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晋行程的第六段
7月7日那天，我们就向山西夏令会的一班朋友和风水极好的凤凰山告别，从太原到太谷容易，从太谷回太原却发生了困难。铁道虽有两条，我们在前两星期的通讯里说过，一条只有土方，一条还没有照常通车。汽车呢，从南边开来的都是拥挤不堪，无立足之地；所以只得另想法子。加上那几天里刚下过一次大雨，山洪照例地暴发（这在整个的北方，是夏秋两季的例行公事，故曰照例），公路所必经的一条潇河，本来没有多大水的，现在平白地泛滥起来，即使有车可坐，怕也走不过去。幸亏六日七日两天都是晴的，水落了不少，从太原来的人都说大车因为轮大身高，已经可以过去，小车却还难说。但到了7日上午，我们费了许多力量才向太谷医院雇的车子来到以后，我们一行二人——还有一位是江先生——就毅然决然地走了。
我们一面鼓着勇气，一面却也怀着鬼胎。要是过不了潇河的话，那就得半路改坐人力车到榆次，再搭正太路至太原，那其间的麻烦，不知道要加上多少倍。到了潇河一看，情形还好，正在涉水和准备着涉水的车子很多，大的有好几辆，小的也有；尤其多的乃是一般帮同推挽的苦力。原来涉水的时候，最好是把引擎按住不动，否则水一进去，就要发生问题；所以要有人推挽。这些苦力却有趣，他们虽不是羲皇上人，至少可以教我们回想到比《诗经》更早的一个时代。《诗经》时代的人褰裳涉溱或褰裳涉洧，他们却不但无裳可褰，并且比在海滨浴场或游泳池以内的“摩登”人物以及到中国来献技的西洋歌舞团的团员，还要坦白得多。我们的车子少待以后，也就请他们如法炮制地把我们送了过来，我们把车门关得紧紧的，车夫也按兵不动，所以一滴水都没有进来。河的这边早就有另一辆小车候着摆渡。要是寻常在河边上的诗境之一是“柳边人歇待船归”，到这里便变做“柳边车歇待人归”了！人就是推挽的苦力。这辆小车里的人物，却好是一位姓孙的军官，是十多年前的老同学，是到太谷去看孔部长的。
我们原定的计划是，假若能过潇河，我们便先到晋祠，再回太原，否则因为时间上支配不过来，只好留待下次再到太原的时候去了。如今居然如愿以偿，我们是11点钟光景离开太谷的，下午1点钟我们过太原南关走上到汾阳的公路，跨过汾河，一点半钟便到了晋祠。晋祠在太原城西南五十里，是省城附近的第一个名胜。它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古庙，背山面水，山叫做悬瓮山，水叫做晋水，祠即因此得名。祠中的庙宇，沿着山坡建筑，正不知有多少，张庆亨和卫聚贤的两本《晋祠指南》都记载得很详细，但对于初次观光的人，来去匆匆，似乎也不能有多大帮助。相传这祠里的主庙是替周成王的兄弟唐叔虞建的，但据现在的形势看来，主庙实在是圣母庙，规模最大，地位也最居中。汽车从北边的延厘门进，过了一座小桥叫做太山桥以后，便是一片场地，可以停车。场地的中间是一座戏台，叫水镜台，台的对面，向西，又是一条石桥，叫铁汉桥。两条桥所跨的水叫海清河，就是晋水所从流出的一条小河。那水是清到十二分，水底下的碧绿的草一根一根的可以数，并且不住地在那里颤动，好像顺风招展着的头发一般，真是幽美极了。桥的那边是金人台，又叫做古莲花台，上面有四尊铁像，比活人还大得一些，是镇水用的，可知以前的晋水比现在大，也许有时候会“暴发”，而成“山洪”，所以有镇压的必要，要是像现在那样幽静的一泓，就绝对用不着镇压了。我们如今望望台上的铁人，再看看桥下的一股水，真觉得有些太不配称。铁人的年代很老，有两个是宋朝的，在西南角上的一个最老，胸口还铸着一篇记，说：“维大宋太原府故绵州魏城令刘植、县君张氏、男元吉、新妇谢氏、房弟延昌、侄万、孙男应乡贡进士世安、世臣、世顺、进士重孙莹，谨卜绍圣四年三月朔日，立此金神，彰阴报；一人积德于百年，后裔承恩用于四世；常修祖业，望盛昌于无穷，献尔丹诚，庶永期于不朽。外甥乡贡进士张鉴记。”