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也时常这样自问：是什么样的因素和原因使我选择了文学这门“行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没有走上另一种工作岗位呢？
老实说，对于这个看来似乎并不复杂的问题，我确实是很难做出简明的回答来，比如，像鲁迅先生在《呐喊》序文中所曾经如此深刻地揭示过的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原因那样。
假如有人从相反的角度提出问题来，我倒是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出来。比如：我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工程师、数学家或者地质工作者？我想我一定会这样回答说：因为从上中小学时代起，我就是理工学科上的坏学生。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曾经因为数学和理化不及格而留过级。和这一点不无联系的是：我在文科方面的成绩还不错，初中时候就在学校的铅印小报上发表过小散文，高中时期就在小报副刊上刊登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小故事。但是，一直到高中毕业之前，我都没有想过我今后会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更不用说当作家了。
似乎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人的心理素质和生理禀赋上可能有两
种（当然不会止于两种）不同的倾向：有的人长于或者倾向于自然科学，而有的则耽于幻想和倾向于文学艺术。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大科学根据，但觉得对我的生活道路和工作选择的发展趋向来说，倒是基本上相符的。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母亲也是一位时常手不释卷、出身书香门第的有文化的妇女，因此，读书便成为我从小自然养成的一种习惯。大约在十二三岁，我就读遍了家中所有的从《红楼梦》《聊斋志异》到梁启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1]以及别的许多文学作品。大约也是因为这一点，我从此就对学校的理工学科的兴趣越来越淡薄，而对文学作品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了。我大约还应当感谢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他们引导我从十岁左右的时候就接触了当时的新文学。从那时起，鲁迅的《野草》、周作人的《雨天的书》、冰心的《寄小读者》以及我国早期出版的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爱的教育》）便在我的思想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注入了人道主义的甘露。我在小学和初中的两位语文老师，现在都还健在，都已经八十多岁了。我至今非常感谢他们。他们本身都不是作家，却是我的文学生活中最早的启蒙老师。
就是这两位善良的、并非文学家的普通教师，在他们青年时代在一个耽于幻想、性情温和而又胸无大志的孩子眼前打开了一扇门——一扇熠熠发光的新文学之门。然而，这扇门，对我来说，不像古老的《圣经》里创造过的一个词，是一扇“窄的门”。我自以为我将走进这道门，却在门前长久逡巡不前，有好几年的时间不知如何跨进这道狭窄的门，而走进真正的文学天地。
我的父亲冯承钧是在欧洲的法国和比利时完成他的学业并且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他是一个具有中国人的正直、善良、诚挚的传统美德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很严肃的，有时甚至到了严厉的程度，然而对于子女教育的主张，却具有一种西方的民主精神。他希望孩子们勤学向上，正直做人，至于孩子们将来要走什么道路，他却是相当宽厚，从不强行做出强加于人的规定。他曾经希望他的五个儿子都读完大学，至少其中有一两个人能把他的事业继承下来；后来多少做到了这一点的是我的大哥冯先恕和最小的弟弟冯先铭。前者是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很器重的学生，但不幸在三十岁时便夭亡了；后者后来则成为一个在陶瓷史上颇有造诣的学者。我父亲曾希望我成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并且劝我在上大学时报考植物系（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种怪念头），但后来看到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低能，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曾经偶然看到我写的一篇散文和翻译的一篇小故事，我从他状似首肯的表情上看，感到他对于我在十四五岁时便达到了文字清通的程度是很满意的，不过他从不形之于色，只是以后再也不曾因为我在数理化课程上考不及格而责备我了。
我的父亲在中年时期便患了一种神经系统的病，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很难执笔作书，这对于一个靠著作和学术研究为生的人来说是很艰难的，也是很痛苦的。他出版的许多著作，都是靠他口述，由孩子们用笔记录下来，再由他修改而定稿成书的。这个任务，在很多时候便落在我和大哥的身上。我至今还记得我用笔记录他译注的《马可波罗行纪》时候的情景。在他面前堆满了这本著作的原文本和法文、英文、日文译本。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这样一页一页写下去。老实说，当我一页一页地记录着这本著作时，我对它其实是没有多少理解和兴趣的，但是，我逐渐感到，在把我父亲口述的语言转成书面文字时，我做得越来越熟练和得心应手了。我也感觉到父亲对这一点似乎很满意，因而他后来要我帮他记录译文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当时，我曾经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多少影响和妨碍了我个人爱好活动的负担，然而，后来，当我开始有些自觉地想要在文学和文字表达能力上下些功夫的时候，我突然悟到，我过去认为是额外负担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对我大有好处的事情；至少，在那以后，当我在学习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时，中国的古代诗文对我似乎变得不那么困难了。我逐渐学会了用通畅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见闻的初步能力。
