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
尼采说得对：“经评定价值始有价值；不评定价值，则此生存之有壳果，将空无所有。”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
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
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摈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见《论语·先进》），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见《论语·述而》）其对于天道鬼神的态度，见诸《论语》者：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公冶长》）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述而》）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
重人事而远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孔子之言鬼神，义在以祭享。为治天下之本，故《祭义》说：“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至于鬼神之果有或无，则视为不可知之事，而非所深究；孔子之言天命，乃悬拟一道德上至高无上之鹄的，以制躬行，至于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则非所容心，此孔子之异于道家也。不但孔子如此，在儒道未混合以前，孔子的嫡派大儒如孟子如旬子，亦力唱仁义礼乐而不言天鬼，至战国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说，作《中庸》（《中庸》言华岳，又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这明明是和李斯辈同时代人的口气，决非孟子之前东鲁子思所作），始盛称鬼神之德与天道，于是孔子之面目一变；汉初传《周易》者，取阴阳家《系辞》归之孔子，大谈其阴阳不测之谓神，大谈其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大谈其精气游魂鬼神之情状，大谈其极数知来，极深研几，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中庸》犹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犹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大谈其河出图，洛出书（《论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说，大约亦此时窜入，崔述已辨此非孔子之言。《春秋纬》有“龙负河图，龟具洛书”之说，可证为阴阳家言），于是孔子之面目乃再变；董仲舒号为西汉大儒，实是方士，成、哀以后，谶纬大兴，刘氏父子著书，皆兼采儒与阴阳二家之说，班固、许慎承其谬，于是孔子之面目乃三变；东汉诸帝，笃信谶纬，无耻儒生，靡然从之，白虎观讲议诸人，都是桓谭、王充所讥的俗儒，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德论》，广引纬书，侈言三纲、六纪、五行、灾变，可说是集儒道糟粕之大成，然而桓谭还公言反谶，几以非圣无法的罪名见诛于光武，郑兴亦不善谶，乃以逊辞仅免，王充著《论衡》力辟神怪，贱儒贾逵以附和谶纬取媚民贼，亦尚言“五经家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到郑玄，他早年师事第五元，本是习京氏《易》、公羊《春秋》的，故晚年笃信谶纬，博采纬书神怪之言以注《毛诗》、《周礼》、《论语》、《孝经》、《礼记》、《尚书大传》等，至此孔子之面目乃四变，而与阴阳家正式联宗矣。从此贾逵、郑玄之学日显，桓谭、王充之说日微，影响于中国之学术思想不为小也。
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中国的社会到了春秋时代，君权、父权、夫权虽早已确定，但并不象孔子特别提倡礼教，以后的后世那样尊严，特别是君权更不象后世那样神圣不可侵犯，而三权一体的礼教，虽有它的连环性，尊君却是主要目的；这是因为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渐陵夷，各诸侯国中的商业都日渐发达，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属货币（见《周语》及《汉书·食货志》）。郑桓公东迁新郑，与商人立“无强贾”、“毋匄夺”的盟誓（见昭十六年《左传》）。齐擅鱼盐之利，“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见《史记·货殖传》）。“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见《汉书·食货志》）“桓公曰：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见《管子·轻重篇》）“及周室衰，……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见《汉书·货殖传》）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已经动摇了闭关自给的封建农业经济之基础，由经济的兼并，开始了政治的兼并，为封建制度掘下了坟墓，为统一政权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产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春秋之末，商旅之势益盛，即孔门的子贡亦“废著（《汉书》作“发贮”）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见《史记·货殖传》）。是为战国白圭、计然、猗顿之先驱，这便是司马迁所谓“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势力愈盛，封建制度愈动摇，遂至诸侯亦日渐陵夷，大夫陪臣挟“素封”之势力，政权乃以次下移。孔子生当此时，已预见封建颓势将无可挽救，当时的社会又无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欧洲的中世纪之末，封建陵夷以后，亦非直接走向民主，中间曾经过王政复兴君主专制的时代，Machiavelli的君主大权主义，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为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来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见昭七年《左传》）的十等制，冀图在“礼”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礼，并且在整个社会复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拿这样的连环法宝，来束缚压倒那封建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那日就离析分崩的社会。所以孔门的礼教即孔门的政治思想，其内容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也。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可废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
孔子曰：安土治民，莫善于礼。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礼记·经解》）
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礼记·坊记》）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礼运》）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礼记·哀公问》，《大戴礼·哀公问》“庶物”作“庶民”）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礼记·祭统》）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大戴礼·曾子本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大戴礼·曾子立孝》）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治之也。（《大戴礼·本命》）
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大戴礼·本命》）
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
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礼记·郊特牲》）
仲尼曰：……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礼记·文王世子》）
不但孔子自己及他的及门弟子是这样，孔子之后，孔子的嫡派大儒孟子、荀子，他们的思想，无论对于天鬼，对于礼教，都是孔子的继承者。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已则王乎。（《孟子·梁惠王》）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
当尧之时，……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同上）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荀子·礼论篇》，《大戴礼·礼三本》，“生之本”作“性之本”，“恶”作“焉”，“无安人”作“无安之人”，后世天地君亲师并祀，即始于此。）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彼君者（依俞樾说“君”下删“子”字），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养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荀子·礼论篇》）
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篇》）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子·非相篇》）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似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今当试去君上之执，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荀子·性恶篇》）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杨注云：告，言也；妻者，齐也；天子尊无与二，故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杨注云：适读为敌。《礼记》曰：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官吏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荀子·君子篇》）
这一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及门弟子，法家本是儒家的支流，法家的法即儒家的礼，名虽不同，其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之义则同，故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司马迁谓韩非“归本于黄老”，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这是由于他不懂得尊礼法与反礼法乃是儒法与黄老根本不同的中心点。）孔子是中国的Machiavelli，也就是韩非、李斯的先驱，世人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冤案。历代民贼每每轻视儒者（例如汉朝的高祖和宣帝），然而仍旧要尊奉孔子，正是因为孔子尊君的礼教是有利于他们的东西，孔子之所以称为万世师表，其原因亦正在此。近世有人见尊君尊父尊夫之弊，而欲为孔子回护者，妄谓“三纲”之说盛倡于宋儒，非孔子之教，而不知董仲舒造《春秋繁露》，班固纂《白虎通德论》，马融注《论语》，都有“三纲”之说，岂可独罪宋儒，孔子、孟子、荀子虽然未说‘三纲’这一名词，而其立教的实质不是“三纲”是什么呢？在孔子积极的教义中，若除去“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那末，孔子和历代一班笃行好学的君子，有什么不同呢？他积极建立起来他所独有的伦理政治学说之体系是什么呢？周末封建动摇，社会的飓风将至，故百家立说，于治世之术都有积极的独特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这是黄老的主张；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这是墨家的主张；尚法、好作，这是慎到田骈的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这是惠施、邓析的主张；并耕、尽地力，这是农家的主张；儒家的独特主张是什么呢？除去三纲的礼教，他没有任何主张，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笃行好学的君子而已，人们凭什么奉他为万世师表呢？我向来反对拿二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来不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人们倘若因为孔子的学说在现代无价值，遂极力掩蔽孔子的本来面目，力将孔子的教义现代化，甚至称孔教为“共和国魂”，这种诬罔孔子的孔子之徒，较之康有为更糊涂百倍。
《周礼·天官大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郑玄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吏，小吏在乡邑者；《地官大司徒》：联师儒。郑玄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是周之儒者，其地位与乡邑小吏同，其专职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贤属师，治属吏，非儒者之事，儒者所教的礼，当然说不上吉、凶、宾、军、嘉全部的礼，不过士民所需凶礼中的丧吊，嘉礼中的昏冠之礼节仪文而已，更说不上治术；若有人把孔门的礼教和孔子以前儒者所教六艺的礼并为一谈，便是天大的错误？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礼记·郊特牲》）。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此所谓君子小人，与“小人哉樊须也”之小人同义，彼谓稼圃为小道末艺，非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此谓小人儒为习于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儒，非以礼教治国安民的君子儒。）这正是说礼之义不在礼节仪文之末，君子儒不以六艺多能为贵，所以孔子以后的礼和儒，都有特殊的意义，儒是以礼治国的人，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不懂得这个，便不懂得孔子。
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帝制虽然两次倒台，然而袁世凯和徐世昌的走狗，却先后昌言民国的大总统就是君，忠于大总统就是忠于君；善哉，善哉！原来中国的共和，是实君共和，还没有做到虚君共和！民国初年，女权运动的人们，竟认为夫妻平等，无伤于君父二纲；美哉，美哉！原来孔子三纲一体的礼教，是可以肢解的！这些新发明，真是中国人特有的天才。
孔子的礼教，真能够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吗？就是一班主张尊孔的人们，也未必能作肯定的答复吧！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君臣大伦不可废，无君便是禽兽；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两次推翻帝制，把皇帝赶出皇宫，律以礼教，这当然是犯上作乱；一面犯上作乱，一面又力倡祀孔，这是何等滑稽的事！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身为议员，在国会中大议而特议！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大倡其女权，大倡其男女平等；这不是反了吗！礼教明明告诉我们：“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礼记·郊特牲》）然而有些主张尊孔的人，自己竟和寡妇结婚。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妇佐馂，既食恒馂。”“非馂莫之敢饮食”。“子事父母，鸡初明……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以适父母舅姑之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枣栗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礼记·内则》）然而主张尊孔的人，都这样孝敬父母吗？非父母舅姑之馂余不敢饮食吗？有此还要离开父母舅姑组织小家庭哩。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内则》）“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男女不杂坐。”（《曲礼》）然而尊孔的人，能够愿意千百万女工一齐离开工厂，回到家庭，使之内言不出吗？能禁止男女同学吗？他们宴会时不邀请女客同席杂坐共食吗？他们岂不常常和女朋友互换名片，社交公开吗？不但女子出门不蔽面，大家还要恭维学习美人鱼哩。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礼记》）“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礼记·内则》）然而尊孔的人，不但男女授受可亲，而且以握手为礼，搂腰跳舞，而且男子生病会请女医诊脉，女子产儿会请男医收生，孔子若活到现在，看见这些现象，岂不要气炸了肺吗？这班尊孔的人们，大约嘴里虽不说，心里却也明白二千年前的孔子礼教，已经不能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了，所以只好通融办理；独至一件与他们权威有碍的事，还是不能通融，还得仰仗孔子的威灵，来压服一班犯上作乱的禽兽，至于他们自己曾否犯上作乱，这本糊涂账，一时也就难算了。孔子的三纲礼教所教训我们的三件事：一是“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礼记·表记》）；一是“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礼记·内则》）；一是“寡妇不夜哭”（郑注云：嫌思人道），“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郑注云：嫌媚，略之也，问增损而已）；“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均见《礼记·坊记》）。今之尊孔者，对于第二、第三教训，未必接受，对于第一个教训，到有点正合孤意了，他们之所以尊孔，中心问题即在此；汉之高帝宣帝以及历朝民贼，并不重视儒生，而祀孔典礼，则历久而愈隆，其中心问题亦即在此；孔子立教之本身，其中心问题亦即在此，此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师表也。如果孔子永久是万世师表，中国民族将不免万世倒霉，将一直倒霉到孔子之徒都公认外国统监就是君，忠于统监就是忠于君，那时万世师表的孔子，仍旧是万世师表，“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孔子之徒，只要能过事君的瘾，盗贼夷狄都无所择，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等，正是他们的典型人物。
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如果我们不甘永远落后，便不应该乘着法西斯特的一时逆流，大开其倒车，使中国的进步再延迟数十年呀！不幸的很，中国经过了两次民主革命，而进步党人所号召的“贤人政治”，“东方文化”，袁世凯、徐世昌所提倡的“特别国情”，“固有道德”，还成为有力的主张；所谓“贤人政治”，所谓“东方文化”，所谓“特别国情”，所谓“固有道德”那一样不是孔子的礼教在作祟呢？那一样不是和人权民主背道而驰呢？
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而不能够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
1937年10月1日 《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八、十九号
从第一双十到第廿六双十
我们每年双十节都不能不回想到廿六年前的双十。
廿六年前双十，是中国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之开幕；这一革命战争，在本质上，是对内推翻满族的统治，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宰割，在社会的动象上，后者尤重于前者，辛亥以前的收回权利运动，正是这一意义之表现。
不幸辛亥革命的结果，仅仅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丝毫没有侵犯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利，因此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国家独立与统一。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也不曾解决这一问题。
一直到廿六年后双十节的今天，才动手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是直接与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此次抗日战争，其对象虽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而其涵义及历史发展的前途，乃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所以此次抗日战争，不是两个帝国主义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而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即令由这一战争做了国际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而在远东方面，只要中国政府始终联合苏联对日作战，仍然不会失掉革命的意义。一个革命家，难道不应该站在联合中国和苏联的人民以至朝鲜、日本的人民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上，赞助这一战争吗？
此次抗日战争，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完成，谁对于抗日战争怠工，便是不愿意中国革命事业之继续前进；谁害怕革命震动，便不配抗日，要脸的只好追踪苗大哥逃到川、云、贵的深山中去，不要脸的终于要跪在日本帝国主义者面前！
中国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无论政府在抗战中有何错误，甚至根本的错误，都不能作为人们消极的理由，消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消极是革命内在的敌人！
左倾的人们，以左倾的词句掩盖他们的消极，和右倾的人们害怕革命震动，害怕民众起来，同样会葬送有世界革命意义的抗日战争！
今年第廿六双十节，我们并不须有别的纪念庆祝的仪式，前线上忠勇战士对敌人所发的炮声，便是我们的纪念、庆祝。只要我们除去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使抗日战争得到最后胜利，则第廿六双十的价值，在历史上要超过第一双十多少倍。
双十节前八日，写于武昌
抗日战争之意义
——十月六日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
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瞭更深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
十九世纪之末，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各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挟着工业与科学，企图掠夺征服全世界，做他们的殖民地；在这一时期，全世界的各民族，能够自动的发展工业与科学以适应环境的便兴旺起来，否则不免日渐衰败下去，这是近代史的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在东方发达较晚，因之产业、生活、文化遂比较落后，大部分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供他们的奴役，在东方后起的资本主义，因为各国发展不平衡，强弱遂至不同，现在单就中国和日本两国说：日本在德川时代，盛行过守旧和攘夷运动，可是他们幸运得很，在守旧攘夷运动中，社会上有力分子，受了由欧美留学回国者奔走号召的影响，渐渐感觉到守旧攘夷不是办法，由此一变而为明治维新运动，全国上下疯狂的崇尚工业与科学，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六七十年，工业与科学很顺利的发展着，未曾一次遇到反动势力的阻碍，所以才有今日的强盛。中国怎样呢？中国提倡科学与工业也略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第一次改革便是李鸿章采用西法以富国强兵的企图，不幸当时民间没有援助，留学欧美回国的学生也没有发挥一点力量，李鸿章的一切设施计划，都受了守旧的清廷之阻碍而失败，使中国改革的头一炮便没有响，因此收得了甲午年对日本战败的后果。
因战败的刺激，产生了戊戌维新运动；康梁所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其动力是出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其理想是输入西学以振兴工业，改革行政制度，一时震动了全国，其意义大于李鸿章时代之改革。这一运动若一直顺利的发展到现在，即令只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而工业与科学之发达，国力之强盛，是不会在日本之下的，不幸这次改革，又被清廷守旧的太后派所摧残而失败，这第二次改革失败，遂酿成了庚子拳匪事变，八国联军占领首都的后果。
庚子战败后，中国更加陷入了帝国主义宰割的深渊中，赔款连息九万五千万，这样大的数目，在现在还足惊人，在那时的国计民生上更是不可承受的打击。这还是小事，最致中国死命的是：在以前的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之外，又加上全国重要的铁路矿山权，内河航行权，在中国境内开办工厂权，和北京、天津、汉口、上海驻兵权。这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无一不是破坏中国的主权，辛丑条约可以说是不平等条约中最不平等的条约，此后中国陷入半独立国家的悲境，较庚子以前更加明显了，因此国计民生日增困苦。清廷之无能而又横暴，很明白的摆在人民面前，排满革命论逐渐抬头，君主立宪论逐渐失势，于是乃有孙黄领导的辛亥革命。以辛亥革命的朝气，本有收回主权，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以发展工业与科学的希望，不幸又遇到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之反动，一切都趋向复古，此次革命在推翻满清帝制是成了功，在完成国家独立以致富强的大改革又失败了，因此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南北战争等不断灾难的后果。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欧战中有了一点发展，又加以俄国革命之刺激，革命党之努力及工农之奋起，于是乃有轰动全国的北伐战争运动，以此次运动的朝气，本有可能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不幸又以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而失败了，因此酿成了“九一八”的后果。
在此六七十年中，日本的工业与科学，一直顺利的发展着，资本主义已达到高度，中国每一次改革，都为反动势力所破坏，资本主义至今犹停滞在最初阶段，戊戌维新时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动理论，经过袁世凯反动时代梁启超的渲染，至今犹支配着知识分子的头脑，至今还有人认为东方的精神文化胜过西方的物质文明，认为大刀队能够抵抗敌人的机关枪和大炮，这就是中日强弱之所由分，也就是一般恐日病者主和派（实际是投降派）之理论及事实的根据。
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战争。
此次抗日战争，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也不是由于民族的复仇，更不是为了正义、人道、和平，这些好听的空洞名词，而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战争之对象，虽然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亦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不是日本人民，因为压迫束缚我们的，亦非日本人民，而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军阀政府；战争之历史的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
每个民族之国家独立与统一，必须实现经济独立与统一，始能完成，而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必须力争关税自主，采用保护政策，本国的幼稚工业才能够和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工业品竞争，自由贸易政策，在工业有高度发展的国家，有大量的商品输出并且农产品不足，才能适用，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如纺织、人造丝、火柴、肥皂、面粉、纸烟、水泥等，正因为处于半独立国家的地位，不但不能对于上举各项工业品施行关税保护政策（现时海关增税的，仅仅是少数的奢侈品，虽然增多一点政府财政的收入，而于保护上举各项工业无所裨益），抵制倾销，而且各国还有在中国境内设厂，航行的特权，此种状况不改变，依资本竞争的规律，中国的民族工业，便永远不能抬头，这是中国需要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之基本原因。
前年日本广田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所以反日，正因为也要做工业国，不甘心做别国的农奴，专为他们生产原料。今日日军之大炮飞机向我们轰炸，也正是要屈服我们做他们的农奴。