我为什么把这篇记抄下来呢？铁人的用处虽在镇水，但捐铸的人的目的却在彰显祖宗积德之报，足见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无往而不以家族血统的维持做一个归宿！金人台后，过了一座牌坊，一所献殿，又一座十字形的桥梁，便是圣母殿了。圣母究竟是谁，有两说，一说是唐叔的母亲邑姜，一说是晋水的女神，所以以前也叫做“晋源神祠”，到了明朝，才另外造了一座水母祠，于是邑姜的地位乃确定。从圣母殿朝北，循了石级向西向上走去，便是一些零星的小庙，没有什么可逛，不过石级下面的一棵柏树却古怪得有趣，相传是周柏，但据卫聚贤氏的考证，也许是六朝柏。随后我们就出去喝茶吃饭，茶叶是我随身带的，水当然是晋水的了，味道之好，不减于虎跑。饭后由当地志勤图书馆的聂先生等领导着回到祠中，在白鹤亭上坐了一会，买了两三种碑帖，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唐太宗写的那本《晋祠之铭》。我们离开晋祠，已经快四点钟。
在太原又耽搁了一夜。在太阳落山以前，我们又到市上去逛了一次。在靴巷的书业城买了几种书，其中最有价值的要算抄本的《寿阳祁氏家谱》。又到了剪子巷，但没有什么书可买；以前出名的“并州剪”，现在连影子也看不见。又驱车到一处名四道巷，是太原娼妓的隔离区域。太原采用欧洲大陆的隔离与检验制，到今已逾十年；当它初创的那年我记得还写过一篇反对的文章，始终没有发表；所以这次非来观光一下不可。但所见也没有什么特别，检验所是有一所的，在第四道巷里，但究属检验得多么小心，有几分卫生的效用，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就西洋的经验而论，此种制度实在是要不得的。
山西的任务完毕以后，我还要到趟北平。原定由同太公路打大同走，可以看看云冈的石佛，所以8号起了一个大早，到北关赶汽车，不想前几天的大雨，把一座桥冲毁了，于是只好退回，改搭午刻的正太车，由原路出山西省境。濒行以前，又到民众教育馆参观了一下，望了一望不久以前在万泉出土的陶器。馆址本来是孔庙，又正在整理中，所以这些陶器暂时堆在两庑之下，完整的几乎没有，但想起它们的年代，已经是弥足贵重了。
此行一路受了许多人的照拂和招待，尤其是开封和太原两处的青年会里的中西同工。这是我很感激的。
（选自《华年》1934年8月25日第3卷第34期）
明陵纪游
到明陵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走法，一是趁平绥路车到南口，由南口骑驴到天寿山，有三十多里路程，很吃力。一是由汽车直达，省力得多。我们采取的是后一种走法。4月14日晨，我们从清华园出发，西行，过圆明园、颐和园，到青龙桥；过桥路分为二，西南行可达玉泉山及西山诸名胜，北行便是我们要走的路。穿红山口，过法国教士所办的拉丁学校，经西北旺、后厂、土井、邓家庄、范庄、小牛房等村落，以达于沙河镇。费时约四十分钟。
沙河镇或沙河店是从北平到明陵必经之地。明代帝后和百官上陵祭扫，总要经清河，沙河，以达昌平，详见顾亭林先生的《昌平山水记》。现在的平绥路也是一样，在这三处都有车站。汽车至此，便得越过铁路。前进是南沙河，上有大桥，叫安济桥，过桥便是沙河镇，出镇又是一条大沙河，叫北沙河，上也有大桥，叫朝宗桥；都是明正统十三年造的，工程很是巨大，桥上堆沙深至两三尺，做沙河中平日有沙无水的见证。镇东有明代帝皇的行宫，四围又有小城，嘉靖十七年至十九年筑，系出诸严嵩的建议，我们在车上可以望见。
过朝宗桥，路又分为二，折而东可以到阳山；但我们仍继续北进，约半小时，便到昌平县城，由东门入，东门叫雪耻门，想是最近才改的。城内墙上有“建设新昌平”的大标语，照例是蓝地白字。我们当时第一深刻的感想是，建设新昌平，应从填平城内外的街道始。进城向西，穿鼓楼，出西门，叫定远门，不知是旧名，还是新改，无论如何，和雪耻的名称很不相配。出定远门，再折而北，是上陵的大路。约五六里，便到达明陵的第一道关口，是一座五道门的大石牌楼。
