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于北京家中
我的三个故乡
按照传统的说法，每个人只有一个生我养我的故乡。但我一直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愫：我有三个故乡。
我的父亲和我的生母（她在我五岁那年就去世了，因此，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了）都是南方人，一直到我参加革命第一次填写表格的时候，我在“籍贯”那一栏上填写的都是湖北。而我却生长在北京。从我出生在北京西部一所古老的四合院起，到我十九岁高中毕业那年，怀着追求真理的热忱投奔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为止，我从未离开过北京一天。应当说，我的性格、气质、文化素养乃至生活习惯，都是在北京形成的。因此，我理所当然地把北京看作是我的第一故乡。无论是革命生活或是文学生涯，我都是从北京起步的。北京（那时的北京，可真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气氛的令人永远怀念的文化古都），把我哺育成为一个坚定而虔诚的爱国主义者。北京的源于“五四运动”的浓烈的文化氛围，使我开始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大约是在我十七岁那年，在北京一家报纸上，我创作的一篇文章和一篇从英文翻译的反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散文，第一次以铅字的形式印了出来，从而加强了我对文学的向往。我参加了在北京发生的“一二·九”运动，它使我在热血沸腾的同时，进一步获得了尽管仍然有些模糊不清却无疑是纯洁而美好的革命理想。从此，我成为一名在革命文学事业上坚定不移的无愧无悔的追求者和跋涉者。
随后，我在经历了三个月的辗转行军的艰辛旅程之后，来到了延安。大概可以说，只有在抵达延安，并且在那里度过了八年时光（这是一个人一生中不可再得的黄金岁月），我才发现，在那之前，我只不过是一个真诚然而不免幼稚和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我在延安度过了也许是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读了许多书，懂得了许多事情，结识了许多真正的朋友，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教益的历史知识。这一切，一直是使我一生中得以顺利度过艰难而坎坷的生活历程和心灵历程的精神支柱。我在延安鲁艺学习时期，在老一辈作家茅盾、周扬、何其芳等人的关怀教诲下所获得的文学知识和理论知识，为我以后的文学生活实践提供了我永远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和鼓舞的基础。在延安，那种真正的同志与朋友之间的坦诚相待、亲密无间、互信互助的人际关系，使我在无论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会产生一种无限怀念的激动而甜蜜的感情。我在这种生活的熏陶和感染下，从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少年，长成为一个树立了自己坚定信念的成年人。
当解放战争开始，延安沦于敌手，我成为一名新华社的前线记者，并且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征战生涯时，我始终把那看作是我延安生活的一种延伸和继续。我虽然离开了延安，而且一直到四十五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又一次回到延安，但是，长时期以来，延安的灯火，却始终在我心中闪亮，从未熄灭过。
因此，我把延安视为我的第二故乡，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解放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的时刻，我作为一名记者和部队文化工作者，长途跋涉八千里，最后来到遥远的边疆——云南。直到那时，云南对我来说还是一片陌生到几乎一无所知的土地。
但是，随后我就在这片被称为“彩云之南”的边疆地区，前后生活和工作了十年。云南的独具风采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云南的带有神奇色彩的各族人民纯朴敦厚的民情习俗，云南的边疆战士的感人肺腑的献身精神，云南的热带森林和雪山峡谷，云南的高山湖泊和飞瀑流泉，云南雄奇浩荡的江河巨流和异彩缤纷的美妙风光，云南的诡谲奇幻的云和绚丽多彩的花，以及世代生活在长达数千里边陲地带的各族人民对于祖国的拳拳深情……这一切，对于我这个来自北方的外来者，都具有一种巨大的无法抵御的神奇魅力。我曾经长年累月地奔波于从滇东南到滇西北漫长而又令人目不暇接的边疆山川大地。我在云南结识了那么多的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获得了那么多的在别处无法得到的经历和知识。我甚至可以毫无愧色地把自己看成是半个云南人，以至于许多朋友都认为在我心中有着一种近于痴迷的“云南情结”，一种对于云南和云南人民之间难以割断的心灵上的联系。即使是在我已经步入老年之后，也总是不会放弃任何一次重访云南的机会，从中获取又一次感情与心灵上的欣悦。
因此，我把云南看作是我的又一个故乡，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血管中流动着的，既有北京和延安的血液，也有云南的血液。它们已经融会在一起，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整体。
也因此，我可以高兴而自豪地说：我有三个故乡。
1994年5月于杭州旅次
（原载《太阳》1994年第4期）
丰盛胡同——我从这里起步
我出生在北京。直到抗战开始北京（那时叫北平）沦陷后不久，我离家出走之前，我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过十八年。我家先后住过的五个胡同，都在西四牌楼以西相距不远的地带。这些胡同时常使我产生温馨、欢快或是感伤的回忆；这些基本上属于“城西旧事”的梦幻般的回忆，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多日渐淡薄了，唯有那第五条胡同，也就是我逃离日寇追捕的魔爪、奔向解放区和延安前所居住的那条胡同，所留给我的记忆，却是使我铭记难忘的。
这条胡同是西城丰盛胡同。
丰盛胡同是一条在整个北京西城区都数得上的大胡同。由于这条胡同有两所中学，有几处旧军阀和达官显宦居住的大宅院，有几家大门前还留有上马石的已经败落的阀阅之家，有排列在路边的繁茂成行的老槐树，而且有早在三十年代初就铺成的柏油马路；这在北京的胡同里是很少见的。这对于当时的我——一个刚上高中又长久住在小胡同里的少年，无异于是一处广阔的自由天地。
更主要的，是我在这条胡同里开始懂得了一点世事，知道了一些如何做人的道理，选择并且决定了自己将要为之献身而且毕生无悔的生活目标。
在我家搬到丰盛胡同居住前不久，我刚刚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那时，我只是个开始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热血少年。搬到丰盛胡同之后不久，就在学校接受了进步的文学观和社会观的影响，参加了革命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从此，我就几乎每天都要从我家所住的那所四合院的大红门门槛上迈进迈出，骑着自行车，在丰盛胡同的平滑路面上跑来跑去；除了上学以外，就是参加“民先”的小组活动。我所在的小组活动的秘密地点，一处在我家附近的中千章胡同我的两位同学家里，从我家骑车向西穿过十八半截胡同和前泥洼胡同，五分钟就到；第二处就在我家后院我所住的那排大而空旷的北屋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几个队友几乎成天聚在一起读书（斯诺的《西行漫记》就是在那段时间读到的），传看一些油印文件，开讨论会，唱救亡歌曲；再就是参加学联和“民先”组织的以各种名义举行的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几乎每次游行都要从丰盛胡同穿过，因为这条胡同的东口有一所由国民党反动校长统治着的著名中学，隔两道门就是后来当了汉奸的军阀石友三的“官邸”。游行队伍每次走过那里，口号声就喊得分外激烈。当然，有时也不免受到挫折，有一次，大约是纪念“五四运动”的游行示威，就在那里遭到了手持大刀和警棍的军警的袭击，队伍被打散，我的自行车车闸被打坏了，插在车把上的标语小旗也被打碎了。我推着车冲出丰盛胡同东口，转到西四南大街，然后又熟练地向左拐进西兵马司（我就是在这条胡同出生的），再走几步就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回想起来，在那段岁月里，北平虽然已是黑云压城，郁闷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我却感到活得分外自在，颇有一点“以天下为己任”而又无所畏惧的豪迈气概。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是我一生中的一段想起来就令人神往的日子。实际上也确乎如此。因为就是在那段岁月里，我为自己找到了我注定要为其奋斗一生的生活之路。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就沦陷了。我因为患上了很严重的结核性肋膜炎，不可能同多数同学和队友一起撤退到大后方，而不得不在黑暗的北京城里滞留了好几个月。按照“民先”组织上的安排，我和另外几位青年朋友被组成另外的小组，在北京继续进行地下抗日活动和组织学习，伺机逃离到京西或冀中的抗日根据地去。活动地点一个仍然在中千章胡同，一个就在我家。就在这段时间，我阅读了许多过去想读而读不到的书；因为撤离到大后方的许多朋友和队友把他们珍藏的一些革命书籍（包括许多文学作品），几乎都集中到我家——我把它们装在一只大木箱里，藏在床下，随时可以取来阅读。
风声日紧，敌人对“抗日分子”的搜捕活动也时有耳闻。我们开始通过“民先”的地下关系要求尽早逃离北京，撤到抗日根据地去。1938年5月上旬，我被朋友们告知：由于我们的活动已引起敌特人员的注意，组织上已为我作出了安排：要我和几位同志一道，化装成一个还乡的地主家庭成员，在5月13日上午搭乘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从廊坊下车，然后步行到冀中根据地去。
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个喜讯，但对于一个刚过十八岁的小青年来说，又是一件从未经历过的大事。我要做的第一件准备工作，是和队友陈先艺（就是后来的音乐家陈紫）把那一大箱可能使人遭遇不测的革命书籍运送到一个不会危及人们安全的地方。我找到丰盛胡同的一位和我家关系很好的人力车夫老常，请他帮我把这个箱子拉到前门外的一家荒废无人的会馆去，他慨然答允了。于是，在一天清晨，老常拉车在前，穿过已是军警林立的丰盛胡同，我和陈紫骑车远随于后。感谢这位人力车夫的镇静和机警，任务顺利地完成了。我想给老常一块大洋作为这次冒险行动的报酬，他坚决拒绝了，并且面有嗔色地说：“三少爷，我知道，你们这是做爱国的好事，您要是给我钱不是打我的脸吗？”我行三，丰盛胡同的许多人都叫我“老三”或者“三少爷”。但直到这时，在为这个普通劳动者的崇高行为充满感激之情的同时，对于这个习以为常的称呼，我才第一次打心里感到羞愧无比。
万万没有想到，次日凌晨，一群日本宪兵就如同强盗般地闯进我的家，进行粗暴的搜查。当我看到两个日本宪兵撞开我的房门，一边号叫着一边翻箱倒柜地检查的时候，我立刻惊呆了。我心里的头一个念头是：这回完了。因为我还有一包在那时足以使人送命的油印小册子放在枕头芯里，原来打算早晨起来就立刻烧掉的，没有想到噩运这样快这样巧就降临到我的头上（这包油印文件中别的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一篇是介绍毛泽东刚发表不久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讲话精神的）。正当我陷于绝望的时刻，我家的一位用人——小名叫牛子的青年人，突然推门而入，身穿长衫，手里端着放有三杯茶的瓷盘，彬彬有礼地先送给那两个不懂中国话的日本宪兵，又恭敬地送给我一杯，做出一种大家规范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招居然起了作用，那两个颐指气使的日本兵立刻变得客气了，还说了一声“多莫”（日文“谢谢”）。就在他们从我的卧室转向东耳房去继续搜查的那一瞬间，我飞快地从枕芯中抽出那一包要命的东西捅给装模作样的牛子，他立刻会意，马上把它揣进怀中转身而去，自然而又机敏（后来他告诉我，他知道这包东西的严重性，立刻就把它埋在我家厨房的灶坑里了）。
这样，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我居然侥幸地奇迹般地避免了一场灾难，化险为夷了。敌人没有搜查出任何可疑的东西，也就扬长而去。而这件事，也使我对牛子——一个目不识丁的年轻人，永远怀有一种感念之情。
但是，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我是再也不能停留一天了。那天正好是约好了次日就要出走的5月12日。晚饭后，我在灯下给我父亲写了一封辞别的信，夹在当时我正在阅读的一本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然后着手进行出走的准备工作。
5月13日凌晨，我轻轻地走出房门，绕过我父亲的卧室，然后，最后一次推开我家的大红门，走上由丰盛胡同东去的道路。送我坐车去北京西车站和同伴们会合的，仍然是那位同情革命而又老是称我为“三少爷”的人力车夫老常。我身上穿着一件海蓝色绸长衫，颈上围着一条白丝巾，手上提着一个花书包，油头粉面，完全是一副京城纨绔子弟模样。人力车缓缓地沿着丰盛胡同的马路前行，看着那些古老的建筑，那些刚刚吐出新绿的老槐树，看着那条我曾经奔跑过千百次的平坦笔直、浓荫蔽日的胡同，我有一种复杂的说不出的心境，一种混合着激动、悲伤、惶惑和一往无前的决心的感情。但当我走出丰盛胡同，对它做最后一瞥的时候，我却流出了眼泪；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竟然想不出我应当对它说一声“再见”或者是“永别”。在我眼前虽然闪耀着美好的希望之光，但也萦绕着许多未知数，甚至布满了在那时谁也无法预见的陷阱乃至于深渊！
但是，我毕竟是怀着一种惜别和感激的心情离开了丰盛胡同的，因为，正是从这条平凡而又美好的胡同里，我迈开了我人生之旅的头一步！
1994年3月23日
（原载《大学生》1994年第10期）
延河边上的黄昏
从1939年底到1943年，我在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后来被简称为“鲁艺”）生活和学习过四年左右时间。那时，我是一个刚过二十岁的、一脑子朦胧的幻想而又正在选择自己打算为之献身的生活道路的小青年，鲁艺那时刚从延安的北门外迁移到延安东郊四公里处的一个叫作“桥儿沟”的地方。这是一个只有一条小街道和几十户人家的小镇，然而却有着一座用花岗石建造的哥特式风格的天主教堂。那时，这座教堂大约是延安方圆几十里内的最为辉煌的建筑物了。鲁艺的校舍便设立在这座教堂以及它附近的一片地区内。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它就地处当年水流量还很大的、常常也是很清澈的延河之滨。
我发现，我很快便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我也发现，当时和我同时在这里生活和学习的许多同龄人和同代人，也都很喜欢这个地方。我说的同代人，也包括了当时的学校负责人和教师们，虽然当时他们已经是我的前辈，但其实也都是只有三十岁左右年纪的年轻人。我认识当时鲁艺的副院长周扬同志的时候，我感到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学者和领导人，其实他那时只有三十一二岁。而当时的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同志，也只有二十七八岁。
