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策，在有革命局势时和没有革命局势时，是不相同的。这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浅近真理。”（列宁）
中国过去的革命是否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是否尚未到来，现在的阶段是否还在两个革命间之过渡时期，换句话说，现在是否已有革命局势，这是决定现在政治斗争的策略与口号之先决问题。
中国的革命局势，不仅单就本国情形来看，它和国际的革命局势也有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能够依据整个的国际局势，对于中国革命给予以正确的政策之指导，更有绝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自西欧各国革命失败，世界革命潮流移到东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如有正确的政策指导中国党，中国革命如果成功，必然影响到欧洲革命高潮之再起。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是世界革命之整个的时期，中国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乃告了结束，从此世界革命形成了退潮时期。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一九二八年）所谓世界革命已进入第三时期，这不过是史大林、布哈林这班国际领导者说几句空洞好听没有证据的话，以安慰群众，以遮掩他们自己对于中国革命之机会主义政策失败的羞颜。瞿秋白说：“世界革命进入第三时期即非事实，亦不妨写在决议案上。”好乖巧的孩子，真能仰体上峰的意旨！现在他们竟弄假成真，居然信口胡吹“欧美和东方革命新高潮的兴起”，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他们把历史上自有工厂即有经济斗争的罢工，都算是革命高潮；又把自己盲动命令所造成的柏林五一示威和卸甲丢盔的各国八一示威，也算是革命高潮；甚至把反动势力进攻苏联，法西斯特派及工会官僚进攻赤色工会和工会中的革命派，大批的开除革命工人出会，各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到处都转到反革命的营垒去，到处都发动反共产运动，也都算在革命高潮之内，这真是无聊之极！革命高潮，必须依靠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在阶级对比上加强，在阶级的斗争之进展上，能够适时的向走近崩溃的统治阶级蜂起进攻，才能形成。单是被压迫阶级之困苦，统治阶级之压迫和资本及一切反动势力之进攻这些客观条件，不一定时时都会促成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潮。现时欧洲工人群众虽然有往左的倾向，而目前尚未左倾到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圈套，尚未左倾到共产党方面来。在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这几年来在数量上，在政治地位上，大部分是削弱而非加强；同时，改良派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动党其势力反日见增长。国际帝国主义间，尤其是英美间和美日间的利益矛盾虽然日益加紧，而目前尚在利用改良派之暂时的弥缝，以和缓战争之爆发，以便各自勾心斗角的力争武装和外交之制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在革命中的作用，已经告终，革命的使命正在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转移到无产阶级的期间；在这一期间，因为各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党不健全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之背叛，革命运动不免还要经过许多困难与顿挫。此外，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即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及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没有正确的政策能够脚踏实地的推动世界革命的主力军——下层群众势力向前发展，只有向上的让步妥协和向下的不适时机的盲动；并且苏联本身也有了右倾和保守政策所产生的危机，影响到世界革命运动进展之迟缓。因此，国际一般形势，只是在革命新高潮之酝酿时期，并不是什么“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夜”。所以国际右派的取消倾向固然是错误的，而盲动主义的史大林派大喊“革命复兴”、“新的革命浪潮”、“第三时期”，也是错误的。
单就中国讲，自从共产国际及中央以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组织都溃散了，党与工农群众断了联系，党本身也几乎解体；紧接着革命失败群众溃散之后，又加上共产国际的盲动政策，自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经过两年多盲动主义的摧残，不但工农群众的组织没有恢复，即各地散漫的一些经济斗争萌芽，都被党的盲动政策铲除干净；阶级力量之对比及阶级斗争之进展，既然是这样的状况，那里会有革命高潮从天上掉下来！因此，资产阶级的军阀在战胜无产阶级及农民之后，虽然经过其内部不断的战争，仍然能够从容的巩固了他们的军事专政的政权，厉行对革命势力之白色恐怖，形成了中国革命低落之整个时期的现阶段，即反革命的阶段。这一现阶段是过去革命中及革命失败后一切事变一切错误政策所积累之结果，同时也就是走到将来新的革命高潮所必然经过之道路。我们若不认识现阶段，则过去的失败不能给我们一点教训与经验，并且眼前复迷陷在乱山中，找不着怎样由现在的政治斗争开步前进走向将来新的革命之出路。
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一点也不认识中国革命由三次失败（上海、武汉和广州），所形成的现阶段是什么，并且他们实不愿意认识它是什么。这就是因为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布哈林为了要掩饰他们自己过去引导中国革命三次失败的机会主义政策之破产，为了避免证实托洛斯基同志对中国革命政策和事前预料之正确，乃始终讳言中国革命失败，始终说中国直接革命形势依然存在，乃由极右的机会主义一跳跳到极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冒险政策。那时在莫斯科如有人敢说一声“中国革命失败”，马上被斥为“取消派”、“托洛斯基主义”，直到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自己也觉得中国革命失败的形势已再遮掩不住了，才把盲动政策的错误推到中国党身上，说中国党犯了盲动主义。可是把革命已经失败误信为直接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的中国党，那时已经撞得头青脸肿，已经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彻底肃清，把党的干部及一般积极分子摧残殆尽了！即在第九次扩大会，国际领导者仍然是说：“中国目前的情形是一种革命潮流在两个浪潮中间，……现在正在新波浪开始的前面，在新高潮的足下。”到了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八月），国际领导者一面口头上大喊反对盲动主义，一面又大喊，“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我们面前是一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并且还说：“武装暴动在有几种例外的情形之下是可以干的。”同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见地，仍然和第九次扩大会一样，胡思乱想的在什么一个潮流两个浪潮中间乱滚，根本不认识现在是没有一点浪潮革命低落的整个时期，所以它仍然和第九次扩大会一样，虽然嘴里大喊反对盲动主义，手里所做的自然只有盲动，除非是不动；所以虽然承认把“武装暴动”变为宣传口号，虽然说：“只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时候，这个口号才重新变为直接行动的口号。”而未能前进一步指示中国党在革命高潮未成熟以前现时的政治斗争中，用什么做行动口号，而且反对中国党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一直到现在，他们自己还没有向中国党指示出来任何政治口号。这自然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即在前面，即在足下，“武装暴动”的口号已在喉中呼之欲出，用不着别的政治口号；否则便是认为现时不必做什么政治斗争，不必有什么行动，一总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时再武装暴动。此外，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失败后新阶段中的认识与策略，没有一点别的高明见解。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第六次大会反对中国党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和其第七次执委扩大会（一九二六年）反对中国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同样是不认识新的客观局势，同样是把中国党送到绝路上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论在过去或将来的革命高潮中，都看做金科玉律，一步也不敢越过它的范围，独有在没有革命高潮的现在，反而把提出民主主义的口号当做机会主义，这是什么理由，不但别人不懂得，恐怕他们自己也不懂得。最近国际第十次执委会（一九二九年七月）以来，他们索性决定中国新的革命浪潮已经成熟（附注一）；那末，“武装暴动”当然要重新变为直接行动的口号了，所以江苏省代表大会已经发出“地方暴动”的口号。将来弄糟了，当然仍旧是归咎到中国党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和不久以前对于富农问题归咎到中国党犯了机会主义是一样。像这样的国际领导机关，那里还有一点资格配领导世界革命！
统观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失败后现阶段之认识与策略，中间虽然经过一些曲线，而始终一贯的精神是：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并未完全失败，一直到现在还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对于现阶段的策略，始终是直接进攻，始终是武装暴动与苏维埃政权，民主的要求口号与运动一点也用不着。这分明是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变成了“革命高潮不断论”。这种不断论表现得最充分的就是中共第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承认中国仍旧在革命的阶段，是把中国现在的反革命阶段和将来的革命阶段混乱在一起。由这样现在和将来不分的混乱思想，遂产生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就是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把目前日常斗争的口号，过渡时代的要求和将来夺取政权的政纲，都混合在一起，就是把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混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不学无政府主义者，两眼只看着最后的目标而放弃目前的现实的政治斗争，对于现阶段，我们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必须认识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二次大革命已经过去了，是完全失败了，各国革命史已告诉我们，大革命失败之后，必然经过一个反动时期，中国也没有例外，无产阶级在这反动时期的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培养自己的能力，彻底反省过去失败的教训，溶化过去革命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以锻炼自己，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积聚阶级的力量，以筑下将来新的进攻时自己阶级力量的坚固基础；一面重新估量现阶段中新的客观局势，采用现局势所需要所可能的策略与口号，重新闯进政治舞台，由现在的政治斗争，开辟新的革命环境，从反动时期的现阶段，走到新的革命阶段。
中国从辛亥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一二七年第二次革命，中间相距至十余年之久；从第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到将来的第三次革命；其间距离之长短，是要靠国内的阶级斗争进展之形势及国际形势来决定，此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但其间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的现阶段，这已经是一件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的责任，不是在否认这一过渡时期的现阶段，而是在怎样发展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加速这一过渡时期之缩短，怎样努力参加现阶段的政治斗争，减少从反革命阶段到革命阶段的障碍与困难。现阶段尤其目前的局势之特征是：
一、自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革命，盲动主义的政策铲除了革命的势力，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犹未回复其创伤与勇气能够立起来和统治阶级作最后的决死战。在目前所有的斗争中，都只是对资本进攻的防御战，根本没有武装暴动的进攻之可能，连即时实行准备武装暴动也谈不上；尤其是缺少一个有团结力有战斗力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此时虽然各地劳动者和店员有些对于资本进攻的防御斗争，即令各地再有些农民饥民兵士散漫的骚动，而没有整个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有计划的有准备的为之领导，也决不能形成革命的群众运动高潮，很容易为统治阶级各个镇压下去。
二、资产阶级在击败无产阶级屠杀工农民众之后，不能不容忍在国民党训政之下各系军人的军事专政，以镇压工农革命之激进，以保持他们在革命中所获得的利益。国民党各系军人代表各地方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互相冲突，发生了蒋桂，蒋张，蒋冯，蒋唐等资产阶级内部争夺政权的公开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都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走向崩溃，而是走向逐步的统一与相当的稳定（附注二），虽然其前途尚有不少的困难或意外的阻碍；其主要的有力的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东南的银行工业资产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心势力和帝国主义特别是需要向中国输入资本的美国急于在中国扩大市场的德国，各应他们的需要，都一致企图援助中国代表整个的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之统一与稳定。
三、通常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统一与稳定，乃是其经济复兴之可能的前提。现时中国经济复兴的程度虽然还是很迟缓，而前去两年的对外贸易额则已逐年递增，即以上海一口而论，去年一月至十一月对美国输出总额比前年增加美金一二九一五六六三元，其中增加最多的是纺织品及其原料，共值三千五百七十余万金元，比前年增加一千三百余万金元。这种未能脱离殖民地地位之低度的经济复兴，不但不至消灭革命，并且因此重新团聚离散的工人队伍于生产机关，增加工人阶级的自信力，扩大工人组织及扩大共产党影响的条件。其最终结果，将至重新引起一切未解决的问题之紧张和加紧阶级冲突（军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间的冲突，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跟着不可免的新的经济恐慌一到来，将成为革命的推动力。
四、国内外一切矛盾仍然存在，在帝国主义势力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它的政治和经济都不会发展到能够解决中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民主革命的任务（如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等），革命的巨潮仍旧潜伏的存在着。
五、国民党资产阶级军事专政所产生的苛捐杂税，战祸，灾荒，物价腾贵，使一切下层民众尤其是工人对于加时减薪、贫农对于耕地缺乏与高利贷，一致感受暴政和贫困之严重的压迫，一致对于现状不满，急于寻找政治的出路。被欺骗而投降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因身受国民党政府暴政苛税之苦，又开始左倾，开始厌恶剥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军事专政，要求民主政制即立宪政治。甚至于资产阶级本身，也渐渐感觉到军事专政对于他们资本主义之发展有所阻碍，渐渐需要适合他们利益比现时较民主的政制。
依据这些特征，自然是没有革命高潮的局势，并且革命高潮也不会有马上到来之可能；然而在两个革命间之整个的过渡时期中，目前的局势已经有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并不是表现革命高潮成熟，而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和各阶级反对现时军事专政的斗争之开始。这一运动这一斗争做得愈有力，则现在的过渡时期愈缩短，由反革命阶段转变到革命阶段的速度愈加速。目前既然是没有革命高潮的局势，无产阶级既然不能即时武装暴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缩短过渡时期，为加速到革命阶段的速度，为要求自己的利益，为力争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政治自由，她对于已经开始的民主运动所应取的态度，便不应消极的或用激烈而无行动的空洞口号来抵制，而应积极的号召广大的下层民众参加这一运动，领导这一斗争，使之彻底的民主化，使之向前发展，走向革命高潮，然后这一运动这一斗争才不至停止在目前的阶段上。
当然，民主主义不是超阶级的，一般所称为民主主义的，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一民主主义本来是资产阶级从前用做反抗封建贵族以及欺骗劳动阶级之工具，到了社会阶级关系一转变，即封建势力已溃灭劳动阶级走进了政治舞台，统治的资产阶级马上认识这一工具的锋芒要戳伤到自己身上，急急的设法收藏起来，重新在废物储藏室中拿出他们从前所抛弃的反民主主义的宗教，礼教，旧道德等等来代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及在它还未达到夺取政权的时候，应该不客气的借用资产阶级这一有锋芒的工具（民主主义），来对付资产阶级，来廓清无产阶级走进政治舞台的障碍，来成熟自己阶级解放斗争的条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未实现以前，单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传力量，不会使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大部分工人群众能够认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伟大与真实，当他们需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时期还未终了之时，当他们还睡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抱之时，我们不能离开他们，此时也必须采用民主主义的口号，发展民主主义的运动，吸引他们到我们的周围，这也是无产阶级运动中一个历史的任务，决不是机会主义。但群众向统治阶级要求的民主主义，是其实际而非空名，我们必须防御资产阶级空洞名词的虚伪与欺骗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妥协，因此我们必须力争由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产生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做我们在过渡时期中四个不可分离的民主要求口号，以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以充实在过渡时期中整个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内容。必须是如此，才能够引进广大的劳苦群众参加这一民主运动，扩大这一民主运动，要求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改变其形态与程度；资产阶级的民主之终点，接着便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之起点，即是拥护占全人口绝对过半数的劳动大众获得权利与自由的苏维埃政权之起点（附注三）。
对于国民会议这一口号，我们党中现有三种态度：一是现在中央的态度，他们说：“国民会议，在过去一切历史的经验上证明，只能够产生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由我们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造成了，已经不待国民会议来产生了，现在正要利用民主的国民会议来和资产阶级军事专政对抗。列宁所指导的十月革命，在已经武装暴动夺得政权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宪法会议还是议事日程中三个问题之一，这一历史的经验证明了什么，他们说我们：“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代替‘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与‘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两个口号。”然而他们又曾声明：“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既然没有群众暴动，当然不能够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这就是说，我们的党现在实际上并没有号召群众的政治口号，只有盲动，只有采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投机，冒险，阴谋，暗杀等政策，只有长期的离开现实的政治斗争。一是有几个自称左派的同志态度，他们说：“中国将来的政治发展，是否有议会制度之可能，我们认为他有或然的可能，而且无产阶级并当力争这样的发展。”“我们对工人阶级宣传国民会议口号，应当告诉他们国民会议之实现，是比现在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有进步的意义，我们应该参加此种进步的斗争，我们所主张的是普选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产生的国民会议，解决国家重要问题，如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力争中国之独立，同时我们认为此种国民会议也许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我们也要向着武装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国民会议的口号是引导千百万劳动群众重新参加政治生活的口号，这种斗争之进行，将加速中国议会制度之实现，假如中国能实现议会制度，这使我们在更高的一阶段进行夺取政权”，又批评我们“提出了国民会议的口号没有将他与中国将来的议会制度发生联系，这是没有前途”（见刘仁静同志起草的告同志书）。这分明是在主观的策略上不重在为民主运动而斗争之动的意义，而是拜物教似的把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都认为进步，并且很单纯的只是把资产阶级任何形式的议会这一静的制度看做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之根本目的，即是我们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国民会议的斗争，只是为了实现国民会议实现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这一前途，别的都还要待在更高的一阶段进行，这和以前主张先完成国民革命然后才干社会革命现在主张先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议会制度也是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内容中所应有的事），然后才干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同样的机械，是同样的没有自己的前途。这种极右倾的态度，和现在中央极左倾的态度，恰恰是相反的两个极端。向左的极端是梦想革命，向右的极端是抛弃革命，都不是推进革命，这两个极端政策所能得到的结果是一样：巩固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以为观察这一问题之要点，是国民会议在客观的作用上将是怎样，在无产阶级主观的策略上应该怎样。
现在各阶级需要国民会议是一致的，而各个所需要的国民会议之内容，则极不一致；因此，将来国民会议之实现，在客观上能够发生的作用是怎样，这是要看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下层的广大民众参加这一运动至怎样程度而定，此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此时所能够预见的有几点：（一）最近即有实现召集段祺瑞善后会议式的以至孙中山国民会议预备会式的国民会议之可能；（二）将来的政治发展，有由国民会议而实现三民主义的宪法，而实现俄国沙皇时代的或土耳其式的议会制度之可能，并且若革命高潮到来得迟缓，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会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三）我们有利用这些政治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在选举运动中，有获得接近广大的民众，向民众宣传我们的目前要求（如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独立，政治自由等），恢复工农群众普遍的组织，领导广大的下层民众重新参加政治生活和公开的政治斗争，在会议中提出我们的要求特别是土地政纲，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增进工人阶级的政治社会地位，和得到相当的政治自由等有利于工人阶级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之可能；（四）从善后会议式的国民会议一直到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同样不能够解决中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如对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归农民，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独立等等。中国目前所需解决的根本问题，只有革命高潮到来时，由无产阶级领导城乡广大的下层劳苦饥寒民众，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够解决。
因此，我们在主观的策略上，一方面应该纠正向左的错误，即是对于要求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和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以至将来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运动，都应该坚决的积极的领导下层民众（不与任何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进行迁就妥协的政治联盟而且要和他们对抗，斗争，争取农民），极力要求参加，极力要求其民主化，即力争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并且以我们的目前要求充实其内容，丝毫不可犹豫，始终不能取消极态度和抵制政策，因为在这些运动中，工人阶级有获得力争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之可能。“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我们的前途，是将来革命高潮中的行动口号，在目前只是教育宣传口号。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怎样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是怎样才能够动员群众开始政治斗争。在主观客观条件都未成熟时，若发出“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做政治斗争的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行动起来，为这些口号奋斗，不仅得不着群众的应声等于放空炮，而且更加扩大党的盲动情绪，离开群众，削弱自己的力量。至于“要求召集国民会议”这一口号，其客观条件不用说已经成熟了，我们即应重新瞭解新的客观状况，决定我们的策略，即是利用这一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口号，发展两个革命间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这不是我们在主观上开倒车，而是因为在客观上无产阶级的党已被革命失败推向后退，退到以前的发足点，现在的政治斗争，几乎要从头做起，所不同的（可以说实际上是大大的不同）只是根据过去的苦经验，必须根本改变其方式而已。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曾说：“在工人阶级夺取整个政权的斗争还未成为当面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形式。”在一九二〇年他又说：“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之后，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这件事，不仅不妨害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帮助无产阶级，使之能够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议会为什么应该解散，为什么要促进解散这种议会，为什么要促进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之政治破产。”因此，我们在反革命势力高潮时代，若不懂得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在此时也是推进历史一个动力，不去做力争国民会议民主化的斗争，只向左发出毫无行动的激烈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这乃是梦想革命而不是推进革命，乃是把发出行动口号领导群众行动的政党变成宣传研究在纸上写出些宣传口号的小团体，或离开群众组织的政治斗争，只是少数人阴谋暴动恐怖的巴枯宁派。瞿秋白反对国民会议这一口号的理由是说：“我们由中国革命可以看出，当殖民地的革命达到决定胜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明白摆在我们面前：即或者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他这几句话里面包含不少的错误，可是表面上似乎很漂亮，可惜说迟了一点，或是说早了一点，即是他忘记了过去的革命决定胜负时机已经过去，将来的还未到来，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民主运动不管能够达到若何程度，都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尤其是它的政党，为力量发展所需要的组织上民主制之实现，政治自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有些同志以为我们过去也曾做过国民会议运动，不曾得着什么。其实，过去的国民会议运动并未达到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然而已经建下五卅运动的基础，假若没有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未必能够形成那样规模的五卅运动。有些同志以为我们参加国民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便是承认它的存在，并且承认他们当中的各派军阀官僚得以利用国民会议做争权夺利的合法工具。我们要懂得国民党政府之存在是一个事实，不是否认便可了事，而是要造成某种力量怎样去动摇推翻它的存在；他们可以利用国民会议做争夺权利的合法工具，我们也可以利用国民会议，以力争民主政制做反对军阀官僚等一切反动势力的合法工具。列宁说过：“社会民主工党之承认资产阶级制度……并不是承认它的监狱警察私产卖淫，而是为广大的自由斗争来反对这些制度。”（《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有些同志以为参加国民会议会使我们的党发生右倾的危险。自然我们并不否认因此使党有发生右倾危险之可能，但决不能拿这个来做消极抵制的理由。列宁说过：“没有并不能够有一种斗争形式一种政治状况不能引起危险的。如果没有革命的阶级的本能，如果没有立足在科学上的整个人生观，那末，参加罢工也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变成经济主义派），参加议会斗争也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变成议会的蠢才），赞助乡村自由派的德谟克拉西也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变成乡村运动计划）。”（同上）现在的中央，拿改组派，中华革命党，新中国国民革命党，中国青年党，以至段祺瑞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都赞成召集国民会议，说我们也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便是他们的政治盟友，其实，我们所要的国民会议和他们所要的国民会议，其作用与内容都大不相同。列宁在一九〇五年曾主张召集全民代表大会，在一九一七年又曾向临时政府要求召集国民立宪会议，难道他也是沙皇及克伦斯基的政治盟友吗？有许多同志也正因为各种反动派都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我们最革命的共产党，实在不好意思把这一口号从口中喊出来。这正和以前少数派讥笑列宁“把‘临时革命政府’和‘万岁’联在一起，是污渎了自己的口”，是同样的糊涂。况且我们的党在第六次大会前后没有向民众提出“要求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做革命失败后有重大作用之一种政治斗争形式，这已经是大错；现在对于这一口号这一运动，若仍旧是取消极的抵制态度，若不赶快积极的向下层的广大民众宣传，鼓起下层的广大民众热烈的要求参加，要求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则将来的国民会议真会是反动派及各上层阶级的上层分子包办的国民会议了事，那便是莫大的罪过！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要纠正向右的错误，即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民会议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进行中，我们丝毫也不应该向工人群众和从前歌颂国民党一样歌颂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与进步（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之发展更是进步），助长他们对于国民会议与议会制度及宪法的本身之幻想；因为它们本身都不能解决中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我们应该在要求召集国民会议的鼓动中即告诉工农群众：这个会议即使召集成功，国家权力如果仍操在国民党军阀之手，这个会议将没有一点执行的力量；我们应该在这个会议集会中，向工农群众极力暴露各上层阶级党派的政治破产及其政策是如何背叛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以证明并使群众自己认识只有工农武装暴动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才能够拥护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而不能告诉工农群众：“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力争中国之独立，此种国民会议也许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我们也要向着武装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这样很明显的是要助长工农群众的幻想，以为国民会议也许不难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力争中国之独立，所以不必一定向着武装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主张召集全民代表大会，其根本目的是在以民众暴动推翻沙皇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不在议会制度；只有少数派幻想“革命对沙皇制度彻底胜利之可能……或由某种代表机关的发起，在革命民众直接威逼之下，决定组织全民立宪大会来达到”（见华译《两个策略》第二二页）。列宁告诉他们：“政权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决议都好，都会与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时历史上有名的佛兰克府国会的决议一样，只是成为一纸可怜的具文。”（同上二三页）列宁一九一七年也曾向临时政府要求召集国民立宪会议，其根本目的也是在完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生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不在议会制度；只有少数派死守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阶段，歌颂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与进步。这还是革命高潮时代的事，在革命低落的一九〇七年，少数派主张参加第三国会，多数派中的多数人即所谓召还主义者抵制主义者则主张抵制那破碎的冒牌的国会，独有列宁一人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参加；他随后并且承认前两次抵制国会选举的口号都是错误的。列宁主张参加国会，和少数派主张参加是不是同样的政策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少数派是迷信歌颂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之本身，以至在他们影响之下的工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都落到和平的幻想中去了；而列宁的政策是在革命低落时期利用议会制度，利用参加选举运动和国会议坛来帮助革命。他虽然极力主张参加国会，因此和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的斗争；而他的根本政策，仍然要革命民众的注意力不集中于国会，而集中于阶级斗争，集中于准备暴力推翻专制政权。
所以，向左的消极抵制国民会议和否认议会制度，而不知道积极的利用民主运动和议会制度，空喊“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而不知道怎样发动群众走向“建立苏维埃”、“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这便是梦想革命，而不是推进革命，这固然是蠢才；同时，极右的人们抓住议会制度，向工人群众歌颂国民会议与议会制度之进步，而且幻想国民会议也许不难解决国家重要问题，这便是根本抛弃革命，也不是推进革命，这真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托洛斯基同志有言：“瞿秋白又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正要拿国民会议口号来代替苏维埃口号。这是可能的，多半可能的，甚至必然的。机会主义者将要首先抓住议会制度的方法，抓住一般类似于议会制度或接近于议会制度的事物，——这是有世界工人运动尤其是俄国工人运动的整个经验可以证明的。少数派抓住议会制度的行动而抛弃革命的行动。”这几句话正是给一些极右而自称左派人们之当头一棒！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决不取消极抵制政策，而是积极的号召参加，力争其民主化，我们认为力争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是从反革命时代走向革命时代这中间过渡阶段有重大作用之一种政治斗争形式，这种政治斗争一扩大紧张起来，合成直接革命之先导；同时我们也不能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有所幻想，更不能助长工人群众的幻想，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民主政制来促进民主政制之死亡，而不应该歌颂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我们是要利用民主口号与运动来辅助我们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民主政制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我们不主张用苏维埃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口号，同时也不主张用国民会议口号来代替苏维埃口号，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与斗争来引导群众走向苏维埃口号。我们不反对参加国民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同时也不能对于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都认为进步。我们必须大声疾呼的攻击军阀官僚们操纵包办国民会议，必须尽情揭破他们的欺骗与假冒。我们必须调动全国千百万下层民众在民主运动过程中，力争国民会议之彻底民主化和力争下层民众的要求，以反抗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揭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假面具，并且打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取得广大的下层民众，走向革命高潮，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这就是我们前途，这就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对于一般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态度。这也就是我们党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之政治斗争的正确策略。
（附注一）他们所谓中国新的革命浪潮已经成熟，大概是指改组派倒蒋运动之不断的高涨起来。听说最近国际又有训令给中国党，对于反蒋运动分析说蒋是代表豪绅买办阶级，改组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国际为什么把反蒋运动中这样的阶级分析训令中国党，大概他们又要复活和“中国土地革命领袖”汪精卫所领导之在野的资产阶级联盟，来推翻代表豪绅买办的统治阶级，来实现他们所梦想的工农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吧！可惜不替史大林争气的改组派，国际训令方到中国，他们已经倒台了，大概中国新的革命浪潮之成熟，又要成问题了吧！
（附注二）这里所谓相当的稳定，是就其内部状况而言；若就全国阶级斗争的状况说起来，在无产阶级之阶级的斗争没有剧烈到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前，它始终是稳定的。
（附注三）列宁曾论民主主义说：“‘普遍的民主主义’无论在如何资本主义文明国都不存在，所存在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比较中世纪，不用说是高度发展的制度；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的要求要从根本改变。”“民主主义之形态，在几千年的经过中，自从古代发生萌芽，其后每次由一阶级交代到另一阶级时，都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改变，在古代希腊共和国，在中世纪的诸都市，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民主主义都有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程度。”“在俄国的苏维埃权力，其意义乃是真正的实现劳动阶级即占全人口绝对过半数的人们有获得民主主义的权利与自由之可能。”“马克思主义者应以争取国家权力为目的。这一目的不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即平等与自由是决不会实现的。实际上向这一目的引导者，便是苏维埃权力亦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以上均为原注）
关于所谓“红军”问题
昂格斯曾在《德国农民战争》序文中说：
游民无产阶级——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乃是所有同盟中之最劣者。此辈绝对易于被人收买，且极是累人的厌物。法国工人纵然在每次革命中每家榜其门曰：“处盗匪以死刑！”而且曾杀过一大批，这并不是由于热中保护私有财产，而是因为法国工人很正确的懂得：应该首先和此辈土匪分别开来。每个工人领袖，他若要利用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且企图在他们当中找着自己的支柱，只此便证明他是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