上面讲到的一切，能够成为我后来何以走上文学道路的一种合理的回答和解释吗？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但是，有一点却无疑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一个人的文化教养以及他少年时期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氛围，对于他后来能不能够成为作家，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二
读书帮助我认识了文学，接近了文学，但是，真正使我下决心和有勇气跨进文学的那座“窄的门”的，却不是读书，而是生活。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我在这座文化古城接受了我的文化教养，一直到十八岁高中毕业。在三十年代初期，在我的记忆里，北京（那时叫北平）是一座幽静的、朴实的、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但是，在我开始懂事并且努力理解生活的时候，我却发现：这座有着非凡的古典美的魅力的城市，好像正匍匐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在这座安静、美丽的古城中，出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郁闷的气氛。时代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提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并且装进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所活动的以青少年为主的社会圈子里，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衡量一个人的品德情操的主要标志。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之中，我很自然地投入了当时在北京兴起的波涛汹涌般的爱国学生运动。也可以这样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促使我、推动我在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关键时刻，向着我后来决心终身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跨越了一大步，也向着我自以为和自己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文学事业跨越了一大步。这主要表现在：直到此刻，我才开始明白了文学还有新旧文学之分，还有进步的、革命的文学和其他种种文学之分。文学，原来是同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密切连接在一起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活动。
我有了一点点进步，但还不能说我已经真正跨进了文学路上的那座“窄的门”。因此，我虽然热衷于文学，却还没有立志成为一个文学家，也不知怎样才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
在“一二·九”运动的行列里，我可以算得上是个积极分子，但无论从思想觉悟或者理论修养方面来看，我那时还只是个很幼稚的热血少年。我在北京几乎参加了从“一二·九”开始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受过国民党军警的水龙头和棍棒的冲击，并且在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我开始懂得了文学并不只是一种可以给人以精神感染的美的享受，并且开始懂得了：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兴趣和精力，逐渐从对屠格涅夫、哈代的长篇小说和何其芳的散文的迷恋，转入到“民先”和同学间组织的读书会的活动上来。这些读书会的活动，回想起来有点像是解放以后的“读书班”。我们热忱地阅读的书，不但有上海出版的进步书刊，而且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显然是从地下党那里秘密传送过来的关于中国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油印小册子。我们也经常举行学习讨论会，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是如何参加实际的抗日活动以及一旦北京沦陷以后我们应当怎么办的问题。
“七七事变”以后，我的伙伴们大部分都在地下党的组织下撤退到大后方去了，而我却偏偏在这时患上了很严重的结核性肋膜炎，不得不滞留在沦陷的北京城。“民先”的伙伴中也有几个人没有来得及撤离北京，于是，我们就组织了另外的“读书会”。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的危险，我们的读书活动带上了更为浓厚的文学色彩。在半年多当中，我读了许多中国和外国的文学作品，并且开始自觉地学习写作。我没有想到写出来的东西将会产生怎样的作用，不过，我在勤恳学习的时候，心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念头：一旦我能逃出北京到解放区去，我所能做的事情，恐怕就只有靠这支笔了。如果可能，我一定要通过写作，来把拥塞在我心中的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倾吐出来。