从青龙桥到这里的汽车路，是四五年来万福麟氏的军队所筑的。以前原是一条小路，可以走驴车，因为军用关系，把它放宽了些，又种上树，有几段很好，有的很坏，正在修理。全路沙土极大，在沙河附近，几乎有漠北的气象。从昌平县城到陵门一段，是在很高的黄土中间挖出来的，沙土之大，更不用说。好在全程并不很长，不上两小时，就到了。
那五道门的白石牌坊气象真好，建筑得极坚固精致，似乎一点也没有坏。从此前进，直达明成祖的长陵，原有一条大路，又长又直，中间有河流的地方，还有两三座大石桥，每座自三空至五空七空不等。如今路已不成样子，河也只剩河床，全都是沙砾，没有一滴水，桥也等于没有，有一座还留着桥堍和两个半空。汽车由石牌坊西边绕进，约两里，到大红门，门有三道，东西又各有角门，现在已经倾圮，汽车由西角门的原址前进，约一里，到碑亭，正在修葺中，没有能进去细看。但知中有大碑，《昌平山水记》中说它高至三丈余，上有“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字样。亭外有华表两对，刻交龙，极精。过碑亭再进，便遵原有的大路，约两里的距离中间，两旁罗列着很多的雕塑物，计：石柱一对，作六角形，上刻云气，大小和碑亭外的华表相仿；石兽十二对，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各两对，一立一蹲，蹲的在外，立的在内；石人六对十二个，四武臣、四文臣、四勋臣，坊间流行的十三陵图作“殉臣”，耳食之误，不问可知。明代宫人有从葬的规矩，但到英宗末年，即明令废止，从未闻有殉葬的官员。这些雕塑都很完整，骆驼、马和象的形态，也逼真，最好的是四只象，大约那种臃肿粗大的躯干四肢，比较最不费雕琢的功夫。四勋臣的后面是棂星门，俗名龙凤门，作简单的牌坊式，也有门三道，门际的砖墙已坍去一半。汽车到此，又得向西略绕，经过了一段满铺着沙砾的河道以后，终于到了长陵的殿门和神道。自大红门到此，以前原有松柏数十万株，但在明清鼎革之交，早就砍伐干净了。
汽车过大红门后，便可以远望明陵的全部。这全部山地最初叫黄土山，大概因为黄土特多的缘故。永乐初年，成祖为皇后徐氏营葬，由看风水的江西人廖均卿等择定了这座山；当时成祖也虽曾亲看过，并且替它起了一个封号，叫天寿山。从此以后，明代的帝后，死一个，便在这里葬一个，后来把所有的山头葬满的时候，明代的气运也就差不多了。
从大红门向北望去，但见四围全都是山，从长陵的殿门向南望去，也是一样，山势东西各向南合抱，南口又有小山一二座，合并了看，假若风水先生一定要说这是二龙弄珠之象，大吉大利，怕谁也不免要信他几分。在这范围以内，一起共十三个陵，大约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去，总可以看见八九个，每一个的标识总是黄的殿顶，红的围墙，绿的松柏，建筑可以有大小，但是颜色的配合，却全都是一样。此外便是一大圈的土黄色，一半固然由于山坡的深厚的黄土，一半也因为时当暮春之初，许多花草还没有繁荣。目前唯一的点缀，是一些已经开过花的杏树，正在开花的梨树，花叶全无的柿子树。原来各陵以外的余地，早经农民开垦，而主要的产物，便是柿子、杏和鸭梨。十三陵的杏子又大又白，是有名的，叫“陵水白”。
十三陵要一天走完，个个看到，事实上既不可能，论道理也无此必要，除非是像亭林先生，以天际孤臣的资格，不胜其故国君父之思，到此徘徊凭吊，骑蹇驴，策短杖，走得越慢，看得越细，当时所觉发的情绪越深刻，事后所以留与后人的记载也越周密。他那两卷《昌平山水记》显而易见是有为而作的，把它当做寻常的史地作品看，就失诸浅薄鲁莽了。