此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第一次李鸿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维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运动，今日的抗战乃是第五次，到了对帝国主义武装冲突阶段，也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尖锐阶段。
两个帝国主义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两方面国家中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各自反对其本国的侵略战争，使之失败，因为这种战争只有牺牲人民，而没有进步的意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被侵略国的人民，抬起头来打倒掠夺他们的强盗，乃是人类一种进步的战争，侵略国的社会主义者，固然应该起来反对其本国政府，而被侵略国的社会主义者，则应援助其本国政府，使之获得胜利，此种胜利，不但使本国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并且使被侵略国的被压迫人民也得到解放的机会，因此，此次中国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帝国主义战争，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
此次抗日战争有严重的意义，决不可当作儿戏，战胜了，不但解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束缚，并且使别的工业先进国亦不能够再继续强迫中国人做他们的农奴，根据历史的经验，以前德意志、意大利、日本、土耳其都是经过对外战胜，循外交途径，收回了独立国家所必需的主权，脱离了半独立国的地位，在中国，德俄两国的特权已经放弃，法、美、意、比等国与我关系较小，惟英国在华势力与日本不相上下，然英人素来持重，近年对外政策又日趋保守非以前的英国可比，聪明的美国人，比较日本更懂得中国国民要求解放运动的意义与力量，未必肯蹈日本一味蛮干而失败的前辙，如果中国抗日战争得到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或者不必经过战争，而循外交途径，以次收回，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然而绝对不是幻想。
如果此次战败，只有亡国为奴。所以此次战争，乃是中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
有人以为中国如是之大，不至灭亡，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并非采取直接管理全中国的笨法子，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制造各种名义的政治组织，利用亲日派做傀儡，间接统治中国，把不愿充当傀儡的人们赶到川云贵山中和苗大哥作伴，这不是亡国是什么？日本帝国主义者，即对于各种傀儡的组织，也利于他们分立，更易于由他摆布，并不容许他们统一和力量强大起来，近日谣传溥仪将迁北平。余不信会有此事，因为日本的政策不愿以一个傀儡的组织统治全中国。
假使民众不起来，政府的军事势力始终陷于孤立的地位，不得已中途屈服，放弃华北，这种南方暂时偏安的局面，也会日趋于全中国灭亡之路。
投降派唯一的理论及事实之根据，是中国在军事的经济的力量上都非日本之敌，他们不懂得日本不能用全部力量对中国战争，他们更不懂得中国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不能仅仅拿两方政府手中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估计最后的胜负，中国政府手中的军力和财力之弱点，是可以由全国民众之奋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国家革命的民众（日本的民众也在内）之援助来补充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两种力量之补充，不但投降派振振有词，即主战派将来也会动摇，所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首先必须深刻的了解抗战之真实意义，才会有始终坚决不挠的意志。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 1937年11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
辛亥革命，在实质上，对内推翻满清统治，对外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总之是建设民族独立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惜乎当日的政府口号，是偏于排满，当日的工作，是偏于军事，满清一推翻，军事一停止，人民以为革命已经完结，即党人亦感觉无事可做。真正认为革命尚未完成，并且前途还甚辽远的，只孙先生一人。民国八九年间，孙先生曾对我说：“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族，可是救了革命党人！”孙先生见我完全了解他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异常高兴，如是接着大发议论道：“我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一般党人都不感兴趣，甚至说我空想，多事，孙瑶卿在汉口公开的反对我提倡三民主义，他们以为革命就是排满，排满就是革命，现在满清已推倒，革命已成功，何必又来谈什么主义呢？他说的这些话，是代表许多党人心理的，像他们这些近视，还懂得什么是革命呢？”这一段话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脑中响亮着。我们在今日的抗日战争中，切切不可忘了孙先生的教训，我们要认识中国的革命还未完成，我们不要使政治工作落在军事后面，我们不要以为抗日就是革命，我们要深切的认识抗日战争之目的，是在必须首先排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够建设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以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之任务！
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
及怎样得到胜利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在汉口青年会讲演
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这个题目。
现在有许多人都在说：“我们对日战争，要得最后的胜利，”并且说，“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但是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怎样的胜利才是最后的胜利呢？同时，怎样才能得到胜利呢？这一点，我们应当具体的说明，仅仅抽象的说说胜利，那是过于空洞的。
今天有很多人都在骂“和”，以为和就是投降，其实一个国家打仗，有战必有和，说和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只看怎样的和法。如果是屈服的和，那是投降；如果是对等的和，那是可以的。民族战争，和是可以，投降则不可。
前几天我在华中大学曾经讲过此次抗战意义，今天当然已经用不着再说这一方面的话，不过我当时有一个结论是不能不提一提的：我说这一次抗日不是感情的，复仇的，而是求中国在国际上、经济上脱离半独立的地位，得到完全独立的地位。不然，则我们是奴隶的生存。我们必须经济能自由发展，不受外国任何势力的宰制。这才是我们战争的意义，才是我们战争的目的。
我们的胜利，是不是要割取日本的土地呢？不是。我们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只要他交还侵略去的土地。是不是要他赔款呢？不是。因为赔款是负担在日本人民的身上。我们不是侵略国，我们不要使敌国人民负担加重，我们只要日本把在华侵略去的权利交还。这些权利是什么？如租界、如关税协定、如领判权、铁路矿山权、内河航行权、在中国驻兵和开办工厂……等等，我们只要这些权利交还我们。因为有上述几种特权存在，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称为自主的国家，中国就永远做他们的农奴，他们就永远做了我们民族工业的主人。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是要争取民族工业的主权，要自己起来做主人。所以，这一战争不是感情的，复仇的。我们并不要日本割地赔款，我们只要交还我们的主权，把在中国侵略去的交还我们，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胜利。并且也只有这样才算是最后的胜利，不应该存苟且的心理，以为日本能够停战撤兵至多做到交还失地，就算我们的最后胜利；这便和以前一样，排满只限于清帝退位，讨袁只限于取消帝制，迷惑于苟且成功的心理，极力降低要求，缩短战线，自以为是稳健的战略，结果仍旧是失败。这种最后的胜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现在有一班中国必胜论者，很轻率的说日本已经陷入了经济崩溃的境地，这一句话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乐观，是自己欺骗自己，在事实上，一个短时期内即一年半甚至二年，无论在经济上在军事上，我们是摧毁不了她的，我们须要能够持久的和她抗争，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这样的长期战争，在现代当然不可能，但我们要想得到最后的胜利，必需有虽三十年也不愿意做奴隶而要做主人的决心，纵然中间经过惨败甚至一时的屈服。
现在有一件事，就是远东会议。也许有很多的人希望这一个会议可以帮助中国得到胜利，如果真是这样希望，那就非常错误。就是我个人的意见，远东会议能够不增加中国的困难，就已经是很好的了。虽然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远东会议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们从历史上观察远东会议的来源，也就可以知道一半。自从英帝国会议以后，澳大利代表就提出了太平洋会议，日本表示相当赞成，美国不理，其目的就可以想见了。澳大利对于远东问题，有一个目的，想拿中国问题满足日本，只要日本不干涉她，她自己得到安全就够了。这是过去的情形，现在呢？现在国联的机构以内，给日本以经济制裁的空气非常浓厚，连加拿大都赞成了，但是英国在意、阿战争中已经有了经验，经济制裁以后，倘不进一步加以武装制裁，经济制裁必然要失败的，武装制裁，又非所愿，只得赞成远东会议来和缓经济制裁的空气，来安定她自身，表面上虽说希望两者并而为一，实则只想玩玩远东会议而已。再说远东会议会有什么结果呢？只要看看到会的成分便知道了，如丹麦、比利时、葡萄牙、瑞典、挪威，一向是跟着英国走的；法与苏会同情于中国，但终局也不能走出英国的范围；美国的算盘打得很精，她和日本剧烈的冲突还在明天，今天值不得一战，不妨流点他人的血，自己向中、日两方面卖卖军火，这便是美国孤立派和和平主义者的真实意旨，罗斯福现在虽然走进一步，也不过为了他自己将来选举票，敷衍少数主战派一下，决不会抛弃和平派而走到英国前面；德、意两国呢？意大利对日本当然很同情，德国不能公开的帮助中国，也不会帮助日本，德助日以欧洲方面为限，在经济上她不愿失去中国市场，她或者中立，或者不参加会议，如此看来，除德、意别有自己的立场，其余都要或迟或早惟英国马首是瞻。所以决定远东会议之前途的还是英国。英国呢？大概还不外是折中、调解，和承认既成事实这些老办法。如此则远东会议便无疾而终了，我们对它能有什么别的希望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对于国际的援助一点希望没有呢？这到不尽然。我们在客观情形明瞭以后，应该断然抛弃对国联对“九国公约”国任何集体制裁的幻想，并且应该抛弃什么和平阵线侵略阵线这一虚构的公式，努力在外交上尽可能的向各别国家获得军火的接济，如苏联、美国、德国和捷克。所谓外国军火之接济，决不仅仅是寻常小量的补充，而是大量的接济，而是要看做我们得到胜利的因素之一。说到这里，或者会有人出来反对所谓“唯武器论”，我以为“唯武器论”，在人类社会进化史上是无可非难的，因为用弓箭刀矛的人战胜了用石头的，用来福枪的人又战胜了用弓箭刀矛的，用飞机大炮的人将来也会战胜用来福枪的，武器并不能简单看做武器，它是每一时代每一民族一般文化发展的象征；即在实际战争上，“唯武器论”在一定限度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武器的数量质量约略相等的条件之下，兵数众多和作战勇敢才有决定最后胜负的作用。如果我们盲目的反对“唯武器论”，那只好痴心妄想精神可以战胜物质，希望大刀队可以抵抗飞机大炮，仿佛标语、祈祷、歌咏，可以打退敌人，这都等于用符咒治病，病人只有倒霉！
日本比起我们来，已经是工业国家，军火尚须不断的从外国补充，战时更不用说，中国是农业商业国家，军火几乎全部依赖外国，如果打算继续抗战二年，就是说二年以内不向日本屈服，便不是宣传大话所可济事，要能够从外国获得四十八万万元的军火才行。单是飞机一项，二年内陆续补充一千架，平均每架以三十万元计，就要三万万元，大炮及大炮的子弹的价钱那就更可观了。
如果我们有了军火，那就可以拿兵数众多和作战勇敢来决定胜负了。日本对中国作战，只能出兵四十万，我们的军队以训练上的缺点，应该用一百二十万兵来对付，一百二十万兵的给养及被服药品之补充，官兵每人每月平均以三十元计，二年共需八万万六千四百万元，此外尚需巨额的运输费，连军火，二年战费当在六十万万元以上。以半年计至少要用十五万万元，日本预计半年战费要二十五万万元，我们不能再少过十五万万元了。假定在此半年中，能够得到五万万元的军火借款，尚需筹得现款十万万元，才能够支持半年，若准备支持一年，还要加多十五万万元，合共二十五万万元，只抵得日本半年的战费，似乎不能再少了。现在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只五万万元，实在太少，第一批救国公债，最少要二十万万元，而且最好是一半现金，一半法币。现在集中在政府手中的现金虽很多，但为了维持外汇的平衡，当然不能多量动用，近代的战争，谁不能维持外汇的平衡，谁就踏上了失败的道路，日本对于中国的全面抗战，倘然不能攻取中国多少地方，从她占领的中国地方获得大批战费，恐怕不到二年，外汇的平衡便不能维持了。我们在此二年中，将怎样维持外汇的平衡呢？外国借款当然希望很小，只有陆续从国内筹出三四十万万现金。怎样筹法呢？我们要知道现金在人民身上，政府无法没收，要靠人民用救国公债的形式拿出，如果说不能不用强迫力，大部分是要用民众的强迫力，单靠政府的强迫征收，那是不行的。如果人民能够拿出二三十万万现金充战费，这才真是财力的全国动员，这件事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因为这一消息传出后，日本绝不好再说：对日抗战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
这是财力问题，再有人力的问题。日本打中国，可以出到四十万兵，中国的军队，除了中央军、两广军、川军，其他军队战斗力是有限的。中央、两广、四川军合拢来，大概有八十万，全中国也许有二百万兵，但可打的则只有这八十万，这八十万可超过日本一倍。但现在的战争，日本不但是机械化厉害，就是军队的训练也好过我们，所以拿八十万对四十万，还没有胜利的把握，我们最少要一百二十万，三人打他一个，这样我们就要大大的补充，照现在征兵办法，似乎不会有多大效果。中国习惯怕当兵，强迫征兵，还会偾事，必须要使民众了解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自动的起来参加战争才行。民众如果蜂涌起来，武装起来，自愿的参加战争，那么，不但正规军之补充不成问题，并且还有大量的游击队，辅助正规军作战，这才真是人力的全国动员。人力的全国动员和财力的全国动员一样，都需要民众自动，靠政府的强派，是不会有多大成绩的，譬如小孩子读书，靠父兄强迫是不行的。强迫征兵和强派公债一样，不但不会有多大成绩，倘贪官污吏、土劣、保甲长等，视为发财机会，藉着征兵派债，肆行敲诈，那更要大糟而特糟。政府若赶快发动广大民众，来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上说的毛病，自然是不会发生的。这回上海战争，军人的确尽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当中竟有接了撤退命令还不肯退的，这种英勇的牺牲，是值得敬佩的。但后方民众还不曾起来，所谓“全民抗战”，还是未曾实现的宣传口号。现在单看看武汉，大家还在睡觉，不仅是随便的睡觉，还是吃了鸦片烟的沉睡！救国公债，湖北省只摊派一百三十万，数目并不算多，现在连五分之一还未收齐，而武汉商人还在斤斤较量摊派数目太多，这真不成话说！政府应该立即决心发动民众，使民众蜂涌起来，疯狂起来，热心抗战，要做到政府征兵一万，报名的有二万，公债发行五万万，人民拿出十万万，真正做到有力者出力，有钱者出钱并出力，则抗战的胜利才会有把握。所以我认为胜利的因素是：
第一，从国外得到大量军火之接济。
第二，全国民众蜂涌起来，做到全国财力人力之动员。
再加上政府军队的力量，这才能够保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这三样好比一张桌子的三只脚，缺少了一只，甚至两只，漫说胜利，就是曲线的失败，也是很难想像的事。此次中、日战争，不是两个国家军备约略相等的战争，而是军备贫弱的中国民族，反抗军备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只有依赖外国大量军火及国内广大民众的力量，才不会使政府军队因孤立而失败，这两种力量，又恰好是敌人所得不着的。
我们要得到胜利，必须在具体办法上指出怎样才能得到胜利；倘空口高喊“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便等于一种咒语，这种咒语，打毁不倒敌人，帮助不了自己！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 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
国庆日前夕，记者访陈独秀先生于其病中，恳谈目前对日抗战的种种问题，兹分节记述于下：
记者：前两天，武汉文化界有一次较为盛大的集会，陈先生没有到，有许多人都颇失望。因为他们都很想听听陈先生的演说。
陈：呵，是的，是的。那一次的集会，听说到了很多人，我本来很想参加的。可是先和华中大学约好作一次讲演，恰恰在同一个时候，事实上分身不开了。
最迫切的两件事
记者：现在对日战争，已经全部展开了。从海南到华北，都在炮火连天的状况之下，而东北的义勇军也活跃起来了！前线将士的英勇，不仅得到国人的爱戴，而且得到世界的赞美，可是后方的工作，陈先生以为最迫切的是什么呢？
陈：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可是后方却赶不上，前方的血战是何等紧张，而后方竟是这样的松懈，尤其是武汉，简直连表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武汉为全国后方的中心，而空气这样沉寂，太可怕了。所以党政当局，应该积极的发动民众起来，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才会有最有效的办法。
记者：五万万元的救国公债，湖北承销了一千二百万，现在还没有收足。
陈：这是不好的现象。日本人打算筹集二十五万万的侵略费。中国应该筹足此数，五万万还嫌太少，湖北人承购一千二百万，更是太少了。并且此次公债应该多数以现金购买。
记者：以现金购买？
陈：是的！用纸币购买，实际上并不能收“有钱出钱”之效。现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所代表的若干现金，已集中在政府手里，以政府所发行的纸币，以公债形式交纳政府，几乎等于未曾购买公债，其效用至多减少若干通货膨胀，所以以纸币购公债，效果小得很，因为外汇是需要现金的。
记者：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很是成功，曾博得世界各国财政专家的称赞，现金不是早已集中了么？
陈：政府的法币政策，确是成功，如果法币政策不成功，这次的仗是打不起来的。不过国内的现金仍未能完全集中。因为大部现金都还在乡村里，政府只能集中都市中若干现金，而不能完全吸收乡村的现金，乡间富户的窖藏，比都市里银行的保险库要充实得多！政府应该设法把乡间的元宝和银币以及珠宝等都集中起来，则对日抗战的费用，方可长期支持下去。
记者：训练壮丁问题怎样？
陈：敌人的炮火很厉害，我们战士的牺牲一定很多，我们应该把全国的壮丁训练起来，然后才能谈得上持久战。
记者：据我所知，现在武汉三镇受训的壮丁，大概有×万人，×个月后，可以调到前线上去作战。
陈：不够不够！中国的壮丁，大部在农村里，都市里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在体质上，都市里的壮丁也还比农村为劣。政府应该征集农村里的自愿作战的壮丁来受训，以作对日战争的后备军。
记者：陈先生所说的两个问题——集中现金和征集壮丁，都是注重在农村里，进行起来，恐怕很为困难。
陈：要是民众起来，而且有组织，并不怎样困难。
民众的组织和训练
记者：如何才能使民众组织起来呢？在现阶段中，我们应该给予民众以何种训练为最适宜呢？
陈：关于组织民众一事，在目前，我希望党政当局，下一个绝大的决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社会的改造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由下而上，一个是由上而下。现在既还没有自下而上的方式，我们不能等待，只好取自上而下的这个方式，我们希望执政的国民党从速完成他。尤其在抗战期中，要做到全国总动员，民众的组织应看成第一重要。
记者：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是由中央、省、县，以至区、乡、保、甲的这个制度，层递下去而运用起来呢？
陈：区、乡、保、甲，不能担负这个任务，而且也不大适宜。
记者：现在上海出了许多新的刊物，都在鼓吹利用这个系统呢！还有许多青年，都准备回乡去运动做保、甲长，或去和保、甲长联络呢。
陈：据我所知，现在的区、乡、保、甲，和民众还有许多隔阂，并不能切实组织民众，更不能训练民众，我们所谓组织民众，是希望政府选派优秀青年，分赴各县担负这个责任，而不能厚望于区、乡、保、甲长。
记者：那末，这些青年回乡去后，岂不是要和那些区、乡、保、甲长冲突起来，对于抗日的后防，不是一个大累赘么？
陈：土豪劣绅摇身一变而为区、乡、保、甲长，将来我们如果一旦军事失利，他们又会摇身一变而为汉奸，他们可成为敌人利用大汉奸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我们将如何避免和他们冲突呢？
记者：陈先生对于这次抗战前途的观察怎样呢？将来会有什么结果？
陈：对日抗战对内可以使中国统一，对外可以使中国富强。只要政府能领导人民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日本是断然要屈服的！日本屈服以后，他在中国的权利，当然要为中国所收回，中国的主权，可因此而得保完整。
记者：此次抗日胜利，日本在中国特权固可收回，其他各国的呢？
陈：不成问题！土希战争以后，使土耳其的主权渐次完整，但土耳其只打败希腊，没有打败英法，然英法在土耳其的权利，也渐渐被土耳其收回了。所以中国只要对日抗战到底，统一固不成问题，独立也不成问题。英美各国和中国的关系，或者可循外交途径来解决，不一定要诉诸战争；假如中国不能振作，他们就非分尝一脔不可了。
远东会议的展望
记者：陈先生既然谈到国际问题，那末，现在快要举行的远东会议，据陈先生的观察，对于中国有不有帮助。
陈：会议不过是一种形式，不必重视。
记者：那末，请陈先生把这个会议的背景来分析一下。
陈：苏俄是同情中国的，法国和苏俄有军事和政治的谅解。在会议中，中国可望得到这两个国家的援助。德国此时还离不开英国，不一定会帮助日本，他也不想牺牲中国的市场，可望他中立。意大利的态度倒很令人怀疑。美国的态度，以前不大好，自从罗斯福发表演说后，稍稍改变了，然美国终不会走到英国的前面，法俄也不会采取和英国对立的态度，在远东会议中，最大多数国家还是惟英国马首是瞻。英国太持重了，太保守了，太看重既成事实了，他固然不愿从中国的市场退出，而让日本独占，然而他的态度能够有利于中国至何种程度，中国抗战的胜负是有很大影响的。
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
记者：关于宣传，文化界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了。现在武汉已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平津和京沪各地的文化人，都跑到了武汉，有人还提出了“武汉时代”的口号来，陈先生觉得这个抗战的非常时期，以武汉为中心的文化运动，应该怎样开展呢？
陈：所谓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者，就是文化人的参加抗战运动。小说家、戏剧家、诗人、电影从业员、音乐家、绘画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凡是以文化为职业的人，都应该把他的精力用到抗战的行动上。我们要把抗战的基础，建筑在广大的农村里，希望各地到武汉来的文化人，不要专门在武汉办刊物，而忘记那急待唤起的农民群众。这样一来，并且可使他们的艺术民众化。
记者：听说陈先生要办一个刊物，确否？
陈：没有这个意思。现在各报纸杂志都肯登我的文字，我何必自己办刊物呢。
记者：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陈：不对！不对。这是大公报记者听错了我的说话，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那位记者问我，是不是打算参加实际政治（他的意思全然是指政府里面的行政）工作，我说，这于我不大相宜，十五六年时，我也没有担任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我最怕被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所綑住，没有清醒的头脑观察政治局势。换言之，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
记者：明天就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
陈：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我打算把辛亥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以及抗日与革命的关系，约略的说一说。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谈至此，已经将近六点钟了，室内也渐渐阴暗起来，窗外又正下着雨，记者还要过江，于〔是〕就告辞出来。
打倒消极先生
各方面的消极态度不改变，会形成抗战的致命伤。
在民族解放的抗战中，人人都应该积极的参加抗战工作，不应该消极的避难，尤其是青年男女。
政府及党部应该积极的发动民众，增加抗战的力量，不应该消极的防止民众运动越轨，官僚派心目中不越轨的民众运动，乃是一种仪仗，在抗战中不能够发挥群众的自动的真实力量。
政府在财政上，应该积极的强迫富裕的官商拿出钱来；不应该消极的采取紧缩政策，裁人减薪，造成社会恐慌，甚至制造一部分汉奸。
政府在处置汉奸的问题上，应该积极的从政治上经济上杜绝汉奸所以普遍发展的根源；消极的惩罚是不够的。
在商业上，应该积极的谋货币百物之流通；不应该消极的限制人民向银行提取存款和阻碍内地米谷买卖，致商业停滞，造成经济恐慌。为了防止资本逃走和米粮资敌，只有在最后出口地方，由政府严行统制和检查。
在军事上，应该积极的向敌人弱点进攻；不应该消极的防守应战，使敌人得以自由移动集合其优势军力，将我们的防地陆续各个击破。
商人应该积极的要求政府筹款发展生产；不应该消极的力图减少救国公债之负担。
工厂主应该积极的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以培养工人的工作技术与劳动力；不应该消极的减资加时，以削弱工人的劳动力，削弱生产。
农民应该积极的抵抗土劣之压迫；不应该因为愤恨土劣据区保甲长之地位鱼肉农民，而对于参加抗战取消极态度。
学校应该积极的改变课程，以适合战时的需要；不应该消极的迁移到边远地方，简单的避免敌机轰炸。
对于伤兵，应该积极的改良其生活与教育，并帮助其组织与活动；不应该消极的防止他们捣乱。
对于伤兵之救济与慰劳，应该积极的号召社会团体群起参加工作；不应该因为顾虑汉奸从中活动，而消极的加以阻止或限制。
对于地方各级政府，应该积极的改造加强；不应该消极的维持现状。
一切不反对抗日战争的人们，不应该因为怀疑政府抗战的决心而取消极的旁观态度，应该积极的参加抗战工作，以加强政府抗战之决心。
消极态度是抗日战争之致命伤，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战胜我们自己的消极态度。
“言和即为汉奸！”
战胜而言和，乃停止军事行动而收得战胜之果实；不胜而言和，这不是和，而是妥协、屈服、投降！敌军一天在我国领土之内，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说是汉奸卖国行为！
前几天外报盛传中日言和停战，全国人心大为不安；幸而外部发出辟谣的消息，并且中国负责当局告合众社记者，谓“于今日而与日本言和，即为汉奸”，从此以后，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及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是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
此时不但全部言和是妥协、屈服、投降，就是上海局部停战言和，也是一样！其理由有七：
一、全面抗战，是既定的国策，一旦局部言和，是明明破坏了国策，政府的威信失坠，在内政上会发生极大危机。
二、在军事上使敌人得缩短战线，专力于其真正目的地之华北，以减少其军力和物力之消耗。
三、上海左近一天在战争状态中，不啻一天为中国关税之天然壁垒，国内工业一天有发展的机会；一旦停战，上海所有的工厂都毁尽了，外国工业品（连日本的工业品也在内）便如潮涌入，无法阻拦。
四、战争是工业国出超国致命的威胁，农业手工业入超国的中国在这方面便反而有益无损，在三个月的战争中，中国的入超显然是停止了；一旦停战，外货涌入，入超必然较战前更为可怕，因为入超增加，法币的准备金必然减少，法币一旦动摇，全国经济大恐慌便随之到来。
五、民族抗战，正是提高国民精神上之最有力的兴奋剂，一旦妥协屈服言和，由失望而悲观，国民道德之向下坠落，必一日千丈，强项者自杀，卑怯者沉溺于烟、赌、娼，也是一种自杀，如此可悲的现象，必然普遍于全社会，而无可救药，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的。
六、妥协、屈服、投降之后，在落后分子中，愈益加强他们认为日本必然兴盛，中国必然倒霉的信念，一班趋炎附势无耻投机分子，现在犹未正式加入汉奸团体者，必然潮水似的奔赴汉奸这条道路。他们如果有顺利的政治环境，还会公然形成政治集团，如朝鲜的“一进会”。
七、南宋偏安的局面，现代已经做不到了，日本兵占据华北后，不久军事工作一完成，华北伪国或所谓华北自治一出现，中国的工商业的国内市场丧失了一半，南方将如何存在呢？况且日本军至多停一二年必然还要南下，以达到她原来以华北为“自治区”，以华南为“亲善区”的计划，那时人心已去，政府即欲抗战，更加无人愿意出钱出力了！
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现在还是时候；“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
全国文武大员，必须首先认购巨额救国公债，以为人民之倡；富商大贾们，也应该激发天良，掏掏荷包。像汉口这样一个最大的国内市场，纱业商人担认区区百五十万元公债，还要丑表功，并且实际还未缴纳；全武昌商界只认购七万元，已经不成话说，而且至今尚未缴齐！此等“贻误戎机”之徒，此种犹太商人，应该由政府及民众加以严厉的惩罚！不然还谈什么“有钱者出钱”的废话！当真只应该令无钱者出钱吗？
农村中城市中有力的壮丁，都应该不待政府之征召，而自动的依职业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卫地方，并且杀到前敌。或者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吗？并且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也可免去政府下级人员及保甲长办理强迫兵役的许多流弊。
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因为政府自己已经公告天下：“言和即为汉奸！”
言和固然是汉奸，即这几天言和谣言所传播的空气，已经足以灰前方将士及后方人民之心，助长汉奸的气焰；倘此种空气不澄清一下，还会令北方本来动摇之将领更加动摇，发生保存实力的企图，甚至会有象阿比西利亚酋长的那种怪物出现。