世界几十国的共产党，一向都是遵守昂格斯的遗训，不敢采用利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政策，列宁在世时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中，法国党因为有接近此种秘密会党的倾向，曾受了严重的批评，现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叛徒……正在利用此种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为支柱，简直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企图扩大凭藉在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基础之上的所谓“红军”来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来“影响到大城市。”他们公然的说：
军阀崩溃的基点——兵变，他显示了在殖民地军阀制度统治的国家中，兵士具有更大的革命作用，他不但在军阀制度下养成了的生活，而且在军阀制度下锻炼了一副钢锤铁铸的获有惊人技术的好身手，这副好身手就成为毁灭军阀制度的主要武器。（无产阶级想必只算得是次要的武器了！）这（指兵变）是军阀制度急剧崩溃的明证，这是革命高潮的象征。
红军是推动革命高潮到来的主要条件之一，……而且促进革命局势的开展。
至于全国广大无比的灾民，半农半匪的武装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群众组织，……是必然会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生长成为红军的。我们更相信在中国或者是全世界尚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障碍着这一伟大的且有强有力的社会基础的红军力量之发展的前途。（以上见第七十二期《红旗》）
在江苏已有无数次刀匪群众的武装，而仍有人怀疑到在南京政府直接管理之下，游击战争是否可能。（见第七十六期《红旗》）
“兵变是毁灭军阀的主要武器”，“灾民、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刀匪，是生长成为红军的社会基础”。凭借这种社会基础的“红军”来推动革命高潮，这就是叛徒们的革命策略，也就是他们自己对于现在所谓“红军”的内容之分析。他们更公然很得意的说：
据十二月三十一日《申报》载：“如皋境内土匪与共产党结合，聚众三千余人，抗纳捐税，民间自卫枪弹，悉被缴劫、势焰甚张，……”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大本营附近，又发生了流氓、土匪、地痞……的武装行动，反对派真要气死了！（见第六十七期《红旗》）
统治阶级骂我们是共匪和匪共并称，都不足为异；所可异者一个先进阶级的政党，竟以与土匪结合自豪向列宁主义者的反对派夸耀，我们多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被叛徒们使之堕落至如此地步，我们反对派安得不“真要气死！”
不错，中国的土匪运动是有它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广大的社会基础，因长期的生产力发展之停滞，造成了大量的过剩人口，流为游民盗贼，形成定期的战争，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现象，自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入中国，破坏了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更加增多了中国的游民，尤其是在农村中。这种无业游民之来源，最多的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官僚后裔、小地主、小商人堕落其中者亦不少，此即昂格斯“所谓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他们的出路是：移植国外，进工厂做工，当苦力，当兵，这只是一部分，充其量不过一千万乃至两千万人，其大部分便是当土匪。其中最有组织力的，如北方的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中部的红帮、青帮等，南方的三合会等，他们不但盘踞农村，在城市中也有很大的势力。此外，各种名目的零星股匪，布满了全中国的乡村镇市，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是非至社会生产力有高度发展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巨大数量的游民无产阶级，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统治阶级内部有了纷争动摇时，他们便要大规模的骚动一次，从赤眉、黄巾到白狼、老洋人，都是这种把戏；这还是失败的部分，成功的帝王当中有许多都是凭借这种势力。但在城市发达和武器战术进步尤其是城市产业无产阶级出现的现代，游民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遂和前代大大的不同了。它们是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是绝对易于被人收买的厌物，他们反复无常，只要有利可图，无论革命反革命他们都可以钻进去鬼混，所以即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党，虽然能够拿金钱官位利用他们，也不能专凭借他们的力量得到成功，孙中山的同盟会以多数资产阶级的革命青年加入新军，才能够推倒满清；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利用工农势力，才能够得到北伐的成功，这便是明显的例证。在无产阶级已经登过大革命舞台的今天，我们无产阶级的党，还拾取孙中山的老政策，企图结合土匪，凭借土匪势力来扩大“红军”区域，来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此便证明他们是工人运动的叛徒！”有些政治意识浅薄的党员，受了叛徒们胡吹乱喊的宣传，竟以为现时红军区域扩大是事实，我们也许能够得到胜利，中央的政策也许是对的，这班人是被“红军”、“苏维埃”一些金字招牌所眩惑，并未仔细想想现有的所谓“红军”、所谓“苏维埃”其内容究竟是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所谓“红军”的区域之扩大固然是事实，土匪猖獗遍荡了全中国更是事实，而且并不是新的事实，它们之扩大与猖獗，本来就有它们的社会基础，再加上农业日益荒废，金价米价日渐高涨及统治阶级内部纷争动摇的近因，叛徒们甘心把共产党变为土匪党。除现有的所谓“红军”的区域外，将来还有扩大之可能，例如闽匪何金标支配了闽东几十县也可以于现有的八军外，生长成为“红军”第九军；湖匪郭老大等，以太湖为根据地，洗劫遍了江浙两省沿湖数十县的乡镇，已组织天下第一军、第二军，这也可以生长成为“红军”第十军；此外还有更庞大的大刀会、小刀会和神兵，红枪会本来就有什么“红军”的组织，所谓“红军”区域凭借着这种社会基础扩大起来，自然是前程远大。土匪及所谓“红军”之骚扰扩大，自然也增加资产阶级统治之困难；然因此便想凭借他们为革命的主要武器，当做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这是绝对的错误。因为这种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这班绝对易于被人收买的厌物，在他们有利的条件之下，今天戴起红帽子便是袁文才与王佐，明天换上白帽子便是樊锺秀与孙殿英。倘凭借这种势力可以生长成为真正红军，可以建立真正工农苏维埃政权，那末，真如史大林派所说：“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而马克思、昂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在中国能否应用竟成了问题！
军队，尤其是中国的雇佣军队，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所构成，他们不但离开了生产，并且因为一种特殊生活形成了一种特殊意识，所谓官兵即是合法的土匪，即便是最好的军队，也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在革命斗争中才有作用：（一）必须城市工人斗争已进展到成立苏维埃，尤其在工人群众已经起来武装暴动中，兵士走到群众方面来，才更有作用；（二）并且必须是统治阶级所直接依赖的军队才是对于它们致命的打击。现在是怎样？第一个条件，谁也知道还没有；第二个条件也没有。第七十二期《红旗》所列举的三十六处兵变，没有一处是统治阶级所直接依赖的军队，并且大部分还是它们所正要排除的。这种兵变，不能算是军阀急剧崩溃的明证。兵士也是游民无产阶级之一种，这本是中国之整个的社会问题。兵变的现象，虽然不象土匪是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未能统一安定和财政稳固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现象。若以为凭借这种势力能够代替城市产业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红军与苏维埃政权，除了叛徒们所谓，“有中国式的特点”外，不能有其他的解释。
不错，我们还知道所谓“红军”中多少也有些武装农民，并且有些还是参加过上次革命的积极分子；可是他们在数量上比起土匪溃兵的成分来，简直是喧宾夺主，并且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这部分武装的农民已经离开生产，和土匪溃兵过同样的流寇生活，其势必至一天天游民无产阶级化。游击战争式的战术，用之某城市武装暴动时，好过死守堡垒，列宁曾称之为“新的巷战战术”；若在农村中长期的作游击战争便是中国的老把戏：“流寇而已”，这种流寇的游击战争所得之恶结果是：（1）使原有的武装农民离开生产，过和土匪同样的生活而堕落腐化；（2）使农村所有的革命分子及我们积极的党员都不得不集中到军事组织和军事投机方面，如结纳土匪溃兵等。民众运动的组织与领导，必然要落在无足轻重的分子手中；（3）农民的组织与斗争连所谓“苏维埃”也在内，都随着游击战争的武装势力而生灭，使农民群众只有依赖一种武装的特殊势力即所谓“红军”为长城，而不相信自己的组织力量能够斗争；（4）游击战争所经过的地方，强有力的农民只有跟着“红军”走，留下的孺弱分子经过白色的镇压与报复，这地方的组织与斗争必然要推迟若干年都没有希望。这样的游击战争，真是断送革命之最有效的方法。
赤卫军是城市工人武装暴动时的群众组织，红军是工人取得政权后的军事组织，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工人都还在反革命势力统治之下被压迫着动挣不得，我们的党不把力量集中在这方面，刻苦工作，而因利乘便的在离开政治中心的乡村中，纠合一些土匪散兵以及失业农民，冒称红军。想用这样的红军来“产生”革命，而忘记了真正红军乃是革命产生的。苏维埃是工农群众斗争高潮中所涌现出来的公开组织，现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现在上海租界秘密召集，只此已充分说明其性质与作用，先进国许多制度，一到中国便有名无实，现对所谓“红军”及所谓“苏维埃”也是这样，这才真是“中国式的特点”呵！
中国革命之再起，主要的是靠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来决定，单是统治的资产阶级内部纷争动摇是不够的。游民无产阶级固然不是工人革命之卫军与支柱，即农民虽然在农业国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然它们从来不能有独立作用及独力的成功。尤其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的社会，只有两个阶级（有产与无产）的力量决定一切。在经济生活上，农村已走出了自足经济时代而隶属于城市，离开了城市，便根本不能自存；农村的多数武装队及政权，更无法日久维持其独立的存在。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来领导，农民暴动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走到反对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权，彻底的土地革命是不会实现的，没收一切土地不但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办不到，即农民暴动也办不到，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余的农民暴动，都只是为富农即乡村资产阶级开辟了道路。列宁说：“分析目前革命中的阶级对比，是革命政党主要任务。”目前中国城市工人斗争中所表现的阶级力量对比是怎样呢？叛徒们说：
现在全国的罢工潮流不是在汹涌的向前发展么？不是日益脱离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而走向坚决的革命斗争么？上海、天津、青岛、唐山、哈尔滨、武汉、广州，到处暴发巨大的罢工，这正是中国革命浪潮复兴的主要象征。（见第七十一期《红旗》）
如果真是这样，革命高潮即在面前，我们便应该集中全力准备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为什么反而跑到乡村里组织土匪溃兵和失业农民的“红军”呢？其实我们的党在城市中还很软弱，统治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加紧向工人进攻：加时，减薪，开除工人，掉通班，严定厂规，具保结，不断的雇流氓巡捕毒打工人（如最近上海的永安、新怡和、申新第七厂），以至不断的枪杀工人（如最近上海的安迪生电泡厂、祥昌棉织厂、三星棉织厂），而工人的斗争还未曾由防御走到进攻，由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主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自从遭遇了上次革命之严厉的失败，至今尚未恢复其组织，不但工人还没有自己的工会，即国民党黄色工会也没有群众。两年以来，对于资本进攻不断的经济罢工，大半因为是无组织的斗争而失败。史大林派的盲动政策（每个小的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大的政治罢工），更是加速其失败，加重其失败；因此工人群众往往自动的斗争起来而不愿意接近共产党。在金价米价日渐高涨的现在，工人经济斗争早迟必然要普遍的起来；然对此方兴的斗争，若加以过分的估量，以为即此已是革命复兴，而采用盲动政策来领导，会铲除此方兴的斗争之萌芽，而延迟革命高潮之到来。叛徒们自己也并不真是相信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复兴已经可以领导农村的暴动，他们自己也说：
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充实，尤其是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
就是史大林派的国际也说：
赤色工会的大多数（其实那里有半个赤色工会！）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还是很大，国民党改组派在（北方）黄色工会里尤其有影响，共产党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里的工作，还没有认真的实行，共产党还没有能够在生产里，把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共产党当然是更加没有解决。（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信）
城市中既然还没有群众的组织，党的组织力量也不健全，更未能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并未能团结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在党的周围，在这样状况之下，怎样会有工人革命高潮来领导农村暴动？怎样会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说有共产党的领导吗？离了工人群众的组织，共产党还有什么？说有全国总工会领导？全总之下有几个工会呢？差不多全总就是罗章龙，罗章龙就是全总。说有共产党员在“红军”中做领导工作吗？这不仅如几粒盐放在水缸中不能使水变成咸味，并且日久因生活方式及环境关系，也跟着游民无产阶级化流寇化了。叛徒们现在还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口头上不得不说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游击战争只有获得城市工人的领导——才是唯一的胜利的前途”和“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这类话做假面具，而实际上他们另有一个根本理论和这些门面话完全相反。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的信说：
中国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
因此中央第六十八号通告说：
固然，全中国革命高潮将要到来之最主要的象征，还是大城市工人斗争的复兴；但继续两〔年〕来的农民土地斗争与红军的发展，的确反证了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决无稳定可能，而且因军阀战争之继续必然日趋崩溃，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目前农村苏维埃与红军之发展是处在极苦的斗争时期，……我们要使这一斗争，不仅单发展在许多南方乡村，并要影响到大城市。
又这个通告开始便说：
自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遭了失败，无产阶级受了莫大的损伤，但在南方的农民土地革命却并未因之死灭，反而因中国党脱离了机会主义的领导（？），坚决的领导农民作艰苦深入的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于是从湘鄂赣三省的秋收暴动蔓延发展成为整个南方的游击战争，……红军的发展，自朱毛第四军至最近鄂东因大冶兵变而成立的第八军，总共已集中的武力不下五万人，散布在两广、闽、赣、湘、鄂、豫诸省。……这一伟大的革命事实之存在和发展，便连反动统治的报纸都不能予以否认。
第七十二期《红旗》上又说：
取消主义者费尽了气力的大声叫喊着：现时中国尚没有革命，中国也就不会有红军。不错，红军是革命产生的，红军是苏维埃政权下的军事组织形式，可是取消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中国现时有的是日在深入与扩大的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的发展上再加上统治阶级矛盾的剧烈，和中国经济的地理的条件，遂建立了布满南中国的苏维埃。在这些苏维埃中，广大农民的游击队伍，各地地方暴动的工农武装（？）以及全国普遍发展的兵变，都在围绕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与扩大上逐渐转变而为红军，这就是取消主义者所不愿了解而且不能了解的事实。
叛徒的理论很明显的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了，无产阶级虽然受了莫大的损伤，然而农民仍能够继续担负中国革命的任务，现在更加上变兵、土匪、神兵、回民、红枪会、大刀会等所组成的“红军”日渐发展，就是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就是城市工人还没有群众的组织，也可以由这班“红军”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来影响大城市，决定新的革命高潮，完成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就是所谓“中国式的特点”，而为反对派所不能了解的。这种由“中国式的特点”所推演出的理论，不但屈服于农民的原始情绪，而且很明显的是“以乡村领导城市”、“以游民无产阶级领导工人”的政策，诚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派所万分不能了解的。
他们这种理论，是有始终一贯的思想，决不是偶然的。中国的革命有为马克思、昂格斯、列宁所未见到的中国民族的特点，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能够领导革命；所以中国的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的组织；所以中国的国民党可以代替苏维埃；以至现在所以斗争能够凭藉土匪、散兵、失业农民所组织成的“红军”，来代替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决定革命高潮。所以从前对工人群众宣传欢迎拥护国民党北伐军，现在又对工人群众宣传欢迎拥护“红军”，始终不是教育无产阶级把解放自己阶级以至解放全民族的使命担在自己双肩上，而是教育无产阶级欢迎拥护自身以外的一种特殊武装势力来解放自己。叛徒们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非无产阶级的政策，将给工人群众和党员群众以很坏的教育，我们反对派若不及时在工人群众和党员群众面前从原则上公开的指摘出来，简直是罪恶！
不错从前国民党北伐军之发展和现在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的“红军”之发展，都是客观的事实；可是我们正因为沉溺在客观事实里而离开了无产阶级之阶级立场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机会主义发生的源泉，机会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不同，它不是毫无理由的空想，它有很明显的客观事实之根据，而且这些客观事实之根据，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应该忽视的。倘然没有很明显的客观事实之诱惑可以资为口实，则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又何至发生机会主义的右派呢？西欧大革命后各国资本主义之和平发展，这是很明显的客观事实，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为口实而曲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西欧机会主义发生的客观原因；在东方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在客观事实上，自然免不了许多这一民族在历史上在经济上所形成的特殊现象，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策略时当然要十分注意这些现象，但若是根据这些特殊客观事实的需要做出发点，而离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阶级立场，必然要走到机会主义。谁不懂得这个，谁便终身不能脱离机会主义的窠臼。
我们再退一步从客观事实上来考察现在所谓“红军”的内容是怎样：
（一）鄂豫皖交界之第一军，为原有鄂东北黄安、麻城之三十一师，豫东南商城、光山、罗山之三十二师和皖西六安尚在拟编中之一师所组成，第三十一师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后所成立，有枪五六百枝，兵数一千左右，其中农民成分较多。第三十二师为当地农民团、土匪、富农合编而成，有枪三四百枝，师长及参谋长等重要分子，多是土劣出身；商城县委和该师长勾结一致，曾谋杀党代表，他们用“保境安民”的口号，拒绝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最近中央派黄埔学生某前往接替该师工作，但某以该地纠纷未解决，不愿去冒险尝试，六安附近有二百多土匪（大刀会）一部分民团和少数暴动后失业的农民，合计三四百人，多无枪枝。
（二）湘鄂交界贺龙的第二军，系一色土匪即所谓贺大哥的旧部，人数根本不能确定，这个“红军”向来就没有一点党及农民组织的关系。
（三）赣西吉安一带之第三军，除当地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及醴陵萍乡逃去的农民外，便都是井冈山的积匪和江西警察大队，吉安的靖卫队联防队及金汉鼎部的变兵，合计二三四团和一二两大队约三千人，枪枝与人数相差不远。
（四）朱毛的第四军（略）。
（五）湘鄂赣边之第五军，主要是彭德怀部之变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农民几乎是没有，彭德怀骂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骂彭德怀是军阀，现在彭已火并了王佐等的“红军”，逃散后王佐等的“红军”已树起反共产反彭德怀的旗帜。
（六）鄂西宜昌、沙市一带之第六军，也是些土匪和新一师的一部份变兵组成的，人数及枪枝不详，据《红旗》上说：“这个部队（指新一师）我们可以领导的有枪四千，”又说：“惜旗帜并不能十分鲜明，”又说：“他们还未坚决的扩大游击”。
（七）广西西边之第七军，主要的是俞作柏的旧部，俞军中本有两个大队长是同志，俞军被粤军打败后，这两队之一部份遂退至百色恩隆挂起红旗，不久即为李宗仁的军队所败，退走到龙州，随又被桂军第八师及安南法军夹攻而溃走上山，此“红军”在龙州时，竟有“专杀广东佬”的口号。
（八）鄂东南之第八军，除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外，多属溃兵改编而成，最主要的是独立十五旅，《红旗》盛称十五旅兵变是模范兵变；而据第八军政治部主任报告：初加入的十五旅兵士多数动摇，要求每人月饷二十元。据湖北来人说：第八军及第五军所到的湖北地方，都不侵犯地主及富农的土地财产，并竭力保护商业，对土劣只勒捐而不杀害。以图经济的生存。
其余另星的红军如：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当地土匪及景德镇附近的溃兵，阳明山之周文所部土匪，四川旷部的变兵，现在都算是“红军”了。此外，《红旗》上所大声呼喊的“红色闽西”，倒还未曾编成第几军，据最近从那边来的一个工人同志说：自朱毛的“红军”侵入后又有省城的政变，闽西各县的驻军调走一空，因此农运和“红军”得着自由发展的机会；可是“红军”大半是土匪，有小部分是溃兵，农运领导者多半是富农及中农，他们的问题得到相当的解决，对于“红军”及“苏维埃”都很冷淡，更不愿参加“红军”，而“红军”及“苏维埃”却竭力保护商人，并出示禁止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这不但代表商人的利益，农民也会有这样的要求）。
综计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它们的现象，已走上内哄、火并，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这都是客观事实，这些客观事实说明了什么？是说明了所谓决定革命高潮的“红军”，这一伟大革命事实之存在和发展，“的确”有它的“中国式的特点”，其实就是非民众直接的武装势力之共同点。
无论从理论上看，从事实上看，这种游民无产阶级的“红军”之发展，都没有决定革命高潮的可能，此时不但党内并且党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因为对统治阶级愤激，遂对于所谓“红军”发生幻想。可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欲望，终于不能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因此，他们的愤激与幻想，虽然有时也利于我们，但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若追随他们的意识，而不将先锋队及整个的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解放出来，而不根据自己阶级的意识估计自己阶级的力量来决定政策，便是无产阶级的叛徒。
没有城市工人革命领导的所谓“红军”，其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部战争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閧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此外不能有别的前途。
我们在这里可以预言：将来所谓“红军”的运动失败了（所谓失败并不一定是马上完全消灭，因为中国的土匪问题是一时不能解决的），史大林派的国际，必然又要归罪于中国党，说他们未能遵守国际的训令，“特别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其实他们教导中国党以“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和“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则游民无产阶级意识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本来浓厚，惯于军事投机的中国党，受了国际指导机关这〔样〕的暗示，自然更加游民无产阶级化、农民小资产阶级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于农村游击战争，自然无法同时“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工作了。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恶，也就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领导之最后破产！
我们的结论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是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绝对不能做我们的卫军与支柱；缺乏土地的贫农，在中外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几重榨取压迫之下，势必起而斗争，我们当然应该和他们有很好的联络，并领导他们的斗争，但仅仅是这个还不是革命的出路；主要的是要加紧城市工人的组织与斗争，必须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峰起（即普遍的政治罢工），才能够得到城市及农村苏维埃及赤卫军的组织，才有转变现有的所谓“红军”的武装为民众之直接的武装势力一部分可能。
四月十三日
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之序幕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乃是我们的二大首领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携着手第一次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道路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为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起草的致德国支部一封信上说：
当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至多只要实现上列的要求时，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革命，使一切大小的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独在一国向前进步，并且还在全世界的所有主要的国家中向前进步，因此使这些国家内无产者的竞争消灭，至少使各种生产力集中于无产阶级者的手中……你们的战声必须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不断革命”的遗教，有深广两种意义：深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阶段，而不断的行向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广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国家，而不断的行向世界革命。必须合深广两方面，才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整个意义。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不断革命论”的战声后六十七年，当俄罗斯二月革命资产阶级一取得政权，他们即力排嘉美涅夫、季诺维埃夫等拘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成见，而坚决的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同时他们把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只看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序幕，始终认为它的成败是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胜负相连的，胜利的第二日，他们即利用苏俄无产阶级胜利之精神与物质，促进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与斗争，我们可以说，十月革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创造了两件财产，一个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个是共产国际。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是怎样忠诚的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整个意义！这本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季诺维埃夫、史大林、布哈林，这班不肖门徒，在十月革命后第五六年，在列宁同志的病中，即秘密结合小组织，企图在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名义之下，背叛了马克思的遗教。列宁同志死后，这班不肖门徒更是大放厥词了。他们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其中心问题是反对他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确实抓住了中心问题，然而正因此他们背叛了马克思遗教的罪恶，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季诺维埃夫、史大林、布哈林，这班不肖门徒，他们由讨论苏联内部问题上，造出“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为依据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取政权的可能，这样的观点，也是由“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的。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不但过去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应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为限，即将来的革命也仍旧必须经过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们拿这样机械的阶段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从前他们在十月革命前甚至在十月革命后几个月反对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完全没有两样。现在完全是旧词重弹。他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阶段论”，无论在广的方面在深的方面，都很明显的背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遗教。他们企图用宣传的力量，把“不断革命论”说成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只可惜他们没有力量烧尽世界上所有留存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这封信。
史大林派妄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之不同点，是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跳过了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政权的阶段，这完全是曲解，是抹煞事实。当一八五〇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那封信时，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还未得着政权，还正在企图革命，所以马克思那样说：一九一七年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社会革命党）和一九二七年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国民党左派），都已经得着了政权，不但都已经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而且都已经公开的反对革命了，这能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跳过了不应跳过的阶段吗？若说他跳过了完成民主任务的阶段，那末正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巧妙地跳过了它，才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才能够彻底完成了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正因为史大林、布哈林不敢跳过，使中国革命惨遭失败，完成了中国反革命。
当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由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而放过了，此时龙迷那兹和瞿秋白忽然大叫“不断革命”，然而他们所叫喊的“不断革命”仍然没有走出所谓民权革命的范围，仍然没有放弃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他们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只是他们的“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盲动主义，正是这个“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所产生的。史大林和布哈林反对龙迷那兹和瞿秋白的“不断革命论”，而却承认了他们的“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这便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十足双全的表现。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拥护十月革命，首先必须拥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一脉相传的“不断革命论”，因为它是十月革命的灵魂；同时必须打碎史大林、布哈林、季诺维埃夫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和“阶段论”，因为这是伤害十月革命的魔鬼。
国际路线与中国党
最近党的统治机关内，瞿秋白在大嚷“反对李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口号之下，打倒了李立三；永久派又在大嚷“肃清李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口号之下，打倒了瞿秋白以及瞿秋白所领导的三中全会；他们内部并争的污糟及其斗争使党所蒙的损失，现在且不必讨论，我们所需追问的是：这样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闹不清楚的国际路线，究竟有什么深奥难测的秘密？
史大林派的国际领导中国革命之向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失败之后，一变而为向左的机会主义即盲动主义冒险政策的路线。自从在第六次世界大会否决了过渡时期的民主口号，它一向就是指导中国党，“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我们的面前是二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现时暴动路线是应当存留的”，“准备武装暴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国际代表在中国党六大的政治报告），“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六大政治议决案），“目前是大战后的第三时期……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工人革命运动新的浪潮已正式成熟”（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十次全执委会议的政治决议案），“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之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个革命的口号……就是群众政治罢工”（莫洛托夫在第十次全会的演说），“中国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要多份的注意士兵运动的工作”（一九二九年十月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的信）。史大林派的国际这一盲动冒险路线之错误，我们左派反对派老早就不止一次指出过，他们因此诬蔑我们为取消派（例如陈绍禹认为批评“党在政治上非常危险……是过于注意准备武装暴动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而忽略了甚至放弃了经常的宣传，煽动和组织工作未注意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是取消派的见解——见《红旗》第五十六期）。在红军问题上，我曾经说过：我们在这里可以予言：将来所谓“红军”的运动失败了，史大林派的国际必然要归罪于中国党，说他们未能遵守国际训令，“特别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其实他们教导中国党以“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和“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要多份的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则游民无产阶级意识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本来浓厚，惯于军事投机的中国党，受了国际指导机关这样暗示，自然更加游民无产阶级化，农民小资产阶级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于农村游击战争，自然无法同时“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工作了。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恶，也就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领导之最后破产！
一直到中国党执行国际这样的盲动冒险路线不断的失败和多数的损失之后，一直到中国党中央政治局在本年六月十一日所议决进攻长沙（当占领长沙时，莫斯科《真理报》上，大呼中国农民战争胜利是给予托洛斯基主义以打击），会师武汉的企图失败以后，它才感觉得到在这一路线所必然产生的实际政策行不通，才不得不开始转变。然而转变以前过去盲动冒险政策所招致失败和损失的责任是应该谁负呢？它便轻轻把这个责任推在中国党身上，说这和国际路线有原则上不同互相对立的“李立三路线”之错误；这分明是企图把中国党员群众二、三年来感觉盲动主义冒险政策行不通的积忿，从现在的怒目集中到反对所谓“李立三路线”，牺牲李立三及其追随作众矢之的，好让国际偷过难关。现时党内闹得轰轰烈烈的“反对李立三路线运动”，其意义只是如此；这一简单明了的运动，闹得像现在这样混乱不清，其原因亦正在此。
国际指出所谓“李立三路线”的整个系统，是说：李立三同志并不是从对于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的，并不是从对于斗争力量对比的分析出发的——这样的分析，对于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必要的责任。因此，他所做〔犯〕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他造出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脱离了具体的事实，脱离了群众，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发展之中引导到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从这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就发生了一种理论，说中国已经有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并且这样的革命形势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也已经成熟了。……
这分明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这一公式在中国实际应用，愚蠢的李立三那里会有他自己的路线！此外国际又指出李立三的政治路线之危险和害处：第一，他没有估计到国内各地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特点；第二，他忽视了农民运动高涨超过工人运动这一个事实；第三，他曾提议在武汉暴动；第四，他不去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府坚强的苏维埃政权，不去组织团结革命的根据地，不去联合苏维埃区域以巩固已得的胜利；第五，他不明白真正工农红军，其指挥的干部必须是工人，和须有强固的党之骨干，现在还没有；第六，他看轻了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而在四月里号召四次综〔总〕同盟政治罢工，五月里号召五次总同盟政治罢工……赤色工会也专去准备暴动。
在没有“全国范围的成熟革命形势”之现在，想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府坚强的苏维埃政权，想巩固某些区域已得的胜利，这里史大林派的国际已明明白白说出它自己想入非非的幻想，还指责什么“李立三路线”！一年以来，各国史大林派的机关报充满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消息，何以直到今天才发觉真正工农红军现还没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只在传单里只在纸上？革命形势一成熟必然是全国的，我们不能懂得革命形势怎样会仅只在一个地方成熟；同时，我们也不懂得为什么必须国内各地革命运动都有了平衡的发展，才算是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之成熟。只要有当时的主要阶级领导革命运动，在一个或几个有支配全国政治经济作用的大都市爆发起来，能够影响各地革命运动向全国范围发展，例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巴黎暴动，一九一一年中国的武昌暴动和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彼得堡及莫斯科暴动，这就是全国革命形势之成熟，也必须这样才是全国革命形势之成熟，并非必须机械的计算革命运动在全国各省各县各乡村都平衡的发展起来，才算是“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李立三企图把几个农村区域的暴动，夸大为“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这企图失败了。史大林派的国际，便企图在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特点”之下，夸张“革命运动可以在好些省份好些区域得到胜利，并且已经胜利”，以创造其“一个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新学说。这两个方面错误的形势虽然不同，而有一共同点，即是：忽略了无产阶级领导和都市的中心作用。无法在武汉暴动，便缩在农村中，依靠非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并巩固割据式的苏维埃政权，这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史大林主义？国际既然指导中国党以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中国党自然会走到看轻工人阶级日常斗争的道路；国际既然发出“政治罢工”和“准备武装暴动”、“准备组织暴动”的口号，何以中国党一执行，就变成了必须彻底肃清的李立三路线？