只是在这时，我才可以说，我在文学之路上开始起步，而且比较认真地考虑如何才能跨进那座文学的“窄的门”，走上真正的文学之路。
三
1938年春天，我终于逃离北京，通过“民先”的安排来到冀中解放区。我渴望从事文学工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志愿都未能实现。我用绝对真诚的感情写了一些短诗和散文，但看过的人却说：我的文字很流畅，但从这些诗文当中还看不出我能够成为一个作家的迹象！这些评语和我的中小学老师对我的作文所做的评语差不多。
就在我几乎要丧失了对从事文学工作的信心的时候，我和一些青年一道被送到延安去学习。我开始体验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生活。长时间地在根据地之间长途行军，使我领略了实际的战士生活和书本上描写的战士生活之间的差别。我学会了背着背包夜行军和过封锁线，学会了上山砍柴和野营做饭，学会了忍饥耐渴和适应各种各样过去从未想象过的艰苦生活；我觉得自己几乎变了一个人。但是，有一天我却无意中听到了一个老战士（我的同行伙伴）对我的“评语”：“这是一个典型的忧郁型的小资产阶级！”
由此，我深深地体验到：要想把自己塑造成为符合自己理想的人，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仍然不想放弃我的志愿；我顽强地认为，除了搞文学以外，恐怕没有适合我做的工作。到了延安以后，我和一个北京同学一道去报考鲁艺：他报考的音乐系，高高地考中了；我报考的文学系，却名落孙山。这时，我才懊丧地领悟到：要跨进文学的“窄的门”，光靠热情的愿望，而没有刻苦不懈的追求，恐怕是不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执拗地认定：我也许没有足够的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但是我就不相信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在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是用心地阅读找得到的一切文学书籍，几乎每天都试着用自己以为优美的文字把自己的思想记下来。我的固执没有白费。不久以后，我终于在另一次报考中考上了鲁艺文学系，而且被认为是这一批考生当中水平很不错的。当时的主考是何其芳同志，他向我提问了几个关于文学的知识性问题，我照我的理解回答了。然后是笔试：要我在一个小时内写出一篇人物速写来。恰巧我刚刚读过法国纪德写过的一篇散文《描写自己》，我也就写了一篇一千字的题名为《自画像》的散文。我完全没有想到，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显然还很幼稚的文章居然大为赞赏，他拍着我的肩膀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行了，你考上了。你的题目选得好，以后考生的作文就都用这个题目。”
那时，我简直有一种近于幸福的感觉。我当时把鲁艺文学系看成是一座文学殿堂，以为一旦考上了就可以—步跨进文学的门槛。我下定决心勤奋读书，来补偿一下由于抗战爆发而丧失了的上大学的机会。在人们眼光里鲁艺是一座正规的艺术大学，而那时我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才上大学，太晚了！
我在鲁艺学习和工作了四年，这四年的生活和学习，至今仍然时常引起我甜蜜的回忆。我从当时主持鲁艺文学系或者讲过课的前辈作家，如茅盾、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等同志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教益。从1940年起，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诗文，那多半是学习中的作业，由何其芳同志挑选出来寄到大后方报刊上发表的。也是从这时起，我的兴趣从诗歌、散文转到了评论方面来。我着迷似的阅读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那时鲁艺虽然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小图书馆，但是想要借到想看的书籍却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于是，我们就采取抄写和摘录的办法，把一些自己喜爱的作品抄在本子上：这是一个笨拙的但却常常是效果显著的办法。因此，我与同学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几本自己手抄的世界名作，以备朝夕读诵之用。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这样说：直到这时，我才勉强地跨进了文学事业的“窄的门”。我所以要不太确切地借用《圣经》上的这个典故，无非是想借此表明：一个人想要走上文学之路，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需要有足够的文化准备和孜孜不倦的实践和追求；他需要有坚强的信念，而这个信念，只有同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进程相吻合，只有与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结合的时候，才能成为促使一个人在文学之路上迈步前进的动力。