要澄清这种恶空气，政府最高当局应该下一决心，将政府阁员中妥协动摇分子立时除去，而代以坚定主战的人物，则谣言不辟而息矣。一次行动，胜过千万次宣言。
十一月九日
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
对于醉生梦死昏昏沉沉的我们中国人，令人郁闷欲死的中国社会，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固然有毁灭我们之可能，如果我们能够善于利用它，正是及时的无限大警钟，一针强心针和一剂最猛烈的兴奋剂。尤其是敌人的飞机轰炸遍了全中国的大都市，使我们没有逃避的余地，谁勇敢，谁怯懦，谁正直，谁奸诈，谁是有心肝的人，谁是冷血动物，谁有才干，谁是蠢才，都一一显露在众人的面前，不是拍马吹牛可以代替的了。人们只要不准备现在当汉奸，或静候将来做亡国奴，就是一班最写意的男女们，迟早都会脱下睡衣和拖鞋，拿起武器来自卫以卫国。我们不要把敌人的飞机轰炸简单看做灾难，应该看做是我们起死回生的圣药，希望它轰炸遍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由悠游自在变成疯狂。疯狂！疯狂！再来一百个疯狂！永远疯狂，永远不再悠游自在。我们吃了悠游自在的亏太厉害了，太长久了，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或者会医好我们这一个祖传老病。
1937年11月11日 《宇宙风》（十日刊）第五十一期
实庵自传
第一章 没有父亲的孩子
休谟的自传开口便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迟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作为现代青年一种活的经验，不力求简短，也不滥钞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
写自传的人，照例都从幼年时代说起，可是我幼年时代的事，几乎完全记忆不清了。佛兰克林的自传，一开始便说：“我向来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你们当能忆及和我同住英格兰时，遍访亲戚故旧，我之长途跋涉，目的正在此。”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第一件事：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我在广东时，有一次宴会席上，陈炯明正正经经的问我：“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我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当时在座的人们，有的听了我的话，呵呵大笑，有的睁大着眼睛看着我，仿佛不明白我说些什么，或者因为言语不通，或者以为答非所问。
我出世几个月，我的父亲便死了，真的，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我记得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
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这位白胡爹爹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扫抹干净，我的母亲，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霉。他不许家中人走起路来有脚步声，我的二姊年幼不知利害，为了走路有时有脚步声，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便是我们的外祖母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不是从他眼前经过，都不得不捏手捏脚的像做贼的一般走路，因为恐怕他三不知的骂起来，倒不好出头承认是她的脚步声。我那时心中老是有一个不可解的疑问：这位好洁好静的祖父，他是抽鸦片烟的，在家里开灯不算数，还时常要到街上极龌龊而嘈杂的烟馆去抽烟，才算过瘾，那时他好洁好静的脾气那里去了呢？这一疑问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才有了解答。第一个解答是人有好群性，就是抽大烟，也得集体的抽起来才有趣；然而这一解答还不免浅薄，更精微奥妙的解答，是烧烟泡的艺术之相互欣赏，大家的全意识都沉没在相互欣赏这一艺术的世界，这一艺术世界之外的一切一切都忘怀了。我这样的解答，别人或者都以为我在说笑话，恐怕只有我的朋友刘叔雅才懂得这个哲学。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我们知道打着不哭的孩子很多，后来虽不定有出息，也不定做强盗。祖父对我的预料，显然不符合，我后来并没有做强盗，并且最厌恶杀人。我以为现时代还不能免的战争，即令是革命战争中的杀人，也是残忍的野蛮的事，然而战争还有进步的作用；其余的杀人，如政治的暗杀，法律的宣告死刑，只有助长人们的残忍与野蛮性，没有一点好影响，别的杀人更不用说了。
父亲的性格，我不大知道。母亲之为人，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其实她本质还是一个老好人，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据我所记忆的有两件事，可以充分表现出她这一弱点。
有一位我祖父辈的本家，是我们族里的族长，怀宁话称为“户尊”，在渌水乡地方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望的绅董，算得一位小小的社会栋梁。我的母亲很尊敬他，我们小辈更不用说了。有一年（大约是光绪十二年前后），大水冲破了广济圩，全渌水乡（怀宁东乡）都淹没了，这位族长哭丧着脸向我母亲诉说乡民的苦痛之后，接着借钱救济他的家属，我母亲对他十分恭敬，然而借钱的事却终于不曾答应。族长去后，我对母亲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母亲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不愿说的话，你再问也是枉然，我只在心中纳闷道：母亲时常当衣借钱济人之急，又时常教训我们，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为什么今天不肯借钱给淹水的本家而且她一向尊敬的族长呢？事隔五六年，我才从许多人口中渐渐知道了这位族长的为人：族中及乡邻有争执的事，总得请他判断是非曲直，他于是非曲直的判断，很公平的不分亲疏，一概以所得鸡、米、烟土或老本洋多少为标准，因此有时他的亲戚本家会败诉，外人反而胜利，乡间人都称赞这位绅董公正无私！他还有一件事值得舆论称赞，就是每逢修圩放赈，他比任何人都热心，无论严寒酷暑，都忙着为大众奔波尽义务，凡他所督修的圩工，比别人所担任一段都更不坚固，大概他认为如果认真按照原定的工料做好，于他已是一种损失，失了将米放赈的机会，又是一种损失，这未免自己太对不住自己了！至此我才明白母亲皱眉不语的缘故，是因为她已经深知这位族长之为人，然而她仍旧恭敬他，这岂不是她的弱点吗？
还有这族长手下用的一位户差（户差的职务，是奉行族长命令，逮捕族中不法子孙到祠堂处罚），同时又是一位阴差（阎王的差人），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说他在阴间会见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没有钱用，托他来要钱买钱纸银锭烧给他们，我的母亲很恭敬的款待他，并且给钱托他代买钱纸银锭，不用说那钱纸银锭是烧给这位当阴差的先生了，这位阴差去后，母亲对我们总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话。有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过阴，大张开嘴打了一个呵欠，直挺挺的倒在床上，口中喃喃说胡话，谁也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大概是鄷都城的土话罢！是我气他不过，跑去约了同屋及近邻十多个孩子，从前后门奔进来，同声大喊某处失了火，这位阴差先生顿时停止了声响，急忙打了一个小小呵欠便回到阳间来了，闭着眼睛问道：“这边有了火烛了罢？”我的母亲站在床边微笑的答道：“是的！”他接着说：“这可不错罢，我在那边就知道了。”我在旁边弯着腰，缩着颈脖子，用小手捂着嘴，几乎要大笑出来，母亲拿起鸡毛帚子将我赶走的很远，强忍着笑，骂道：“你这班小鬼！”但她还是恭恭敬敬用酒肉款待这位阴差爹爹，并且送钱托他买钱纸银锭，这便是我母亲优容奸恶之又一事实。
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燥，其实我性情暴燥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幸而我母亲崇重科举的思想，我始终没有受到影响。这件事我们当然不应该苛责前一辈的人，尤其是不曾受过新旧任何教育的妇人。
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那时存银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还未发明），盖大屋（并非洋房），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用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而八十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一生吃着不尽；所以无论城乡，屡考不中的人们，往往埋怨祖坟的风水不好，掘出尸骨来改葬，这便是那班圣人之徒扬名显亲的孝道；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在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头脑里面，科举当然是一件神圣事业了。
我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谢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我们，她对于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当大哥考取了秀才时，母亲很高兴，而我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母亲高兴，惧的是学八股文章和应考的灾难，要临到我身上来了！
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大不满意，到了十二三岁时，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我已经十七岁了，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再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我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我当时一声不响。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做声并非反对，而是承认。他高高兴兴的拿出合于小考格式的路德的文章为我讲解，我表面上是在听他的讲解，心里还是想着我的《昭明文选》，不久大哥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我的口味，于是再拿出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给我看，我对于这几个人的文章虽然有点兴趣，而终于格格不入，他对于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大哥虽然十分忠厚老实，我猜想他此时急则智生，必然向母亲做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我如何如何用心学八股文，那是在这期间母亲喜悦的面容中可以看出的。像我那样的八股文程度，县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试，宗师（安徽语称学院为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要交卷，那位山东大个儿的李宗师亲自走过来收取我的卷子（那时我和别的几个人，因为是幼童和县、府试录取第一名，或是经古考取了提堂，在宗师案前面试，所以他很便当的亲自收取卷子，我并不是考幼童，县、府试也非第一名，一入场看见卷面上印了提堂字样，知道经古已经考取了，不用说这也是昭明太子帮的忙），他翻开我的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走！”我听了着实一吓，不知闯下了什么大祸。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睁开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我十几岁，为啥不考幼童？我说童生今年十七岁了。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在我，应考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眼皮子浅”这句批评，怀宁人自己也承认，人家倒了霉，亲友邻舍们，照例总是编排得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人家有点兴旺，他们也要附会得比实际超过几十倍。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说我出世的前夜，我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像的举人、进士、状元郎。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这就是我母亲大乐而特乐的社会原因。母亲快乐，我自然很高兴；所害怕的，来年江南乡试的灾难，又要临到我身上来了！
第二章 江南乡试
江南乡试是当时社会上一件大事，虽然经过了甲午战败，大家仍旧在梦中。我那时所想像的灾难，还远不及后来在考场中所经验的那样厉害；并且我觉得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所以在那一年中，虽然多病，也还着实准备了考试的工夫，好在经义和策问，我是觉得有点兴趣的，就是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我们弟兄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总保持着温和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
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同行的人们是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学和先生的几位弟兄，大家都决计坐轮船去，因为轮船比民船快得多。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着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比现在日本人走私或者还威风凛凛。我们一批人，居然不想发这笔横财，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除我以外，都到过南京乡试的，只有我初次出门，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可是房屋虽然破烂，好像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城厢内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跑起路来，驴子头间一串铃铛的丁令当郎声，和四个小蹄子的得得声相应和着，坐在驴背上的人，似乎都有点诗意，那时南京用人拖的东洋车，马车还没有，现在广州人所讥讽的“市虎”，南京人所诅咒的“棺材”和公共汽车，更不用说；城南的街道和安庆一样窄小，在万人哭声中开辟的马路也还没有；因为甲午战后付了巨额的赔款，物价已日见高涨，乡试时南京的人口，临时又增加了一万多，米卖到七八十钱一升，猪肉卖到一百钱一斤，人们已经叫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南京人的面容，还算是自由的，快活的，至少，人见着人，还不会相互疑心对方是扒手，或是暗探；这难道是物质文明和革命的罪恶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别有原因的。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到南京的头一夜，是睡在一家熟人屋里的楼板上，第二天一早起来，留下三个人看守行李，其余都出去分途找寓处。留下的三个人，第一个是大哥的先生，他是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的最高领袖，当然不便御驾亲征，失了尊严；第二个是我大哥，因为他不善言辞；我这小小人自然更不胜任；就是留下看守行李的第三个。午后寓处找着了，立刻搬过去，一进屋，找房子的几个正人君子，全大睁着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的说：“这屋子又贵又坏，真上当！”我听了真莫明其妙，他们刚才亲自看好的房子，怎么忽然觉得上了当呢？过了三四天，在他们和同寓中别的考生谈话中间，才发见了上当的缘故。原来在我们之先搬来的几位正人君子，来找房子的时候，大家也明明看见房东家里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姐儿，坐在窗口做针线，等到一搬进来，那位仙女便化做一阵清风不知何处去了。后来听说这种美人计，乃是南京房东招揽考先生的惯技，上当的并不止我们这几位正人君子，那些临时请来的仙女，有的是亲眷，有的是土娼。考先生上当的固然很多，房东上当也不是没有，如果他们家中真有年轻的妇女；如果他们不小心把咸鱼、腊肉挂在厨房里或屋檐下，此时也会不翼而飞；好在考先生都有“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奸淫窃盗的罪名，房东那敢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到商店里买东西，有机会也要顺带一点藏在袖子里，店家就是看见了也不敢声张，因为他们开口便说：“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辱我们做贼，便是诬辱了皇帝！”天高皇帝远，他们这几句大话，未必真能吓倒商人，商人所最怕的还是他们人多，一句话得罪了他们，他们便要动野蛮，他们一和人打架，路过的考先生，无论认识不认识，都会上前动手帮助，商人知道他们上前帮着打架还不是真正目的，在人多手多的混乱中，商人的损失可就更大了，就是闹到官，对于人多势大的考先生，官也没有办法。南京每逢乡试，临时增加一万多人，平均一人用五十元，市面上有五十万元的进帐，临时商店遍城南到处都有，特别是状元境一带，商人们只要能够赚钱，受点气也就算不了什么。这班文武双全的考先生，惟有到钓鱼巷嫖妓时，却不动野蛮，只口口声声自称寒士，商请妓家减价而已，他们此时或者以为必须这样，才不失读书人的斯文气派！
我们寓处的房子，诚然又坏又贵，我跟着他们上当，这还是小事，使我最难受的要算是解大手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头痛。屋里没有茅厕，男人们又没有用惯马桶，大门外路旁空地，便是解大小手的处所，我记得那时南京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差不多每个人家大门外两旁空地上，都有一堆一堆的小小金字塔，不仅我们的寓处是如此。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那位老夫子，本来是个道学先生，开口孔、孟，闭口程、朱，这位博学的老夫子，不但读过几本宋儒的语录，并且还知道什么“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他也是天天那样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时妇女在路上走过，只好当做没看见。同寓的有几个荒唐鬼，在高声朗诵那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余暇，时到门前探望，远远发见有年轻的妇女姗姗而来，他便扯下裤子登下去解大手，好像急于献宝似的，虽然他并无大手可解。我总是挨到天黑才敢出去解大手，因此有时踏了一脚屎回来，已经气闷，还要受别人的笑骂，骂我假正经，为什么白天不去解手，如今踏了一脚屎回来，弄得一屋子的臭气！“假正经”这句话，骂得我也许对，也许不对，我那时不但已解人事，而且自己戕贼得很厉害，如果有机会和女人睡觉，大约不会推辞，可是象那样冒冒失失的对一个陌生的女子当街献宝，我总认为是太无聊了。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坐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1937年11月11日、11月21日、12月1日 《宇宙风》散文
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的一切物质力量，是打不过敌人的，我们可以打胜敌人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全民族一致起来，不做奴隶的伟大精神。
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不是空口说大话，而要有具体的事实表现，这种具体的事实表现，就是除了汉奸以外的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
假如我们有钱者能拿出十万万现金，有力者能拿出千万壮丁，不待战事结束，已足够使敌人气馁，无法继续对我们作战了。
大家万万不要笑我说大话，十万万现金，一千万壮丁，实实在在能够拿得出的。
或者有人说：自抗战开始以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在街头巷尾都看见了，听见了，可是谁出过多少钱，谁出过多少力，何以至今还不大看见听见呢？我以为这是因为大家还没有指出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之实行条件。
要使有钱者出钱，首先要问：谁是有钱者？顶有钱的是在外国银行有大批存款的人们。我归纳起好几个银行界朋友的谈话，中国阔人存在汇丰、麦加利等等银行的款项，至少有一百万万元。如果政府下一个决心，最客气最少也可以请他们拿出十分之一即十万万元来，购买救国公债；万一不及此数，再加以农村富户的窖藏，妇女首饰，及一般国民的献金，十万万元是可以办得到的。这个数目已经比政府现在发行的救国公债额加了一倍，而且都是现金。政府有十万万现金做准备金，便可以加印二十万万法币，决没有通货膨涨后物价高涨和外汇跌落的危险。政府拿这二十万万元，一半加购军火，一半补助后方的纱厂、大小规模的织布业和运输业，这样一来，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有了一半把握。如果把“有钱者出钱”变成“无钱者出钱”，把救国公债的负担，加在仅能养家活口的小职员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负各种捐税已经困苦不堪的农民身上，此不独政府所得有限，且会因此造成后方可怕的危机，若再加以不肖的官吏土劣借此从中敲诈渔利，前天《武汉日报》《扩大献金救国运动》一文中所说：“尤望显宦巨富……出其所有，以身作则，为国民倡。”“勉力济助政府者，多为生计困难，节衣缩食之平民，而拥资巨万之人，反不数数觏。”这几句话真是切中时弊之名言。
谁是有力者？当然是农村和城市的壮丁，要使壮丁出力，必注意两个条件：第一，必须使他们有自动参加抗战的情绪，不可依靠拉夫形式，拿绳子牵着来强迫服役。这种强拉来的壮丁，数目必不能多，不够用，而且无论在前方或后方，均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送往前方补充兵额，比募兵更要坏得多，在后方强迫征兵和强派公债合起来，更会造成农村中可怕的危机。前天有一位黄埔出身的青年军人，和我谈到这一问题，他也承认强拉壮丁的危险，他也承认经过广大的群众宣传而招募的兵，比有名无实的征兵要好得多。第二，壮丁必须使之成为有政治教育有自动活力的群众组织，有了这种组织，补充前方，保卫后方，都根本不成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以游击队的形式，扰乱敌人后方，即令敌人利用近代武器占领了我们的大都市，而不能够统治我们的全部领土，这种效果，当然不是简单的强拉少数壮丁所可得到的。据好几个从河北来的朋友说：“政府这几年在河北各县的壮丁训练，是有了成绩，可是缺少政治教育，未能成为有自动活力的群众组织，我们的军队从平汉津浦一撤退，各县县知事和警察一挟款逃跑，壮丁们便无人统率召集，一时群龙无首。又没有自行集合工作的习惯，敌人委派的县知事和维持会一到来，已训练好的壮丁，大多数都变成了敌人的力量。”他们说到这里，都几乎声泪俱下，像这样有力者为敌人出力的可悲现象，是绝对不应该再使之出现的了。现在南方十几省，每省以百万壮丁计，能够有一千多万人，再多多少少的武装起来，政府手中若有一千多万武装的有政治教育的有自动活力的壮丁，前方后方的问题，那一样不能解决呢？
如果在现在的民族危急中，有钱者不出钱，有力者不出力，将来亡了国，大家都一样要做奴隶，要受敌人的残酷蹂躏和东北四省及冀、察、绥人民所受的一样！
如果政府得到人民二十万万元和一千万壮丁的援助，不但能够打退站在眼面前的敌人，即全世界各大强国，也永远不敢小视我们中国人了！
1937年11月21日 《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二期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打〕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1937年11月21日《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二期
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
——十一月在武大讲演
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需要民众，军队前进作战固需要民众之援助，即军队后退亦需要民众之援助，救济伤兵，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无一不需要民众的力量，如果我们还不曾忘记阿比西利亚皇帝曾因单靠军队不发动民众而失败的教训，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民众—主要的是参加生产的工农民众—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即在敌人也懂得这个。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时，上海的日本报纸曾警告他们的政府说：“日本军队战胜中国军队，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全中国的民众真的起来作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这便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了，政府应于此点深加注意”云云。
开战以来，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异口同声的说要发动民众，公开说不需要民众的人，只是极少数。并且“全民抗战”这句话，成了一切刊物上的套语；实际上如果允许我说句老实话，完全没有这回事。所以空喊发动民众，喊破了喉咙，民众也不会有多大的回声，要民众起来，必须考虑到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
我们须知：民众是有高度意识和意志的人类，不像牛马可以随着鞭子的声影，叫他们行就行，叫他们止就止的；更不是无意识的木石或粉团，人们要把他们做成什么东西就成为什么东西；所以无论政府的命令或政党的空口宣传，都同样没有发动民众的万能。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
第一，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学生因为每日上课七八小时，尚且无法参加抗日工作，工人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或十三小时，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无论做日工或夜工，下了工疲乏得成了半死人，更没有担任抗日工作的可能了。农民耕地不足，衣食已很艰难，又加之以高租高利苛捐杂税以及种种征发、敲诈，压迫得他们不能活命，他们眼前的敌人是贪官污吏、地主、土劣、保甲长，而不是日本军队，终年过这样痛苦生活的农民，怎样会有抗日的情绪。参加生产的工人农民，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众，绝非无业游民可比，而且他们占全国人民之最大多数，他们不能起来抗日，还能发动什么广大的民众呢？此外苛捐杂税，向下层人民强派公债和裁员减薪，也足以减杀小商人小职员的抗日情绪；学生功课太繁忙，也没有做抗日工作的时间。所以坐在沙发椅上，责备民众不爱国，不起来抗日的人们，简直和说“百姓无饭吃何不食肉糜”的昏皇帝是一样的货色！
第二，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组织是一种力量，一切生物皆由无数细胞组织而成，细胞无力量，由无数细胞组织成各种器官，组织成各种生物，才发生各种力量；一盘散沙的民众也自然没有力量，民众有了组织，而且是经常的组织，不是乌合之众，便会发生伟大的力量。民众自身的痛苦解除了，然后才谈得上组织，也只有为解决自身的痛苦，民众才会迫切需要组织，并且解决痛苦之真的实现，还是要靠民众自己的组织力量。所以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必须立即恢复并充实由各业民众自己选举的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等。官办的招牌的没有民众的民众团体，在抗战中，除了禀承上官命令发几个通电以外，是不会有任何力量的。
第三，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人民有了组织而没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他们的组织力量，只会用于解决他们自身的痛苦上面，而不能用之于政治，抗日乃是一种政治斗争。人类是政治动物，人民必须有政治的自由才算得是自由民，是国民，而不是被征服的奴隶，奴隶是不会爱国的，奴隶是不会自动的为国家民族利益而舍命斗争的。在数千年专制政治之下，过着没有组织没有政治自由的痛苦生活，对于统治者，老是抱定“抚我者后，虐我者仇”的见解，国家与民族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仿佛是一种奢侈品。所以现在要叫人民爱国，要叫人民起来为国家民族利益积极的对日抗战，不但要解决人民自身的痛苦，不但要让人民有自己的组织，尤其要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使人民自己真能感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身的利益与国家休戚相关，这件事决不是政府的命令和宣传教育所能够代替的。
