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为学问之大敌说
这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詹姆斯（Wm. James）与英国大致同派的哲学家歇雷（F. C. S. Schiller）谈话中间的一句。这句话究做何解，很耐人玩味。至少可以有三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歇雷的，怕也就是詹姆斯的。下面就是歇雷的话。“一行学问的旨趣，在使学他的人天天加多，他的影响天天扩大出去。教这行学问的那位教授的旨趣，却未必在此，他要巩固他的地位，要增高他的权威。他的方法，便在使这行学问越变越专门。越专门，懂他的人便越少，有力量来批评他的人便越少；他就越觉得自己超凡入圣。……他的专门名词越来越多，弄得人人莫名其妙。……长此不改，不论那一行学问，必有教之不得学之不屑的一日。”所以说，一行学问的大敌，便是这行学问的教授。这是第一说。
孔子说：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近世所谓科学精神也不外这四个大字。这可以说是学问家的四条清规，面子上，做学问的教授们似乎都很守清规的，事实上，一条不犯的，却寻不出几个来。大凡一个研究生，一个助教，总是小心翼翼的；到得后来，自己略微有些根柢，有些贡献，便要自称或加入某个派别。一有了派别，西人所谓school，于是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精神，便一天发达似一天。他未尝不继续作研究功夫，然而他的立足点不免十分褊狭；这便是犯了固字与我字的毛病。要是他向来的方法是不大谨严的，到此也许更要犯意字必字两个毛病。
这许多毛病，在哲学家方面，真是不一而足；所谓系统的哲学家，我看无一幸免。科学家方面略微好些，然而数派或两派对峙的局势是常见的。极端的达尔文派与极端的拉马克派对峙；雷勃的机械派与杜里舒的生机派对峙；皮耳孙的统计遗传派与达文包的曼氏遗传派对峙；行为心理派与意识心理派对峙。诸如此类，在从事的几位教授，双方钩心斗角，容有相当兴趣，但在那一行学问方面，却多少不能不受打击。研究一行学问的教授，一有派别，这一行学问，在那位教授手里，至少已是宣告局部封锁了。教授是学问的敌人，这是第二说。
这两个说法，第一说似乎不适用于中国的教授；因为大多数的连一行学问的术语都记不清楚，遑论播弄他来吓人。第二说比较适用些。中国教授近来也有派别了。不过他们的派别，很少是自己的本领赚来的。那一派的有些名望的教授先有机会教他，他自以为拳拳服膺了，他便替那一派说话，替那一派辩护。这是很自然的，青年有志的学者，那有不愿意追随骥尾的呢？记得有一位老朋友，初入美国某大学，在某大教授下专攻某科；他的谈吐主张，不知不觉就入了他老师的派别，开口闭口的是“我师”“我师”。后来他毕业了，转入另一大学作研究生，我就再也不听见他提起他的老师，吐属也从此不同了。我看中国教授所自标或自期许的派别，多数是如此得来的。
然而中国教授所以为学问之大敌者却不在此。他们大多数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本来不做什么研究，在某行学问上不预备生什么净利。他们所以为学问之敌者，却在他们以教授自居，人家也口口声声的用教授两字捧他。
欧美各国大学的学生未必如何特色，收取学生的条件未必如何严密，然教授的资格却非同小可。在德国制度之下，从试教到正教授，中间要经过十数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美国的制度比较似乎宽些，然而相当的年限也少不得。从助教，副教授，到正教授，决没有躐等的，更没有刚从大学或大学院出来一跃而为教授的。做别的事也许可以不讲资格和经验，学问是积铢累寸的东西，非讲不可。中国近来的大学，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的教授当然比春笋更要多了。然而调查起大多数的履历起来，最了不得的是刚出大学院的哲博或法博（是J.D.，不是LL.D.）。我说此话，不是推崇学位，不过得过博士的教授，至少大概做过一篇多少自出心裁的论文，比较差强人意罢了。
一国各大学的教授，总看起来，是一个不组织的最高学府，所以当教授的责任与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如今中国的教授，十之七八，既无成绩在前，又不亟起直追于后，使当教授之名而无愧；结果，除了一行学问，在这位教授手里，不得不宣告停顿外，还有一个绝大的危机。就是，使登他“门墙”的人，并不见门墙如何之高，于是学问界幸进之人一天多似一天，吃教授饭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到得教授完全成了一种 口的职业，中国的学问界就可以宣告破产了。除非有别派健全些的势力出来替他，这是不可幸免的。这不是危言，近来已很有这种趋势，前月工会组织发达的时候，不是有人提倡设立一个教授协会么？当时我顾义思名，以为与其沿用教授二字，遭非智识阶级的非难，不如称为“课业工会”，与其他工会一致行动，比较妥切些。这个工会的大目的，当然也在“保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了。所以若有不做教授的人来谈学问，工会也许要出来干涉；不入工会的学问家，也许不准居教授之名，不许在大学里教书。此种现象，目下虽尚无有，不过若是不讲资格和职业化的两个倾向长此不改，早晚不免有这个日子罢了。
总之，就现在情形而论，中国多一个教授，那一行不幸的学问即多一个障碍，少一分进境：因为他把持了这一学问，一面自己不努力下去，一面使有志力者不能问津。教授——尤其是今日中国风行一时的教授——是学问的大敌，这是第三个说法。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科学研究与科学提倡
“科学研究”与“科学提倡”是完全两件事，但是我们中国人似乎分不十分清楚。这两件事是有先后的，提倡时期在前，实地研究时期在后，但是我们中国人讲究了二三十年的科学，到如今似乎还在第一时期之内，还是始终在那里提倡。
最近吴稚晖先生的全集出版了。翻看他的总目，第一集便是堂而皇之的“科学”；但是仔细看去，十多篇的文字里，一部分是有提倡性质的，其余连提倡的意味都不很明显，和实地研究更是不相干了。然而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里，这都是科学文字，凡做科学文字的人，不妨奉以为圭臬。
大约三十年前，英国生物科学家《天演论》的著者赫胥黎让他的全集公布于世。这部全集实在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赫氏的通俗论文，演讲的底稿，与在生物科学以外的研究录；合订成九大册，是Appleton公司出版的，总名为“赫氏论文集”。第二部分是赫氏生物科学研究的成绩，是赫氏一生用了积铢累寸的功夫得来的；每一篇有一篇的特殊贡献，在科学史上有永久的价值的；这一部分合订成四厚册，归Macmillan公司出版。如其把这两部分的内容比较一下，可知在第一部分里的文章，不论他包含多少科学的材料，终究只好放在第一部分里，在第二部分里是完全没有位置的。为什么？因为他只有提倡性质，而没有研究性质。
见了吴老先生全集的目录，因而联想到赫胥黎的全集，因而引起一番比较。这并不是对吴老先生，有甚批评；吴老先生虽很难说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有他的学术上的贡献，我们不能小觑。不过编书的人把他一部分的文墨归并起来，贸贸然冠以科学二字，很足以表出我们中国人分不清楚科学研究和科学提倡的迷糊心理罢了。
中国的科学没有跳出提倡时期，并且没有把提倡和研究分清楚；还有一个很好的证据。这个证据可以在中国科学社的组织里见到。科学社里的领袖人物，都是有相当能力的，那决没有问题；但是中间有几位领袖，无论他学问如何淹博，能力如何广大，却似乎与科学二字不能发生多大关系，或者从前发生过关系，如今事过境迁，这种关系就很难维持了。欧美各国科学组织的领袖，十九是在科学研究上，不论那一方面，有过多量的成绩的。他们有了研究的成绩，出来发提倡的议论，自然不怕没有良好的影响。但是中国人的提倡科学，就是许多科学社里出来的人物，怕不免始终在那里隔着靴儿搔痒。隔靴搔痒式的科学提倡，如何可以使中国的科学事业脱离提倡时期而进入实地研究时期呢？
总之，科学原无须乎特别的提倡，至少，科学提倡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作业，也不是一张嘴，一支笔可以做得到的。给有志于研究的人一个生存的机会，把他们的成绩奖励起来，他们的人格推崇起来，这提倡的至意便寓于其间了。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中国人与国故学
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国人有一天太平了，想研究本国已往的文物起来，也许要到外国去才行。现在研究西洋文物，非到外国去不可；将来研究自己的文物，怕也非到外国去不可。现在的文化寄生生活，已经很可怜，将来的寄生生活，怕更要可怜咧！
这决不是耸动观听的危言。有两种强有力的证据。一是外国研究中国文物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而且研究的成绩一天精似一天；同时中国人自己做这种研究的人并不见得加多，并且精到的程度未见得能超过外国人，有时竟不如他们。二是中国的古物，比较值钱一些的，几十年来，不断的向外国输送，近来输出的数量和速率似乎更比以前要显著。古物一到了外国，外国人确能利用他们，用十分十二分的精神来阐明中国已往的典章文物。研究的东西既给他们搬运了去，老师的身份又让他们占了去；将来我们若完全不求振作，不想做考古的学问则已，否则怎样能不就教于外国的支那通先生们呢？
江南有句俗话，因人成事叫做“向人家手里讨针线”；现在国故学的趋势，似乎要向人家手里讨自己的针线了。这种向人讨自己针线的文化功夫，近来已经是数见不鲜。最近从德国译回来（“译回”的名词是我杜撰的，不过怕以后很有希望可以通用！）的什么《左传真伪考》，便是一个好例证。从东瀛“译回”来的书本，何止数十百种，我们早就司空见惯了。
然而这还是请人家来迁就我；我们把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成绩译回到中国来，安知不是专供我们批评之用的呢！这也许是的。冠冕话尽可以怎样说，但是移樽就教的日子怕已经在目前了。前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教授Carter死了，继任的是向负盛名的一位法国支那通Pelliot（中文名字，好像叫做伯希和）；因为慕他的名，许多中国学生就选了他的课。他第一天上课，便突如其来的发了一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全文，叫大家加以句读。这篇碑文里很有几个生字，并且是骈俪的体裁，竟把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难倒了；他们很费了一些踌躇斟酌，才算交了卷。后来留学生们开会，特请Pelliot来演讲，主席某君致介绍辞，开口便说“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的文化，今天……”；Pelliot上台，开口便把主席的话驳斥了一番。中国的文化是不是最古，暂且不问他，不过一把斧头决不能舞得如此容易，何况在“班门”之前呢？这位Pelliot不是别人，敦煌石室的藏经一大部分是他搬去的。
中国好比一个败落的世家，外国是几个暴发的富户。彼此毗邻而居，不上几年，世家的遗物不知不觉的都落到富户手里去了；富家子弟得到了这种遗物，也不免打动了研究的兴趣，结果反足以在世家的子弟前面，炫耀他的博学。这都是很自然的。不过，近来这个世家似乎有力图自拔，重振家声的欲望与决心。前有所谓国家主义，今有所谓民族主义，无非是这种欲望与决心的一个表现。但只有决心是不够的，同时要有具体的方法。
谁都知道这种方法之一，便是旧文物的保留和研究旧文物的提倡了。世家的家主要子弟们争气，第一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列祖列宗做过什么事业，有过什么贡献；祖宗的作为，子孙的无用，两相比较，一定可以引起子孙辈的自奋。否则日呼千百遍的“争气”，也是徒然的。
在民族主义或是国家主义的呼声中，我希望国人对于国粹之保存国故之研究，有一番新作为。庶几前途向人家手里讨自己针线的难堪勾当，也许可以幸免了。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学问与潮流
近来常听人说潮流两个字，也常听人说顺应潮流四个字。尤其是在思想界里，好像真有一派浩浩汤汤的一种东西在那里走动似的。究竟有没有，我们不去断定他。我们要考虑的是：假如我们真在一种潮流之内，我们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应当如何对付。
假如你观察山涧里一派激流的水，除了你感叹“逝者如斯夫”之外，你也可以见到涧内种种东西应付水流的方法，是很不一致的。树叶，草根，落花，是完全跟水走的，可以算第一种。大一些的东西，例如石块，大树的老根，无论水流得如何湍激，是丝毫不动的，可以算第二种。涧床深处，有许多鱼，头部一律向着上流顶着，鱼身的方向恰恰和水流的方向相反；好像争着往上流游去，却是并不见有什么进步。他们是潮流中的挣扎者。