我之所以认为直到这时我才算开始跨进了文学之门，还因为：在鲁艺生活和学习的四年，除了使我获得了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当具备的文化知识素养以外，还使我明白了，在跨进文学之门以后，还有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如何进一步确立一个进门之后的前进道路问题。这就是说，我已经跨进了对我来说原来是高不可攀的那座“窄的门”，但接着要我回答、要我选择的是：究竟什么样的道路，才是一条宽广的正确的文学之路。有人也许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但在那个年代里，这却是一个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在鲁艺的四年间，我读过各式各样的书，听过许多观点各不相同的课程，迷恋过许多不同流派作家的作品。我曾经十分起劲地研读过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瓦勒里、玛拉美的诗，也非常真诚地为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所激动。而有一个时期，我则认真地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马、恩、列以及高尔基和鲁迅关于文学的理论著述。在这段时间，我也参加了许多过去从未参加过的体力劳动和生活体验：我开过荒，纺过线，到工厂和农村访问过，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还认认真真地到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的连队里当过一年的战士——不是下连体验生活的战士，而是每天出操练兵、站岗放哨和生产劳动的普通一兵。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不能不认真地严肃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我所孜孜以求的这个“文学事业”，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何谓文学？”这个问题在文学史上已经讨论了上千年，现在，又提到了我的面前。原来，我曾经梦想过成为一个生活在称心如意的环境里闭门著书的作家，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种想法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抗日战争摧毁了我这个可笑的幻梦。时代把我推进了现实生活的激流，促使我睁开了眼睛并且必须冷静地思索一下，我头脑中向往的文学之路，究竟应当是一条曲折狭窄的小径，还是应当是一条宽广的道路，一条和广大人民并肩前进的宽广的历史发展的必由之径。
我从毛泽东1942年在鲁艺所作的一次报告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那天似乎很有兴致，用了两个小时对我们这一群围坐在他周围的小青年讨论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基本看法。我应当说，对于他的那次讲话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很清了；但有一点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显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里吸取了一些正确的观点并且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挥，比如，他提出了“生活即美”“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的看法，同时又强调了一个作家同时还应当具有进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论断。他说，鲁艺是个很好的学校，可以使你们获得许多知识，但鲁艺还是个很小的地方，你们生活着的这座教堂[2]，还只是个小圈子，因此，只是个小鲁艺。你们也应当到大鲁艺中去生活，去体验，去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受人民欢迎的作家艺术家。我必须承认，毛泽东当时所说的这番看来似乎很浅显的话，却使我产生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我突然感到：我为自己所选择的文学道路，实在是太狭小了。我应当走上一条更加宽广的和生活的脉搏、和人民的呼吸息息相通的文学道路，从此以后，我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重视，明显地有了更大的发自由衷的热情。从此以后，我在接受任何分配给我的任务（比如生产劳动、下乡体验生活、采访英模人物）时，不再有那种被动的勉强的情绪了。我发现，我比过去更加热爱我所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虽然艰苦但却非常美好的生活了。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之下接受了要我下连当兵的任务的。我就是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推动下，接受了调我到《解放日报》当文学编辑的任务的（我当了将近三年的编辑，在博古、陆定一、艾思奇等同志的帮助下学到了许多我在鲁艺和南泥湾连队中所不曾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我就是在这样的感情的激励下，接受了调我到当时正在山西进行解放战争的陈赓部队担任前线记者的任务，并从此开始了我的历时三年半的解放全中国的战争生活历程的。
我在1 94 6年底离开延安到前方去。在这之前的几年当中，我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不少散文、评论、杂文和少量的诗。这些作品都还没有脱离开一个初学写作者所具有的水平。但是我自问并且自信：我十分艰难地跨进了文学的“窄的门”，而现在，我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永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宽广的文学道路。我从来都不认为我具备可以成为大作家的条件，但是，我却始终认为，我为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而且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改变它。
四