如果我们切切实实做到上述这三件事，发动民众当然不成问题。或者有人认为这样未免太发动了，我则以为没有这样的“太发动”，是不能够抵抗站在我们眼前凶恶而有力的敌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和发动民众有关，就是政党领导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在发动民众运动中政党领导的作用，一国中有几个政党存在着，便必然发生政党间争取领导民众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从来并不感觉有什么严重，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因为他们的政府党及在野党，都用发表政纲和公开的讲演，争取民众到自己党的方面来；各党在民众团体中亦各有分野，各自争取群众，争取在团体中的领导权，无论党争如何剧烈，从未想像到根本不容许他党争取群众，争取领导权。至于近年以来，有几个国家发生了一党专政的怪现状，根本不容许他党存在，这便根本没有什么政党间争取民众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谁都不能说现行的政制是法西斯主义专政或共产主义专政，当然应该容许有党派间争取民众的问题，并且可用先进的民治国家的所通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并不特别严重。尤其是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天，各党各派合作救亡的呼声，遍于全国，只要能够发动民众起来抗战，谁愈多尽点力愈好，在野党固义不容辞，政府党亦无所用其疑忌，在野党仅仅有了若干民众拥护，并不就能够夺取政权。并且政府党如果毅然决然采用上述三种办法发动民众，别的党派能够采用更激进的纲领，争取得更多的民众，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即令抗日的纲领不同，政党间遵循各国通行的办法，各据自己的纲领及政策，努力宣传，一任民众之从违，以争取民众，这正能够推动政治进步和提高民众之政治水平；倘然以为这样太过民主了，而采取不正当的甚至极卑劣的手段抢夺民众，如用武装打手和金钱来威迫利诱民众，复拿民众做自己的打手；造谣诬蔑对方，企图一党垄断；利用政治势力，利用民众落后意识，甚至以党员冒充民众压迫对方；政党间，甚至一党中各小派别间，如此这般非政治的无原则的强拉硬夺，不仅不能发动民众，还会使已起来的民众失望灰心而消极。大家如果不赶快觉悟，如果一直采用这样的手段争取民众，我包管各党各派将得不着一个民众；其结果不是各政党领导民众抵抗敌人，而是敌人领导着汉奸灭亡中国！
讲演日期1937年11月21日
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我们不但现在要援助政府对日战争获得胜利，即令将来政府军一败涂地，我们还是要继续抗战，不应该因战败而灰心丧气。
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我对于此次抗日战争，也作如是观。
在芦沟桥事件发生之时，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这回政府真要对日抗战了。我说：这是应该的。他说：开战后胜败如何呢？我说：军事上会一败涂地。他说：你既然明知会败，又何以主张抗战呢？我说：明知必败而战，才能够战胜，若认为必胜而战，结果只有战败。
单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点飞机、大炮、坦克车，不但非日本帝国主义全部力量之敌，即比它在整个国防计划上所能够加于中国作战的一部分即其三分之一，也还相差很远，以此抗战，不啻以卵投石，不待开火，胜败已可逆睹。我们必须预先见到这一胜败之必然性，然后才不至妄自夸大，才会诚心诚意的结合与国（特别是苏联），获得必要的军器，才会坚决的发动民众运动，形成全国民众的抗日洪流，以补足我们致败的缺点，以达到持久战、消耗战之目的，使敌人知难而退。
我们必须从与国获得大批的军器（特别是飞机与大炮），才能够作三个月以上的正式战争；我们必须从全国广大的民众获得大批的游击抗日的力量，与正式军队合作，才能够持久战，否则敌人还只消耗一小部分，我们早已消耗得精光了，还谈得上什么持久战、消耗战呢？
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如此，敌人越深入，占领的地方越扩大，它们危险便越厉害，德国国社党机关报驻远东记者说得对：
中国境内战事演进情形，颇不利于日军，苏联若自外蒙援助华军，既足以妨碍日军之推进，且可在“满洲国”边境有所举动，而予日以极大牵掣。苏联此项计划若果见诸事实，则外蒙即当由苏联予以援助，而成为对日作战区域，似此，日军之成败利钝端在该国能否迅速结束军事，俾克防止战事范围勿任扩大也明矣。
依日本人口十分之一计，可得六七百万壮丁，然而曾经入伍能够正式作战者，不过一百廿万人，其余的壮丁都不能作用，因为它为了侵略别人出国战争，当然不必要也不可能武装民众来作游击战。在它整个的国防计划，至多只能动员三分之一即四十万兵，来中国作战，其余八十万兵要留着防俄。它现在调来中国的兵，虽然还不及四十万，倘若它的胜利要超过华北及上海以外，调到中国的兵额必要达到四十万甚至五十万，这已经使它的参谋本部头痛（假令它占领的地方，没有中国民众的游击队在它的后方扰乱，而且有大批的汉奸帮着它巩固后方，它是可以节省兵力十万二十万的）；如果再加上外蒙参加战争，至少又要增兵十万，这更要使它的参谋本部束手无策。况且在中国民众蜂起持久抗战中，日本工业品在中国的市场莫由恢复，它在经济上所受到很大的打击，便影响到军费。
所以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呢？香港英文《晨邮报》说得对：
中国目前最危险的现象，就是在被占领地方的人民，处之安然，任敌人把他们的手给束缚起来。日本人现在是尽其可能的以博得他所占有的人民的欢心，如日本人在这方面能成功的话，那的确是中国抗战前途的一个隐忧。
如果我们不愿意将来任敌人把我们人民的手束缚起来，我们现在便应该赶快开放民众运动，使人民的手不容易为敌人所束缚，更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把人民的手束缚起来，免得将来敌人费事。我们如果不愿意让敌人博得他所征服的中国人民之欢心，使他们甘愿做亡国奴，我们便应该解除人民的痛苦，博得人民之欢心，使人民能够自愿的与政府合作抗战到底。
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全国民众蜂涌起来，对日持久抗战，一旦政府军失败，精锐丧失，武器耗竭，国际调解论压迫于外，妥协动摇份子簧鼓于内，不妥协、屈服、投降，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呢？即上海局部停战言和，便不能继续抗战，无论在形式上实质上放弃华北，更是公开的屈服投降。至于接受日本限制军备，聘请军事顾问，加入反共协定，取缔抗日运动等条件，那更不用说了。
此次抗战只有两个前途：中途妥协，对日投降；或者发动民众，抗战到底。每一个自命为拥护民族利益的人，都必须采取后一前途。如果真心主张抗战到底，就必须真心主张发动民众，对于发动民众，不加以任何怀疑与阻碍。
如果民众蜂涌的起来了，不但能够援助政府对日抗战获得胜利，即令政府军一败涂地，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也还能够继续抗战，使敌人不能够顺顺当当，安安稳稳的统治全中国。
每一个真心拥护民族利益的人，总不至感觉到民众蜂起抗日比日本兵打进中国来更为可怕吧！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1938年1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抗战到底
“抗战到底”这句话，在许多人当中，已成为一种有力的呼声，但什么是“底”，却从来不曾明白清楚的指示出来。我以为真正彻底之“底”，应该是我在《抗日战争之意义》一文中所说的“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即是说日本及他国损害中国主权的一切特权利益都要收回，仅仅日本撤兵和收复失地，还不算是“底”。
要抗战到这样的底，第一必须从改进政治来推动民众能够自动的参加抗日战争。“战争是政治之延续”，我们此次军事之失败，实际是政治之失败，不改进政治，民众是不会自动参加抗战的。如此，漫说抗战到底，连战到一年半载都很困难。
要抗战到这样的底，第二不可幻想能够速成，必须放大眼光，必须把抗战延长到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这期间也许某一时惨败不堪，甚至某一时政府议和，我们也不可因之气馁。在强大的敌人之前，要想一战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运动，中途挫折和一时停顿，是不可避免的事，最要紧的是打定主意，终于非达到国家独立之目的不已。
要抗战到这样的底，第三不可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一面对英、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并不是说在对日抗战中拒绝别国现实的帮助，而是说不应该害单思病，把热脸就人家的冷屁股。况且依靠甲帝国主义来赶走乙帝国主义，这是一种何等滑稽的国家独立运动？！英美帝国主义者统治殖民地的制度，诚然比日本恩惠些，然而这是奴隶选择主人的态度，不是国民独立运动的态度。
这便是我对于“抗战到底”这句话的了解。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1938年1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为自由而战
——在武昌艺专讲演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首先要说明“自由”的意义。“自由”是政治上法律上有严重意义的术语，不是如通俗的说法，自由自便，即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通俗说法自由自便的“自由”，和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必须要分别清楚。人类也是一种动物，别的动物如虎、豹、狮、象，其体力高过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够征服别的一切动物，只因为人类的心灵即智慧比一切动物高，故有“人为万物之灵”之说。人类的智慧必须不受束缚，才能自由发展，换言之，人类智慧之发展，和所获得的自由程度成为正比例。欧洲人在中世纪，受了宗教和王权的束缚，学术政治的思想一切都没有自由。自文艺复兴前后，科学、艺术、宗教、政治，各方面都有过为自由而战的流血的剧烈斗争，因此才有光华燦烂的今日。欧洲近代五六百年的历史，乃是为自由而战的历史，东方比西方落后，正因为一切学术思想，都为古来传统的政教所束缚，不能自由发展。例如艺术家必须有自由创造的精神，不受外来的束缚，而后天才始能发展，其他一切科学政治天才，也必须不受束缚，才能够自由发展，这是因为人类心灵不受外来的束缚，才有自由发展的可能。我们都知道近代科学之发生与发达，都得力于思想自由，有些其初还是由于胡思乱想，而得到偶然的发明与发见。
思想是人类心灵即智慧之内在的活动，一受束缚便阻碍了它的发展，其发展无论至何程度，都无碍于他人，所以应该是绝无限制的；至于涉及行动，在公法上，自由仍不应限制，因为它的对象，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在私法上，在国际法上，便不然了。个人的自由，应以他人的自由为限，一国的自由，应以别国的自由为限，过了此限，在个人为强暴，在国家为侵略，强暴与侵略，都对于人类整个的自由，加了伤害，这是应该制止的。譬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因受了别国的压迫，他们为自由而战，是正当的，现在他们为侵略中国而战，为侵犯中国自由而战，便不正当；中国对日抗战，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则是正当的了。所以中国对日抗战，并不止是要收复失地，而是要争取整个的民族自由。日本从前曾提过中日亲善的说法，我们并不反对中日亲善，可是他所谓亲善，乃是要他坐着，中国人对他跪着的亲善，我们便不得不为自由而战了。中国对日抗战，并非侵犯别人的自由，乃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那么，如果中国一天不得自由，就要抗战一天，必须获得整个的民族自由，才能罢休，决不能中途妥协。故所谓抗战到底，不是空空洞洞的无目的而战，乃是要脱离奴隶的地位，得到真正自由独立的地位。抗战是为自由而战，抗战到底，即是为自由而战到底。这次战争如果失败，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做不自由的奴隶，永远的做奴隶，所以什么人都应该参加。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1938年1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
——在汉口市立女中讲演
根本说起来，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之一，它和别的社会问题有连带关系，很少很难单独的解决，它是必须跟着大的运动来解决的，例如贞操问题，缠足问题，教育问题，职业问题，财产问题，法律地位问题和社会地位问题，婚姻问题。在以前封建的道德习惯还保持着传统的势力之时，妇女处在不利地位和受着残酷的虐待；经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封建的道德习惯，受了几次民主运动的致命打击，妇女才得到了相当的解放；贞操问题虽然还不曾彻底解决，而稍受过教育的男子，却不敢公然以此苛责女子了；缠足问题解决了大部分；教育和职业问题之解决，我们虽然最不满意，而已有一点萌芽；财产问题和法律问题，虽然在实际上还没有多大效果，而法律条文上总算有了进步，如遗产继承及犯奸罪。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很低，虽然在欧化的绅士之交际社会妇女地位提高了，而一般妇女仍然拘囚在“家主婆”的生活中，“家主婆”遇着了怕老婆的“家主公”，固然是家庭之王，而在社会地位上终于隶属于男子；婚姻自由问题，曾经小小的震动了社会一下，而问题之解决还甚辽远，此问题之顺利的真正的解决，当在教育问题和经济问题解决之后，否则像现在不自由之自由，会造成许多女子之不幸和耻辱。没有劳动自由，便没有婚姻自由；妇女脱离了不自由的家庭，便走进不自由的社会，仍旧在天罗地网中呻吟着。
妇女现在所得到的一点解放，是以前几次社会大的运动之后果，不是从单独的妇女运动所能够得来的。将来也是如此。所以妇女即为了本身问题，也应该努力参加此次抗日战争的工作，努力使战争胜利，努力在抗战运动中，双手完成民族的解放和自身的解放！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1938年1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的自序
去年九月从南京到汉口舟中，我就拟定五个题目，打算写一本抗日意见的小册子。一在武昌住下，便开始动手写，并且在华中大学讲演时已告诉了听众；在华中、汉口青年会及武汉大学的讲演，便用了这个小册子头三篇的内容。其中第一篇在华中的讲演稿曾在汉口《扫荡报》上发表过；后来在各处的讲演稿，都在“暂缓登载”的禁令之下，未曾发表。其后，上海的朋友屡次来信叫我把这些稿子寄到上海发表，因为当时那里出版还稍稍自由一点，然我总以为有点过时了，未曾寄去。现在有几位朋友认为无论过时不过时，仍然应该发表；他们的意思是想拿这一本卑之无甚高论的小册子，做试验目前政治空气的寒暑表，在高呼继续抗战期中，究竟有无成为禁书的资格，我报之曰可，并自序此书之原委是此。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我英勇的空军击落敌机十一架于汉口上空时，急书此为纪念！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全中国不分在朝在野的各党各派，如果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无可犹疑的应该避免无关于抗战胜负之根本政策的争论，而以全力用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上面。
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危机，停止多年的内战，在军事上合力抗日，这是无可非难的事。这一联合，在数月抗战中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可是同时两党磨擦的暗潮，日渐浮于表面，这是众人皆知，无可讳言的事。因此国人颇为惴惴，深恐此种磨擦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或至影响抗战前途，并且这一问题日渐成为私人谈论时局的中心，这一忧虑，不是毫无理由的。
其实这种磨擦，除了根本原则不计外，其种子已包藏于联合之最初时期，即两党对于联合之方式，都未免鲁莽：一方面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一方面共产党在政治上事事迁就允诺，未能坦白的坚持自己抗日的政治主张，因此事后在政治态度及宣传上，引起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有言行不符的疑虑。一切磨擦便自然的日渐发生了。
此种磨擦如果双方都感觉有停止的必要，下列办法或者可以收相当的效果：
一、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的党派，都公开的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
二、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
在原则上，政治上的争论，有可能推动政治进步，直接间接有利于抗战。非政府党党员在政府附属机关担任工作，这本与政权无关。政府对于所属机关之用人，应采人材主义，不必一党包办，在野党亦应避免政府附属机关中地位之竞争；非政治的斗争即地位斗争，有百害而无一利。各党各派如果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这种斗争是应该停止的。党派间以至一党中小派别之非政治的无原则的地位斗争，只有为敌人开辟道路！
抗战中应有的纲领
政治纲领是国内革命战争决定胜负一因素。此次中国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抗战，也是一种革命战争，在抗战中，要唤起全国广大民众拥护这一战争，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以求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有鲜明的抗战纲领，具体的昭告全国人民为谁的利益而战；抽象的笼统的民族利益，不一定能够动员全国人民，尤其是比较落后的人民。如果我们不赞成拿主观的愿望来代替客观的实际效果，下列的十条纲领，在抗战中断然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
（二）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
（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财产，没收汉奸及贪官污吏的财产，充作救济伤兵及难民之费用。
（五）强迫富人购认救国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事营业所得税，不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
（六）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以提高民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
（七）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
（八）改组全国军队，直隶中央政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兵士待遇，实行军队和驻在地民众之亲密合作。
（九）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组织训练前线失业工人的特殊军队，加入作战。
（十）迅速召集国民大会，集中全国抗战力量，主持和战大局。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 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一切幻想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见了太阳。战争，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件最实际最严肃的事，如果把它寄托在幻想上面，这是多么危险呀！
自对日抗战以来，我们全国上下，拿各种各样幻想的宣传，特别对于国际的幻想，代替了实际的努力。这不独减少了实际战斗力，而且撒下了幻想落空时使一般人失望消沉的种子。所谓苏俄出兵，英、日战争，英、美舰队联合，国联制裁，《九国公约》制裁等等幻想，事实上已经随着第一期战争失败，而杳无踪影的过去了。倘吾人若不平心静气毫无成见的洞察国际形势，难免不从旧幻想的根蒂上，再生长出新的幻想来，以造成第二期作战之不幸，这是我们万万不容忽视的事。
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维护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各处的利益，这是英国的国策；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联合任何国家尤其是英国，以防御德国复仇，这是法国的国策；自己极力避免陷入战争的漩涡，而利用他人的战争销售军火，这是美国的国策；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安全，这是苏联的国策；统一日耳曼民族，对法复仇，以收复德、奥在上次大战中的失地，这是德国的国策；向北非、中欧、近东发展，以成为地中海的主人，这是意大利的国策；吞灭中国及南洋，独霸远东，这是日本的国策。
以上便是目前国际形势之骨干。
在这样各国各自利害不同的现状之下，简单化的两个对立的战争的集团，自然不易形成，虽然他们都在各自寻找与国；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时决不会到来的最大原因，各国预想的军备尚未完成，还是其次又其次的原因。他们之间都相互知道彼此的军备同样不充分，只要两个对立的集团形成，是不妨一战的。在此环境中，中国对日抗战，除了向各〔个〕别国家购得军火外，不能有别的幻想，不能幻想国际有某一集团，或某一国家和我们共同对日作战。
人们所谓德、意、日侵略阵线，或法西斯特阵线，乃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德、意、日侵略阵线这一个名词，在外延上不合逻辑。德、意、日固然是侵略的国家，如果说英、法、美不是侵略的国家，便等于说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者；德、意、日三国有了《反共协定》，虽然是一个国际政治集团，而还未成为决定对于另一集团的军事同盟，特别是意大利之眼光四射，动摇不定，最近她因为奥国问题和德国暗斗，开始了和英国的谈判。德国虽然承认了“满洲国”，这并非等于宣布今后对于中日战争取消中立。军阀政治的日本还不是法西斯特国家，这乃铁一般的事实。前年法西斯特派政变失败后，受到广田内阁严重的打击，眼前以政友会和民政党为主力的议会，正在金融托拉斯资助之下，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右派各团体，还在向政府要求释放二月十七日防共护国团包围政、民两党总部之法西斯特派领袖；世界上有这样的法西斯特国家吗？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能容许别的政党盘据议会，公开的进行反法西斯特斗争呢？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法西斯党会因侵犯别党总部而被捕，而向他们自己的政府要求释放他们自己的领袖呢？如果以为凡是有了法西斯特运动的国家，便是法西斯特国家，那么全世界能找得几个非法西斯特国家呢？在法国法西斯特的运动和力量都强大过日本，难道法国也是法西斯特国家吗！所以德、意、日法西斯特阵线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
至英、法、美、苏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更是子虚乌有之谈。苏联的政制，是独裁而非民主，她和英国始终是貌合神离，英国始终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表示对苏俄与德、意的斗争两面都不参加；英、法、美虽然同是民主国家，而美国固守着孤立政策以免陷入欧洲的纷纠漩涡，更谈不上和欧洲任何国家的联合阵线。和平吗？在帝国主义制度未倾覆以前，和平是不可想像的事，尤其是克里姆宫的人们，应该懂得这个，因为他们现在还自称为列宁的门徒。不错，英、法、美、苏是一致避免战争希望和平的；然而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后面承认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实，以避免战争，这是对于侵略者的和平，她们对于国内人民的反对派（如苏联）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英、法）却是不很和平的。自九一八以来，我们已经饱受她们这种和平政策的苦教训了；现在中日关系，我们若企图避免战争，而希望和平，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所能得到的只有屈膝后暂时的和平而已！希特勒说：“如果某些强国不援助日本的对方，远东的和平当已成立了。”如此则和平便是侵略者胜利，被侵略者屈服之另一说法。在呼吁和平避免战争的各国，或者将来也会认为这是合理的解决，它们或者更会进一步压迫中国，牺牲中国，跟在日本后面承认既成的事实，以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如此则中国便在全世界一片和平声中断送了！呜呼！和平！和平！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国联派所号召的集体安全制度，在伦敦政府心目中的飞鸿，与其说是英、法、美、苏的什么阵线，不如说是英、法、德、意四强协定。这样模糊不定的集体安全制度，经过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事变，又以“不决战不妥协”的态度处之，所谓集体安全制度遂至搁浅。于是包尔温不得不继霍尔而下台，继霍尔的艾登仍旧继续“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张伯伦内阁依然走头〔投〕无路，直到最近中日战争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日见英国在远东的特权与利益朝不保夕，迫得张伯伦不得不于决战或妥协二途选择一个：依避免战争的国策，张伯伦只有选择后者，于是艾登不得不辞职，集体安全制度遂由张伯伦宣告破产。所谓民主阵线，和平阵线，更是由海市蜃楼而幻灭了。照现时国际紧张的局面，“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本来是最无出路的如意算盘，依英国帝国主义的立场，霍尔及张伯伦的政策，比包尔温及艾登自较为合理，所以张伯伦一宣称“国联不能为任何国家保持集体安全，吾人不应再作国联仍能保护弱小国家抵抗侵略之想”，和平梦想家所召集的国际反侵略大会，昨日还轰动伦敦，今日便如泥牛入海，踪影全无了！这班梦想家，受过一九一四年的大教训还不够，现在又受到一个小教训，如果还不觉悟，将终于是一个教不醒的蠢材！艾登辞职的消息初传到中国时，我们的梦想家，还认为张伯伦的外交转变政策不会为内阁及国会所通过，会因此引起政潮；不料事实上，反对派工党在国会提出的谴责政府案，已为张伯伦的长篇激昂演说所驳倒，结果下院卒以三三○票对一六八票而否决了。这是因为张伯伦在演说中所提出的“汝究欲汝祖国卷入战争漩涡内乎”一问题，不独阿特里、格林伍德、艾登等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即在我们的梦想家所谓“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热烈反对侵略运动的英国劳苦人民”，也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因为他们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是与张伯伦同调的；剩下的所谓“热烈反侵略运动”只是一句空话而已。除了战争，空话是不能损伤侵略者毫发的。英国的劳工运动，本来是在和平空气中生长起来的，又加以第三国际近几年来和平主义的强调宣传，更是为张伯伦现行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张伯伦的现行政策，不但要拿和德、意妥协来避免欧洲战争，并且还会和日本妥协来停止远东战争。张伯伦这一政策是应该受人谴责的，然而克里姆宫的人们却不配谴责他。张伯伦虽然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物，而却是一个实际政治家，至少不象克里姆宫的蠢材，会幻想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能够制止战争，会幻想喊喊反侵略口号，开开反侵略大会，宣传宣传，就能够不动干戈吓退德、意、日本。希特勒说：“日本的胜利是比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危险要少些。”希特勒可以这样说，英、法、美也还可以这样说，苏联也可以拿这一理由来呼吁和平避免对日战争吗？照英、法、美、苏所力行的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的政策，只有让德、意、日本日益坐大，会造成全世界一个更黑暗时期！在这一点，中国放弃和平，对日抗战，不但有民族的意义，而且有世界的意义；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革命的国家，如果它专门计较自国的利害，在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口号掩护之下，眼见中国失败而袖手旁观，这便是革命之背叛者！
英意、英德的谈判，如果在牺牲弱小的条件之下顺利的成功，英、法、德、意联合干涉远东停战局面，便会到来。我们万万不可因这一局面又引起新的幻想，认为他们会武装制裁日本，这不独非德、意所愿，亦非英、法所愿；它们干涉的压力，三分用在日本，七分还用在中国，使中国向日本屈服，日本向欧洲让步，以阻止日本势力一直南下，完全独占了中国，完全扫荡了英国在中国南方的特权与利益。
如果我们不愿被迫而接受屈服甚至亡国的条件，只有努力支持长期抗战之一途，也只有我们有力量能够支持抗战，不再败退，才能够多少转变张伯伦的政策。此时中日两方面都发出了长期战争的呼声，其实日本财政虽然比我们优裕，也支持不了二年以上的战争。她的赤字公债，战前已超过一百万万元，二年战争又需用一百万万，如果不能从中国攫取大量金钱，到了明年夏秋间，甚至明年春天，日元一先令二便士的汇兑率便难以维持了。财政一露破绽，无论日本军阀如何横蛮，也不能不认真考虑战争应否继续的问题。所以她们已经事先准备拿集会出版之自由向国民让步，来建立国民总动员的计划，以应付杉山所谓“较目前形势更劣之局面”。我们中国怎样呢？
我们的财政，我们的国民经济，自然更脆弱于日本。我们不能寄托幻想于国际，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我们更应该拿改良政治向国民让步，来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再困苦撑持一年以上的战争，以期待敌人的财政先我而崩溃。尤其要建立对各级政府的人民监督制度，才能够肃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苛税，以扫荡这些破坏国民经济基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最大因素。国民经济之崩溃，对于战争的影响，比吃败战更加是致命伤。并且改良政治的实惠，如果真能广及于人民，风声所播，还能以挽回敌人占领地已失将失之人心，使之内向，使之自动的拒绝日货日钞，以加速敌人财政之崩溃。这不都是目前迫不容缓的事吗？
在怀疑民主政治的人们，或者会反驳我这一提议也是幻想；那么，外来的力量既不可靠，求之于自己的政治改良又是幻想，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不能拿改良政治来动员财力人力，和安定国民经济，不独战无可战，即忍痛言和，而战后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百孔千疮，又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乐观夸大自慰的宣传，经不得事实的打击；“人民愈穷苦愈革命”更是道地的胡说！
致《新华日报》
我在去年九月出狱之后，曾和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又单独和剑英谈过一次。到武昌后，必武也来看过我一次。从未议及我是否汉奸的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顷见本月贵报短评，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你们造谣诬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可以明白了。你们对我的要求是：“他如果不甘与汉奸匪徒为伍，他应该公开坦白地宣言他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并在实际上反对托派汉奸行动”。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见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决不应该如你们所说：“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除开真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呵！况且现在并非无政府时代，任何人发现汉奸，只应该向政府提出证据，由政府依法办理。在政府机关未判定是否汉奸以前，任何私人无权决定他们为汉奸，更不容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政治斗争的宣传手段。