国际所指出的“李立三路线”许许多多错误，和罗迈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所指出“李立三路线”更多的错误，我们左派反对派都早已一一指摘过。可是在今日以前，党的统治机关，把这些显然毫无疑义的错误，都肯定为“绝对正确”，不许党员有丝毫异议，两年以来，有许多同志是因为反对或怀疑这些错误而停止工作，甚至于被开除出党，更甚至被诬为“取消派”、“反动”、“反革命”、“新工贼”。有许多“李立三路线”的忠实信徒（罗迈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也起来大叫“怎样肃清立三路线”？这班落井下石以固权位的鄙夫，所以还能留在党内，不是因为他反对立三路线，而是因为他懂得“站在国际路线上反对立三路线”这一奥窍。
其实大家必须要明白，李立三许许多多盲动夸大的错误，都是在国际的盲动冒险路线之下所必然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李立三路线”及其实际政策行不通，正是史大林派国际路线之破产！
国际在指责所谓“李立三路线”以后，它告诉我们它自己现在的路线仍旧是“武装暴动的方针是定下来的了”，“中国共产党执行这个路线，不是退却，恰好相反，正是进攻，任务并没有降低，恰好相反，正是最具体现实的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应当用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和彻底性，列宁主义的顽强性，去准备组织暴动”。
国际如果不是在教育中国党的列宁党的特性及其总的根本任务，我们不知道它从什么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从什么斗争力量对比的分析出发，指示中国党现在已经是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之时期，就要去准备组织暴动！这没有现实性的政治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同样是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这一路线，只有军阀战争再起时再用做军事投机和盲动的根据。否则只有消极不动，因为它没有现实的政治斗争之内容，只是些激烈的名词而已。
现在它的现实政策是：（一）立刻团结锻炼出真正的红军，即使是初只有四万五千到五百〔万〕人；（二）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的根据地而依据着红军；（三）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开展经济政治的群众斗争……动员群众去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四）在非苏维埃区发展游击战争……十倍加强在军队里的工作。在这些实际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缩小红军与苏维埃区域，没有一点新的政策，没有政治斗争的口号，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
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现在所谓“转变”，只是在实际政策上拉住中国党在执行它的盲动冒险的路线时，把范围缩小些，或者完全执行不通时暂时和缓些，和缓时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并没有指出一个根本不同的新的政治路线之转变；这是由于它根本上仍然不认识反革命的现阶段，不认识有指示给中国党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口号之必要，即将来再有进步的转变，也不过是在他整个的机会主义路线之中，以前从右转变到左，将来又从左转变到右，这种钟摆式的转变而已。以盲动反对盲动的现在路线，将来会更进一步碰着墙壁。史大林派的国际路线，当然只有向右转变，即现在的路线已经是在照例的“左倾”空谈的遮盖之下偷偷的向右移动：没有政治斗争的口号，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将来公开的向右转变有两个方向：一是跟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面，参加所谓“反封建势力的民主运动”；一是既没有“苏维埃”和“红军”的运动，又反对做国民会议的斗争，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自然只有走到经济主义。
所以党决不会在仅只反对所谓“李立三路线”和反对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运动之下，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站在盲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这种滑稽运动，固然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并且仅只反对盲动主义，而不反对史大林派的国际始终左右摇摆于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之钟摆式的路线，也仍然不能够挽救党于危亡！
独秀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撰
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 《无产者》第十期
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
在国民党以分区工会法消灭工人阶级组织与罢工的今天，在国民党包办国民会议以欺骗群众的今天，在群众得不着我们党一点领导与帮助的今天，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我们若不痛改前非，若仍旧要搜索枯肠，发明一些在其狭獈意识中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条件，来阻碍统一，这是罪恶之罪恶！
国际局及托同志以前迭次对我们劝告且不说，现在单看托同志最近的来信，他十分恳切的说：“亲爱的同志，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的合并起来吧！不要太延缓了统一的准备工作，因为不然你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去制造一些人为的分歧意见”，“不应该太过于长久的回顾昨天，不应该止步不前，应该走去迎接明天”，“三派奥国反对派进行‘统一’有一年半之久，各派■（原文此处为■，下同）■的发明一些条件，务使统一失败而后已，这种罪过的玩意儿，不过反映那充满着正式共产党腐败倾向之奥国反对派的一段悲惨状态，奥国反对派每一派在一年中都充分的表现他们宁可放弃国际反对派的思想和原则，而绝不愿放弃各自小团体的自尊心”。这些说话是如何沉痛，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
他又说：“与奥国反对派相反，中国反对派不是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发生起来的，而是从那被机会主义领导机关所葬送的伟大革命经验基础上发生起来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使中国反对派负起特殊职任。这里，我们大家希望中国反对派肃清了小团体的精神，并全身站立起来，去进行它所应负的任务”。这几句话更使我们惭愧无地！
有些同志，在表面上并不反对国际局及托同志的意见，甚至于公开的承认托同志来信主张“从今天起即应合并成一个组织”是很正确的，可是接着就提出一些统一的条件，仿佛是不曾看过托同志这次来信中许多解释和驳斥一样。在现时幼稚的环境中，各个小组织或者是各个小组织中某些分子，很难说能够免掉错误，甚至很坏的倾向，即以“无产者社”而论，若有人愿意搜索它的坏倾向，特别是个人自由的坏倾向，连团体带个人，足够写成一本小册子。这些坏倾向，不用说应该纠正，并应该严厉的纠正。但是纠正的方法，一般都应该首先从政治上下手，从组织上下手，已经落后了一着。况且正在力谋统一运动中，我们为整个的反对派运动负责，就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才是正当办法；若不此之图，并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实，相互以纠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坏倾向为统一的条件，并且各自号召其组织内的同志为这一条件而斗争；这样只有制造无穷的纠纷，只有加深派别的成见，只有使还未统一的现有各派更加分裂（现在已有这样的象征），采用这样方法坚持这样意见的人们，即令他们口中不反对统一，即令他们口中不反对国际的意见，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站在统一和国际意见的反面。
或者有人这样想：国际不懂得中国的情形，像现在这样的统一，实在要不得，如此则应该一面向国际力争，一面还是积极的执行国际的意见，我们国际主义者，只应该取这样的态度。
或者有人这样想：向国际力争也未必有效，所以现在不必说空话，只要能团结一部分群众在我们的背后，那时向国际说话便两样了，国际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了。如此则完全是李立三对斯大林派国际的态度，是以市侩自居，并以市侩看待国际局，左派反对派行伍中如果真有这样思想的人，那便是莫大的污点！
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应该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诉所有的同志，并且为真理奋斗，我的义务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愿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张国焘和瞿秋白在旧党里所做过的大买卖，而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
1931年2月 《无产者》第十一期
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
因为协委第一次纲领草案有“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句话，引起了刘仁静同志的驳论，接着第三期“十月之路”和二十三期“我们的话”对仁静同志的驳论都加以反驳，像这样热烈的政治争辩，无论它本身是幼稚或是深刻，都算是我们队伍中最好的现象，虽然争辩的态度中还有些非科学的方法。无论如何，我们的进步只有由堂堂正正的政治争辩得来，不能由作政治的相互诋毁得来，至于从组织上弄阴谋诡计小把戏，更是自杀！
我以为这回争论自始就不该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这样的题目。因为这一问题在我们左派反对派中已不应该讨论，并且事实上在大家争辩的文件中，都未曾否认中国将来第三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定论，只要大家不用枝节之词或是用整个革命的性质把问题弄混乱了，我以为争点很明显的是在“引起将来革命的因素是什么”，“是否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是否在最初阶段还会经过民主时期”，“在什么时候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这类问题。所以我现在只提出“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这样的题目来讨论，并且我认为在托洛斯基同志的文件中，已有相当的解答了这类问题。
一、“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完结自己的民主革命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极重要的特点……在殖民地国家因土地问题之尖锐和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不断革命论）
二、“革命民主运动达到一种阶段，那时蒋介石已经不能拿住军事机关在其手里，而共产党人也不能够夺取政权，革命发展的这种过渡阶段，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个时代，将产生一种中国式的两重政权，新的‘临时政府’，国民党和第三党联盟等等。这种政制，将是非常动摇的，这种政制不过是到无产阶级专政去之一个小小的阶段，但是这种阶段是可能的”。（最近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
三、“第三次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是否得以别样更缩短的形式重演过去的‘全民战线’，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一时期，将只是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其‘四月大纲’子民众的面前，就是说提出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
四、“第三次革命（虽然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些）连像俄国十月革命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一九一八年七月），而将于开始时就要坚决的动摇而且推动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同上）
在托洛斯基同志对中国革命发展前途这些远景的观察这些历史的假定中，我们可以得着几点结论：一、在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中国，民主任务仍然是能够引起将来第三次革命之因素，这一革命因素，不但不能用做第三次革命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由，并且反而正因为有这一因素，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所以能够比在先进国家早些获得政权。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可以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上获得政权，便不能否认在将来革命高潮之最初阶段中会有很短的民主时期和两重政权之可能。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史大林派“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整个时代”的见解，便否认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中任何小的过渡阶段。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高潮之最初阶段中，即应提出其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在革命暴动之胜利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开始，即应和完成民主任务同时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连像俄国十月革命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
这也就是我对于中国将来革命发展前途的估计和意见。
因此，我以为像有几个同志所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样的客观估计，是未必和将来的事变进程相符合的。同时，像仁静同志所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民会议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任务，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落后国家，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是外壳与内实之关系……真的国民会议，必与无产阶级专政之实现同时，而成为后者被去掉之外壳”。（《明天》第三期）我以为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托洛斯基同志在论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就说过：“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将是完成民主革命，但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自限于民主政纲，他将不得不跑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自传）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性，国民会议无论“算”到如何的程度，也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二者之间有阶级性的根本分歧，如何能说只是外壳与内实之关系！
仁静同志在另一文章中，曾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话：“落后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在我们时代直接的引到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乃将社会主义的任务置之于议事日程”。这样说法，便完全没有毛病了。
中国的革命“是以民主要求开始，而以社会主义终结。”仁静同志这一总的结论我以为是对的；张霆同志也认为“这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张霆同志接着又说：“我们同刘仁静的争论，都不是这一问题，而是在这中间——自民主要求开始至社会主义终结——是否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时期的问题。”刘仁静回答我们：还要经过。又如王文元同志说：仁静主张“先单独解决民主任务，然后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是在我所见过仁静同志的文章中并没有这些话，如果根据仁静同志“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民会议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任务，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这类说话，和他始终把补助的暂时的引导至革命道路的民主口号，当作我们的前途或目的，批评他有因反对轻视民主斗争而走到另一极端的错误，这却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张霆同志虽至今尚坚持“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然同时却又说：“我们肯定的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即应采取夺取政权的路线。”王文元同志最近也说：“所以我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要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劳他同志也说：“究竟第三次中国革命‘一开始’时，我们应不应该即坚决的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呢？如果是应该的，那么革命的‘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他又说：“如果我们一方面拥护这条路线，同时又反对革命‘一开始’时是这条路线，这是非常滑稽与不合理的。”同志们！我们要注意：客观上天然的一开始“就是”和主观上党的路线一开始“即应”“就要”，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们讨论问题时，必须把客观的估计和主观的主张分别开来，才免得论点的混乱，更不可把别人的客观估计指为主观的主张。如果是从主观上说即从党的路线说，在今天即应肯定的说：“我们的战略之总路线是在夺取政权。”如果单就主观说即是单就党的路线说，至少我们的党是从去年六月十一日已坚决的采取了夺取政权的路线，并且在此以前早已有了所谓“苏维埃政权”与“红军”，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已经开始一年多了呢？在我们的主观上，在我们的战略之总的路线上，当然不反对夺取政权，当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然而我们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派的争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不但张霆同志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以民主要求引起……这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王文元同志他不但说“新的革命运动虽然是一定的民主口号引起”，并且说“多半还要在这种口号之下夺取政权”；劳他同志也说，“我们丝毫也不忽视中国革命是以‘民主要求’为开始”。我不懂得怎么同时又都会坚持“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类的客观估计呢？
最奇怪张霆同志说：“我们即或■（原文此处为■）然的与资产阶级联合成立克伦斯基政府。”王文元同志也说：“到底在将来中国革命事变的发展中是否会有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发生？我们的回答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谁也不能说在第三次革命中决不会有。”劳他同志也说：“在将来中国革命中要‘在苏维埃基础之上会产生一个俄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麦克唐纳尔式的政府……它的存在只能是：一个很短时期……就是向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个小的阶段。”无论是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也好，麦克唐纳尔式的政府也好，总不能说它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气味。只要不能绝对否认它会在将来中国革命中发生的或然性和可能性，即令是一个很短时期，是一个小的阶段，我们便不能肯定的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十月即社会主义革命。”
张霆同志和王文元同志，在纲领草案的讨论中，都曾坚持要写下这样的一句：“真正的国民会议只有经过武装暴动来召集。”到了举行武装暴动，则革命之发展已经不是最初阶段，而是最高阶段了。国民会议无论“真正”到如何程度，也说不上什么社会主义，这样又怎样地会说“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呢？
反对派肯定的说，“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不是等于否认整个第三次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呢？我以为不是的。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引起革命开始的因素，也不在革命发展之最初阶段是怎样，也并不仅仅由于革命党所采取的路线，而是实际斗争的发展达到那一阶级的政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第三次革命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仰还是民主专政的胜利，这是决定第三次革命性质的唯一关键。
“资产阶级的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放在自己的肩上。”这是不断革命的路线。倘然有人说，“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放在自己肩上”，这不但无所谓“不断”，而且也太滑稽了！
倘然有人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夺取政权的革命暴动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真理！
中国将往何处去？
大半个中国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大水灾，为现在活着的中国人所未曾经见；而国民党政府之筹划赈款，对于富有阶级没有一点断然处置，并且对于立法院所通过的八千万元公债，表面上勉强替■（原文此处为■，下同），而事实上另出花样，即是以五千万元向美国购麦，一面买美国帝国主义的欢心，一面宋子文又从中做一大批买卖。蒋介石力争赈款要归财政部保管，更明显的是为了便于派用到军费，实际用到灾民身上的不知有几文？！
对于万宝山及朝鲜惨案，只有国民党政府官样文章的抗议和资产阶级滑稽的排货，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被国民党军阀枪尖压■■得抬头不起；至使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得寸思尺，藉口中村事件要出兵满洲（见九月十二日上海《新闻报》北平电），又吉林日领事公然重提二十一条件的问题（见同日《■■■》哈尔滨通信）！
天灾外患，如此紧急，国民党一概不理，他们的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还是要调动海陆空大军到湖南开战，使湖南人民未死于水灾的仍要死于炮火。
天灾外患，如此紧急，国民党一概不理，他们仍然继续在江西屠杀农民，据他们自己的■■，今天杀了■万，明天又杀了八千；匪尸横山，流血成河，遗尸■七八千具，伤者不知其数。（见九月十二日《新闻报》■■■）
赈灾之■如此困难，而国民党政府却有巨款向美国大购飞机、炸弹及枪炮，运往江西、湖南，去残杀农民和兵士！
这样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引导中国将往何处去？
近见上海《申报》载有一篇未署作者姓名的论文：《中国经济学社当前之巨责》，这位国民党党员或准国民党党员的作者，他在第一段中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现状及其前途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殆即将于第二次大战中决定其命运，而新世界或亦即于是时蜕化而产生”，而在第六段中分析中国经济前途即中国将往何处去的结论是“遵循其旧轨（指资本主义）适足以回归于没落之陷阱……又绝不容依附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之系统，孙中山先生于此曾昭示吾人以光明之大道，对内以土地革命铲除封建残余，使中国经济得大踏步向前发展，对外则以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使中国经济得以自主自立，而其归趋则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之民生主义经济之前途。”
这一篇话，我曾经亲耳听见另一人说过，即前一段是戴季陶前半生说的，后一段是他后半生说的。
我现在简单的答复这位作者和其他抱同一见解的人们：
一、第三国际的叛徒们所谓社会主义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之初步，必须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归之社会公有。
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企图向列强争得对中国资产阶级让步，所以他不是“以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使中国经济得以自主自立”，而是欢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他的民权主义，是鄙薄人民程度不够，必须俯首承受国民党的训政，才够资格；所以吴稚晖公然讥诮人民是“阿斗”，他的民生主义，并不是主张土地革命，而是主张要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并且说：“对■（原文此处为■，下同）外资本制度，只能逐渐改变，不能够马上推翻。”
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并不是如邓演达等所说，蒋介石违背了三民主义。
四、中国要对内实现土地革命铲除封建残余，对外实现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城乡，一切劳动贫民来担负这个责任，三民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已经站在封建残余和国际资本主义之反革命的营垒中了。
五、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要铲除封建残余和打破帝国主义束缚，同时也要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自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民主主义的胜利。
在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这种离奇的见解之外，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见解，以为中国经济落后，还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的革命，例如，《新社会》杂志记者讥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革命点金术（■■■出版的《新社会》杂志第二期，他们的论调和《中国经济学》■■■■■■的作者很相像，我还疑心他们是同一集团的分子）；又另一极端的见解，以为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例如“中国经济研究”著者任曙同志。二者根本错误的共同点，都是从纯经济观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斗争出发；都是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整个的世界革命出发；都是从革命阶段论出发，而不是从不断革命论出发。
像现在三民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不但说他归趋社会主义的经济前途是错误的，批评它没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也是滑稽，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它也没有，有的只是军事独裁和训政。根据孙中山反动的五权宪法，恢复了帝制时代的御史（监察院）与科举（最近考试院竟举行主考入闱金榜题名，开科取士的大典），如通令各学校一律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再以“匡正人心挽救颓风”；如此等等国民党秉承其先总理遗教“仁爱”、“和平”，屠杀了无数革命工农与青年志士，在不断的内战中牺牲了无数兵士与平民，如果他们当中的内战不停止，连他们的资本主义之发展也是极有限制的，他们将引导中国往何处去？民气销沉，青年颓废，封建残余的旧势力旧思想旧道德及一切反科学的迷信，仍旧笼罩着全中国，国际帝国主义加紧束缚与压迫，大多数人民加紧贫穷化，这已经是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一幅明显的画图！
在历史的先例中，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倘不能发展其经济巩固其政权，如一八四八年的英国和德国，则一直线的反动会像一八四八年的法国，不独革命的工人站不住，不独温和的民主党亦站不住，最后连最反动的秩序党也站不住，中国的秩序党——国民党的政权，将被推翻于革命的民众，或将被推翻于代表北方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北洋派，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征象可以断定，无论将来是这样或那样，以民主主义的狂飙运动扫荡南北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这一革命旗帜，乃是此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明白确定的。
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各党派，无论是北方的张阎冯或是南方的蒋介石胡汉民改组派第三党，他们口里说的或者有多少不同，而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同样是军阀或军阀的秘书，同样是反民主主义的，同样是害怕民主主义的。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之民主主义运动的任务，已落在无产阶级身上了，中国无产阶级愈能努力于民主主义的狂飙运动，它跑上权力地位将愈有保证，民主主义运动前进一步，中国资产阶级政权将动摇一步，决不是如史大林派所说民主主义运动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
资产阶级政府和农民的冲突，资产阶级内部冲突如现在已开始的湖南战争和传说中的北方大变动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这些事变都很明显的是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以发展民主主义运动最适宜的机会，也很明显的只是发展这一运动的机会。从前史大林派白睁眼而放过了许许多多的机会，是再愚蠢没有的，现在不容我们再放过了！
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不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是玩弄空洞好听的名词，而有它的实际内容：取消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与权利，打破它对中国之束缚与压迫；实行土地革命，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贫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完全自由；停止军阀战争，驱逐军事独裁者；召集直接平等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建立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政权。
我们要请问史大林主义者：在国际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束缚压迫和军事独裁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拼命屠杀农民压迫工人取消人民一切自由不断战争的中国，无论还没有城市苏维埃的现在已有苏维埃的将来，我们不提出这样具体的民主口号以号召集合民众的政治斗争，而应该提出什么呢？苏维埃不在这样一类的具体的民主口号之下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难道在没收一切私有财产的口号之下夺取政权吗？假使蒋介石的政府为南方的改组派或北方的军阀所打倒，他们都会拿出“民主政治”、“立宪政府”这类■（原文此处为■，下同）■来欺骗民众，这时候我们不提出这样具体的民主口号来揭开他们的假面，而应该提出什么呢？
我们又要请问一班对资本主义怀疑而又留恋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知识分子：三民主义■引导中国将往何处去？我们共产主义者引导中国将往何处去？我们是不是“革命的点金术”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
抗日救国与赤化
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暴行之“不抵抗”和“力持镇静”的政策，已为国人所厌闻了。然而一班国民党官僚和官僚御用的所谓大报（如上海申新时事报等），还时时徒其余窍中放出一种对“不抵抗”和“力持镇静”巧为辩护的论调，即是说：日本蓄有挑衅阴谋，我方若不退让，则正为彼之诡诈所动，致堕彀中。不错，世界第一等聪明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前次对于济南事变的挑衅，这是第一次未堕彀中；对于万宝山和朝鲜惨案的挑衅，又第二次未堕入其彀中；此次对于满洲事变，乃第三次未堕其彀中；将来日本在上海在南京挑衅，当然仍不至堕入其彀中；中国的领土与利权终有限制，日本的阴谋挑衅永无止期，我方永远退让，当然永远不至堕入其彀中；日本正欢迎中国这样永远不堕其彀中！
有些自以为善于取巧的高等华人，当然会赞美这种永远不堕其彀中的亡国政策，我们很呆的人，认为只有由广大的革命民众力量，绝不退让的立刻应战，持久的应战，终获得革命的胜利，否则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退让又退让，终要退让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割取蒙满及其他地方，引起帝国主义在中国战争，瓜分全中国；此外，没有第三种前途。
中国评论记者认为：“反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博得中国人民欢心的最好方法，并且吸引中国到共产主义的方面；布尔扎维克化的中国，即布尔扎维克化的欧洲甚至美国的先驱。”这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宁肯对日本退让而不愿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抬头之真正心理；由此心理出发，才会有力持镇静的政策和不堕日本挑衅之彀中的妙想。
颜惠庆对美国人说：“中国目前唯有两条路可走，一、遵守国际公理，以素和平之精神与奋斗；二、迫不得已，则与共产主义的国家合作；前者非友邦各国予以正义的有力的帮助，恐难得最后的胜利，后者殊非中国人所乐为。”他也认为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是对的，但是他所说的第一条路不是“此路不通”的路，便是引导“瓜分中国的路”，最后之胜利当然不会属于中国；他所说的第二条路，自然非中国资产阶级所乐为（他们主要是！只放出一点这样的空气，想吓帝国主义，得点帮助或让步，颜惠庆的说话，便是这种心理），中国人民是否乐为，自有事实答复颜惠庆。
过去的事实：中国的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共产主义的国家——苏联援助之下，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运动中，迫得帝国主义不得不增加上海租界的华董，不得不应允召集关税会议和修改税则，香港几乎变成了荒岛，无条件的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租界，这一点小小赤化的成绩，是每个中国人民都还记得的。在这一小小赤化的时期，中国只有所得，虽然很少，却毫无所失。或者只有北洋军阀失去了政权，资本家和地主失去若干历史的威权。所以，我们敢断言，赤化是全中国最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者乐为的，所以不乐为者只有少数的军阀、资本家和地主而已。
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正代表这班军阀、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而反对赤化，自从他屠杀赤化的工农和共产党压平革命以后，摧毁了一切民众组织，只剩下为国民党做留声机器的空洞机关；它口口声声骂人民是阿斗，骂赤化是得罪了一切帝国主义，骂赤党是危害民族之生存；它妄以代表民族利益争得民族自由与平等的党自欺欺人。实际上的效果是怎样呢？在它统治中国四五年中，它的专制腐败战乱搜括（十余万万公债，一旦跌至全部停顿无法维持时，将牵动全国金融陷于空前而不可挽救的恐慌）等一蹋泥糊涂的现象且不说，单就所谓民族利益与自由平等而论，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之空前的压迫，如济南惨案，万宝山和朝鲜惨案，以至此次东省的惨案，连珠而至，自称代表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政府，每一次不是诡称“已有办法”，而无一次不是拱手退让，还要力戒人民“镇静”、“忍辱”，还要用武力制止民众运动，视为“轨外行动”。
经过这些次鲜血的代价，按理总可以唤醒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自己认识实际危害中国民族生存的究竟是赤化还是反赤了。然而事实上，还只有工农劳苦人民是愿意赤化而不愿意亡国的，一切高等华人是宁愿亡国而不愿赤化的，此外还有一班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一面还不愿意亡国，一面又害怕赤化，想找出第三条路，即是既不亡国又不赤化的中间道路。
其实，中间道路是不会有的，至多只能在某种特殊环境短期一现的。蒋介石也曾声称一面反赤，一面反帝国主义，实际是投降了帝国主义。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曾声称一面反共，一面讨蒋，结果仍是投降了蒋介石。号称反共反蒋的第三党，自谭平山脱离邓演达被捕而无形解散了。即将来还会有这一类的组织出现，亦不过是一时结社的游戏，革命运动一发展，其中左倾分子只有走向共产党，右倾的则归到国民党，很难久持其中间态度。
不但在落后的中国一班寻找中间道路的英雄，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即英国麦克唐纳尔的所谓“工党政府”，现已屈服于保守党了，拥有德国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民主党，亦已不能维持其中间地位，眼见它就要投降于准法西斯的白鲁宁狄克推多。
全世界已经只有两大营垒：一面是赤化的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民众；一面是反赤的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此外所谓中间势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于不存在。
单就此次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具体问题而论，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援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瓜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这里有个问题我们必须答复，即是有人要问：主张赤化的人们，要在中国赤化些什么？要把中国怎样的赤化？那末，我们必须明白告诉你们以赤化的政纲：
㊀ 驱逐帝国主义驻在中国的海陆军，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无条件的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有特权与利益，取消一切外债，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国家独立与统一——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
㊁ 实行八小时作工制，改良工人生活与待遇——反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党部干涉工会内部一切事务，反对国民党资产阶级利用“劳资一致共赴国难”和“增加生产”等口实，加紧榨取工人的血汗。
㊂ 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或土地不足的农民，取消高利欠债——反对国民党政府剿杀争取土地的农民武装队（红军）。
㊃ 改良兵士待遇，发清欠饷，军饷公开，兵士有选举官长之权——反对国民党军阀对兵士用体罚，反对国民党军阀克扣军饷，反对国民党军阀牺牲兵士争夺地盘，反对国民党军阀用命令强迫兵士屠杀工人农民。
㊄ 一切工农劳动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等完全自由，不加依据任何法律的限制——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紧急治罪法，工会法，出版法，民众团体组织条例等。
㊅ 召集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建立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政权——反对军事独裁的训政的国民党政权。
㊆ 恢复苏联邦交，并与之缔结反帝国主义同盟——反对国民党政府勾结帝国主义。（以下有一行字辨认不清——编者注）
㊇ 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治自决权——反对国民党政府压迫回民及内蒙并企图征服外蒙。
这一个赤化政纲，定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纲相对立的，请问你们愿意接受那一个？我们相信中国大多数人民是能够接受赤化政纲的，颜惠庆所谓“非中国人民所愿为”，只是代表中国的军阀、资产阶级和地主说话。
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香港
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
用外交政策牵制某方面敌人，使有利于自己之斗争，有时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没有斗争之决心与实力，专依赖外交来以敌制敌，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卫，仰仗一面敌人之保护以拒绝另一方面敌人的危险政策，菲律宾之赖依美国，朝鲜之依赖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经验。
