美妙的诗意……
不过，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徐诗哲在感概之余，似乎深引罗兰为同志，以为罗兰先生的思想、行动、言论，是和自己一致的。可是就我所知道的罗兰先生，几乎与徐诗哲所想像的罗兰先生完全两样。我以为徐诗哲引罗兰先生为同志，未免是“认贼（？）作父”了。我们且不言徐诗哲的思想是否是新中国的代表，看看罗兰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物。就我所知道的，罗兰先生的心肠虽然慈软，虽然还缺少坚决的果断性，虽然还未曾大声疾呼鼓吹用武力反对强权阶级，但是他的确是旧世界旧欧洲的敌人。他说，旧欧洲在不净的、闷塞的空气中呼吸着；他又很热烈地祝贺每一次的革命的运动；他又说，凡自由陷于危险的地方，都是我的祖国，都是我的生长地。当苏维埃俄罗斯初露头的时候，一般资产阶级的诗人、学者大肆其咒骂，以为俄罗斯的文化要消灭了，可是罗兰先生首先向苏维埃俄罗斯表示敬礼，以为新俄罗斯是人类解放的根据地。这么一来 似乎罗兰先生的思想有点与徐诗哲的诗意不合了；岂但不合，而并且是走的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如此，为什么徐诗哲能引罗兰先生为同志呢？这是不是因为诗哲想入非非了？这是不是因为诗哲心目中的罗兰先生变化了？或者法国有两个罗兰先生？诗哲知道的是一个，而我所知道的又是别一个？在下学浅识陋，不敢自下断语，爱遍访名人，问问法国有几个罗兰先生，可是大家都答应过，法国只有今才做六十寿辰的一位罗兰先生。唉！奇怪！
我也佩服罗兰先生，但我所佩服的不是主张新中国应欢迎帝国主义的罗兰先生，不是赞同中国民众永远要受压迫的罗兰先生，而是为人类解放奋斗的罗兰先生，而是表同情于被压迫群众的罗兰先生。
但是我要向徐诗哲告罪：我所佩服的罗兰先生实在不合乎诗哲的诗意！
五、马克思逃出文庙
我现在下笔写这一段文字，是一篇小说呢，还是一则并非闲话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自从郭沫若先生提出马克思进文庙一个问题来，我粗笨的脑子也实在为着这个问题想了几次，想的结果不是马克思能进文庙，或是马克思不能进文庙，而是马克思进了文庙又逃了出来。
话说孔老夫子因为尊敬自己的人们太多了，并且大家尊敬的心意都是很诚恳的，为着联络感情起见，遂在自己的文庙里大张筵席，延请门下的信徒，并欲借此机会大讲其道，以期教化人民。凡是孔子的信徒，这一天都可以赴会，这一天赴会的人非常之多，五色人种，六花八面，样样俱全，无奇不备。有些头带红缨帽，身著马蹄袖的黄袍，手里拿着旱烟袋，大摇大摆的躬着腰，据说这是从保皇党同盟会来的，为首的是一位康圣人。有些穿着威严的军装，腰下系着指挥刀，竖眼横睁，不可向尔，据说这是督军团的代表，为首的是张宗昌、吴佩孚。有些小辫子拖得很长，然穿的不美，走路斯斯文文的，据说这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为首的是李静齐（？）罢，我可是说不清楚了。有些穿着洋装的少年，也有穿着很时髦的中国装的，像煞有介事地举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招牌，据说这是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健将，为首的是会什么东西，有陶其情跟班。还有一位先生算最出色了，他背着一座孙中山的铜像，累得汗流夹背，杂在众人的中间，挤也挤不动，呈现着怪可怜的样子，据说他是戴季陶先生，不远千里把孙中山铜像从世界公园背到此地，说起来，他也可算是热心之至了！
孔老夫子派子贡为招待，因为他善于词令；派颜回为司礼，因为他文雅，派子路为童子军队长维持秩序，因为他有勇。宾客到齐，大家都在文庙的大厅中坐下，孔老夫子坐在上边，正一正衣冠，端然而起立，向诸信徒致词道：
“今天我请诸位来，为的是联络联络感情，并欲就此机会请诸君努力奉行吾道，同心同德地做将下去，以维持斯文不致于堕落……
孔老夫子话还未说完，带红缨帽的康圣人起立说道：
“吾师之道首在君君臣臣，弟子深明是义。今者幼主失位，国无正君，共和乱闹，邪说横行，弟子虽有保皇之心，而无保皇之力，为之奈何？！”
督军团的代表张宗昌不问康圣人的话说完了没有，便傲然高声地说道：
“老夫子！说起来行道的话，我真是你的好学生！我禁止白话文，我提倡读经，我捉拿过激党，我枪毙了许多不良分子，……你看看我是不是行你的道呢？”张宗昌将自己的功劳表说了一大篇，但还没有说到的，如拿地盘，横征暴敛，害民卖国等等。