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各党各派的刊物，我都送去发表。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
从前我因为反对盲动政策，被中国共产党以取消主义而开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一九三八〕三月十七日。
1938年3月20日《扫荡报》
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
——答《抗战行动旬报》征集抗战集体意见问题之一
一国中为什么有党同伐异的各党派存在，这不是根据人们愿意不愿意，而是根据社会各阶层客观利害不同形成思想不同所结合的共同意志，不能够由人们在主观上任意令它发生，令它消灭。
为什么利害不同、思想不同、意志不同的各党派能够合力抗日，这是由于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共同意志；也只是因为有形成这一共同意志之可能性，我们才有理由提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问题，过此以上的合作、团结，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已，没有共同的利害，便没有共同的意志，便谈不上合作、团结。
不幸得很，竟有人在各党派合作抗战中，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思想信仰统一了，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诚然，人们提出思想信仰统一的问题，正因为企图实现一国一党消灭其余别的党派之理想。其实党派是相对的名词，如果别党消灭了，科学的说来，任何一党也就不能存在，因为那时各党派所代表的各部分人民不同的利害都消灭了，一切党派也自然消灭。这样的社会还很遥远，现在俄、德、意所谓一国一党的办法，即令政权的阶级性不同，都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正因为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招来国内不断的纷争，将来还会成为崩溃之一因素。
现在的中国，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更不应该利用抗战的机会，效法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来消灭异己！能够使各党派合作团结的口号，只有一个，即“抗日救亡”，这就是说，无论各党各派在思想信仰上如何不同，而对于抗日救亡的行动，必须一致，这便是所谓“对立的统一”；“对立的统一”，本是全宇宙普遍的规律，政治也不能例外。若企图统一思想信仰来抗日救亡，那便不知道要等待到何年何月了。譬如宗教上有儒、释、道、耶、回之分，哲学上有唯物唯心之别，政治上有集权分权之争，如此等等，何时才能够统一呢？我们能够要求他们为抗日救亡而放弃他们的思想信仰吗？如果定要拿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条件，那只有先从事内战，肃清了异己，然后才来抗日；这对于党派的问题，只是分散而不是团结，对于抗日救亡的力量，不是增加而是削弱，都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如果顾虑到战后之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纷争问题，这乃最后决定于国际和国内经济政治之发展，而非决定于思想信仰。
统一思想信仰，根本是一个荒唐无稽的幻想。在欧洲中世纪，全欧洲的文化几乎都在公教会手中，宗教法庭用过无数次烧杀酷刑，也消灭不了异教徒，也没有把思想信仰统一起来，反而公教会本身倒分了无数的派别；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在中国古时，汉武帝和董仲舒，他们君臣曾热心拿尊孔来统一思想信仰，然而汉朝的宫廷中，始终完不了儒、法、黄、老的斗争，即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信仰，就是一个儒、道两宗的混血儿；后汉诸帝也曾严厉的拿谶纬来统一思想信仰，然而终于降服不了桓谭、王充的党徒。
历史的教训是很严酷的，我奉劝主张统一思想信仰的人们，多做点抗日救亡工作，少发点幻想罢！幻想一旦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见了太阳！
陈独秀：《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抗战与建国
近来新发现“抗战建国”这一名词，可以说是有深思远虑的了。惟解释各有不同，有人说抗战胜利后再来建国；有人说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我认为这两说都是完全对。抗战就是建国事业之一，并且中国已建国数千年，即以民国而论，二十七年前的辛亥革命，就已经是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之开端。倘以建国作建设工业解，那便诚然非抗战胜利后谈不到，无论是内战或对外战争，都是破坏经济的，尤其是对外战争，海口被封锁，交通被破坏，机器原料之输入都很困难。原有的工业基础都很难维持，民族工业之大规模的发展，更是梦话了。
为了要明白建国即建立近代国家之整个概念，以及战后会出现一个什么形态的国家，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我们现今处在全世界历史发展的什么时代。自从十五六世纪一直到今天，本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时代，法西斯特运动，乃是这一整时代的大流将转变为另一时代之暂时的逆流。这一逆流象征着前一时代行将完结，另一新时代快要到来，在前此五六百年整个民主革命时代，各国所完成之主要的民主任务是：
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
立宪政治之确立，
民族工业之发展，
农民解放。
在这一时代的各民族，必须完成这些民主任务，才能够摧毁旧的封建经济与政治，开展新的较高的生产力和新的政治制度，以成功所谓近代国家，即多多少少民主制的国家。
为什么要国家独立与统一？因为非脱离国外非民主的压迫和国内的分裂，一切经济政治都不能自由发展。为什么要确立宪法政治？因为非如此不能确定政府的权限，保障人民的权利，使全国人民的智力和道德能够普遍的发展，以增加整个国家的力量。为什么要发展工业？因为非如此不能增高国家物质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生活与文化，以减杀整个民族文化方面的落后性。为什么要解放农民？因为非如此不能根本摧毁封建的社会势力，繁荣本国工业的国内市场，这便是我们建国的整个概念。
在历史上各民族完成这些民主任务的动力，并非先天的限定是那一阶级，英国是资产阶级完成的，法国是小资产阶级联合工人完成的，德国和意大利是资产阶级联合地主贵族完成的，俄国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完成的。各国所完成的民主任务虽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无根本上的差别，即在落后的东方如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也完成了某些民主任务，所以她也勉强算是一个近代国家。
中国辛亥革命，也是企图步武欧美，建立一个近代国家；虽然成立了民国，产生了宪法与国会，民族工业也开始萌芽，然以国外及国内巨大的阻力，所谓民主革命任务，并未真实的完成，因此乃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都是建国运动，并且是建立近代国家之主要的基本的运动，即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
处在全世界历史发展之民主革命时代行将完结而东方犹未完结的中国，民主任务不完成，即建立近代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曾解决，在国内外任何事变中，这些国家根本问题都会很自然的提到全国人民的面前，成为革命的酵母。
目前的抗日战争，是建国事业中之主要的基本的事业，除开国际因素外，单就国内社会势力而言，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素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及财产关系，都截然不能混合并行，社会政策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因此在这一建设时期，政权党只能自行其是，除非在野党断然言行一致的放弃其阶级立场，是不能像在对外战争中和阶级性不同的党派合作的，这时阶级性不同的政党，只有站在在野的反对派地位。
如果国内各种社会势力都不能够完成民主任务，来建立一个近代国家，那末中国受外力牵制和国内纷乱的局面，只有延长至国际巨大变动法西斯特崩溃新时代到来之时。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
有人以为“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了，时代已经走到前面，人们的思想如果停留在“五四”运动时代，那就未免太落后了。
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吗？要研究“五四”运动时代已否过去，必须要明白“五四”运动时代是什么一个时代，且必须具体的指出“五四”运动时代要求的是什么，现在是否还有这些要求，如此则“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时代性，和这一时代现在是否已经过去，便不许闭眼胡说的了。
“五四”运动时代所要求的是：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卖国贼。
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以扫荡封建的残余。
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设工业。
反对古典文，提倡语体文，以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
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
这些要求现在已经过去了，或完全过去了吗？“五四”运动时代不是孤立的，由辛亥革命而“五四”运动，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而抗日战争，是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时代之各个事变。在各个事变中，虽有参加社会势力广度之不同，运动要求的深度之不同，而民主革命的时代性，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所以“五四”运动的缺点，乃参加运动的主力仅仅是些青年知识分子，而没有生产大众，并不能够说这一运动的时代性已经过去。这一时代性不但现在不曾过去，即在近的将来，离开了民主革命的要求（民族独立也是民主革命的要求之一），不会推动什么革命，并且连规模较大的运动也不会有。政治经济之发展，会因革命的动力不同而异其形态，而推动革命的历史任务，必然是民主民族的要求，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所决定的，人们头脑中的幻想不能够改变它。
正因为有些人们虽然口中也曾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会有“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这样的见解，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抵制国民会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以及由打倒富农到“请土豪劣绅帮忙”，由苏维埃政府到国防政府，由普罗文学到国防文学，由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到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都由于未能了解并把握这一时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
现在或者已经过去的是这班头脑昏乱的人们，而不是“五四”运动时代，现在一代的青年，不可再重复这样的错误了。所以我在大家回忆“五四”运动的今天，不得不指出“五四”运动之具体要求所代表的时代性，这不仅仅为了说明“五四”运动的意义，重要的还是为了指出青年们参加政治运动的据点，即是：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参加一切民主民族的斗争。要坚守住这一据点，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混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
我们断然有救
去年九月，我在南京出狱未久，在中英协会和适之、孟真晤谈时，孟真向适之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他这样说的缘故，是因为在那几天以前，我们谈论世界大势时，孟真很颓丧的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势力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阴贼险狠，专横武断，一切不择手段的阴谋暴行，都肆无忌惮的做了出来，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我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很严肃的向我说：“全人类已临到了窒息的时候，还能够自救吗？”我说：“不然，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譬如日本的黑暗势力，横行中国，压迫蹂躏得我们几乎窒息了，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但可救中国人，日本人将来也要靠我们得救，不要震惊于他们那种有强权无公理的武装力量！”当时孟真也颇以我的见解为然。
我现在还是想着。
请看！鹿地亘先生夫妇的言行，堀田少尉的觉悟，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一种信公理不信强权的表示，而是黑暗中放出一线曙光，这小小的一线曙光，在我们人类还能够自救的保证上，比中国军队打败日本军队，还要有价值。有些中国报上，很错误的竟有“堀田少尉向我军投诚”这样说法，简直是把曙光变成了黑暗，恕我不能附和！
我们不要害怕各色黑暗势力笼罩着全世界，在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于黑暗，不把光明当做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全世界各色黑暗营垒中，都会有曙光放出来，我根据这些观点，所以敢说“我们断然有救”！
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
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
领导全国抗战建国的中国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在国民党的本质及其最近临大宣言和纲领中，政治水平较高的人们，自然早已懂得，其余或因政治的头脑不甚清晰，或系别有用心的人们，无论在党内或党外，似乎或还是意见纷歧，因此国民党的领袖及其中坚干部，应该清楚明白的昭告国人，以免曲解和误会，这是为要的，尤其是在高呼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今天。大公报曾经主张国民党的总裁应当对三民主义加以确定的解释，或者也是这个意思。
最近读到《政论旬刊》第十三期罗敦伟先生“党派统一问题”一文，其主旨是反对多党论，其主要理由是如下一段所说：
在资本主义的统治形态之下，经济机构上的力量是寡头的。有的是比较复杂的寡头，例如法国他们是多党制，英美是比较简单的寡头，他们是两党制，最近也有多党的倾向。代表多数集团的资本政党，当然并不在想像党外无党，也不在禁止党内无派。一旦资本的统制高度发挥，经济机构单一化，独占化，即立刻复为统一的政党。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都有他们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只有最庸俗的政党论者，才以为是人为的。苏联共产党的统一，也有他的必然性，完全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独占主义基础上，应有的上层筑物。
罗先生这篇文章，不用说是对我们《各党派合作问题》那篇文章而发（曾载《时事新报》），在这一段中及全文他处我所不能同意之点，本文中均不能详及，我认为现在应该急于提出讨论的是：罗先生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论者，而罗先生是否认为中国的经济已达到“资本的统制高度发挥，经济机构单一化，独占化”，而需要采用“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的政制呢？如果两者（无产阶级专政和德意法西斯制）都不好，英美法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也不好，那末中国国民党打算采用什么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呢？虽然各国建国都有他的特点，国民党将领导国民向那一大方向走去呢？如果领导国民抗战建国的党，自己还没有决定大的方向，自己还没有统一的政治意识和意志，则国民的努力真无所适从了，党内党外的纷歧意见更莫由统一了。罗先生所高唱的“现阶段的中国，固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要强化国民全体一致的团结，尤其需要统一的政治组织，统一的命令与行动”，更是无从说起了。
因罗先生这一段话，使我们更感觉得国民党自己明确决定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万不能再含糊下去了！
六月十日
抗战中川军之责任
——七月十四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
在对外战争中，地大人多，自然是一大优点。俄国第一次被拿破仑之侵入，第二次十月革命后被欧、美、日本各国联合进攻，都仍能保全者，正因地大之故。此次中国对日本抗战，若非中国地大人多，已被日本灭掉了。中国单是四川一省，土地、人口都与日本相等，论理只四川一省，都有对日本抗战的资格；不幸中国的工业与教育都不及日本发达，所以在抗战一年中虽有各国的援助，仍然丧失了不少的土地、不少的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更是蹂躏不堪。我们自从开战以至今日，并不是想在军事上战胜日本，只是因为日本逼迫我们到了民族不能生存的最后关头，不得不出于孤注一掷，为保存国家民族的人格而出于一战。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战争愈延长，我们固然愈加破产，敌人也愈加困难；我们的破产是愈加贫弱，敌人的困难是不能维持富强，这是由于他对华长期战争减弱了对英、美、俄国防的力量，尤其是对英、美造舰的竞争，形成了她将来的破产；这一点在敌人明白的政治家已看得透明，所以他们当中或者希望速战速决，或者希望停止战争，骨子里同样是认为战争不应该延长下去。所以只要我们再困苦支持半年以上，守住武汉不失，敌人便会知难而退，即是撤回使我们不能忍受的媾和条件，我们便能够在战败破产的废墟上，加倍努力，复兴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现在不要气馁，也不要大言自豪，只要看清敌我两方的真实状况，脚踏实地的再困苦支持半年以上，我们便有希望了。
我们将怎样支持呢？最重要的自然是军事力量。过去参加战争的军队，都有各种程度的疲劳与残破，最后的长城，乃是我们四川的大批生力军。因为大水灾的缘故，敌人用主力军由河南南下的战略，改变为由长江西进。此时在长江南北两岸和敌人血战和防守的，川军颇居重要地位；我们希望四川第三次出兵，并且迅速派出大批的精锐部队，保住武汉，即是保住中国，所以我们敢说：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最后长城。这便是抗战中川军的责任，也就是川军在历史上不朽的荣誉。
即万一不幸，武汉失守，在经济上、文化上，也只有四川能够领导云、贵做复兴中国的安哥拉。
四川的同胞们为了要加强劳动力和战斗力，以尽目前和将来的责任，禁绝鸦片烟，乃是第一件大事！
陈独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民族野心
通常说到野心二字，人们便有点厌恶，其实无论个人或民族，野心用在占有欲固然不免令人厌恶，倘用在创造欲上，便是伟大、向上、有志气等同意义的名词。
我们民族现在种种不长进，受人侮辱，正因为缺少野心。为什么缺少野心？有人说，因为民族衰老了，罗马之后今有意大利，为什么我们却衰老了？有人说，因为孔、孟、老、庄、佛教、宋儒等礼让退婴的学说，衰老了中国民族精神上的血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产生和培养这些败坏民族精神上血液的学说？剥肤以求，便是不得不归根于社会经济的原因了。
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而且是更高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这两个社会过渡时期，即前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造成社会的蒙昧无知和散漫，商业造成社会的奸诈和苟偷，于是它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都一般的衰落。
欧洲罗马衰亡后数百年，便踏进了资本主义社会。日本德川幕府一倾覆，紧接着便是明治维新，两个社会的过渡时期为时不久或几等于无。中国自晚周封建崩溃以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延长了二千年，第一是因为四邻都是些生产力和文化较低的民族，没有外来的刺激；第二因为海岸线实际的短，不容易形成沿海岸对外贸易的都市；第三因为缺少纵线的河道，形成大陆内部交通之困难，不容易发展国内市场，迅速的集累原始资本；第四因为最大的四次蛮族侵入（五胡、金、元、满清），破坏了中国经济之继续进展，以此种种，遂至延长了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这就是中国和欧洲、日本强弱盛衰之历史原因。
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既然没有资本主义的工业，自然也没有集中的前进的产业工人。这时代的原始农业，各家族占有或使用一块土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只要风调雨顺，便可靠天吃饭；只要家畜和子孙繁殖，使家道兴隆，便是无上幸运；薄税轻刑，是最好的政治，此外用不着人民的组织，用不着国家的保护，用不着政治革命，用不着对外战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是商业支配工业，而不是工业支配商业，国内市场已足供其回旋，商人将本求利，固无择于本国制品或外国制品，即令是仇货走私，也一样发财，用不着民族斗争，便谈不上爱国，更厌恶革命战争；他们也和农民一样，根本不会有民族野心。农民的特性是守旧、散漫和无知（手工业工人不占重要地位，其特性亦近于农民，乡村的手工业，有许多就是农民的副业）；商人的特性是奸诈和无耻；这两种落后的特性合并起来，便形成了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无知而又无耻，中国二千年来长期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虽然多次治乱循环，多次更换王朝，而统治权终于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和商业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脚色的，也终于是一班代表农民和商人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能产生孔、孟、老、庄、宋儒，发挥佛教等礼让退婴学说的，还算是其中优秀分子，这正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农业与商业之反映；在这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精神文明。
一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那便万象一新了。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市场，它需要国家保护，它需要扫荡封建旧势力的国内战争，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是它的民族野心自然日渐高昂。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
经济长久停滞的中国，也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又经过欧洲大战，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初步的生长，民族野心已开始萌芽，于是才会有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此次抗日战争发生。然而正因为经济长久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缘故，旧社会的抵抗力过于强大，资本主义的工业与文化不易侵入，民族资产阶级昏懦的可怜，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仍然充塞了朝野，这便是历次革新运动中途夭折和此次抗日不易成功的根本原因。
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在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的汉奸；买办和银行家（中国现在的银行，仍旧是商业的，而非工业的）出身的官僚，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大饱私囊；士大夫、土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为抗战而尽力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和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因工业不发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影响到抗战如此之大，至于军器、军事技术和交通工具之贫乏，更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这都是吃了我们崇拜东方文化、精神文明而轻视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亏！
如果经过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至今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还不能唤醒我们的痴人迷梦，还死守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或者承袭着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半吊子的见解，反对全部欧化，一方面主张采用现代生产制与军器，一方面主张保存固有的道德与文化，高唱东方的精神文化胜过西欧的物质文明；如此则中国永远不会欧化，即是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永远不会走进中国来；永远死守着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永远没有什么民族野心。如果这样永远糊涂下去，我们对得起子孙吗？！
七月十六日
陈独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论游击队
时论对于游击队或者都有点毁誉过分罢。我所得的材料，却是可以毁的多过可以誉的，然而现在还不能下一个最终的结论。可是我们对于游击队有两点必须充分认识，方不至为时论所迷。
第一，正当的游击队有两种：一是属于正规军队指挥供给的别动队，一是民众自携武器、粮食的武装队，这两种游击队，也都必与正规军配合起来，才能起较大的作用。第三种便是在民众之外在民众之上向民众征发军器、粮食的游击队，辛亥革命以来有所谓“民军”，即属此类，在战争中，在战后，往往为社会国家之累；在此次抗战中，被人骂为“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亡国的游击队”的，正指此辈。
第二，即正当的游击队，虽有它的特殊作用，即战争中扰乱和牵制敌人，战争失败后使敌人不容易安全统治；然一离开正规军，而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国家，便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敌人首先要占据的是我们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他们占据这些城市，便可支配全中国，别的比较不重要的地方，即令我们的军队或游击队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都可以暂时不管；因为他们懂得大城市在近代国家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阿比西利亚的农村中，至今尚有不少的游击队，不断的袭击意大利军队，我们能说阿比西利亚还不曾亡国吗？印度西北至今还有一些所谓“王国”，我们能说印度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吗？
我们必须充分在原则上认识这两点，游击队运动在抗战中始有利而无害！
七月二十一日
说老实话
“负责任，说老实话”，汪精卫先生这两句话，特别对于现在的中国人（精卫先生自己和我当然都在内），真是逆耳的良言！
我以为这两句话实在是一句话，不说老实话的人，决不会负责任，话既然不老实，根本便无责任可负。说老实话，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基本条件。
说老实话的意义，在表面上好像就是不说谎；然而更进一步解释起来，似乎前者比后者还有积极的意义，不说谎，只是消极的不说谎话欺骗人；说老实话，更是积极的举世非之而不顾的把真理说出来，在欧洲许多国的语言中，“老实话”和“真理”可以同用一个字，例如英语之Truth，俄语之Pravda。
说谎话说出最高的价值，也不过是宗教；宗教是要靠说谎才能存在的，说老实话乃是科学的。科学家有时也有错误，然错误不过若干假定之不成立，真正科学家都不曾有心说谎。科学正是严肃的制止人们说谎，欢喜说谎的人们所以也厌恶科学。
欧美学术界，自从科学战胜了宗教，能够说老实话的人，日多一日。政治界便逊色多了；然而比起我们的士大夫群，还老实得多，譬如：他们的右派便自称是右派，资本主义者便自认是资本主义者；我们的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如果被人称为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心中便感觉得不愉快，甚至勃然大怒。