前清不自奋斗，妄用所谓“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于一八九五年依赖俄德法三国之干涉，归还辽东，次年又遣李鸿章使俄，秘密赠送东清铁路敷设权于帝俄，缔结喀西尼条约以抗日，这便是三十六年以来中国自己提出满洲以供国际帝国主义竞争践踏之开幕。一九〇三年帝俄占领奉天，前清不知利用民愤自己奋斗，乃转而依赖日本主张公理公道，出来打抱不平，主张公理公道的日本果然出兵“为中国打抱不平”了，一九〇四年日俄开战，中国竟公然宣告中立，只暗中帮助日本的忙，其结果日本继承了帝俄在满洲一切权利有增无减，这便是二十七年以来中国自己断送满洲于日本帝国主义之开幕。其后，美国于一九〇九年以来提议“满铁”中立，日俄于一九一〇年成立《满洲协定》，日本于一九一五年利诱威迫袁世凯政府签定基于二十一条要求的《中日条约》，日俄于一九一六年订立《秘密协约》（此密约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新政府宣告帝政时代带侵略性质的条约一概无效，才公布于世），以至一九一七年《日美共同宣言》（即日本所称《蓝（辛）石（井）协定》）发表，中国的满洲以至全部中国，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竞争场与践踏场，亦即所谓东方的巴尔干。日美共同宣言，乃由于日本为抵制美国两次和帝俄所订立的《满洲协定》和《日俄密约》，都被新俄宣布无效，不得不直接与美国协商，以日本承认“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和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相交换，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共同宣言之全部内容。当时日本一方面大庆外交成功，一方面以承认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为美中不足，特别在南满。中国北洋派的北京政府虽然曾通牒日美及其他关系各国，不承认此宣言；而一班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留美学生，竟信奉“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为救国的金科玉律。一九二七年以来，资产阶级的新政权，如蒋介石张学良辈，害怕以民众的革命势力对付帝国主义，仍袭用前清“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野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势力，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遂亦急乘美国和英国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无暇和它竞争以及中国政府消灭了民众运动的机会，由万宝山和朝鲜惨案的尝试，进到突然出兵占领满洲，以便进行其新二十一条的谈判。
以上就是此次满洲事变的一切远因和近因。
一直到现在还自夸“革命政府革命外交”（蒋介石答上海请愿大学生）的国民党政府对付此次满洲事变的政策是怎样呢？
中执委会通电：一、铲除赤匪；二、努力救灾与御侮；三、党员大团结；四、全国下半旗一天志哀。
蒋介石报告：守严整之纪律服从统一之指挥，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行动。
张学良饬其部下：坚忍一时听候交涉。避免与日军冲突，以维中日邦交。决持镇静态度无论日方如何压迫，始终取不抵抗主义，并对日侨予以安全保障。
张学良语北平记者：仍望国人冷静忍耐，勿生枝节。
张学良决定：对日取不抵抗主义，向世界宣布，以求公论。
邵力子语记者：中国取无抵抗态度，愈足暴露日人横暴，国际间定有公评。
王正廷语记者：致电国联，请主公道，以维国际信义。静候国联公平处决。
王正廷报告：致电日内瓦本国代表，想国联方面，当能依照盟约，处理此事。
张继语记者：须取甘地不合作主义，毋须喊口号，贴标语。
韩復榘电：请为镇静应付。
北平各要人：力持镇静，因日违国际公法，我取不抵抗主义，世界必有公判。
杭州党政当局：主张暂持镇静。
蒋作宾电外部：对日军在东北行动，仍持镇静态度。
褚民谊语记者：此种举动（指通电各国良心公平裁判）实较其他有力，因世界上公理尚存，决不能任强权霸道：电粤方及中央重复团结，开救国会议。
戴传贤报告：似此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兽行，绝不能使其存留于世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话可说，唯劝告大家努力做人。
张继演说：过去呼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口号……得罪了全世界，今后必拥护一个政府……实行读书，造才救国。
李石曾演说：对日强盗行为，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必须以经济建设抗敌，沈阳事件吾人可证实须和平奋斗，不要感情用事。
国府通电各军：坚忍沉毅，力持镇静，取稳健团结之精神，务须避免轨外行动……保护日侨，并切实劝谕人民，务守秩序，听政府为正当之解决。
何健通电：消弭内争，力御外侮。
何成濬：主张力持镇静，听候中央交涉。
汉口官场：劝人民力持镇静，以待公理解决。
沪市执委告同志：指导民众使不致有越轨盲动的流弊。
中执委告全国学生：学生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以为全国国民倡，则国事必有可救。外交仅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
吴铁城诫平党部：勿唤起民众对日侨有轨外行动。
李石曾张继电粤：维持中枢即所以应付国难。
行政院电北平市府：保护日侨，并防反动分子乘机作轨外煽动。
北平军警对学生：禁止学生结队游行，校内期会由便警参加，学生演讲以三五人为限。
青岛市府电外部：力持镇静，切实保护外侨，严防反动煽惑，并与日领馆接洽，双方开诚，共同防范。
以上这些“革命政府的革命的外交政策”，可归纳为下列几点：一、对于日本任何压迫，都力持镇静态度，逆来顺受，始终取不抵抗主义，避免与日军冲突，而且还要切实保护日侨，以维中日邦交；二、一切人民须一心一德的维护，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外交政策”，听它统一之指挥，严守它力持镇静的纪律与秩序，勿感情用事，勿为越轨行动，静候国民党政府正当解决，否则以反动分子乘机煽动治罪；三、国民党政府的正当解决是：静候国际联盟公平处决和发起凯洛非战公约的美国出来干涉。照国民党政府这样的“革命外交政策”来应付此次事变，自然只有顺着这样的方式进行。
人民静候政府正当解决——政府静候国联公平处决——国联认日本行动为满意——日本更将满意的自由行动。
照常情说，凡是中国人都不能满意于这一公式；独有跑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的上海大学生，对于蒋介石的训话，表示满意，这真是出乎常情以外的事；这班大学生在口头上似乎也很热心于抗日救国的运动，然而费了很大的气力跑到南京，什么表示也没有，只跟着南京的学生喊了一阵“拥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万岁”，这类口号，人民耳朵里已听得烂熟了，如果它能反日救国，满洲事变已不至发生了，并且这些口号，张学良、曹汝霖、王正廷都会喊，不必青年学生；并且这些口号，在上海也可喊，不必旷时费事的跑到南京去喊，这真是出乎常情以外的事！上海学生群众，对于这样出乎常情以外的事，如不即时加以纠正，这便是学生运动重新低落之起点，同时便是国民党政府重新制止学生运动之起点。
本来民众运动中能以坚持较久的只有工人阶级，所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极力制止工界组织抗日救国会。
报界工会说得对：“四五年来，反帝国主义运动低落到地平线底下，而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不但不曾减少，反而与日俱增。”这便是此次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横行无忌之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国民党政府，一直到现在国难临头，对于民众忍无可忍才一开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还想乘间伺隙，用违反革命纪律或扰乱秩序等罪名，加以制止，所以如果有人一面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一面又拥护国民党政府，则不啻直接向帝国主义自缚其手足！
在仅可能的对帝国主义逆来顺受仅可能的制止民众运动的国民党统治之下，此次满洲事变发展前途和关系中国民族命运如何，大致是可以预见的。
日本帝国主义此次突然出兵占据满洲，并不是冒昧从事的，它看清了列强此时不暇和它竞争，和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战中一样；它看清了中国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府决不敢和它抵抗，也和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政府一样；它看清了中国现在是反革命势力的统治，也和一九一五年一样；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已为国民党政府长期的普遍的压下去了，再经过万宝山案和朝鲜惨案之探试，更看清了国民党干涉与领导之下的所谓“民众运动”只是些官样文章，没有一丝一毫革命的气味，所以它才敢四顾无人的自由行动起来。它此次出兵的手段，即所谓“外交保障占领”；其目的是在获得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更凶恶更确定的中日条约，至少在南满与东蒙，这便是年来他们所喊叫的“根本解决满蒙悬案”，换句话说，就是要获得和日韩合并五年前《日韩协定》相等的中日协定，以决定满韩合并的命运，并且，日本解散韩国军队，是由统监伊藤博文到韩后才实行的；现在日本更急进一步，满洲还没有日本的统监，而已在非战争状态的平时，驱逐解散了所有的奉军，毁坏了奉天兵工厂，夺去了：
大炮八十余尊
其他炮六百门
飞机二百六架
步枪十二万支
机关枪五千挺
此外还运走了张作霖所遗留的八万金条（值现洋二万五千万元），姑无论芳泽撤兵的声明是否可信，姑无论是否滑稽的撤退若干军队至满铁附属地；而最近满洲所发生的事实却明白告诉我：日本帝国主义指派一班卖国奴宣布满洲独立，这是已经以吞并韩国的故技公然施之于满洲了！然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某一要人竟得意忘形的发表谈话：“芳泽已郑重为日政府声明，立将现在东省之日本军队撤退至南满铁道附属地，此事足证军阀已受极大惩创……日军占据东省之一幕凶剧，由此将告一段落，日本军阀苦心经营之计划，竟于一星期内归于失败”（九月二十八日《新闻报》），又另一国府要人对中外记者说：“距今十二日前，日本开始破坏远东和平，暴力侵占东省，当时日本国内军阀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以为多年迷梦，吞并计划可实行，乃不旋踵间，已不得不在国联行政院宣告失败”（十二月二日《新闻报》），原来是日本帝国主义失败了！像这样昏瞆无耻的官僚，真值得学生青年大喊“拥护”与“万岁”吗？
日本不完全退出占领地，不恢复事变前原状，国民党政府拒绝和它谈判吗？这是鬼都不能相信的，国民党政府只要有代表国民签字的资格，它能够拒绝新二十一条的要求到底吗？（承认满蒙独立包涵在内），就是他们自己也不能相信，经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迫与利诱，始而将要把全部至少是一部分严守外交秘密，因为“民气嚣张，一经宣布，舆论沸腾，措施益难”（曹汝霖语）；继而又会欺骗国民说：“政府兢兢业业，既不敢意存挑拨；以速危机，又不敢轻言让步，自丧国权”（袁世凯派曹汝霖在参政院报告语），同时自然要求救于主张公道的国联与美国出来打抱不平，结果，恐怕还是要照济案的先例，坦然向国民宣布“不得已忍辱负重”，那时谁要反对，谁便是共产党，“如有违反革命纪律，或扰乱秩序者，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
或者有人以为我们这一类预测，未免侮辱国民党太甚；其实，国民党求救于国联与美国，固然不侮辱它自己，而侮辱中国民族则更甚了！因此且陷中国民族于最悲惨的命运！
英帝国主义因金镑奇跌，至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取消金本位制；美国帝国主义国库岁亏十万万金元，最近又有十六家银行倒闭：他们自身无法挽救的经济恐慌，使他们很难即时和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争衡，至于希望他们为中国打抱不平，便是等于希望国际帝国主义者自动的抛弃帝国主义，这是何等滑稽的幻想！为争夺市场和重新分配殖民地半殖民地，却是帝国主义挽救其国内经济恐慌之盲行的出路；中国的满洲问题，倘不能自己由民众的力量得到革命的解决，而依赖别的帝国主义力量来解决，则过去的“以夷制夷”政策既然重演，过去的失败历史也必然重演：不是门户开放和特殊利益相争持的美日战争，甚至扩大到世界战争，在中国做战场；便是列强阳为应援中国，阴实坐视日本新二十一条要求之进行与成立，向中国要同等的特权与利益，中国沦为列强分辖的殖民地：无论是那一种结果，中国国民党和一班高等华人妄想求救于国联或美国，其罪恶岂只是侮辱中国民族而已！
在此次反日救国的运动中，只有“排货”和“对日宣战”这两个主张，不但是多数民众的意志，而且比较的正当；然不加以明了正确的注解和有效的方法便会归于空泛无结果，甚至走入歧途。
先说排货。第一，我们要懂得：只有站在政治斗争的利益上，以非常手段与决心行之才有意义，才有效果，即是说排货者自身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长期忍受极难堪的痛苦，以期获得被排者政治的让步；若站在经济观点上，计及某种原料之损失，某种日用品之缺乏和某种工业之破坏等……则处在现今盛行分工与交换密切相关之整个的经济世界，所能排之货，只限于某国某几种商品，这乃是国际间工业竞争之经常方法，所加于被排者之打击至极有限，如此而被以排货或经济绝交之名，实属空口呼号而无实际意义的滑稽把戏。自来排货之无效与不能持久，其弊实在于此，即是计较经济上的利害得失。第二，我们要懂得，排货是商人绝对的损失，希望商人自动的排货和商人自己检查，这也是再滑稽没有的事。所以只有由工人和学生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然后排货运动才能收实效。
再说对日宣战，希望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也等于希望商人自己检查日货。第一，殖民地或落后国家对帝国主义宣战，和寻常两国间的战争不同，这是一种革命战争，是需要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的，是不能抑制民众运动抬起头来的。而国民党政府宁甘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不愿受革命民众威胁；第二，若没有广大武装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政府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击，国民党丧失了军队即丧失了政权，它宁肯牺牲民族命运而不肯牺牲政权。要对日宣战，要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要获得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只有中国第三次革命复兴，以革命的民众政权（这一政权，将经过全国抗日救国会而实现或经过国民会议或苏维埃而实现，是由其组织的内容与斗争来决定的）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领导全国的革命民众和兵士，抱着美国十三州独立和法国俄国大革命始终不屈不挠的精神，再加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日本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朝鲜民族的帮助与声援，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同时以长期的排货，给日本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即今日帝国主义在军事不曾失败，其国内经济的政治的危机，也会迫着它不得不向中国革命的民众让步。这便是我们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
此外并没有别的路，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服从它力持镇静逆来顺受的统一指挥，跟着它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决不是中国民族应该走的道路。
十月二日
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
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
在此次反日运动中，我们内部由讨论抗日救国的口号，进而讨论到我们在宣传鼓动中可否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我以为名词是次要的问题，根本问题是我们在战略上应不应参加并领导爱国运动，这必须切实的讨论，必须明确的决定，否则含糊两可的概念，会把同志们送到迷宫中去。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我有以下的意见：
（一）一切政策与口号，若不择空间和时间一概采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对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加以讥讽。例如马克思、恩格尔斯和列宁，对于民族主义的运动，都曾表示过赞助或反对两种不同的态度，这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A、 B、 C；即布哈林后来也承认共产主义运动内不应排除民族主义运动，承认他当初对此问题反对列宁的错误。马克思、恩格尔斯和列宁都认为殖民地或被压迫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革命的，是有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我们应该相信，世界革命乃是先进国的社会革命和落后国的民族革命之合流。
（二）托洛斯基同志，在他所写的中国反对派的任务中，给我们以民主民族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等，正是由上述的观点出发。如果我们否认这一出发点（被压迫国的民主民族运动是革命的），则国际左派反对派所给我们的纲领和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因为如果在先进国提出民主民族的口号如国民会议和国家独立等，不但是无的放矢，而且是反动的；如果我们幻想帝国主义会自动的停止对中国压迫，或者幻想中国资产阶级会自动的采用民主政制和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则民主民族的口号对于无产阶级便没有一点革命的意义。
（三）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关系，史大林和布哈林所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因帝国主义的压迫要革命些；托洛斯基同志所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国家，因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这两个结论的分歧点，当然是在估量那一阶级真能够担负民族解放的任务。我们反对派当然不能同意史大林和布哈林的估量。中国两次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基本利益都未有相当的满足，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不但过去曾向左盘旋，现在也是向左盘旋（如反日排货），即将来还有不少的盘旋。但资产阶级，比有些共产主义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必然要提高革命的群众，这首先便是对于它本身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负民族解放的任务。因此，领导中国的民族运动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不能看做是别个阶级的任务，更不应对之加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嘲笑，这样高贵的嘲笑之结果，没有别的，只有把自己任务和民族领袖的地位拱手让诸别的阶级。
（四）我们号召领导群众斗争，除在日常环境中找出些特别活泼的口号外，必须有一个总的政治口号即政治旗帜，能够召集比较宽广的群众参加全国性的斗争，走上革命道路。这样的政治旗帜，这样的政治口号，在落后国幼稚的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只能采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于社会主义的。如果人们不能肯定的说要用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又不屑于用民主民族主义的旗帜，那末，用什么旗帜呢？这必然陷于没有任何旗帜的混斗。史大林派正是这样。史大林派不是没有单个的具体的民主民族口号，不是没有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所谓“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他们更特别重视；然而他们却没有胆量明白的决定一个民主口号，做总的政治口号，做一切政治斗争的旗帜，以至于在实际战略中，拿苏维埃的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运动，好反对世界大战反对进攻苏联来抵制抗日救国的口号。仿佛民主民族主义的口号，只应该写在纸上，说在口头，到了民主民族主义的实际运动起来时，便要从左边向它放几支冷箭。为什么会有这样颠倒错乱的事，根本是没有真实了解民主民族主义运动在被压迫国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五）在此次反日运动中，有些反对派的同志，也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发出这样论调的人们，若不是简单的因为不满意那些名词，而是根本上有他们极左倾的立场，是因为有“工人无祖国”，“我们不应爱资产阶级的国救资产阶级的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阶级的立场”。这一大堆理论在他们的头脑中作怪。即便他们还未曾这样痛快的完全倾倒出来，而他们当中确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这样意念。如果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运动的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纲领，我们的民主要求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这是值得我们严重讨论的。
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永远不是教条，无论如何正确的理论，倘不能正确的用当其时其地，都会变成不完全正确，甚至于完全不正确。“工人无祖国”，是从消极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实，即是说还没有一个“国家机关”是拥护工人利益的，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之下工人都应该不要祖国；所以更须从积极方面（特别是被压迫国家）号召工人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它正在出卖的国家，以创造工人的祖国，在这样意义之下的救国爱国，正和资产阶级的卖国是对立的；难道被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应该领导这一反外国帝国主义并且反本国资产阶级的救国爱国运动吗？难道它应该和资产阶级一样不要祖国吗？反日，对日宣战，和通常称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一样，都不包含日本全体人民在内，即中国资产阶级的报纸，亦不曾把反日和对日宣战解释为对日本全体人民，所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也只是说它进攻苏联政府即无产阶级政权，并不包含苏联全体人民，至少也不包含苏联中资产阶级的成分在内。这些只是咬文嚼字的问题，实在值不得讨论。不错，“救国”“爱国”“民族主义”，其本质原来是资产阶级的；可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和其他民主任务一样，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了。
在民族运动中，怎样才是我们阶级的立场，这更需要有正确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而不是形式逻辑的了解，我以为应该是这样：帝国主义的国家如日本，这里的工人阶级，如果在压迫中国的反革命战争中，采用“救国”、“爱国”的口号，则是直接帮助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间接帮助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直接打击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间接打击了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运动；并且更加紧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对他们剥削压迫，这便是离开了阶级的立场。如果中国工人阶级在努力救国爱国的民族革命斗争中，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啻打击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给在印度的英国帝国主义以威吓；不但生长了中国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力量与气焰，并且给了日本和朝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机会；这完全合乎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没有离开阶级的立场。或者有人驳问：中国工人阶级努力于救国爱国运动，虽然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岂不也是帮助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吗？我可以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话来答复：“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运动，可以给资产阶级以扩大或加深其剥削的机会；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独立的行动，则有恐吓资产阶级并消灭其任何剥削之可能。”（《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一一页）。我以为必须这样提出具体的事例加以分析，然后对于所谓阶级的立场，才不至陷于空洞的笼统的形式逻辑的了解。
我真不懂得，我们在此次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中，必须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国和对日宣战的口号放几支冷箭，才算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如果人们效史大森〔林〕派骂我们采用国民会议口号是民主主义者的口吻，来骂我们采用抗日救国口号是民族主义者；那末，只有让这班社会主义者坐在亭子间里，静候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取得了政权，再请他们出来到社会主义者的元老院中去。
（六）又有些同志，一般的抽象的说来，并不根本反对民主民族的口号，可是对于某些具体的名词如“救国”、“爱国”，甚至于“民族主义”，也要放点冷箭，以为这些名词都含有毒素，这在根本观点上至少是接近于极左倾的立场，否则便是没有立场。我以为一切民主民族的口号，都多少含有点毒素，不但“民族主义”，即“民主主义”也含有毒素，例如形式的民主主义，我们不能因此便一般的反对民主主义，对于民族主义也是如此。这主要的问题不在某些口号本身是否含有毒素，而是看用在什么环境，发生什么作用，例如“救国”、“爱国”口号若用之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和平”的口号若用之于现在的中国，都同样的大有毒而特有毒。国民党党部和南京官僚甚至蒋介石，都还说说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汪精卫和孙科，更是大喊民主政治；我们决不能因此便避讳这些名词。史大林派惯于拿改组派，中华革命党，新中国国民革命党，中国青年党，以至段祺瑞、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都赞成召集国民会议，说我们也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便是他们的政治盟友，我们也不能因此便避讳这一口号。同样，也不能以“抗日救国”“爱国”“对日宣战”流行于一般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国国家主义派”（即中国青年党）的口中，作为我们应该避讳这些名词或口号的理由。要令这一班虚伪的甚至反动的“爱国者”破产，只有在我们以具体要求领导广大群众发展剧烈的救国爱国斗争时才能够办到，决不是向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放几支冷箭可以办到的。
我们固然应该在纲领中规定总的政治口号，以为一切政治斗争的旗帜；然而仅仅这个还不够领导整个革命斗争的发展，必须在总的旗帜之下，从日常环境中随时得出特别活泼有生气的口号，才能够在实际斗争中领导群众。如果我们虽然采用了总的民主口号（国民会议），而对于日常环境中发生的特别的民主民族口号（抗日救国）加以排斥，并且这类特别的民主民族的口号随时都会发生，若随时加以排斥，则总的民主口号便变成了一个偶像！
（七）当然，在进步的工人中，对于“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我们应有原则上的战略上的正确解释，即：不是无条件的采用，也不是无条件的否拒。这是在工人中的教育问题，而不是在一般群众中的鼓动问题。
当中国资产阶级利用爱国口号来对付苏联时，我们便宣告它是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卖国而不是爱国，当它用这类口号对付蒙古时，我们便宣告它已经是帝国主义式的压迫弱小民族，而不是自卫的爱国救国；这时自卫的爱国救国口号，应该是蒙古民族的，这里没有一点矛盾，如果有人认为有矛盾，我们本来不能够强求形式逻辑的矛盾和辩证法的矛盾一致的。
（八）最后，我还有个意见。我以为民主主义固然包含了民族主义在内，而后者在中国更特别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没有传统的民主主义运动；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之尖锐化更远过于民主主义运动，主要的如五四、五卅运动和现在抗日救国运动，都是全国性的运动。这一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不但吸引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并且吸引工人；“抱中国人的义气”，“反对外国人”，这是在五卅运动中从广大的工人群众里自然发生的两个普遍而有力的口号，当时确有在这样爱国口号之下涌现工人苏维埃的可能，如果党有革命的政策；并且带工人苏维埃性质而且比广州暴动中的苏维埃更有群众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便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这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不应该忽视。过去我们的错误，根本是在以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也就是把民主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的任务，两个阶段的革命，所以认为“现在是他们（指国民党）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在将来”。（鲍罗庭到中国和我第一次见面，就宣布这样的根本方针，并且说这是莫斯科的意见。）这本是一切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传统的根本观点，我们现在若不粉碎这一观点，根本便不是左派反对派；忽视旧的教训，必然铸定新的错误。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条件之下，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将来还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民族从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压迫之下完全解放出来。在解放斗争中，尤其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环攻中国无产阶级新政权的斗争中，“爱国”或“保卫祖国”更是号召广大群众的唯一口号。“爱国”和“民族解放”，只是同一实质而新旧不同的两个名词；旧的名词（爱国）更富于历史性，更容易在群众中流行，并且已经在群众中普遍的深入的流行着。我们对于正在群众中流行的爱国运动，应该积极的去参加领导呢还是应该消极的向它放冷箭？这是必须明白决定的问题，尤其是一般到群众中去工作的同志立待决定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我们对于爱国运动，不独不应该向它放冷箭，并且不应该只是尾巴式的参加，而应该是领导；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并且它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斗争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
《热潮》发刊词
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此次日本帝国主义无忌惮的强占了辽吉黑三省，并在中国各地示威行凶或炮击，英美法各帝国主义在巴黎会议上，无忌惮的牺牲中国见好于日本，正是他们乘着热潮还在伏流中一逞其凶焰；然而他们的凶焰，有时固然会使热潮低伏下去，有时也会使它高涨起来，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熏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只有近视的寄生虫们，只看见枪炮军舰飞机的力量，而不看见民众热潮的力量，并且他们就根本害怕，仇视这一力量，因此他们宁肯受帝国主义凶焰的薰灼——实已薰灼到他们的眉毛。
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
抗日救国的民众们，只有你们自己奋起的热潮是你们的根本武器，没有它，一切都是幻想！
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纪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或者为内外凶焰所毁灭，或者浮在热潮中向前发展，这就是它的命运！
论对日宣战与排货
“对日宣战！”“对日宣战！”这是全中国最普遍的呼声，也是对待日本帝国主义无忌惮的侵犯中国时所应有的呼声，而且应该是最后的呼声，如果连这一呼声都没有，则只表示全中国各阶级人民都是■（原文此处为■）羊似的不抵抗主义的亡国奴而已，并不表示什么高尚理想，如果有人拿什么“大同主义”，什么“打破国界”，什么“不要祖国”，什么“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什么“反对爱国”，什么“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他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
可有人认为“对日宣战”是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反革命派别所拥护的，国民党中央胆敢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吗？恐迫〔怕〕只有相反的事实吧！这只表示造谣者对于国民党中央的幻想罢了！“对日宣战”这一口号，现在广大的群众中流行着，难道群众都反革命了吗？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你们的革命口号又是什么呢，你们主张“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对日宣战是什么？难道他像某军校心理测验中“战而不宣”的滑稽口号一样吗？
我们不能根本反对对日宣战这一口号。反对对日宣战，即是变相的不抵抗主义，或者说是高尚理想的不抵抗主义，实际是反动的，我们只能告诉群众，对日宣战必须靠民众自己的武装力量，如黑龙江二万农民弃锄投军；黑东双阳等十余镇组民团抗日军；哈尔滨护路军二十六旅三营十连的兵士，愤日军攻黑，长言不发令救护，廿四晚击毙连排长，由司务长率领，投马占山，驻富拉尔基的二十二旅一连，也取同样行动；这就是眼前已有的实例，若向政府请愿对日宣战，也和希望国联和美国主张公道是同样的幻想：因为政府诸公无论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都始终不会舍弃对日不抵抗政策，他们都害怕开战损失了实力，不能保持地盘——搜刮民脂民膏的地盘。
对于排货运动，我们也是不应该根本反对的，根本反对排货的人，只有敌探和奸商，他们不能算是中国人！
我们只能告诉群众，（一）单是消极的经济绝交是不能制胜的，主要的是积极的努力于政治斗争；（二）经济绝交要想收到实效。我们自己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像工厂主和商人们那样计数经济上的利害得失，不肯牺牲，排货必然是一句空话；（三）因此，排货必须有学生和工人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严厉的充分严厉的检查，才能收效，希望商人排货，希望一般人自动的不用日货，这种办法等于没有办法，现在的排货运动，自然也得到了相当效果，然而影响还不算很大，并且排货前途已有不少的悲观现象；这正是政治斗争不进展，资本家计较经济上的得失利害和奸商反抗的力量远超过检查员的力量这三个原因。
有人认为排货要准备牺牲，即是“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中国的工农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这一句话包含了几方面的错误，在此次抵制日货运动中能够排除资产阶级的牺牲吗？上海的商人，正因为计算他们二三千万元的损失而主张启封日货。中国工农是不像资产阶级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是准备牺牲的，不但牺牲经济（即排货中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之昂贵），而且还准备牺牲生命，因为在被压的中国，抗日救国是中国工农民众自己的任务，不能推诿到别人身上，不能看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谁不肯牺牲，就请离开民族革命的战线，去做一个不抵抗主义的高尚理想家。
时局已到了转弯点
时局一般都到了转弯点，不向前进即向后退，不能够停留在现状之下了。
先看帝国主义方面。一方面，日本对于调查团决议案力持修改两点：一是不许调查团报告九月三十日理事会决议犹未实行；二是日本对于匪贼及不逞分子活动应有实行军事行动之完全自由。又对于中立区事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拒绝国联干与。并且表示这是日本最后的意见，而绝无让步余地。同时，又声称如果中国不将锦州之兵撤去，如果拒绝中立区之设立，则是中国不履行其约，日本政府即无法阻止日军进攻。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民众所迫，对于中立区与锦州撤兵又有反悔之表示。国联怎么办？压迫日本吗？巴黎回声报说得最痛快：“日本为抵抗苏俄之健将，法国以此原因，并为镇压殖民地之革命计，宜袒助日本。”实则具此心理者，并不只是法国，英美亦同因此心理而一致不肯得罪日本，现在他们只有更进一步一致压迫中国接受日本要求之一途，即所谓“承认日本地位”和“予日本以满意”，不能再在现状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
再看南京政府方面。反对设中立区，反对锦州撤兵，反对在日本撤兵前开始交涉，反对日军有在中国剿匪的权利，并且反对调查委员团之来华，这是从一般民众一直到江苏国难救济会这班老腐败一致的意见。并且这些意见，已经日渐坚决化和普遍化，尤其是到了北大学生来在南京示威的今天，已经不像以前用空头支票可以搪塞过去的了，已经走到施肇基顾维钧不得不辞职的狭巷中了。政府如果不愿公开的露骨的撕下欺骗人民的假面，只有退出国联和对日开战；如果继续任国联接受日本的要求，其势必须对人民取高压手段。站在人民方面，或站在帝国主义方面，它立须选择一个，再不能在现状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我们不能幻想政府有丝毫选择前者之可能，拘捕大批北大示威的学生，明令禁学生集队请愿，已经是政府选择它的道路之表示。
或是服从政府安心当亡国奴，或是起来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民方面也立须选择一个。在此时局一般都走到转弯点的当口，不向前进即向后退，决不能够含糊敷衍的停留在现状之下了！
“一二一七”与“三一八”
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中国的爱国青年在北京所流的血犹未干，现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爱国青年又在南京大流血，前后五六年间，就流了爱国青年两次血！奴性已深感觉早已麻木的上流绅士所统治之国家社会，有多少奴性尚未深感觉尚未完全麻木之爱国青年的血，经得起这样流法！
在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之下，青年学生因感亡国之痛，不避忌讳的奋起向政府呼吁出兵抗日，这种“越轨行动”即不识时务的行动，我们早知会有第二次“三一八”血案发生，然而想不到这个血案不发生于军事独裁者尚未下野之前，尚未发生于蒋介石辞职后的第三天，而发生在汪精卫一流号称反对独裁政治主张“民主政治”的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之第三天，也就是发生在汪精卫派欢呼“接触到民主政治的曙光”（《民众》三日刊第十六期第七页）的时期。所以此次血案之负政治上的责任者，固然是整个的国民党政府；而负实际执行上的责任者，不能推之于已辞职的蒋介石（事实上当然还是蒋介石从中作祟而且大大的作祟），不能推之于昏聩无权的林代主席，而应由新政权之中坚分子及过渡者代理行政院院长陈铭枢负法律上的责任。
在此次血案发生的前二日，所谓“民主政治”的新政权之主脑人物汪精卫，已开始痛骂爱国青年是“少数不良分子，欲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譬诸败群之马，自无许其有存在之余地”。如果青年因爱祖国而危害党国，汪精卫便不许其存在；不许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杀！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卫所谓“民主政治”史之光荣的第一页！
蒋介石在下野期间，自然要用所谓“民主政治”家替他做两件事：一是替他屠杀爱国民众，一是替他签订卖国条约。这两件事也可以说是一件，即前者是为后者清除障碍物。所谓“民主政治”家，已在开始替他做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将来自然也要替他做。并且，在“不危害党国”的原则之下，他们两方都愿意做这两件事。
“三一八”血案，因为是爱国学生反对安福政府对于日本舰队封锁大沽和外交团要求冯军离开天津之不抵抗而起；此次“一二一七”血案，是因为，爱国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占据东北三省和炮击天津之不抵抗而起；同是血案，而后者之起因，其严重远过于前者。
“三一八”血案，是安福政府在北京学生面前暴露其狞狰面目；“一二一七”血案，是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学生面前暴露其狞狰面目；同是血案，而后者之影响，其普遍远过于前者。
“一二一七”血案死伤之数，亦远过于“三一八”。只有政府所谓“暴徒从中利用”、“反动分子主动”、“藉端暴动”的宣传，则先后一揆；政府对学生的胜利，也后先媲美。
政府虽然胜利，而“三一八”失败学生的血，曾在中国史上写了“宣告安福政府死刑”八个大字！
十二月二十日
“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
在此次学生反日运动中，除一般学生因国事危岌而左倾外，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也都起了相当的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认政党有在群众斗争中起作用的必要；问题是在某一党派在群众中所起的作用，是真正为了政治进化而斗争，或是单纯的为了它的政治地位而斗争；是在政治斗争中起了正的作用，或者是负的作用。
要认识汪精卫所领导的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在学生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怎样，首先便要查考他们的政策是怎样。
改组派的政策，在对外问题是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很明显的，抵抗与交涉是难以并行不悖的，他们的真意当然是交涉而不抵抗，所谓“一面抵抗”不过是门面话。汪精卫说：“现在有些人，他们说，现在观察国民党的政府，如果和日本宣战，打败了后，国民党一定要灭亡；否则如果国民党与日本讲和，则可以加国民党以卖国之罪，也是要灭亡的。在国难当前的时候，谁也不应拿外交来对付内政，”照他的说法，他当然不愿意因宣战而致国民党灭亡，只有希望国人不以外交来对付内政即是不加国民党以卖国之罪，使它能够与日本讲和，以免“危害党国”；所以他们的覃振，更爽快坦白的说：“现在对日，不应言宣战，当速改宣战而言备战。”改组派这样的对外政策，和蒋介石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对内政策，是标榜“推倒个人独裁”和“建立民主政治”两块招牌。可是在实质上，他们所谓“推倒个人独裁”，即是以他们一部分人的独裁来代替蒋介石个人的独裁；所谓“民主政治”，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甚至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官僚的民主，而不是政府对于人民的民主，也就是汪精卫所说“以均权求共治”，其对待人民之反民主的党治与训政，仍然和蒋介石政府的主张一样，照旧不动，如果有人想动它一动，便是反动，便是危害党国，便“不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汪精卫所谓“均权共治”之具体方案，即是组设各地方的政治分会和军委会，据伍朝枢最近的表示：“（一）关于设立政治分会事，为应时势需要（陈济棠、张学良的需要吧！）起见，在某区域组设分会亦无不可；（二）既有组设军事国防委员会之主张，亦为应付时势计，将来或在东北西南各成立分会。”这样的“均权共治”，不但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是一个东西，并且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论”之复活，这样，只有使中国的财政与经济更加分裂与削弱，更加离国家统一愈远。