国家主义者曾某听了张宗昌的话，似觉又表示欢迎又表示反对的样子，欢迎的是他的捉拿过激党的行为，的确是合乎国家主义的意思；反对的是张宗昌也犯有国贼的嫌疑，倘若国家主义者要贯彻内除国贼的主张，那当然是要反对张宗昌的了。但是张宗昌与曾某总还有一半同志的关系，所以当时并没在孔老夫子面前，说什么难堪的话。曾某开始说道：
“吾师乃我们国家主义者的先进；吾师尊王攘夷，这与我们的外抗强权的宗旨相符合；诛少正卯，这与我们的内除国贼的宗旨相符合。惟有我们国家主义者才真是你的信徒！”
“放屁！难道我张宗昌不是夫子的信徒吗？”张宗昌听了曾某的话不觉勃然大怒，以为曾某太抬高了自己，看不起督办大人了，竟欲上前来打曾某，幸亏子贡哓三寸不烂之舌，废了好大的工夫，才把他安慰住，没有闹大乱子。这时孔老夫子坐在上边，只是皱眉，似觉没有办法的样子。最后，戴季陶先生见着大家都说完了，于是从大殿左边谨谨慎慎地背着孙中山的铜像，走到孔老夫子面前，先鞠一躬，然后说道：
“夫子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统，中山先生承夫子之道统，而我今又承中山先生之道统……”
戴季陶先生刚说到此地，大厅中忽进来了一位卷胡子长发的老头儿，原来是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马克思久已要与孔子谈谈，交换交换意见，又巧郭沫若所谓四个抬轿子的把他抬进文庙时，正值这次大宴会。他进了文庙的大门，投上了自己的名片，说明自己来文庙的目的，招待员子贡也就把他引进了大厅，恰好这时正是戴季陶说话的时候，忽然大殿中左边有人喊道：
“你是什么东西，要来继承夫子的道统呀？你是推翻皇帝的革命党，你是国民党，……滚出去！我们孔教徒是尊王攘夷的，你那国贼孙文搬了一大套法国、美国、德国、俄国的邪端异说，扰乱华夏……混蛋，该当打进十八层地狱，还说继承道统，真是胆大无耻，这时大殿上哄哄乱响，人声嘈杂，也辨不出是康圣人的声音，还是曾贤人的声音，何况一班圣贤的跟班小子也在廊下大打大吵。
“打，打，打……”
“打，打，打……”
“孔夫子是我们的！”
“放屁！是我们的……”
“打，打，打……”
于是顿时喧嚷起来，大厅中打得一塌糊涂，也不知谁打谁。这时孔老夫子急得没法，只是喊大家莫要争打，但是谁个也不听他的话。本来是请大家赴宴的，但酒席还未吃成，大家先打起来了；本来是要解释道统给大家听的，但道统还没有解释，大家先为着道统争得不可开交。当童子军队长的子路虽然有勇力，但是到此时，无论如何，秩序是维持不住的了。马克思本想同孔子谈谈，但一进大厅，即见着众信徒为着争道统打起来了，他弄得莫名其妙，以为大家闹出了什么大的乱子，于是连忙逃出文庙，不敢留停一步。走到庭中一看，四个沿途高唱礼运大同的轿夫早已被人打得跑了。没得法子，只好丢下空轿子急步快跑，心想不好：从中国到德国几万里路程，轿个子步行怎能去得，打算也再找几人同伴回去，买座轿子轮流坐着抬着好些。马克思正在想着，信步行来，已走了一里多路。抬头一看，原来是火车站。马克思道：原来如此，此地亦已发生了资本主义，难怪文庙里也起了阶级斗争。说完，他便乘了资本主义的火车到处找中国无产阶级来解围，他心想只有一法：请孔老夫子和这班种种色色的徒子徒孙上天堂，省得在人间骚扰不清。
不得已答复长虹几句话
我对于现代一般青年作家，都抱着有相当的希望，而我对于什么“狂飙运动”的长虹，则觉得其无聊。这并不是因为骂了我两次，我就说长虹不好，而是因为他骂的太无道理，太如疯犬乱吠的原故。一个作家当然应当领受别人对于他的批评，倘若这种批评是合乎批评的原则的，是属于善意的，是立在中正的态度的上面的。但是长虹两次骂我的文章，读者自能看出是什么一回事情，读者自能断定长虹是一位无理谩骂的先生。他第一次在《弦上》骂我，把我列入汪精卫和冯玉样一块，读者们，你们说这是不是怪事！我读了他这一次的文章，我简直不能乱断定长虹有没有疯病；或者他竟把我蒋光赤当成蒋介石了。若如此，那真是要使我笑得肚痛！第二次在本刊上骂我，引了我几句诗，就说我根本不配谈诗，根本不配同情于被压迫民众，真是荒谬绝伦。令我笑也不好，气也不好！到这一次，我真敢断定他是莫名其妙的，一位无聊的先生！现在他在《狂飙》上又断定我的诗“不是诗，更无论乎革命诗”，更不得不令我惊异他的狂妄！一个作者本不方便拿起笔来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自称自己的作品是如何的好，但我现在不得已向读者说一句，我的诗虽然不大好，但总还是诗罢，萍水君的一篇文就可以做为例证。我真不愿意为无聊的争辩，我更不愿意与似乎有神经病的长虹争辩！