在抗战八股大流行的今天，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学，说老实话更是不合时宜了。后方的英勇战士实在太多了，尤其在开会宣言和通电的时候。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民众奋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事事结果圆满，处处印象极佳，即有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此种状况究竟能够支持几久呢？个人不说老实话，其事还小；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至于纯洁的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信从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药可救了！
现在的环境并不容许我说我所应说的老实话，即偶然吐出万分之一不忍附和时论的话，已经使有些人大大的不快了。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
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会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
七月二十七日
敬告侨胞
——为暹逻《华侨日报》作
此次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需要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不愿受日本帝国主义工业的统治，所以这一战争，除了少数汉奸外，凡是中国人，无论国内国外，都应该尽他所能尽的力量，援助这一战争。国民对战争愈尽力，胜利愈有希望，即使不能胜利，甚至因战败而亡了国，全世界也不至把我们看成永远亡国而不能复兴的民族。我们须自信：我们在全世界历史上，是伟大民族之一，只要多数国民能为国家尽力，是不会日久被人战败或征服的。
在此次战争中，海外各地侨胞，对于祖国之热望与援助，使我们住在国内的人，不但兴奋，而且惭愧。
关于侨胞的状况，我不大知道，本来不能有所贡献，只感觉有两件事要和诸位谈谈。
第一，我们的民族运动，是站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上面，和帝国主义者以夸大自己的民族为口实来侵略兼并别人的民族主义（如以前俄国沙皇的大斯拉夫主义及现在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等等）根本不同；因此我们侨胞所在的地方，如果是一个民族的独立国家，如果她不公开的直接加害于我们，我们便不应该站在自己民族利益的立场，或站在什么“阵线外交”的立场，来妨碍别人以民族利益为本位的外交政策。这样的妨碍，不但违反了民族自决的精神，而且只有迫着他们对我们益加疏远，甚至仇恨。至于对于所在地的人民（无论是独立国或外国的殖民地），更应该公公正正的平等看待，断不可有伤害本地人民经济生活的侵略行为；我们自己正在为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战争，便没有理由侵略别人。
第二，我们国里的贪官污吏对于人民欺压敲诈，是世界各国中最可怕的地方，回国侨胞吃过他们苦的事实，大概十本书也写不尽；然而侨胞断不应该因此对于祖国失望灰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国家的公仆，公仆不良，主人有权利起来赶走他们！不起来赶走他们，是人民自暴自弃；失望灰心，更是自杀！他们虽然是些公仆，而有了累代传袭的权威，“奴欺主”的局面已非一日了，赶走一批，又来一批，根本解决，只有主人渐渐起来亲理家政；主人能分神亲理家政一分，公仆的权威便自然减少一分。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然而我过去不曾自暴自弃和自杀，将来也不会自暴自弃和自杀，但愿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人们携着手共同奋斗到底！
我所欲言者，暂止于此。
民国廿七年八月一日于重庆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1938年11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
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私人资本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国家资本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的范畴；节制私人资本，只有使资本主义之发展停滞缩小，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所号称的统制经济更是大规模的大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要不废除财产私有，都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范畴。因为私有财产制是资本主义之骨干，它之存在与否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水岭。
如果有人新发明一种制度，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那么我便要请问他：在这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财产私有制是否存在？这一种新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分配方法，究竟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此外还有许多根本的理论，我另有专篇论列，兹不赘及，现在只提出两个无关宏旨的枝叶问题，唤起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注意一下：
第一，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这正合你们的口胃；并且你们所谓中国社会生产力是封建的，这一怪论也从中共抄来；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
第二，欧美的知识分子，毕竟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点知识，不会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许多新发明，他们如果认为你们反对资本主义是不诚实的，他们便知道你们将和希特勒一样，以反对资本主义始以充当大资产阶级的豪奴终；如果认为你们反对资本主义是认真的，他们便知道你们必然要走共产的道路（德意的法西斯道路，仍然是资本主义；如果他们不是资本主义，不是为商品交换而生产，便不需要殖民地和市场了），无论你们愿意或不愿意。并且像你们“一反近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为交换而生产”的主张，这正是全世界至少是几个最主要的国家社会革命成功后，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所谓“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苏俄，还不敢也不能如此主张，你们居然想把它运用到国民党及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几个党员这样随便谈谈，还不关紧要，倘若抗战建国纲领真采用了这样幻想的主张，则敌人将如何宣传，国际形势将发生如何变化，这是可以预见的。
这虽然是两个小小的枝叶问题，也值得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认真考虑一下罢！
八月二日
我们为什么而战？
要问日本兵士为什么而战，他们多数的答复是为执行上官的命令而战，稍稍进一步的答复是为国威而战，此外便没有了，只有他们的政府知道真正是为什么而战。
我们为什么而战呢？我们多数的兵士知道为了日本鬼子欺压我们，我们是为民族生存而战，在这一点，我们的兵士比他们要进步得多。可是我们的政府和知识分子，对于此次抗战，应当更有进一步的了解。“为民族生存而战”，这句话当然没有说错，并且比“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要高明得多；但还未免抽象一点，笼统一点，并未表明为怎样的生存而战。
各个人以至全民族是不能靠空气生存的，要靠衣、食、住、行上物质的条件，而且要有很好的丰富条件，才是光荣的生存，而不是贫苦的屈辱的生存。日本广田曾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他这几句话，正是不要中国有民族工业，要中国民族永远为日本民族生产工业原料，做他们的农奴；日本民族永远过工业的光荣生活，中国民族永远过农业的屈辱生活，如此，中国民族并不是不能生存，而乃是屈辱的生存，不是光荣的生存。如果真照梁漱溟先生的办法，以乡村建设为主要事业，而无视城市工业，则正合日本的口胃，日本固不必加兵于我，而我之抗战也是多余的事。可是事实上，日本不惜消耗大量的飞机大炮，炸毁我们的大城市，炸毁我们的工厂，正是因为要消灭我们的城市工业；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与之抗战，也正是不甘心做他们的农奴，而力争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受她的束缚。所以，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
“战争与革命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这句话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例如此次战争，不但中日两国都因为发展工业而战争，而且两方面都因为工业有了发展才至于推动战争。先就日本说，轻工业的日本，在经济上本非什么了不得的强国；欧战以后，工业突飞的发展起来，原料和市场都不能与之相应，于是不得不急于在中国取得煤铁羊毛棉花与市场，在库页岛及南洋取得煤油，非此则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停止发展；因此，她对英、荷对苏俄尤其是对中国之冲突，遂日益加剧。在中国呢？中国有广大的市场，有丰富的煤铁羊毛与棉花，我们如果以乡村建设自足，无意发展民族工业，广大的市场听〔任〕日货倾销，工业的原料让日本尽量取用，这正是日本政府心目中的中日亲善的真实意义，她便没有对中国作战之必要了；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尤其不堪比较的长期战争。可是自欧战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毕竟缓慢的一直发展着；国民政府对于工商业，对于币制，对于交通，对于军事，都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着手建设，虽然因政府政策的错误建设得很缓慢；这便是告诉日本以及全世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这一新兴国的企图，使大部分靠着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才能够继续发展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大吃一惊，于是在全世界人士心目中，发生了究竟将来谁是中国主人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最后只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工业的日本统治农业的中国，只有用战争来打破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之野心；中国不甘心受日本的统治，要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战以打破敌人的企图。
中日战争在客观上是无可避免的。有些人以为中国对日抗战太晚了，又有些人以为开战太早，这是战争的时期是否于我有利的问题，而不是战争本身的中心问题。
无论战争的时期是否有利于我们，而既已战争，我们只有把握住此次战〔争〕本身的中心意义，即是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而不为一切空话大话所眩惑，大多数人才能够脚踏实地的始终为抗战而奋斗。大众只能为切身利害的问题而奋斗，不能为虚无飘渺的空话大话而奋斗。
只要大家靠定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这一具体要求，即令此次战争完全失败，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瓦解冰消；可是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在空洞的“民族利益”口号或什么“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之下再起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一听到有人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便认为是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种狂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乐闻的，我们不应该起来严肃的加以纠正吗？
八月八日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1938年11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资本主义在中国
——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
人类进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循序的进化，一是跳跃的进化。循序的进化是依一般进化的阶段，循序渐进：跳跃的进化是跳过中间阶段，突然进化到较高的阶段。循序的进化之真实性，除了进化论的反对者，已为众人所周知，现在无庸多讲了，至于跳跃的进化，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每个民族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力量，固然能够使循序的进化比较的加速，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界之影响。例如：在古代社会史上，北朝鲜及日本有些地方，跳过绳纹陶器时代，由无绳纹陶器直接走到铜器时代，甚至走到铁器时代，这是因为受了中国输入铜铁器之影响。又如近代史上，俄国因为西欧的影响，由封建的农业国，很快的经过了甚至于可以说跳过了西欧手工工厂时代，一跃而为近代工业并且踏进了产业托拉斯边沿的国家；在中国，一面继续前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一面采用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最新的纺织机器，跳过了英国数世纪的循序进化，所以在上海马路上往往可以看见独轮车和无轨电车及最新式的汽车并行，马拖的公共街车时代则未曾经过。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工业之所以在中国有些跳跃的进化，也和俄国及其他落后国家一样，是受了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外来影响，而不是由于内部力量以循序进化的。
说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又会引起过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过去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有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其实呢，一个社会的经济，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都往往继续并存着，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因此，我们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那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那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因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中国的中外银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经济，间接支配了小城市经济，中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货币普及了穷乡僻壤，农村生产品如棉花、丝、茶、烟草、桐油等，其扩张或缩小，不但听命于本国市场，且听命于国际市场；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便可以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在中国，一方面由先进国的资本主义之影响而发生而跳跃，一方面也由它（资本帝国主义）的阻碍而未有高度的发展，因此庞大的商业资本，还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之工业化则更加谈不上，统一的国内市场还未形成，产生工业生产工具的工业，几乎还没有，比起资本主义先进国来，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
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之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与罪恶；在目前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
人们或者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既然含有缺点与罪恶，我们何不取法乎上，再大大的跳跃一下，采用生产力更高的社会主义呢？诚然，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资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度的发展，也能以清除资本主义的罪恶，已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中国，便不能够说没有跳跃进化之可能；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社会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特质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和固执私有及均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却不能等待。
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陈独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八一三”
此次抗日哉争，自历史上的意义言之，自当溯之“七七”芦沟桥事变，然由地方事件发展到中央出兵，形成两国正式战争之开始，则为“八一三”上海之战。
自“八一三”上海开战之前夕以至今天，对于在南方开战之当否，始终有两种意见之不同。一种认为战争宜限于北方，在南方开衅，则于金融工商业牺牲太大；一种认为北方地形不利于我，而且惟有战地扩大，才能够达到消耗敌人之目的。我以为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既然开战，只有采用全面战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敌人不但在军事上强过我们，在经济上亦富过我们，我们本消耗不过他们，我们之所以欲于采用消耗战的战略，一是因为我们有可能得到外国的援助远过于敌人所能够得到的；二是因为我们是以全力作战，敌人须分力以备别的国家，如陆空军之对俄，海军之对英、美；三是因为敌人能战而不能拼，我不能战而能拼。第三点尤为重要。
自开战以至今日，我们始终不曾幻想在军事上能够得到若何显赫的胜利，我们所有的把握，只是一个“拼”。我们地大人众，我们是农业国而非工业国，我们拼着失地，拼着丧师，拼着牺牲工厂，拼着伤亡满地，甚至拼着一片焦土，敌人是暴发户，我们是破落世家；破落户本一无所有，性命更不值钱，暴发户的绅士，慢说大门前的旗杆被人打毁，就是绸长衫被人撕破，也够大失体面，我们并不奢望能够打死这暴发户，只要拚得他无可奈何，不得不对我们稍微客气的说和，我们便算是胜利了。
我们若始终忍受暴发户横霸无己的欺凌，而不与之较，今天丢一屋角，明天丢一块田地，后天又丢一处祖坟，现在变成脓包，将来更要讨饭无路走，只有死里求生的与之一拼。这一拼的损失，虽然不如敌人所说非五十年不能恢复，而牺牲与痛苦却是太大了，尤其是南方各省。
我们的出路，只有忍受这不堪忍受的牺牲与痛苦，给敌人一点小小教训，使他知道我们也不甚容易欺负，或者会知难而退，尤其是到了国际形势稍稍于我有利之时。我们只要恢复一个像样的国家，只要我们在痛苦牺牲中，真正得到教训，真正懂得科学与工业之重要，真正懂得建立民主政治使人民与国家融合之重要，真正懂得绝对停止内战与军队统一、国家统一之重要，真正懂得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之重要，经过两三个五年计划，我们便可以由破落世家变成新兴世家。
始终不抵抗，始终做脓包，固然毫无出路，即抗战限于北方，也正中敌人逐步南侵节省兵力财力之毒计；所以为扩大战地消耗敌人兵力财力计，由“八一三”上海之战开始全面战争，在战略上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日本如果还有社会主义者，我这篇文章便是献给他们的。
把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分别看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分别开来，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令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者（战时两方的工人及社会主义者，自然都包含在内），也应该援助这一反抗战争；这本是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前辈自己所曾经实践的遗教，而为今天我们的日本同志所背弃了。
据我所知，首先背弃的便是山川均先生，我很奇怪巴金先生还会和他说道理，他还有什么希望呢？第二个背弃者便是我们的老友忠厚的佐野学，我们曾称他是日本的李大钊，他现在变得太不忠厚了！第三个乃是最近铃木茂三郎先生的所谓转向，他们都由社会主义转向爱国之战了。
我们责备他们转向爱国主义，他们会愤愤不平的责问我们在中日战争中，只许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赞助爱国运动，而我们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转向爱国主义就应该被斥责吗？我以为这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玩弄名辞，而不曾考察其实际内容，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这是对于爱国运动之辩证的见解。山川、佐野、铃木诸人不至于不懂得这个，如果他们真来责问我们，这只是证明他们是自觉的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
还有班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藉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人们；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这种发源于背叛国际主义者“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应用到帝国主义的日本，更是错上加错。不把建设社会主义立足在革命的国家间分工互助上，而立足在预先占取资源以争胜，这是中国旧时大家庭各房媳妇抢着“积私”的丑态，还配谈什么社会主义的建设！现在已经不能实现一个幻想自给自足的法西斯国家，将来还会有一个幻想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就现在的生活说，日本除了供给财阀军阀填不满的欲壑而疯狂的扩张军备疯狂的侵略战争所需要外，究竟影响到平民生活的资源贫乏到什么程度呢？日本帝国主义来到世界上太晚了，要想学资本主义先进国，把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来的一小小部分，喂养劳工贵族，已属不可能，无产大众更不待言，她的商品和别国竟争，贱价劳动力始终是她的特长，那是骗人的改良运动，是如何可怜，所以日本对外侵略战胜一次，即紧跟着军备扩张一次，工农平民生活亦即紧跟着降低一次。如果说获得了丰富的资源，日本的资产阶级才有施行改良政策的物质条件；那末夺取了中国东北四省丰富的资源以后数年中，何以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还是下降，而不是上升，农村更加破产而不是恢复呢？“九一八”前，日本输入满洲的商品价值七千万元，芦沟桥事变前已达到三万万元，同时物价总指数却比“九一八”前高涨到百分之百，这是表示工农平民的生活改善了吗？况且拿分润掠夺品的余沥来鼓动工人阶级赞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路战争，这本是欧洲资产阶级御用的所谓“社会主义者”的背叛行为，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学会了！
又有一般人（自称社会主义者的高畠素之）责难胡适之为什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亲近英、美帝国主义。这一责难，表面上好像很公平，可惜他是日本人，就天然不免有点为日本帝国主义做说客的嫌疑！我现在没有必要代胡适之先生答辩，我只得正告他们：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曾企图在帝国主义者当中选择主人，我们认为中国的解放，必须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制，并不只是日本；可是事实上，近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公开的压迫之尖锐化，超过任何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的横暴，因此只好集中我们可怜的力量，来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有人教导我们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我们只有认为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中国国民党从前的政策，本来是不反日而反英的，后来为什么走到相反的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何以不自反省，反而责难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呢？
我还要告诉一切日本的平民，我们的所谓“抗日”只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财阀和军阀，而不是反对日本的平民，我们知道侵略中国，本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而不是日本平民的要求。任何派社会主义者，都不能附和极少数人所谓“纵断的民族运动”的说法，不但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这回事，中国人中有大批汉奸，日本人中有不少同情于中国抗战的人，鹿地亘夫妇就是代表，请问这将如何纵断法？我们的纲领是，结合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平民，共同打倒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不独中韩人民，即日本人民，也只有到这时才能够得到解放。
如果许我做一个荒唐的假定，中国战胜日本后，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侵略日本时，则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便应该首先反对本国政府赞助日本政府及人民对华抗战！
我这些话决不是对山川，佐野，铃木这等人说的，我希望日本的工人和倾向社会主义的青年，能够听到我的说话，而且得到合理的回声！
最后，我还要说到我们的周作人先生，敬爱日本人民的诚实和勇敢，洁静和富于同情心，甚至承认日本政治也比中国清明，并且痛恨中国社会之堕落和政治之不良，我都和周作人先生没有两样；然而这一切决不能减少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心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尖指挥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中国的汉奸卖国贼领导之下高谈中国文化再生，这不能不是人类文化之奇耻大辱！因此我不能不为周作人先生惋惜，严格的说，应该是斥责而不是惋惜，虽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
八月二十一日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不但是亡了国只要丧失了煤铁棉花等重要原料的区域而不能恢复，工业也很难发展。在抗战中，工厂被破坏，海口被封锁，更谈不上工业，因此也谈不上什么主义。如果我们一面高唱抗战建国，一面却因为回避意见纠纷，主张不谈主义，即不谈究竟采用何种主义的经济制来建设工业，那便有点莫名其妙了！
因为铁的事实之教训，即便向来迷信东方精神文化的人们，现在也很少公然反对发展工业，这是中国的幸事。然而采用何种经济制度来发展工业呢？资本主义制还是社会主义制，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在进步的青年心中，成了火热的希望着解答的问题。对于一般本来头脑不清又怀着成见的半老人，我们值不得跟着他们缠夹，而对于纯洁的青年，却不能放弃指导的责任，不抹杀他们前进的心理，也不因为顾忌他们的幻想，而造出莫名其妙的理论，来迎合他们，欺骗他们，以图拉拢。