汪精卫所领导的改组派，其对外对内政策，并不比蒋介石政府高明，他们要赶走蒋介石，显然不是为了政治进化而斗争，而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所以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一到上海，他们即在上海学生中鼓吹“蒋已下野，学生已无赴京之必要”；所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数小时以内，汪精卫即宣布“少数不良分子欲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譬诸败群之马，自无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所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三日之内，陈铭枢即用刺刀来对付学生，造成“一二一七”血案，即改组派中较左的“民众三日刊”派，也认为“一二一七”血案是学生的“错误和过失”，他们对待学生运动，达到驱蒋目的之后，便看做榨过的柠檬了！学生群众必须及时认识，改组派之于学生运动，现在只能起负的作用，除非在某些地方某些权利和蒋派还有争夺时，尚需要利用一下学生运动。
国家主义派，更无所谓对外对内政策，他们曾在《民声周报》上向国民党表示：“为当前的国民党打算，在这种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国事公诸国人，亦是减轻责任，使人民共赴国难的一个办法”，“我们希望马上有个集中全国人才，代表全国各派政见的国防政府产生”，“我们在内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很明显的，他们唯一目的就是哀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容他们到所谓“国防政府”里尝一点官味。如果国民党需要减轻卖国的责任，只要国民党带他们玩，他们愿意牺牲一切政治主张，为国民党分谤。所以殴打陈蔡事件的“一二一七”血案一发生，他们认为学生运动不但超过了他们的目的，而且根本违反他们的目的，得罪了国民党；马上国家主义派所领导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一面致电慰问蔡元培，一面致电赴京示威学生，宣告“北平学生对外交部捣毁文件，又赴中央党部殴击蔡陈两先生，本会……对于此类不辨是非利害之举动，认为不当”。国家主义派所组织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国会，也发出劝告学生复课书说：“目前形势渐见发展，锦州中立，天津共管，直接交涉等问题，暂时或不至实现，而蒋介石氏亦知国是难巨，来日大难，而急流勇退，通电辞职矣。我青年学子，处此时机，当决然躍出漩涡，归洁其身体，约束其思想，潜修其德业……国民恬静（恬静与镇静有别乎？）精神乃可以集中……诸君今日宜勒马峻坂，返动为静（又来一个‘静’！）……”这就是国家主义派对于“一二一七”血案的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暴行，正在有加无已；国民党政府无论是蒋介石真下野，或是他马上就会复辟，他们的“不抵抗”、“极端避免与日本冲突”的“常轨”，他们自己是不会“逾越”的，全中国民众能够“恬静”的跟着他们当亡国奴吗？“一二一七”血案，只是民众反日运动暂时的挫败。历史是不会长久开倒车的，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之开倒车，并不能阻止爱国学生之再起而且更加猛进，只是他们自己在全国学生群众面前宣告破产！
经过了“一二一七”血案，学生运动，当然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只有这一新方向之转换，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躍出漩涡”，这样的转换方向，只有埋葬学生运动，埋葬反日运动！
十二月二十三日
谈谈“越轨行动”
在目前阶段的反日反国民党运动，声势似乎是很浩大，而在行动上还是学生孤军独战，大多数民众虽有奋起之可能，实际还并没有起来；即学生运动虽已开始左倾，而到处仍不免表现出懦弱与妥协。国民党及一班准国民党的上层社会分子对于这一小小左倾运动，却已一致大喊“越轨行动”了！究竟已经有了“越轨行动”没有呢？应该不应该有“越轨行动”呢？我们认为必须讨论一下。
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被压迫民族看来，是束缚它的锁链，在帝国主义看来，是它的合法权利，被压迫民族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已经是“越轨行动”了，若采革命的手段，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那更是大“越轨”而特“越轨”，这便是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叛逆的行动。中国民族要求的国家独立与自由发展其国民经济，首先必须取“越轨行动”，以脱去此锁链。五卅运动一起来，梁启超和胡适，首倡以“友谊的谈判”、“合法的外交手段”修改条约（后有二十四个字模糊，无法辨认——编者）了三四年。其结果是日本用武力占据满洲来厉行不平等条约，一切帝国主义都站在拥护不平等条约的利益上左袒日本，这是证明不平等条约决不是谈判与外交手段可以取消的，只有诉诸“越轨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来厉行不平等条约，占据了东北三省，炮击了天津，现时还正在向锦州进兵，向天津、北平增兵，这分明是敌兵深入国境，国家危急存亡的问题，本应用所有的武装力量，救祖国于危亡。乃国民党政府视为外交问题，用交涉来解决。虽然暂时拒绝和日本直接交涉，而视间接交涉即所谓“请求国联主张公道”和“静候国联公平处决”为不二法门，直到国联第三次行政会闭幕之后，它一切不公道的主张和不公平的处决已成为公开之秘密，国民党政府已经到了无可“请求”无可“静候”之时，其一贯的“不抵抗”、“逆来顺受”、“极端避免与日本冲突”的“镇静”政策，仍然丝毫不变，视违反其“镇静”政策者为“反动分子”，为“越轨行动”。其实，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于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
国民党政府对外政策，只知有党不知有国；其对内政策，只知有党不知有民；其已自绝于国民，自最激烈的共产党到最和平的江苏耆老团，一致认为事实；即彼党所称为国母的宋庆龄亦宣言“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党不能救国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顾惜”；即彼党青年亦自认“假党治之名，行专制之实，致令国民党为人所不齿”（二十七日上海日报）。然而汪精卫蒸电仍旧主张“组织政府之权属于中国国民党”，民众代表只可“为人民与政府间意志构〔沟〕通之机关”；陈铭枢则主张学生只能“在轨道内向政府贡献意见”；最客气的邹鲁，也只主张“国民救国会议”“得选代表参加中央政治”；国民党政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要“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便是“不良分子”，便“不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所以，学生群众一侵犯国民党党部，一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国民党便指为“越轨行动”，加以刺刀的制裁。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而言，“打倒国民党政府”，自然是“越轨行动”；然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国民党认为党权应高于一切，党的利益亦高于一切，举凡国家危亡人民戮辱，概不足以使其党内权位之争减轻毫末，汪胡只知反蒋不知反日，蒋只知反汪胡冯阎不知反日，汪胡与冯阎亦只知互反而不知反日，蒋介石一面宣布下野，一面指挥“督军团”跳梁于长江流域，锦州平津之警报置之不理，一中全会一提及用武力收回失地，即来了吴稚晖、商震、刘峙等一片反对声，而党内兵争却又已箭在弦上。在这样的政权之下，“国民救国会议”除充它的装饰品外，还能够做什么？国家政权即宣战议和调兵筹饷的大权操诸这班人手里，屠杀民众的快枪刺刀及一切杀人捕人的命令与机关都握在这班人手里，怎能够容有认真的反日救国运动发生？如果有人认为在反日救国运动中，在“国民救国会议”运动中，一侵犯到国民党政权问题便是“越轨行动”；那么，只接受陈铭枢的训令“在轨道内向政府贡献意见”，名为政府的反对派，实是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尾巴；或者接受邹鲁的意见，为了“参加中央政治”去坐在国家主义派所提议的“国防政府”中与国民党共同卖国；此外还有什么“非越轨”的道路呢？
蔡元培在国府纪念周说：“学生爱国最所欢迎，但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重大，其害几与丧失领土相等，欧战时德国财政非常竭蹶，然并不停办学校，因为学生是国家的命脉……当青年时便牺牲很多光阴与事业，真是可怜可惜。”在国民党内部连年战争中，不知道破坏了若干教育经费，牺牲了若干学生的光阴与学业，蔡元培何以独对于爱国运动中的牺牲发出了可怜可惜的叹声？为爱国运动而牺牲到青年的光阴与学业，这种“越轨行动”，当然是可怜可惜，不过这一“越轨行动”也是必需的。一班老成人和老成持重的中年人，对于国难（政府卖国也包含在内）都袖手旁观，青年学生若不挺身出头干一下“越轨行动”，国民党政府卖国自然卖的更顺利些（例如：锦州撤兵，中立区，天津共管诸问题），其如祖国危亡何！犹太，印度不少大学问家，何救于他们的衰亡！青年学生在“越轨行动”中虽然牺牲不少的光阴与学业，而获得活的经验与磨练，未必不胜过读死书，这更是新旧翰林如蔡元培辈所不能懂得的。
因封存日货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发生了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的问题，因此有人想出一面查货一面受法律处罚以两全的妙计，可谓滑稽之至，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看来，没收奸商的日货以至封存日货，自然都算是侵犯了财产私有权，都算是“越轨行动”；但欲贯彻排货目的，这一“越轨行动”，自然也是必需的了。所以反日而欲避免“越轨行动”，简直是寸步难行！如果真要对日战争，一切没收日商财产，没收奸商亲日派的财产，没收卖国官僚的财产，以充军费，更需要大干其“越轨行动”！
我再老实告诉大家吧！“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自从我们的始祖，直立起来，以前两足为两手而劳动，一直到近代以大批机器停止了无数万万手工业农业劳动之呼吸，都是大大的“越轨行动”，英国法国一班“越轨行动”的不良分子，都曾把皇帝送上了断头台，中国的不良分子也曾推翻了清朝大皇帝，这也算得是“越轨行动”。不良分子汪精卫，也曾企图亲掷炸弹狙击清朝摄政王，这不也是“越轨行动”吗？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
或者有人以为“越轨行动”固然产生过不少的文明，也带了许多罪恶。这是懦夫的声音！莲花是经污泥里生长出来的，文明也是从罪恶之火焰里生长出来的呵！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
占据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致命必死之争，英法美各帝国主义，各以其利害关系，都只能为见好于日本而牺牲中国，这总算得是铁一般的事实了吧！
这种铁一般的事实，不但把国民党政府及一般高等华人向国联及美国主持公道的乞怜，打得头昏脑晕！就是有些人称为满洲问题会引起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特别是日美冲突这一死板公式，也被这种铁一般的事实打得粉碎。
一般的说来，帝国主义之自身就是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而发生的，它一发生更增加了矛盾冲突的高度与速度，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只有随他们自身之消灭而消灭。可是帝国主义并不是今天才产生，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若沿着一直线而进行，他们早已自行消灭了。世界变动不会这样简单，所以一九一四年的大战曾经酝酿了多少年才实现；第二次大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一般的说来，也是日益走近了的，好比人之自出生便日益走近了死亡的日期。若是毫无理由的对于随时随地任何事变之发生，都拿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所酝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美冲突所酝酿的日美战争这类前途当做现实，万应药一般的应用，这种革命的烂〔滥〕调，这种死板的公式，将不止一次被铁一般的事实打得粉碎。
所以在最近时期，我们还不会看见各帝国主义因满洲问题以至中国问题，由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至于战争，而只会看见他们共同的并各〔个〕别的随日本之后尘，加紧侵略奴役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它占领锦州后，满洲问题即入建设时期。日本在满洲的胜利，即一切帝国主义无形瓜分中国之序幕，亦即中国殖民地化之序幕！
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对于这样的局势，将取如何的态度呢？
有许多痴人，曾伸长颈项盼望国民党宁粤统一以后，会有办法来共赴国难；现在已经统一了，新政府已经正式成立了，有了什么办法呢？
首先看他们的一中全会宣言有什么办法没有？宣言中的办法是：（一）召集国难会议与国民救国会议，为的是要“人民与本党之步骤一致”；（二）“努力肃清赤匪”，压迫工农参加生产，认为“腹心之患甚于外敌”；（三）“应用外资”实现“总理实业计划”！这就是所谓“国难期中救亡必要之图”！此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在一中全会上，蒋派的文武代表一致反对主战，全会默无一言。张学良撤兵，锦州失守，南京政府一概装作不闻不见。
真正国民党政权，已不在南京，而在蒋介石派的九省联防，胡汉民派的西南五省联盟及北方的冯阎联合这一鼎足三分的势力，这也就是他们屡次所宣布的“精诚团结”；国民党所有的军人，对外都一致反对主战，这就是他们的一中全会宣言所大喊的“人民与本党之步骤一致”和“一致对外”；然而对内他们却准备重新屠杀与火并，这就是他们的宣言所大喊的“腹心之患甚于外敌”。
他们准备对内的屠杀与火并，即或因财政的困难而暂时延缓，至于对外，他们当中的任何派别任何个人，都不会走出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他们在野时，也会说点较左的话，骂骂张学良，并且还主张开战：一旦在朝，马上向右转，至多只说上“备战”（如冯玉祥便是一例），因为备战与否没有人看得见，永远是可以空言欺骗的。
他们既不主战，又不能再拖延下去，当然只有交涉，或者是直接交涉或者乞怜于调查团间接交涉，或者是双方并进。总之，同样是城下之盟！
不抵抗而交涉的结果，等于是战败的结果，我们是可以预见的。和东北派接近的胡适自始就主张牺牲东北，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陈友仁也自始就认为满洲问题对日本须有经济上的让步。胡适在北平主张组织“对日让步研究委员会”，所谓让步，大概也和陈友仁的意见无甚出入。犬养内阁也说“不要满洲只要条约”。这可见中国政府及一切高等华人，已和日本帝国主义心心相印了！
由中国承认袁政府二十一条的中日条约，承认段政府和蒋政府一切密约，承认熙洽、张景惠，■式毅（原文此处为■），所允许的一切让与契约，解决三百余件悬案，由中国把实际的满洲送给日本，由日本把空名的满洲交还中国，这便是犬养毅所谓“不要满洲只要条约”。陈友仁还准备把整个的满洲的经济即实际的满洲让给日本，在政治上再承认满洲不驻兵，所换得的条件便是日本将军队撤退至满铁区域和由中国政府得任命双方同意的东三省长官，如此而已。日本帝国主义所要的是实际的满洲，一时撤兵不撤兵无关重要，实际的满洲一到手，撤兵与不撤兵都随时依着它的需要而自由行动；撤兵至满铁区域，更是滑稽的事。双方同意的长官，自然非亲日派莫属，中国政府的任命，不过是一个空名，到这时，无耻的陈友仁，无耻的国民党，会拿已经办到“日本撤兵”和“收回失地”来欺骗人民，来强制人民停止一切反日运动，高谈中日亲善！其实，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办到所谓“日本撤兵”，所谓“收回失地”，实质上是等于割让了满洲！
日本帝国主义从国民党手中取得实际的满洲之后，其影响于整个的中国者，不只是丧失了一部分领土与主权，不只是丧失了一部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的重要原料（如煤铁木材大豆等），不只是丧失了一部分商品的市场不只是丧失了一部分移民的出路，更重要的危险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或迟或早的，用公开的或秘密的各种软硬形式，经过国民党政府这一“买办头”之手，取得类似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使中国日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众日益供他们的奴役。中国由现在半殖民地地位（什么“次殖民地”，真是胡说乱说）降为殖民地，便是亡国！那时即仍有各派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便等于是现时印度的各王公。
安心做印度王公的各派国民党，不但现时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广州，湘潭，太原，南京）屠杀反日民众，即亡国后，他们这班小朝廷儿皇帝的党国要人，仍然是各帝国主义压制中国民众的工具，和印度各王公反对印度民众对英国的革命运动一样。
将来受亡国痛苦的，不是国民党要人和一般上层的绅商学者名流，而是下层的劳苦民众，他们是不会默然让卖国的国民党，安然的由出卖东三省以至出卖全中国的，他们是要不断的为爱护他们自己的国家为爱护他们自己的生存而起来奋斗的。只有他们的奋斗才能够决定中国的运命，也就是决定他们自己的运命。
民众奋斗的方式，应该是继续现时的反日反国民党运动，不断的加深与扩大，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这一革命的国民会议，是不能而且也不会由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它应该是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同时也是组织和领导全国民众反日斗争的总机关；它不应该是一一四八年德国高谈法律和专做决议案的法工闻克佛国民会议，它也不应该是现时印度半革命半妥协的国民大会，它应该是一七九三年法国雅谷宾党人领导的国民会议，是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总机关。它的国内拥护者，将是成千万成万万的工人贫农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它的国外同盟者，将有整个苏联和广大的印度革命民众。即这一同盟已据有东半球一半以上的土地与人民，已足与帝国主义周旋了，此外还有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声援，我们并不是孤立呵！
除了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救国即自救之道呢？
全中国的民众们！奔赴革命，或是准备当亡国奴，此外还有什么道路呢？
〔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
由反日到反国民党
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
调动国家所养的百余万军队之权在国民党政府手里，正式征收赋税以供军饷之权也在国民党政府手里，管理全国兵工厂之权也在国民党政府手里，代表国家宣战讲和之权也在国民党政府手里，其他一切高居人民之上的权力机关：警察，法院，监狱，也都在国民党政府手里；如果真要实行反日而不是说空话，必然要利用这些物质的力量才行，决不是贴贴标语和打打通电可以济事的。
自九一八日军侵入国境以来，国民党政府不用它手里的一个军队去抵抗日军，而用之镇压反日民众，屠杀爱国学生和“剿赤”；不用它手里的赋税收入储为对日战争的军饷和接济反日的军队（如马占山的军队），而用做开他们党的大会，豢养鹰犬（如在上海汉口等处，除地方侦缉机关外，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直接遍设穷治敌党的侦探机关和豢养敌党叛徒的机关如“苏俄评论社”和“光明之路社”等等），以及个人的肥私与滥费（例如蒋介石购自用飞机一架花了二十八万元）；不用它手里的军器武装民众（对上海等处的学生义勇军不发一枪一弹），而用做扩充个人私有的军队（例如扩充蒋系的宪兵以牵制陈铭枢的军队）；不用它手里代表国家的权力对日绝交宣战，而用以向国联乞怜和准备向日本订城下之盟；不用它手里的警察，法院，监狱，以惩办亲日卖国的官僚奸商和逃将，而用以逮捕审判拘禁爱国学生，日货检查员以及革命的工人与青年。
以上这些事实有如白日经天，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叫真心要反日救国的人民，如何能够“只问外交不问内政”，如何能够只做反日运动而不反对国民党政府！
不但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政府是客观的必然，无论人们愿意
不愿意这样做；并且，反国民党运动之发展必然和反日运动之发展成为正比例。民众反国民党运动发展之前途，亦将与国民党镇压反日运动互为因果，因为国民党愈看透了反日运动与反国民党运动之连环性，它愈要镇压反日运动，它愈镇压，民众愈要反对它。
或者有人认为这两个运动开始时虽然有它的连环性，未必长久都会连环的继续发展下去；因为国民党既然看清了这两个运动的连环性，它便会自解其连环，即停止镇压反日运动，代以努力领导反日运动，则反国民党运动和反日运动，还会并行的存在吗？
这仅是形式的假定，而不是实际。国民党不能自解这两个运动之连环性，是受了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条件之限制。
今天已是二十世纪之三十年代了，国际帝国主义已垄断了全世界的筵席，到来得太晚了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够有德意志和日本资产阶级那样的幸运，由它在推翻旧的封建统治斗争中，组织成它自己的武力和政权来统一国家而使之对外独立自主，得以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由发展国民经济。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的鸿运，最可能是太平战争时代，其次便是李鸿章时代，最后而已经难能是经过中日战争后的戊戌维新时代，其后更经过辛丑条约，它已经没有这样的运命了。辛丑条约是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筑成了坚固的堡垒；非冲破这一堡垒，所谓“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国民经济自由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事。这一堡垒，不是某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某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关系，简直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于公共殖民地之关系，同时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对于宗主国之关系；所以中国民族冲破这一堡垒的斗争，已化为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民众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一部分，即世界社会革命斗争之一部分，不能够像前世纪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解放斗争那样简单。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采取了这样的公式：反抗一二强邻＋摧毁国内封建制度＝民族解放。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要想得到胜利，必须采取下面的公式：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资本家地主压迫下工人的农民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为什么？乃因为前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它为历史的等条件所限制，不能组成强大的力量，它根本没有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意志与能力——它自身的阶级利益连系于帝国主义而反于工农，成了代帝国主义压制摧残工农民众这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伟大力量之工具，这便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所以只有镇压反日运动而不能领导反日运动之根本原因，也就是它不能自解反日运动和反国民党运动的连环性之根本原因。
孙中山所领导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在推翻清帝统治这一点，当然是革命的，然而整个的此次革命中，没有一点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工农民众解放运动，这两大民族解放革命的主要特点，在当时的革命纲领中竟没有一字提及，这就是那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之反革命性，也正是那次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
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之最初阶段，国民党为了骗取苏联的帮助好打击它的政敌——北洋派，以取得中央政府的地位，不得不打出反帝国主义和扶助工农的旗帜。北伐军在胜利的半途，国民党即露出其本来面目，转过枪头来屠杀工农民众，向帝国主义投降。它妄自以为已经不需要工农民众的力量，不需要苏联的帮助，它自己已经有力量可以组织军队与政权；它妄自以为拿它的反赤军队反赤政权的资格向帝国主义纳降，必能获得若干赐予。其实，在流产式的革命中，它并未能组织成有力的军队与统一的政权，它一离开工农民众，一离开革命，立刻变成一个软弱无能的东西，它以和各派军阀官僚妥协代替了革命的统一，以向帝国主义哀求谈判代替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其结果，它所遭遇的不是统一而是军阀战争，不是帝国主义的让步而是济南惨案，万宝山惨案，朝鲜华侨惨案，以至最近东北三省之占领，热河之进攻，天津青岛福建之扰害和老西开之占领。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这些不断的暴行，照例是“不抵抗”，它所最得意的政绩，是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广州屠杀工人，在长沙屠杀农民，以至几年以来，继续在粤、桂、闽、湘、鄂、赣、豫、皖等省屠杀争取土地的农民，一直到最近的滔天大水灾都阻止不了它征剿农民军，空前的日本暴行都阻止不了它在上海广州湘潭太原南京屠杀反日的市民与学生。
国民党为什么这样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同时又这样疯狂的屠杀民众呢？这两件事也有其必然的连环性：一切统治者，一切上层阶级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第一天不相信民众，第二天就要离开民众，第三天就要害怕民众，第四天就会仇视民众以至屠杀民众；它既然离开了民众，便不得不投降帝国主义，否则在空中一无所恃而不能生存了！投降了帝国主义，便不得不屠杀民众，帝国主义不允许它有中立之余地。即最欢喜找中间道路而终于不曾找着过的汪精卫，最近也承认国民党只有因宣战而灭亡或因讲和而卖国之两途，既穷于中间道路之发明，所以只有不宣战而卖国了。像这班宁可卖国以救党的人们，不用说是“民族之叛逆”；就是一班号称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中等华人，奔走呼号“宁粤统一”、“汪蒋胡团结”，也算是“准叛逆”！这班“准叛逆”所奔走呼号的，不是救中国，而是救卖国的国民党！
这班“准叛逆”，即不痴心妄想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至少也痴心妄想它不在承认所谓五项基本原则之下和日本直接交涉。其实，这完全是“痴人说梦”！日本所谓五项基本原则，国民党政府早已实行过了，或是在行动上答复过了，外交形式上的承认不承认有多大关系呢？
第一项，日本确保中国领土完整。南京政府曾请求日本济南撤兵延缓以抵制冯玉祥；湖南湖北省政府曾请求日本炮舰轰击长沙和黄石港的“赤匪”，这不是早已承认了日本有保障中国领土之义务吗？
第二项，取缔排日排货及排日教育。“镇静”和“切实保护日侨”，国民党政府早已三令五申；最近天津及福州，都已明令禁止反日运动；上海，广州和湘潭，都枪杀过反日民众；上海法院惩罚过日货检查员；教育家竭力提倡“救国不忘读书”，“埋头读书即是救国”，“科学是救国要图”这些理论，甚至由学校通知学生家属“如来校读书，不准再作爱国运动”（一月十五日《申报》本埠增刊）。这不是根本铲除了排日教育吗？
第三项，确保在中国日人居住营业旅行之自由。国民党政府既然三令五申“切实保护日侨”，这些所谓在中国的日人之自由，都已经不成问题，并且事实上，在上海的日本人且有聚众示威之自由；在青岛的日本人且有聚众焚毁国民党党部和报馆及放枪示威之自由，事后，国民党的市政府还向日本人道歉；在福州的日本人且有当学生开会时撕毁标语开枪示威之权，同时因日人水户夫妇二人被杀（自杀或暗杀尚不可知），国民党的省政府对于日人各项要求：（一）将肇事学生送交日领署惩办，（二）公开谢罪，（三）取缔全省反日运动，（四）撤销反日会及一切反日机关，（五）将全市反日标语全部洗刷，（六）赔偿抚恤，已如何解决，诿为“外交秘密未便发表”。而悬赏万元购缉凶手，抚恤水户夫妇四万元，封禁东方新潮两报和禁止反日运动，则是公开的事实。这不是确保日人之自由是什么？
第四项，确认所得权利，履行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本来是共党的主张，国民党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不止一次宣布遵守条约，它只主张由合法的外交程序请求修改，并不主张根本废除；即最近否认所谓一九○五年的中日密约十六条，也只是否认该密约之存在，而不是宣布废除，那么一旦日本政府证明其存在（如电通社十五日东京电日外务省所发表），国民党政府怎么办呢？不用说是确认日本所得权利了。
第五项，保证南满铁路之安固。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胆量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则一九○五年的十六条和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都继续有效，这不是充分保证了南满铁路之安固吗？
所以，除了一班“准叛逆”以外，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即令它一时还不肯在外交形式上承认日本的五项基本原则，也只是一时遮掩这个事实，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所以，我再重复说一句，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
一月十七日
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用了列宁《两个策略》第一章的标题，当时他所指的“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第一章开端所说的一段如下：
“我们目前所处的革命时期有一个问题就是召集国民大会的问题。这问题应怎样解决，意见极不一致，现在正形成三种政治倾向，即：
“（一）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国民大会之必要，但极不愿意这个大会成为一个全民的立宪大会，若按报纸所载关于“蒲力根委员会”的消息，似乎沙皇政府所同意的会议，是在选举的时候不准宣传自由，选举的资格必须以财产之多寡，教育程度之高低，或以狭隘的阶级制为标准。
“（二）革命的无产阶级既受社会民主派的指挥，则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立宪大会；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仅要达到普通选举权亦不仅要达到宣传之完全自由，而且要从速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临时革命的政府。
“（三）自由资产阶级，拿‘立宪民主党’的首领作工具以表示自己的愿望，不要推翻沙皇政府，不主张临时政府的口号，至于怎样保证选举完全自由正确，怎样保证代表大会使之成为真正全民的代表大会，使之成为真正立宪的代表大会，这些问题的实际办法，是自由资产阶级所不主张的。实际上，自由资产阶级是现在‘解放派’唯一的社会力量，它只想使沙皇与革命民众间之政权问题，尽可能的和平解决；同时，这种和平解决的结果，要使资产阶级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众（无产阶级与农民）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
列宁在分析这三种政治倾向之后，就表示多数派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
“现在不同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已是一新时期，即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的时期，我们处这样时期的俄国，自然不能‘仍旧贯’，‘食古不化’了。
“已经开始的俄国革命，已造成一新局，这新局面就是绝大多数的民众表示绝对不能与沙皇政府相容……民众若已经表示与现政府不能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则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党就应当想想，拿什么政府来代替旧政府。
“要建立一‘真能代表民意’的新制度，仅只叫这代表大会为立宪大会还不够，亦必使这大会有权与力来‘立宪’，决议案因觉悟到这点，故不尽限于‘立宪大会’之形式上的口号而且加以实际的条件，使这个大会真能执行自己的责任。这种条件的指示，使口头上的立宪大会，能成事实上的立宪大会是必要的；因为自由资产阶级（如君主立宪党）总是有意的曲解‘全民立宪大会’的口号，使这口号成为口头的空话。
“‘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对于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总是不显明的提出来；在这时候，我们应当把这问题看作是目前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同时，他批评少数派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
“孟雪维克派和新火星派的临时大会，犯了与自由派和解放派常犯的错误。解放派常在口头上说些关于‘立宪’大会的话，同时无廉耻的闭住眼睛，不看见力与权是把持在沙皇的手里，忘却了要‘立宪’便要有实力来立的问题。……临时大会忘却了，政权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决议都好，都会与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时历史上有名的佛兰克府国会的‘决议’一样，只是成为一种可怜的具文……马克思在其《新莱茵报》中曾用极激烈的讽辞怒骂佛兰克府的自由主义的‘解放派’，说他们只在口头上说了些好听的话语，采取了民主主义的各种‘决议’，‘规定了’各种自由，但在事实上却把政权放在国王的手里，自己没有组织武装实力以与受国王统治的军队力量战斗。佛兰克府的解放派还在唱空调时，国王已得了空间的时间，巩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反革命乃得凭藉实际力量把民主派及其一切好看的‘决议’打得粉碎。
“临时大会派向我们提议，把今后的革命好好的分成阶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机关；（二）这个代表机关在民众威迫之下，‘决定’组织立宪大会；（三）……关于第三阶段，孟雪维克派还未能商量定妥。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和共和政体的问题，从未在决议案中找得机会说一说。
“把代表机关的‘决议’叫作‘革命对沙皇制度之彻底胜利’。
“临时大会在策略上所提的口号，与‘立宪民主政党’即要求君主政体的资产阶级政党所提出的口号相符合……你们实际上就变为解放派的尾巴了。”
我征引这许多话，并不是说当时俄国的历史条件和目前的中国完全相同，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采用当时俄国多数派所提的同样口号：临时革命政府与共和政体；因为中国已经过了两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说目前的中国和当时的俄国局势有某些类似的重要点即列宁所谓“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今天中国的多数派，在今天的国民会议斗争中，对于统治阶级，应该采取当时俄国多数派同样的态度。
一九○四一○五年的日俄战争，已动摇了沙皇统治的威信，并且因为战败后市场之缩小，财政之紊乱和人民购买力之降低，若不迅速清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俄国大工业已不能继续生存，沙皇的专制政府若不加以资本主义的辅助，也已经不能支持下去。所以，政府以前极力反对召集的那相信限制沙皇威权对于地主资本家是不利的乡绅会议，也不得不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召集了；以前有人一开口提起宪法便算是政治犯，在十二月的政府官报上，还禁止在公众大会上提起宪法的问题，一九○五年正月九日（有名的“流血星期日”）沙皇用屠杀请愿工人的手段，打碎了它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工人群众中最后的信仰。从此正月、二月、三月，这三个月中，工人的罢工运动和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知识界各种自由职业团体的活动，风起云涌的扰乱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秩序，沙皇政府眼见不能同时敌对两种势力（工人与资产阶级），于是羁麋资产阶级以专力对付工人之召集国民会议的政策，遂在俄国史上破天荒的应运而生了；同时资产阶级的政党把宪法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已经不算是“放肆”而算是“稳健”了；并且在激进的群众中还喊出了“打倒沙皇专制政府”和“共和国”的口号。
列宁的《两个策略》是作于一九○五年七月，他认为那时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的时期”；认为“大多数的民众表示绝对不能与沙皇政府相容”；主张“要推翻沙皇政府”；主张“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立宪大会”；大概不能算是犯了“史大林派”的盲动主义吧！
现在中国是怎样的局势呢？
国民党政府在工人群众中的信仰，早已在一九二七年上海的“四一二”屠杀中打破了；在农民中的信仰，早已在长沙马日事变及其后这几年粤湘鄂赣等省的“剿赤”战争中以至去年大水灾中打破了；剩下来的学生群众，亦在最近南京的“一二一七”血案中，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仰更是扫除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内部的连年战争，不但与民众的利益绝对不能相容，并妨碍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同时就是更加掘溃了它自己的政权统一之基础；因此，所谓“党治”、“训政”、“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些国民党的信条，不独各阶级的人民不相信，即他们自己也丧失了自信心。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国民党政府虽然不曾战败，它的不战而屈服于日本，在人民面前所丧失的威信，比俄皇政府被日打败还厉害几倍。它在宁粤统一后反而陷首都于无政府状态的今天，就是国民党要人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已至非常危险时期，汪胡蒋如不来京，一切对内对外问题均无法应付。”（居正）“中央政府成立已十数日，迄今无声无臭，无以对国民……看现在情形，似乎已成革命（？）的退潮，渐至水尽山穷……听其沉顿下去，即将无声无息的完了。”（陈铭枢）“国事危急至此，实为本党能否负起救国责任最后一次之试验，科入京两旬，以中枢空虚，秉承无自，外交内政诸大计均无从进行，前次以全党团结救国宣示国人者，今竟无以答国人矣。”（孙科）“尤不忍见先君，艰难缔造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竟日就于破碎支离不可收拾之险象。”（孙科）
全国学生的反日运动已走到反国民〔党〕运动，自南京的中央党部以至上海的市党部，北平的市党部，山西的省党部，陕西的省党部，浙江的省党部，汕头的市党部，江阴的县党部，都被学生群众捣乱了，致陈公博主张要把党部秘密起来。在北平示威团中，在追悼“一二一七”被杀学生游行示威中，都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有些激进青年的报纸（例如《上海日报》）已提出“民众政权”和“革命民众组织自己的政府”等口号。
上海各大报，除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外，一向是等于半官报的新、申、时三报，也不完全站在政府方面；至于无数的小日报和旬刊周刊，无不一致公开的攻击国民党之只顾关内争夺权位而不向外抵抗日本，国民党所奉为“国母”的宋庆龄，更是公开的发表宣言，直认国民党宁粤两方，皆依赖军阀，诌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之罪人；并且直认“党不能救国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顾惜”，国民党主张它一党专政，对政治却无办法，特别是对日问题；它如果自认无办法，便应该将政权还归人民；这已经是普遍的声音。
国民党的统治确是难以支持下去了；中间分子的势力虽然还未倾向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对于国民党的依赖确已大大的动摇了。目前所缺欠的正是工人斗争的进展，但是我们当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闭着眼睛说些不能欺人只是自欺的大话，说中国工人斗争已经如何如何的高涨；然而据各国革命史的先例来判断，也不能否定在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继续发展中，工人斗争会在最近期内缓慢的或突然的高涨起来。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正在开始而不是终结，并且距终结还很远，即令中途有暂时的顿挫，如俄国一九○五年夏天一样；因为国内国外的条件，除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奋起而复归于决定的惨败，国民党资产阶级决不能得到重新稳定的机会。
我们还应该承认，南方农民争取土地和反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在国民党的内部战争中，特别是在最后一次蒋阎冯战争中，大规模的发展起来，已经不仅是过去大革命之余波，我们固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不待和城市工人斗争之汇合，拿孤立的农民武装队（红军）作攻打大城市（如武汉）的冒险企图；同时，也不能否认南方的武装农民已经是威胁国民党政府而为它所不能消灭的势力，并且还未继续削弱它的军事势力，如最近孙连仲二万余军队之归附“红军”，在北方开始发展的反日义勇军将又会形成包含多量农民的一种新军队。这些都是一九○五年的俄国所没有的，都会帮助中国工人革命得到比俄国一九○五年较有利的环境。
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党，固然还是很弱，而比之一九○五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各有其长所与短所：中国党过去在群众中是有威权的，而其历年错误的政策则为群众所失望，俄国的党则恰正相反；至于分裂的缺点则彼此相同，在政治水平上，中国党自较俄国的党为低，而在农民和军事势力方面则较强。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很有理由可以说，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已是一新时期，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一■（原文此处为■）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民众若已经表示与现政府不能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则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党就应当想想拿什么政府来代替现政府，而不应当企图使国民党与革命民众间之政权问题仅可能的和平解决。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不仅予以民主任务（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民族独立等）的内容，而要加以实际的条件，使这个会议真能执行它自己的责任，即真能解决民主任务而不是一句空话。这种实际条件即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这才是我们的“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之真实意义。
国民党政府（无论是某几派合作或蒋介石复辟）所能召集的国民会议，为要维持它的一党专政，必然尽可能的限制选举资格和宣传自由。
派别资产阶级的政团（例如正在开始形成的“宪政促进会”他的领袖是孙洪伊、张耀曾、褚辅成、罗家衡等四国会人物）他们并不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也不要求真正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由宣传完全自由和选举完全自由而产生，他们只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他们希求恢复从前的国会，政权还是国民党的，他们只希望国民党觉悟，容许他们以人民代表名义参加政权而已。此外如第三党他们也赞成普遍选举和宣传自由，但他们未曾实际计及，如果政权仍在国民党手里，即令在他们所认为国民党最左派的手里，将怎样保证选举和宣传之完全自由，怎样保证国民会议能以成为真正民众的代表大会并有全权解决民主任务。在国民党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只有资产阶级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众（工人与贫农）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或一无所得。
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对于国民会议的意见，则不仅要达到普遍选举，不仅要达到宣传之完全自由，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
“革命的民众政权”是什么？史大林派当然认为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则认为应该是领导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便向群众解释：只有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才真正是“革命的民众政权”。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同志认为革命的民众政权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应该径称“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们又认为目前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期；因此遂认为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遂认为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