鲁艺的生活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丰富的甚至是甜蜜的回忆。那里有着一种宁静、和谐、热烈、纯净、友善和好学的气氛。这种能够对知识青年产生相当强烈的精神感染力量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气氛，是我在别处很难看到的。鲁艺有一个藏书相当丰富的图书馆，这一点，至今对我说来都是个谜。在那样边远偏僻的山沟里，居然拥有即使是现在看来也应当算是相当完备的关于文艺方面的藏书。你在那里几乎可以找到当时国内已经出版的大部分的新文学书籍和报刊，包括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许多最早的新文学刊物。
书很多，但要看书的人也很多。于是，那时占据了我们相当多时间的工作，便是抄书。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笔记本，在那上面用蝇头小字抄满了自己所喜爱的、但是图书馆里只有孤本的一些文学名著。我曾经有一个时期想钻研一下散文写作，于是我便把当时可以找到的堪称散文范本的一些散文：从法国的蒙田、美国的爱默生到西班牙的巴罗哈和阿左林的散文代表作，都抄在本子上，朝夕讽诵。我曾经有一本手抄的梅里美的散文《西班牙书简》（全文大约有五万字）和都德的《磨房书简》的选本，直到解放战争期间才遗失掉。这完全是个笨办法，但是，我必须说，我从这种笨办法当中获益良多。至少，它帮助我克服了我少年时期的那种虽然喜欢广览群书却常常满足于浅尝辄止的毛病。
延安的桥儿沟在延安是个有名的地方，然而却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风景。它的两面都是布满了蜂窝似的土窑的荒山。但是，我在静静地流淌的延水之滨所度过的无数个黄昏，却是我一生之中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最难忘的黄昏。
除了夏天山洪暴发的时候，延河水都是平静清澈的。在大部分地段，河水不深，人们常常可以涉水过河。但在桥儿沟西边不远的一座山崖前，延河形成了一个水湾，这里的水很深，我们游泳的时候甚至可以从岸上做跳水动作。平时，我们在延河边洗衣服、洗脚；夏天，我们在延河里洗澡和游泳；冬天，我们在延河上滑冰，延河成了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伴侣。因此，我对于延安的回忆，对于桥儿沟和鲁艺的回忆，总是同延河连接在一起的。
我时常动情地亲切地回忆起延河之滨的黄昏。是的，不是清晨，也不是夜晚，而是黄昏。
除了下雨天，几乎每一个黄昏，我都会和几个知交和同学相约到延河岸边去作长时间的散步，一直到暮色四合，天边出现了星星，才回到我们居住的窑洞中去。那时，在桥儿沟的小街和延河之间，曾经有过一片相当开阔的绿色田野。每当一天的工作和学习完毕、吃过晚饭以后，我几乎都要约伙伴穿越田间的小径到延河边去，在延河边的岩石上闲坐谈天，或者是沿着河边来往反复地漫步。在我们四面，往往会有许多青年男女像我们一样，把这片田野看作是可以使自己获得休憩和愉快的所在。在那里，沿着浅绿色的蜿蜒东流的延河向西望去，可以隐约看见遥相峙立的清凉山和宝塔山；往东看去，则是一片伸向远方的在陕北地区难得见到的平川。除了潺潺流水和被小径分割开成块的瓜田和谷地之外，这里可以说没有什么足以使人流连的景观。但在我的记忆里和梦境中，这片田野却永远是一个美好的具有无限魅力的天地。在这片田野上的每一条小径和河边的岩石上，几乎都留下过我的足迹。我在那里和伙伴们认真地谈论文学，谈论理想；我在那里向我所信赖的同志倾诉自己的希望和苦恼；我在那里和朋友们畅怀吟诵、歌舞，尽情地享受着青春的欢乐。我甚至还相当清晰地记得河边一块平整如石凳的岩石的形状，我曾经长久地坐在这块石头上读书，把双脚放在流水中，或者望着夕阳，任凭自己的幻想驰骋。也是在这块石头上，我秘密地写下了第一张入党申请书……
我和许多我的同代人，就是这样在延河边度过我们的无数美好的黄昏的。无论是那时候还是现在，我都觉得延河边黄昏的空气是最清新的，气氛是最和谐的，我所遇到的每个人的面孔神情都是友善的、真诚的。有一次，我和一位比我小一岁的同学在河边漫步，他挽着我的手臂，向我倾诉着他的艰难而痛苦的少年时代生活，并且和他现在正在得到的新的生活相比较，不禁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作幸福的眼泪。他微笑着，眼中闪着泪花，向我低声吟诵着他刚写成的一首虽然不免幼稚，但却是十分真诚的诗。其中有几句的确也拨动了我的心弦，那几句诗的大意是：
我在延河边走过来，走过去，
我向人们用微笑表达我的心意，
我想向每一个遇到的人打招呼，
不论是我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
大约是在差不多同时，有一天，何其芳同志为做我的思想工作找我在延河边散步。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我有一种忧郁的倾向。为了说服我接受他的思想，他掏出小本来，一边走一边向我朗读起他刚刚写完的一首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忧伤……
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确实是被触动了，就好像是心中确实有一根弦被一只轻柔的手拨动了。这首诗后来发表了，题目是《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到这首诗，是因为我觉得它确实非常真实而确切地表达了当时像我这样一代人的心灵和感情。当我们漫步在延河之滨的黄昏时刻，在我心中充溢着的，就是这样一种心境，一种绝对真挚的心境。是什么因素使我以及许多同我年龄相近的青年人产生了这样一种略带感伤色彩的幸福的感情呢？这一点，直到现在，我才逐渐为自己得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这个回答是我在努力回忆青年时期生活的过程中得到的。我时常怀着一种甜蜜的心情回想起生活在鲁艺的那些日子。我终于发现，桥儿沟和延河边的黄昏漫步之所以始终使我不能忘情，是由于它是我在鲁艺度过的四年生活的一个缩影或者侧影。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我是一个不知世事却又有着一种执着追求精神的少年，用高尔基的话说，是一个“饥渴于人间爱”的人。我幻想着能够进入一个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关怀、互相友爱的社会，然而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却长久得不到它。但是，我终于在延安的窑洞里，在黄昏的延河边，在鲁艺的“教堂”中发现：这正是我所苦苦追求和朝夕寻觅的地方。我在这里感到温暖，我在这里受到哺育，我在这里能够和人们像兄弟姐妹、像真正的同志那样相互看待。
我找到的答案的另一点是：这是一个真正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的地方。在我的少年时期，从来没有被看作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是我却是一个有着永无止境的求知欲的人。在这一点上，我感到鲁艺是一个能够满足我的理想和愿望的地方。在那些岁月里，在鲁艺的精神食粮比物质食粮要丰富得无可比拟的环境里，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我用珍惜每一分钟时间的精神来学习，来阅读，来充实自己的文化素养。而在延河之滨的黄昏时刻，正是可以激励、切磋、提高和检验这种文化素养的最好的最生动的也是最自由的环境。
对于一个心地单纯的二十岁的青年来说，这一切就足够了。
上面所谈到的，已经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听说，桥儿沟的延河之滨的那片田野早已被洪水冲没了。在这漫长的年月里，有许多也许还很重要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也已经淡忘了，但是，一想起延河之滨的桥儿沟的黄昏，历历往事就清晰地在我头脑中显现，而且总是伴随着一种混杂着淡淡的感伤的甜蜜而幸福的感情。我不愿意对我青年时代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幼稚的精神境界加以苛责，因为，它毕竟为我多少照亮了可以向前迈进的道路。
也因为，从那时我才开始真正懂得：只有热爱生活，才能够创造生活。
1988年4月
（原载《文艺报》1988年4月16日）
前线记者的第一课
1946年冬，在延安主持新华社工作的廖承志同志，派李千峰同志和我率领一个记者组到吕梁前线部队去进行采访活动，从此开始了我前线记者的生涯。在整个解放战争的三年半时间，我都是在陈赓部队（当时叫作陈谢兵团）度过的。我在那里开始学习和熟悉从事前线记者的工作，而且很快就对这支部队产生了深切的感情。其间，我曾经两次收到了调我回到延安《解放日报》工作的通知，但我已经开始熟悉和热爱的战斗工作环境，使我决心留在前方。有一次，我碰到陈赓同志，并向他提出了我的期望，他高兴地说：“那好嘛，我正不想让你走呢。我可以打电报给小廖，就说我们把你留下了。”就这样，我就正式成为这支部队当中的一员，直到1958年调我到北京工作为止。在那三年半的前线记者生活中，我先后参加了吕梁、汾孝和晋南战役（这实际上是为了保卫延安、牵制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外围战役）、抢渡黄河和豫西战役、平汉战役、解放洛阳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广州战役、粤桂边战役和大陆上的最后一次战役——滇南追歼蒋军残部的战役。这些战争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使我感到好像是重新上了一次大学：这不是普通的大学，而是一个可以使人们冶炼成钢的大学，一个可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和使人懂得如何粉碎旧世界并进而争取新社会诞生的大学。三年半前线记者生涯，是我一生中获益最深的一段经历。如果说从抗战初期起在延安的八年生活使我获得了关于抗战、关于科学世界观和关于党性的教育的话，那么，三年半的战争生活的锻炼，才使我真正坚定地树立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和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决心。在开始参加作战行动和进行采访工作时，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个新兵一样：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从行军、宿营、防空隐蔽到参加战斗以至于如何深入到正在前沿的突击连队中去；在我来说，似乎都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因为我有过抗战初期在敌后行军和在南泥湾三五九旅连队生活的经验，使我感到最困难的是：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懂得在战役和战斗中，一个前线记者的最好的和最有成效的位置是在哪儿？我很感谢在前线遇到的第一个战斗指挥员周希汉同志[1]。当时我正被分配到他当旅长的四纵队十旅去工作，这位指挥员非常熟悉作为一个记者和知识分子的长处和短处。他要我先和他的指挥所一起行动，并且不时地通过他的指挥活动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的部队要这样配属和安排，为什么我们的主力团队要隐蔽在他认为是最合适的地位；同时，他一直是谈笑风生地、好像讲述战斗故事似的告诉我他所指挥的几支部队的战斗历史和部队特点。他还告诉我，在什么情况下我应当到哪个团去，在什么情况下我应当到连队去。在战斗激烈时刻，当我紧跟他在炮火下追击前进时，他一面快步跃进，一面告诉我，如何识别枪炮声及其危险程度，有时，我听到一阵似乎并不激烈的炮火声，我以为不必在意，他却对我大叫一声：“隐蔽，卧倒！”并且告诉我：这阵炮火的弹着点离我们很近，声音虽然小于从我们上空掠过的炮火声，却是很危险的。这次战斗，我所在的部队歼灭了敌人一个旅，却没有达到全歼敌人的目标。在两天两夜中，我几乎和他寸步不离，感到收获很大：我学到了火线战斗生活的第一课。而周希汉同志就是我的第一位好老师。这次战役结束的那一天，我写了两篇报道：《一次小试锋刃的战斗》和《把敌人淹没在汾河里》。周希汉同志匆匆看了我的通讯，笑着说：“还是你们文化人的词句多！写得不错。”并且立即派骑兵送到纵队新华分社去。但我从他的脸上的表情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对我稿件的赞许，还不如说是对于我在战火中的不太怯懦的表现表示肯定。
前线记者需要有许多素质。最重要的一条，是勇敢，不怕死。我发现，我所在的部队里，从司令员到普通战士，都很欢迎和尊重前线记者的工作；他们都愿意给记者提供一切必要的工作条件，而且十分重视保护记者的安全。但是，使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在野战部队中，一个前线记者的报道成绩固然为广大指战员所重视，而人们更重视的是他们在火线上的精神状态。他们尊重和欢迎那些能够无所畏惧地同他们并肩行动的记者；而对那些只愿待在上级指挥机关，不愿甚至害怕到危险的战场上进行采访的人是不感兴趣的。我自信不是一个怯懦的人，但我对于如何适应最危险的战斗环境却毫无经验和体会。在这方面给了我最大的帮助的，是另一位指挥员——我时常下去的一个主力团的团长吴效闵同志[2]。吴效闵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事干部，戴着眼镜，但在枪林弹雨中从来都是泰然自若，勇往直前。1947年4月的晋南战役中，我和他一道行动，他告诉我：部队将要进行攻占城市的战斗。我对他表示了想和突击部队一道参加登城战斗的愿望。他用半是怀疑半是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说：“那当然好。不过这很危险，如果出了意外，我负不起责任。”我说，这是我的衷心期望，如果他能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将是对我的最大帮助。在思索了片刻之后，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且把我交代给担负突击连队的一位指导员，要他帮助我顺利登城，尽可能保护我的安全。我将要参加的是强攻山西绛州的战斗。那时，我们的部队炮兵火力还很弱，攻占城头，全靠火力掩护下用云梯强行登城的办法。在发起攻击前，吴效闵告诉我，我不能和突击排一起行动，只能同突击连的连部一起登城；然后他对我讲述了如何才能顺利攀登云梯，到云梯顶端后如何敏捷地翻过城墙，登上城头之后，又如何隐蔽行动等等。绛州的城墙有四丈多高，我们的云梯都是用细沙蒿和粗竹竿扎成；光是往城头上架设云梯就需要两个班的兵力。火力准备开始了，战士们伏在掩体中等待出击的号令。我夹在战士们中间。我看到他们都是左臂挎着步枪或冲锋枪，右手拿着掀开盖子的手榴弹。我回过头来，看见吴效闵对我在微微点头。这时，我心情很平静，丝毫也不感到紧张，甚至有些惭愧，因为在前后左右的战士中间，只有我一个人空着手，既没有挎着冲锋枪，又没有举着手榴弹。
在震撼大地的炮火声中，三枚红色信号弹升起了，战士们扛着云梯向前疾奔，指导员对我说：“快跟上，遇见情况和你前边的通信员一道行动！”我几乎是带着一种轻松的心情冲向城墙，跑过突击排搭上的跳板，和战士们一起爬上云梯。云梯上一个挨一个地站满了战士，后面的人的头顶着前边人的大腿，云梯剧烈地晃动着。这时，我开始有些紧张，我发现，我的心开始激烈地跳动。我的动作不够快，后边的战士用枪托捅着我的脚，大声地说：“快点上，犹豫什么！”于是我用最快的速度向上爬，我感到每向上一步，云梯都好像要把我弹下来。但我还是坚持住了，终于爬到了梯顶。梯顶离城墙还有一公尺高，我像别的战士一样，用双肘支住墙头，翻过城墙，这时，有一个战士递给我两枚手榴弹，并且说，“跟着我！”于是，我紧跟着他冲向一个墙头堡，学着他的样子，向碉堡的后面扔了一个手榴弹。炮火声渐稀，我同那个战士（就是那个通信员，他是奉命照顾我的）沿城墙跑了一段路程，然后进入一个掩蔽部去喘一口气，我发现，团长吴效闵已经坐在这个掩蔽部里了。他对我轻声说，“战斗很顺利，马上就可以结束战斗。”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还可以！不像是头一回爬云梯的。”我应当说，这句话在我身上所产生的鼓舞作用和激励作用，是我一生中所从来没感到过的。我感到非常累，四肢无力，却没有疲倦的感觉。我在同几个战士做了一些交谈之后，就坐在这个掩蔽部里，用铅笔写了一篇大约有一千字的通讯：《神兵降临绛州城》。后来，这篇报道刊登在太岳《新华日报》上。这篇报道没有多少文学和史料价值，但却是一篇真正的在战火硝烟中采访写成的报道。