人世间，社会上，思想界里，若是真有像潮流一般的现象，那末潮流中的分子——人——应付潮流的方法，也就有不同的几派。不管潮流的方向目的，总是跟着走的，便好比涧水中的残花落叶。不管潮流的方向目的，总是困守着不动的，例如一部分食古不化的前辈，便好比山涧中的顽石。看出潮流的方向目的，遇到方面不大正直，目的不大光明的潮流，便知竭力挣扎，不肯轻放一着的，毕竟是少数有见识的人。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应该就是这第三种人。他们好比山涧里的鱼，和潮流有相当的关系，却不会卷入旋涡，演灭顶的惨剧。
这都是常识，尽人而知的。但是近来似乎有一派哲学家在那里告诉人说，凡是已成为潮流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加入，应当顺应。为什么呢？一种事物而能成为潮流，能获得相当的声势，一定是经过了经验的盘驳的，一定是经过了生活的颠扑而不破的，质言之，一定有他的价值。
这似乎是极端实验主义的论调，他的是非我们可以不必管他，不过我们有一点怀疑。近代所称的“潮流”和前代所称的“风”似乎是没有多大分别；要是潮流没有不是的，那末，以前的风，如风气，风俗，风尚，推而至于一切社会公认的习惯和观念，当然都有他们的是处，我们又何必加以批评攻击呢？
依我们看来，潮流就是风尚，他们是不一定有价值的。尤其在这个只普及识字而未尝普及教育的时代，一种思想，一件货物，可以因普遍的广告方法，而立刻得捧场的人物，得到一种浩大的声势，这种声势甚或可以历久不变。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在此种所在，应当知所趋避取舍，做一个时代潮流主动的引导者，选择者，却不做只是被动的顺应者。至少也应当做一个挣扎者，庶几对山涧里的鱼可以无愧。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观 点
谈学问的人动辄要谈观点。三四个人讨论一个问题，费了许多唇舌，得不到一个可以共同承认的结论。便有人说，各人的观点不同，所以要有结论，自然也是各不相谋的。或是你我彼此争辩，最后的收场，虽不致不欢而散，也只落得一句：我和你的观点不一样，或是根本相反，自然是谈不上轨道了。
这是常有的事。并且寻常到一个地步，令人不由得不怀疑：观点两字，似乎已经成为辞穷理屈者的护身符。令人不由得不怀疑：在这个侈谈观点的世界里一种事物还有没有是非真伪的定评。因为据他们的说法，似乎一切观点都有是处，并且是到同一的程度。
观点的滥用，窃以为有三四个原因。
第一，只知道自己的观点，而不兼顾别人的观点。就是，不明白做学问的恕道。换言之，也就是不明白综合观察的原则。不过这个弊病，犯的人虽多，却犯得还不算深。你和人家讨论，至少可以听到这一类的话，如同，我何尝见不到你的方面，我何尝不设身处地，等等。他未必真见到，真能易地相处，不过他在原则上既还明白，他至少不能不故作不偏见的表示罢了。
第二，不了解观点差等的原则。一切观点不能有同等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除非一个问题是浑圆的，也除非我们观察者和问题的距离，都是一样，我们所观察到的各方面，自然不免有大小精粗广狭的差别。这个原则，不比前一个，似乎还没有得到一般从事于学问者的清切的认识。例如一个社会病理的问题，若犯罪行为，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可以用许多观点来观察他，经济的，法律的，生理的，心理的，伦理的……但是这许多观点的价值决不能一样。社会对付犯罪行为，最初是完全根据法律和伦理两个观点的；后来渐兼顾到经济的观点，认定犯罪和生计有密切的关系；到了最近，才看出犯罪行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生理与心理的。因为研究的功夫有进步，才看出一个问题各方面的大小轻重，才了解观察一问题时，立脚点也有大小轻重。
第三，不了解同一观点，在异样情势之下，可以有不同等的价值。这在固执一个观点的人不能了解，自然无须说得。就是懂得观点差等的人也未必完全了解。但是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遗传和环境，究竟哪一方面重要，亘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辩论过。其实是不难答复的。从自然界全般看去，天地的环境先于生物，也就先于遗传；我们推想将来，生物可灭，遗传可灭，而天地的环境比较常存；换言之，即环境为常，而遗传为变。但自纯粹的生物学方面及社会演化方面看去，二者的关系恰恰与前相反；生物遗传所凭的精质或种质，初不因普通的环境而发生变迁；我们行事，只可以拿环境迁就遗传，而不能强遗传迁就环境；换言之，即遗传为常，而环境为变。同一遗传，同一环境，而价值的轻重竟可以对换若此。
我们对于这二三单简的原则如能切实体会，许多无谓的观点上的争论和故步自封，就可以幸免了。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尚同与尚异
《太平导报》太平民作尚异三篇，论尚异尚同和治乱的关系，很是针对今日时局的一篇文字。
但是我很怀疑“尚异”这个名词。
统观宇宙，上自星象的形成，下至人类的繁殖，自其动者而观之，无处不是“变”，自其静者而观之，无处不是“异”，自然历史家名此种现象曰：变异。再就人类自身而论，有性别，有年龄之别，有种族之别，更有智愚能鄙贤不肖之别，而智愚能鄙贤不肖之间，更有程度之不齐，流品之不一。自生而知之的上智至困而不学的下愚，中间可以分出许多等级来。这是程度上的不齐。社会分子里有画师呀，乐工呀，诗人呀，科学家呀，优伶呀，律师呀……这是流品的不一。不要说人人不能有做律师，做诗人……的希望，要使这许多互异的品类易地以处，怕就绝不容易了。社会生物学家根据了变异的概念进而名此种流品的不一致，曰：多形现象。
变异既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有如上述。自然现象是自然发生的或有自然发生的倾向，我们若承认这一层，便知“尚”亦异，不“尚”亦异。我们若以变异的倾向是可欲的，则任其自然可耳，不加以抑制可耳，何必“尚”？
社会的位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位，即是秩序，秩序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相当的“同”；一方面是育，即是进步，进步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适量的“异”。“同”而过当，社会生活便日趋保守，甚至于腐朽以死；“异”而逾量，社会生活的重心不定，甚至消失，演成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二者都是不相宜的。为社会秩序计，“同”非不可欲，然而不宜“尚”，中国史实早已昭示与我们了。为社会进步计，“异”当然可欲，然窃以为也不宜“尚”，尚则也不免有流弊。
尚异的流弊如何，在中国尚不多见。美国社会以尚异称，好处固有，害处亦不在少数。小而言之，社会分子的一言一动，在在标新立异，炫人耳目，在在求他们所谓sensational的东西或行为。这种情形一经普遍，即成一种浮夸放浪的风气；再要纠正他，便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大问题了。
中国向无“主义”这个名词，有人要提倡推行一件事物，只说一个“尚”字。中国更无“反……主义”这个名词，要排斥攻击一件事物，只说一个“非”字；所以“尚同”就等于“划一主义”，尚异也可以名为“维异主义”。凡是主义这样东西，要是常在几位哲学家的口里，不吐出去，还闹不出什么大乱子来，至多宣告几次“论战”罢了。但一旦要传到民众的耳目里，局面就可以立变。本来是一个假定，是一派理论，如今便成一条真理，一派信仰；本来只供少数人辩难的资料，如今却成多数人呼啸的口号，反复言之，只有主义可以号召群众。群众接受这个主义之后，这个主义就成为绝对的一种信仰，成为团体行为的一个大原动力。党同伐异的心理现象便是这种团体行为必然的一部分。
这种心理现象是容易解释的。“党同”可以说完全是模仿本能的产物，是求同意识的产物。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所以只要有少数有名望的人出来提倡，没有一种主义不受群众的归附的。模仿性和求同意识为政治社会成因之一，已是一种通论，不用我多说。然党同何以必伐异而后快？同者本不必党，既成了党，既称曰党，便包含着排斥不同者的倾向。故党同与伐异可以说是一件事物的两方面，本来分不开的。不过此外尚别有说。孔子尝论小人患得患失的心理。没有得到，百计以求之，所以要党同，所以要树声援；得到了，又怕不能保守，所以要伐异，以防他人“拆台”。如此解释起来，似乎目下种种党同伐异的社会状态毕竟是一个经济问题，亦是一个人品问题；尚异之论，纵可以挽回局面的一部分，若说解决，我恐无此能力；何况末流之弊，方向虽不同，而程度或与尚同论的相等呢？
尚同的末流是划一主义，统于一尊主义。尚异的末流是争奇炫异主义、无标准主义。都要不得。我们要的是一种容忍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可以求同而不党同，求异而不矜异。趣同变异本属社群生活里两种自然的倾向，只要我们无党无偏，一端不加限制，一端亦不加吹嘘，便不复有有余不足之病，可使相反者实相成，而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两端自都不患无保障了。
近人评论到此层意思的很多，然而我总以为他们都被名词误了。他们动辄讲“自由”。其实“自由”这个名词甚不妥当。自由的概念本来很捉摸不住，引用起来，每须注解，例如在法律范围以内的自由呀，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由为自由呀……后面一说更是糊涂。实则“自由”就等于“要别人容忍”。如今只说自由，字面上看去，好像只为了自己着想，没有顾到别人；事实上也确有人如此看法，自由变成自肆，社会因而蒙其大害的。“容忍”不明指人我都适用，而隐含人我都适用，我容忍人，人即自由，人容忍我，我即自由，不比较妥切么？
总之，在今日是非标准混乱与群众心理澎湃的时代里，最好不“非”什么，也不“尚”什么。要知道在“非”与“尚”之间我们的心态未尝无中立的地位。不尚同并不等于反同，不尚异未必就是伐异。这个中立的地位并不是消极的，并不是熟视无睹，并不是袖手旁观，并不是裹足不前；有了这个中立的态度，才能彀客观，才有资格可以批评，可以采众长，可以真正的建议而无顾忌。要养成这种态度，第一步要下容忍功夫。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谈职业教育
十六年五月八日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十周年纪念之期。社友杨卫玉、潘文安二先生为文述职业教育十年来之成绩，嘱为披露之于《学灯》，并嘱弁一二言于篇首。
在职业教育声浪甚嚣尘上之今日，鄙见所及，以为有宜亟切注意者三端焉。请分别言之。
职业教育之实际效用
年来国内盛倡种种救国之论，如基督教救国论，国家主义救国论，地方自治救国论，甚至音乐救国论，不一而足。教育救国之论，较其他救国论之历史较久，亦较易捉摸；近年来从事之者更各就其见解能力所及，分别倡为平民教育，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救国之论，诚盛事也。
世无百病皆治之良药；救国事业，当然非一种口号，一种主义，或一种特殊之社会举措所可独立骤几，故以救国二字相号召者，不过极言其重要耳。虽然，倡说者之所谓重要未必即为社会与一般通人之所谓重要也。以教育与其他流行之事业较，教育自最重要。以职业教育与平民义务等教育较，职业教育似更较根本，此先富后教，先仓廪后礼节之说，先民已具言之，不待今日而后知者也。
第言教育普及而不顾受教者之遗传与环境，不为之异其种别或程度，与夫施教之方，则其患且甚于教育不普及，此孔子所以有“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言，而近日竭力提倡平民教育与义务教育者所宜三思者也。虽然，职业教育则异是。中国今日之社会问题，泰半一生计问题也。职业教育家所实授者，不为空洞无物之智识，而为切实可靠之技能。普通教育之所赐，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建言立议则不足，乱发意见则有余，与职业教育较，其实际教育效用不可同日语矣。
职业教育与人才教育不宜相混
国内职业教育之初倡，有人疑其将破坏文化者（见同日《学灯》杨卫玉先生报告）：是不谅解职业教育者也。治职业教育者大声疾呼，容有热度过高之处，然必欲使人人受职业教育，强人人于生计满足外，不作他求，我敢必其无是主张也。虽然，怀疑者亦未尝无相当之见地，大学校教育，专以人才教育为事者也，而号称大学教育最发达之美国，近且以程度日益低降闻。美国大学之商科及其他职业科每有尾大不掉之势，报名攻读者大率志在求狭隘之职业智识，外此于国家文化之大业，不欲问闻，亦无力问闻。大学程度之低降，当然别有原因，而此当为重要者之一，可无疑义。