“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可是为免得对于这一问题的概念之混乱，无出路，我以为须认明这个问题之提出应分别三种场合：（一）规定在党的纲领上，（二）群众中的宣传鼓动，（三）由党实际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一）是不成问题，（二）目前当然不是时期，（三）则当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目前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若是“仍旧贯”、“食古不化”，在群众中对国民会议的口号不加以革命的解释；不领导群众为自己所要的国民会议而斗争；不以推翻国民党政府夺取政权的路线指导群众；不告诉群众：政权握在国民党之手，任何国民会议都不能解决民主任务；则我们左派反对派所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将真如列宁所骂“与立宪民主党所提的口号相符合，实际上就变为解放派的尾巴了”！
并且，目前的实际政治生活已使群众自发的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我们还是像一九二七年一样，跟在群众后面制止他们“过火”呢，还是学国民党要人的口吻责备他们“行动越轨”！？
或者有人认为俄国的一九○五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能和现在的中国相提并论。列宁在一九○五年主张“全部政权交国民立宪大会”，为的是实现共和政体，我们的第三次革命，应该走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道路，应该主张“全部政权交苏维埃”，说这样话的人，会有好几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列宁估量一九○五年的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政权的前途，这当然没有了解列宁并不曾简单的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政权的前途。他曾提出“工农专政”的口号充实共和政体，他又曾解释“工农专致”“有其过去与将来两方面的”；至于托洛斯基和列宁意见之不同，则不必要在这里缠夹着讨论。
又一种是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政体的条件之下，才能主张“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那么在革命运动已开始发展国民党政权已开始动摇的今天，以至更发展更动摇的明天，同时中心城市的苏维埃还没有，组织暴动夺取政权实现第三次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我们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党，是否应该而且可以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推翻国民党政府呢？如何答复群众提出推翻国民党政权后拿什么代替的问题呢？如果群众问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可以解决民主任务，还是在民众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可以解决民主任务，我们又如何回答呢？如果回答说：解决民主任务是将来第三次革命全部政权归到苏维埃时的事，现在的国民会议运动，只是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做做要求宪法自由的和平运动。这样的国民会议，至多只能做些向政府要求解决民主任务的决议案，而没有权与力能够执行自己的决议。像这样的对于托同志所云“革命民主要求”和“解决国家最要问题”的国民会议口号，加非革命的解释，正是把我们自己总的政治口号降低到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水平线■（原文此处为■，下同）■■革命运动已开始发展中的急进的群众向后退，而不是用自己总的政治口号把一般群众提高到革命的水平线。如此，则党内党外许多革命分子指摘我们反对派的国民会议口号是落后的，便不能算是全无理由了。
或者又有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要求实现共和政体，而是要求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与其创造一个争取政权的国民会议，不如创造一个争取政权的苏维埃；更直率些说，就是我们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共产党，不需要什么“国民会议”的口号，至少在革命斗争已开始发展的现在便不需要它了。这一意见表面上似乎是正确的，而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我们认为苏维埃和国民会议并不是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我们应该为创造我们的国民会议而斗争，当然还应该为创造我们的苏维埃而斗争，只有在两个斗争过程中，看那一个真是我们的，我们才发出全部政权交那一个的口号，实现我们的“十月”。可是创造苏维埃——工业中心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的苏维埃，尚需一个时期，国民会议运动却迫在眼前了。并且即在将来的发展上，国民会议运动更富有全国性的作用之实际可能，如果我们机械的把苏维埃和国民会议对立起来，把后者加以非革命的解释，认定它只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政体，那就是认为托同志所云：“在这（全权的国民会议）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的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暴动。”“无产阶级在民主口号之下（土地、国民会议及其他）团结贫农于自己周围并拿联合的进攻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必须召集国民会议”，“苏维埃政制将受国民会议正式通过”，这些前途都是不会有的了。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在现有的苏区以外，固然可以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苏区内则用不着，因为那里已经有苏维埃政权。这也不很正确，即令农村中已经有了苏维埃政权，而毕竟只是农村苏维埃政权，而不是统治城市阶级的政权，尤其不是全国性的，没有城市阶级（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之领导，农民的游击队不能担负大规模的集中的战术行动，以建立全国性的政府，现在显然还没有工业和政治中心城市的苏维埃可以号召全国，如何能拿现时的农村苏维埃来代替国民会议之全国性的作用。并且据托同志的估计，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实现之后，召集国民会议还是必须的。现时农民运动中虽然挂上了苏维埃的招牌，而在农民意识中模糊的苏维埃口号，和我们所要创造的苏维埃还并不是一个东西，他们所真能了解的东西，苏维埃远不及国民会议，尤其是苏区以外农民，现有的苏区是不应该划疆自足的。为什么不可以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以扩大现在散漫性地方性省份性的斗争而成为全国规模的斗争呢？或者有人以为苏区内如果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将给富农及商人活动的机会，如果农村工人、雇农及贫民把权力拿在自己手里，是不必过于害怕富农和商人能有多大活动的；否则像现在的苏区中，富农和商人还不是有很多危险性的活动吗？
最后，还有两点必须说明一下。我所反对的对于“国民会议”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乃是专指我们所要创造的“国民会议”即我们总的政治口号而言，当然不是指国民党资产阶级所召集的任何“国民会议”（许多人攻击我们左派反对派提出“国民会议”口号，特别是在革命运动开始发展的今天；他们的误解，都是由于资产阶级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为标准，甚至以去年五月蒋介石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为标准，这一层大家必须要弄清楚。托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曾说过：“组织国民会议，不经过蒋介石而经过工农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才是庄重的正确方法。”如果我们所提出的总的政治口号，我们自己对它加以非革命的解释，即是以资产阶级所能召集的“国民会议”为标准，而不敢侵犯资产阶级的政权，则我们便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反对派，而不是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了，这还怪别人攻击吗？）；同时也不能据此作为在没有革命运动时期拒绝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之理由，因为只有在群众正在奔赴革命走近武装暴动时，拒绝参加行将崩溃的统治阶级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如俄国多数派拒绝参加第一次国会），才是正确的政策。
总之，参加统治阶级的国民会议和革命阶级所创造自己所要的“国民会议”，是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
讨 论 栏
——原则问题的争辩向党内公开
我们当中关于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讨论以至争辩，不但应该向党内公开，并且应该公诸党外的无产阶级群众以至一般的革命群众，让他们能够真实的了解和正确的选择，因此我们决定今后把讨论重要问题的文件，不在《校内生活》上发表，在本刊上特辟一栏以容纳之。史大林派往往摭拾我们当中一些不同意见而加以夸大，视为破坏左派反对派的一种机会。其实左派反对派丝毫也不怕这样的破坏，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说明了史大林派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列宁同志在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自始至终党内都有不同意见，每次重要的不同意见之争辩，都是向群众公开的，从来不曾隐讳过，党员及群众的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提高了，党也就是这样强大了。到了史大林的领导才发明了严守秘密、封锁加惩罚的制度代替了公开的争辩。这样的制度只能造成加特力教式谟罕■（原文此处为■，下同）■式个人专制的派别，而不能造成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正是我们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派争辩的问题之一，也就是他们不敢容留我们在党内的原因之一。
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
汪精卫曾于去年十一月七日对上海各大学代表说：“我们一定要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现在，今年四月二日《申报》记者也主张“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在过去现在以至将来，他们能否实行“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这是另一问题，而在怎样实现民主政治的方法这一点上，我们完全赞成他们的主张：“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现在所必须讨论的是“要怎样的民主政治”这一问题。
汪精卫所要的民主政治，即是他所解释的“以均权求共治”。究竟谁与谁“均”，谁与谁“共”，汪精卫已在事实上答复了这一问题。广东的陈济棠不与他“均”，不与他“共”，使他奋然跑到南京去与蒋介石“均”，求与蒋介石“共”，蒋介石恢复了事实上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地位，汪精卫也荣任了行政院院长。蒋派仍旧盘据了中央政府的陆财两部，汪派也分得了实铁两部，湖北、安徽两个省政府的主席仍旧属于蒋派，汪派也分得了几个省委，这虽然算不得是“三一三十一，逢三进一”，而比之在陈济棠所统治的广东，汪派已经是扬眉吐气了。他们所准备召集的什么“国民代表会”，尽人皆知只是国民党政府的谘议机关。这样的民主政治，不但不是我们所要的民主政治，谁也知道即和欧美资产阶级现行的民主政治还相去很远。欧美号称民主政治的国家，毕竟形式上总有一个普选的人民代表机关，毕竟表面上总有相当的集会结社（政党包括在内）出版言论信仰之自由，他毕竟比中世纪的政制有了高度发展。
同时，代表各上层阶级的其他政治集团，如国民党内胡汉民、孙科派，如国民党外的国家主义派，安福系、旧直系，以江浙地方党为中坚的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派，他们眼见蒋汪两派这样的均权共治而轮不到他们自己，于是也提出“民主政治”的口号，求与蒋汪“均”，求与蒋汪“共”。胡孙之对付蒋汪，主要方法是诉诸军事阴谋（如东南自卫军之类），其他各派则诉诸国难会议的争持，胡汉民对于党治训政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表示，他为了拉拢各派，已表示“各党（保皇党及共产党除外）并存”的意见，此外他并没有比蒋汪更“民主”的主张。包括上述国家主义派之上海，北方及广东三方面的国难会议会员，有他们共同的要求：（一）结束党治，制定民主主义宪法，实行宪政；（二）不分党派，组织国难政府；（三）在国难会议前宣布“各党并存”（他们有时声明是“与党并存”，当然革命的政治是除外的），他们现时可总称为“国难会议派”。此派的民主政治，是希图恢复以前的国会制度（汪精卫讥为“欲返民国十二年以前有名无实之宪政”），建立国难政府，他们与国民党均权共治，得到比顾维钧、罗文干较体面的地位；他们不敢也不愿提出普选的会议和任何党派之政治上的自由。这样的民主政治，即和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现行的民主政治也还相去很远。
民主政治之本义是说国家的政治由大多数人民管理，不但干脆的少数人均权共治不是民主政治，即在欧美资产阶级国家，虽然表面上有了相当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信仰之自由，虽然形式上有了普选的人民代表的议会，虽然比之中世纪的政制有了高度发展，也仍然是不彻底的虚伪的民主政治。为资本主义狭窄框子所限制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只能是利于富有阶级少数人的民主政治。
《申报》记者（我们并不能认为他真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见）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政治，不是‘均权’的民主，不是‘党’的民主，也不是现在西欧的‘伪’民主，因为那些根本都是虚伪的，是欺骗大多数人民的一种更巧妙的说谎。我们所要求的是‘真’的民主政治，是以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他又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主人应该有处理自己的事情的绝对权力。假如政治而为少数人独裁，处于主人地位的大多数人民反不能过问政治，甚至生存的自由都为彼辈所操持，人民不得不走上‘以血去求民主政府之产出’的路上去。”
离开了实际的政治组织和由那些人来掌握国家的权力这样一针见血的问题，什么“以大多数人民为基础”，什么“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类话都空洞而无实际意义。从孙中山到蒋介石都自认国民党的政权是以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都承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以这个基础，这个主人是阿斗，国民党不得不尽训政的义务；即袁世凯也承认主权在民，只以人民程度不够，他不得不尽行使政权的义务。大多数人民是些什么人，怎样他们才能够有处理自己的事情的绝对权力，何以西欧各国是“伪”民主，怎样才是“真”的民主政治，对于这些问题，这位记者都陈义含糊，没有一点明白的说明，或者是有意含糊？（这样的含糊还不免触动了汪精卫的盛怒，电责史量才。）
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国政是民主政治之本义，而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一切国家权利机关，都掌握在代表极少数人资产阶级的政府手里，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劳苦人民，选举若干代表到议会里，有多少直接管理国权的作用？
选举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占全国人口最少数的资产阶级，它有广大金钱做选举运动费，如宣传费，广告费，甚至贿买投票，它有优越地位如企业主或明或暗的强迫被雇者之投票，它还有它的政府用官权监督干涉选举，如此则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能有多少选举自由？
集会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除了资产阶级的政府藉故干涉外，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有多少闲裕时间能够像有闲阶级自由集会？又有多少公私建筑供他们自由集会？
出版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最好的印刷机器，巨量的纸和油墨，都在资本家手中，伟大设备的日报和杂志也在资本家手中，即令它不直接用法律干涉言论，它广有金钱可用经济压迫操纵著作家，雇御用的学者做它的喉舌，所谓出版自由，乃资本家收买新闻纸和制造所谓舆论之自由，对于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只是写在宪法上的一句好听的空话而已。
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被榨取被统治于少数榨取阶级的社会中，在被榨取者起来推翻榨取者之统治解除资本的桎梏以前，任何民主政治的国家，即欧洲和美洲最进步的共和国，所谓大多数人民的自由，所谓民主政治，都不过是遮掩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政之一种民主主义的形式，以别于赤裸裸的军事专政而已。西欧各国“伪”民主之真相即在于此。
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城市，它的运命完全握〔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掌中：幼稚的工业虽然因企图对外竞争有时向左盘旋，而其渴望外资，终于决定了它向左盘旋的程度；至于还有巨大势力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更不得不仰鼻息于数十万万元在华外国银行资本和托命于外货输入原料输出，民族斗争无论是排货或战争，对于他们简直都是致命的打击。在乡村，中国已无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已无直接冲突（如土地买卖和雇佣劳工之自由），而有共同利害（如城市资本家土地化：购买土地，抵押土地；私有财产权之拥护等）。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自始即不需要拿民主旗帜，激起大多数人民来帮助它向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地主阶级斗争，它并不敢轻于采用西欧各国的“伪”民主即民主政治的形式统治中国，因为它恐怕弄假成真，恐怕因此激起被它榨取被它统治和它站在敌对地位的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侵犯到它的利益，它终于要依赖军人势力，用枪尖镇压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以维持它及它的国内外同盟者（帝国主义及地主）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民之榨取与统治。所以，资产阶级的在野派，尤其是手中没有多少枪杆的派别，往往拼命冒险提出空洞的民主政治口号，做他们向在朝派要求均权共治的武器（如过去的汪精卫、李烈钧等和现在的国难会议派）一旦在朝，连他们的民主政治都石沉大海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太落后了，不但害怕“真”的民主政治，并且害怕像欧美各国的“伪”民主即形式的民主。它害怕民主主义，不减于害怕社会主义，或者更甚些，因为前者比后者更现实些。
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第三党，他们的利益不像大资产阶级牢系在帝国主义脚下，他们有倾向欧美的“伪”民主即民主政治形式之可能。他们在帮助大资产阶级打败了无产阶级（一九二七年）之后，受了大资产阶级的欺骗，未得到任何利益，而且深受着军事专政的压迫，于是又开始左倾，感觉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有利于他们向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要求之旗帜，企图组成反对现政府之各种各样的政治集团，以向大资产阶级争取他们的利益。现时，他们虽然还未能组成独立的政治集团（第三党还自称是“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而已在酝酿和开始萌芽。他们会提出普选的“议会制度”之要求，他们当中（如第三党）已有普选的国民会议口号；他们的“伪”民主，较之大资产阶级各派的“均权共治”，固然进了一步，可是他们替大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面貌也进了一步，他们为了欺骗民众，不但会提出形式的民主口号，有时还会高喊几声社会主义。一到民众斗争激烈化的时候，这般中间地位的分子（严格说，本是资产阶级之一部分），其中最下层在经济上濒于破产者，固然一部分在政治上有可能走向无产方面，而其上层或仍旧抛弃其“伪”民主，干脆的投降于大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而拥抱着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在过去一九二七年革命中就是这样）；或者用他们的名义拿出“伪”民主的面具，来欺骗群众，替大资产阶级维持垂死的运命（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克伦斯基政府和一九一八年德国爱尔白政府）。
忠实于所谓“适合大多数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运动者，只有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他们自身即是全国人民之大多数，他为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而斗争，即是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申报》记者提出“建立适合大多数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的主张（四月十二日《申报》时评），而未说及由什么人来建立这样的民主政治，若认为榨取阶级的少数人可以建立适合被榨取者（工人贫农一切劳苦人民）大多数人民之利益的民主政治，这不是欺骗便是幻想。
在国内外恶势力双重压迫之下的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他们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比任何人都迫切。他们毫不犹豫的要努力于实现民主政治形式（直接普选的国民会议或国民立宪大会）的斗争，而且要为充实其内容而斗争，即是实现选举和宣传之实际自由，以及排除国内外一切恶势力相结托的压迫与榨取，主要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海关、银行、工厂、矿山、交通机关、商业机关等经济命脉之控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以开辟整个的中国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以挽救大多数人民破产，失业，饥饿，自杀和堕落的悲惨运命。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民主政治——“真”的民主政治。
“真”的民主政治和“伪”的民主政治之区别乃在：前者是利于被榨取者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后者是利于榨取者极少数人的民主政治。前者比后者，显然有新的高度发展；而和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均权政治”的民主，更无共同之点。
“真”的民主政治，决不是和平方法可以实现的，只有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以血来推翻整个的榨取阶级，实现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合一化的苏维埃政制，才能够表现出来。这样的民主政治，是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也是一切政制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如果有人拿欧美现行的“伪”民主即形式的民主做标准，来根本鄙弃民主主义和民主政治，这是没有理由的。“德谟克拉西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解放争斗中是有极伟大意义的，但是德谟克拉西却决不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界限，它只是从封建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进化过程中的阶段之一。”（列宁《国家与革命》汉译文一六六页）
论国民会议口号
民主主义制度，远在氏族社会即发生了，其精义即大众管理大众的事，那时国家制度还未发生，酋长和军事首领的权力都很有限，一切决定于“民会”（希腊的agora，罗马的Comitiacuriata）。所以后来资产阶级，无论在欧洲或亚洲，都一致或多或少或久或暂的拿民主主义做他们反对君主或贵族专制的旗帜。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曾宣布：“民主主义的形态，在几千年的经过中，自古代发生萌芽，其后每次由一阶级交代到另一阶级，都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改变。”“在古代希腊共和国，在中世纪的诸都市，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民主主义都有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程度。”“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比较中世纪，不用说是高度发展的制度，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的要求从根本改变。”我们可以在这些说话中得到两个结论：一是民主主义的思想，由古代社会传到阶级社会，它也和别的事物一样，要受阶级的影响，而不能成为超阶级的怪物；一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面前，它是狭小的，而比之中世纪制度，则是高度发展的，是进步的。所以，列宁有理由可以说：“民主主义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解放斗争中是有极伟大意义的。”“在工人阶级夺取整个政权的斗争还未成为当面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形式。”“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之后，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这件事，不仅不妨害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帮助无产阶级了。”所以托洛茨基有理由可以说：“在一定的时期，民主主义口号不仅是幻想和欺骗，而且是历史的动力。”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可以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只有当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拾起来他们已经破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来非难无产阶级专政，来企图恢复资产阶级政权的时候（正如列宁写《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那本小册子的时候）；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特别是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军事专政的统治之下，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如于右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的更揭开假面的迫害无产阶级。
国民会议或国民立宪会议，是形式的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政治的表现。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取得了政权而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并未完成的中国，这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今后只有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了。中国无产阶级为了这一目的，提出最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做总的政治口号，在实现这一口号的斗争中，动摇、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来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这应该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整个的战略。
这一战略，在无政府党人当然不能赞成，他们根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之态度，和马克思主义者已争论了半世纪以上。如今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半巴枯宁主义者）的史大林派，也居然非难这一战略，他们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当做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一个东西，于是他们一般的骂提出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口号的人都是拥护资产阶级拥护国民党政权的人；其实，恰恰相反，反革命的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阀政府，即对于他们自己阶级的民主主义也害怕得了不得，无产阶级对于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愈彻底愈坚决，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愈团结于无产阶级的周围，资产阶级专政愈加动摇。他们认为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实际上只能够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的装饰”，愈走到东方愈卑贱的资产阶级，并且还有地主，都竟能够拿“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做他们专政的“装饰”吗？史大林派现在对于中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还有这样的幻想，这和他们从前幻想国民党可以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幻想汪精卫可以做土地革命的领袖，其荒谬的程度相差几许呢？他们认为并且说是“列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即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口号，不是国民会议”；他们完全忘记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写的十九条《立宪会议提纲》之第一条，开口第一句便是“立宪会议召集的要求，列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纲中，是完全应当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立宪会议是民主主义的最高形式”。他们又反对我们“单独”的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其实我们自始就是“国民立宪会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这四个革命民主要求的口号同时提出的；并且是以后三个口号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他们理屈词穷了，于是异想天开的引用列宁在解散立宪会议后驳斥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特别是考茨基）拥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拥护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说话，来反对现在的中国在反革命反民主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军事专政之下提出民主的国民会议的口号，这完全“文不对题”，并且混乱了阶级的立场！
“企图以这个口号（按即指‘国民会议’口号——作者）来组织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分子，来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苏维埃运动。”粗暴而不忠实的半巴枯宁主义的史大林派对于我们这样无端的毁骂，是不值识者一笑的，如果有人说，“国民会议”自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口号，它是否为革命的口号，要看它对于资产阶级政权的态度是怎样；这就是说，如果认为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只是反对军事独裁和力争在现政权之下的议会制度与和平发展，这便是自由派改良主义的企图；如果认为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不仅是反对军事独裁，不仅是为议会制度斗争，并且力争武装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前途，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策略，我以为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史大林主义者以及一切反对国民会议口号的人们，也只有在这样观察分析的方法之下评定我们的策略是否正确，才是妥当的。
托洛斯基同志告诉我们：“国际第六次大会否决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陷中国共产党于无口号的状态，因此使它不能在反革命时代进行动员群众的工作。”“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过程中，共产党自然要向群众解释，说这个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够召集成功，如果召集成功了，倘若物质的权力仍在国民党军阀手里时候，这个立宪会议仍是没有力量的。由此，我们又有重新提出武装工农口号之可能。”“‘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口号，是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在这些口号里，就反映出中国革命发展中之民主主义的阶段。在国际政治上，共产党将要求联合苏联。正确的结合这些口号，各个口号之恰合时机的提出，共产党就能够从地底下走出来，结合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仰并以此促进建立苏维埃和直接夺取政权斗争之时代，迅速的到来。”“至少要使无产阶级的最先进分子了解，走向国民会议的道路，只有经过反对军事独裁的暴动和由民众来夺取政权的手段，才有可能。”“在这个口号（‘全权的国民会议’）之下，共产党先锋队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者之暴动。”这还不明显吗？除非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信口雌黄，托洛斯基同志的这些指示，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即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之运用，和自由派的改良主义岂非根本不同吗？
采用同一“国民会议”口号而政治路线根本不同，这也并不自今日始，以前列宁在已有革命高潮的一九○五年，和少数派甚至自由资产阶级都采用“国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而政治路线则根本不同：前者是主张的民众武装暴动，推翻沙皇政府，建立革命政府，来实现这一口号；后者则希图在沙皇政权之下，实现立宪大会，在没有革命高潮的一九○七年，列宁和少数派都主张要利用那个“六月三日的议会制度”；但少数派的政治路线是抓住议会的行动而抛弃革命的行动，列宁则是利用议会行动来帮助革命的任务。所以，我们左派反对派对于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不但向极左和无政府主义者半无政府者有斗争；同时，向右和少数派改良主义者也有斗争。
在我们左派反对派的内部，当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反对国民会议口号，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所谓“公开的改良主义者”，现在也已经没有了；而所谓“形式的革命者”即承认由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必须用革命的暴力”者，则恐怕还非常之多，只在意识上有明了与模糊之分。托洛斯基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全世界人民和各国，看为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阶段；不仅是完全分开的，而且相隔得很远。”这即是说，“形式的革命者”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在根本上同样是阶段论的错误。在这样阶段论的观点上，自然把民主主义看成是和社会主义不能同时并存的东西；自然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看成永远是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不可分离的东西；也自然把国民会议的口号看成是用不着革命暴力的，而只是在两个革命过渡时期，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做做和平的合法运动即争取部分的民主主义要求如出版集会等自由，如此而已。这种形式的革命者（如民傑、小陈、劳他等同志），无论他们对于未来的阶段有“武装暴动”、“无产阶级专政”、“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等等革命的口号（正因如此他们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不同），而对于两个革命间现阶段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国民会议”，其认识却与改良主义者没有两样，也就如托同志预料史大林主义者的话“跟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尾巴后面，将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协的解释”。所以他们和史大林主义者同声相应的反对“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仁静）、“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独秀）这一类说法。这是把托洛斯基同志所指示：“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国民会议，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之一——独秀），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引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中国革命之不断性，完全截断了！或者他们误会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权可以由民主的国民会议选举来实现”，这便是天大的笑话！如果真有这种误会，也只是由于他们“用不着经过革命的暴力来实现国民会议”这一和平观点出发的。“经过要求实现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而举行的武装暴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同时也实现了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和平的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不但经过国民会议不可能，即经过苏维埃，经过工农民主专政也都不可能。
左派反对派对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和史大林主义者走上了一条道路？这是同样犯了阶段论的错误之故，他们有了阶段论的成见，所以不能了解“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意义，而认为只有“冲破”、“毁灭”国民会议（民傑同志）或“赶走”国民会议（劳他同志）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托洛斯基同志说：“我们的党领导无产阶级走到专政，只是因为党以最大的毅力，要求彻底的和无条件的实现民主主义的口号和要求。”“照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民族解放革命经验所证明，全体人民代表政制之思想，乃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最能够号召真正广大群众的思想。占统治势力的资产阶级愈加抑制‘全体人民的’要求，则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愈加团结于我们旗帜之下，而人民群众也愈加团结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同时战胜资产阶级国家之真正胜利的政治条件也就愈加成熟了。”在托同志这些指示中，对于民主主义的政制，只有要求实现，而不是“冲破”、“毁灭”和“赶走”。且以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不是“冲破”、“毁灭”、“赶走”了立宪会议才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才召集立宪会议，托同志在预测中国革命前途中也是说：“如果无产阶级在民主口号之下（土地、国民会议及其他）……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必须召集国民会议……即苏维埃政制接受国民会议正式通过。”也不曾有“冲破”、“毁灭”、“赶走”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说法，如果说，“冲破”、“毁灭”和“赶走”是对于具体的资产阶级政府所召集的御用的国民会议或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议会制度的最终运命而言，则在我们此时所争辩的革命策略上没有一点重要的意义。
此外，如赤声同志说：“争取中国民族完全独立与土地革命，是要在第三次革命中求得彻底解决的。国民会议的口号，在目前应取的策略是，使共产党能够从地底下走出来，结合群众……”晴光同志反对他这样的说法，而自己却也摇摆在“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国民会议”和“一切中国根本问题是不能在国民会议中解决的”。这两种说法之间。这些说法，也是由阶段论出发而更加混乱。其实，“国民会议”、“民族独立”、“土地革命”都同样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之一，不是其中何者现在能够解决，何者要到第三次革命才得解决，也不是任何国民会议都不能够解决“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等问题，而是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不能够召集解决“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些民主任务的国民会议。