我们今日凭吊十三陵，我以为最经济也最合理的办法是挑选三个。两个是非看不可的，一是成祖的长陵，二是思宗的思陵，一头一尾，在头可以看开国时代（靖难后明鼎北移，可作开国看）的规模，在尾可以看末朝皇帝的际遇。要找世态炎凉，人事兴替的实例，再也没有大于此的了。第三个陵可以在其余十一个中任择一个，它们的规模想来是差不多的。
我们因为出发得迟了些，只来得及看了两个。一是当然是长陵，一是世宗的永陵。非看不可的思陵只好留与下一遭了。长陵在天寿山中峰之下。汽车到殿门为止。殿门有门三道，又有东西二角门；我们从东角门入。稍进又有重门三道及二角门，有顶，是享殿的前殿，叫祾恩门，榜尚完好，唯祾字缺一角。由东角门续进，过一个大院落，便是享殿，叫祾恩殿；殿前有神帛炉二，东西各一，很完整。享殿有檐两层，外观雄伟，内部也极阔大，共九开间，据说全部是用安南、暹罗运来的金丝楠木造成的；因为要显出木料的巨大和文理细腻，所以殿中所有的柱子，都没有上漆。大约柱子的木料确是极好，围圆也真大，两人合抱，怕还不够；不过后半说是不确的，《昌平山水记》里说：“中四柱，饰以金莲，余皆髹漆”，可见当初并不是不漆的。殿中有龛，中有成祖神位，极小，当是后来添补。殿后有门三道，后又是一大院落，中有石坊，仅存二大石柱。坊后有石台，上有白石錾成的大香炉一个，花瓶、烛台各一对。再进便是陵寝所在的宝城，前部为明楼。下有甬道，长和阔都不及南京的孝陵。甬道后分为二，一东一西，由此可以上达明楼。明楼作碑亭式，也有檐两重，楼中穹起，中树一大碑，碑头篆书“大明”二字，碑身有“成祖文皇帝之陵”，七个径尺的正书大字，系颜真卿字体，《昌平山水记》说“用隶字”，当是误记。全碑涂朱漆，据说和皇室的姓氏有关。大约也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明楼檐头原有榜额一块，书“长陵”二字，今不见。
长殿全部正在修葺中，各建筑的黄琉璃瓦取下的很多，堆积满地，准备把屋顶修好后，再行铺砌。我们出来的时候，各捡了一两块不能再用的琉璃瓦片，作为此行之纪念品。
在长陵外野餐后，沿小径向东步行，约一里有半，如再折而向北，可以到宣宗的景陵，如东南行，又一里有半，便是世宗嘉靖帝的永陵。我们想避免周折，决意舍景陵而趋永陵。永陵的山头叫做阳翠岭，坊间地图作“阳翠岭”。又是耳食之误。陵园的围墙已坍去一半，墙砖多被乡民移作范围田畴之用。田在山坡，为保留土壤不下溜计，每隔若干距离，不能不有一条堤防，于是坍下的墙砖便找到了一个新的用途。砖的尺寸极大，质地极坚细，上有烧制年份和属烧窑户，年份有嘉靖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不等，窑户亦有黄、张、胡、庞等数家，字迹依然很清楚。我们曾用铅笔拓下一块，作“嘉靖十六年春季窑户张钦正人○○造”，读去虽很模糊，但就墨色而论，实兼擅“乌金拓”和“蝉衣拓”之长，未便小看。从这砖头、年份上，我们可以推想到，以前的陵墓工程，往往是在帝皇生前，早就预先造好了的。永陵以外，其他各陵恐怕也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是思陵，是仓卒由一个贵妃的坟改造的。光宗的庆陵，虽也是临时改造，但原先是景泰帝的寿宫，不能说是全无准备。
我们由小径直达永陵的髹园，园门三道，全都锁着，东边一门上贴着纸条说，游陵的人须向永陵村小学索取钥匙。后来不知怎的，就有人来开了。陵园内部的规模远不及长陵，神帛炉似乎只有一个，并且很小；亭殿只七开间，已破坏不堪，明楼下没有甬道。但有几点很特别，就是，明楼亭殿，全都用一种大理石砌成，频经游人抚摸的地方，真是光洁无比，《昌平山水记》以为壮丽精致，为孝、长二陵所不及。明楼上的永陵二字也还存在。石台上白石花瓶里的石花，也还插在中间；陵园中长青的树木，也较长陵为多，其中还有好几棵很难得的白松；长陵虽大，树木不很多，其中也只有一株躺在地上的龙爪松值得一提。永陵有这几个特点，我们此行也就不枉了。