此种不幸之教育现象实基于不健全之社会哲学。此哲学曰：一切职业皆属平等；故研究院出身之教授，与职业学校卒业之工人，二者同为社会服务，故其价值相等，不容歧视。既不容歧视，则大学而兼作二种人才之训育所，于理论无乖，于实际可收经济之效。此昧于事实之论也。夫二种职业之不宜歧视，固当；然谓其社会价值相等，则大谬；职工之所为，教授能为之，而教授之所为，职工不能为之，换言之，一国人口之中，可为教授之原料少，而可为职工之原料多，多则价值不能不低降，此供求之原理有然，不可强改者也。
我国今日之职业教育，尚未与人才教育相混。然有不能不提防者。组织上相混之结果既如上述。即不相混（德国教育之所谓双轨制），而同时于社会价值观念不加注意，则有才力之青年，于国家文化有贡献之可能者，或相率入职业之训练一途，不更求深造，社会亦不使之更求深造，则所失不已多乎？
总之，以职业教育为教育之一种，而知其所适合者，虽为人口之一大部分，而非其全部，则前途不患不能有重大之贡献。如谬以为一种教育学说，从而为之铺张扬厉，以为无往而不适宜，则利将为弊所掩矣。
职业教育与中国人口问题
职业教育使人人有生活之技能，宜若可以解决中国今日之人口过剩问题矣。此若然而未尽然之说也。人口问题之一方面为粮食问题，如粮食有限，则虽人人有吃饭之本领，而饭之依然不够吃如故。工业发达后，生产品日多，利之所入，未尝不可购多量之粮食入口，济本国之不足，然是固有限而不可久持者也。且从事职业者之生活既较充裕，若辈之生产率将日增，而死亡率日减；人口之过剩或愈甚，其为问题也或将愈亟；是亦不可不注意者也。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假期与知识生活的解放
学问没有止境，也就不宜有长时期的间断。学校的暑假寒假，少则一月，多则三月，难道办教育和创制假期的人的本意，真要教人在这一个月或三个月之内完全停止学问工作么？我恐未必。
平日学校里的学问工作，尤其是今日中国学校里的，不论他如何认真，如何周密，总不免有一大缺点，就是太注重讲义或课本，而学生太少自动研究的机会。中等以下的学校，不必论了，就是大学校里，也可以说讲义和课本之外，没有别的知识活动的园地。一种课本，少则读半年，多则读一年，上课自修，无一刻不在字里行间寻生活。能够仔细寻去而不囫囵吞枣的，已算是好的了。
求知的方法不一，最上的是和事实直接接触，重在实验。其次把前人求知的结果，加以归纳和综合，或进而加以评论，重在参考。最下的是把别人综合过的现存货来享用，重在专读一书——叫做课本。讲义是未成熟的课本。重实验，要有设备完密的试验室；重参考，要有搜罗宏富的图书馆。但是，普通的大学对于这两方面大都没有相当的预备；既然没有，知识生活的重心便自然而然地坠到课本和讲义上去了。
在学生方面，夜以继日地在课本和讲义里过活，此中单调的痛苦，我以为比以前磨穿铁砚学做八股文还要难受。八股文里用的材料，很是呆板，呆板的程度要在课本材料之上；但是做起八股文来的钩心斗角，据有经验的前辈们说，却是很能引人入胜的。近来心理学家说，八股文的性质近乎智力测验，而不是教育测验，似乎可以证明他确有多量磨炼智力的功用。
从学生个人的心理方面说，课本与讲义生活最大的痛苦，在求知而得不到相当的自由或自动。读一本书，教员今日指定十页，明日指定十页，寒来暑往，总是这副局面，丝毫不用你自己出主意：这是何等不自在的事。一样一本书，自修是一种意味，当课本读，又是一种意味，意味程度的不同，便缘自动程度的不同而差。这是大学生很普通——但是不常有人提说——的一种经验。
假期，如此看来，便是知识饥荒者解除痛苦回复自由的上好机会，在假期里，我便是我，而不是教员的学生。我要用比较高明一些的求知方法，也由得我；即使选读前人综合过的现存货，也是我自动选读的，也不妨自动地一气读完。
和事实直接接触的求知方法，在假期内，至少可以适用于自然历史的研究和天然美的欣赏。不妨利用两三个月的光阴来作有目的的远足，而从事于地质的观察或生物标本的采集。在社会知识方面，社会调查自非一人的能力所可办到，可以不论。但也有几条小路可走。认定了一个小题目，多参考几本书，做一番综合的观察，便是一法。这在有图书馆的大都市中，例如北平上海，是不难做到的。检出一两种带有数量的记载的旧刊物，而用单简的统计法加以归纳，也是一法，例如前清的缙绅录，可以说是一无用处的了，但约略加上一些功夫，便可以知道某时期内中国吏才的地理分布；或更进而探求所以有某种分布的原因：结果，也许可以得到一两个很有趣味的人文地理的结论。还有一条路：认定一个比较健全的观点，来评较古人的著作——如今很有些学生在做这种功夫；不过这条路比较不容易走，除非你充分了解古人的背景，便难免不说出不谅的话来，难免不犯所谓以今度古的弊病。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入学试验
入学试验有几种功用。第一，维持或提高一个学校的课业标准。第二，求同级学生程度的比较划一。第三，维持学校风纪的整饬。第四，根据了入学试验的成绩，可以预测未来三四年内各个学生的造诣深浅。
要得到这几种功用，入学考试的考材和手续都不能无一定的标准，并且年去年来，不宜轻易更动。例如美国大学里，我们都晓得哈佛大学是最有名望的一个，这种名望一部分其实就从不轻易接受学生中得来。中学的毕业生，许多大学肯容纳的，哈佛大学往往不肯收受，因为他有比较严格的标准，而够得上这个标准的人比较要少。这种标准便包括在入学试验里。自从各种教育测验发达后，入学试验也参用了它，来推测录取各生的前程：有的不上三年，有的不上二年，一年，便要因学力不足而退学，都可以预测得很有把握。
国内各大学，对于入学试验，似乎并不十分重视，有的简直不当它一件事做。考试的题目大都是一二人的急就章，不用说了。甚至监考阅卷都没有特别负责的人。某年上海某大学招考大学一年级生，因为寻不到监考的人，急忙中就请了几位暑期留校的高中学生权当考官；以高中学生监考大学生，真是有趣极了，真可以算得开中外古今教育事业未有的先例。每个大学总有一个招考委员会，但事实上招考委员几乎成了一种名誉职，很少做事的。
不注重入学试验的结果，不特一个学校的课程标准，不能确立，或一年要低似一年，就是平日教务上，训育上，也要发生许多困难。当此学风不靖的时期内，因为一二学生的偏激的信仰，往往可以引起很大的风潮；不仅是平日训育上发生困难而已。这是近年来已经数见不鲜的。
读过孟子的也许还记得他有一段很有趣的逸事。“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屦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当时便有人疑心是孟子的门徒偷的，就向孟子算账。“若是乎，从者之度也！”孟子说：“子以是为窃屦来与？”那个人总算客气地说：“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来者不拒”一语的意义是很清楚的。“往者不追”一语，作“不追究来学者以前的生活”讲。因为不追究徒弟们以前的生活背景，竟把掱手都招进来了！孟子是一个唯心派的教育家，他当时也没有种种比较客观的挑选学生的方法。但是今日我们谈教育，在原则上与方法上似乎都应该比孟子多懂一些。
听说最近上海某大学某次招生，投考的一百四十六人中，录取的多至一百四十五人；那末录取的一人交的是白卷！可见，很不幸的，这一篇小小的讨论至今还未失时效。
光旦补识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速成”
“速成”两个字是一二十年前教育界中人所耳熟的。我们中间比较年长些的都知道从前有过一个速成师范，造就了不少教员资格的人；当时速成的风气的确很盛，不逞之徒竟有借了它的招牌敛钱的。我记得有一个笑话说：少数不学无术的人设立一个“中西速成科”，招牌上却大书着“申酉连戍科”！这当然是笑话，不是事实；不过很可以反映出当时的风气来。
现在速成的名称不时髦了，环顾学校林立的海上，差不多没有再用它的。不过“速成”的精神却始终是中国兴办新教育（学校教育）以来的一大特色。习艺性质的学校当然利在速成，可以不必说它。但是专门教育大学教育的机关也往往如此；在学生方面，亟亟于“学成”致用，竭力地想把年限缩短，把学分减少；在学校方面，为经济计，也就竭力迁就，甚至于故意在学分年限两端上不露痕迹地打些折扣，以广招徕；于是此推彼挽，而速成的精神乃日益牢不可破。
速成风气所由养成的原因不止一端。一方面有“学成致用”的旧的教育观念。自来读书的人，上焉者为的是“明道”，中下些的无非着眼在一个狭义的用字上；西方人客气些把致用二字释做“为社会服务”，中国人不客气些，便直截爽快地说为个人与家庭谋生计。因为中国人口多，谋生不易，所以学问的目的不但是致用，并且要致用得快；于是速成的原则便应运而生了。第二个重要的因缘，便是近来学制的紊乱和不严密。从中学到大学，一个狡黠些的学生，可以用转学的便捷方法，东一转，西一转，在年限上与学分上可以得到不少的“便宜”。在学制不严密学风不整饬的时期内本来不宜重用转学的方法来招学生；然而近来这种方法非常之盛行；而于真正可供甄别的入学试验方法大家反不措意。末流之弊，弄得入学的手续，成为学校和学生间一种讨价还价铢锱必较的行为。
别的事功也许可以速成，但是学问这种事功似乎是根本不能速成的。学问是积铢累寸的东西，也是没有涯岸的东西，平常我们讲一个“成”字，例如从前《礼记》上所讲的大成小成，我们自负的心理已经够大了。何况是“速成”呢？学问只有造诣深浅，却没有最后的成就，更没有走马加鞭的成就！
造诣有深浅，也确有快慢，深浅快慢一半靠功夫，一半靠天分。天分高的人未尝不可提高他学习的速率，若说这种人未尝不可以“速成”，亦无不可。不过天分高的人是不多的；他的所谓“速成”是完全时间上的，至于应当学习的东西，注意力应当及到的地域，却并不丝毫减少。现在我们普通所经验到的“速成”却不如此，因为要求时间上的缩短，便不得不在空间上——即学习功夫应及到的地段——打一个很大的折扣。例如速成教育所用的讲义，无非是择要中的择要，大纲里的大纲，做学生的即使把它完全记诵熟了，也十有九个是囫囵吞枣的。
囫囵吞枣的成就，为个人计，未尝不可用以欺世盗名，但对于这行学问，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是害多而利少的。
“欲速则不达”，尤其是在学问方面。
“速率”并不等于“效率”，事事学步欧美的我们，似乎应当先留意到这一点，尤其是在学问方面。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完人教育新说
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徽是一个三角圈。它有两种意义：在神学方面，指着三位一体；在个人修养方面，代表德，智，体，三育。一个人如在身，心，灵三方面都能发展到相当程度，这个人就可以称做“完人”了。
这是青年会创立时所规定的；但是近年来，从事的人觉得至少还有一方面应当加入的，就是个人与个人的相互关系。身，心，灵的修养始终是个人的，在灵的方面，未尝不讲求“神我相与”的道理；但是“人我相与”应当怎样，便完全没有提到。所以，他们于德，智，体，三育之外，又添上一个“群育”。
蔡孑民先生曾经提倡过以“美育”代宗教。上月中央四次会议时褚民谊先生提议根本改组党部，把他分做德育，智育，体育，群育，美育五大部，使党员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发展，不但成一个合格的党员和国民，并且成一个完全的人才。如此，除了青年会历来提倡的四育之外，又添上一个“美育”；成为五育了。
吴稚晖先生以为今日的中国人，在讲求各种发展之先，第一要有饭吃，要有能力吃饭；胡适之先生拜金主义的说教，底子里也不外这个意思。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倡职业教育本已有年，最近复有职业指导运动的举行，好像和吴胡两先生的主张彼此呼应。这种发展吃饭能力的教育，即是职业教育，我们不妨称它为“富育”，以与其他各育的称呼相配称。这里的富字自然不作“为富不仁”的富字讲，却作“既富而后教之”的富字讲，便是求生计上有相当的余裕。所以，除了上文的五育之外，我们应当把“富育”也加进去。
综合起来，似乎完人的教育至少有六大方面：德，智，体，群，美，富。这六个方面，照上文的叙述方法，似乎由我个人东拉西凑而成的。其实不然。我记得欧美社会学者论文明人类的社会旨趣，归纳的结果，也就不过这几方面。例如美国社会学前辈司摩尔（Small）便把一切社会旨趣归纳成：关于健康的、关于财富的、关于道德和宗教的、关于美的欣赏的、关于智识的探求的、关于政治和人我交际的六大类。这不恰恰合着我在上文所提出的六大方面么？文明的社会里既有这种种旨趣，教育的指望也就要各个人对于这种种旨趣，有充量的取和充量的与，即充量的贡献，和充量的享受。
话虽这样说，我们还没有见过从事教育的人采取这种多边形的教授方式的，事实上恐怕也无从采取。第一，这种种方面，实际上不能绝对划分。例如，德育和智育二者，如若我们把“智”育纯粹当作知识的获得，还可以，如若把“价值观念的养成”也包括在内，那就和“德”育分不清了。又如德育和群育，如若我们采用基督教徒的见解，把“德育”解释作“灵修”（姑不论灵字究作何解），也还可以；如若采取近代社会学的见解，以为道德生于人我相与，即道德是社会意识的产果，即道德是属于人群的而与神道无干，那么，德育和群育也就根本没有分别了。第二，人类生来的禀赋不同；所谓不同者，不但指各个人间的禀赋不一样，也指每个人得自遗传的各种品性，根柢上有强弱之差；所以，不特各个人间不能有同途的发展，即一个人的各品性间也不能有等度的成绩。我们见人家恭维青年人，常说“三育并进”一类的话，我们明知道是不确的。第三，种种社会旨趣，在同一时期与环境内，并不有同等的价值。中古时代欧洲的宗教社会重“德”，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重“智”重“美”，今日的美国很推崇“富”。凡有一方面受特殊的推崇，其余的方面都要被抹杀，或被利用来做推崇那一方面的工具；例如重富的美国社会和不得不重富的中国社会里，宗教界中人（德），教育界中人（智），艺术界中人（美）……所以日以孜孜的，无非为钱，为吃饭。各种社会旨趣的价值既有轩轾，那么个人的品性即使有平衡发展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平衡了。