我这一篇文本可不写，但因为恐怕读者误会我不与长虹争辩的意思，不得已才勉强说几句话。至于长虹有没有嫉妒的心意，长虹的作品好不好……我现在不愿意问及，因为我一不是心理学家，二从没读过他的大作。当我去年在北京时，曾在《莽原》上一次读过他的几行未来派的长短句，但即刻就丢下了，因为无论如何没有读下去的兴趣。现在我也没有工夫再搜集他的“诗”的作品。近来因为结婚不久的老婆死了，弄得身心不快之至，什么文章都懒做。现在只努力读外国小说。细心收集一些零碎的材料，规划要动手的一长篇小说的结构，此外什么事都不做，长虹劝我译一些俄国著作，我现在也在打算这件事情。我想译几篇文学批评的文章，使一般不懂批评为何物如长虹其人者，好得到点批评的观念，以免蹈无理谩骂如同狂吠的毛病。此外，我还要声明一句：以后长虹无论有如何关于我的文章，我皆置之不理。
一九二六，一二，二六，於上海。
鸟笼室漫话
我现在的住处是一间狭小如鸟笼子也似的亭子间，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两堆破书而外，可以说什么布置都没有。我无以名之，名之曰鸟笼室。在这其间所说的漫话，也就名为鸟笼室漫话。
一、王独清的转变
一九二八年在中国文坛上真是可纪念的一年。平静的中国文坛，到了这一年，突然掀起了一大波浪。我们不但看见了新兴作家的崛起，并且看见了旧作家的转变。所谓转变运动，把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文坛，添上了许多光彩。这种转变运动固然自有其经济的，历史的，社会的背景，然而这是批评家的事，让批评家去把它指出罢。
最使我注意的，那是创造社两个诗人的转变。冯乃超以一个“凋残的蔷薇恼怒了我……”萎弱的歌者，忽然提高了喉咙，做起来了剧烈的反抗的呼鸣。虽然他还没有呼鸣出来为他自己所愿望的那种革命的作品，但是只有他的心地坦然的努力，值得我们抱着无涯的敬佩。
王独清是一个世纪末的诗人，充满了颓废的色彩。醇酒，妇人，死亡……这是他唯一的题材。谁个能够料到这种病态的歌者，一变而为革命的叫号者呢？无怪乎《十二月十一》出来了之后，给与了读者以非常的惊异。但是这本书不过是作者转变了的证据，而不是作者给与革命的优越的礼物。革命虽然为我们的诗人所接受着了，然而它的实质似乎还没有为我们的诗人所完全了然。
革命不仅只是 ，革命不仅只是火火火，革命还有其更深一层的底里。作者太过于看重了革命的表面，因此我们在这一本书中，所得到的也只是表面的印象而已。……
但是这一本书只有其历史的价值。它不但是作者个人转变了的证据，而且是旧文坛破坏了的时候，一部分旧作家走入新的战线的证据。我们对之只有庆祝，庆祝，庆祝而已！有了这一本书以后，我们就有权利向作者要求更深一层的进展，作者将何以回答我们的要求呢？
二、顾仲起的自杀
听说青年作家顾仲起自杀了。我们虽然还不能确定他真地是自杀了，但是我们却能说，在现今的这种黑暗的时代，若顾君真是自杀了，那是毫不足奇的事情。
在这种黑暗的时代，到处都是残忍，压迫，欺骗，卑污，到处都是令人恐怖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对于自爱的，有良心的青年，只有两条路：一、努力奋斗下去，积极做破坏现制度的工作；二、消极逃避，将自身毁灭，即所谓实行自杀。意志坚强的青年，现在多半走着第一条路，也许终久可以达到胜利的目的。若意志稍微软弱一点，那就不得不自杀了，因为既不能继续反抗黑暗的势力，又不能投降于敌人的营垒，那么除了自杀，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顾仲起走的是第二条路。
关于他的作品，我只读过《太阳月刊》上的一篇《献给我的爸爸》。我虽然没读过他的其它的作品，但是我已经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青年了。他的命运如现代很多的青年所经受的一样，是一个从旧社会里逃跑出来的叛徒。他是一个思想很激进的青年。不过这两年来，中国社会起了剧烈的变动，光明的浪潮虽然有一度的高涨，但是黑暗的魔力却终于变本加厉。它也不知道打退了多少意志不强的青年！我们的青年作家顾仲起君，起初是黑暗的抵抗者，现在因为抵抗不住了，只得找一个简便的逃避的路径自杀。于是他自杀了……
这不过是概括的原因。此外当然还有许多为我们所不知道的具体的事实，逼他一定要走入自杀的事实。听说他失了恋，受了女子的欺骗；又听说他的经济状况是非常地困窘。如果这些是使他自杀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要问一问，顾仲起的自杀到底是谁个的罪过呢？