刘仁静同志，因为反对阶段论者对国民会议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而又走到另一种错误，即是他所谓“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公式”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个东西”，如果认为这只是由于说法不同，其真实意义即等于他自己所说：“真正的国民会议必与无产阶级专政之实现同时。”或竟如他自己的解释：“我从前说过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本是我所重的只是无产阶级用国民会议口号夺取政权运动的意义。”如此则我们之间似乎不必有所争论了。但问题不是如此简单，根本的争点，还是仁静同志根据国民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最初期所要解决的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遂不承认二者之间有阶级性的分歧，难道二者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吗？由无产阶级的动力及其和各阶级的关系之变化所形成的政权之阶级性，是不能拿其最初期所要解决的直接任务来混淆的。这本是极浅近的道理。我不相信仁静同志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难道二者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吗？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当做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一个东西，因此认为任何国民会议既然都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则无产阶级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的斗争，只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这当然是阶段论的错误见解。然而也决不应该因为是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遂否认其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这样的否认同样是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分离”这一观点出发的。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中国，这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虽然国民会议，又如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等，都带有浓厚的反资产阶级反军事独裁的性质，但这只可以作为一种理由，来假定将来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民主阶段能够很快的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如果有人因此便认为这些任务都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不赞成“第三次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说法的仁静同志，他当然又会把“国民会议”、“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些明明白白的民主任务，看做是社会主义的任务。仁静同志大概会有第三种说法，即二者都只是“秃头的”民主主义，而没有阶级性的分歧。仁静同志虽然没有这样明白的说法，在我的认识中，他确是常常讨厌在民主主义上加用“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好像他还有“民主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大意如此）这种说法，他最近又发明了他所了解的民主口号之内容，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农民的民主主义，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不是民主主义的是一件事，历史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制度之存在又是一件事，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上所谓“民主制度”、“民主任务”、“民主口号”无一不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不能想像：在阶级社会里会有超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也不能想像：在现代社会，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还会有其他民主主义。仁静同志千方百计的否认、避讳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在这一点上，他和史大林派及小陈同志等，根本都同样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分离”的观点，虽然发表出来的形式各有不同，有时还正相反对。
我们为什么要力持二者之间有阶级的分歧呢？这并不是名词或单纯的组织形式问题之争，而是因为二者各有不同的内容，即是：国民会议即使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它也不能排除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妥协（不如此便没有召集国民会议之必要了），它并未能公然剥夺榨取阶级参加的权利（普选制），即未能完全走出榨取者的民主主义范围；它只能解决民主任务（是因为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是被榨取者大众的民主主义，它比之榨取阶级的民主主义，在形态上有更高的发展，在性质上有根本的改变；它和农民的关系，开始确定一种新的形式，即中农除外，连贫农亦须“归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纪律范围之内的工农联合；它不仅能够解决民主任务，而且还能够保证最健全地转到社会主义去的唯一形式”（列宁）。如果国民会议和苏维埃政权是一个东西，而没有在阶级意义上的和历史意义上的任何差别；那末托洛斯基同志只不过在这两个异名同实的口号当中，挑选一个较灰色的告诉我们；这就是革命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这也未免太过儿戏了吧？
或者会有人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党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岂不是企图和资产阶级妥协吗？我们回答说，否，中国资产阶级是害怕民主主义的，我们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不是和资产阶级妥协，而是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妥协，据托洛斯基同志的意见：“关于形式的民主主义之政治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不仅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群众关系的问题，而且是对于尚未达到革命的阶级意识之工人群众关系的问题。”这几句话是对的，不但农民，即大部分工人，亦不能预先见到无产阶级苏维埃的民主主义之伟大，他们所见到的是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幻想。（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是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有高度幻想的表现，并不是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以外，特别还有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或农民的民主主义。）特别是农民，不有对于这个幻想之活的斗争经验来证明，他们是不会先天的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
此外还有什么理由，我们必须否认避讳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呢？难道采用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便不能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民主斗争吗？难道在历史上（特别是法兰西革命史）民众不曾为了实现民主要求口号而举行过反资产阶级政权的武装暴动吗？不但“国民会议”，即“民族独立”、“没收土地”和“八小时工作制”这些口号，也没有一个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难道我们也要一一加以否认、避讳吗？
以前曾有些人避讳“民主主义”这个名词，恐怕沾染了机会主义，而以“德谟克拉西”代之，又有人避讳“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想代以秃头的“民主任务”；这都是掩耳盗铃！我们不要继续做这样无意识的事吧！应该牢牢记住托同志指示给我们的话：“在民主口号之下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站在主动者的地位，那么史大林官僚派将落伍退后，而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将于短时期中变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我们对于普选的全权的国民会议等民主口号，从来不曾站在主动者的地位进行强有力的鼓动，怠工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我们各个人或多或少的受了史大林官僚派宣传和辱骂的影响，不自觉的在思想上跟在它后面鄙薄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这一心理上的暗礁。仁静同志不严正的驳斥史大林主义者抄袭巴枯宁派在第一国际时代鄙薄而且诬蔑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口号之反马克思主义的老调，反而自己很腼腆的急忙否认避讳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口号，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仿佛以为必须把国民会议口号当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是没有分别的一个东西，我们方可采用，如果我们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便是丢了左派反对派的脸！
对民主口号这样鄙薄而怠工（和对于爱国运动鄙薄而怠工一样）的状况，还能任它继续下去吗？我们必须有个坚决的迅速的改变！
九月一日
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
在国际帝国主义榨取束缚之下的中国经济，大工业之发展，赶不上农业及手工业破坏之速度，并且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发展之本身也带有破坏农业及手工业的作用，这样的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之剪刀式的发展，便是农业国的中国农村破产及其影响到一般经济不安之根本原因。年来世界经济恐慌，空前大水灾，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蹂躏中国南北经济中心的区域，这三件事先后并发，更使整个的中国国民经济陷于空前大破产：不但农村并且城市，不但小城市并且大城市，最大城市如汉口，甚至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都有朝不保夕之势；不但工人与贫农，即中等农民和城市中小商人，中小学教员，各机关小职员，这些占全国绝对最大多数的人民，都在破产、失业、借债、饥饿中度日。
谁都知道，不但是恢复并且要提高国民经济，中国才有救；因为只是经济恢复，或一时的部分的活跃，根本还并不能救中国。但谁来提高中国经济和怎样提高国民经济以救中国，乃是问题的中心所在。
由外国帝国主义来提高中国的经济吗？不用说这是使中国更直接的殖民地化，是救中国的反面。并且，由帝国主义势力来发展中国经济，其结果不是提高了中国国民经济，而是肥了外国的财政资本家和中国的少数买办及半买办的企业家，大多数人民仍旧陷于颠连困苦和饥饿，印度和朝鲜便是榜样。帝国主义间相互争夺战争更要变中国为废墟。
由中国人自己来提高中国之经济以复兴中国吗？“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着的社会，两个力量决定一切。”即是：或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复兴中国（俄罗斯的道路）。更具体些说，或由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或由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来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之伟大而艰难的责任。政党是代表阶级的意识与力量之最高表现，中国现时只有这两大政党，即将来也只会有这两大政党，别的党派在政治上只能立在附属地位，并且有终于要融解于这两大政党之中，其中间作用与地位，只能是最短时期的，甚至只是名义上的。
代表资产阶级地主的国民党能否复兴中国呢？我们可以断然的回答一个“否”字。
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有三个根本的必要条件：（一）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海关，银行，工厂，矿山，交通机关，商业机关等的经济命脉之榨制；因为这是中国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唯一的最大障碍物。（二）必须无条件的从不生产的地主手中，没收所有土地，交给生产劳动的农民；因为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小农国家，如果大部分耕地所有权独占在不经营农业而出租土地的地主手中，他们用非资本主义的形态，榨取土地产物之大部分，就是说，他们不只是榨取了严格意义的地租即超过普通利润及工资以外的剩余，并且榨取了农民由劳动所应得的工资之一部分；其结果，农民把大地部分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甚至农民一部分生活费也包含在内），都在非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度之下牺牲干净，这不但阻塞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而且因之农民贫困，农业衰退，土地荒芜，农村破产，都是相因必至的现象。（三）必须实现合于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使大多数人民都有自由，在生活的火焰中自动的创造经济，创造政治，方能根本肃清闻名世界的Mandarin（中国官僚）这一臭虫窝。
这三件事是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什么不为它的利益而办到这三件事呢？这是因为它的利益根本是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利益相联的，它自身则是军阀官僚的集团，它不但不愿也决不能办到这三件事，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来完成，这不仅仅是理论的推断，而已是众人目睹的事实。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怎样，当它宣布对俄绝交时，美报《密勒评论》曾有这样的描写：中国之封闭俄领署及要求俄员离境，此种姿势显然表示中国领袖今日之目光向于何方，诚如郭泰祺氏上星期在美国大学同学会席上所说，中国已决定于其将来发展中国追随“盎格鲁撤避之途径”，此其意味即彼愿与美英为友而接受彼等之赞助是也。中国已利用苏俄之赞助而成其革命之主要部分即克服长江流域及传播国民党主义于全国是；但今以俄共党欲包搅中国之革命，中国之民族性及保守性遂大显其本能，而与俄人决裂，中国乃相信西方列强尤其英美已准备与中国讨论条约问题，假使列强于此，能急起应和，勿再龂龂于法律理由，稽延时日，则西方制度在中国之前途当颇为光明。但此种新局面必须以绝对平等给予中国为基础，质言之，必须修改条约，使中国满意，而放弃外人在中国领土即租借地之管理权是已，此乃中国抛弃共产主义应得之代价，若列强而果贤明者，应速承认之，勉力与国民党之中国结好，与之合作而造成一新中国。
但国民党政府之“目光向于何方”是充分表示了，而所得的代价，不是“修改条约”和“放弃外人在中国领土”，却是扩大不平等条约，扩大外人在中国的领土，扩大租界和租界管理权。在眼前的中日战争中，国民党的政府不但不曾援助向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抵抗的黑龙江、吉林军队及义勇军，不但不曾援助抗日的十九路军，而且密令“上海北平及全国各业之中国当局，解散一切反日抵货团体。并禁止检查日物。”（路透社五月六日北平电）并且造出“反日即是卖国”的妙论（最近蒋介石在南京军校论说）。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枪炮和飞机炸弹，不是用以抵抗侵占中国土地在中国杀人放火的帝国主义军队，而是用以屠杀中国农民的。它对于农民为饥饿而争取土地的要求，始终只以“派兵剿赤”答复之，它始终不曾考虑一下，在农民国而有了广泛的农民暴动，这决不是简单的什么赤化问题；在民主共和国而有要求土地的农民暴动，这不是拥护旧制度的农民暴动可比。至于国民党的军阀之横征暴敛和官僚之黑暗贪污，比之前清北洋时代更是肆无忌惮；这班飞蝗横行全国的国民党军阀官僚，不但以搜括行贿晏安淫靡，腐烂中国，而且公然奖励鸦片，以毒杀中国。
以这样的国民党来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任务，就是他们当中稍有知觉的青年党员也不敢自信了。如果有人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非难国民党，这是一种大过奢侈的说法；其实〔国〕民党的罪恶，还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反而正是它是投降帝国主义，镇压农民的土地斗争和军阀官僚之横行，破坏了提高中国经济的三个条件，阻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孙科、陈公博辈所谓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所谓四年计划，都等于伍廷芳之说鬼。在国际一般物价还正在向下低落的今天，在中国资产阶级政权也没有像一九二八一三○年相当统一与稳定的今天，连中国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外资以实现暂时的经济活跃，目前也还没有可能。
最近胡汉民发表关于国民党的问题之谈话，他认为：近顷“外交之丧权辱国，政治现象之日趋恶劣，国亡无日”，不能“归咎于党治”，“盖五年以来，所厉行不改且有加无已者，实为民国以来相承一贯的所谓军阀之治，而未尝有所谓党治”。试问国民党据政五年，还仍旧是军阀之治，它竟能容忍所谓“以军权而于一切之故，形成以军驭政，以政握党之现象”。这样吃饭睡觉不问事的党，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已等于零，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胡汉民并且公然承认以下的事变：“自十七年后，各省北洋武力虽被打破，而人民仍被武力所统治则如故，二十年来所造成军阀政治之环境仍如故，即自袁世凯以来相承一贯之所谓军阀统治，亦遂继续如故。”党员“沉醉于‘有枪斯有权’之谬说，甘心为军人之附属品”。“人民自由权利横被摧残。”“我人只见借党营私之个人，而不见有献身革命之同志，所谓党员者或一切取给于党，以党的寄生，或倚党而作恶行奸，于党为蟊贼狡黠之魁，正乐得此辈供其指使。”这样无恶不作的党，人民尚能容它存在吗？胡汉民为了一时快意，痛快淋漓的攻击蒋介石而不自觉的把整个的国民党之罪恶供认出来了。五年以来，在国民党党治之下所励行的一切摧残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那一件不是胡汉民一派的立法院所制定？他有什么理由什么脸面可以反对蒋介石的“军阀之治”？
又如宋庆龄骂倒了国民党中无论那一派，这当然等于骂倒了整个的国民党，她并且宣称不怀疑国民党已经给全国人民所唾弃，所蔑视，所憎恶，然而她同时却又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从来没有在那一天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吗？孙中山以国际资本开发中国实业的计划，显然是主张由外国帝国主义来复兴中国经济；因为一直到现在，还只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而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孙中山在世所领导的党，不只一次宣布他们的革命政府将遵守一切国际条约，决不侵犯列强在华权益；不只一次希求由列强承认他们的政府来打击北洋派；他并且公然替帝国主义威吓中国民族，说：“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中美绝交，在一个月之后，美国便可以亡中国。”“法国也和英国一样，最多不过两个月，便可以亡中国。”（民族主义第五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向国际帝国主义投降，向日本帝国主义不抵抗之理论的根据。“四万万人都是像阿斗”，“这些阿斗当然应该欢迎诸葛亮来管理政事”。“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民权主义第五讲），把人民看做“是很庸愚的”阿斗，把国民党看做是“万能”的诸葛亮，把管理政事的“治权”交给先知先觉的国民党，把名义上的“政权”奉诸不知不觉的人民，把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看成“放荡不羁”和“一盘散沙”而加以掊击，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以军阀官僚的权威压倒民权摧残人民自由权利之理论的根据。“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农民可以得到益，地主不致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训词）宣布阶级和平，用不着阶级斗争，反对所谓“大贫”的工农，向所谓“小贫”的地主资本家斗争，教成千万成万万饥饿垂死的农民，等候着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等候着国民党政府规定地价几十年后把涨高的地价归公的办法，来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第二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镇压农民土地斗争之理论的根据。
这样的三民主义，谁要说广州政府，武汉政府，南京政府，不曾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谁就不曾认真研究过三民主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三民主义，这样的国民党，能够提高国民经济以救中国吗？
代表资产阶级及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既不能够提高经济以复兴中国；别派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能力当更在国民党之下，那么，提高经济以救中国的责任，只有放在代表无产阶级及贫农利益的共产党双肩之上了。
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官僚，立在绝对相反的地位，它是在最近十余年来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反地主之不断的流血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已经不是仅仅写在政纲上的白纸黑字，已经在它所领导的农村苏维埃区域见诸实行；虽然还没有统一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解决整个的帝国主义及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苏维埃不仅是整个的无产阶级联合机关，而且是一种广大而富于伸缩性的组织形式，一切觉醒起来，反资产阶级反地主的城乡被榨取的劳苦民众，都能够参加进去。苏维埃政权不是由少数人在上面统治民众，而是由民众从下创设起来的政权，除了游手好闲靠榨取他人血汗以生活的社会寄生虫，都有参加这一政权的公民权利，它废除了立法权和执行权无益而有害的分立，它撤去了人民和政府间的障壁，它引进了广大民众直接参加国家的政治及经济之管理，它废除了以官吏为职业的特权阶层，它扫清了国会及地方议会等猪圈，它实现了直接选举一切公务人员和随时撤换的彻底民权。
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有充分的保证，能够实现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翻帝国主义之控制，解放农民和肃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担负得起复兴中国的大责任；所以苏联五年计划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之优点与伟大力量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
我们这样的主张，并非根据党派的成见，而是根据理论与经验，而且还要诉诸被榨取的大众之政治好恶，必须由大众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在民主的国民会议要求的斗争中，认识我们的主张之优点与需要，蜂起拥护我们的主张，这才谈得自下而上创设大多数民众直接参加的苏维埃政权。真正苏维埃政权，是大多数民众的政权，必须由大多数民众自己创造起来，决不能由少数人创成交给民众，少数人用民众的名义宣布的苏维埃政权，是经不起困苦艰难的斗争之试验的。
现时代表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国民党政权，它不但不能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责，它还正在极力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剿灭能够复兴中国的共产党。日军从吴淞撤退时，日本军官举杯向中国接管人员演说：“自此以后，愿中日两国共同合作，以扑灭共产党。”不几日，十九路军果然被调到福建“剿共”去了！这不但表示这一件事中日政府早有了秘密协定，并且是国民党政府向一切帝国主义表示其“目光向于何方”。
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屠杀工农民众屠杀共产党的国民党政权存在一天，它的政绩，只有破坏国民经济，扩大延长人民的饥饿，而不能提高经济。
中国的民众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或株守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之下，走向破产，饥饿，灭亡的死巷，或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革命合作，走向复兴中国的大道！别的道路是没有的了！
我们的道路上也有两个困难，这是不应该对民众掩蔽的。第一个困难而且是很大的困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向中国彻底反帝国主义的新政权之围攻。但我们只应以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全国广大的劳苦民众的力量，最后还要结合全世界革命的力量，以克服此困难，而不应企图避免此困难。因为这一困难的斗争，几乎是中国革命之全内容，也就是提高中国国民经济之根本的根本条件。国民党资产阶级，正因为企图避免此困难，而屠杀革命的工农和共产党，而对苏联绝交，而投降帝国主义，而背叛革命，而断送了复兴中国的机会。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史大林派的错误政策足以延迟革命甚至绞杀革命，也和别国共产党中央史大林派一样，他们在中国所做的错误摆在眼前的如：用命令主义和玩弄政治总罢工，在客观上是不断的破坏了城市工人运动复兴的萌芽；过份的估量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企图以农民来代替工人的领导，并且连党自身也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把发动民众引导民众到革命道路之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看做是改良派的合法主义议会主义而加以鄙弃；党的这些错误政策，当然也是我们的道路上一个困难。但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因为党的领导者之错误而根本反对它，而是应该积极纠正党的领导机关之错误，甚至于改造党，以除我们道路上的困难，这正是我们左派反对派的立场。
《一个新闻记者的杂评》跋
在二十二期《红旗》周报上，张闻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妙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开宣称它是工农民主的专政，……它剥夺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者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它所要走的道路，是苏联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所要走的道路。”我读了这一段妙文，十分感觉得史大林派的先生们的头脑实在与众不同！在他们所谓“苏维埃临时政府”统治下的选举制和领导权的阶级性，其实质究竟是怎样，在这里不必讨论；我们必须要问：既然剥夺了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既然是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与一个党——共产党的领导，所走的是十月革命道路，这和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样只能算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那末，要怎样才算是无产阶级专政呢？难道十月革命所走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吗？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读到托同志这篇文章，才知道张闻天这样与众不同的头脑，并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从他们的老师——马奴易斯基那里取来的，马奴易斯基这一“布里丹驴子式的理论”（托同志在今年一月给我们信中批评马氏的话。此信曾登在《无产者》第十期，信中所云对马氏论文之批评一文，即是这篇“狼狈的溃退”），我以为不完全如托同志所说：“狼狈的溃退”和“为了抛弃民主专政的反动公式之面子”。如果他们真是在革命战略之总路线上决定了政权的阶级性，只是为了面子问题，还要保存“工农专政”这一名称，则已大大的减少了问题争论之重要性。革命之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的阶级性如果决定了，什么是民主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只是玄学的学院的争论，至于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引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初期，还会有民主主义阶段，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反对派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挟有丝毫怀疑的态度。列宁曾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七月苏维埃政权时期，更进一层的实现工农专政了。”托洛斯基同志也说：“工农专政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在实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则是分成数部分，民主专政的空壳，只附托在当时苏维埃暂时的拥护克伦斯基与柴来特里的身上；而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果实之获得，只在工人阶级胜利以后，这个民主专政辨证的分化，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没有懂得。”
史大林派现在不但辞句上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开宣称它是工农民主的专政”，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并且，有些地方的苏维埃还是富农的领导，有些苏维埃区域共产党还不是公开的组织。在将来，如果他们发见了还有在革命高潮中向左盘旋■（原文此处为■，下同）■■资产阶级统治■■■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党派，他们还试试民主专政这一法宝，而放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适当的时机，这就是他们不肯决然地抛弃“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之真正原因。这一口号之真正危险亦即在此，我们和他们的争点亦即在此，面子和名称还不是重要问题。
我在这段文章写好之■，又看见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二十三期《红旗》周报上，载有一篇《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在这一文内说：“这一大会将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她将根本摧毁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度，没收地主阶级豪绅军阀的土地归中农贫农雇农与红军兵士……她将废除地主国民党军阀一切……”全文内没有半个字提到资产阶级；富农的土地当然也丝毫不能侵犯。现在国民党政权是地主政权；这些自然都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留了一席地；这就是他们所以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之原因。
独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辩 诉 状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追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即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公有，由社会公共机关，依民众之需要计生产消费之均衡，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使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较今日财产私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高度发展，使社会物质力量日渐达到足够各取所需的程度。所以共产主义，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度发展的生产制，犹之资本主义较高于封建生产制也。此决非世俗所认为简单的各个穷人夺取各个富人财产之意义。此种生产制，决非我等之空想。经济落后的俄国，已有初步尝试；而获得初步成功。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国家无不陷于经济恐慌的深渊，独苏联日即繁荣。此新的生产制之明效大验，众人之所周知也。
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先于苏联者七年。今日二者之荣枯，几不可比拟，其故可深长思矣。或谓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是妄言也。此一终极目的，固非旦夕所能完成，亦非“和平”所能实现。为实现此目的而清除道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
一曰：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盖以中国的海关、矿山、工厂、金融、交通等经济命脉，都是直接间接宰制于帝国主义之手，非采取革命行动，击碎此等宰制吾人之镣锁，中国民族工业将无发展之可能。列强的海陆空军威吓着全国大都市，日本更以武力强占了中国领土五分之一，此而不加抵抗，或空言欺骗，均与卖国同科，尚何“民族主义”之足云。
一曰：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盖以军阀官僚自由发动他们的内部战争以破坏经济，自由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公债以饱私囊，自由制定法律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自由任用私人以黜抑人材、毁坏政治效率，甚至自由勒种鸦片、贩卖鸦片以毒害人民。军阀官僚政治不彻底肃清，所谓国家统一，所谓民力伸张，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不统一，民力不伸张，国外帝国主义之宰制不推翻，国内的军阀官僚之毒害不扫除，即所谓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亦属梦呓。中国终于是半殖民地，终于落后而已。
一曰：改善工农生活。盖以近代产业工人及其所领导的农民，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资本家地主及其政府，在物质上精神上抑压工农，即不啻为帝国主义挫折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锋刃。在农业的中国，农民之衰落几等于民族之危亡。倘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诸贫农，农民终岁勤劳只以供地主之剥削，则不独无以挽回农业之就衰及农村之破产，而且农民购买力日弱，直接影响到城市工商业。即令能由城市输资设立农村借贷机关，亦不过向农民增加一种剥削机关而已。
一曰：实现彻底的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盖以贤人政治及保育政策，已不适于近代国家，更不能存在于民主共和国。北洋军阀既废，代之者只应是人民的〔权力〕，若仍尚贤人与保育，则谁是贤人，堪任师权力保，伊何标准，北洋军阀亦得而尸之。况当外患空前的今日，人民无组织，即无能力，无政治自由，即无责任心，亦不应课以责任。若不立即实现全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完全自由，实现普选的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以制裁卖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一切政权归诸人民，集合全国人民的力量以解决全国危急问题，其何以立国于今日！
凡此为中国民族利益，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劳苦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之大纲，予以前和现在都愿意公告全中国，以征求全国大多数人民之赞否。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分子的集团。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于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者相反。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者何？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均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辞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一非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民国者何？民主共和国之谓也，亦即别于君主专制国之称。欧洲各国推翻专制者，流血以争民主，其内容无他，即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之自由权利，及实行不参政不纳税之信条已耳。此不但民主共和国如此，即在民主政治的君主国亦如此，“危害民国”者何？共和政府剥夺人民之自由，剥夺人民之参政权，乃由共和到帝制之先声，罗马历史，十九世纪法兰西及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均遗同样之教训于吾人。即或不然，人民无权利无自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等官吏，则在议亲议贵之列，是以共和其名而专制其实矣。倘实失而存其名，则军阀之魁，民众之敌，亦得以“三造共和”自诩，妄人亦或以“共和元勋”称之，其实毁坏民权，罪即类于复辟，以其危害民主共和国之实质也。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国民党竭全国人力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无诚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组织，钳制人民口舌，使之“镇静”，使之“沉着应付”，即使之驯羊般在国民党指挥之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
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以力服人”之政策对付吾国，同时国民党已挟同样之态度以压吾民，最近竟公然以“背叛党国”之罪枪决新闻记者闻矣。而予则力争表示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力，力争实现普选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民主扩大到它的历史最高阶段；予现在及将来都无篡夺民国为“党国”之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故予曰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也。
若认为一为共产党人即属犯罪行为，则欧美民主国家若法若英若瑞士等几无此事，各国共产党人莫不有集会、出版、参加选举之自由权利，与一般人民无异，若认为人民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一个人，即为有罪，则只远在二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言论自由也。而廿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若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即“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即为“危害民国”（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此直是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与科学家的把戏，彼时固无公认之信仰与自由也。而今日之民国绝不容有此，民国而若容有此，则不啻为日本帝国主义证明其“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之非诬。
总之，予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昔之“法利赛”不仇视罗马，而仇视为犹太人之自由奋斗的“热狂党”，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非军阀官僚，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努力于最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之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威迫利诱，使之自首告密，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彼等此时有权在手，迫害异己之事，固优为之，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陈独秀
上 诉 状