完人教育是很好的一个目标，但是事实上是办不到的。然而为社会的演进计，我们不能不向着这个目标走去，不过我们须要改换进行的方法。我们第一应当废除以前“方面”的观念，取消“德育”“群育”“美育”一类中听不中用的口号。第二，我们要提倡一种——无以名之，姑名之曰——价值意识的教育。我国古代的智字，不止指知识的获得，也指价值意识的培养。西文中的wisdom，也是这个意思。近人把“德育”和“智育”完全分开之后，于是“智”字的本义转晦。价值意识之发达，用之于理智，便知是非真伪的区分；用以待人，便识善恶荣辱的辨别；用以接物，便识利害取舍的途径；甚至艺术家所称“赏鉴的能力”，即美丑的辨别力，西文所谓taste，也无非是价值意识的一部分。从价值意识一端下手，则凡天分不是下愚的人，都可以得到相当的造诣：因为，是非真伪的辨别力不限于科学家和逻辑家，善恶荣辱的辨别力不限于群性特殊发达或善于交际的人，利害取舍的辨别力不限于持筹握算的商业巨子，美丑精粗的辨别力不限于诗人，画师，或雕塑的专家。质言之，价值意识发达一分，辨别力便强一分，其人行为上便多一分裁制，多一分自主的能力。诚能如此，则去完人的鹄的，虽不中，也不远了。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中国今日之社会科学教育
论社会科学教育不外四端：一曰教育之动机，二曰学问之内容，三曰观念之养成，四曰方法之讲求。今就此四端以绳今日中国之社会科学教育。
当先论兹四端者应有之程序。教育之动机，不论其为办教育，抑为受教育，最为先决问题，自不待言。其次应讲求学问或教材之内容。又其次为观念之形成。及学问渐有根柢，观念既经形成，乃进求研究之方法，更事深造。
教材而充实，则观念不蹈空洞之弊；教材而周备，则观念可免偏激之患。然今日中国之社会科学教育鲜足以语此也。姑不言教材之充实与周备，即观念与学问应有之程序且有颠倒之势，在办教育者大率有其确定之哲学观念，在彼虽力持观念不偏蔽而学说宜共通之原则，顾其于学校政策方面已难免不生影响。在学生方面，此种先入之观念，来自二源。迩来国内关于社会问题之刊物，多不胜数；其中材料，属意见与理论者多，属经验与事实者少；且派别分明，标榜各异；青年日濡月染，随其所习见者而自成观念；及其入校则挟与俱来。此一源也。设不然者，入学校之后，如主持之者为有魄力有主见之人物，则鲜有不受主持人物之潜移默化者，其黠者且尽体会与迎合之能事，卒以学校当局之观念为己之观念焉。此二源也。
观念既先入，而再事学问，则敏慧者势必以其观念绳学之所得，其与观念合者则习之，不合者则舍之，于是偏激之大患不可幸免矣。迟钝者一端挟先入之见，一端亦未尝不察其所习者时或与其成见相冲突，必至思考萦回错乱，莫知适从，亦大弊也。
下文分论动机，学问，观念，方法四端。
教育之动机
办社会科学教育，有动机绝对显著，甚或特别标明，例如革命政府在武汉新设之军事政治学校。若是者，其旨本不重养成绝有科学精神之人才，可不具论。我当就宗旨不偏倚而实际行事亦力求纯正之学校与学生，略作求全责备之论。尝默察从事社会科学者之基本心理，以为有亟宜改正之二端焉。
一曰因人成事之心理。我所谓因人成事者非指依赖性；相当之依赖行为实为社会生活所不可无；乃指个人观念之强烈，而组织观念之薄弱，西文所称personal之心理而已。学校为一种组织，而组织之良窳由人，然求学者或不问组织之良否，亦不问主持者何人以断定其良否，第问何人办此学校，甲办则入，乙办则否，于组织之如何不顾也。例如入政治大学者，大都慕张君劢先生之名，然询以政治大学共分几科，尚有入校已久，而瞠目不能对者：此我所亲见者也。
若是之心理我国向无适当名词，今我姑假因人成事之旧说以括之。此种心理之不健全，自无待论。中国官场，一人得势，则其夹袋中人物随之得势；一人下台，则其夹袋中人物与之俱下；是岂忠于领袖之心理为之耶，殆不然，因人成事之心，相沿成习，不得不尔也。何以知之？甲之人物未尝不求蝉联于甲去之后，顾甲去乙至，而乙亦自有其夹袋中人物，甲之人物欲求不去而不可得矣。职是之故，中国政治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生命几完全系于一两个人之身，人在政存，人亡政息之大原则，几若为此种不健全之现象言之，甚可慨矣！
二曰学用劈分之心理。学成致用本为有相当价值之旧说，今亦发生问题矣。其患在学者将学用二字看得太分明，而用字之范围又看得极褊狭。今日习政法经济之学者，犹大多数抱学优则仕之心理者也。诚能学优而后做官，固未可厚非；顾此种褊狭之心理横亘于心，则大率今日之学不能优可必，而他日仕之优否不可必矣。何以言之？学问与职业既视做截然二事，于是学与用之密切关系不可复睹，而学非所用与用非所学之现象触处是矣。中国学生多学不计用，故除书本外几不言学问。中国人事职业，又多用不谋学，故一有职业，便不续求学问，往往并书本生活而无之；甚至以教读为职业者，亦仅知翻熟几本旧教科书，不复他求。凡此现象，无非学用划分之心理为之厉阶也。
欲祛除此种心理，当先明学问为体，职业为用，学问为机栝，职业为效率之道。体用不可须臾离，故做学问时即求相当之效率，使不觉其厌倦；而从事职业时尤不能不竭耳目思考之力以求机栝之日臻美备。唯如是，始可与言生活之日进有功。
学问之动机既确定，则学问之内容，由学问归纳而得之观念，与进而续求深造之方法——种种问题，自不难迎刃而解。不然者，此数者随之而日即于偏激，片段，浮薄，模糊种种弊病。此固推论，然亦可察事实而知之。若今日者，固触处皆此种事实也。
学问之内容
今日之大学生于书本生活讲义生活外无学问，前已言之。而今日之书本又多为英美舶来之品，而讲义亦往往为转辗传抄之结果，与中国社会实况每多凿枘。攻错他山，实逼处此，今姑不论。然即此书本与讲义生活已大有令人不能满意者：一曰不务基本，二曰不求缜密，三曰不识取舍。
孔德论学问之阶梯，以社会科学为最后之一级，良以其内容最复杂，而习之者不能不有深邃之根柢也。此种根柢学问，我辈今日约分为二类，一为自然科学，一为数学，后者可兼逻辑而言之。自然科学中尤以生物学与演化论为重，以其与社群生活关系最切也。习自然科学，所以求事实与原理之正确与精到，习数学，所以求方法之不苟且：数者皆为思想锻炼所必须之条件。今日国内之社会科学教育，殊未足以语此。设备上不无困难，固属事实，然自然科学与数学之授受，每视若一种无可奈何不得不循行之手续，则大非所宜矣。
姑舍基本科学不论。即几本通用之政法经济教科书，学生之能熟读而洞察各种制度各种原则之因果原委者，恐亦不在多数。此则更可怜矣。此非学生智力不逮也，实乃不求甚解之浪漫心理为之。此种心理，半为旧式之记诵教育所养成，半亦由上文所称学用剖分之观念所致。学用既不甚相干，则学之可为他日致用之资者，不外若干事理之原，则与制度之大要而已，其细节目不必问也。殊不知细节目不明，则大要与原则亦无由切实了解，此我与学生接触之实地经验，当可征诸其他做教习生涯者。
学者志在亟于应用，故于学但求粗枝大叶；及其结果，则并此粗枝大叶亦未能应用或应用而无当。其故安在？为学不知分析者，鲜知评估，不知评估者，鲜知取舍；不识取舍，而谬以所学于西方文物者应用之于中国社会实况，宜其格不相入也已。及其格不相入，乃舍所学不用，日久卒受旧方法旧制度之同化；及其同化，乃谬曰：毕竟学问与经验是二事，既以自慰，且以诏后之来者。此种现象实为归国留学生不足以取信于社会之一大原因。今国内之社会科学教育且起而追步之矣。因学用剖分之观念，而得学不能用之结果；因学不能用，而学用剖分之观念益牢不可破；此种兜不出之恶圈子一日不打破，即中国社会科学一日不发达，而社会问题一日无清明之望；欲打破之，当自求学问之缜密与养成学说之判断取舍力着手。
观念之养成
专攻自然科学者，日所事事者为客观之事实与经验，故观念为其余事。专攻社会科学者，在在与社会利害发生关系，即不能不力求观念之正确，以为判断事物之根据。近二百年来西方社会问题之复杂与亟切难理，局部由于社会哲学思想之不健全，近已颇有人公认之。观念之正确与否，与学问之内容有直接因果关系，前已及之。学问内容既有问题，则观念自难幸免。此可分二端言之。
一曰观念之混乱与迷离惝恍。此与观念之多且复杂不同，观念之多且复杂，未始非文化进阶之一种表示，例如古希腊与我国春秋战国之世。今则不然，目下流行之各种社会哲学观念十九自西方移植而来；姑舍橘逾淮为枳之理不论，即其持之者之囫囵吞枣，其党同伐异之精神，其刊物之充塞，其宣传声浪之喧哗，已足使人目眩神迷，而使社会呈鼎沸之象矣。此其病根，当然不得不求之社会科学教育之不足与失当，无可讳言。
二曰观念之情感色彩太浓。正确之观念，为思考之结晶，应为一种冷静镇定之物。顾今日流行之观念且与冲动无殊。一知半解者即思做社会运动，某也持某主义，某也属某派，某主义与某主义发生冲突，某派与某派积不相能；果何种主义与何派最有学理之根据，则鲜有人能言之，亦鲜有人求能言之也。是今日号称青年教育阶级之绝大怪现象也。某大学学生将出一种社会科学之刊物，其发刊词中有曰“本刊拥护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而亦须拥护，可见今日中国青年之用情，诚无微不至矣！虽然，观上文种种，可知社会科学行且为种种社会臆说所攘夺，科学精神将扫地无余，则事实上又似不无拥护之必要矣，噫！
所谓社会科学之失当，不足，与须“拥护”者，上文固已历数之。其所以然者，则基本学科之不讲求一端已足以尽其说。今日流行之种种社会哲学观念，十之七八不足经生物学与人类学之事实与原理之盘驳者也。不识此种事实与原理，则观念当前，便不知静观默察，不知分析，不知比较，一言以蔽之日，无以准绳而定褒贬取舍之方。一端观念如猬集，而一端所集中者又为血气方刚，理想方盛，而识量则未定之青年，宜学说之日乱，而社会问题之日亟也已。
方法之讲求
此端就学问已具相当根柢观念已略臻固定之从事于社会科学者而言。中国学者向不甚讲方法，人人知之，然至今日而犹沿旧习，行见学问之日不如人，而将永作西方文化之寄生虫矣。社会科学不若自然科学，不能求诸实验，但能求之详赡之观察；欲求详赡，不能不先求观察之数量化，是统计学之所以重要也。顾统计学之不讲求在今日之中国犹属一普遍之现象。即就政治大学一隅而论，统计为必修科目，然学生方面尝一再请求改为选科；其原因至显著，一则学生之数学程度太浅，再则以持筹握算为微业之心理至今未破，三则大率以为做实际政治者无须乎此种细节目。是又学用两歧而为学无须致密之心理之又一证也。统计学，西文名曰statistics，与国家state之一字同源，从事实际政治者因曰statist，实际政治家既曰statist，则实际政治家之所务斯为statistics矣。尝以此语政大同学，不禁为之莞尔也。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著作狂”及“发表欲”
我听说海上某大学的学生对于出版事业异常踊跃。普通的大学只有得三四种刊物，年报月报周刊之类似乎是都与体面攸关，不可或阙的。但是这个大学里，月刊周报，分门别类，竟不下一二十种。内中有用铅字排印的，也有用誊写纸油印的，甚至有由编辑先生或撰述先生们亲手抄录的。人工用得最多的，似乎最是洛阳纸贵，所以每期的出品大率贴在学校园内一方大草地中间四五条岔路口的一块条告板上，好教同学们人人得先睹之快。
我朋友的朋友某君年前出版了一种文艺的刊物，一人独自著述，独自编辑，独自出资印刷，独自校对，独自发行；到现在已经出了一期还不知两期，但据说还要继续出下去。
体面一些的大学都有所谓年报或年刊的发行，他的内容，除了编辑先生们的玉照而外，还有许多——也无非是玉照，有个人的，也有团体的；在个人的玉照下面，往往加上一些此人在功课外作的业，个人抱的宏愿大欲；编辑先生对于他的月旦评语，有时也附带的写着。这种一年不过一度的刊物大都印刷装订得异常讲究，因为，据他们讲，他是有永久的历史的价值的。
这种种现象，有人总称之曰：“著作狂”，又曰，“发表欲”。狂字当然不妥；至于欲字，在科学的心理学里，究竟指什么东西，我们也不清楚，但觉得近年的知识界里确有“按捺不住”的一种倾向，一种力量。在编辑和集稿经验的人都是这样说。
这种欲望，大家知道，是很新的，和以前著述界“藏诸名山，传诸其人”的欲望似乎是很相反的。以前著述的人比较为数甚少，著作之后，有力量付诸剞劂的人为数更少；能够在生前见到自己的作品流传的人更是寥寥无几。现在呢，例如我昨晚上写着这一段“发表欲”的文字，我今天早上就可以看见排印出来。不过我们要了解，古今著作界的心理终究是一样的，一样希望把作品流传出来；不过以前因为种种物质上的设备太缺乏，这种希望不能立刻实现，只好藏诸名山传之身后了；甚或以退为进的说他的作品根本便不希望流传。到了现在，因为物质的设备很便利，所以著述少的便著述多了，不著述的也著述起来了，甚至完全不宜于著述的人，也起了幸进之心。同样的一种欲望，但是今人要比古人发展得厉害，几乎到了畸形的地步，这种分别是的确有的。
不过发表欲的畸形发展决不止因为物资设备太便利的缘故。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著作界没有公认的标准。一篇文章，一首诗，究竟写得怎样，才算好文章好诗；一个做文章或做诗的人究竟做了怎样好的文章或诗，才可以称做一个作家或诗人：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标准。即就《学灯》半年以来编辑《书报春秋》的经验而论，读者对于一种作品的毁誉，往往绝不一致，尤其是文艺的作品，尤其是创作的文艺。著作界既没有相当的刀尺随时加以剪裁量断，各种长长短短不长不短的出品自然是纷至沓来了；轻于尝试的作家自然要多于过江之鲫了；换言之，所谓“发表欲”的一种心理倾向，自然不免漫无限制的发展了。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教育与成见破除