是骗了他的那个女子吗？
是向他逼着要房钱的房东吗？
是向他逼着要饭钱的老板吗？
这都是枝叶问题。在现在爱情以金钱为转移的时代，所谓恋爱问题，无论如何不会有圆满的解决，尤其对于穷小子如顾君之类。在现在以私有财产为神圣的时代，当然更不能去责备那面目狞恶的债主。
然而顾仲起，我们的青年作家，是自杀了，这是谁个的罪过呢？……
若政治没有光明的一天，那么这种悲剧是永不会停止的。
《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小引
俄罗斯革命后的文学究竟是怎样呢？一些爱文学的朋友，老朋友或新朋友，总是要向我发这一个问题，这一因为我在俄国住了几年，二因为我又是治文学的。我久想把俄罗斯现代的文学介绍一下，给国内文学界得一个大概的观念，可是想总尽管想，而动笔却不动笔，这或者是因为我惰性太深罢；但在事实上，我实在没有找到多做文章的机会。
我很知道介绍新俄罗斯文学是必要的。对于杜格涅夫，朵斯脱也夫斯基，郭哥里，托尔斯太，柴合甫，或对于哥尔基，大家都知道一个大概了，知道他们是俄罗斯的伟大的文学家；但是他们都久已死了，都成为过去的了，虽然哥尔基还生存着，还在继续着从事文学的著作，但是他已经老了，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时代了。
现代新俄罗斯的文学到底是怎样呢？
我以为这是大家，特别是爱好文学的人们，急于要知道的。我久想译几部新俄作家的作品，使国人知道新俄罗斯文学与旧俄罗斯文学的异同，但是我又要说我从前所说的话了。我总没有动笔：这一因为我疏懒，二因为无工夫，三因为我不高兴翻译，虽然我相信我自己还有点翻译的能力。但是我想，我到底有介绍新俄罗斯文学的义务，虽然我对于新俄罗斯文学也没有多大研究。现在我就将我所能写得出的，写与对于新俄罗斯文学有兴味的朋友看一看。他日有工夫时，也许我发起奋来，译几部新俄著作，也未可知呢；但是现在我只能写一点介绍的小文章。
《时代文艺》卷头语
在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中，高喊着口号的时期是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们应当好好地从事建设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固然一方面在于破坏资产阶级的文学，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学来代替它，那它还是要将自己的生命继续下去。
根据着我们时代的任务，我们应努力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我们不愿意夸张，因为夸张不是成功的工具；但我们也不愿意自弃，因为自弃是懦弱者的行为。我们惟有不断的，坚定的，向前的努力。
时代的任务是何等的重大！建设时代文艺的工作又是何等的艰巨！我们诚恳地希望一般革命的文艺青年来同我们一道儿努力。
《妇女运动概论》序
在阶级社会未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未废除以前，人类整个地总是在黑暗的，不完善的，无趣味的环境中过生活，这种生活的历史可称之为不光荣的历史。当我想起历史上血斗的污痕，现在种种为人类所不应有的种种惨象，不禁时为之心神战栗！喂！好可怕的人类的生活！
在这种可怕的生活现象中，一研究起来，我们更觉得人类的一半——女子的生活尤其可怕！经济的压迫，法律，政治，宗教等等的束缚，家庭制度的不良，虚伪道德的威权……简直使得女子陷于很深的非人生活的惨境。在大体方面，我们稍有良心的人们应努力于全人类的解放；在局部方面，我们爱光明的人们更应辅助被压迫的妇女努力于解放运动。倘若人类的一半没有解放的希望，那末我们所谓全人类的解放岂不是妄言么？
不过妇女运动并不是单独可以解决的，可以完成的；它是与整个的社会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人类社会生活黑暗的原因，是由于阶级社会的构成，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倘若这二者消除以后，我以为全人类解放的希望一定可以达到，而妇女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因此，注意妇女运动的人们，应知道阶级社会与私有财产制度，是全人类的公敌，尤其是妇女受压迫的来源；倘若这二者不消除，全人类永无走入光明之道的可能，而妇女更永远不能逃出黑暗的生活。