在参与了几次战役之后，我发现，在前线记者的岗位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或者工作习惯。有的人，习惯于生活在高级指挥所的指挥员之中；他们依靠前线部队送上的材料（包括那些愿意生活在战斗前沿的记者们发来的报道），然后加以综合、概括，写出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战局的报道来。这种工作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有些人（包括我在内），却宁愿更多地生活在战斗前沿的基层部队中间；他们更重视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亲历亲闻。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都是按照这种习惯和方法来工作和生活的。在解放洛阳的攻坚战斗中和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我都是一直生活在战士们中间。
像所有参加战斗的人员一样，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以及战斗结束前，我都是睡在工事和掩体中，而且从来都是衣不解带、和衣而卧的。这种战斗生涯，使我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锻炼，也使我感到了永世难忘的欢欣和愉快。我经历过几次危险，曾经使我感到紧张（比如，在洛阳外围战斗中，有一次，敌人的B24轰炸机投下的一枚炸弹，在离我几公尺以外的地方爆炸，我俯卧的身体被震得翻了个个儿而且全身被埋在土里）。但在整个战斗生活中，我却从未产生过胆怯和畏惧的心理。我曾经为此受到过一些指战员的肯定甚至赞许，这是我一生中所受到过的最珍贵的奖励。
在三年半的前线记者生活中，我没有写出多少有价值的报道。在和基层部队一同生活中，我有时忽略了对于整个战局的宏观的考察，这可能是我作为一名前线记者所不应产生的工作上的缺点。但是，我对于自己在战争生活中的选择，却是至今不悔的。何况，有时我也曾发现，我所写的那些战地通讯所产生的影响，常常是我始料所未及的。1953年，我在朝鲜的上甘岭参观实习，我曾经在一位志愿军战士的笔记本中，发现了我在1950年写的一篇通讯《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剪报。这位战士说，他喜欢这篇东西，这篇短短的文字使他感到亲切和鼓舞。1979年春天，我到云南自卫还击作战的前线去，我发现所见的连队都在阅读我在1947年写的一篇特写《新战士时来亮》，前线部队认为这篇文章对于连队的思想工作有好处，就重新印发给所有连队，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份参考教材。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又不是不可理解的。我从其中体味到一点使我感动的事实，这就是：我作为前线记者所写的那些草率、粗糙的文章，虽然谈不到什么思想艺术性，然而其中却反映了一个前线记者对于革命战争和革命战士的真挚感情，这种感情，和后来的战士们的感情，也还是能够息息相通的。
在我一生中，曾经从事过许多不同的工作，我至今认为：我的三年半的前线记者的工作，对于我的思想、信念的成长和坚定以及我的生活道路的发展，具有着其他工作岗位所不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前线记者，这是一种严峻而光荣的工作岗位，也是一种使我时时怀念并且感到自豪的工作岗位。
1986年3月
八千里路云和月——纪念人民解放军渡江胜利一周年
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
一年，对于整个历史来说，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时间，但对于人民来说，这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年头。在这一年里，历史车轮飞速地前进，通常需要经过几十年的伟大历史事变，都压缩在这一年里了，这是翻天覆地、震撼世界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但它们可以用很少的字来概括，这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将使我永远引为光荣的是，我和我们的队伍一起完成了这一段历史的行进。当我用比例尺在地图上量着从长江到珠江到红河的距离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句词：“八千里路云和月。”越过无数田畴、江河、山峦和僻野，度过无数饥饿疲惫、风餐露宿、艰苦困难的日子，我们走完了祖国大地上最后的八千里路。去年的今天，在漫天的白雾和稠密的炮火下，我随着突击队的小船渡过了白浪滔天的长江，跟着战士们把一面红旗插上江南岸敌人的要塞顶上。而在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随着同一支突击队，穿过边陲地带的荒山僻岭和瘴疠之区，把鲜明耀目的五星红旗插上了红河畔上的祖国边疆。看见这一面红旗飘扬在灿烂的阳光下，同时又想起一年前的另一面红旗时，人们是无法抑制住心头狂烈的跳动，这不是一种个人的激动，这是一种历史的情感。我们的历史终于写完了它的新页（而这是一百年来的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和全力以赴的），中国人民头上的阴云是烟消雾散，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时时说起胜利，但胜利究竟从何而来？在进军中，在工作里，在会议上，你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战士们用感激、崇敬和信任的口气在谈论着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和人民的伟大支援。而在战斗中，只有当你亲自参加作战时，你才能体会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和指示，带给我们的部队以何等的信心和力量。但这里我却想说起另一件事：这就是战士们的坚强意志。关于这，人们曾创造过种种的比喻。但是，一切的比喻都没有事实本身更动人。钢铁并不强过战士的意志。我曾经亲耳听过一个战士在进军中说：“人说咱们是铁腿，就是铁腿，也早磨短了！”这句诙谐的话包含一个动人的真理：“胜利就在我们腿上。”毛主席曾经引用斯大林的话而又加以补充说：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是用特种材料制成的。我们是用松木和柳木制成的，松树可以忍受任何冰雪风霜而坚忍不拔，柳树可以适应任何荒野僻壤而到处生根。谁要亲身体验过这一年来的艰辛苦斗的日子，谁就将会更加珍重我们的每一个胜利果实，谁就知道我们的军队以他们无限的坚忍和顽强在人类史上造成了何等的奇迹。
当我翻开日记追忆起一年来的时日时，八千里路的艰苦行进就像画卷似的掠过我的眼前。就像看见了我们胜利建筑上的一木一石一样，我看见了许许多多可纪念的日子。
我记起了一年前的4月21日。漆黑的夜，为了把船只从十里外的隐蔽港口拉到江边，战士们连夜挖成了几里长的沟渠，把几百条船只从平地上一尺一寸地拖到江边。而在拂晓以后，当战士在紧密炮火下乘风破浪直驶江心时，每个人的心情却是出人意料的镇定。没有人想到危险，没有人想到失败，一直到突击队冲上南岸，红旗迎风飘扬，人们心里才开始感到激动，这是一种庄严的、感到完成了一件历史任务的激动。
我记起了江南人民的狂欢和我们军队忘我的奋勇追击。一路上的鞭炮声几乎震惊了我们所有的马匹。冒着大雨和泥泞，部队不分日夜地前进，指挥员和战士们一起无数次地摔倒在泥泞里又爬起来，大部分人没有鞋子，连副师长赵华青也一样赤着脚走路。暴风雨毁坏了全部雨伞，倾盆大雨也没有片刻阻止部队的前进。就这样，几天几夜衣服没有干过的，我们的队伍从长江追到了浙赣线，歼灭了从江防溃窜的敌人。
我记起了当我们进入江西老苏区以后的混合着欢欣与凄凉的感情。我们看见了每一个被洗劫了的农村和人民，青壮年在匪徒们的残害下几乎绝迹了，老年人带着渴望和抱怨的目光迎接了我们。但是，这一切悲愤凄凉之情很快被一个霹雷般的消息一扫而空了。我们听到了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钢铁般的声音，收音机前经常挤满了人，目光兴奋地静听着，一切感伤的心情都消逝了，人们长久地沉浸在狂热的情绪中。
我记起了五岭山脉和粤江两岸的艰苦进军。在南方的炎热天气里，队伍翻过了连绵无垠的崇山峻岭。牲口一群群地死掉，粮食一天天地稀少。战士们背着山炮扛着粮食和文件，在陡峭曲折的山路上艰难地移动着脚步。而当刚刚翻越了大山，随着又展开了追击，没有片刻的休息。沿着公路和大路，沿着山岭和江边，沿着一切可以走的道路，队伍像五个手指似的插向逃跑的敌人。这是难忘的日子，在群山环抱中的江水上，船上的歌声和岸上的欢呼混成一片，灯光和波光交相辉映。
我记起了粤桂战场上的日日夜夜。连续的追击，连续的战斗，连续的秋雨，连续的山峦与河流。人们除了走路和战斗以外，似乎一切都忘记了。忘记了睡眠，忘记了吃饭，忘记了日与日、夜与夜的间隔。衣服被风雨和汗水浸蚀破了，鞋子变成了奢侈品，在深山的寒冷中，人们不得不披起稻草过夜。在无休止的一个月的追击中，我们的队伍越过了积雪的云雾山和勾漏山，渡过了没肩的海潮区，进入了艰险的十万大山。在凛冽的寒风里，战士们打着火把越过一条条悬崖绝壁上的小道。有的人受不了艰苦的侵袭，失足跌下了百丈深崖。牲口全部被遗弃了。有的指挥员在劳累中吐了血，但他们仍然支撑着前进。等到战士们完成了清剿，回到集结地区领到一件棉衣遮体时，天气已转暖了。
我记起了从桂西到滇南的远程大奔袭，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惶惑地说：“这个行动违犯了战术原则！”我们的胜利就因为我们能够以行动和意志来创造新的原则。在十天中，我们的队伍挺进了一千三百里。没有马匹，没有行李，没有重武器，人们是凭着两条腿同敌人进行着这最后的决斗的（就是军政委刘有光将军和副军长陈康将军也是用腿走完这一千三百里的）。不顾道路的艰险，不顾瘴疠的侵袭，不顾有许多人生了病，有许多人体力不支掉了队，我们的军队不停地前进。我记起了我们军的指挥员周希汉将军，在马达的叫嚣声中，他的因多日不眠的嘎哑的声音每天都在前卫部队中响彻着：“前进，不顾一切地前进！必须抓住敌人！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难，不管部队有多么疲劳，不管有多少掉队减员，必须前进！这是毛主席的命令！这是历史的命令！”就这样，部队不休息地前进；就这样，消灭了大陆上最后一股最大的残敌。人们几乎忘记了身体是属于自己的，直到战斗最后结束，人们才发现，要在我们队伍中找出一对完好无损的脚来，也是困难的。
我记起了很多很多，但它们同样也可以用很少的字来概括，这就是：“从艰苦到艰苦。”人们问：“胜利从何而来？”我们说：“胜利从艰苦而来！”一年前，我们也时常谈起胜利，但那时胜利还是一个远景。而现在，胜利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了。我们也知道了胜利是如何得来的。一年前，当我们从江南出发时，部队中流传着一句口号：“江南站队，云南点名。”现在我们已经在云南点过了名，我们悲痛在我们队伍中已经失去了很多过去曾和我们一起憧憬胜利的人。为了这个胜利，他们流了血，乃至付出了生命。没有他们的艰苦奋斗的英勇牺牲，就没有今天我们的胜利，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铺平了前进的道路。“胜利从何而来？”胜利就从这条道路上向我们走来。愿我们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1950年春
影事琐忆
在四十多年前的解放战争期间，我曾经以新华社前线记者的身份，在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工作达三年多时间。在这期间，我写了许多通讯报道，却很少有人知道我还曾作为一个业余摄影工作者，在条件艰难得难以想象的情况下，做过一些当时颇见成效的工作；这些工作及其成果，后来大都湮没无闻了，但我每当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却总会产生一种愉快而温馨的感情，尽管这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琐枝末节，却无疑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无米之炊
在三年多的战争岁月里，我都是生活在经常担任战役主攻任务的部队之中。在抢渡黄河之后，部队的一位指挥员给了我一部刚刚缴获的破旧的“罗来可德”相机。从此，我倚仗着少年时代曾经掌握的一点摄影知识，开始兼任起一名摄影记者的任务来。和我一道工作的，还有一位刚参军不久的在山西一家照相馆做过学徒的“摄影干事”。此外，我所在的部队所参与的几次战役（比如豫西、平汉、洛阳、淮海、渡江等战役）中所拍摄的一些质量不高却十分珍贵的照片，大都出自我们之手。
应当说，当时我们手中的“武器”还是很不错的。最困难的问题，是我们经常处于“无米之炊”的状况之中——我们没有胶卷。仅有的几个“伊尔福”120胶卷很快就用完了，但是，更重要的任务和更重大的战役还在后面。我们攻占过不少县城，都买不到胶卷，县城中只能买到那种照人像用的一盒一盒的像32开书本那样大的胶片。我们迫不得已把它买下了，因为无论如何它还可以感光，总还是摄影的一种“粮食”。
我们冥思苦想，最后还是想出了办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那种长方形的胶片，把它裁成条状，利用已用过的120胶卷纸皮，自己制造胶卷呢！于是，在一次作战休整空隙，我们找了一个地堡，用黑布遮严作为暗室，开始进行自己制造胶卷的试验来。试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顺利：我们先把胶片按照胶卷纸皮的宽窄裁成许多长条，然后用薄胶布把它们按序粘贴在纸皮上。由于胶片不能达到一卷胶卷的长度，我们就用三条胶片连接起来。卷胶卷是一项细致麻烦的工作，需要很细心地卷，才能把一卷手工制胶卷卷得严严实实，使它不会跑光。这样，无米之炊逐渐变成了有米之炊。这种手造的胶卷开始用时，还时时出现照片与数字错位的现象，但随着后来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们自己手制的120胶卷，逐渐可以达到得心应手地准确无误地照出十二或十六张照片的效果了。
就是运用这种办法，我们解决了摄影“粮食”难以为继的问题，并且用这种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胶卷，照出了不少颇富历史价值的照片来。用这种胶卷照出的有些照片（比如关于淮海战役和解放洛阳的攻坚战斗），经过放大后，效果是很好的；一直到解放后，我还不时地在一些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的展览会上看到其中的一些画面。
一部异想天开的放大机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所在的部队在河南的一座小城市漯河市休整。部队准备召开英模大会。我同几位有照相机的同志手头已经积累了不少在淮海战役中拍摄的照片，部队领导希望我们举办一次摄影展览，用以展示英雄们的战斗业绩，并用以鼓舞士气。