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霍克士氏（H. H. Hawkes）最近在美国的中等教育会议席上说：教育与成见的战争是失败了；中学与大学的毕业生，不但没有拔除他们幼年的成见的蒙蔽，反而利用教育来做他们成见的护符，从此他们对于事理的观察评判，比乡曲还要来得固执武断！“我们当教职员的人，不能尽我们的力量，来贯彻‘知识应先于意见’的主张，来坚持‘要谈论前途，必认识背景’的见地，那我们未免辜负这一生了”。
教育只有两大目的，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近代的教育，对于这两个目的上，似乎都未能有多量的贡献。从事教育的人一壁既不能忘情于平等的旧说，以为圆颅方趾，大致相同，一壁又惑于教育的效能，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功能虽微有差异，可因教育之力而多所补正。教育事业的自身既充满了这一类的诚词偏见，未能摆脱，又遑论青年受教者的被成见所包围呢？
欧美的教育家对于破除成见的目标虽未能多有贡献，他们对于这目标的重要却是认识得很清楚的，所以逢到讨论改进工作的时候，还有像霍克士一类的人出来再三申说。至若中国，虽未尝没有学校教育，未尝不召集会议，未尝不讨论改进的方策，可是谈来谈去，据我们注意力所及的，无非是一些学制的规定、修正、推翻、重订，课程的规定、修正、推翻、重订，数十年如一日；至于怎样教学生尊重客观事实，祛除主观的臆测武断，则学制中既没有制定，课程中更无此程序。结果是造成了一大批毫无判断能力的青年，在校时既但知道听途说，出校后尤不免随波逐流。近年来社会思想的庞杂，行为标准的混乱，学校自身既不得安宁，社会环境又日就崩解；安知不是这种学制教育与课程教育的厚赉呢？
近年以来，教育界与文化界此种现象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以前办学的人不识成见的贻害，不知破除成见的重要，今日昌言教育的人已经明白什么是成见了，也明白成见的应该破除了，但是我们只知别人的成见是成见，而一己的成见并不是成见，而是主义，是学说，是思潮，是中心思想。于是甲以甲主义设教，乙以乙学说著书，丙以丙思潮办报，教育与文化的机关越多，于是青年的判断能力，社会的行为标准，越发不可问了！这种局面的由来，几年来的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不能不负几分责任，而动辄以主义与中心思想诲人的教育行政当局也不能辞其咎。
“先知识而后意见”，“欲谈论前途，先认识背景”，这是拔除成见的蒙蔽的不二法门。愿从事教育的人从今后从这一方面来着手努力吧。
（选自《华年》1932年9月10日第1卷第22期）
父母教育的先决问题
近来教育界盛倡儿童教育，因儿童教育而想起家庭教育，因家庭教育而想起父母教育，即父道母道的教育。《儿童教育》杂志近将有父母教育专号的印行，我们从民族位育的立场看去，自然是极欢迎此种趣向。
不过我们以为处今之世而谈父母教育，虽不能说是违反潮流，至少是不和潮流并行的。不说一般的潮流，就是教育一方面的潮流也似乎和父母教育的观念有几分冲突。现代教育有几个特点。一是个人成功与乐利主义的畸形发展。这种以个人功利为前提的教育教人视婚姻生育为畏途；近代独身、迟婚、不生育、少生育倾向的增加，一部分显而易见是教育的结果。在这种形势之下提倡父母教育，真有些像向和尚、尼姑兜卖梳子、篦子。第二，近代教育又极看重所谓社会化的原则。社会化的原则又造成了两种眼光。从一时代的空间看去，这种眼光是舍近求远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至少在口头上不愿意出嫁，而愿意终生当一个小学教师，为社会服务。不结婚、不生育、不给自己一个教育自己的儿女的机会，而日唯与别人的子女相周旋。在这种舍己耘人的形势之下，我们需要的至多不过是“教师”教育，而不是“父母”教育。假若我们再看远一些，看到民族的前途，也可知这种所谓社会化的原则所造成的眼光也是舍远求近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但知舍己耘人的影响，扩而充之，势必至于有无田可耘的一日，或无良田可耘的一日。为什么呢？能受高等教育和能做教师的女子在民族里是不多的，她们而不结婚、不生育，就不啻变本加厉地减少了下一代人口中可以受教、可以有为的分子。这不是顾了目前的服务而忘了百年的大计么？不配做父母的人偏要做父母，配做父母的人偏不做父母，试问在这种畸形的情形之下，父母教育又有几分活动与发生效力的余地。
近代教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男女的分别。自小学以至大学，男女学生所受的训练中，于一般的性的功能，既不提及，于男女旨趣的各别，自更置诸不闻不问之列。不分男女，何来父母？没有性教育，还谈什么父母教育？
所以在今日提倡父母教育，须首先纠正一般教育的种种谬误。第一须改正以个人功利为重心的趋势，第二须变通社会化的原则，使大众的目光可以从横亘空间的社会上转移一部分到纵贯时间的民族上去。而要做到这两点，但须重新奠定家庭的地位。唯有健全发展的家庭才能兼顾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也唯独家庭的地位奠定以后，才用得着父母，父母教育才不落虚空。至于教育应以性分化为根据，同者固应相同，不同者尤应相异，是毋庸多说的。
（选自《华年》1933年1月28日第2卷第4期）
躐等的中学与降格的大学
近年来学校发达，如雨后春笋，或如西人所说，如雨后的香蕈，到处皆是。人家说这是教育发达与普及的一大表示。是的。学校的发达可以和上海的繁荣同一看法，并且二者实在是相为表里的。内地越凋敝、越不平安，趋向都市的人便越多，都市的建筑物便越增加，地价越飞涨，于是乎像上海一类的大都市便越发庞大了。百业越凋零，失业或觅不到职业的人便越多，便越有人纠合了同志起码办个把中学和附属小学，充其极，快到每一所衖堂房子必有一个学校的地步；于是乎大都市里的弦诵之声几乎可以和汽车的喇叭声争一日之长。
不过学校既多，竞争必烈。在竞争剧烈之中，就难免不发生降格相从或故示提高程度以广招徕等等的弊病。即如这次有许多大学界的领袖创办一个夜大学，叫做扩充学院，这几天已在办立案的手续，不久便可观成；但试一参考它所设的课程，可知既失诸不“大”，又并不能表示“扩充”的精意。与其说它是“夜大学”或“扩充学院”，毋宁把它叫做“高等职业补习学校”较为妥帖。“扩充”一字，原指把大学里比较偏重学理的智识，推广给一班以前因为亟于谋生而没有机会进大学的青年和壮年人；如今所设课目，依然未脱职业的范围，岂不失了“扩充”的本意？有人说，目下时势所趋，学理的研究不能号召，所以一面虽以大学程度相标榜，内容却不能不力求实际。这话不错，很可以坐实我们上文“降格相从”的四字评语。
又有一所纪念某先烈的中学，最近经过改组后，内容大加刷新，其新猷的一部分是创设了许多文学与社会科学的讲座，网罗海上的名流学者，多至数十人，那一张题名录已经在报纸上露布过。中学校设讲座，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未之前闻。我们一向以为中学教育在理智方面的任务是各科的基本智识的供给，而供给的方式不出良好的教本、明确的讲解与佐以实验的指示等等。讲座是大学教育比较独有的一种方法；我们假定大学生的学力与造诣已经够得上做多量自修的功夫，但他们所不易得到的是一些综合学问的方法，以及前辈治学的经验等等，所以才有设讲座的必要。如今中学亦设立讲座起来，在应聘的几十位先生固有降格相从之意，在学校方面却难免“故示提高程度，以广招徕”的嫌疑了。即使说中学特设讲座在理论上未尝不可以成立，我们还有两个切实的问题不能不求解答。第一，这些讲座和大学的讲座究竟有什么分别，内容深浅与充实的程度能否与大学的划分清楚？假若不能的话，便无异抢了大学的生意，我们想真正精明的几所大学是不答应的。第二，一样设讲座，何以只设文学的与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呢？近来国家的教育政策不是看重自然科学与实用科学么？在中学时代便制造出一些半生不熟的文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出来，试问又有什么用处。其中学是为了纪念某先烈而设立的，它的目的应该是为国家添一些实力，来减少下一代做先烈的必要性，单单提倡文学与社会科学怕无此能力吧。质之某中学的当轴与一般提倡中等教育者，以为何如？
（选自《华年》1933年9月2日第2卷第35期）
忘本的教育
日前有金山之行，金山中学约做演讲一次，讲题为“忘本的教育”，兹就是日所言大意推演之。
作者识
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以前的人叫做适应，教育为生命的一部分，它的目的自然不能外是。我们更不妨进一步地说，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
所位与所由育的背景，当然是环境，环境可以大别为二，一是体内的环境，一是体外的环境。体外的环境，就人而论，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横亘空间的物质的环境，二是纵贯时间的文化的环境。教育的目的又当然在设法使我们和这两种或三种环境打成一片，使相成而不相害。
环境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体内的环境不用说，体外的环境自然也自呱呱坠地之顷，和人发生了关系。个人如此，民族也是如此。民族有它固有的土地、气候、物产，是物质的环境；有它固有的文物、典章、制度，是文化的环境。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要安所遂生，自然第一得先和固有的各种环境发生相成而不相害的关系。一棵橘子树，不能强勉移到淮河以北，否则不是不生长，也许会成为变种；普通的一条草狗，你不能教它打猎；一只鸡，你不能教它学泅水——一切生物都有它固有的环境，它们的位育，就得时时刻刻参考到这种环境；人类当然也不是例外。所不同的，人类的位育力比较大，比较要有伸缩，他多少有一些左右环境、甚至于环境选择的力量。但这也并不是说可以把固有的环境完全放弃，或置若罔闻；最多他只能把固有的环境逐渐地加以修改与整理罢了。
这种一个民族与固有环境的关系现在的人有一个新的名词来称呼它，就是“绵续性”三个字。在文化的环境方面，这绵续性是最明显的，叫做历史的绵续性，在物质环境方面，这特殊关系可以另外叫做连带性，或呼应性；局部如有变迁，全部必然地要受影响，要是变迁得十分急剧的话，全部也许要受震撼以至于破裂；这便是连带性或呼应性所必然要引起的现象。所谓民族性这样东西，可以说是生物的绵续性（遗传）与文化的绵续性（历史）所合作而成的一种复体的绵续性。物质环境的势力，不断地在遗传和历史方面发生影响，好比波浪之于海岸线的地形与地质一般，自然也有它的贡献。
绵续性的名词虽新，它的观念却旧，至少在中国是很有一些来历的。这观念便是“本”的观念。在中国旧日的文化生活里，几于随时随地可以看见些“务本”与“不忘本”的表示。我们不必举许多圣经贤传上的话来证明这一点，这原是大家该知道的。所谓不忘本，就是要大家随在参考到固有的背景和环境，所谓务本，更是要大家在做事的时候，要从固有的事物做起，不要好高骛远，见异思迁。
三十年来所谓新式的学校教育的一大错误就在这忘本与不务本的一点上。新式的学校教育未尝不知道位育的重要，未尝不想教人生和各种环境打成一片；但是他们所见的环境，并不是民族固有的环境，而是20世纪西洋的环境。20世纪西洋的环境未尝不重要，对它求位育的需要未尝不迫切，但是因为忘却了固有的环境，忘却了民族和固有的环境的绵续性和拖联性，以为对于旧的如可一脚踢开，对于新的，便可一蹴骤几，他们并不采用逐步修正固有的环境的方法，而采用以新环境整个地替代旧环境的方法——结果，就闹出近来的焦头烂额的一副局面。
上文说环境有三种；新式的学校教育对于民族固有的三种环境，可以说都没有发生关系，遑论打成一片。不但没有发生新的关系，并且把原有的关系、原有的绵续性给打断了。就物质的环境而论，中国的教育早应该以农村做中心，凡所设施，在在是应该以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的安所遂生做目的的；但是二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是在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都市生活；这种教育所给他们的是：多识几个字，多提高些他们的经济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一些一知半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和臆说，尤以社会科学为多，尤以社会科学方面的臆说为多；至于怎样和土地以及动植物的环境，发生更不可须臾离的关系，使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更能够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闻不问之列。结果，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便变做相传下来的越过了淮河的橘子，即使不成变种，终必归于澌灭。目前甚嚣尘上的农村破产，便是澌灭的一种表示。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原是在农村里长下很好的根了的，如今新式的教育已经把他们连根拔了起来，试问这人口与农村，两方面安得不都归于衰败与灭亡？农村的破产到现在已经很明显；但是农村人口的或因疾病流离而直接死亡，或因麇集都市而间接归于淘汰，还不过是一种模糊的印象。