我友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女士，最近著了一本《妇女运动概论》，我读了之后，觉得她的观点非常正确，实可为妇女运动的南针。她的妇女运动的意义，历史，及现代中国妇女运动所应走的道路，在这一本小册子里说得清清楚楚，给与一般注意妇女运动者一明了的概念。中国近年来谈妇女问题者颇不乏人，有的主张什么女性中心说，有的仅囿于什么妇女参政，大半都不明了妇女运动应有的对象。之华女士独能将妇女运动与整个的社会运动联合一起，指明妇女运动与社会革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确对于现代妇女运动有莫大的贡献。这本小册子虽然是很小的，然而它的意义，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恐怕是很伟大的罢。
之华女士本身就是一妇女运动的象征。她本出身于富有的家庭，而现在居然以娇弱之身，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参加一般的劳动妇女解放运动及种种革命的，光明的事业……呵！光荣的女性！女性的光荣！
我相信中国妇女终有解放的一日，而之华女士的这本小册子，及之华女士的个人，将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占一很光荣的位置。
翻译小说《信》的文末附志
谢芙林娜女士成了现代俄国文坛的名家，其作风朴直可爱，无女性的缺点。她的中篇小说《冀土》使她成了名。这一篇虽然叙述一件很平凡的牧牛儿的故事，然而我们读了之后，觉得有无限的回味。
译者附志
《新流月报》第一期编后
本月报的出世，既无宣言，又无卷头语，这或者要使读者有点奇怪。因为这个原故，所以编者不得不在这里说几句话，说明本月报发刊的意义。
本月报发刊的意义很简单。就是想对目前的如火如荼的新时代文艺运动，加上一点推进的力量。我们自己的能力很微弱，努力的结果也许对于文艺的前途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力量做去，我们相信只要继续不断的努力，终久是不会没有相当的影响的。
至于本月报的内容，说起来也是很简单的。本期所刊载的可以说全是小说。今后也将根据这个条件做去。虽然我们不愿说本月报绝对不登其他种类的作品，但我们发刊这个月报的目的，是要使它成为一个纯料的侧重创作的小说月报，想对今后的创作坛有一点贡献。同时，希望从事文艺的青年，都来和我们一同努力。
这里，我们展到本期的内容的介绍罢。在创作方面，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灵菲的《在木筏上》，全篇描写南洋的木筏生活，是会给予读者以一种新的印象的，至于被压迫者的运命，以及他们是怎样的被践踏的生活着在这人间，也给予了我们的一种强烈的认识。萍川的《流浪人》写的是一个参加革命的朝鲜青年的事件，在这一篇里，不但描写了党人的生活，铁一般的意志，也深刻的表现着；篇中的主人翁留给我们以不少的兴奋和激刺。秀侠的《黎三》，取材于一部分所谓野雉汽车的老板们，从这其间表现出被压迫者的“生之苦斗”，对于这一篇，我们虽然认为在事件的原理的暗示上不怎样的充实，但仅止有这一点缺陷而已。最后，要说到我的《丽莎的哀怨》了，这一篇是我的很大胆的尝试，也只是一个尝试而已；自家当然不能引为满意之作。是成功还是失败，请读者于它发表完时再批评罢。
本期的译作也是三篇。先说日本平林子泰的《抛弃》，她是日本普洛派的著名的女作家，今年才二十五岁。从这一篇我们可以得到对她的相当的认识。只要看本篇的末段，我们就可以看出她在思想意识方面和中国的女作家们距离有几何远，虽说这一篇里所表现的意识还不怎样的健全。马拉斯金的《劳动者》，是描写一个劳动者对于过去的生活——工人生活和兵士生活的回叙，表现着从他的苦斗的生活中，体认出两种战争的不同的意义来；他有一种特殊的作风，所表现的意识也是很健全的。讲到谢廖也夫的《都霞》，杏村有一篇随笔，现在且抄在这里来替代我的介绍：在新俄的短篇小说中，曾经看过一篇叫《Thirteen》的，描写一个没有到入“团”的年龄，而渴望着，渴望着迫切的希冀入团的孩子的心理，从侧面写出党人的崇高与伟大。谢廖也夫的《都霞》用的是另一种事实，但手段和目的意识是同样的。都霞是一个贵族的女子，乞得党人华西理的哀怜，让她住在他的房子里。她对于别的男性是很鄙视的，男性，在她看来，都是如她所说，“为什么一切男人们都是这样地混蛋呢？