我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的工作，虽然它并不在我作为一名前线记者的专业工作范围内。但我很愿意同我的伙伴们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在淮海战役全过程中，我们确实拍摄了不少具有真实的历史价值的照片。这些照片，由于艺术和技术条件的局限，可能艺术质量是不高的，但它们都是生活在战斗前沿的身临其境的人们在炮火硝烟中抢拍下来的，因而就具有一种无可置疑的真实性和确切性。我很希望有更多的正在以自己的血汗创造着历史的战士们能够从这些照片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并且从中得到快乐和鼓舞。
我们有许多可以备选的照片底片，但是，我们没有放大机，而且，我们找遍了漯河市的照相馆，也找不到一部可资我们利用的放大机。
讨论的结果是：没有放大机，我们自己来做一部。我们从一本关于摄影的小册子当中了解了放大机的构成和原理，我们知道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有三点：第一是光源问题，第二是可以把底片的形象按照需要加以扩大的问题，第三是解决放大纸问题。
我们买到了一盒放大纸，我们借到了一部老式照相机的机身和镜头，经过试验，发现它在一定距离内可以把底片影像扩大许多倍。那么光源呢？我们不能像冲印普通黑白照片那样使用白天的自然光就可以达到目的。那时，刚刚解放的漯河市还没有恢复发电。于是，我们想到，也许可以用汽灯来试试。
就这样，我们就像19世纪的放大机发明人那样，采用最原始简陋的办法制造起我们的放大机来。我们首先把一张长条桌放在一面粉刷得雪白的墙前，把那部老式人像摄影机横着面对白墙架在桌面上，然后，在机身的后部，用青砖砌起一个方格，用以置放作为光源的老式汽灯。再一点就是如何把要放大的底片稳定地置放在光源与镜头之间，为了这个看来简单、实则很难的问题，使我忙碌了一两天才得到解决。
剩下的就是进行试放和洗印工作。这件事的麻烦和困难，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为了放好和印好一张适度的清晰的照片，要反反复复地进行多次试验。最主要的是光源不稳定，以及找准感光时间长短所带来的麻烦；其次是放大纸很快就用完了，只好用普通印相纸来代替。于是又要重新设定感光时间的长度，这是一件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细心才能达到目的的工作。
我记得，那时正值严冬时节，我们为了制作这部异想天开的放大机以及反反复复进行的实验工作和制作工作所付出的劳动，使我们经常忙得满身大汗。但我们试验成功了。我们如期地成功地举办了一次相当全面地反映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生活的摄影展览。
那几天我们几乎都是不分日夜地兴致勃勃地工作着。我们的工作受到了陈赓将军和广大指战员的赞扬，我认为这是对我们艰苦、笨拙而又颇具创造性的劳动最珍贵的报偿。
展览会刚刚结束，那部土造的放大机就被拆掉了：那些青砖被弄到了门外，镜头和机身归还了照相馆，那些放大照片（展览品）被送到上级机关。我们重又起劲地制造着120胶卷，因为渡江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而我们还无法买到足够的胶卷。不过，我们不必再为放大机而操心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我所在部队下一个行军作战的目的地是南昌，再下一个目标是广州。我们当然不必再为放大照片而伤尽脑筋了。
照片比作者的署名更重要
不久前，我应邀去观看史诗影片《大决战》的第二部试映。影片再现了我所熟悉的战斗历程，在整个放映过程中都使我激动不已，但影片中的一个细节使我感到很遗憾，那就是我军在围攻双堆集时向敌人阵地施放所谓“飞雷”的场面。在银幕上出现的“飞雷”是一个又大又笨重的显然是用大汽油桶制成的火药发射器。这个“飞雷”发射器完全不是我所知道的那个形状；因为我和我的伙伴们当时都为这个新发明的武器拍过照，而且在展览会上展出过。曾经使敌人在战场上丧魂失魄的这个被称作“飞雷”的武器，是我所在的一个部队的一位炮兵连长按照迫击炮的原理发明创造的：它可以把几十公斤的黄色炸药抛掷到一百米远的敌人工事上，威力极大，却不很准确。敌人很怕它，把它称作“共军的原子炮”。它的样子完全不像电影中所拍出来的那样。实际上它的体积并不很大，也不笨重，炮筒只有两尺高，直径也不足一尺，是用钢片精制而成的。于是我立即想到：如果我能找到当时我们所拍摄的“飞雷”的照片就好了。但是，我在当年所拍摄的战地照片，由于我所工作过的部队编写战史的需要，早就被反复索取得荡然无存了。这使我懊悔不已，假如我能够把这张“飞雷”的照片保存下来，也许这部影片就可避免这个明显的细节瑕疵了。
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最后战斗中，我是比较早地同突击部队进入双堆集战场的。当时，新华社还播发了我所写的一篇战场巡礼的小通讯。我大约也是双堆集战场的惨死场景的最早摄影者之一。这些照片有许多后来都由我们用土造放大机扩印过和展览过。但由于我从来没有把摄影看作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也就完全不重视这些现在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底片资料的收集与保存工作。但是，事过多年，我有好几次在参观一些有关解放战争的图片展览时，都发现了其中有我照的照片，特别是一张我在现场用土造胶卷拍摄的双堆集场景的照片，我至少有两次看到，这张照片已被再次放大了若干倍。看到这张已经显得有些模糊了的照片，我有一种如睹故人的欣喜之感，这些照片大都没有署上作者的名字，但这是无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们是在炮火硝烟中拍下的，虽然很少却被保存下来了。
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我在一次较小规模的展览会上发现了另一张我在淮海战场中拍摄的照片。这张标题为《战后的欢欣》的照片，也是用土造120胶卷照的，内容拍的是一群战士坐在战壕上，正在检视和擦拭刚刚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美式重机关枪时的欢欣之情。这张照片毫无技巧可言，但确确实实是我在战场上所亲历的生活场景。
这张内容一般的照片，我早就忘记了。我从来也不相信现在在我家中还保存着这类照片，但在几天以前，我在整理旧日一些生活照片时，却意外地发现了这张照片，照片已经发黄，证明这是当年在战地洗印的，而且在照片后面赫然写着“冯牧拍摄”几个字。我估计，这是我所拍摄过的战地照片中在我手中仅存的一张（其他的都倾囊以尽地送给我过去工作的部队了）。这张普普通通的照片，曾经被一再放大过、展览过；和其他一些照片一样，照片作者的名字逐渐失传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以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形象使人们追忆起那些火热的岁月，那个使历史的脚步飞速前进的年代。
1991年9月
（原载《中国摄影报》1991年10月4日）
寻找历史的足迹
1991年11月27日，延安。
延安初雪后的夜晚，像我记忆中一样地宁静。这是我在时隔四十五年重返延安所停留的最后一个夜晚。夜已深，送走了最后一批热情的来访者之后，我怀着一种惜别的心情，又一次地远眺着延安——四十五年来让我魂萦梦绕的地方，我的革命生涯和文学生涯的摇篮。延安，明天我就要又一次地向你告别！
此刻，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可以称之为“经典画面”的为人所熟悉的图景：在银白色残雪的映照下，以那座高耸入云的宝塔而得名的嘉岭山和悬崖陡立、窑洞成群的清凉山相峙而立；延河从北面流到我现在站立的延安城下，汇合了从南面流来的南川，然后折向东行，隐入一片苍茫的田野。在我身后，则是延安古城所倚靠的雄伟的凤凰山。当年，范仲淹所修的城墙，有一半就修在山上，现在还可以看到它的残迹；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抵达陕北不久移居延安后，有一段时间就居住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直到日本人的飞机把整座延安城炸成一座废墟。
这片景色使我激动，使我感到亲切，使我陷入沉思，仿佛历史又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岁月之中；透过凄迷的夜色和半山上闪烁如晨星的灯火，恍惚间，我好像隐约地寻觅到了我青年时代在这片土地上遗留下来的足迹。而这种感受，在白天是看不到的，因为整个的延安城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经从当年主要是由窑洞构成的边塞城郭变成了一座建筑林立、市容繁盛的现代化城市。当年遍布在山间的蜂窝似的窑洞，大多已被楼群和街道遮掩，只有仔细寻觅，才可以找到一些多年已经坍圮了的古老窑群的痕迹。而现在，当夜色笼罩了全城，市声归于寂静，天上出现了繁星，当静静流淌的延河，四周起伏的群山以及山上的宝塔、庙宇、城堞、田野在我眼前构成了一幅使我如此熟悉而亲切的画面轮廓的时候，我才从一种梦幻般的心境中清醒过来，真切地感觉到：我确确实实又回到了延安，回到了我当年曾经生活过八年的地方；这片贫瘠的土地，过去不但哺育过像我这样的一代人，而且也养育和呵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开拓者。这是一块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地方。
凝望着眼前熟悉而又朦胧的景色，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艰苦卓绝的岁月。那一年的冬天，我同一群青年男女一道，怀着朝圣般的心情，背着行李，行军两个月，才来到了眼前的宝塔山下。我仿佛觉得，当年我们走过的那条河边小径，就在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虽然那里现在早已变成了宽阔的公路，但我深信不疑地感到那里有我当年走过的足迹。我仿佛觉得，在远处清凉山下闪烁着灯光的所在，就是我当年住过的那排窑洞。就在那个当年被称为“抗大”的地方，我接受了革命生涯的第一课，获得了关于追求革命真理的最初的知识，树立了自己尽管还很幼稚但却坚定不移的生活信念。我还记得，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我们大多数来自远方的人都没有棉被，就靠一件棉大衣和一套军装度过了那些艰辛的日子。我也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倾听了朱德总司令为我们讲课，他讲的是“抗日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到现在，他的质朴缓慢的声调和语气仿佛还在我耳边回响；我也清楚地记得他时而戴上老花镜时而又摘下来的习惯动作……我也深深地记得，在这里第一次遭受日寇飞机轰炸时的情景：有一天，正在上课，突然响起了警报声，我们迅速地躲进山沟里的窑洞，不久就听到了炸弹的爆炸声，有一两颗炸弹大约正落在我们的头上，使我感到整个窑洞都晃动起来。这次轰炸炸坏了我们所在的延安东关的两排房屋，但人们大都对此习以为常，火焰被迅速地扑灭了，生活又正常地运转起来……
我想起了我的另外一座母校“鲁艺”，它就在东面八里路外的被称为“桥儿沟”的地方。在半个世纪以前，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将近四年时间。在我的心目中，“鲁艺”所在的那所坐落在延河之滨的教室，是一个永远可以激起我的怀念和感激之情的地方。如果不是由于某种偶然机遇使我进入了“鲁艺”，那么，我一生所经历的可能是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当我重返延安时，我就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来探访桥儿沟，并且花费了多半天时间在“鲁艺”寻找我当年的足迹。
多年来常在我梦境中出现的“鲁艺”，在我心中激起了半是惊喜半是惆怅的感情。我发现：虽然当年依山傍水的那座小村镇桥儿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我记忆中清澈如碧的延河也已经改道南移，但“鲁艺”的那个重要标志——那座哥特式的宏伟的教堂和它西面的几个由石窑洞组成的庭院都依然无恙，像梦境般地展现在我面前。在半个世纪以前，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使我毕生难忘的快乐而充实的岁月。有时是在教室里，有时是在教堂侧旁的广场上，我曾经聆听和领受过许多革命家和文化名人的教诲，从毛泽东、周恩来、陈云、贺龙、徐向前到吴玉章、徐特立、茅盾、周扬以及当年生活在延安的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都在这里讲过课。现在，我就站在这个小广场上；我还记得，当年这里经常悬挂着排球网，每天晚饭后，我们就在这里打排球。在我们的对手当中，总是少不了身材瘦削而矫健的音乐家冼星海；冼星海喜欢跳起来扣球，他跳起来的姿势也像他指挥人们歌唱时的姿势一样潇洒自如，手臂高举，好像是展翅的雄鹰……
在反复寻觅中，我欣喜地找到了作为“鲁艺”文学系的宿舍兼课堂的那座古老的小院落。这个院落的窑洞全是用花岗石砌成的，过去大概是修道士的居住地，现在已是一派颓败破落景象，变成了一座工厂堆放杂物的仓库。我在这里动情地停留了很久，它使我想起了许多充满青春欢乐的往事。那时，我们有大约四十位同学住在这里，每个窑洞住着七八个人，挤在一条炕上；白天主要是上课、开会或者劳动（我在这里用自己手纺的毛线为自己织过一件毛衣）；黄昏的夜晚，就多半沉浸在艺术世界之中，人们围坐在炭火盆边，在一灯如豆的光亮下读书和写作。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有许多人就是从这里起步而后逐渐成为举世知名的作家和诗人的。那时，在文学系讲课的主要是周立波、何其芳和陈荒煤。周立波主讲的“名著选读”是一门很有号召力的课程，每逢他讲课时，院子里总是挤满了听众，有的还是从校外远道赶来专门听课的。何其芳和严文井主要负责的课程是“创作实习”，那时，我们每两周要交一篇习作；其中每有成功之作，就多半由老师们推荐给外面的校刊去发表。我在这个小庭院里最重要的收获，应当说是读书。回忆起来似乎是一个奇迹，当时“鲁艺”的窑洞图书馆的藏书之丰富，到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难解的谜。也正因此，我在那几年中以如饥似渴的热情所读过的文学经典著作，超过了以后的任何时期，使我终生得益。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开始踏进了文学这座“窄门”，我最早发表的一些稚气十足的诗文，就是在这些窑洞里的小油灯边写成的。那时，我刚满二十岁，可以说，我的从青年起延伸到现在的文学道路，就是从这个小小的现在堆满了残砖碎瓦的院落里出发的。
我记忆中的桥儿沟和“鲁艺”，是一个梦境般幽静和美丽的地方。清澈宽阔的延河从我们身边折向西南形成了一个充满画意的河湾。在肃穆的教堂和延河之间有一片田野和一条小小的乡村小街；这片牧歌般的天地，为我们这群青年男女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几乎每一个黄昏，我们都会三五成群地在这里散步、谈心、唱歌，在岩石边洗脚洗衣服，谈论着青年人的希望和梦想……这一切，在时隔半个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深藏在心中的一段珍贵而甜蜜的回忆……而现在，当我再一次在这里环首四望，不禁产生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梦境中的一切，似乎都已经消灭无遗，这里变成了一片使我惊叹而又陌生的新天地。延河变成了一条细小的混浊的溪流，隐藏在远远的南山脚下。那条牧歌式的小街和那片静静的田野变成了一片嘈杂的商业街道和错杂无章的块块稻田和鱼塘。我当然早就应当想到这种沧海桑田式的历史变革的，但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失去了童年的乐园的小小惆怅和感伤……