到现在总算还有人在那里大声疾呼“到民间去”、“到乡村去”。但我们可以窥见，就在这些大声疾呼的人，也已经忘了他们的本源之地，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为什么不说“回民间去”，“回乡间去”？原来几十年的忘本教育的结果，已经教他们忘记自己原是乡村里出来的人，教他们把都市与城镇看做自己的老家。把都市看做老家、看做主体的观念一天不打破，农村的复兴，便一天没有希望。
在文化的环境一方面，新教育的错误也正相似。它也是忘了本的。凡所设施，好像唯一的目的是要我们对于已往的文物，宣告脱离关系，并且脱离得越决绝越好似的。那些在在把一切的罪过都推在“礼教”与“封建思想”身上的人，我们固然不必说；就在比较心平气和的批评家也时常会把一种错误或一种弱点推溯到孔二先生身上；以二千五百年后的事归罪到二千五百年以前的一个个人的身上，无论本末原委说得怎样清楚，我们总觉得太把一个问题看得单纯了些。此种“罪人斯得”的心理，最多不过教孔二先生在棺材里面翻一转身，实际的效用是没有的。但实际的坏处却有。就是在教育上养成了“古旧”与“恶劣”变做通用名词的一种风气。凡是古旧的一定是陈旧的、一定是恶劣的。经书这样东西，自然也是不堪寓目的了。经书里确乎有现在人不必寓目的地方，但中间也记着不少的先民生活的经验，生活的常道，可以供后人参考。所谓经，所谓常道，就是一种有绵续性的事物。以前民族的文化与教育，唯恐离“经”背“道”，失诸一成不变，不能有新的发展；今日民族的文化与教育，唯恐不离“经”背“道”，失诸无所维系，飘忽不定。
最近几年以来，因为少数学者的提倡，有所谓国学一门者出。但结果最多不过把先民的遗业，提出来成为一门学问，可以和别的学问并跻于学校课程之列。办新教育的人，也未尝把这种遗业认为和民族所以生存与立之道息息相关。读书的青年，既唯此种教育领袖的马首是瞻，平日选读一门国学，好比选读一门文学或化学一般，目的不在装门面，便在求实用，自然更不了解这一层意义了。
（选自《华年》1933年10月28日第2卷第43期）
漫谈拳术与体育
吴志青先生送了我一本他所著的《太极正宗和太极正宗诠真》，并且希望我说一些感想。吴先生是一位国术家。太极拳是国术中重要拳术的一种，吴先生要我在这题目上发表意见，真可以说是“问道于盲”了，而与其说问道于盲，不如说问道于跛，虽不典切，于事实更较恰当。盲与跛一样的步履艰难，因而古代有盲跛相助的寓言，所以就行路说，问盲问跛，其为不得要领，也是一样的；二者正不妨通用。不过就拳术说，盲者未尝不可以学习，而体验到其中的妙用，而跛者却根本没有资格，何况当前的跛又远不止寻常所了解的跛呢？无论如何，在此种场合里，说问道于跛比问道于盲要更较贴切。
吴先生这样的不择人而问，可能是因为他联想到了太史公的“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两句话，不过是吴先生错了。一则我虽爱尚友古人，我何敢望孙子的项背；再则无论今之战略家如何崇拜孙子，把他的兵法读得烂熟，动不动就要征引几句，我却至今还没有好好地读过；三则吴先生应该记得，孙子修列兵法，虽在膑脚之后，其运用兵法，则在膑脚之先，用得来，才写得出，用得精，才写得好，又怎样可以和我相比呢？我不妨告诉吴先生，我以前和这题目唯一的因缘是叫名学过八段锦，但究竟是怎样一个八段，如今脑子里连影子都没有。
不过有一两点感想我不妨提出。吴先生在《诠真》里说：“各国有各国之国民特性及流行之运动方法，故东西各国编订军式操典及各项运动规则，无不合乎其本国之国民性及其国民体魄之要求为原则。我国之国术即适合于我国国民性及国民体魄之锻炼体格之方法也。”我以为这话在原则上是很对的。我以前也有机会说到过这一层：“西洋的体育需要西洋民族的体格来配合；换言之，近代西洋式的体育是因西洋民族体格的需要而演变出来的。再换言之，要实践西洋式的体育训练，特别是西洋式的个人与团体运动，是必须有些特殊的先天的条件的。在中国民族里，具备这种条件的分子怕不多。在广东与东三省等处，因为历代移民的关系，这种分子比较地不太少，在内地就很稀罕了。此外，大多数的民族分子，于日常因生活需要而从事的体力活动而外，大都根本不感觉到什么有规定的运动的需要。以前，特别是在北方，有一部分人喜欢弄弄拳棒，做些所谓软功的运动，那显然地又是一路，所配合的别是一种体格。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历年提倡西洋式的体育和运动的成绩，事实上是极有限的。许多原先当过西洋式的运动家的人，实际上的健康，不一定比别人好；他们离开学校以后，往往很容易把运动的习惯放弃，虽说中国的环境不同，设备太差，但若体格上真有需要，真相配合，他们便该是改造环境与增加设备的一些人。如今事实既不如此，可见青年时代的一些成绩，还是属于一时兴到的结果、一些浮光掠影的活动。”
新式的体育家很不赞成我这几句话，但截至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觉得有修正或撤销的必要。读者应该已经了解，我在这里对于中西体育方式的优劣，并没有下什么判断。也并没有说到，西洋式的体育一定没有前途；目前体格上适用西式体育的人虽少，安知将来不会加多？我只说，就目前大多数民族分子的体格言之，似乎是不大配合罢了。
据说从前李鸿章在广东有一个笑话。他看见外国人比球，好像是网球，打的人气喘呼呼，看的人眉飞色舞，他回头问他的随员说：“外国人在这里卖艺么？要不是卖艺，为什么这样的卖气力？”这笑话有无事实根据，我不得而知，但十足表示一般中国人对于西式运动的很有意义的一部分的反应，就是，气力不是要寻常练习与使用的，而是要卖的，即体育本身不是目的，连锻炼身体，活动筋骨，表白自我，也不成其为目的，而是别有目的，如同社会的风头主义或经济的 口主义之类。这当然是可笑，但我相信，即在数十年后的今日，作李鸿章看法的人还不在少数。
上文只是社会心理和西式体育格格不入的一些观察。这心理是可因教育而改变的，可能的已经改变不少，也可能的有一些民族性的根据，要彻底与普遍地改变是不容易的。不过更关重要的终究是一般中国人的体格。用刚柔的话来说，西洋民族的体格偏向刚的一端，而中国民族则偏向柔的一端。换一种表面上好像是更科学化而事实上是一样的说法是，西洋体格积极的位育性强，而中国体格则消极的位育性大。我一向喜欢用一种实物来比喻这种柔性的体格，就是牛皮糖，以至于南京名产的水牛皮糖，要看柔的程度而定。而和此种体格相配合的性情，我一向又喜欢比做温炖汤。柔性的体格与性情，如果需要锻炼与培养，比较更相宜的显然是中国固有的柔性的拳术，而不是西洋比较刚性的各式运动了。柔性的体格与柔性的体育方式之间，显然有它们的因果关系，但大抵体格是因，体育方式是果，而不是一个互为因果之局，因为，就在已往，柔术一类的体育方式也很不普遍，绝大多数的人是不讲求任何方式的体育的。至于刚柔两性孰优孰劣，我在这里也并没有做比较，下判断；如果大家认为最好的一种体格应该是刚柔并用、宽猛相济的，而和它配合的体育方法也应该如此，则今后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便不应该是一味提倡国术或一味提倡西式体育，而是两者之间的截长补短。如果提倡有方，前途可能演变出一些兼中西之长的体育方式来，亦未可知。
我虽不懂得拳术，但把《太极正宗》的理论阅读一过之后，仿佛也能欣赏到其中的一小部分。一是内外之分，也可以说是全部与局部之分。这部分的理论说：“太极拳之练法，以躯干腰腹为主，推动四肢，演成架势，由无形进于有形。按之外家拳，则先以四肢为主，推动上下相应之运动，系由有形进于无形。此乃外家拳与内家拳之区别”。看来西洋的各式运动，恐怕都是近乎外家的一路，至于是不是更由外人内，由有形进于无形，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们一面观察人家打太极拳，一面又观察近代运动场上的各式活动，时常有一个感觉，就是，拳术是运用全身的，而西式体育，除了柔软体操一类的方式而外，似乎仅仅地练习身体的每一部分，甚或只是每一部分的肌肉韧带而止。此种局部练习的影响与功效大概是不会自外入内的。
这就引进到耐人思考的又一点理论，就是力与劲的分别。这部分的理论说：“各种运动方法，有仅为人体局部之动作，亦有为人体全部之动作；局部者即单力之表现，全部者为合力之表现。太极拳即为后一种，其每一动作皆由曲线，弧形，波浪及螺旋形等四种形态协合而成，亦即心身内外各机构所有力量一致集中于腹部。运动此项合力，拳术家名之日劲。盖劲之力量，无形无迹，全以心思意识为主宰。人于心绪紧张，心理发生非常形态之时，每有超越寻常之力量；太极拳即能锻炼此种无意识之力，使其成为有意识之劲，即使此种潜藏之力量得以受理智之驯服，亦即使思想神经控制运动神经是也。”此段理论，我虽无法体验，觉得很有几分意义。凡是学习太极拳的人是否真能把无意识的潜力化为有意识的动能或劲，我不得而知，不过，此种潜力往往极大，有非寻常意料所及，是我们所熟知的。邻家失火，孝子会把父亲的灵柩独自抢救出来，尼庵失火，一个弱小的尼姑会把几百斤的一尊玉佛抱出庵外，而事后要把棺材、佛像再搬回去，却非几人或几十人的力量不办了。这是以前当真有过的故事。以理推之，一种良好的体育方法应当可以教这种潜藏而无意识的力量，在有意识的状态之下表现出来。
最后我还要提到一点，就是西洋的体育近来也有一些新的发展，而此种发展所采取的途径，可能和上文讨论的内容相当接近，我说可能，因为我还没有能直接读到关于这些新发展的著作，而只是间接地看到一些简单的介绍，美国体育学家亚历山大（F. M. Alexander）先后发表过三本书，叫做：《人的无上的遗传》、《创造性的自觉的控制》和《自我的运用》，专门申说他所发明的体育理论体系和它的实践的方法与技术，哲学家杜威很器重他，特地替他作序，每本都有一篇。英国文学家赫胥黎也认为他的理论与方法极有价值，故在他的教育的讨论里特别介绍到他，作为全文的煞尾。上文说到我们对于体育，如果提倡有方，前途可能演变出一些兼具中西之长的体育方式来，此种方式势必更较通达，并能以全身而不以局部的肢体为对象，更趋向于刚柔相济，外内一致，和劲力并用的一种局面——由此看来，是很有几分希望的。
吴先生问道于跛，这一番的漫谈可能地连立脚点都有问题，遑论站得住站不住了，不过，这样算是答复了吴先生的一番雅意。
（选自《自由论坛周刊》1944年12月10日第11期）
纪念孔子与做人
二十年来的孔子，和二十年来的中国一样，地位很不稳定。记得民国最初成立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很拥护他，甚而至于想把他的教训立为国教。同时也发起种种组织，例如孔教会与孔教青年会之类，真想把孔子之教，像宗教一般地宣扬光大起来。但这种活动却不大受人理会。大多数的人总觉得孔子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人物，是另一个时代与文化背景的产物，他的教训，无论在那时候怎样的好，到现在当然不很适用，不适用而勉强地替它宣传，不是徒劳无功，便是引出许多矫揉造作的行为来。还有少数的一部分人更进一步地认为中国今日的积弱，推原祸始，却是孔子的错误。要是以前开罪于孔子的人是名教的罪人，那么，他们以为，孔子便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罪人，所以应该打倒。这种主张打倒的人又可以分做两派，一派是明火执仗的，一派是冷讥热嘲的，他们言谈之间，总是孔二先生长，孔二先生短。这好几种人，当然没有一种对于孔子的地位是有利的。后面两三种人不用说，就是第一种，像《孔门理财学》的作者之流，也可以教孔子受宠若惊，望而却步。
经过这二十年的风雨飘摇的经验之后，孔子的地位近来似乎又有转趋稳定的倾向。照前几年的形势，全民族的模范人物，除了孙中山先生以外，几乎加上了一位耶稣。要是那个现在在北京做寓公的将军不失势的话，耶稣也许得把这第一把交椅让给老子。再照一二年来各种法会盛极一时的情形而论，又像宗喀巴快要从西、青入主中国本部，做各大模范人物的盟主。不想在这个模范人物互争雄长的时候，中央政府第一二三次会议竟会把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子诞辰定为一个“国定纪念日”，并且还颁布了好几条的纪念的办法。所以我们说，孔子的地位有重臻稳固的趋势，不过在孔子自己看来，经过了多少年的不瞅不睬以及冷讥热讽之后，突然接到此种待遇，怕也必有些惊疑莫定咧！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模范的人物，这是谁都不怀疑的。不过我们对于一个模范人物，究应发生一种什么关系，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把他奉做一个神明，高高在上的，可仰望而不可几及，当然是不妥当的。以前为了“孔教”的建立而奔走于国会之门的人，便犯了这个毛病。只是到了他诞生的日子，一年一度的举行一种纪念的形式，也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是纪念的形式，不要说一年一度没有用处，就是一星期一次也未见得会发生什么效力。