三年半的解放战争，我都是以新华社前线记者的身份度过的。因此，在这三年半当中，我只写过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成了一个地道的新闻记者。我过去曾经当过兵，受过训练，打过靶，但我却从来没有打过仗。1946年底，我在一支很著名的解放军部队里，接受了我的战争生活的第一课。战士们似乎对我很满意，因为他们发现：我这个记者不像有的记者那样，平常住在上级指挥部里，只有打完仗之后才到连队来采访。我这个新来的记者，虽然很不熟悉战争生活，却愿意生活在战士之中，有时还跑到前沿阵地去和他们聊天，因此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对我有某种好感。我并不认为我是个勇敢的人，但是，当我在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团长的指引下开始学会怎样适应战斗生活（包括怎样隐蔽自己，怎样随同突击部队俯身跟进，怎样和攻坚部队攀登攻城的云梯等等）之后，我就发现，我对于我正在参与的战斗生活并没有什么畏惧情绪。相反地，每当参加一次或大或小的战斗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和严肃的感情：我没有理由不同这些可爱的战士们同生死、共命运；我应当同他们同甘共苦，必要时也可以奉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的这种感情绝对是真挚的，而且也绝没有任何虚夸成分。我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整个解放战争当中，我所在的这支部队所进行的每一次重要战役的主要战斗，我大部分都参加了，而且大部分都是生活在主攻部队。这其中，包括了晋南战役、抢渡黄河战役、平汉战役、解放洛阳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南昌战役和广州战役……以至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滇南战役。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没有怎么想到文学方面的事。我的全部工作，是行军、作战、采访、写报道、编辑表彰英雄人物的小册子，以及辅导一群有志于写作的青年战士学习写作，帮助他们成为能够独立工作的业余作者。我偶尔也想到过文学，但那只不过是在头脑中有时会闪出的念头：作为这一段辉煌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是多么热望有一天会产生出一批能够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创造的英雄业绩的史诗式的文学作品来啊！我也朦胧地意识到：这样的作品，不会出自我的手笔，但是，我可以利用我的经历和我的微薄的能力，促进和帮助这类作品尽快出现。同时，我也开始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那么，我就应当通过我的工作（包括文学组织工作和文学评论工作），为发现和培育新一代青年文学工作者尽快地走上宽广坚实的文学之路而做出我力所能及的贡献来。
这一点，在全国解放后的好几年当中，几乎成为我在工作和写作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我的实际思想是：如果我写不出好作品和成不了大作家，我就应当帮助别人写出好作品并且帮助那些有才华的青年人尽可能快地进入到文坛中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西南边疆的云南工作过七八年，加上后来又陆续到边疆地区进行过几次比较长时间的访问，我在云南这块我过去几乎是毫无所知的土地上前后生活过十年左右时间。可以说，我刚一随军经过万里征程最后来到云南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块土地，爱上了生活、战斗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我大约可以不无自豪地说：在我知道的作家当中，大概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跑遍了从滇东南、滇西南到滇西北的长达几千公里的边防地带的。最初，我到边疆访问是怀着两个目的：一个是带领一批有志于文学写作的年轻人到边防连队和边陲地带去进行生活体验和创作实习；另一个是我自己想通过对这片被称为“美丽、神奇、丰富”的地区的了解，来创作一些以前人们还很少接触过的生活内容为题材的散文作品。前者似乎取得了超乎我意料的成果：在短短几年中，在云南部队中出现了一批以反映边疆斗争生活为特色的很有才华的作品和作者，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现在已经成为颇有成就的作家了。他们取得的成就当然首先应当归功于他们自己勤奋学习和不畏艰辛深入生活的精神；但同时，也证明了我和我的同事们所采取的这种做法还是可取的。关于后者，即我的创作计划，则近于乏善可陈；因为我虽然不辞辛劳地先后到云南边疆地区跋涉了好几万里，至今却只出版了一本描写我的边地见闻的小书《滇云揽胜记》。但至少有两点还是聊可自慰的：第一，这本书至今还可以给那些对云南边疆感兴趣的作家和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知识，并且可以起到一些向导作用。第二，这本书中所写到的一些地区，在我去过之前，几乎可以说还从来没有人涉足过和描写过。比如，在去年曾经兴起过一阵长江漂流热，其中的热点是金沙江的虎跳峡。其实，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就和一些部队青年在虎跳峡及其北岸的哈巴雪山攀登过和跋涉过，而且写出了第一篇比较真实细微地描绘了虎跳峡的壮丽风光的作品。这篇作品没有受到文学界的注意，却引起了云南省副省长张冲同志和水利部门的重视。我后来发现，在张冲的直接指示下，这篇散文被印成了一份文件，分发给水利和地质部门。我对此感到特别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很高的褒奖，比起受到批评家们通过评论文字所做的不着边际的赞扬实在要重要得多。
但是，这一切，比起我在云南所体验和了解到的，毕竟是太单薄了。因此，尽管我现在还没有从工作岗位上退到二线来，工作还很冗杂繁忙，但是，我肯定还会写出另外的关于云南边疆生活的作品来，对此，我将竭尽全力。
五