自己先爬来接吻，然后……然后他们什么都不管了。”但是，对于华西理却不作如是想。她屡次的要勾引华西理，结果都失败了。后来，白党反攻过来，华西理跑了。都霞在他遗下的两本书中，发现他写给他的情人的一封“勇敢的”信，她在失望之余，对着这一封信，仿佛强健的人望着残废的人一样，“在本身方面感到单恋的失恋的悲哀了”。同时，“觉得有一种不相识的，巨大的，新的感觉包围了她”。就在这时，白军来搜查华西理，她当然是不知道华西理的所在，然而，她为“新的感觉沉醉了”。她自己觉得崇高，而以华西理的爱人自居了，她，于是，反抗白党的探问，甚至自承与华西理同党。可是，在白党去后，“都霞，立在房子的中间，也就在此地顺着向地板躺下，将手掩住面孔，轻轻地继续着无从安慰的哭泣”。这种表现的手法，是万分值得从事普洛文学作家注意研究的。由此可以想到我们自己试作的一些“抱着柱子固定的转”的笨拙的表现法的可笑。所以为着某一种的意义而去创作时，取材一定要绝对的“求自然”，绝对要避免“抱着”的病态。不过，都霞这一篇的技巧，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她在觉悟之后，在白色圈中所悟到的党人的崇高。这样的表现，当然也许是事实，是比写都霞在“红”的环境中觉悟的更有价值。这种从侧面表现的方法感动人的地方，比从正面写来得深刻。至于题材的本身，也是很令人感动的一出恋爱的悲剧。
介绍完了。我们很希望能够得到读者对于我们的指正。如读者将它视为自己的刊物，那我们将引以为无上的荣幸。我们将极力鞭策自己，顺着新的，光明的，伟大的道路走去，以期不负读者的希望。
《新流月报》第二期编后
若果读者诸君对于本报第一号认为还能满意的话，那我们就很能自信这一回的本报是同样的不会令大家失望的。
在这一回创作之中，我们要特别的介绍平万的《母亲》。他把被损害的人类的母亲的性格，写得是那样的令人感动，我们是能因此去把握到被损害的人们的痛苦的灵魂的。至于那个义子，他描写得又是这样的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平万是长于描写儿童的，请看在这一篇里是怎样的写了这个被损害的义子。高尔基在一篇创作里说道：“人们是有多少种的：……听上帝的意志……还有人比我坏些……更坏些……”是的，这种事实，在《母亲》里也是同样的存在着……
其次，就是灵菲的《在洪流中》了。这一篇也是描写母爱的，但他所描写的事实是藏匿了从敌人手中逃回来的儿子的母亲的颤抖的灵魂。可是，如此的母亲，是终于毁不了子代的革命的意志的。取材的背景是在洪水泛滥的时代，和他的《在木筏上》一样的会给予我们以新的印象。
杏邨的《那个罗索的女人》，是一个取材于流亡在上海的罗索人的短篇。在这一篇里，我们可以看到，看到被罗索人所尊重的贵族的血统的关系，是怎样的一步一步的被经济的力量所摧毁了。内容的事实是一对罗索贵族青年的结婚和离开……
还有一篇，就是秀侠的《某月某日的那一天》。这是一篇讽刺小说。以一个党人的一天的生活为描写的对象。笔致是轻快的，事实是有趣的，包管读者诸君读了“皆大欢喜”！
还有，就是我自己的《丽莎的哀怨》，和诗稿《给某夫人的信》了。前一篇是上期的续稿，后一篇，是最近写的一首诗，究竟怎样，我自己不愿下什么批评，还是请大家自己去看罢……
翻译是两篇。端先译的平林泰子的《在施医室里》，事实是承接《抛弃》的，这一篇的写法，和高尔基《二十六男和一女》很是相似。她把在施医室里的生活写得是如此的可怕。读者诸君要认识人间地狱么？这便是地狱的一面。全篇的内容和形式是比《抛弃》更好的，是更丰富的收获……
伯修译的日本女作家洼川稻子的《烟草工场》，是一篇以去年大检举的事实为题材，描写烟草工厂里的女工的生活的小说。作者很精细的把女工的非人的生活暴露了出来。和《在施医室里》同样的是“人间地狱”的生活的实写的一面呵！
关于本报这一期的介绍完了。在这里请附带的说明一句：第一号的本报因仓卒出版，未能细加校阅，以致有了不少的错字。这一点，希望读者诸君特别的原谅。
再者，本月报这两期的封面画，都是青年画家郑人仄君画的，谢谢他。
近来按着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本宜一一答复，但因为生活所迫，实难顾到。
此后来信除关于文艺而认为有答复的必要者，恕不答复，尚祈见谅。
《爱的分野》译者小序
本书为新俄作家潘特里芒·罗曼诺夫所著。罗曼诺夫在革命初期，还不见得十分著名，可是近几年来，他的声誉却异常地增高了。他是一个写实主义者，大部分还是继承着俄罗斯“大文学”的传习。他善于表现革命后的社会生活，尤其善于描写革命后的男女关系。