凛冽的寒风使我从“鲁艺”的梦幻中醒来。我把目光从遥远的东方转向正前面的雄峻的山峰；山上的楼阁式的庙宇和窑洞正闪烁着微弱的灯光，这是我下午刚刚探访过的清凉山——我当年曾经生活和工作过将近三年的地方。清凉山，从宋代起就以山顶上的清凉寺而著称于世；至今，那里还完好地保存着一些雕刻精美的佛教石窟，和宋代文学家范仲淹所题的诗句。在整个抗战期间，这里都是《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所在地。我从1943年离开“鲁艺”和下放锻炼的南泥湾之后不久，就来到了《解放日报》的文艺部，在博古、陆定一以及艾思奇等同志的领导下从事过三年文艺编辑工作。我从事文艺评论工作，也主要是在这里开始的。因此，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从桥儿沟归来之后，就踏着残雪爬上了陡峭的清凉山，到那里去重温我青年时代的梦。
我欣喜地发现，清凉山上的革命文化遗址被保护和维修得十分完整。过去作为编辑部的办公室的那两排坚固明亮的石窑洞被维护得完好如初。我轻轻地推开最北面那间窑洞的门（当年文艺部编辑室就在这里），我惊奇地看到，除了当年那些密密地连接成两排的办公桌改变了排列的形状，一切都和当年一样。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我的工作地点：我清楚地记得，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我就坐在这里看稿、改稿、画版式和改校样；在我对面坐的是陈涌和方纪，在我右边坐的是温济泽和韦君宜。文艺部主任艾思奇则坐在靠门口的一张桌旁。我记起了许多往事，我想起当初的某些传世之作从此地经过我们的手发表出来时在这间窑洞中所洋溢着的激动和愉快的气氛。我想起了当年我奉命撰写一篇评论或报道，在交稿前听取当时的领导人陆定一、余光生和艾思奇的修改意见时所得到的教益；他们的严谨、认真和热情的态度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我在清凉山上工作的三年间，曾经居住过三处地方。最早住过的一间土坯平房已经消失得渺无踪迹。后来，曾住在山上高处的一个叫作“南天门”的窑洞里，人们说，那些窑洞早已坍塌，通往那里的我过去攀登过无数次的小路也被雨水冲垮了。但是，在失望中我终于找到了我在延安清凉山上住过的最后一处窑洞；这间窑洞在山头的西侧，现在还住着一户工人家庭。这家主人以好奇和热情的态度让我进去参观和凭吊了一会儿。这家主人过得并不宽裕，除了电灯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家用电器，连延安一般家庭中并不罕见的电视机也没有。但是，同我回忆中我的那个家相比，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了。这里有崭新的衣柜、简朴的沙发和色彩缤纷的双人床，有煤气炉灶。而在四十五年前，当我以主人身份住在这里时，这里只有一张由三块木板搭成的木床，一张没有抽屉的写字桌，一个没有靠背的方凳，再就是一盏煤油灯（当年延安的奢侈品）和一个用来盛我全天用水的灰陶罐，那时，我们每天都要提着它到山脚下去打两次水上山，以保证一天的饮用和洗脸用水。在我记忆中，在延安生活的八年间，我从来没有喝过一杯真正意义上的“茶”。我只记得，王朝闻曾经试验过用酸枣树叶做茶叶，但似乎并未成功。
但是，那时我却生活得充实而幸福。那时，我们常常为了看一场演出或听一次报告而在夜间往返步行三十里而毫无倦怠之感。那时，我们似乎走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沟沟峁峁。我突然想起，有一次，我为了到宝塔山下的崖壁上寻找范仲淹将军留下的摩崖石刻大字“胸中自有甲兵十万”而滑倒在延河中，全身都被打湿了，却感到由衷的兴奋。而现在，当我在清凉山上欣赏新刻的范仲淹的咏史诗词，向东道主问起那一行著名的振奋人心的大字石刻时，人们都摇头说，没听说过有这个石刻……历史是温馨的，也是无情的。
但是，当我怅怅地回到了当年《解放日报》的办公室，我的东道主取出留言簿要我题词时，我还是套用了范仲淹的名句，写了两行大字：
关山苍苍，延水泱泱，
延安精神，山高水长。
在刺骨的寒风中，我以告别的目光凝视着夜空下的延安的山山水水，凝视着我当年生活过、工作过、跋涉过的地方。虽然我只能依稀看到群山、延河以及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的模糊的影子，但我仍然能够以我的心灵清晰地寻觅到了我和我的伙伴们当年共同走过的足迹，那是青年时代的足迹，也是我们的历史的足迹。在我的思绪中，瞬息间出现了许多人的身影——我的革命伙伴们和我一道战斗行进艰苦跋涉的身影。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许多人虽然也和我一样步入了老年，但是，我们的前进的步伐仍然和当年一样坚定，一样执着，就像我此刻在延安所寻觅到的我们历史的足迹一样。光明在前，我们的足迹是永远不会停顿的。
1992年6月
（原载《小说界》1992年第5期）
久病延年
在中国的谚语中，有“久病成医”之说，却从未见有人提出过“久病延年”这样的接近于“二义悖反”的说法。
应当说，这是我的一个发现或是“创造”。
大约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刚从被流放的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四壁萧然而又百无聊赖。大约是和林彪的“折戟沉沙”有关，我曾有过将近两年左右的相对安定的日子。但是，那时我既无被分配工作的可能，又无执笔写作的心境，于是我除了读书，享受那种“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乐趣之外，还曾经用篆刻来排遣那漫长的时日。我从家中幸存的一堆印谱中发现了一幅铭刻在秦汉瓦当上的铭文：“美意延年”，我便一反其意，用稚弱的笔力和刀工篆刻了一方寄托心情的闲章，是仿汉印小篆体的四个字：“久病延年”。我的本意，既是一种自勉，又是一种和老朋友之间的共勉。印章中的这个“病”字，其实是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指的是当时正在席卷大地的政治风暴，给我们这些从青年时代起便决心献身革命虽九死而不悔的人身上所带来的创伤（这种创伤既表现在心灵上也表现在肉体上）。我和我的许多老朋友当时都怀有这样的心情：无论我们身受的压力有多么沉重，无论我们仍将面临着多么严重的生死考验，我们都要坚定地斗争下去和顽强地生存下去，直到那些正在把祖国命运推向深渊的邪恶势力垮台为止。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期望值并不高。记得在当时我和几位好友的一次秘密聚会中，我曾对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朱丹说过这样的话：“只要让我亲眼看到江青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们倒台，哪怕我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再活一个星期，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话，我后来也对郭小川讲过。他同意我的话，却又批评我太悲观了，尽管他后来悲惨的经历，证明在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要比我悲观得多。
但无论如何，在那与其说是忍辱负重毋宁说是忍辱偷生的岁月里，我在和一些知心朋友通信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在信纸的一角钤上这方题为“久病延年”的闲章，作为期望，作为激励，也作为一种袒露心灵的表示。后来，我又刻了好几方同样的图章，分赠给几位能够懂得它含义的朋友，而且还获得了一些朋友的会心的赞可。我相信，它们至今还保存在一些曾同我共患难的朋友手中。当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件事情大约早已被人淡忘了。
我在上面谈到的，只是我所篆刻的这方图章所包含的一层意思。“久病延年”中的这个“病”字，还包含有另外一层意思，一层实实在在的意思。这指的是，对于像我（以及我的某些朋友）这样的当时身体很不健康甚至是多病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有一种建立在坚定信念上的健康的精神状态，一种旷达而开阔的胸怀和心情，一种时刻都能自觉地发挥精神上的主观能动性的意志，一种正常的，既是随心所欲又是有所节制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是可以使自己在艰难的条件下，平安地顽强地生活和生存下去的。
我的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经历，可以为我的这个主观论断作出相当充分的印证，我始终认为，即使是“久病”的人，也是可以“延年”的。
我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早已年逾古稀。但我从十七岁起便患上了相当严重的肺结核和肋膜炎（后来又发展为慢性脓胸）。再加上由于遗传因素造成的严重哮喘病，因此，可以说，将近六十年以来，我从来都是与疾病为伴，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可以称为“健康人”的日子。记得1938年初，我带病逃离刚刚沦陷的北平，经过将近三个月的艰苦跋涉，才来到延安，其间所需要克服的困难，是现在的青年人所难以想象的。我父亲（一位正直的知名学者）曾经以焦虑的心情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他绝不反对我参加革命，但以我的身体状况，他担心我活不到三十岁……但是，后来我不但愉快地（也是艰难地）迎来了三十岁的生日（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正准备和野战部队渡过长江，住在一个担任突击部队的团指挥所里，当然，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一天我正在进入“而立之年”），而且随后作为一名随军记者，参与了解放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大部分战役，最后，经过了几千里基本上是靠步行的长途行军，来到了云南边疆。
我的生命在云南得到了一次挽救。那里的医院以当时最好的医疗条件治好了我的结核病和大体上控制了我严重的肺气肿和哮喘病；但是，对于我的脓胸病，医生们却表示了一种束手无策的忧虑。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不承认，我能够顺利地活过了三十岁，是由于一种幸运的机遇，是由于一种带有很大偶然因素的命运对我的宽容与厚爱。
我的脆弱而顽强的生命，在1956年得到了第二次挽救。那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被送到北京来做大手术：云南的医院怀疑我得的是肺癌，而且把这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诊断过早地透露给我了，我想我今天可以欣慰地说，我当时不但没有被这个可以摧毁人的意志的消息所压倒，而且一直是保持着一种豁达而平静的心境。我想，这种心境，是使我后来得以顺利地战胜无数次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磨难，能够继续顽强地活了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次挽救了我的生命的，是两位杰出的医生——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吴英恺和黄国俊教授。在当年那种简陋的条件下，他们为我做了一个长达十个小时的开胸手术，基本上解决了使我多年深受折磨的脓胸症——而且是一种罕见的“包囊性脓胸”。用黄国俊的话来说是：“我们从你左胸里给你摘除了一个中号暖水袋！”而且多半是出于对我表示安慰的好心，他当时还对我说：“你不要悲观，像你得的这种病，在我们的病例记载当中，存活率很高，有长达十一年现在仍然健在的！”
听了这些话，我当时不但不悲观，而且还为此激动不已。我想，我的日子还长着呢，即使我没有足够的把握，我也一定要努力给他们创造一个新纪录——再存活十二年，到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呢！
而事实上，从那以后，我已经“存活”了三十八年。而这三十八年，我所跨越、所经历的，又绝非是一条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生活道路。但是，尽管在这漫长岁月中，我又经受了那么多的意想不到的急风骤雨的冲击，使我常常感到，我所走过的每一段生活历程，都好像是在湍流急浪中搏击前进的。不论是幸，还是不幸，反正至今虽然我所拥有的依然是一副时时为病痛所苦的孱弱之躯，我却仍然能够生活得平静而自如，仍然能够为我所献身的事业做出点点滴滴的微小却是无愧于心的奉献。而且在不久之前，刚刚愉快地度过了我的七十五岁生日。
有不少人曾经向我问起过我的“养生之道”，怎样才能做到“久病”而又“延年”，我却往往难以作答。我平生与烟酒无缘，从来不吃补品，也不练“气功”，除了热衷于长途旅行外，我甚至很少进行持之以恒的体力锻炼，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为了保护身体而必须屈从于种种纯属臆想的违反自然的“清规戒律”。我一生信守不渝的，是对自己从青年时期就认定了的理想和信念，绝不动摇。对于种种邪恶现象，我也绝不缺少那种疾恶如仇的义愤。但我也始终认为，人应当具有一种博大宽容的胸怀。我承认，我的性格也许过分温和和过分宽容，以至于从延安时期直到现在，我头上长期被扣上的“温情主义”和“缺乏斗争性”这两顶帽子，从来没有被摘掉过，有人甚至因此以“东郭先生”相讥，我对此也并不介意。我的一条自然形成的生活准则是：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对于原则问题，我绝不含糊，而对于那种纷至沓来的小是小非、嘁嘁喳喳之谈，我采取的是既不斤斤计较，也绝不跟自己过不去的态度。只要是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只要是性之所适、情之所至的好事，我总是愿意无条件无代价地付出自己的劳动，哪怕是力有不逮，我也总是尽力而为。
就是这样，我走过了自己艰难而又无愧无悔的七十五年的漫长岁月。我已经大大地、超额地完成了我父亲当年所期望于我的“生命计划”。对此，许多人为我庆幸，有人则不那么高兴，但对我来说，至少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久病”也能够“延年”的绝非虚构的范例。
因此，不管怎样，“久病延年”这四个字一直被我视为至理，至少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推己及人，我希望，别人也能由此得到一点启示，或者引起一些思考。
1994年4月29日
西西里随笔
西西里的秋天完全不同于北京的秋天。在经过将近三十个小时的累人的旅程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市的海滨小镇蒙德罗。我发现，时光好像在倒流，我在连续一天多天上和地下的行程之后，居然又回到了炎热的夏天；虽然从地图上看，西西里地处北纬三十六度，和我国华北地区几乎属于同一纬度。但是，当我从时差的昏睡中醒来，从下榻的海滨饭店中推窗远眺时，展现在我眼前的，却完全是一派使我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热带风光：浓荫蔽日的棕榈林带，色彩缤纷的奇花异卉，遍布于丘陵地带的橄榄树林，带有浓郁阿拉伯和西班牙风格的米黄色和橘黄色的古老建筑，从海岸边拔地而起的形状奇特的花岗石山峦，一望无涯的地中海的碧蓝色的波涛……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是来到了一个梦幻般美丽的陌生世界。
在我出发以前，我想象中的西西里并不是这样的。我曾经从一本西方作家的书中读到这样的描述：“西西里岛，境内多山地和丘陵。沿岸是风化石，岩石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鸟窝。土地贫瘠，有的地方寸草不生，多数地方只长着多刺的灌木丛。岛上居民靠打鱼为生，住在石头砌的房子里。”然后，就是一系列关于“黑手党”及其“教父”们的令人厌恶的恐怖故事。