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封建经济制的特质是土地附着于封主，农民附着于土地，工人附着于行会；世界各国所行过的封建制度，虽不尽同，而这三个根本特质是相同的。有些人把中国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现象，都称为封建，这不是科学的说法。聪明的人类，能够修改自己的缺点，为适应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封建制对于生产力之束缚，使土地有买卖自由，农民有迁移自由，工人有劳动自由。经过长期奋斗，由前资本主义时代以至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制代替了封建经济制，人类社会生产力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的特质是“财产私有，自由竞争和生产集中”，这本是打破束缚和补救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落后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之下，生产力是大大的发展了，生产也集中了，惟以财产私有之故，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制造贩卖的商品增加少数私人资本而生产，不是直接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生产物之分配，以财产大小有无为标准，不以大众需要为标准。因此发生了生产力与购买力不平衡即伪生产过剩的问题。于是限制生产，毁坏生产物，为争夺市场与原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都缘此而生。为战争而不得不扩张军备，于是人类一大部分力量，不用在生产养人的生活品而用在杀人的工具上面。这便是资本主义制自身的缺点。聪明的人类，乃企图设法再修改自己的缺点，即是废除束缚生产力的财产私有制，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至于生产集中和技术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相同的。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为取法乎上计，我们为什么不应该采用社会主义制来发展工业？
诚然，社会主义制好过资本主义制；并且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发生。世界各国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发生，也几乎紧接着都有社会主义运动。它们的成败，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远在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大层居民，要求在革命期间没收的土地及财产无报酬的分给贫民，而为三级会议所拒绝。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由国会多数党（独立派）分出了约翰李尔波恩所领导的“平均派”，他们的理论家乌伊可吞利主张共同耕种土地，共同消费，废止买卖，废止货币，废止雇佣，政府指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在十八、十九世纪间法国革命中，有巴黎公社代表者苏美时派、许伯派及被人称为“疯人”的甲格龙、华来等，要求向富人征收所得税及财产税，组织公共作场，把国家一部分财产出租给无产人民，严惩高利贷者，由城市政府廉价售粮食给人民，并且企图掀起反抗富人的新革命。有巴比夫、达尔脱等组织的“平等社”准备以暴动的手段，来实现平等者的共和国以代替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那是建立劳动者革命专政的政权，主张共和国国民财富之分配，必须用在保证共产主义公社每个社员（即六十岁以下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在里昂工人暴动中，有布南克巴尔比士领导于一八三六年成立的“四季社”反对人剥削人，反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主张用革命建立独裁政府，实现平等的原则。这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暴动，都相继失败了，只是为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路。这并非证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好过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之历史发展上，资产者、小有产者以及工农平民为生活的需要，一致急迫的要求生产力增高。同时在旧社会的母胎内，已经由高利资本、商业资本和手工业资本，造成了资产阶级的优势。当时还没有集中的大产业，因此也没有能够领导一般平民执行社会主义任务的产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沉醉在阻碍生产集中和生产力增高的“均产”、“平等”之幻梦。他们的失败命运，本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他们的失败，正是社会之进步，虽然他们的英勇斗争，至今还值得令人钦佩，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日渐巩固，资本主义的罪恶日渐暴露出来。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各派别，乃如雨后春笋普遍的发达起来，特别在法国，主要的，如圣西门派、傅利耶派、路昌伯朗派、浦鲁东派、卡白派、勃兰克派，一时风靡了欧洲。这些派别，痛恨资本主义是一致的，他们当中，除了勃兰克派和以前的巴比夫一样主张由少数革命家的秘密组织武装组暴动，夺取政权外，其余都是和平宣传者，希望统治者或慈善的资本家，接受他们的主义主张，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斗争，甚至反对工人运动。他们除了做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科学的社会主义先驱外，自然不能有所成就。
现在的中国，也有许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不根据经济发展，不根据政治斗争，只满怀着厌恶资本主义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区别。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根据俄国的特别国情，来否认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制，直接走到社会主义，跳到〔过〕资本主义阶段免得受它的毒害。其时俄国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反动思想，加以严厉的抨击，因为这种思想没有一点现实性，只有阻碍俄国社会跳跃的进化。列宁曾劝俄国的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是革命的。我希望历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于倒过来学习俄国的民粹派！
此时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缠夹意见，我们不需要加以讨论。因为他们并非真心反对资本主义，更非因为爱好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口中所说和手中所做的是两件东西。我只提出老经济学者马寅初先生的意见讨论一下就够了。马先生的大意是：中国不能走俄国的路，走美国的路，又流弊很大，很危险；于是马先生感觉得没有出路，仍旧只有提出发展国家工业，同时容认私营工业而加以节制的主张，这正是罗斯福经济复兴计划的骨干；然而却没有人认为罗斯福的计划已经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马先生也不曾否认资本主义。不过马先生要注意，今日的中国，并非美国可比，且以世界大势而论，来得太晚的中国资本主义，即将来也不会有他的十九世纪的末期一个饥寒交迫的人，而日夕彷徨为预防将来发财时子孙滥用是谋，这和马先生同样是杞人忧天。并且这一杞忧，便会和张之洞“中学为体”的意见一样，又要阻碍中国工业发展数十年，岂非中国民族活该倒霉！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渲染得乐观过分。即使国营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范畴，就人们所歆羡的苏俄国家工业说罢，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在别的国家，如果有人一提到国家工业便以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又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那更是轻浮之见。
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蜴，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我们不像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
八月二十四日
抗战一年
此次对日全面抗战，虽然开始于去年八一三上海之战，而历史上的意义，当以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始，至今恰好一周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过去对外战争，对方都是些文化较低的民族，此次对日战争，对方乃是文化较高的民族，可以说虽败犹荣。
此时战争还未停止，最后胜利究竟属谁，姑且不论，根据这一年的事实，我们算得是胜利了。敌人的军器、军事技术、人才和经济力都强过我们，这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实。他们军事上的胜利，本有科学的必然性，这是不必讳言的；然而经过一年的战争，以一个大力士竟然不能够击倒一个病夫，使他不敢还手，全世界人士都眼见这位大力士的本领不过如此，这位病夫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像那样容易驯服的民族，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一点。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而政治上仍然毫无办法，不但未得着一个张弘范、洪承畴，在民族意识压迫之下，并没有一个稍负时望的人肯认真为他效劳，因此敌人对于一般汉奸，很少敢于信任，一年以来，未曾出现一个有力的汉奸，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二点。敌人对我民族污蔑的宣传，曾经普遍了深入了全世界，然而在此次战争中，我民族抵抗强者的人格提高了不少，同时敌人野蛮无赖的面目，在全世界文明人士面前无隐藏的暴露出来，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三点。敌人对我之侵略战争，尤其是长期战，并非真是全国一致的。最热衷战争的，只有少壮派军人和军事工业家；工农劳苦大众甚至小商人，根本反对战争，轻工业家和元老重臣甚至老成持重的军人，对于长期战争，也都有各种程度的怀疑，尤其是有头脑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都眼见对华长期战争减弱了对英、美、俄国防的力量，感觉得是他们国家致命的危机。这各种程度的反战情绪，将随对华战争延长而加强，如果进攻武汉战旷日持久，得不着效果，受军事压迫的各种反战分子，会日渐抬头，这是敌人失败之第四点。
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们自己怎样呢？我们的政治、军事、工业、经济、文化，事事不如人，吃败战是当然的；所幸在这一年抗战中，我们的一切缺点都暴露出来了，只要不是痴子和骗子，都应该勇敢的承认，不应该自欺欺人。勇敢的承认缺点，认真的改去缺点，比轻浮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要有益万倍。最后胜利并非必然的，要努力改去缺点，才能接近胜利之路；倘若轻浮的狂妄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把我们的眼睛蒙住了，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此乃失败的道路。
说到改去缺点，真是千头万绪，现在已经有点缓不济急。在战争第一的今天，只好从治标方面，择其有利战争而不妨碍战争的几点着手，因为战败亡了国，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
第一，外交上坚决的择用以本国现实利益为本位的政策，不但要从各与国获得大量的物质援助，特别是军器，即令是魔鬼的国家，只要它有利于我国或者不利于敌人，我们都应该尽量的利用；假如意大利能有助于我，我们便不惜承认它兼并阿比西尼亚。什么阵线，什么军事同盟，什么某国出兵，诸如此类的幻想，都应该断然抛弃。打吗啡针虽然能够暂时兴奋，结果是有害的。在野党倚外援以自重及利用外交来压迫政府，更是万分卑劣！
第二，民族垂危的今日，在野的党派应该口心如一的援助政府抗战，获得胜利。不应该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我们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天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即使有某一国家军器的援助，也不能成为西班牙的局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作战，和德、意援助佛兰哥的形势不同，并且那时的国际形势会有利于日本。
第三，政府应该迅速决心解除人民的痛苦，扶助各业人民的群众组织，改去过去一盘散沙的状态，使之有力量援助政府继续抗战；人民有了庞大的组织，募债和征兵的问题，便易于解决了。
第四，政府应该下大决心，严惩从高级官吏一直到保甲长的贪污分子，代之以奋发有为的青年，以利抗战而挽人心；任何达官贵人，凡生活豪华，狂嫖滥赌，人民侧目者，此种毫无心肝的亡国大夫，应一律发往前线，参加开挖战壕工作，或编入运输队，以示薄惩。
以上四事，虽然卑之无甚高论，都是目前迫切应该力行的事。
如果力行此四事，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则今后七七纪念，比双十节还有价值，如此方不负抗战中军民的痛苦与牺牲！
陈独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
张伯伦说：“任何国家，欲以武力统治全世界，余则认为非抵抗不可，因在此种之统治下，酷爱自由之人民统不能一日生存也。”罗斯福也屡次显明的以摧毁民主与自由斥责希特勒之统治。东西两半球这两大民主国的政治领袖，对于法西斯制之批判，可谓切中要害。
全世界近几百年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大部分是为了自由。
自由为什么是如此重要呢？
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群兽，而为之灵长，正因为主思想之大脑特别发达，生物学家，人体生理学家，同样告诉我们：人体及一切生物器官，愈用愈发达，愈不用则愈退化以至消灭。法西斯的统制，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全德国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图把全国人变成无知的牛马，随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转动，人们失了思想自由，大脑自然废而不用，日久不用的器官，自然只有退化消灭。人类因为能够自由思想，才由猴子变成人类；法西斯统治停止自由思想，会把人类变成猴子。这是法西斯统治发展的自然逻辑。即短时期不至变为猴子，而失去公法上自由的人民，除了绝对服从奴隶道德外，不能课以任何道德的及政治的责任。
希特勒为德国自由而撕破凡尔赛和约，我们是应该举起双手赞成的；然而事实上得着自由的，只是希特勒及其党徒。其余的德国人成了希特勒的牛马奴隶，这又何能够得到全世界酷爱自由的人士之同情！
号称民主共和国的捷克，直到国家垂亡的今天，最近改组的薜拉维内阁，以与捷克民族合作著称的斯拉伐克民族尚无一人参加；斯拉伐克自治政府和立法机关，斯拉伐克省以斯拉伐克语文为正式文字，今天才被容许（斯拉伐克民族或者会感谢希特勒！）；其对待他民族可知。任锡曼说：“捷克苏台区内之人民，素在毫无生趣之情状中渡其时日，直至三、四年以前，德国始予彼等一线希望。”捷克民族所独霸之政权，其对待异民族之专横，我们不必为之讳，希特勒高呼为捷克境内的日耳曼民族自由而奋斗，也未尝不动人听闻；然而我们要问：日耳曼人在捷克无自由，归并到法西斯特统治下的德国，自由又在哪里？如果希特勒、任锡曼认为捷克境内的日耳曼人处在十八层地狱，我们则认为德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是处在十九层地狱！
希特勒大声攻击别的国家，“自称为独裁制之政府，其存在全赖屠杀冤狱者，反被誉之为民主政体。”我们固然没有一点理由为这一独裁政府辩护，我们却可以劝希特勒拿镜子照照自己，免得只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也不能以别人吃海洛英作为自己抽鸦片烟的理由。希特勒夸耀自己并夸耀墨索里尼都为“举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九所拥护之政府”，其实一切独裁政府，都会耍这套把戏，独有民主政府办不到，这正是它的优点，因为它不敢象独裁政府那样无法无天的干。
本年三月七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有一段攻击法西斯特的文章道：
全世界优秀的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都很清楚的认识了法西斯主义在展开进攻正义和真理的暴行。在这些法西斯主义横行的国家中，所有优秀的国民都被钳制了行动，封锁了耳目。日本的进步作家鹿地亘先生说：在日本文化已经失掉了，民众的呼声已经听不到了。‘文化’在牢狱里面。法西斯的流氓们，要把世界拖回黑暗中古的时代，要把历史向后转，他们疯狂的杀人放火，‘焚书坑儒’，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他们明目张胆的在进行破坏人类幸福的浩劫，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这一段话真说的痛快淋漓！可是我们也要劝他们拿镜子照照自己！凡是攻击法西斯特的人们，便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和法西斯特同样的行为，不要在别人是“暴行”、“横行”、“钳制”、“封锁”、“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在自己便是政治斗争的正当手段，说什么“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我们之反对法西斯特，不唯其名唯其实，无论他挂的是何等金字招牌，无论他为了何种目的，只要他在事实上采用和法西斯特同样的手段，我们都一律反对。
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拿出毅力来救救人类的大脑吧！不要跟着法西斯特“把历史向后转”，不要领导人类退后到猴子的道路上去！
十月十二日
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作于四川江津
“人生自古谁无死”，原来算不了什么，然而我对于蔡孑民先生之死，于公义，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度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度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我第二次和蔡先生共事，乃是民国五、六、七年间在北京大学，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较久，我知道他为人也较深了。
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蔡先生没有了，他的朋友，先生的学生，凡是追念蔡先生的人，都应该服膺他这两点美德呀！
蔡先生逝世后，有一位北大旧同学写信嘱我撰一文备登公祭时特刊之类，并且说：“自五四起，时人间有废弃国粹与道德之议，先生能否于此文辟正之”，关于此问题，我的意见是这样：
凡是一个像样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说他的国粹；在全世界文化的洪炉中，各民族有价值的文化，即是可称为国“粹”而不是国“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毁，甚至那一民族灭亡了，他的文化生命比民族生命还要长，问题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灭亡了，甚至还未灭亡，他的文化即国粹乃由别的民族来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国粹”之说，在这点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的来看待，把国粹离开全世界学术孤独的来看待，在保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甚至拒绝用外国科学方法来做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了比较研究的机会，便不会择精语详，只有抱着国“渣”当做国“粹”，甚至于高喊读经的人，自己于经书的训诂义理毫无所知，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
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种不可少的维系物，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无耻的小人；但道德与真理不同，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他有空间性和时间性，此方所视为道德的，别方则未必然；古时所视为不道德的，现代则未必然，譬如：活焚寡妇，在古代印度视为道德，即重视守节的中国人也未必以为然；寡妇再嫁，在中国视为不道德的事，在西洋即现时的中国，也不算得什么大不好的事；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事，然而在战场上能多杀伤人才算是勇士，殉葬和割股更是古代的忠孝美谈；男女平权之说，由西洋传到中国，当然和中国固有的道德即礼教，太不相容了，然而现代的中国绅士们，在这方面已不公然死守固有的道德了，其实男子如果实行男女平权，是需要强毅的自制力之道德的，总之，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反之，西洋诸大科学家的行为，不比道貌尊严的神父牧师坏；清代的仆学大师们，比同时汤斌、李光地等一班道学家的心术要善良的多，就以蔡先生而论，他是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敢说蔡先生和适之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和我的意见大致是相同的；适之还活着，人们不相信可以去问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于认为我这话是死无对证信口开河。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我的根本意见
（一）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局势：即把统治阶级战胜后，开始走向稳定，说成是走向崩溃，把中间阶级离开革命阶级而徘徊动摇，说成开始离开统治阶级而徘徊动摇，把革命阶级打败后的愤闷情绪，说成革命情绪之高涨。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的动力为条件。
（二）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
（三）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没有经济的政治的组织，和别的居民没有甚么大的不同。特别是十余年来苏俄官僚统治的经验，中日战争及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的集团之开始。
（四）应该严格区别小资产阶级“集中”、“统一”的武断性，和无产阶级“集中”、“统一”的自然性之间的不同。
（五）应该严格区别急进而虚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坚决而坦率的无产阶级分子之间的不同。
（六）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已经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垒，这只是种下了将来资产阶级表现进步作用时向之仓惶投降的后果。
（七）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八）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九）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十）此次国际大战，自然是两帝国主义的集团互争全世界霸权的战争。所谓“为民主自由而战”自然是一种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认英、美民主国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里，在野党，工会，罢工之存在，是现货而非支票，除了纳粹第五纵队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诡辩来否认的。我们更未曾听到美国用纳粹对待犹太人的办法来对待孤立派。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国家中土著纳粹及各种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自由意志的牛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国中（德国也当然在内）有良心的进步分子，在此次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与将来，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他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因为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甚么社会主义，甚么民主主义，甚么民族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
（十一）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例如英国人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若被革命推翻，其时的英国海陆空军势必分裂削弱，革命的新政权，又决不能在短时期内生长成强大力量，来抵抗纳粹军队侵入英伦（若说“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之失败，无疑是较少祸害的”，那么现在被纳粹征服的捷克人、法国人真是幸运！），忽略了时间问题，真理会变成荒谬。人们有理由认为中日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然不能因此便主张在中国采取失败主义。重庆政府之毁灭，在今天，除了帮助德、义、日加速胜利外，不能有别的幻想。我们也以同样理由，不主张在苏联采取失败主义，虽然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史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十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革命之基础准备，即群众结合，在有若干民主成份的政权之下，比在纳粹极权统治之下，更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纳粹胜利比其失败于德国革命运动更为有利。纳粹霸权在欧洲能支持好久，无人能够为它算命，如果拿纳粹胜利后必然崩溃，来做帮它胜利的口实，这样大的牺牲，这样滑稽的战略，和以前在德国国内政变时，史大林宣布“让希特勒上台”、“他上台不久，就要失败”等说法，没有两样。并且现在的欧洲，也和中国的战国时代及欧洲近代初期一样，在经济发展上要求统一，因为没有革命的统一，纳粹党反动的统一，也有客观条件使其能够实现之可能。不过这种反动的统一，在经济上不能够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私有财产制），像欧洲王权时期动摇封建制度对于生产力发展之束缚（农奴与行会），那样的进步作用。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
（十三）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十四）国际战争，只有在两方武器和军事技术相等的国家，才能把人数、民气和作战精神，看做决定胜负的因素；即在国内战争，十九世纪新武器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新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
（十五）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同时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会得到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全世界奴隶统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或者还是更换一个更凶恶的主人，即使更换一个较开明的奴役主人，较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经济之发展，而根本不能改变原来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奴役地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悼老友李光炯先生
六年前老友李光炯先生视余于金陵狱中，别时余有奇感，以为永诀。其时余生死未卜，先生亦体弱多病也。抗日军兴，余出狱避寇入蜀卜居江津，嗣闻光炯先生亦至成都，久病颇动归思。闻耗后数日梦中见先生推户而入。余惊曰：“闻君病已笃，何遽至此？”彼但紧握余手笑而不言。觉而作此诗录寄余光烺君以纪哀思。光烺笃行好学，足继先生之志。先生无子而有婿矣。
民卅夏日（1941年）
自古谁无死，于君独怆神。
撄心为教育，抑气历风尘。
苦忆狱中别，惊疑梦里情。
艰难已万岭，凄绝未归魂。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历史决不会重演，此次大战已使世界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或已发生巨大变化之萌芽，拿过去理论公式的表格来填写将来的事变之发展，简直不中用了。
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第一种结果之可能最少，我们似不必加以推测，第二种和第三种以何者最大呢？以现状观之，自然是德、日占优势。开战已两年多了，又因得到苏联出来撑持，英国全然休息了半年，此时以全力仍不能敌住德国在北非的少数部队，若说它能够于最近的将来战胜德国的大军，这是很难想像的事。若认为英国在各战场之失败，都由于陆空军之寡不敌众，再过一年或至一年半，英、美军器生产大扩充之后，战局便会转变；惟现时虽有人发出“全面改厂”的呼声，而鉴于过去直至现在，政府官吏之因循误国及工厂主只顾私人的利益，将来军器生产之竞赛，英、美能否胜过德国本土及其可能利用之邻邦，确实大成问题。即假定将来可以胜过，又有何神秘能够使希特勒及其伙伴，在此一年甚至一年半以内，按兵不动，静候英、美扩充军备呢？德国的内部危机，诚然大过英、美，然在对外战疲或溃败前未必爆发。德国唯一的弱点是缺乏煤油，这也只是她在始终无力夺取高加索或伊朗的条件下不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因素。基于各种情势，德国利于速战速决，英、美则利于持久战，双方都以争取时间为第一要着；所以迫在目前之德国的春季攻势，无论发生在地中海或欧俄大陆、马尔他、直布罗陀、苏伊士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线之胜败，或莫斯科、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线之胜败，都可以说是决定此次大战全局胜败之最大关键。这一战线之胜利若属于德、意、日，英、美是不能够长久支持下去的，自古至今，单是地大人众物博，并不是决定胜利的重要条件。