出永陵陵园，改由神道直趋长陵前的大路，中间也经过一所碑亭，亭虽倾圮，碑仍屹立，上面空无一字，不知其他各陵碑亭中的碑又怎样。坊间地图几乎全都注上“有碑无字”字样。这倒也是很有趣的一点，大约有明三百年间，能够得上写此种碑文的大手笔本不可多得，再加上一再的因循，待得要补刻，宗祚已便是不保了，《长陵神功圣德碑》是洪熙元年写的，到宣德十年才建立起来，已在成祖崩后十一年，第一块碑既不免迁延如是其久，其他更可想而知了。
对于这篇记载，同去的人都有几分贡献，一部分的观察是由各人拼合起来的，一部分的意见是车中闲话的结果。亭林先生《昌平山水记》的贡献最大，它是我们的游览指南。
（选自《自由评论》1935年12月6日第3期）
《鸡足朝山记》序
三十二年二月，借了讲学的机会到大理的，一行有十个人：燕树棠召庭，蔡维藩文侯，曾昭抡叔伟，孙福熙春台，罗常培莘田，张印堂，张文渊，陶云逵，费孝通和我。更进一步到鸡足山的是十人中的一半：叔伟，春台，莘田，孝通和我。伴我们同去的，又有约我们讲学的主人等。我们于2月5日下午从大理东门出发，当晚留才村，睡在船上。6日清晨渡过洱海，到宾川的挖色；近午从后山登山，当晚与7日午前先后到达金顶。7日午后从前山下山，夜宿山半祝圣寺。8日中午后续程，近暮出“灵山一会”坊，回到平地，夜宿炼洞。9日近午经牛井，到宾川县城，夜宿宾居。10日越乌龙坝山，方志称五福山，舆图称黑龙山，午后到凤仪，夜经下关回大理。孝通这篇游记的做法，近乎“纪事本末”，我不得不替他补上几句“编年”的话。
十人中何以只有一半到鸡足山呢？对于游山玩水，各人兴趣不同，当然是最简单的一个答复。不过我们十个人是都喜欢游览的，专诚讲学，不做别事的人，大概一个都没有，只是喜欢的程度与方式似乎不很一样，这其间不妨分为三派。第一派最持重，愿意山水送上门来，不愿迁就山水；召庭，文侯，文渊属之。第二派甘心迁就，但是有条件的，就是附带的要做些学问。莘田所好为语言，以及一般的史料古迹，如果境属洪荒，丝毫没有人文的迹象可寻，他是不会去的。印堂喜欢观察山水的来龙去脉，凡属地理，无分文野，也都在探本穷源之列。云逵有似从前所称的 轩使者，到处采风问俗。叔伟的兴趣最博，对任何比较有意义的景物，都要做细密的端详，翔实的记载，到一处，记一处；我相信如果他生在三千年前，能和周朝的旅行家姬满结伴同游，而合写一本游记，结果一定比徐霞客的还要周到。这四个人可以归作第二派。第三派最莫名其妙，好像是最想学“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六一居士，但若说真“为游览而游览”，却谁也当不起。他们不事学问，但似乎未尝没有别的作用。以我的推测，春台的作用有二，一是搜集绘画的题材，二是为主编的刊物张罗稿件。我呢，也许在弗洛伊德一派的所谓补偿心理学里可以找到一些解释。孝通倒像属于这第三派的正宗。他的惰性最大，每次出行，无论远近，都要有人推动；我相信他也决不反对有人把山水送上门来；在各种游览的方式中，最合他胃口的，我相信是“卧游”；我又相信，如果没有人和他同行，他可以百里半于一十，或至多二三十，可以随时打回头，可以“乘兴而往，兴尽而归”，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地，有了，到不到也是不关宏旨，在事实上，一路晓行夜宿，“先天下之睡而睡，后天下之起而起”的也总是他。