当然，这一切都是事实。因为就在从巴勒莫到机场的大路上，人们曾指着一处建筑告诉我说，一年多以前，有一位因其公正而深受人民爱戴的大法官，就在此地被人残暴地谋杀了。我也亲眼看到，无论在机场上、街道旁，都有荷枪实弹、牵着警犬的警察在往来逡巡，为巴勒莫这座繁华城市平添了几分紧张气氛，这是在欧洲其他城市很少看到的。
但是，西西里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毕竟是美好的，它有一种对我来说几乎是前所未闻的独特地域色彩和民族文化色彩的魅力。在紧张的三天中，好客的主人首先做的事情，是以短暂的时间让我们对巴勒莫及其附近的一些地区进行了匆匆一瞥式的访问，使我进一步地了解到：对于西西里这片古老和带有传奇色彩的土地，我所知道的是多么的微少。对于从腓尼基、迦太基文化到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文化，以至于基督教、阿拉伯、诺曼底和西班牙文化，在这个岛国中，经过融会交流所遗留下来的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西西里岛这片虽然工业资源并不雄厚，却有着极其美妙的自然景观和特具风采的文物古迹的土地，我即使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的。
我到西西里来，是受巴金同志的委托，来领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授予中国作家协会的一项特别奖。理由是由于它“在促进中意两国文学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蒙德罗国际文学奖，是在欧洲享有盛誉的一项国际文学奖。在来到蒙德罗以前，我还不大了解：为什么像这样的国际上著名的文学评奖活动要在蒙德罗这样一个只有几万人的滨海小镇举行？为什么一些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作家要不远万里来到这个边远的小镇领取对他们来说是十分珍贵的一份荣誉？
只有在参加了颁奖会之后，只有在西西里的一角——古老的巴勒莫市进行了虽然短暂但却印象深刻的访问之后，只有在优美如画的蒙德罗镇结识了许多生活在这里的作家和学者，并且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真诚的交往之后，我才为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作为西西里的心脏的巴勒莫市（蒙德罗是它的一个小镇），不只是以其和“黑手党”的“教父”们的长久历史渊源而为人所知，而且更以其悠久的包容了多种古代文化源流的文化传统而著称于世。在这个不大的岛屿中，曾经诞生过许多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名字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人们大概很少知道，被称为人类物理学之父的阿基米德，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生在西西里岛东岸的著名城市锡拉库扎，并且为保卫自己的乡土而牺牲了生命。在这个比我国海南岛还小一些的岛屿上，在本世纪就出现过两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是戏剧家皮兰德娄和诗人夸齐莫多。因此，弹丸之地的蒙德罗，就不仅由于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而且也由于它是意大利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而成为人们所向往的地方。到这里来领奖，即使是要远涉重洋，也是值得的和足以使人引以为荣的。
颁奖会是在地中海岸边一家五星级饭店的朴素幽静的会议厅中举行的。会议举行的方式也是别开生面的：颁奖仪式是在悠扬动人的肖邦的钢琴曲中进行，因而有一种高雅、宁静而又热烈的文化氛围。会议的主持者破例让到会的六位中国作家都登上了领奖台（其中包括了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由马识途、张锲、陈忠实、蒋巍等人组成的中国作家访问团），并且要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作了简短的讲话（别的获奖人则只是在领奖时在台上接受主持者的采访）。当我把我们敬爱的巴老亲笔签名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交给评委会主持人兰蒂尼博士时，会场激起的热烈掌声，真诚而确切地体现了生活在地中海边的这个文明古国，对于远隔重洋的另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及其正在进行的伟大建设事业的诚挚的友谊之情。以至于和我们同时领奖的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他也是今年诺贝尔奖提名者之一）在会议结束后，用激动的口吻对我说：“我衷心地向中国作家祝贺。本来，我来这里领奖心里还有些不踏实，因为近年来日本文学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活跃；而现在，当我和中国作家站在同一个领奖台时，我增强了信心，因为我在这里感到了亚洲文学的坚实的力量。”大江健三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和他是在从罗马去西西里的飞机上邂逅的。在西西里东岸的卡塔尼亚的小机场上，他向我讲起了六十年代他在上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接见时的情景，也讲起了他曾经会见过茅盾、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的往事……值得一提的是，卡塔尼亚虽然是个小城市，却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过一次重要的战役而闻名于世：在1943年，蒙哥马利和巴顿将军就是从这一带海岸上强行登陆，进而展开了在西战场上对敌人的反攻的。而我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踏上了西西里的土地。
颁奖大会是在我们行将离开西西里的前夜才举行的。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了东道主的值得感谢的用意：他是要我们这些远方来客在领奖之前，用短短的三天时间对西西里和巴勒莫市获得一个概括的印象，借以证明，我们虽然只是在西西里的小小一角进行了匆促的访问，却已经能够确切无疑地深信，西西里，虽然出现过令人厌恶的“黑手党”，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有着极其丰富的人类文化宝藏和富有无穷艺术魅力的地方。巴勒莫不只是一个驰名国际的旅游胜地，而且也是一个保留了众多历史文化古迹和古代艺术珍品的充满了典雅的文化氛围的地方。
巴勒莫只有七十万人口，西西里也只有二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人们对我说，仅仅在这座岛屿上，就有一千多处保存得很好的古代教堂和古建筑，而且都各自有其不同的艺术特色。当我们从蒙德罗沿着林荫公路到市内去参观时，人们指着东面的一片园林说，那里是波旁王朝的御苑和狩猎场。然后，每走过一小段路程，都可以看到一些典雅而古老的古建筑，正像一个学者说过的：“在这里，每一平方米土地都浸透着艺术。”
巴勒莫市中心，也像所有发达国家的繁华都市一样，既有货品充盈的高级商店和超级市场，也有灯红酒绿、陈设华贵的游乐场所；既有出入于华屋广厦的穿着考究的富绅贵妇，也有躺在街道两边的蓬头垢面的乞丐……但是，整个巴勒莫市，从外观来看，却完全是一个充满中世纪文化色彩的古老城市。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有着色彩协调、庄重古朴的格调，而且，几乎看不到一座刺眼的现代化的摩天高楼。触目可见的是：整洁而狭窄的古老街巷（我发现，有一条小巷叫作“威尔第巷”，另外一条摆满出售鲜花摊位的小巷叫作“阿基米德巷”），橘黄色和深褐色花岗岩建造的房屋，随处可见的带有浓厚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大理石雕像，以及形形色色的喷泉——而它们又大都是和一些优美壮观的大理石雕像群建造在一起的。比如，在“自由大道”的一处十字路口，就有一组名为“四季喷泉”的景观：在街口的四角，各有一组象征一年四季的各具姿态的雕像，清澈的泉水，从雕像中汩汩地喷涌而出。在不远处的一座小广场上，还有一处“普瑞多利亚喷泉”，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著名艺术家设计建造的。它名为喷泉，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片直径约四十公尺的大理石台座上的一组雕像群：其中包括了大约五十座高大的从圣母、圣徒、神话中人物到普通凡人的栩栩如生而又各具神态的人物雕像；这些人物，或全裸，或半裸，或身着不同民族服饰，或描述一段圣经故事，而无不具有各不相同的精细入微的表情，如同一幅肃穆动人的中世纪社会风貌的“众生相”图卷。巴勒莫人把这座规模宏大的大理石雕像群和光彩耀目的喷泉群看作是城市的骄傲，我想是绝非偶然的。
在巴勒莫市内有许多保存得很好的古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是始建于1184年的巴勒莫“总教堂”和始建于1130年的“诺曼底王宫”。“总教堂”建成后，似乎并未遭到很大的破坏，加上历代所进行的维修与增建，使这座教堂至今保持着当年的宏伟而辉煌的面貌。大约是由于不同的历史年代和民族文化的影响，这座任何人站在它面前都不能不为之赞叹的古建筑，从精美和宏伟的程度上看，都可以媲美于世界上最著名的几处教堂（如梵蒂冈圣彼得教堂和德国科隆教堂），却又明显地带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与诺曼底文化的鲜明印迹；但是，这些不同民族文化的遗存，却又融汇结合得如此统一和协调，以至于我们不能不钦佩地确认：这座精美绝伦的伟大建筑，既显示了对于不同的古代文化艺术结晶的完美的吸收和承袭，同时也突出地体现了西西里人在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上的惊人智慧和才能。
与此相比，那座被称为“诺曼底王宫”的古建筑群，就具有更加色彩斑驳的鲜明特点。它始建于12世纪初，据说，当初的建筑物还带有比较明显的腓尼基人和诺曼底人的风格，但后来几经战乱和改建，曾经成为诺曼底国王的行宫，又曾经成为西班牙总督的官邸。是幸，还是不幸？由于这些建筑的华丽宏伟以及自然环境的优美，历代统治者都特别钟情于它，都把它当作显示自己权势与豪富的标志，在这里穷奢极侈地尽情享乐，因此，这座迷宫似的建筑群就被历代统治者作为王宫和别墅而保存了下来。这座建筑群等于西西里的“故宫”，结构复杂而多样，有教堂，有宫室，有花园，有大宴宾客的厅堂，甚至还有修建得十分精致的供人远眺大海的尖顶塔楼。
现在，这里是供人免费参观的一座博物馆。顺便说一句，在西西里乃至罗马，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大都是供人免费参观的。
人们说，由于战乱频仍，现在诺曼底时代的遗物已不多了。但是，在这座王宫的入口处，却陈列了一部显然是几百年前遗物的金碧辉煌的华贵的马车。如果拿我们颐和园中陈列的慈禧太后的御用车轿与之相比，后者可就显得有些寒碜了。
我不懂建筑，这座被精心地保存下来的王宫，无论是它的拱形宫门和走廊或是它的宫殿的顶部，都使人觉得带有相当明显的伊斯兰文化的色彩，但王宫中心的布满了石雕和壁画的大教堂，都又是地道的基督教文化的天地。历史的风雨，总是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的。文化的演进也是如此，不论历史在朝向怎样的方向发展，只要是反映了人的智慧和创造性实践的美好的事物，总是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其长存不朽的印迹的。
感谢主人们的盛情，大约是出于让我们多知道一些西西里人引以自豪的悠久历史文化的意愿，他们用了一整天时间，带我们到巴勒莫以西约一百公里处的一处著名的古城堡——艾瑞思古堡去参观。在车行近两小时的途中，使我们得以对西西里的自然面貌获得了更多的印象。这确实是一片绝对称不上是丰饶的而多少有些荒凉的土地，一路上几乎没有看到一片平原，举目所见都是土壤较薄的丘陵地带。很少看到农田，丘陵高处也很少森林。使这片土地展现出生机的，是一片片浅绿和浓绿相间的葡萄园和橄榄树林。这些生长得很矮小的葡萄架，大都是含糖不高的只宜于酿酒之用的特殊品种。西西里出产的葡萄酒，在世界上是很出名的。再有，就是在别处十分罕见的种植仙人掌的果园。仙人掌果，在这里是名贵的水果，在水果店里，它的价格比任何其他水果都高。
艾瑞思堡建立在西西里岛西北角海边的一座山岭的山顶上。当旅游车沿着盘山公路把我们送到这座为云雾所缭绕的古城堡的大门时，我们确实立刻就为之惊叹不已。“这座城堡始建于公元前230年，”一位向导介绍说，“比中国的秦始皇开国还要早七年。”一位旅客补充说。
我对于这些介绍不无怀疑，因为他们随即又介绍说，这座作为军事要地的古堡在历史上遭受过几次破坏；而从古堡城墙的完整、城堡中用彩色石块所铺设的小巷路面的完好无损来看，都不像是两千年前的旧物。但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古老城堡，却是确切无疑的。从西边遥望，城堡完全是建筑在悬崖陡壁上；城堡中有几条古意盎然的小巷，小巷两边有许多用褐色和黑色花岗岩建成的教堂、民居和高高的钟楼。除了在小广场上停着的小汽车以外，站在这些古老的建筑中环首四望，云雾阵阵从身边飘过，的确有一种宛若置身于古代的感觉。
城堡的中间靠近悬崖处，有一座“堡中之堡”——名字叫作维纳斯碉堡。从这里，可以远望北面的海岸和西边的滨海平原。人们说，这片叫作特拉帕尼的平原和港湾，是一处很有名的地方。在19世纪中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加里波第，就是从这里登陆，率领著名的红衫军，占领艾瑞思堡，发动西西里人民进行反对波旁王朝起义斗争的，为以后统一意大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艾瑞思城堡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是防止海盗侵犯和控制特拉帕尼平原（也是盛产食盐、珊瑚、金枪鱼和葡萄酒的西西里的富庶地区）的制高点。我们从那个“堡中之堡”的箭孔中远眺，确实是可以把碧蓝的地中海和平坦的特拉帕尼平原一览全收。
但更使我感兴趣的是，我越来越发现这座城堡确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堡；至少，我在那座“堡中之堡”以及好几座教堂及其高耸入云的钟楼边的介绍文字中，都找到了“此处建于11、12或14世纪”这样的字样。
即使没有这样的字样，仅从那些被风雨剥蚀得斑斑驳驳的城墙、教堂和钟楼的花岗岩石块上，我也相信，它们即使不比我们的秦始皇更古老，恐怕确实也是相当于我国宋王朝期间的遗物了。
像这样的保存得如此完整、如此统一而协调的古代建筑群，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似乎还很少见到过。
在归途的暮色苍茫中，我们又被送到一处距巴勒莫不远的一个叫作塞杰斯塔的地方，去参观一处货真价实的古代建筑。这是一座建立在荒凉的小山包上的神殿——一座完全是古希腊风格的神殿。你如果看到过古希腊著名的巴特农神殿的照片，你就可以想象出塞杰斯塔神殿的雄伟古朴的身影了。这座长方形的巨大建筑，由三十六根高九米、合抱约七米的石柱构成，上面有由重以数吨计的大块花岗岩石条构成的门楣和横梁，梁柱上都有精巧的雕饰，却没有殿顶，似乎是一座未完成的杰作。站在这座宏伟的古建筑面前，人们不能不为西西里古代人民的智慧而感到惊叹，而且难以设想，在远古的年代里，人们是用怎样的工具和器械把这些庞然大物吊装上去的。尽管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阿基米德已经发现了“杠杆原理”。