要教一个模范人物在今日的社会生活里发生效力，只有两条狭路可走。一是明白了解他的教训，二是效法他的个人的生活。智力在中上的人这两条路都得走，不在中上的至少也得被引导了走上第二条路。我们一面承认一个人的思想和见解往往受时代与环境的支配，但同时我们也承认这其间也有比较能超越环境与比较能不受时代限制的部分。我们一面承认人生的经验随不同的时地的影响而变迁，但同时我们也承认在变迁之中，也有比较不变迁者在。一个模范人物之所以能为模范人物，历久而不失他的地位，就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能代表这种比较不变的经验，也就是因为他的思想与见解能够超越一时代一地域的限制。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这些超越与不受限制的部分。一个模范人物也是一个对人、对己、对天地万物都比较能够有一个交代的人。换言之，就是他在宇宙之中，在社会生活里面，在自己的种种欲望之间，都有一个比较能周旋中矩的方法，都能够“位育”，能“无人而不自得”。话再换回来说，就是都有交代。一个人在生活的各方面，要有交代不难，要都有交代却不易。我们把古今中外的圣哲比较一下以后，就不能不承认孔子的思想确乎有颠扑不破的地方，孔子的个人的生活，确是一种对各方面都有交代的生活。所以他的模范人物的地位，我们也是不难承认的。
孔子的思想的最大的特点，是拿人做一切的重心。他要一个囫囵的人。这个人对宇宙万物，一面自己要假定一些地位，一面却也不宜把这地位假定得太大。太没有地位了，自然生活不能维持，例如宗教文明或物质文明太发达的国家；地位太大了，把形上形下两界可以福利人生的事物都置之度外，生活也必至于一天比一天逼窄，例如两千年来中国的文化。对一个囫囵的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是不会有的，“群己权界”议论是大可不必的，因为他没有承认社会生活是一个静的物件，他只承认社会生活是一个动的过程，所谓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就是这个过程的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的八个阶段。这个囫囵的人，又充分地承认他是一种生物，有他的情欲，应付这些情欲的原则是一个节字，不是放字，也不是禁字。假若一种情欲的表示可以影响到第二人的福利，这节字就可以有“发乎情，止乎义”六个字的注解。这些都是就一个囫囵的人在一时代的空间以内的关系而言，假若就时间方面的关系而论，他一面尊重前人和前人所遗留下来的经验的精粹，引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一面又缅怀未来的人，想把这些精粹连同他自己的贡献一并交付给他们。这样一个囫囵的人，才真正是一个人，他同时是一个家属的一员，社会的一分子，公民，党员，专家，但最要紧的他是一个人。目前最大的弊病是我们只有这些在各方面活动的分子，而没有人。
孔子就是要教我们做一个人，做人而有余力，再向各方面做活动的分子去。例如做一个专家吧，一个人总得先做了人，然后再做专家，人是主体，专家是副体。说到这一点，我们对于最近邵元冲氏在中央纪念周所报告的说话，就不敢苟同了。他说：“只求各人各向自己本业方面或专长的部门内，尽量发挥其力量，为国效劳，民族复兴之道，即在于此。”是么？要是的话，欧美日本各民族该没有什么问题了，然而它们问题之多，正不亚于我。它们的毛病，以至于世界的毛病，正坐只有专家，只有国民……而没有人。
孔子不但有这种做人的教训，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于了解他的教训以外，我们更有仿效他的生活的必要。读者骤然看见“仿效”两个字，也许不免失笑，以为近代的教育最重自动的创造，却忌被动的模仿。不错，近代的教育确有这样一个绝大的错误。提倡了这几十年的新教育，我还没有看见过完全创造的新行为，完全不受榜样所支配的新动作。就是那几位教育家的“自动创造”之论，据我所知，也是拾的外国人的牙慧！我始终以为教育生活当前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榜样的问题，教育行政以至于其他政治工作最大的任务，是拿榜样出来给大家看。有了好榜样，学像了好榜样以后，再谈“自动创造”不迟！
（选自《华年》1934年8月25日第3卷第34期）
社会学者的点、线、面、体
近年来许多学问，以至于许多人事，包括战争在内，都喜欢用点、线、面、体的字样，大概为的是使人容易了解，容易捉摸，倒不一定是要给人一个印象，表示这门学问是如何如何的科学的。我用到这三四个字，是完全属于随便谈谈的性质的，连使人容易捉摸的用意都没有，下文要说的话，无论用哪一种说法，总是闲话，总是常谈。
点指的是每一个人。社会生活从每一个人出发，也以每一个人作归宿。无论唯社会论一派，或唯文化论一派，把社会与文化的涵煦浸润的力量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无孔不入，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人的社会与文化，也不能理解，我们把每一个人搁过一边之后，社会与文化还有什么意义，什么存在的理由。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若不思，我即不在；若我不在，则我一切身外之物，包括社会与文化在内，对我亦即不在；如果每一个我不思在，则社会与文化等于全部不在。点之重要在此。
社会学者喜欢讲关系，就是点与点之间的刺激与反应。这就是线。一部分社会学者，例如形式社会学派，或我所称的道地社会学派，是专在线上用功夫的。他们这番功夫真是专极了。他们不但不问所以构成社会生活的其他种种事物，有如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文化活动之类，似乎连所以产生线条的点都不大理会；他们至少假定，点，而且是大致相同的点，是必然的存在的，是早就现成的安放在那里的。好比纺纱线的人只管纺线，至于线头所附着的机括，他们至少在纺的动作顺利进行的时候，是决不存问的。不过他们和纺线的人有一层不同，就是他们的纺的动作似乎始终顺利，唯其始终顺利，所以始终没有存问附丽点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妨说，他们更像蜘蛛，只管抽它的丝，织它的网。其他不必属于这一派的社会学者也有同样的情形，不过程度上较好罢了。
中国人以前讲伦常，也是所重在线，所重在人与人的关系。把道德标准的一层看法撇开以后，旧日的伦理关系，事实上等于今日社会学者所了解的社会关系。他们用到纲、纪、经、纶一类的字样，更明白的用线条来象征此种关系，也是很有趣的一点。不过有一层他们又和今日的社会学者不同，他们虽也未必了解所由构成线的点是什么，他们却并没有忘记它们，他们甚至于十分看重它们，所以有明德之论，有诚身之论，有修己之论，更有反躬之论。“礼人不答反其敬”一类的话，意思就等于说，如果你的线头，放出以后，却搭不上去，你得撤回来，弄清楚所以搭不上去的原因以后，设法再放出去，再搭，而这原因势须在你自己的点上找，因为比较近便。这种今昔的不同可能代表着今日的光景是一个退步。今日的社会学者，多少以第三点的资格，替任何第一第二两点之间牵上许多线条，做来可能是头头是道，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纺的动作始终顺利，但我们读来总不能没有纸上谈兵，一厢情愿之感。
线条的总和是面。好比非职业的饲蚕的人，不让蚕结茧，而让它们把所有的丝吐在一个平面的衬托之上，方的，圆的，成为一种玩意儿，一种点缀品。在一部分社会学者，特别又是那道地的一派，认为只是这种线条自身，便已足够构成一个平面，更无须乎任何衬托的事物。别的社会学者则不同，他们认为衬托是需要的，而且自然存在，不要也不可能。并且衬托可能还不止一两层。至于究有多少层，或哪一层最较重要，甚至于重要到某一个程度，使承认之者认为即此一层便已济事，其他都不关宏旨，可有可无，那就得看一个人在社会学之外，又有些什么学识上的准备了。准备得广博些的承认的层次多些，狭窄些的少些，甚至把不大成为层次的东西也牛牵马绷似的硬扯成很稀薄的一层，稀薄得载不起所有的社会关系的线条的分量来。不用说我们的常谈到此，便进入了社会解释与社会思想的领域。
面的累积是体。讲到体，我们就得引进时间的概念。撇开了时间，不理会古往，不展望来今，一个社会的立体是很难想象的。这我们就进入了历史哲学和种种社会改造论的范围。大凡从事解释社会平面的人，迟早必进而作解释历史的尝试，即社会思想的各学派大都有他们对于整个历史的看法，即历史哲学或史观。一有史观，又往往更进一步的想根据历史之所诏示，形成一套未来社会的改造论或革新论。也有倒过来的，即先有一番改造的原则与理论之后，再从而就历史搜寻可能的衬托，追溯可能的源流，然后终于建立一个史观来；但这种倒转来的例子似乎总居少数。大抵这一类的例子中人，改造社会的热诚必较了解社会的兴趣为浓厚，甚或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根本不感兴趣，其改造论的提出，原先就没有经过理智与事实的充分的盘诘；但一旦提出以后，要取信于大家，促使大家接受，就不能不转而向历史寻觅一些可能的烘托与支持了。
立体是一种结构。各家所凭借的器材资料亦自大有不同。像平面的构成一样，有但凭各种人与人的关系所形成的线条的。也有援用人以外的事物的。也有专致力于事物机架，而把机架上所张挂与缀连的人事关系看作理所当然，毋庸深究的。结构究属完整到如何程度，或我们所了解的结构究属完整到如何程度，和对于面的看法一样，当然也要看一个人，或一个学派，在一般学识上的准备如何了。我们对于一种史观，应作如是看法；一种改造论通达到何种程度，可行而行之无弊到何种程度，我们的看法亦自相同。史观是多少已有实际根据的结构论，改造论是想望中的可能的结构论。
在不注重点的今日，我总觉得所有的结构论都失诸空疏，甚至于竖立不稳。一个没有支点、重点、立点的社会结构总像是一个奇迹。许多专拿人以外的事物作为资料的结构论，给我们的是一个凤去台空或人去楼空的感觉。其他专就关系与关系的格局说话的议论，如其所论为平面的一幅图案，则仿佛是死蜘蛛所遗留的网；如其所论为立体的结构，则相当于太古某一类原生动物所留存下来的各式矽质的遗蜕，完整，对称，玲珑，透剔，尽管有余，生命是早就没有了。这比凤去楼空的局面略胜一筹，因为那结网的丝，构成遗蜕的矽质，总还是蜘蛛和原生动物自己吐出来的。我眼前有一座珊瑚的根，高宽各有一尺，也是凿空曲折得有趣，足供案头清玩，但代表生命与活力的珊瑚虫，在千百万年前，便已不存在了。
总之，在每一个人的所以为点没有充分弄清楚以前，我们谈社会的线、面、体，总若有好几分不着边际，不得要领。换言之，社会学者不得不注意到人性的问题，一般的人性，与个别的人性。我们希望从事社会学的人要多有一些生物，遗传，生理，心理，以至于病理诸种学科的准备，原因就在此。我们也希望大家多涉猎到人文学科，哲学，历史，文学，以至于宗教、艺术，原因也不外此，因为，关于人性的了解，目前科学所还不能给我们的，以往人类所累积的经验或许能。
（选自1948年6月30日《益世报·社会研究》）
读书的自由
半年多以前我写过一篇《救救图书》的短稿，为坊间行将“还魂”的大批书籍呼吁。呼吁的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但转眼一想，即使有些效果，又怎么样？当代的人根本没有读书的自由，留下书来，也无非束诸高阁，最好也不过为典藏而典藏而已。有人说过，天下的图书馆，十之八九是“藏书楼”，十之一二是“尊经阁”。这话很对，因为在读书不自由的情况之下，少数人尽管藏，少数人尽管尊，绝大多数的人，包括藏的与尊的人在内，也包括以读书为业务的青年在内，不感兴趣，不来问津。
不过我们先得把题目的意思弄弄清楚。一两天以前，和一位朋友闲话，朋友说起，某一个都市经某方攻占以后，某国的外侨向本国政府报告，说是情形还不错，不错就是“对”，那外侨确乎用了一个“对”字，意思是说——这是朋友自己的注脚了——外侨们还可以“自由行动”。我赶快插嘴说，该是行动自由，不是自由行动吧。这位朋友和其他一二参加闲话的人都首肯地笑了。行动自由与自由行动很有几分不同，我想谁都了解，用不着解释。好比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也有很大的分别而不烦解释一样。如今阅读自由与自由阅读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其实所谓自由这个，自由那个的“自由”并不是我们所了解而能接受的“自由”：自由行动可以包括杀人放火，“自由恋爱”意在废止婚姻制度，“自由思想”志在排斥所有的宗教信仰，至少一部分自由思想者是如此，自由阅读或自由读书，准此，可能引起抢书，偷书，以至把公家书籍割裂涂毁等等的行为；那就成为自放，自肆了；自放自肆的人与完全不放不肆的人是同样的不自由的。
自由是禁忌的反面。争取自由等于排除禁忌。对于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禁忌，我们是知道得比较清楚的，对于读书的禁忌，一则大概因为爱好而能够读书的人究属少数，再则即在能够读书的人也未必真有多读的毅力与机会，我们却不甚理会，在大家忙于衣食奔走的今日，自更无暇理会了。一切禁忌，包括读书的禁忌在内，又有外铄与内发的两个来源，大抵对于外铄的来源，我们在这叫喊民主的时代，是理会得比较清楚的，至于内发的来源，我们却又不大理会，以至于全不理会，即使被指点出来，怕也还有人否认。其实这内外两路的禁忌，我们从“禁忌”一名词里就可以辨别出来。