三派之中，不用说，第一派是最奈何不得的。要他们看鸡足，除非鸡足真会走，在洱海面上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第二派里，印堂以前到过鸡足；云逵在西南边疆游迹最广，是一个“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人，加以当时恰好是旧历年关，他认为看民家过新年，比自己过洱海要有趣得多；所以他们两人不去，去的是叔伟、莘田。莘田和我去年到过大理，此行我们事先有过一番默契，就是要到丽江看玉龙雪山，如果丽江之行不成，至少要登鸡足；不过一到大理，他又被学问绊住了脚，传述边区的各种语言，至于整天不出门；最后还是经我再三敦促，才动的身。第三派的春台和我最不成问题，即使迦叶尊者派人挡驾，至少我也是要去的。孝通到大理不满一星期，已经是兴尽思归，倦游知返，一心依恋着回家过新年，满腔满脸表现着思乡病的症候；他和莘田一样，也是经我一番推挽，才决定参加的。孝通在这篇《记》里，神话说得多，人话说得少，我又只好替他补上这么几句。
上文不说孝通属于第三派游历家的正宗么？不过我一经想到他是一个社会学者，并且属于所谓功能论的一派，又疑心他也许不是；如今看了他这篇《朝山记》，更恍然于他的确乎不是。他也是借题发挥，他也正复别有作用。在他，游览山水是名，而舒展性灵是实。为学问而事学问，为艺术而事艺术，为游观而事游观，在功能论里是没有地位的。孝通最近为文评论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若说“师死而后倍之”，他却没有。孝通的感觉很锐敏，情绪更浓厚，而想象最强烈。所谓性灵，无论别人如何讲法，我以为想象应该是最中心的主人，情绪属于比较的外围，而感觉更是处于一个奴仆的地位。对于孝通这样的人，感觉显然地是一个奴仆，是供情绪与想象差遣的。外缘的刺激，无论景物事理，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不容易唤起直接的反应，绝对的判断，客观的设词；景物事理自有的真假、美恶、是非等等的辨别，他不是不理会，而是理会了别有用途，就是，转而荣卫他的情绪与想象，作为情绪想象的刍豢。这在《朝山记》里是极容易看出来的，《朝山记》有七个分题，其中大部分的笔墨，不是抒情的自白与追怀，便是一派一半依据传说而一半自己虚构的神话。一、三、四三题都可以说属于前者，第五题是后者的最好的代表，只有二、七两题中写景与叙事的话比较多。换一个古老些的说法，孝通这篇游记，所重的决不在“赋”，也不在“比”，而在“兴”；“赋”的一道，他实在很瞧不起。我以为他这种比较新鲜的尝试是成功的。
第四、第六两题都含有一部分的讽刺。第四题里的讽刺和我个人还有一些瓜葛，言下颇有“何夫子之不惮烦”的意味。第六题中讽刺的对象是整部的人类文化，孝通写到“长命鸡”的最后可能的归宿时，更无异否定了一切的“不惮烦”，不过我以为孝通的想象力到此似乎受了“不惮烦”的限制。否则，岂不知游鸡足山是“不惮烦”，退而为之记，记事不足，加以记感，实境无多，益以诗境，灵山会上，乱坠天花，华首门前，凿空结构，是进一步的“不惮烦”；记成而索序于我，我亦率意为之，更是“不惮烦”之尤？“不惮烦”产生了文化，也产生了文化的讽刺。苟卿在《天论》篇里说到神文之辨，“舍身前的一餐”，“小人以为神，君子以为文”，孝通既想象得到，描写得出，也似乎已经了解得透辟，所谓“不惮烦”也者，原是宇宙人生的一大事实，所由支持宇宙人生的一大力量。就是硬要否定他，也正复是“不惮烦”的一个表示。
我承认，孝通和我都是因不惮烦而吃过大亏的人；这在熟朋友们大都知道。不过吃亏虽大，并没有真叫我们“惮烦”。创深痛巨，抱残守缺之余，我们两人还是朝了鸡足山，并且走的是徐霞客两次上山都没有走过的后山。孝通要我做这篇序，于“不惮烦”之外，若要再寻别的理由的话，这大概是一个吧。
三十二年四月，昆明
（选自1943年5月8日第24期《生活导报》
黔游一月记