但人们告诉我，这座神殿“并不太古”，是公元5世纪建成的，比我国的阿房宫还要晚五百年。但是，我并不为此而减少对这座神殿的仰慕之情。因为不但阿房宫早已荡然无存，就是比这座神殿晚两三个世纪的唐代宫阙，也早已化为尘土，我们只能凭发掘出来的地基和史书上的记载，来揣摩它的雄姿了。
天黑了，我是带着一种怅惘的心情告别塞杰斯塔神殿的。在归途中，我一直在想：在对于西西里做了短暂的访问之后，所见虽少，却得到了一些引人思考的感悟和启发：我们应当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我们才是最古老的，只有我们的古代文明才是最辉煌的。地球上的文明史，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因此，即使是像西西里这样的弹丸之地，即使是在这个曾经以“黑手党”及其罪行而恶名远扬的地方，也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乃至学习的地方，因为它们是属于全人类的珍贵的文化财富。
在这方面，在泱泱大国和弹丸之地之间，从来都应当是平等的。
1993年11月16日
（原载《环球企业家》1994年第1期）
樱花与梅花
刚过中午，飞机临近东京附近的海面时，机舱中有人兴奋地喊了一声：“看，富士山！”我们从窗口透过灿烂的阳光，果然看见好像披着一件雪白蓑衣的富士山峰，被悬浮的云朵簇拥着，屹立在大地上，秀丽而又雄伟。然而，顷刻之间它又被云海淹没了。而我还是感到欣悦和满足。我曾经几度从富士山的上空和身边经过，却缘悭一面，从来没有看见过它的真面目，不知道它是不是像我们从照片中所看到的那样美丽。现在我可以回答自己了：富士山不但名不虚传，而且还有一种我在任何画面上所没有看到过的雄伟挺拔的气势。
在人们的心目中，富士山和樱花是日本人民生活的象征。但我在日本却从来没有看到过盛开的樱花，当然也很难体会到樱花盛开时节的魅人景色和人们的欢乐心情。这一次，我所参加的由章文晋同志率领的对外友协代表团恰好是在樱花季节来到日本进行访问的，因此，我们到处都听到人们对我们谈论樱花。刚下飞机，在机场迎接我们的老朋友白土吾夫和佐藤纯子就告诉我们，我们赶上了好时节，前几天东京还下过大雪，而现在已经是一派阳光灿烂的春光了，樱花就要开放了，至少在我们结束访问归国之前，就可以看到樱花怒放的景象了。
但是，一直到我们归国之前，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盛开的樱花。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们却处处看到了盛开的梅花。3月27日，我们去拜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当我们刚刚在他四壁图书的客厅坐定并且向他表示了对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大庆的祝贺之后，这位七十九岁的长者，带着一种纯朴和含而不露的微笑对我们说：“今天，是真正春天的开始。”为了使我们明白这句话的双关意义，他又说，“对于我们来说，每年的春天都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懂得他的意思：今天，3月27日，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的日子；这一天，是自然界的春天开始的时候，也是中日人民友谊进入了一个新的充满生机的季节的时候。这时，我透过右侧的落地玻璃窗，看到庭园中有一棵树正繁花怒放，临风飘曳，树下还残留着未融的积雪。“那是樱花吗？”我这样想。“不，”主人似乎知道了我关注的事情，“那不是樱花，那是梅花，红梅。”是的，这确乎是红梅。而梅花，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也正如樱花之于日本人民一样，是我们民族的象征。
可能是发现了我们对于樱花的兴趣，井上靖先生指着我们面前桌上的点心说，“请尝尝，樱花虽然还没有开，但这点心当中的一种却是用樱花的叶子做成的。”我们品尝着清香而略带苦涩的樱花叶，心里有一种含英咀华的感觉。
随后，井上靖和我们兴致勃勃地谈起他计划之中的楼兰之行来。他说，在他有生之年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亲自到新疆的楼兰石城去看看，哪怕只看一眼，也算是不虚此生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平素总是使人有着一种严肃庄重、诚挚而又沉默寡言的印象，但一旦接触到丝绸之路的话题，接触到中国古代文化和日本文化的渊源关系时，他就立刻迸发出一种在老年人身上很少看到的那种热情、率真和充满活力的神情来。当章文晋同志告诉他说，友协将会努力帮助他实现这个夙愿，并且已经决定派井上靖先生很熟识的张和平同志陪同他实现这个计划时，这位老人简直高兴得眉飞色舞了，他诙谐地说：“那太好了。我们将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保卫和平’，我保证他的安全，我们从楼兰回来时，我一定把他完整地交还给你们！”
当晚，我们和以吴作人同志为团长的中国文联代表团一道参加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酒会。有八百多位日本的各界知名人士（他们当中几乎包括了当今日本文化界的精英人物）参加了这个充满了友好情谊的、气氛十分热烈感人的盛会。在他们当中，我看到了许多旧雨新知。我们谈友谊，谈文化交流，谈对未来的展望，谈共同关心的问题。有好几位朋友对我说：“你上次来樱花已经凋谢，这次你们肯定会看到日本人民在樱花盛开时候的狂欢景象。”对此，我当时是深信不疑的。
此后，我们开始了“闪电式”的访问活动。在八天的时间里，我们访问了东京、松山、广岛、京都、奈良和箱根。我们到处都被包围在一片友谊的热流之中。我们到达松山市时，主人对我们说的头一句话就是：“电台已经广播：明天是松山的樱花开放日。”以后，我们来到广岛、京都和奈良的时候，也时常听到这样的预告。然而，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人们时常描写的樱花盛开时的灿若云霞的景象。我们所行之处，处处都有含苞待放的樱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有如在陌生人面前含羞掩面的美丽姑娘。
然而，我们到处都看到了盛开的梅花。日本的梅花似乎同中国的梅花有些不同，以红梅居多而少有其他品种。但它盛开时所呈现出的那种繁英怒放、花团锦簇的繁茂景象，却是我在国内很少看到的。它们开得太茂盛了，和国内梅花开放时的那种疏朗古拙的身姿迥乎不同。我们到奈良访问，到唐招提寺去参拜鉴真大师的遗像。一进门，就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奈良前市长键田忠三郎。他说，他是专程从东京赶来陪同我们来参拜唐招提寺的。走进这座保持了我国唐代风格的宏伟庙宇，使我眼睛为之一亮的，又是盛开的、花朵重叠团簇在一起的绛红色的梅花。主人告诉我说，这所庙里的许多植物，包括琼花、茶花、翠竹以及许多别的花木，都是来源于中国，那么这里的梅花，也同中国的梅花有着血缘关系了。
在供奉鉴真遗容的“御影堂”中，我仔细地观赏了东山魁夷用十年心力创作的壁画的全貌，并且得到了极大的艺术上的满足。这些壁画把日本的山川海洋和中国的黄山、桂林以及扬州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使鉴真这位伟大的友谊使者好像生活在一种体现了两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的氛围之中。而在鉴真遗像的正前方院落的中心，一株深红的梅花（又是梅花）正在生机勃勃地开放，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幽香。
在我们整个旅程中，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含苞待放的樱花林和正在怒放的梅花林。人们告诉我，在日本，樱花和梅花总是连接着开放的。它们好像是相约好了似的，在同一个季节，络绎不绝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有人为我们没有赶上樱花盛开的时刻而感到遗憾。他们说，樱花遍开并且进入落英缤纷的时节，才是赏樱的最佳时节，但我却有与此不同的感受。我感到那种樱花初放和梅花怒放同时出现的景象，更加使我激动和欣悦。落英缤纷固然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但是它会给人带来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惆怅思绪；相反地，看到一行行蓓蕾满枝、间有一枝先发的樱花林，加上一片片先开几日的梅花林，却会给人带来一种生气勃勃和前景无限的感觉。
我并不为我没有看到樱花怒放的那种自然奇观而感到遗憾。假如我有机会再去观赏樱花，我还会选择这样的时刻——樱花初放和梅花盛开同时并存的时刻。这才是美好的、最富有希望和最具有生命力的时刻，也是能够给人以启迪的时刻。
1986年4月17日晨
（原载《人民日报》1986年4月23日）
和中岛健藏先生的最后会见
以周扬同志为首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圆满地完成了为时三周的对日访问之后，满载着日本人民和日本作家的深情厚谊，回到了北京。当代表团的同志们还沉浸在日本人民的真诚感人的兄弟情谊之中，回顾着刚刚经历过的内容充实的旅行和访问时，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越过大海传来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的久经考验的老朋友、好朋友中岛健藏先生去世了。
中岛健藏先生是日本当代杰出的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是三十年来如一日地坚贞不渝地致力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和邦交正常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运动的一位卓越的活动家和领导人。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对他是熟知的，热爱的，尊敬的。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事业的感情是真挚的、坚定的，即使是在林彪、“四人帮”在中国横行的那些黑云滚滚的年代里，他的这种耿耿深情也是从来没有丝毫动摇过的。他的逝世，是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文化界的一个重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
而对我们这些刚刚访问过日本，访问过中岛健藏先生并且同他作了热情诚挚的交谈的人来说，我们的悲痛和震惊就更是难以用简短的文字所表达的。在几天当中，中岛健藏先生的音容笑貌，他的坦诚而爽朗的笑声，他的深沉、正直同时又常常带有一种孩子似的天真的表情，他的滔滔不绝、妙趣横生的话语，时时萦回在我的头脑之中。早在5月上旬中国作家代表团成行前，许多日本朋友就一再向我们说：中岛先生虽然身患不治之症，却时时在关心着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的事情。一位日本朋友说：“中岛先生是多么迫切地希望早日看到周扬先生和其他中国作家朋友们呀！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发的前夕，我们收到了白土吾夫先生打来的电话和以中岛健藏和井上靖先生名义打来的电报，电话和电报都说：“得知中国作家代表团如期到达，不胜欢喜……”当时，从白土先生的激动的语调里，我们仿佛看到了病榻上的中岛先生那急切盼望的兴奋的神情。
所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东京后的一项最重要的日程，就是去探望中岛健藏先生。
5月12日的下午，周扬同志和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在白土吾夫、佐藤纯子先生的陪同下，去探望中岛健藏先生。他的朴素的家位于东京西郊的中野区。当我们抱着一束红色的石竹花，穿过狭小的四面都是图书的甬道和书房走近卧室中中岛先生的病床前时，他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来，长久地紧握着周扬同志的手，眼圈红了。在双方都由于过分激动而说不出话来的短暂的几秒钟里，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我们期待了那么久的时刻终于实现了。很快，中岛先生就恢复了我们所熟悉的他平日那种沉静、机敏和幽默的神情。他几乎是急不可待地讲起来。“你看，我们终于见面了。”他微笑着说，“前些年，简直把我给弄糊涂了。有人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不信，但是很担心。直到白土在王府井大街碰到了你，马上秘密报告了我。我们是多么高兴啊，这个消息几乎是传达喜讯般地在这里传开来了。”他指的是1975年，有一次白土吾夫先生在王府井大街偶然遇见了周扬同志，十分惊喜，很快就把这个消息传回日本来。周扬同志笑着说，“可是那次见面，我们和白土先生连一起照个相都不可能啊。”然后，周扬同志向中岛先生转达了中国作家对他的问候，并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岛先生轻微地叹了一口气，停顿了片刻，用一种柔和的声调深情地说：“现在，可要轮到我向你提出要求了：你一定要保重，活下去，工作下去，多活几年，多工作几年。有很多事，只有我们才知道呀！”然后，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你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我们还有那么多事要做，这以后要靠你了！”我们明白，他指的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中日文化交流的事情，周扬同志告诉他：现在情况不同了，粉碎了“四人帮”，中日两国作家的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障碍清除了，必然会进入一个新时期。他听了高兴地点点头，说：“中国人民在大灾大难之后终于迎来了春天！”然后，又支撑起身子，激愤地说起“四人帮”来。“我有一点可以自豪，”他说，“我从来就不相信这几个人，特别是张春桥，我顶了他们，当然，他们也不高兴我，也批了我，只是因为我是外国人，不能把我怎么样！”然后，他又用充满了感情的声音对周扬同志说，“你们吃了不少苦头。你们一定要保重呀！”然后，他历数他在中国朋友的名字，从北京、上海数到广州，我真惊讶，他虽然已病在垂危，却还有那么好的记忆力。
如果不是我们的劝阻：这样激动的交谈会影响他的身体，他还是要不停不歇地说下去的。“不，你们再坐一会儿，我看到你们就高兴，我今天身体好像也好一些了，我有那么多话要说……”但是，我们看得出，他虚弱得厉害，他的思想虽然同往常一样敏锐、清晰，但是，他说出的每一句完整的话都是吃力地吐出来的。我们劝他不要说得太多。我们回答了他提出的关于中国文艺界的工作和举国上下正在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的情况，他高兴地听着，不住地点头，说：“这样，我也放心了。”
我们几次告辞都被他拦阻住了，“再坐一会儿。”他的面容是忧郁的、惆怅的，我看得出，他心里正在闪过这样的念头：“朋友们，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直到我们把一幅送给他的图画——吴作人同志画的熊猫——展开在他面前时，他的面容才一下又闪出了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近似孩子的天真而又欢快的表情，惊叹地说：“啊！Panda（熊猫）！谢谢！谢谢！”
我们带着怅惘的心情离开了中岛先生的四壁堆满了图书的家。在书房中，并排放着两架钢琴，温静的中岛夫人笑着说：“这架是中岛弹的琴，那一架是我弹的，我们休息的时候，常在一起弹琴。我们都喜欢李斯特！”我们回过身来，中岛先生正半坐在床上向我们挥手，他的眼中闪着泪光。