“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禁忌原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指着行动思维的一切限制，初不问这限制的由来。但若我们稍加分析，可知禁是外铄的，而忌是内发的。禁的所以为外铄也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入国问禁”，“悬为厉禁”，禁止吸烟、吐痰、闲人出入之类的禁，很清楚的是由外而来的。“禁”字的下半字是“示”字，无论是上帝的启示，官厅的告示，总是外来的。“忌”字却不然，它的下半截是“心”字，上半截是“己”字，己字可能只供给了忌字的读音，也可能是台字的假借，而又供给了忌字的意义，那就等于说，忌者，我心之所忌耳。其实要坐实内发的一层意思，下半截的心字已经是足够了，初不必问上半截“己”字的源流。从社会与文化的立场看，一切忌讳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外铄的，一切行为上的限制，最初可能都是“禁”，日久才习惯成自然的变而为“忌”，换言之，起初是人家不容许你做，后来你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做，以至于觉得不应当做了。但从生理与心理的立场看，至少有一部分的限制，原先可能是一些“忌”；有一类行为，你做了之后，或做过火之后，也许妨碍了你自己的健康，或至少会教你感觉到不舒服，不自在，而别人既同是人也，也往往有同似的感觉，日久经过一番社会化与形式化之后，就成为“禁”了。两方面大概都有话可说。但无论如何，一种行为的限制，要成为“忌”，总得先经过你内心的接受，方才有效，才有限制的力量，而这种效力才能维持得比较长久，初不论这接受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
读书的不自由，一部分是由于外来的禁止，另一部分却是由于内发的忌讳。外来的限制或禁止是最明显的，可以毋庸多说。图书的缺乏，藏书的过分的限于某一专行，某一方面，书报的写作、印刷与流通受到阻碍等等，不论是由于不可避免的情势，或由于人为的因素，有如社会的风尚或政府的功令，都是外来的。书报邮电的检查当然是属于这一类，在读者是被剥夺了“阅读自由”，在检查者却取得了“自由阅读”的机会，可以作些威福。上文说到阅读自由与自由阅读的为截然两事，这便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了。有少数人可以自由阅读，便有多数人不能阅读自由。
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内发的限制或忌讳。唯其是内发，所以表面看来不像限制，不成其为限制；唯其不像，所以不受人理会；唯其不受人理会，问题就更见得严重了。我近年来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与图书出纳的接触较多，对于青年人读书的习惯，也就多得了几分了解。我发见他们的忌讳是不一而足的。归纳起来，这忌讳大都跳不出三个范畴，一是新旧之间，二是中西之间，三是左右之间。
青年人爱读新书，不爱读旧书，爱读洋装白话文之书，而不爱读线装文言文之书，爱好讨论现实问题与宣传当代思想的书，而不爱读关于人格修养、文化演变、比较通盘而基本的书——是谁都知道的。但为什么有些爱与不爱，有此爱憎，说法就不同了。普通的说法总是从兴趣出发，说青年对前者有兴趣，而对后者没有兴趣，青年自己的答复也复如此。其实这只是一种冠冕的说法。试究其实，则所谓兴趣的后面，必有一番成见，而成见一深，对所爱悦的便成迷信，对所憎恶的便成忌讳，所迷信的趋之唯恐不速，所忌讳的避之若将浼焉。从社会的立场说，这种爱憎当然也有其来历，就是“现代化”或“进步”的要求，但青年既接受了这种要求，并且拳拳服膺于此种要求，此种要求的见诸意向行事，便成为内发的，成为成见的一种表示，而其对于“不现代化”“不进步”的一路事物的不表示，以至于反表示，也未尝不是一种表示，那就是有所忌讳的表示了。
中西之间我们所看到的成见大致与此相同，但比较的复杂。大体上是对“西”是积极的信赖，对“中”是消极的忌讳。读书人一般的态度如此，读书时的态度尤其如此。不过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便是中西之间比新旧之间更为复杂之所在了。一是读书人对于所谓“西”的对象的接受是不一致的。甲有甲的西，乙有乙的西。所谓西，本身原不是一件单纯的东西，英美是西，苏俄也是西。一个人究竟接受那一个西，就要看他过去的训练与平时的接触了。不过训练与接触，如果太片面，或太不经心，太无抉择，结果也就成成见，而对未经训练未经接触的事物的态度便成忌讳。二是精通西文的人毕竟不多；读书的人虽爱读舶来之书，却大都不能读原本，只好读译本，原本与译本，可能一个图书馆都具备，但译本往往摺皱烂熟，而原本可以几年无人过问。这不用说，读者表面上阅读的是“中”，实际上欣赏与向往的还是“西”。
左右之间所表现的爱憎也是一样的，不过因为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冷战热战特别剧烈，此种爱憎，或信赖与忌讳，而表现的范围与程度似乎是远在新旧之间与中西之间之上。近年来此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更若变本加厉，至于有把新旧与中西吞并进去的趋势，成为左的就是新的、西的，右的就是旧的、中的。青年人一般的态度之中，大体说来，对于左的、新的、西的的信赖和对于右的、旧的、中的的忌讳要大于它们的反面。一般的态度如此，读书时的不免分些畛域，也就如此了。
有人替青年读书人辩护说，这一类对于读物的取舍并不由于成见与忌讳，而是由于能力与训练的多寡。许多青年对于文言文了解得不够，读去不通畅，因而就不感兴趣；对于西文也是如此；至于左右之间，因为名词、习语、命意、遣词的不同，彼此也就发生了扜格，起初的“看不惯”终于成为后来的“惯不看”，倒不是故意拒绝不读。这是对的，我不否认这其间有一个能力与训练的问题存在。不过我们如果作进一步的推敲，便可以发见此种能力之所以差，训练之所以少，还是由于成见与忌讳的心理在后面作祟，青年自己有此种心理，而“五四”以来出身做教师的人也未尝无此心理。一个人存心厌恶一种事物，第一自然不趋向于此种事物的学习，第二学习了也决不会有长足的进步，原是我们的常识，初不待精神分析派的上场。
总之，由于上文所论对于“三间”的成见与忌讳，我们的读书是不自由的。此种内发的不自由，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与解脱之不易，要远在政令法律所能给我们的不自由之上。一样争取阅读的自由，向环境争取总还容易，而向自我争取则大难，因为，上文已经一度说过，这在阅读的人自己大都并不觉察，而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取舍的必要。这种不自由的局面，觉察得比较清楚的怕还是一部分负图书守藏之责的人。国内公私图书馆也还不少，多则百余万册，少亦数万册，但除了十分之一，以至于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洋装、白话、译文与白报纸的书籍借阅得烂熟而外，看来其余只好供太平时的点缀装潢，离乱时的咸阳一炬而已。我们看果子可以知道树，看书库的冷落便可以知道读书的不自由了。
（选自《观察》1948年12月11日第5卷第16期）
说有为有守
这一篇文字里的话是专为近年大学毕业生说的。
有为有守是一个做人做事的大原则。谁都应当认识清楚的，特别是行将参加实际的社会生活的大学毕业生；也是任何时地的人应当认识清楚的，特别是在目前时代与环境里的大学毕业生。
有为有守是建筑在物理上的一个颠扑不破的原则。物理有动静，有张弛，有翕辟，有力的蓄积与力的发挥，人理也就是如此，人生不能不讲求进止、去处、语默、动定、操守的道理，不能没有情志的涵养与行为的表现。到了有价值观念的文明人，又很自然地在这一层道理之上添上一重道德的绚染，一重标准的责成，说，如何才应当动，如何才应当静，如何才要有为，如何才要有守。我国的民族文化，对于这原则与讲求这原则的必要，似乎认识得比任何民族文化为清切。“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寥寥两句，是全部《易经》与其所倡导的文化的基本精神。
近代的西洋文化对于一切物理有博大精深的发明，而于物理如何适用于人理，则反较前人为粗疏怠忽。所以人人讲动，讲作为，讲速度与效率；人人像热灶上的蚂蚁，像截去了头的青蝇；人人认为只有动作是积极的，静止是消极的，进取是功德，保守是罪过，全不思动作进取可能是乱动躁进，漫无目的，静止保守为的是潜心涵养，容有理由；更不思，不有静止，何来动作？不有蕴蓄在先，何来抒放于后？譬诸射击，不先张弦，何由放矢？张弓是力的累积，弛弓是力的消耗，一个过程，两个段落，究属何者为积极，何者为消极，正复无从断定。至于做人做事，有讲求操守的必要，使人人深知操就是有为，而守就是有所不为，这进一步的道德的责成，自更在不论不议之列了。近顷有人以笃行的学说劝导青年，认为只要有作为，一切人生问题自迎刃而解。其实一味作为的结果，不过对事业的认识与事业的成就可以多添数分而已，揆诸“人生大于事业，做人重于做事”的原则，这种一味作为的学说依然不免偏枯的弊病，是很显然的。
不过有为有守的原则也正复不易讲求。被动的有为有守易，自动的有为有守难；个人的有为有守易，集体的有为有守难。大学生在学校里，一方面因为一般的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不安于淡泊，我说“不能不”，因为此种清苦的生活，可以说是完全出乎环境的不得已，一方面既没有多少自动克制的功夫，一方面如果经济的来源比较宽裕，生活上便不免趋于流放。无论淡泊与流放，都是被动的结果，而不是中心自有主宰的表示。颜子以箪食瓠饮居陋巷为可乐，乃是因为中心自有主宰，能固穷而不滥，处贫贱而不移。颜子的守是自动的，而我们的守是被动的。二三年来，大学生有休学而经商的，昆明一带的大学生，走仰光，跑腊戍，一时几乎成为一种风气，当时虽大为社会诟病，但也有加以称赞的，认为是自想办法，自谋出路，认为这种青年前途一定比较的有作为。但走仰光，跑腊戍，又何尝不是当时一般的风气，此辈青年的加入，也不过是风行草偃的一部分的表示而已。他们除了解决个人生计以至于累积一些财富而外，别无远大的目的，别无比较超脱的理想，在动机上与一般的商人无殊，在能力上十九必须因人成事，还赶不上这班商人。这样的有为，表面上是自动的，实际上是被动的，是中心没有主宰的。经济一方面的操守如此，其他方面操守又何尝不如此。有思想，无思想，发议论，不发议论，思想与议论的性质趋向，又何往而不受环境的支配，潮流的鼓荡，以至于一部分外界威力的挟持操纵？开口闭口的赞美“大时代”，歌颂“现阶段”，千方百计的想迎合“潮流”，无非是大学生人格破产的一些朕兆。在这种形势之下而言自主自动的有为有守，我们也诚知其不易，离开了大学的环境，而言此种有为有守，我们也诚知其更难，但也正唯其不易言，就更有不得不言的隐痛。
操守的不能自主而易趋于被动，大部分是基于个人志力的薄弱与教育效能的低微，至于个人单独的操守易致，而集体综合的操守难成，则为之厉阶的，更有民族的因缘在。民族的大病曰私。私的病深入腠理，诚中形外，所以凡百措置，无往而不见私的迹象。有人很沉痛地说过，以前的人，生前无补于大局，临了一死报国家，都是私的，因为不死不足以保全他一人一家的名节，名节是他身家的一部分。所以以前虽多有守之士，甚至于以牺牲生命来表示所守的坚贞，曾无补于团体生活的分崩，民族命运的沦替，其他规行矩步，硁硁自守的分子，目的端在小我的苟安免祸，可以不必说了。所谓“有守”者如此，“有为”的不容易集体化与组织化，更可想而知。“众擎易举，独力难成”的理论，我们何尝不知？但一到行事，我们十九会得到一个“独力易举，众擎难成”的结果，而独力的成功难期久大，也是一个必然的终局，和尚吃水的比喻最足为此种局面的写照，是谁都知道的。在南洋，在东北，移民中每多匹马单枪、肇开草昧的志士，所以当外人组织势力没有到达之前，我们可以大有作为，而此种势力一旦侵入之后，我们的成就便无法维持，南洋与东北之兴起以此，其终于沦亡也未尝不由于此；实际上敌人的南进北进，便是我们这种弱点所招致的，说见敌人南进策的灵魂堤林数卫的言论。由此也可见，在闭关自守、交通阻滞而文化系统比较完整的前代，个人的操守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处，甚至于还有过“言足以兴，默足以容”的积极的贡献；但一到环海棣通、文化交流的今日，个人的作为进取既难望有成，个人的保守缄默更势所未许了。
大学生毕业后加入社会，目前最亟需深知力行的，殆无过于自主与集体的有为有守的一点。集体的有为，在目前已无须申说，但集体而能不依傍门户，利用势位，凭借余荫，一以集体自身所培养的理想为指归，所产生的力量为挹注，则知者盖寡，行者更鲜。至于守，即就不贪污一层而言，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更有自主与集体化的必要，则识者更有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畏法律，畏人言，而不贪污的，终必不免于贪污而后已，以一人之力加入贪污的群体，也终难免于同流合污而江河日下。为今之计，无论做好也罢，不做坏也罢，大学毕业的青年应当自动的团结起来，来群策群力地做些好事，来砥砺廉隅相互规勉地不做一些坏事。唯有能这样的青年才能改革，才能创造，也唯有维护这种青年的国家才足以语于自力更生。
（选自《自由之路》，1946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