他的著作很多，其最大的长篇为《露西》。本书是他最近的长篇，主旨在于描写新旧恋爱观的冲突。这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可比，它实在含有伟大的意义。我们由此不但了解革命后的男女关系，而且了解革命的趋向。读了这一部书之后，那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中国现今的恋爱小说，是如何地无聊，是如何地浅薄了。
关于罗曼诺夫的作品，俟有机会时再做详细的介绍，现在且将他的这一本书译献给中国的读者。我很希望读者们读了这本书时，能够得到一点什么新的启示。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德国柏林
《一周间》译者后记
这是新俄文学的第一朵花，也就是说从这一部书出世之后，所谓普洛文学得了一个确实的肯定。译者在《俄国文学概论》一书中，曾有过下面一段的话语：
《一周间》在描写革命的著作中，真是要占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它实在表现出革命中××主义者的形象及他的心灵来。李别金斯基的两眼特别会看，他看出××主义者的心灵深处。倘若我们读别的作家的作品时，只能见到部分的，冷静的，严厉的××主义者，那我们在《一周间》内所感觉的就不同了。
“书中的情节很简单：在一个县城里，需要筹措燃料，因为没有燃料，就不能运输谷种来种地。保护城市的一营兵，照情势看，要被派遣到离城二十多里路的一座庙宇去，因为那里有很大的森林。在城的周围猖獗着土匪，而城里又潜伏着许多叛党。若将兵派走了，而遗下城市没有保障，这是很冒险的事情，但是若没有燃料，这也是很大的困难。党部倾向于冒险的一方面。叛党利用城中无兵的机会，暂时占据了城市，而将党的首领很残忍地杀死了许多。后来被派出的一营兵回来复将叛乱取消了。
“这一部书美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表现从事英雄的，悲壮的，勇敢的行动之主人翁，并未觉得自己的行动是英雄的，悲壮的，勇敢的。所谓伟大的，证明有道德力量的冒险事业，成为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因此从事冒险的英雄，也就不觉得自己是英雄了。
“李别金斯基将我们引到革命的试验室里，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些所谓先锋队规定革命的行动，研究革命的过程。革命并不是自然的波浪，而是一种很复杂的，很艰难的艺术，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科学。俄国革命，它的胜利的条件，在很大的范围内，是因为这次革命有很好的先锋队——知道革命科学的人们。李别金斯基首先把我们引到革命的试验室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规定革命，把持革命，引导革命的一些革命的科学者。
“在暴动的前一天，负责任的人们如箕曼，罗伯珂，克里明，都是忙碌的，然而又都是不知疲倦为何物的人们。如罗伯珂是病得很重的□（原文此处为“□”）人了，然而他不以自己的病为事，而从事于工作的计划。他们真都是所谓热心的，英雄的，冒险的人们！但关系于这种图画的描写和表现，并不是此书最有力量的，最惊人的部分。李别金斯基所指示我们的，是死，不是一种最高的对于革命的道德；最高的道德是要将自己的生命中所有的都献于革命，是死的结果能够促成事业的成功，能够对于革命有利益。不但是死，就是忍饥挨饿，或饮痛吃苦，在道德上的价值，也要以它们对于事业的成效而定。当一个勇敢的不怕死的英雄很容易，而当一个勇敢的不怕死的英雄，同时是成就事业的智士，这就很困难了。然而对于革命，这种人是顶有价值的。李别金斯基在《一周间》内给与了我们这种有价值的人们……
“倘若艺术的作品是能够使人用新的眼光观看环境的事物，那末，《一周间》就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艺术的作品了。在《一周间》内，我们看出革命的Dialectic，我们看出真正的革命的个性，这种个性是以完成整个的，全部的社会组织为前提，而走入自身的消灭。……”
现在，我没有在这些话语之上，再加上一些什么的必要了。这不但是新俄文坛的名著，也是李别金斯基个人所有的作品中之最好的杰作。在这一部以后，他也曾写了很多的长篇，如《明日》，《委员》，《在转变中》，但是在艺术的价值上，都及不上这一部。也许李别金斯基此后不会再写出更好的作品了，然而有了这一部《一周间》，他的名字已足够在普洛文学史上永垂不朽了。