在那之后，我们开始了紧张的访问活动。我们访问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奈良、仙台、箱根、大阪、神户。我们参加过许多次讲演会、座谈会。我们时常听人们谈论中岛先生。有好几次，不是白土吾夫先生就是佐藤纯子先生，对我们说，中岛先生又问起中国作家代表团了，“他们访问得怎么样？身体好吗？工作顺利吗？有什么困难吗？”
每逢听到这样的话，我们的心中就感到一股亲人问候般的温暖，眼前也时时闪过中岛先生的深沉、热情、坦诚同时又带有某种孩子似的天真的面容。我们祝愿他能恢复健康，祝愿他（正如他自己一再说的，“我老了，要退休了，但只要中国作家协会恢复了，我还要去中国访问！”）有朝一日再到中国来访问。但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连我们自己也不会相信的想象和愿望。
6月初，在北京，在我们宴请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来华访问的席间，随行的木村美智子先生含着眼泪告诉我们：“中岛先生已进入弥留状态，他的生命不会超过一星期了。”果然，在12日清晨，我们就听到了中岛先生去世的噩耗。
中岛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下的业绩，不论是他在文学事业上留下的业绩还是在中日友好事业上留下的业绩，都将长存，永远为中日两国人民所记忆，所珍重。
1979年6月
（原载《文艺报》1979年第7期）
但求无愧无悔
今年年初，有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由一家地方出版社委托我主编的一套文学丛书——《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评奖中，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当时，我的一个未加思索的直觉反应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套耗费了不少人心力的丛书，尽管曾经一度得到过国内外文学界的首肯甚至赞许，却早已在几年前就遭到了不允许继续发行和续编下去的命运，因而也早已在许多书店的书架上绝迹了。我当时曾经为此而大惑不解。记得我还因此而想起过我国古代诗人刘禹锡的一段名言来：“人或誉之，百说徒虚，人或排之，半言有余。”因此，这套印数不少的丛书，恐怕早已被尘封于书库之中。它怎么有可能在数百部鸿篇巨制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如此崇高的荣誉呢？
但是，就在第二天中午，我就从报纸上公布的“国家图书奖获奖书目”中，证实了这位朋友在电话中对我说的是事实。我看到，在荣获“国家图书奖”的五部文学类图书书目中，在《随想录》《管锥编》等这样一些皇皇巨著的下面，果然明白无误地列有《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这部作品的名字。也就是说，这部长期以来曾经使我欣慰感奋而又惶惑不安的作品，在经历了六年的历史检验之后，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裁决，获得了正式的认可。我们终于听到了这样的宣布：这是一套好书，而不是像有些人曾经宣称的那样，是一套“有倾向性错误”因而不宜发行的书。
应当说，只有用“百感交集”这四个字，才能表达我此时汹涌如潮的心情。因为，为了编好这套书，当初曾和我一起付出了大量劳动的几位编委当中，鲍昌同志已经不幸早逝，早已无缘获知这个使他释然于怀的消息。（令人悲痛的是，另一位曾在编辑工作中做出了不少奉献的编委葛洛同志，不久以前也因患癌症突然辞世。）也因为，为出好这套丛书而奔波操劳的两位责任编辑同志，还曾经由于至今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而受到过本来也许是应当由我来承担的批评与责难，以至我每当想起这一点，就时常会对他们产生一种莫名的负疚之情。
有些人健忘，他们认为，这件事早已不值一提。他们的哲学是“往事如烟”，只要一阵风就可以把过去的一切事情吹得无影无踪。但我却坚信，往事并不如烟。有些事情总是经常会勾起人们的回忆，而且是令人感叹和发人深思的。
大约是在1985年底，有两位我所熟识的事业心很强的同志，满怀热情地从南方来到北京，约我帮助一家出版社编辑一套可以反映新时期近十年来文学创作主要成就的丛书。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商讨，我们一致认为：中篇小说是我国新时期文学中当时成就比较突出与集中、社会影响比较深远，也比较能够显著地反映当代文学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水平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的编选工作首先以中篇小说作为对象，应当是适当的和可行的。编委会很快成立了。编辑工作也进行得紧张有序而又相当顺利。大约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套印制精美的分量厚重的文学创作丛书就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套丛书包括了一批著名作家（他们的名字，按姓氏笔画是：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冯骥才、陆文夫、张贤亮、张洁、张一弓、张承志、贾平凹、蒋子龙和谌容）自新时期以来所创作的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每人一卷，共计十二卷。这套丛书很快就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和海内外文学研究家的重视。在国内召开的一些专门讨论当代中国文学的国际研讨会和其他一些学术会议上，它曾经成为颇受欢迎的礼品和读物。于是，出版社决定把这套丛书继续编下去；我们也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感到高兴。顺便说一句，那时的编选工作完全是一种无偿劳动：我和编委们大都阅读了二三百万字的作品而并未收取过分文的编辑费。对此，我们每个人都是甘心情愿和问心无愧的。
至于这套丛书的编辑方针和编辑思想，即使是以目前的眼光和标准来要求，我也认为是没有多少可以指摘和挑剔之处的。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为丛书撰写了一篇近六千字的序言。这篇序言，后来以《文学的价值在于提高人的思想境界》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艺评论版上。在这篇文字中，我曾经这样地表述过自己的文学主张和编辑思想：
“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历史生活、现实生活以及人民在生活进程中的思想、感情以及文化心理的一种真实而形象的反映和表现；因而也可以说，文学是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理解生活、完善生活和完善自己的一种生动形式。它的价值首先就在于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
同时，我也明确地指出：“必须肯定，文学现象一定是气象万千和无限多样的，它们应当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各具特色的艺术独创性给人们以多方面、多层次的有益感染和影响。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和作用的文学现象，当然也会存在并且会不断出现，但它们永远也不会成为我们文学生活中的主流和主潮。”我在文章中还提出：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还认为，“对于时代与人民的发自衷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作家一切美好品格当中的一种最可敬重最不可缺少的品格。”因此，我们把这一点视为编选工作中决定作品取舍的一条重要准则。
这些观点，我们是力求把它们贯穿在编选工作的全过程之中的。这一点，我想，只要不是心怀偏见的人，都是不难从书中有所感受的。需要说明的是，我在任何时候也从未企望过和保证过，被选入到这套丛书当中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十全十美的毫无瑕疵的杰作。作为体现了一段历史时期主要创作成就和水平的作品选集，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在一切方面都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在尽可能地“求真、求深、求精、求新”方面，在力求客观地择优选萃方面，我认为，作为编委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到了尽心尽力和公正无私的。
否则，就很难解释，这套丛书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在读者中获得了那么多的既使人高兴又使人惭愧的赞誉（尽管后来无情的事实很快就表明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使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几乎是同样短短的时间内，事情竟会出现了一个急剧而奇异的变化。有一天，我们突然被告知：根据地方有关部门的意见，由于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这套丛书不应再继续发行也不必再继续编选下去了。那口吻和气势是没有商讨余地的。这一令人始料不及的变化，使人想起我国古代哲人孟夫子讲过的一句很像是预言的话：凡事“有不虞之誉”，就会出现“求全之毁”。但是，对于这一“决定”我们却是不可能不遵行的。正在着手进行的丛书第二辑（同样也计划编选十二卷）的编辑工作只好停止；连已经接近完稿的头两卷（即《徐怀中卷》和《李存葆卷》），也不得不遭受池鱼之殃，中途撤稿了。
就这样，我们设想得过分理想化的这个编辑和出版计划，就不能不中途夭折了。
在那以后，我曾经多方询问和打听过：我们在工作中究竟是出现了怎样的差错和失误，竟然导致有关方面采取了如此严厉而断然的措施？那时，我从未从有关部门得到过任何文字上的或口头上的正式回答，却从不少了解情况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一些时而是吞吞吐吐时而是闪闪烁烁的消息。这些消息使我终于得知，这套丛书之所以被“冻结”，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人（自然是非同等闲之人）认为这部书是一套带有“倾向性错误”的作品；一个是有人认为出版社为这部丛书的出版支付了超额的编辑费用，必须加以清查。对于后者，我只能一笑置之。因为参与这套丛书的几个人（包括主编和编委），无论生者或者死者都可以作证，我们所做的历时数月的工作，纯属出于自觉自愿的义务劳动，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有过丝毫想要接受编辑费用的念头。既然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到头来就自然会自生自灭。而对于前者，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年代里，谁都明白，所谓“倾向性错误”意味着什么！因此，听到这些吓人的“理由”，我开始是愕然和惶然，继而是茫然和愤然，同时在心中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无端受到伤害的难以排遣的困惑。
我应当承认，对于自己如此贸然和天真地接受下来的这项工作（它使我和几位老评论家徒然地耗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开始感到有点后悔了。我后悔自己惹来了麻烦，而且很可能也会给那两位热心的责任编辑带来更多的麻烦（后来，我听说事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严重，我的这种担忧的心情也就逐渐消失了）。
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产生过这种“追悔莫及”的心情了。在青年时期，我曾经多次因工作上或其他方面的失误而感到愧悔。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悟出了这样一条道理来：无论是“追悔莫及”或是“悔恨交加”，大抵都是一种思想上不够成熟或不够稳定的表现。对于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人来说，只要认定了这是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就应当竭尽全力地义无反顾不计得失地做下去，一直到做好为止。一时的失误和挫折，对于任何人都是难以避免的。但只要自己胸怀坦荡，俯仰无愧于心，“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是古老的《易经》上的告诫），又何必害怕那些捕风捉影的虚妄之词；既然自己做的是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又何必言悔！后悔又有何益？我甚至认为，为了维护我们认定是正确的事情与思想，为了坚持自己决心为之献身的理想和信念，越是碰到那种随时都还会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无可理喻的干扰，我们就越是不必后悔，甚至是永不后悔，“虽九死而不悔”！
无愧无悔，也正如无私无畏一样，应当被看作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和行为准则——这就是我现在的观点，一个永远也不会改变的观点。
现在，该回到那部命运坎坷的《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上来了。不久以前，有一位好心的朋友和我谈起这部作品获奖的曲折而有趣的经过来，并且问我对此有何感想，我回答说：“当我从报上看到这部丛书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殊荣之后，我的心情与其说是高兴，还不如说是如释重负。除此以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他又说，“难道你不应当像秋菊那样，向当初曾经对于这部丛书大张挞伐的人们讨个‘说法’吗？”
“难道还有这个必要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既然历史和人民已经对于这部丛书作出了公正的评断，这不就是最有力和最权威的‘说法’吗！”
这位朋友同意我的态度，点头说：“对，公道自在人心。事情既然已经成为定论，也就不必再去争什么是非短长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却隐藏在心里，没有对他说出来，这就是：我虽然无意向谁讨个什么说法，但我却很想知道，当初那些曾经对这部丛书如此反感的同志们，看到它竟然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现在究竟是处于怎样一种心情之中：是高兴，还是沮丧？是激动，还是后悔？
1994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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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希汉同志在解放战争后期任二野十三军军长，解放后，曾任海军副司令员。
[2] 吴效闵同志在解放后曾任十三军军长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后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