我在1956年底，因患脓胸到北京来做了开胸的大手术（这是一次延续了九个小时的大手术）。我从此就留在了北京，在老朋友郭小川等人的怂恿下，来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算来，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十年了。由于在此以前我一直在部队做文化领导工作，很少写作，因此，到作协来工作，使我有一种重操旧业的感觉。起初，我当过一年半的《新观察》的主编，后来，又调到了《文艺报》，由此，我的主要注意力又转回到四十年代曾一度使我十分迷恋的文艺评论工作上来。除“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在二十年当中，除了偶然写一些散文以外，我所写作的，大都是有关文学和戏剧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编印成几本评论文集。因此，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在人们的心目中，被看成是一个评论家，我后来被任命为《文艺报》的主编，大约也是这个缘故。其实，我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评论家，因为占据了我大部分工作时间的，并不是写作，而是文学编辑工作、组织工作以及对于新生的幼苗的扶植工作。我对于自己的写作，并没有抱有很高的期望。我的奋斗目标仍然和过去一样。由于我自知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大理论家，因此，我把自己的工作范围经常界定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即，我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主要力量放在坚持和宣传我自认为正确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思想上，放在对于文学新人和文学新作的发现和培育上。我认为，我在这方面还是尽了一些微薄的力量和取得了一些成果。因此，在我和许多中青年作家之间，尽管有时也会在某些观点上出现一些分歧，却一直保持着一种热情相待和真诚相处的友谊关系。我为此感到欣慰。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我由于和侯金镜以及另外一些老战友议论和诅咒过林彪和江青的罪行，曾经被扣上过“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并且在将近十年的时间中被剥夺了党员乃至公民的权利。在1971年我母亲病危的时刻，渴望见见正在湖北干校劳动的两个儿子。我拿着来自北京的急电去请探亲假，却被冷酷地拒绝了，理由是：“你是被专政对象，没有权利探什么亲！”过了两天，我的母亲就在没有子女在身旁的孤独中含恨去世了。1972年，我终于因病（也因为我的诅咒林彪的罪名不再能够成立了）被允许提前离校返京。当我返回到我在北京的那间堆满尘垢、四壁萧然的小房子里的时候，我对那场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运动，除了具有一种悲愤的感情以外，同时还进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清醒的沉思的心境之中。我开始认为，我不能再长久地作为一个被迫害、被欺凌者这样“安分守己”地生活下去。我应当寻找可能的途径，为我们这个正在被摧毁、被毒化的事业，这个千百万仁人志士为之流血牺牲而现在正在濒临覆亡的崇高事业进行更积极的战斗。我不愿意再做一个但求自己获得苟安的弱者，虽然我自知这样做会是很危险的。这其后，除了有一年时间我因为于会泳等人的追索而不得不逃避和躲藏在我所熟悉的云南边防部队中以外，我开始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做起我们认为应当做的事情来，比如，设法把我们知道的情况和材料通过隐秘的途径传给我们所信任的老一辈革命家那里去，以便能够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江青一伙在文艺战线上的倒行逆施起到一些哪怕是微小的抵制和抗争。在这期间，我也开始比较全面地对1949年以来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进行了思考和探讨，用现在的用语来说就是“反思”。我觉得我开始有了一些逐渐明朗的看法。我认为，我有责任尽我自己微小的力量，在必将出现的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战斗中，持有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态度。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之中迎来了“四人帮”的垮台，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诞生的。在那以后，我所写的评论文章，我多次发表的关于文艺方针、文艺思想的讲话，都是在这种思想和这种感情的支配下写出来和说出来的。我写了不少文章，讲了不少经过认真思考才说出来的话。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中肯的，有一些也可能并不十分精当，但我认为它们都真实地反映了我的认识和我的信念，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工作者在文学道路上探索前进的思想历程。
无论是在延安时期、战争时期，或是党的十三大胜利举行的时刻，我都坚持认为：我为自己所选择的理想、信念和文学道路，不会动摇，更不会改变，但是，我必须和时代一同前进，和人们一同前进。因此，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确立的时期，还是在十三大的光辉旗帜的鼓舞之下，我都有一种心情，这就是：我应当在自己走过的虽然宽阔、却不无曲折的道路的路标旁，进行认真的再思索、再认识，同时把它当作再前进的一个新的起点。我已经到了不是老之将至、而是老之已至的年龄，但我希望我的精神还将是永远年轻的、富有活力的。
1987年11月27日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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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多译为《十五少年漂流记》。——编者注
[2] 当时鲁艺的校舍，是设立在一座天主教教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