倘胜利属于英、美，德、意、日都完了，英、美在和会中，或国际善后会议中，便开始形成对立的局面，战后英国收拾欧洲、北非洲、近东以至中东，已非易事，一时决无力量及于远东，远东以至南洋、澳洲，自然会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那时苏俄将是两方面拉拢的奇货，英、美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
胜利倘属于希特勒，英国便完了，美国也只得暂时划两洋以自保。希特勒虽胜利，他的枪口仍然要向着西方，自乌拉山、伊朗、印度以东，则非他的军事力量直接所能及，那时无论美、日是否成立和议，日本将是美、德两方面拉拢的奇货。美国固然未必继续对日战争，希特勒在未征服美国以前，他也不会为了远东问题开罪日本，逼迫他所倚重的同盟者转向美国，自断其两洋夹攻美国之右臂，希特勒知道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消灭后，他若威胁日本，日本有获得美国退出远东的条件而和美国妥协之可能。美、德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
世界还会有几次大战，我们还不能知道，所能知道的只是在战争的因未除去以前，战争的果是不能免的，并且胜利若属于德国，下次战争必然来得更快。美、德间固然虽无所谓和议，而实际战斗亦必告一段落，德国固然需要一停战时期，建立她的新秩序以收胜利之果，更需要补充足够渡美的战舰及运输舰之时间，然一过此时期，德国对美战争便会从南美洲开始。本来每次国际大战都不过是前次大战之继续延长，我们切不可为“永保和平”、“民族自决”、“民族平等”、“资本制度消灭”，如此等等好听的宣传所眩惑，梦想战后这些都会实现。
欧美人想就资本制度加以改良的企图，不自今日始；然而其结果乃是在股份公司、合作社的旁边，巍然起来了脱拉斯；在劳动立法普遍了半个世界之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还得恢复计件工资。改良制度既非易事，消灭资本制度更不能够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轻松。此次大战后，不但英、美，就是在德、意、日的世界里，也必然企图改良资本制度，以适应他们的统治，希特勒一向非难资本主义，这并不能够欺骗任何人，只是他和他自己开玩笑。他们改良的企图，不外拿关税协定甚至经济同盟，来减轻各集团圈内的关税壁垒；拿物物交易来减轻各集团圈内的货币作用；拿产业国有化，来代替某些私人的企业。各集团圈内关税壁垒即能减轻，对于另一集团圈的关税壁垒势必还要加强；物物交易的办法，不但不能全部施行，即其所能够交易的，仍旧以货币计算，仍旧是商品交易，而非分工互助，某种产业国有，已经是前世纪所有的事，全部国有化，即实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上好似说得通，而事实上必不可能。占有生产工具的大集团，不经过革命的没收，而自愿的把私有财产贡献给国家，这是不可想像的事。如果有人幻想能有一个超然政府来和平的没收。这一所谓“超然政府”，上午企图没收别人的企业，他的政府下午即被别人没收了。所以以上三种改良企图，决不能动摇资本制度的基础。资本制度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发生，利与弊都势必顺着她自身发展的逻辑逐日增长，一切改良方法既不能动摇其基础，节制之，更只有使整个的社会经济趋于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算盘，是不会成功的。私有财产制和商品生产制，是资本制度之基础，亦即其弊害之根源。这一生产制，其目的是为拥有生产工具者出卖商品，增加其私有财富而生产，不是为直接供给一切人民食用品而生产；其生产力愈益发展，依供求律愈益失去生产力与购买力之均衡，因之，而生产过剩，而物价低落，而工厂倒闭，而工人失业，而形成经济恐慌；经过一时期，生产力削弱而恢复原状，后又因生产力比以前更加强而走向更大的恐慌，如此循环而构成恐慌之周期律。自来救济生产过剩之策有二：一是自动的减少生产量甚至毁坏生产品这一愚蠢可笑的办法；一是争夺殖民地及国外市场走向战争这一疯狂可怖的办法。为了必须把国内生产过剩的商品向国外市场推销，还必须阻止国外商品侵入国内市场，就不得不加高关税壁垒，扩张军备，准备战争，以至实行战争。这一串因果相联的现象，都是现代国家当局所必须采用的步骤。因为他们既不能消灭资本制度，便只得让资本制度牵着鼻子走，否则只有失败，这本是事实之必然，决不是什么思想，什么良心所能使之改变的。在全世界几个强大国家必须争夺市场，必须准备战争，必须实行战争的时代，大家尽力扩大其势力范围，他们彼此挤得水泄不通，怎样谈得上民族自决、民族解放呢？上次大战之终了，威尔逊的十四条，未尝不轰动全球，而随即销声匿迹者，并非路易乔治和克利蒙梭欺骗了威尔逊，乃是威尔逊欺骗了他自己，并且这一欺骗，亡了法国，害了英国和美国，对日本丧失了强国的体面。此次大战后，谁还要在资本制度世界标榜和平主义的幻想，在下次大战中，谁就是失败者。
此次大战后，无论胜利属于何方，帝国主义的统治都仍旧不变吗？资本制度存在一天，由它所自然产生的帝国主义，当然不能自动的根本放弃，但统治的形式必然有所改变，即是：由民族化到国际集团化这一形式的改变；这一改变并非帝国主义制度之终结，而它反走向扩大与加强。今后不但十九世纪以前的民族国家运动已随着帝国主义发生而没落，即二十世纪初期的七八个帝国主义列强之对立也要完结。德、意、日都是由民族国家进而为帝国主义国家之较幼者，日本是最后一个，全世界殖民地及落后国的市场都已为他人捷足先得，这就是他们不得不冒着危险，疯狂的以战争来改变帝国主义世界旧秩序之唯一的原因。战争的结果，真正完全独立不受他人支配者，只能有两个领导国之对立，美、德之对立，或英、美之对立，其他国家民族，都不得不在同盟或全面合作等名义之下，分别隶属于这两个领导国所领导的集团圈之内。日本和苏俄，当然都有各自领导其集团圈之野心，然而生产力终于要决定他们的命运。其他殖民地及落后国，若企图由民族斗争而产生新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各集团圈内，依国力之强弱，其地位略分四等，第一等是较有面子的所谓“同盟者”，例如日本之于德国，苏俄之于英、美；第二等是半殖民地，例如意大利之于德国，荷兰、法、比之于英、美，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政治尤其是经济，都多少要受领导国支配；第三等国是被保护国，例如法、比之于德国，丹麦、意大利之于英国，菲律宾之于美国，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而不能有独立之外交；第四等是殖民地，连自治政府也没有，统治权操诸领导国总督之手。比殖民地更次一等，自来是没有的，有之便是种族日渐消灭之美洲、澳洲之土人。各集团圈内的国家民族地位虽高低不同，而有一共同点，即是他们的政治及经济制度都必得或多或少的按着领导国的模样改造，根本相反的制度是不能够存在的；德国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都要按纳粹制度改造；英、美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也要按着民主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呢？这要靠着领导国的革命成功才能实现，才能够影响整个集团圈，依俄国革命的经验，帝国主义世界中最弱的一环之破碎，终于不能够使它全部瓦解。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她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
有些欢喜做梦的人，当此次大战一开始，便梦想弱小民族独立的机会到了；其实亚洲的殖民地，一脱离英、美便入了日本的掌握；非洲的殖民地一脱离英国便入了德、意的掌握。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已经不胜悲哀，如果再觉着今后连民族斗争都会受到限制，并且纳粹党会支配半个地球，他们将感觉着由欢喜的天国坠落到悲哀的深渊，将感觉着命定的要走下坡路了，其实人类进化史，它始终很冷静的走着它前进的道路，此时它并未意图走向天国，也不是走向毁灭坠落深渊，对于人们自己由虚幻的希望欢喜而来之失望悲哀，它不负任何责任。此次大战，即使不幸得很，胜利果然属于纳粹，它竟至支配了半个地球，这占人类半数的人民，在政治上将受到整个时期窒息的大灾难，而在经济上和英、美胜利一样，固然不能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而资本制度的范畴以内会有一大进步，例如由币制统一、减轻关税壁垒、物资集中等等，渐次减少世界上许多小的经济单位，除去一部份经济发展之障碍，将比战前的社会生产力要突飞猛进，这是在客观上为将来的社会主义世界开辟宽广的道路，加强物质的基础，这本是资本主义在血的罪恶中产生进步的惯例，只有眼光狭隘的教派之人，才见不出这一远景。人类历史和地球一样，无论在光明的白昼或黑暗的深夜都是进行不息的。
正经的说来，认真的民族解放，只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实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之“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本是一种幻想，何况在两派帝国主义的主脑，争着以战争状况裹胁全世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的今天，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这句话，只有欢喜幻想的人听着才感觉得惊异，如果从全世界经济由统一而进步的观点看来，民族斗争受到限制，不一定完全是很坏的事。无论是全世界或一个国家以内，没有革命的统一，反革命的统一也有进步的意义。例如吴佩孚的统一比军阀割据好，刘湘的统一比防区时代好。并且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这句话，并不是说被人领导的民族将驯羊似的一无所作为，只是今后的民族斗争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有此警觉才能够开始实行有效的步骤：（一）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进展，以增高在集团圈内之地位，现在已经不是李鸿章时代，不应仍做富国强兵一跃而为十八、十九世纪式民族独立国家及二十世纪式世界头等国的好梦；（二）创造自己的实力（工业及民族的组织），以准备与领导国国内革命相应和的斗争，以达到自己的民族的真正解放与进步，不应幻想关起门来，在一个国家内以一个民族的力量，能够排除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实现民族资本主义的国家之独立；（三）对于国外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个民族之最后铁丝网，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问题，若仍旧由民族立场出发而斗争，印度眼前的敌人便是英国，中国将来也要再来一次抗美战争；（四）我们应该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应该拒绝它的文化。拒绝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滞而走向衰落。中国文化诚然有它的优点，惟如果渲染过当，便会使之高踞在形式上的地位，俯视一切，形成偏畸的发展，竟把民生国防所依赖而应该特别重视的物质文明，排除在文化以外，还有人竟把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光荣，印刷与火药之发明，也排除在文化以外，把文化缩小在文艺圈子里，这样误解文化的结果，遂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发生了万分不应该发生的两件事：一是把口里哼哼诗词手里耍耍笔杆，应该称为“文人”的，无端改称为“文化人”，这和日本称中国为“文字国”同样是对于中国文化之讽刺；一是继续义和拳符咒能够抵挡枪炮的思想，企图用标语、口号、歌咏来抵挡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便是中国文化畸形发展之末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经害了我们半个世纪没有长进，我们不要高唱“本位文化”、“东方文化”再来害后人吧！
或者有人认为此次大战是轴心和非轴心两派帝国主义各自扩大其势力圈之斗争，非民族解放之斗争，弱小民族之参加毫无意义。这一见解是由于他们不明白民族解放自然不能够依赖帝国主义帮助而成功，也不是弱小民族自己力量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中立”这一名词，现在战争史上将不会再见了。缅甸人如果说：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而不能和不认识的天使来往；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并不知道现世界有甚么天使，只知道你们所谓认识的魔鬼，比你们不认识的魔鬼，还要凶恶十倍！中国如果有人说：帮美国打日本，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我们应该告诉他：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
以上的说话，或者有人认为是低调，那只好让将来的事实教训他。
〔一九四二年〕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再论世界大势
有人说我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中所估计的国际形势，将来只有帝国主义的天下，这未免太悲观了。我以为评量客观上的估计只应问其现实性如何，不必论其是否悲观。现世界自前世纪之末以来，金融资本即已冲破了民族界限，帝国主义的天下已经成为事实，不如此便不成其为帝国主义。这并不是将来的问题，将来不过是七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再火并为两个帝国主义集团而已。一天没有振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之干涉，这种状况仍要继续下去，而且会发展到比我们所估计的或者还要坏些，即是：此时大战如果胜利属于希特勒，英国固然完了，罗斯福或也至倒台，美洲的希特勒将起而代之，下次的世界大战亦即德、美战争，将不是民主与纳粹之斗争，而是两派法西斯蒂集团之火并；如此则会真是如罗斯福所说，民主自由将丧失数百年才能恢复；如此则人类进化史将走入如上表的道路。
未 来 世 界
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法西斯蒂专制
近 代 世 界
资产阶级民主制
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
古 代 世 界
（希腊罗马）
城市市民的民主制
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制
上 古 世 界
氏族社会民主制
照上表，则将来法西斯蒂专制会和以前的专制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亦即每个时代民主制向前发展之先，都经过一专制黑暗时期；如果人们躺在幻想和乐观的安乐椅上，听任纳粹存在发展，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一黑暗的时期到来之可能。
客观上的估计和主观上的努力虽然不能相差很远，而也不一定都走同一方向，譬如：我们估计此次战争德、日胜利的可能较大，这不阻止我们主张在胜负尚未决定之前，力助英、美获得最后胜利；同时也不能因为应该力争民主同盟方面之胜利，遂盲目认为轴心国家只有失败。我们可以追求理想，而不可追求远离事实的幻想；只可认清非绝对不可能的理想，艰苦的前进，那怕较为辽远，却不可拿乐观的幻想以自慰。与其以乐观的估计构成海市蜃楼来自己安慰自己以至松懈了事前的戒备；不如拿可能的悲观的估计，以警策自己，以唤起别人，加紧事前之努力。如其闭着眼睛否认将来会只有帝国主义的天下；不如睁开眼睛，看清可悲的趋势，承认将来还有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制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之危险，因此加紧主观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战中，彻底击溃希特勒及其伙伴的势力，而加以严厉的惩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没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战后胜利的国家内，以别种形式而复苏，而蔓延，使人类近代的进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不经过整个黑暗时期的法西斯蒂专制，而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到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下一代的青年，继续努力缩短将来的法西斯蒂黑暗时期，至可能的极限。我们可能追求的理想如此而已；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这即是我所以不顾旧日同路人的讥评，而始终赞成联合英、美向纳粹进攻之理由。最坏的是以客观上乐观的估计，来代替主观上的努力；假使在此次大战之前，张伯伦、伏罗西诺夫和诺斯克，不取轻浮的乐观态度，把敌人看得不值一击，而很慎重的以充分的军事准备，替代大言壮语，此时战局形势当然要好的多；因为现时的敌人，不像清朝的总理衙门可为外国人的大言壮语所吓倒，也不会为口头宣布的军备扩充案或军火生产激增的数字所欺骗，由恐吓欺骗而得到胜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三月十六日李维诺夫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聚餐会演说中，有几句话说得很对：“余信时间之因素，为作战双方均不可恃之诡诈盟友，吾人一方面从事持久之战争，另一方面准备军需品与后备力至于超过敌人之程度，固为得计；但此种计划，必须敌方保证在该期间内无所事事，方克有济。但君等均悉吾人之敌方必不如是，彼等必将利用其现有之成功，继续推进，继续占领土地，囊括原料之新来源地，奴化百千万人民，甚至获取新与国，敌方所获之此项利益，其结果势必较之我方在此种单方面停战状态下所获得之军备上优势，超过我方之成就而有余。”“吾人苟竟以吾人无战败可能一类泛泛之论，互相告慰，则吾人之距离胜利之实际途径，亦必愈远，此为吾人所常引以为惧者也。”这即是对于美国人以及所有同盟国的人“最后胜利天然必属于我”，“德、意、日只有失败”。这等轻浮的乐观，加以痛切的砭针。既往不咎了，时机不容我们一再放过，今后要想获得最后胜利，必须痛戒轻浮的乐观，我们试将哈里法克斯（此人是敦刻尔克战役后英国舆论所指谪的张伯伦内阁中误国罪人之一）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乐观的演说，和同时李维诺夫的说话（见上）对照一下，我们更应该根绝乐观态度，把他看作敌人，而严肃的注意下列几件事以代替乐观：
（一）英、美两国必须对俄国不怀疑忌之心，而以大部分力量协同俄国军队保住莫斯科，不可再像李维诺夫所指谪“把配备很好的军队放在没有战争的地方”；也不可相信某些人的胡吹，俄国在战争中已证明他的实力超过了英、美，她可以击溃希特勒；更不可认为保住莫斯科只有利于俄国。军器生产之增加，是同盟国最后胜利之保证，而军器生产需要时间，哈里法克斯很乐观的说：“美国尚具有军事上与工业上之潜在力量。”他忘记了我们不能用魔术使那些潜在力量很快的变成军器，希特勒把春季攻势推延到夏季，大约他的进攻目标还是莫斯科，只有保住莫斯科至一年，或是一年半，使希特勒无法抽调大军南下，美国和英国才能有够用的时间，增加军器生产至超过敌人的程度；否则一旦莫斯科陷落，俄国军队精锐溃丧，这正中了希特勒各个击破的计划，乘战胜之威，移军南下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和日本会师苏伊士，以封锁地中海，此时英、美军器生产之增加尚未成就，而大势已去矣！
（二）增加军器生产，不是空喊所能收效的，求与敌人的军器不但相等，还要超过，现有的军器制造厂当然不够用，建设新厂时间来不及，唯一的办法只有“强迫改厂”，即是尽可能的将别种工厂改造军器。没有超过敌人的军器，即没有最后胜利。说到这里，恐怕又有人反对，说这是“唯武器论”。其实人类自发明石矢以来，战争的胜利即日渐依赖武器，到了现代，几乎可以说战争是武器的竞赛，法军在绥丹，英军在敦刻尔克以及马来、新加坡之英勇的惨败，都证明了这一真理；反对唯武器论者，他们自己向美国要求坦克车和飞机的呼声，也并不弱于别人，其自身也证实了这一真理。
（三）以过去国际联盟的经验，要得到战争的胜利，要得到战后的集团安全，都须要组织有领导有相当强制力的经济及军事之国际集团，由民族化趋向国际集团化，这不独是今后势之所不免，而且是人类进步的要求，要求——我们应力争以民主集团代替法西斯蒂——走向世界联邦之过渡。至如尼赫鲁所主张之除开英、美的亚洲集团，说起来很漂亮，其实这样只有使亚洲落后延长，而且这和缅甸人“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的说法，同样是一种人种的偏见，同样会替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目，我们必须排斥这一有害的幻想！在唯力的现世界，离开英、美和德、意、日这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而苍头特起，这不是幻想，便是欺骗。尼赫鲁亚洲独立的主张，和苏巴斯鲍斯印度民族独立的呼号，虽然动机不同，而结果都只会帮助德国和日本。
（四）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的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民主自由，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谪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他们的共同意见，是民主自由已不适用于现代国家，他们所谓现代国家，无可争辩的是德、意、日，或者还包含着俄国，而当然不是英、美。这样，是否会使全国进步分子不明白我们抗日战争扩大为反德、意、日战争到底为了甚么？是否会使全国战斗意志分散；是否会帮助敌人讥笑美国“拿民主物资援助非民主国”这一毒辣的宣传；又或是否会使友邦怀疑到我们参加民主同盟之忠实性；这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或者有人认为今后永远只有法西斯蒂的天下，并不只是一个时期；民主自由将永死不能复生；这种没有多少事实或历史依据的估计，只能说是一种思想，这也无所谓悲观或乐观。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被压迫民族是资本帝国主义之产物，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他生产商品，被压迫的落后民族为他推销商品和生产原料，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两个支柱。
被压迫民族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至走到战争，那是天经地义，无可非难，这样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大斗争，无论为何人所领导，民族中一切进步分子都应该拥护；因为不但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
但是这一斗争若限制在民族斗争的范围以内，其前途如何呢？
第一，自国内言之，活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战争对于民族落后性，不但不能减少，而且是增加，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因此向后转且不论，单就经济而言，在持久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封锁及通货膨胀，因为没有社会制裁，政治上的组织又薄弱，很容易为贪官、奸商和地主造成囤积居奇大发其国难财之千载一时的机会，因此陷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和后方刻苦力作的平民以饥寒困苦，你若主张用不很和平的手段去掉这种现象，便有人大喊：这是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破坏了一致对外的民族阵线；并且实际也真是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然而这种现象不去掉，正是民族解放战争的致命伤，而又不是宣传劝告或政府一纸禁令所能去掉的，这便怎样办？
第二，自国际言之，各派帝国主义相互争夺殖民地及落后国市场极端尖锐化的今天，甘地认为一民族不能依赖强国的帮助而得到自由，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可是没有别的强国帮助，也不能脱离眼前的强国之压迫；并且有些强国不管你依赖不依赖它会强来帮助；这也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于是尼赫鲁没有出路了，他和甘地或者微有不同，即不主张拒绝美国之帮助，美国势力如进了印度，我们知道它对于殖民地的态度，不但好过德意日，并且好过英国，菲律宾便是榜样；然而菲律宾并不算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印度人以民族独立的理由（这理由当然十分正当）排去英国势力，另换一个新主人日本，那便更糟了，甘地和尼赫鲁无论如何强调宣言印度受外人压迫时代已经过去；然而他们内心也未必认为他们自己的力量真能够赶走英国，同时又击退日本和德国；结果不过是照旧屈服在新主人的统治之下，继续执行不合作运动而已。这又怎样办？
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较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对于我这一见解，或者有人提出两种驳论：一是说，落后民族如何谈得上社会主义，又如何能够和别国的劳动者及别的弱小民族结合在一起？一是说，社会主义是否包含民族解放问题？
提出第一种驳论的人，是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如何发展也谈不上。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行，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便能够认识这种命运；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此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的国际集团，所谓大西洋宪章，所谓太平洋宪章，如此等等，便是这一集团运动之开始。如果有一个领导国际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纳粹失败后的德国，先进国和落后国不久便会融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联邦；即在资本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被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给集团圈内的各落后民族和领导国的劳动人民相互结合的机会，这便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强压迫者之大结集，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
提出第二种驳论的人，是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弄迷惑了，第二国际只企图在资本统制之下，从事改良运动，所以不曾计及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因为它是资本帝国主义支柱之一，真正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统制，所以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旅”是这一运动的两面大旗。社会主义革命一成功，只要不中途变质，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货币制度及国家制度并立的，到此时还有什么被压迫民族存在呢？这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实际经验，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国外把帝俄时代对被压迫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动的宣告废除了。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一一宣告放弃了。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如果有人根据近来苏联对于中日战争及此次大战之初对于波兰及希特勒之政策，而怀疑到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这乃是他自己不明了！有班人所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惜的后期苏联，大大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苏俄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塌社会主义了！假使俄国仍旧坚苦的守着当年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中日战争一开始，她便应该以全力援助中国，这就是说，不应该和英美同样站在事外援助中国，而应该以领导中国对日抗战为她自己的责任，并且应该出兵参加战争，拼着苏联和中华民族共存亡，这才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这才是领导国的态度！如果是这样，日本便没有那么容易占领上海和南京；至迟在张鼓峰事变发生时她不再和日本妥协，武汉也决不会陷落；中俄一直共同抗战到今天，日本便无力横行南洋，蹂躏菲律宾、马来、爪哇、缅甸，这一大群弱小民族了！当纳粹军队进攻波兰时，苏联若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便不会和希特勒妥协，便不会把代表民主主义，领导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进攻这一伟大事业，说成为他人在火中取栗，更不会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这时英法比联军还未崩溃，希特勒并未曾认为能够在东西两战场同时得到胜利，孤立的波兰失败后，东战场没有问题了，希特勒才有力量击溃英法比联军，才有力量征服挪威、荷兰、丹麦、南斯拉夫、希腊这一大群小国！
单就俄国前后立场不同其结果也不同这一串历史故事，已足够说明国际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了。
俄国在欧洲，毕竟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她的全民族政策之后果如何呢？她为俄国安全计，以向法西斯蒂妥协代替了向法西斯蒂进攻；其结果俄德战争不开始于希特勒在欧洲孤立之时，而开始于希特勒击败了欧洲各国之后，俄国不但向法西斯蒂妥协的代价之半个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仍为希特勒所有，连欧俄的大部分土地人民也都沦陷于法西斯蒂军队之手；若没有英美的援助，莫斯科也未必守到今天。她为俄国安全计，始终避免和日本开战，连中国共产党都因此被人加以“游而不击”的恶名；其结果，明天日本仍会协同希特勒夹攻俄国，陷俄国民族于不很安全的地位，那时将不能得到中国有力的声援，因为她已坐视中国被日本削弱了。所以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
〔一九四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