这一部书是我在病中译就的，疏忽之处，或有所不免。如果被别人或我自己发现错误时，当陆续有以更正之。
1929年，12月。
《新流月报》第四期编辑后记
《新流月报》第四期，在三期发行以后九个月的现在，总算又呈现到爱护本报的读者诸君的面前了。
所以首先我们就得向读者诸君道歉，并希望读者诸君原谅我们；《新流月报》的中途停顿，我们实在不能负多少责任，它有它的客观的困难，它也有它不得不暂时停顿的环境。
总之，在当日是不得不停，所以我们停顿了；现在是有了重出的机会了，因此我们又把它编了出来。
本期所有的稿件，三之二是在三月间编好的，现因发行的时期迫促，只得就原编稿略加改动付印，内容以及形式双方的不完善的地方务希读者诸君原谅。所有的新的计划，新的改变，在这一期都来不及实现，只有等到五期了。
从第五期起，我们决计把《新流月报》改名为《拓荒者》，内容也大加扩充，在本期的卷首已有了预告，我们还希望读者诸君多多的予以帮助。
从三月末起，因编辑部地址常有变动，以及本社各个人生活的变动，把许多的来稿的地址遗失了，也有些因时期过久怕投寄不到未曾通知。现在在这里特别申明，请帮助我们的稿件的诸君原谅。并希在阳历一九三○年一月底前将前寄稿名，署名，以及地址开示。可用各稿当一一通知，否则当一一退还。一九三○年一月起，来稿无论用与不用，在稿件到后一星期内决定奉复。
我们以无限的热忱，欢迎读者诸君在稿件上以及精神上的援助。
此外，没有什么话要说的了。
翻译小说《此路不通》的篇末附记
在萌芽的第三期上，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中间有指责我的地方：一，我反对重译；二，我不努力从俄文译些作品到中国来。关于后者，我没有多说话的必要，因为我认为我的重要的任务不在于翻译，但是进至今日为止，我究竟译了两三部东西，并且现在还在继续抽出工夫译将下去。关于前者，那我就要说鲁迅先生未免有点武断了。我在什么地方说过反对重译的话？不错，在《东京之旅》里我表示过中国的翻译有许多靠不住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我反对重译。重译究竟比不译为好，这不但我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个中学生未见得会说出：“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来。鲁迅先生武断我反对重译，这岂不是笑话？至于现在有许多翻译令人发生“生硬”和“模糊”之感，这是事实，不必多讳。我想，这并不是重译不重译的问题，而是译者对于原书的理解和他的翻译的技巧的问题。鲁迅先生既然对于翻译很热心，那我就希望他对于此种现象有以纠正之。
《失业以后》前言
中国新兴文学短篇创作选之一
在艰苦的三年的奋斗之中，中国的新兴阶级文艺运动，因着客观条件的成熟，不但获得了它的存在权，而且是渐次的把这一运动的基础植立在被压迫的大众之间了。
在三年来整个运动的进展上，虽不能说是有怎样的惊人的成绩，但它是在幼稚与错误之中，慢慢的生长而且健康起来，而且在每一个阶段上，相当的完成了它的任务，除掉文艺运动上的取消主义者，根本上否定这三年来的运动的意义外，这大概谁个都能理解的事吧。
目前，整个的新兴阶级文艺运动，是更加活泼起来了。它不但一天一天的与整个的新兴阶级政治运动很密接的配合起来，更具体的担负起它的对于新兴阶级解放运动的斗争的任务，而且是通过了仅止“倾向正确”与“意识健全”的要求，走向“情绪的新兴阶级化”的克服的一阶级了。
这一部选集里所选的一些作品自然不能说是怎样健康的，也不能说是完全适应于现阶级的要求的，更不能说是最精粹的选集；然而，这些作品，确实是显示了中国新兴阶级文艺的最初的姿态，从写作的时间上也呈现了三年来的作品的发展的一般形式。
读者诸君，请在这一部选集里，去认取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最初的画像吧！
附记一：
关于这一部选集的分卷与编次，是没有一定的计划的，只要选辑到够一卷的字数的稿件时，就按着各篇的发表时间顺序排印起来。这是希望读者特别注意的。
附记二：
本来很想写一篇比较长一点的序引，因为近来旧病复发，不能工作，只得简单的写下一点随感，作为选集的前言，如果最近病体能够复元，在本书再版时，大概总可重写一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