6月下旬，在安顺的军医学校约人演讲，一起约了四个人，冯友兰，萧孝嵘，曾昭抡三先生和我：冯萧两先生因事没有能去。曾先生和我于6月24日从昆明出发，28日到安顺，中间在平彝玩了两天。军医校的演讲会以7月5日开始，10日结束，共一星期；如果把在兽医学校，黔江中学，化学会，药学会，妇女会，军医校附属医院的护士团体，以及县中各界欢迎会的零星演讲都算上，那就要跨到十一天。7月15日离安顺到贵阳，先在花溪玩了四日，顺便在贵州大学和青年会的夏令会各演讲一次。回省城候车三日。23日首途归来走了六天，在平彝休息一日，29日回到昆明。
一周的演讲会是借安顺大戏院举行的。曾先生和我各凑一脚，也是凑得合式，他唱武戏，我唱文戏，他的题材离不了“物”，我的题材离不了“人”。其他的零星演讲也复如此。我说凑得合式，因为两个人讲的东西，不但不冲突，并且不重复，不但不重复，并且还有不少相须相成的地方。
不过从我们自己的立场看，重要的不是演讲，而是参观、游览和许多新旧朋友的接触。在平彝我们参观了光华化学公司的总厂，看他们开煤矿，炼汽油，吹玻璃，烧火砖……最教我们欣佩的是这班朋友们刻苦耐劳与力求自给自足的精神。在制造某一种工业品的过程中，如果发见有某种东西欠缺，或某种条件不具备，他们便就地想法把这种东西拼凑出来，把这条件补充起来。辛苦是真辛苦，但成功后的愉快也非同小可。到了安顺，我们参观的时间更多，军医学校本部而外，我们参观了北门外的血清疫苗制造研究所，小梅山的药品制造研究所和它附属的各种工厂，例如玻璃厂，武当山的药圃；虽都在艰辛缔造之中，却也都已经有不少的成绩。军医校本部也办理得很完善，这完善二字的标准当然是相对的，一和抗战的时期相对，二和其他大学或同性质的学校相对。我们自己也是从事于大学与专门教育的人，参观以后，在不少的方面，不免感觉到自愧不如。在贵阳，曾先生又参观了好几个工业机关，我是完全外行，兴趣不大，没有去。
一路游览的地方也不少。在平彝玩了清溪洞，出水洞，和龙海沟，在龙海沟又看到了平彝最高的山峰白马山。清溪洞的外景比内景好，真是一个桃花源似的区处，虽逼近城郊，却似乎完全可以和世间隔绝。滇黔接界处的胜境关真是一个胜境，土色分红紫，气流分燥湿，还是余事；可惜近来不大太平，走过的时候，总不免有几分提心吊胆，我对曾先生说，胜境关三字，我们在这种心态之下，只分得到一个关字，其余两个字只好交给因经济压迫而铤而走险的老百姓们，他们卤获愈多，这地方愈成为他们的“胜境”，而难关以至于性命交关之“关”则显然属于我们！
白水铺（俗名黄果树）的瀑布，我以前看过两次，但这次因为正当大雨之后，壮阔的程度要大出两三倍，远闻不电之雷，近接不云之雨，真叫人惊心动魄；司机知趣，特别为我停车半小时，让我看一个饱。在安顺十七天，城内外的风光，欣赏了十之八九。城内的塔山，县学宫的雕龙石柱，老紫薇树，地藏庵的老黄杨，都瞻仰到了。城外，东郊的金钟山，螺蛳山，南郊的读书山，华严洞，北郊的武当山，小梅山，都有过我们的马蹄足迹：武当、小梅原都是一片荒山，军医校西迁，稍加人工整理点缀后，亦复楚楚可观。我们也逛过一两次街子，目的不在买东西，而在看“嵌花裙履当头髻”的花苗女子。
至于花溪风景之好，久已脍炙人口，无须赘说。值得说的是两年以来，布置得更好了，特别是溪南一路，到处可以看到一部分负行政责任的人的匠心。
不过此行最值得依恋的究竟不是山水，而是许多新知旧雨。安顺人文称盛，有一位黄尧承老先生，正在修志，仍以安顺府属做范围，他主张修志必先实地调查，然后下笔：即就植物一门而论，黔南一路，他曾经派七个青年学者出去搜集标本，其中四人，染瘴不治，一人亦几濒于危；目前收藏到的标本已有二千多种，即存华严洞中。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最值得效法的。黄老先生原是一位革命的前辈，民初曾任国会议员，归乡十年，在地方行政上建树极多；乡治不能不仗廉明公正的绅耆，这是很难得的一例了。
（选自1943年8月15日第38期《生活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