五月二十七日奉读贵院判决书，所据理由颇露布予等政治主张，使之有目共睹，其是非当否，正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无待废辞众应瞭然矣。惟是，贵院亦自宣称：“该反对派尚无实行暴动之准备。”仅据予等政治主张而判谓“危害民国及叛国毫无疑义”，而判以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似此显有疑意之判决，关系予等罪状之事小，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之事大，故不得不将不服判决之理由为贵院缕晰陈之。政府即国家，与夫行使中央统治权者即统治权、即国家之说，贵院亦知其乖谬过于显明，不便公然采用，乃苦心文饰，易以国民党国民政府为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之义；其词虽与前说异形，而含意所趋仍在与前说同质，其不能据此构成予等叛国之罪，亦复无殊法王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其意亦以身致法国富强之巨任丰功自许，反之者即目为叛国。清朝以为中国开辟疆土自夸，中国士大夫亦以“我国家深仁厚泽”颂之，反之者即罪以叛逆；“保中国不保大清”，即爱新觉罗氏穷治康、梁之唯一罪状。自古帝王无论创业继统，悉如梨洲所讥“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此辈专制独夫，其家天下之谬见固已无足申论。独是国民党革命，正为颠覆帝制，标榜建立民国而起，帝政仆而仍继前轨，弃“天下为公”之说，以民国为一党一人之私产，目反之者为叛国，岂其以万世一系之天赋特权自居乎！此于建设民国之约言岂不显然背叛乎！视建设中华民国者之自身即为国家，犹之视建筑房屋之匠人即为建筑物，谓反对建设民国者之自身即为根本推翻民国，亦犹之主张更易匠人即等于毁坏建筑。世间滑稽之论，宁有过于此者乎！再衡以建设中华民国之现状，无冠之王遍于宇内，田赋附加增逾正额十倍以至数十倍，新税名目多至难以悉数，贪夫盈廷，饿殍载道，农夫辍耕于田亩，工贾咨嗟于市廛，鸦片官营已为公开之秘密，士流动色相戒莫谈国事，青年出言偶激辄遭骈戮，民国景象固应如是乎？此即判词所谓“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乎？六年以来内战大小十余次，破坏铁路车辆七千有余，增加内债十余万万。最近更由政府借入美国农产品价值二万万元，既以加速农村之破产，又阴增人民对于未来内战军费之负担，此即判词所谓“于训政时期以内指导人民为革命建设之进行”乎？前年不战而断送东北三省，今年不战放弃热河及平、津以东，南渡之局已重见于今日，崖山之迫亦难免于方来。政府复纵百万虎狼于民间，所谓抗日捐，所谓救国公债，所谓防空捐、飞机捐，成为强征暴敛之最新名词，人民之爱国心渐为迫于暴政苛征之惨痛心情所排而去。瞻念前途令人不寒而栗。此即判词所谓“从事于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之所应从事者乎？以予等反对如此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而谓为“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而诬为“将中华民国之建设从根本上推翻”，而判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莫须有”三字其何以服天下后世。“图谋变更国体”，亦为贵院判词指责予等危害民国及叛国之一要点。夫所谓国体其大要有三：曰君主，曰贯族，曰民主共和。由民主共和而改为帝制，或前王复辟，如袁世凯与张勋之所为，固为变更国体；由帝制而民主共和如国民党之所为，虽视前者顺逆不同，而变更国体则一也。民主共和已达改制之极则，过此便无国家改制之可言。世界政论已无于民主共和之外别标新制，即根本已无变更国体之要求者，只在采用若何方法或和平进化或革命斗争，以达到巩固共和发展民主为歧点耳。是以十月革命后之新俄，国体仍属社会主义苏俄联邦共和国也。苏维埃并非新奇怪物，只“工农兵会议”之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先于苏维埃俄国而共和之中国，恢复帝制者二次，至今仍徒有共和民主之名。后于苏维埃俄国而共和之德国，年来帝制复活运动已公然行之国中，魏马宪法不绝如缕。独苏俄共和国日臻巩固，此非世界共见共闻之事乎。以言民主，其一即由大多数人民管理政治，亦即由大多数人民代表政制行使国家统治权，此乃君主一人统治及贵族少数人统治之对称也。是以自英人边沁著作以迄最近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和平申请书，悉以所谓“为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幸福”一语相标榜；但以何阶级人民占全国大多数，资产阶级政论家自来避而不言，以自君主贵族衰亡以来，财产权以至统治权悉操诸极少数人资产阶级之手，彼单所标榜之民主政治，虽与君主或贵族专制有别，而仍不越统治者资产阶级之狭小范围，所谓大多数人民幸福等诸空头支票。惟自占人民大多数之工人、贫农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始获睹真正大多数人民统治之实现；在此政权统治之下，大多数人民幸福始庶几可得可期，亦惟有经过此政权，始有达到全民福利之途径。盖以任何优良之社会制度，只能使人人为生产者（工人或农民），不能使人人为剥削者（资本家或地主），苏维埃政权正为消灭剥削制度之工具，人剥削人之制度消灭，始有全民福利之可言。即以欧美资产阶级所标榜之民主国家而论，所谓民主，虽实际只限于狭小范围，而其统治者亦不敢公然躬自撕毁其民主之假面，不得不以普选议会之名，掩饰其专政。是以自组织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维埃政制为违背民主共和，为危害国家，为叛国者，在欧美标榜民主之国家实属罕闻之事；即在君主立宪之英国，不独二百余年来无人目所谓“王之反对党”为叛逆，即今之共产党亦不被认为犯罪集团，其公布政纲、竞争选举、列席国会与法、德诸国无异。两月前独立工党集会时，党魁其高呼打倒现政府，高呼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亦不曾以图谋变更国体，危害民主政治及叛国被控于法庭。统治英国之资产阶级何以如此宽容，以不便自毁其民主之假面。故“特克诺克拉西”运动方轰行于美国，近复延及法兰西，其公然拮〔抨〕击资本主义及私产制度，主张根本取消之，主张组织技术家苏维埃，以实现技术家之统治，主张以“能力证券”代替金银货币，其论旨、其方策虽为左方之共产主义者及右方之资本主义者所夹击，然不闻美、法政府曾以推翻现行制度、图谋变更国体、危害共和民国及叛国罪之，美、法之统治者何以如此宽容，亦以不便自毁其民主之假面。故独至东方民国之统治者仅此民主假面亦不惜躬自毁也，即此一点，已充分说明危害民国者乃所谓建设民国之领导机关之自身而非他人也。欧人有言曰：“民主政治不适用于野蛮民族”，吾人深吟此语宁不痛心！此予等所以主张继续革命，实现苏维埃政权，以完成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所未完成之民主任务所由来也。贵院判词谓予等主张苏维埃政制为变更国体，为危害民国，实属无稽。盖以苏维埃政制并与民主共和无忤，在民国而图谋变更国体仅只恢复帝制之一途，由北京政府而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而苏维埃政府，均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趋势，根本与国体问题不相牵涉也。北京政府由北洋各派相继行使中华民国中央统治权者十余年，吾人能谓十六年北伐战争为变更国体，为危害民国乎？复次，贵院判词又以“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其主权寄于全民，故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在苏维埃国家，则主权仅寄于工农阶级，除此特殊阶级以外之人，皆无参政权。两种制度“显然为两种国体”为言，予等于此则益有说焉。吾人第一须知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国家，无所谓全民主治之说，所谓“全民主治”或“全民统治”及“全民政治”者，皆不合逻辑之言，近代统治国家之资产阶级用以欺骗人民者也。最新之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级，亦仅只达到以大多数人民统治国家已耳。过此以往，必待剥削制度消灭，因之阶级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界限消灭，夫然后乃有真正全民平等之一境。谓阶级存在而全民得以平等者，非有意欺世亦自为童稚。剥削阶级因有被剥削而存在，统治者乃对于被统治而言，既无被统治者则全民政治所统治者何人？所以剥削制度及统治、被统治阶级既已消灭，全民平等之社会既已出现，则所谓国家统治权及一切政制悉成为历史上过去名词矣。故曰“全民主治（全民统治）（全民政治）”皆不合逻辑之诳言也。吾人第二须知主张苏维埃政制之共产党人，固不屑以全民统治之妄语欺世欺人，而并世英、美、法、德等号为民主之国家，其实际无一非资产阶级专政，所谓民主更无不限于其阶级之狭小范围，占人民大多数之工农劳苦贫民，胥隶属于被统治者之地位。至于在数十万国民党员统治下之中华民国四万万人民，益复被谥为阿斗，更明明无参政之权，兹忽为之曰全民，未免过于揶揄；判词谓为“全民主治”不知置国民政府现行之“党治”及“训政”制度于何地？谓予等图谋变更“全民主治之中华民国国体”，更属无的而放矢矣。夫“主权”及“统治权”，乃英、法、德文“权威伦特”一语之异议，后一译名视前者较有实际意义。所谓“主权在民”，所谓“主权属于人民全体”，所谓“主权寄于全民”，其空洞无实权，以视清代加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尤过之，以故虽袁世凯以至曹锟，亦并不惜承认“主权在民”之说，盖以主权而不行使，仅只在之、属之、寄之之虚名，实际统治者固不惜慷慨奉送也。倘责以应由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则必闻而大骇矣。“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大会闭会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此非赫然载在国民政府所须颁布之约法者乎？即宋财长最近在美国人面前之饰词，亦仅云“中国政府之后盾筑在强固之中产阶级”，奈何贵院判词竟以所谓“主权寄于全民”与“全民政治”为之遮饰耶！吾辈无欺之共产党人，固尝提出由无产阶级、贫农专政之苏维埃政制之主张，以诉诸人民公意，此一政制特为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者也。持试此以与现行政制两两相较，孰为合于民主制度，孰为危害民国，尚希贵院平心静气一思之。贵院判词当有最后之一盾，即现行法律是也。兹姑退一步而在法言法，按之现行刑法，关于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秘密罪，均有具体说明：关于内乱罪，乃以“意图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僭窃土地或紊乱国宪而着手实行者”为条件，予等固未有此判词亦未援侵此条文。再退一步而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此法第六条第二款所谓“叛国之宣传”，何谓叛国并无定义，稽之此法全文亦无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及叛国之明文规定。贵院判词所援用者何为“按诸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立法精神”，贵院仅知揣摸该法之“立法精神”，而忘却民主国家所应尊重之思想、言论自由精神，而且于法律明文之外揣摸“精神”，此种神秘方法，在法言法者固应如是乎？依上所述，予等认为贵院判词于理于法两具无当，此即所以不服判决要求上诉之理由也。
陈独秀 六月十五日
1933年8月13日 《法治周报》第一卷第三十三期
再抗辩书
为提出抗辩事，顷奉读高等法院检察官六月二十二日上诉答辩书，对于予等六月十五日上诉书所陈各种重大事实与理由，一概抹然，置之不理，并未根据法理法文及民主政制之原则，逐点驳答，只仍旧重复前此起诉书及判决书中若干说法，并以“核阅上诉理由书意旨，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及“上诉意旨强为曲解，殊难认为有理由”等简单空洞而武断之词句了之。此绝不成其为答辩也，予等尚不欲遽以“不以法不以理只以权力”之说，轻篦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故提出再抗辩书如左文。
检察官答辩书之主要点有二，一曰：“核阅上诉理由书，谓英美法诸国对于共产党行动未认为危害国家，何以中国独异云云，殊不知一国有一国之政制，未可强为比拟。”按中国固有政制，君主专制行之数千年，辛亥革命，改建民主共和，其为取法法美政制，应无辩争之余地，并世各国政制，固非一端，辛亥改革，自系择善而从，予等主张，亦复如是，上诉书征引英美法诸国政象，并非盲效某一国家，乃以明民主政制之通则，倘并此而亦目为“强为比拟”充其义必至认为“民主政制不适用于野蛮民族”。袁世凯以至古德诺筹安会诸人正以“中国有特别国情”、“人民程度不够”之说，毁坏民主共和，为此说者正为危害民国之罪魁，甚望今人勿复拾此牙秽矣，即不以择用别国善良政制之见地而言，孟子古之圣贤也，曾谓“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黄黎洲中国之名儒也，亦曾讥君主政制“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此岂可谓为出于旁行典籍或强为比拟别国政制也耶。一曰：“即以打倒三民主义，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为目的，即为危害中华民国。”按行使国家统治权之政府或人物、与所统治之国家、三者界义各别，正不必旁征欧美学说。上举孟子梨洲之言，即已显示三者之非一物，倘强认三者为一物，谓国民党国民政府即国家试问在未有三民主义之国民党以前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中国乃一未有国家组织之部落社会乎，或谓前此已有国家，国民党颠覆满清政府及北洋政府，亦为叛国乎，此固皆常识所不许也，故即现行之约法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亦不敢悍然有国民党国民政府即国家以及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即为叛国或危害中华民国之规定，今高等法院检察官竟公然作此警人之解释，在近代国法学界、在中国司法界，皆属空前之壮举，奈陷国民党国民政府如梨洲之所讥何。
上举二点，关系于中国民主政制之进退存亡者，至钜且急，不得不向贵院再贡一言，贵院如认为“牵引”认为“曲解”，亦应依据法理政制，详示以曲解之所以及不应牵引之正当理由，斯折狱之道也。
陈独秀
〔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
几个争论的问题
我们过去和现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果具有现实性，我们必须有个真实的解决；否则一切工作，特别是内部教育和对外的政治宣传，因为两方面相反的意见相互掣肘而一步也不能进行。我特地写出这篇短文，以贡献一点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民主运动问题
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能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即是说，它能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得到政权，这本是“不断革命”的主要概念之一。这一“不断革命”的战略，在十月革命前，乃是布尔什维克和门什维克的争论之中心；两方面在各种事变各项问题上不同的策略，都由于这一不同的中心战略而分歧。门什维克阶段论的战略，即是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只好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政权。这样划断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革命论，已经由“十月”打得粉碎了。我们还很有理由可以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推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斗争中，如果当时有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会首先在法国民主革命中出现了。我们也可以因此假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中，如果中国党采用了“不断革命”的战略，谁也不能够武断说无产阶级绝对不能取得政权。不但是理论上，而且在好几次历史大事变的证验上，已经破产的阶段论，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它，真是不幸得很！如果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阿谀者，便应坚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决不是卑怯的中国资产阶级所能完成的了。例如：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全国政权之统一，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召集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会议，由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等等，没有那一样是社会主义的，没有那一样是中国资产阶级所愿做所能做的：只有由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之胜利，取得政权，才能完成这些任务。这便是“不断革命”的战略应用于经济落后国之具体说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走“不断革命”这条生路，如果不把民主运动当做自己的事业去拼命，如果不认为民主斗争之胜利和无产阶级政权斗争之胜利有相互不可分离的密切因果，而认为只有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成熟时代才谈得上夺取政权，那么，真要如布哈林所说须等到数十年整个时代以后了！我敢说，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者，有二种人，一是巴枯宁主义者，他们根本鄙弃它；二是门什维克主义者，他们把民主主义限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改良运动。门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党内有深的根蒂，并且带到左派反对派中来了；至少在许多人的下意识中还未能肃清。因此他们仍旧用门什维克的见解，把国际左派反对派给我们的革命民主口号右化，即是：国际左派反对派告诉我们，革命民主主义不仅用在反革命时期打击军事独裁，并且还可用在革命时期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我们的阶段论者却认为民主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只能用在反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做做改良运动，到了民众运动高涨起来，便用不着它；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口号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这样还不是门什维克的阶段论，怎样才是阶段论呢？这样还不算是将民主口号右化了，怎样才算是右化呢？他们由于将民主口号右化出发正会走到感觉它不中用，想根本放弃它，会在长篇的政治论文中取消它的地位，竟以别的没有一点革命意义的口号代替它，或者仅仅为了敷衍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面子，或者为了搪塞同志间的责难。在左派反对派的理论，史大林主义的理论以及其他的理论之杂货堆上，也不痛不痒的安上民主运动和国民会议几个孤单词句，作为各种杂货之一，这更是对于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之刻薄的讽刺。因此，我必须坚决的说：我们如果不是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主义者，我们对于关联中国无产阶级运命的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必须有深切的认识，必须认识它已经由资产阶级打击封建势力的武器变成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在反动时期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武器，并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二）“民众政权”口号问题
“民众政权”本来只是在民众运动高涨而还未达到能够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的中间斗争环境中一个临时的鼓动口号；它根本不能和党纲上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专政这样表现政权阶级性的问题相提并论。前年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潮时，此口号一提出，即受到疯狂的反对。由杜畏之传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对这一口号，走到根本反对在宣传鼓动上涉及政权问题。他主张只提出国民会议，不说政权。我问他，既然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群众如果问国民党打倒后，谁接受政权，我们如何答复呢？他说此时根本就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可是此时许多学生群众已经在南京喊出这一口号，可惜述之无力制止他们的“过火”！述之走得这样远，恰好证明当时实有提出这一类的口号之必要。史大林派起初也很尖刻的笑骂这一口号，可是在群众中碰壁后也采用了这一口号。我们如反对这一类的口号，现在无问题，将来一定碰壁。有人说，民众政权即资产阶级的政权。说这样话的人，未免太过阿谀资产阶级了！大家都知道，即在法国大革命中，历史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是反对民众政权的。真正民众政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会出现。他们又自相矛盾的说，民众政权不表示阶级性。我以为正因为不明显的表现阶级性，它才不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及工农民主专政鼎足而三的东西。他们又问民众是什么？我可以反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人民”是什么？托同志所谓“布尔塞维克主义”在一九一七年的进程中，是一真正的俄国国民的“党”。之“国民”又是什么？正确的答复，只有如托同志自己所说：“我们所了解的国民，不是有特权的头目，而是大多数的人民，即是说，工人与农民。”（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之二九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马克思眼中的民众，也作了同样的解释：民众即工人与农民。听说最近临时大会以“人民建立自己的政府”代替“民众政权”的口号，从前反对“民众政权”口号的人们也同意了。其实这两个口号的内容是一样的；反而是我觉得此时不需要这一类的口号，因为这一类的临时鼓动口号，不宜于把它用做比较有永久性政纲性的宣传口号，一切策略，一切口号，都有它的时间性，都会因易时而变质，由正确而变为不正确甚至错误。
（三）国民会议问题
对于国民会议之错误的见解，不用说是从对于民主主义的谬见演绎而来的。施存统近来颇倾向史大林派，因为他认为左派反对派的国民会议太和平了。我们且慢点责骂施存统诬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有许多自命为左派反对派的人们，其诬蔑我们的民主口号，也不亚于施存统，或者还要厉害些。国民会议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国民会议只能是两个革命间反动时期的口号，国民会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国民会议运动不应涉及政权问题，不应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综合起这些意见看来，能够说施存统诬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比这样更恶毒吗！？托同志曾告诉我们：国民会议须由民众暴动来实现；中国的党能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举行武装暴动取得政权；由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国民会议通过苏维埃政制等等。在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人们眼中看来，托同志这些指示未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吧，因为托同志这些指示，和他们门什维克的头脑中所想像之国民会议和平运动的景象太相违背了。同志们，让我们不要取学者态度，专门研究研究国民会议在学理上的定义，在历史上是那一阶级的性质和能不能解决那些问题；让我们取革命战士的态度，努力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民会议奋斗，为逼迫它解决我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而奋斗，以至激起大众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这便是左派反对派的头脑中所想像之国民会议运动的景象。有人曾批评我故意把国民会议口号革命化了，是的，不错；但这不是我的罪过，只怪中国无产阶级不安分不听和平的门什维克学者们劝告，而要走上“不断革命”的“迷途”。说不定将来又要劳驾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先生们，在国民会议斗争高涨中，再玩一次制止“过火”的把戏！
（四）经济复兴问题
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不如说吃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的苦（这句话用在中国更适当），在这一观点上，列宁和斯徒卢威是一致的。然而列宁的革命政策，便不因此而和他一致了。我们现在且不说资本主义比较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之一环，正容易爆发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还有其他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承认，任何幼稚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同盟者，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如果认为必须资本主义发达到和先进国相接近的程度，那里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必须从经济落后国家的字典中永远除去。所以，如果有人把中国经济复兴问题和现存的无产阶级能否担负革命任务的问题牵连在一起，我必须要问：所谓革命任务，是指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还是民主任务？如系前者，便是门什维克传统的思想；倘系后者，便是把中国无产阶级的评价拉退到中国还没有左派反对派，还没有共产党以前了。梁干乔正因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失望，对于农民也失望，这才走回到他们的老营寨去。这是一个危险的思想！如果所谓经济复兴问题，是简单的说，主张在落后的中国经济范畴以内，我们应该把手放在经济状况上升或下降这一社会的动脉上，来决定我们政治的及罢工的策略之进攻或退守，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共产主义的A. B. C。我们已不需要这一原则的讨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现实的经济状况之升降或其征兆。史大林派固执其经济危机有利于革命发展这一不完全的理论，即谬论，到处夸大经济衰退的现象，到处隐蔽经济上升的事实，以求符合于他们的盲目政策之前提，这当然是含有罪过成分的错误。倘因为反对这一错误，而走向另一极端，即是将斗争策略依靠在虚构的还没有征兆的经济上升之前提上面，形成等待主义，这便是反对错误者多走了几步，自己也陷入错误。有些人预测的中国经济复兴，经过了整个的一年，一般的国民经济之崩坏，反而日见加大其深度与广度。现时统治者的欢迎外资（统制经济也包含在内）运动，虽然是使中国更加陷于殖民地化的运动，在经济上可算是得以稍稍活跃的征兆；但是这种征兆毕竟还很脆弱，因为国内各种纷扰，使南京政府的统治还没有能恢复到它在一九二八一二九年那样稳定的地位。即令因外资的关系使经济稍稍活跃，有利于工人运动之进展，而也决不能将这种可怜的经济“复兴”说成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即是它有推动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进步到能够担负这一任务这样动力的大事。这样程度的经济复兴，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谁敢在中国能民主革命完成之前作此幻想呢？在这样的经济复兴以前，除了所谓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又有那一阶级能完成民主革命昵？这样循环推论的结果，非使人们陷入绝望的深渊不止，这样危险的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中，非即时停止不可！
（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问题
无产阶级的苏联之孤立，只有靠推动世界革命来救济。“国际条约和国内宪法同样是自身无力的白纸黑字。”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条约，大部分是靠着帝国主义之国际的国内的矛盾冲突和苏联停止世界革命企图以求得帝国主义谅解作保障的。如果世界革命来得太迟缓，或史大林派的统治被左边来的力量所削弱以至代替它来得太迟缓，则世界资本和俄国内部的特尔米多势力相呼应，史大林派的左右跳跃政策，重复着又加强这一呼应，帝国主义并不一定要采用武装进攻政策，也可以使无产阶级的苏联不能长久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巍然独存。至于武装进攻苏联，帝国主义者过去已经有过苦的经验，现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国主义者不是疯子，它们武装进攻苏联，必须依据它们的可能与必要，不会作冒险的尝试。现时帝国主义有武装进攻苏联的可能吗？现在的苏联已经不是以前的苏联了；在帝国主义绅士们的眼中，它已经是一个不易欺侮的泼皮。各帝国主义自己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穷于弥缝应付，又加以各国内部的牵制，它们那里有武装进攻苏联之可能。有必要吗？也没有！它们迫切的武装进攻苏联，是因为受到苏联推动世界革命之威胁。在史大林派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由这一理论所产生之无条件的和平政策统治下之苏联，帝国主义并不甚感觉着有这一威胁了。单看下面二件事，已可见这一威胁的程度。苏联的美国顾问Thomas Campbell，在他的著作中说：“史大林君……将我的手握在他的双手中（对我说）……在托洛斯基当权时曾有过普及共产主义到全世界的企图。他说这是他与托洛斯基决裂的最初原因。”（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一五一页）欧洲进攻苏联之组织者——法兰西统治阶级代表赫里欧，游俄后大肆宣扬其钦佩史大林之“六原则”。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的情形一时不会改变，便应该认为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并且不是什么暂时的事。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它未能和法国、奥国、波兰的关系弄好以前，亦未必敢于冒险。所以托同志说：“苏联的危机在国内不在国外。”如果我们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则与其说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条约政策是掩蔽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烟幕弹，不如说史大林派夸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是掩蔽国内危机的烟幕弹！
十月八日，一九三三年
中国的一日
朋友嘱我为《中国的一日》写点感想，在这天，我没有什么感想，且就本地风光，即就《中国的一日》这个题目，说几句话吧。
《中国的一日》似乎是模仿《世界的一日》而作的。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在这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中，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若有人把整个的世界纵断成不相依赖的无数世界，幻想在纵断的各别世界中，完成人类的理想，而不把国际间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看成各别的纵断世界中斗争胜利之锁钥，这也是反动的观点。在一个国家中，也是这样，也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利害不同，取舍各异，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根本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痴子犹可恕也，骗子不可恕矣！
整个的国家，永远是不存在的；整个的世界，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会出现。凡是读《中国的一日》以至读《世界的一日》的人们，应该很客观的想想这个问题，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
老子考略
一 老子与道家
道家本黄帝之言，道家之名非古也，初见于《史记》，《史记·陈丞相世家》：“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前此战国诸子概称为“黄帝之言”，当时所谓“黄帝之言”、“神农之言”，与儒、墨并行于世，故司马迁日：“《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荀子·解蔽篇》曾称引“道经”，而他书则称“黄帝书”或“黄帝言”，黄帝轩辕氏，当非一代帝王称号（远古无帝王），或亦非专谓一人，可假定其为诸夏有力之一族（因有阪泉涿鹿战争之传说）。据《大戴记·帝縏》，黄帝产青阳及昌意，昌意产颛顼，颛顼产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吴回产陆终，陆终产子六人，六人即《国语·郑语》己、董、彭、秃、妘、曹、斟、■（原文此处为■，下同），祝融八姓之祖，《史记·楚世家》称重黎、吴回相继居大正，为祝融，是祝融乃世袭名号，非一人之称，黄、熊、融三字皆取于火，盖是族以发明用火著称于世，故或言黄帝，或言有熊，或言祝融。《淮南子》、贾逵注《左传》、许慎注《说文》、高诱注《淮南子》，均谓祝融死为火神，祀于灶，祝融为黄帝之后，亦两汉诸儒无异辞，■、楚诸王率以熊名，亦可证有熊祝融同一族系，此族入中国或最早，自阪泉战胜，追逐先住民族之苗黎，渐至燕齐以南，析为八姓，与夏商之先王同时，其后八姓除楚外，多为商周所灭，其子孙当更由徐淮（八姓之彭已居彭城，即徐淮境）南徒吴越，留燕齐者与殷之遗民混合，西阻荆楚，与兴周声教遂不相通，然楚及吴越之文化，并不逊于北方，儒书率鄙夷之，实乃偏见。史称重黎世掌天地四时之官，即后世阴阳家及数术方技诸家之所祖（重黎之术或与南方原住民族有关，《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曰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注云：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大荒西曰：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按常羲、常仪、羲和，皆即重黎，八姓据地南达江淮，曰东南海，曰天虞——天虞即天吴，由地名或族名转化为人名，为水神名——曰生十日，皆可证南北文化之交流，羲和之传说，或即吴地故事，经过祝融八姓，传至北方中国，犹后世以盘古为诸夏之初祖也），此皆道家者流，道家称黄帝，并不比儒家称尧舜更为无稽。周人崛起西土，祝融八姓则广布于东土滨海之地，其环境，其生活，其文化，其思想，自难强同；自姬周统一以至春秋之世，中国学术思想，惟儒道二派，余皆后起，老聃、杨朱、邹衍、秦越人、阳庆、淳于意、蜎渊、黔娄皆燕、齐、楚地之人，秦、汉间方士，亦多出于燕、齐海上，其操术与西土周儒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异趣，以六艺与道家之天文、地理、历象、医药较，其优劣亦难言也。自学术言，道固无逊于儒，以政治制度言，道术已不适用于经济发展之秦、汉社会，以此道家学术虽广行于民间（儒家且窃取道家之言为己有，如《周易·系辞》，如《洪范》、《五行传》），而政治则不得不屈折在儒法二家之下（汉时法家言兵家言多羼入老聃书，即以此故）。自汉以来，貌为尊儒，实际所用者乃法家言，然儒有尊君之义，近于法家，以取宠于历世民贼，道家未能与之争衡（世之谀媚权贵不识人间有羞耻事者，缁流之外，即为儒者，黄冠多隐逸，其人品之高下，非偶然也），故文献日益散佚，先秦诸子所称引之“黄帝书”及“道经”，今已不可考，即《汉书·艺文志》所录《黄帝四经》四篇，《杂黄帝》五十八篇，《黄帝君臣》十篇（班志于后二书均谓为六国时所作，而于黄帝四经则否。隋志亦谓：“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是《黄帝四经》隋时犹存也），亦久已散亡，今所存者，惟先秦及两汉诸子百家所称述者而已，其言义理最完备者，则为《周易·系辞》及《老子》。汉初称黄帝之言为黄老，或黄老言，或称黄帝老子之术，司马谈著《六家要旨》，班固著《艺文志》，始以道家与阴阳、儒、墨、名、法并称，魏晋以后，又称老庄，罕言黄帝矣，其后更以老子为道家之初祖。其实庄周并非道家（《庄子·天下篇》所举五家——惠施别篇，不计在内——《荀子·解蔽篇》所举六家，《天论篇》所举四家，《吕览·不二篇》所举十家，皆未老庄并列，以庄子与黄老同列道家者，始于刘歆班固），庄子虽喜称引黄老，而其根本思想“一生死齐彭殇”，实与道家背道而驰也。老聃在春秋战国间，与秦越人杨朱、邹衍，皆道家钜子（阴阳，五行，医方，历数，皆黄帝之言，司马谈分道家与阴阳家为二，刘歆、班固从之，更置数术与方技于道家之外，是不知黄帝之术者也。《史记》自叙称父谈：“习道论于黄子”，《汉书·司马迁传》师古注谓黄子为儒林传之黄生，按《史记·儒林传》，与辕固生争论之黄生，显然为法家，非道家，太史公父子于自身讲习之师承尚不明，述古学流别，自不了了也。汉之儒者，于各经师说之不同者，门户甚严，然以阴阳卦气说易，以五行说尚书春秋，则又大开其门户，不明古学流别，不独太史公父子然也），而非道家初祖，老子以前，已有“道经”与“黄帝书”行世，老聃不过祖述黄帝之言者之一人而已。《庄子·天下篇》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老子与道家关系也如此。
二 老子略历
神仙家所传老子之神话固全然无稽，即《史记·老子传》，亦全不可信，即如开始一段中所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据三注合刻本）此所记各事，无一足以征信。《庄子》、《列子》均载杨朱至沛见老聃，以老子为楚苦县人，乃由于以老莱子与老子相混而致误。先秦诸子称引老聃或老子之言，其词或义，多见于今本《老子》（例如：《庄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今本《老子》第二十八章作“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淮南子·道应训》引“知其雄，守其雌，其为天下溪。”为老子语，又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权势不可以借人……其说在老聃之言失直也。”《喻老》篇：“势重者人君之渊也，……故曰鱼不可脱于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庄子》“天运”、“庚桑楚”、“则阳”、“寓言”诸篇，均于一事之中老聃与老子并用，明明以老聃、老子为一人。《史记》以前未有称老子为李耳者；老聃或即姓老，《韩非子》《战国策》以前，只见有老姓，不见有李姓，《风俗通义》：“老氏，颛顼子老童之后。”至于老子字伯阳，则更非《史记》原文所有，乃后人据《列仙传》而增改者（《史记》索隐曰：“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可见索隐本《史记》但云名耳字聃，并无字伯阳之文。王念孙《读书杂志》按《经典释文》序录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阳。《史记》云字聃。《文选》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诗注，引《史记》曰，老子字聃；游天台赋注，及《后汉书·桓帝纪》注，并引《史记》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则陆及二李所见本，并与小司马本同。……又按《文选》反招隐诗注，引《史记》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仙传》曰，李耳字伯阳；然则字伯阳，乃《列仙传》文，非《史记》文也）。《史记》又称老子为隐君子，依老子之思想，此说颇可信；果尔，则东土之隐君子，何至不远千里西适周而为守藏史乎？史官世业，又岂容远方流寓之人为之，且周文史官又如何弃文武周公之道而祖述黄帝也。所谓周守藏史，乃由于以老聃与周太史儋相混而致误。不但《论语》未称及老子（《论语·述而》篇何晏集解引“苞氏曰：老彭，殷贤大夫也。”皇侃亦以老彭为彭祖。郑玄以老为老聃，不足信；如果老是老聃，则应云彭老，不应称周人于殷人之上。或谓彭聃声通，老彭即老聃，更非是。彭聃二字，声类绝远，即声通亦不能以此决定重要史事；依声通假，亦如辨伪，固为解释古书之良法，然滥用之而流为谬妄者亦多矣），即《墨子》亦无之，《孟子》只言杨朱而未言老聃，可知老子并不与孔子同时。《论语》“以德报怨”“无为而治”等语，或原为古语，或出于“道经”或“黄帝书”，不能据此以为老子在孔子以前之证；犹之《金人铭》亦颇类老子语意，然《荀子》（见《太平御览》）、《说苑》及《太公金匮》（见《意林》）均以为黄帝之言，或即《汉志》所载黄帝六铭之一。至如王肃所辑《孔子家语》后复几经改窜，其中所载子路之言，更不足据。孔子问礼于老子之说，乃由于孔子见老莱子之传说演变而成。《史记》以老莱子为楚人，与孔子同时，著书十五篇；《汉书·艺文志》有《老莱子》十六篇，亦注云：楚人，与孔子同时。《大载礼·卫将军文子篇》，记孔子称老莱子之行曰：“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贫而乐也。”《庄子·外物》篇老莱子教孔子之言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由此观之，孔子见老莱子即不必为信史，尚不失为一种近乎情理之传说。再就诸家言孔子见老子之事一观之：（一）《史记·老子传》，老子谓孔子曰：“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大戴礼》则以“良贾深藏如虚，君子有盛教如无”为曾子之言。《庄子》则以“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为老聃教阳子居之言。又《史记·老子传》，老子谓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此与《庄子·外物》篇老莱子教孔子之言相同，仅“躬矜”易为“骄气”，“容知”易为“态色”而已。（二）《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年十七，……偕敬叔适周见老子之事，其时间之违误，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即已致疑，清梁玉绳崔述更详证其误。（三）《庄子》言孔子见老子之事最多，《天地》篇称孔子问老聃以辩者离坚白若县寓之言；《天道》篇竞称孔子繙十二经以说老聃，又与老子谈仁义及兼爱；此皆墨翟孟轲以后之事。《天运》篇谓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按《史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实五十一），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明年定公十年，孔子为鲁司寇，此二年中皆无南见老聃之事；此篇又载孔子谓老聃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又载“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又载老聃谓子贡曰：“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此亦墨翟孟轲之事。（四）《礼记》乃杂采诸子而成，本不能谓为信史，其中《曾子问》尤来历不明（《大戴礼·曾子立事》等十篇，可视为汉志《曾子》十八篇之数，《小戴礼·曾子问》体裁与大戴十篇不同，不能视为十八篇之一）。《春秋经》明载：哀公二年二月季孙斯……帅帅伐邾；冬十月葬卫灵公；哀公三年秋七月季孙斯卒。而《曾子问》竟载：孔子告曾子曰，“昔者卫灵公适鲁，遭季桓子之丧。”其所称述不足信如此。此篇所载孔子自谓“吾闻诸老聃”者四事，无一非守礼（不仅是知礼）老儒之行；倘或欲以此证明老子与孔子同时，其须承认周末有两老聃，一为与孔子讲礼之老聃，一为著书反礼之老聃（如汪中即以孔子所问礼者为周守藏史老聃；著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之老聃乃太史儋）。礼若作宗教民俗解，殷礼周礼自无根本差异，而儒家之所谓礼者，非尽为实有之宗教民俗，更非所谓“不争”、“柔道”、“拘谨”之义，乃儒家杂采殷周之宗教民俗而增损之，其微言大义，在别尊卑，教忠孝，以挽封建之颓势，此儒所谓“礼”之特殊意义，乃为儒道二家不可逾越之万丈鸿沟；不明此义者，不知儒亦不知道也。如谓老聃立反礼之教，而躬行又唯礼是崇，此曲学阿世之徒，以自身滑头改容之行为，厚诬古人也。近有妄人谓老子《道德经》之思想，乃在老聃五十岁以后即与孔子讲礼以后，思想改变之结果；此类无稽之谈，与老子亦儒家及老子化胡说同属妄诞。
《史记》又谓：老子，或是老莱子（有人谓老子传中言及老莱子，是附传，正义误认为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此说非是，附传不应有或曰二字），或是周太史儋（《史记·老子传》自“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至“世莫知其然否”一段，或非原文所有，而为魏晋间神仙家所增——《列仙传》已引“史记云二百余年”——原文首尾已确定老子之籍贯姓名及子孙系谱，而中间忽置以莫知然否之疑词，太史公不应糊涂至此。况《仲尼弟子列传》，明以老子老莱子为二人，周秦两本纪均载太史儋入秦之事，而无一涉及老子，衡以老子传首“字伯阳”为后人所增改，传尾又有人据自叙妄增，“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十字，此段由后人妄增，亦非不可能也）。按《庄子》明分老子老莱子为二人，《史记》在《仲尼弟子列传》亦为二人，今本《老子》多载先秦诸子所引老聃之言而无一语属于老莱子《大戴礼》载孔子所称老莱子之行，亦不能证明与老子为一人。聃儋耽（《吕览》“不二”篇、“重言”篇均作老耽）三字音义相同，太史儋入秦在周烈王二年（西历纪元前三七四年），下至西汉文景之世，不过二百年，假解固得为其七八代子孙，太史儋即老聃，固不失为有力之见解（毕沅汪中同以老子为太史儋，然毕氏以孔子问礼之老子与著道德书之老子为一人；汪氏则以为彼此意见乖违，年代又远隔，不能为一人，乃分为“孔子所问礼者聃……而著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儋也”。按毕说固失，汪说亦未为得）；然而先秦诸子所称引老子之言见于今本《老子》书中者。概称之为老聃、老耽或老子，未有称老儋或太史儋者；且老聃与太史儋意见亦甚乖违：一指斥前识为愚之人，如何入秦予言周秦复合而霸王出；一隐居之道家，又如何同时而为游说诸侯之纵横家；周之太史，更不至同时成为痛斥周礼之叛徒。
《史记·老子传》中较为可信之事，仅末一段所记老子子孙之谱系：
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焉。（按此谱系注字，日本河上本《老子》葛洪序作瑶，宫字神仙传作言，假字葛洪序及神仙传并作瑕，正义本亦作瑕，日本武内义雄谓宫为崇之讹，崇即《战国策》魏将段干崇，而斋藤拙堂则以宗为段干崇。）
膠西王印死于汉景帝三年，司马谈生于文景之世，与假解为同时人，见闻较确。以三十年为一代计算，由汉景帝三年（西历纪元前一五四年）上推二百四十年，为周安王八年（西历纪元前三九四年），在孔子死（西历纪元前四七九年）后八十五年，老子果于此时生，则其时代应与孟子相前后，孟子见梁惠王，在惠王三十五年，即周显王三十三年（西历纪元前三三六年），在孔子死后一百四十三年，惠王称孟子为叟，此时孟子若在六十岁左右，其出生亦在孔子死后八十年顷。倘以魏将段干崇为老子之子宗，则已在战国末期，去秦始皇不远矣。《史记·魏世家》载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战国策》载魏不胜秦，使段干崇割地而和，事在魏安釐王四年，秦昭王三十四年，即周赧王四十二年（西历纪元前二七三年），去始皇元年只二十七年，此时在孔子死后二○六年，在孟子见魏惠王后六十三年，则老子乃远在孟子之后。然《史记·庄子传》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载楚威王使使迎庄周，许以为相；《庄子》记与惠子之问答有八，《吕览》记匡章与惠子之问答有二；据《庄子·齐物论》及《徐无鬼》，则惠子死后庄子犹存；据《庄子·徐无鬼》“儒墨杨秉四”之说，则庄子犹得见少年公孙龙子之成名；由此可见庄子与孟子同时而年较幼。《庄子》各篇均无与老子会见之事，内篇《养生主》又明记老聃之死，则老子显然在庄子之前（近有人谓老在庄后，承袭庄子思想而发展之者；果尔则庄书明记“老聃死秦失吊之”以后，乃又有一老聃出世，承袭庄子而发展之乎？此谬见实不值一驳），决不能后于孟子，《战国策》颜斶对齐宣王已引老子语。因此，以宗之孙宫当魏将段干崇为妥。总之：《史记》既言老子之子为魏将，《文子·精神篇》亦引《老子》“秦、楚、燕、魏之歌异传而皆乐”之言，以燕魏与秦楚并称，应在战国之世；又《韩非子·内储说》上，有齐王问治国于文子之记载，文子乃老子弟子，生于齐称王以后，老子年代便不应前此过远也。《孟子》杨墨并称，杨朱当在孟子之前；《庄子》以后诸子无不称引老聃，而独不见于《孟子》（即庄子盛称老聃亦多在外杂篇，内篇仅三见，乃述其事而罕举其言，庄周盖未亲见老聃著述也），可见老子并不在孟子之前，虽与孟子同时（或年稍长），以其为隐君子之故，名亦未显于孟子生前也。孟子拒杨墨排神农之言，而未及道家或黄帝之言者，当时杨朱实道家之代表也。由此，吾人得以推定：
老子即老聃，沛之隐君子也。生于周威烈王或安王时，在墨子之后，庄子之前，略与申子、惠子、孟子同时，与关伊同悦黄帝道术，著书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今名《道德经》。
关于老子略历，其比较可信者如此而已。
《史记·老子传》又谓：老子去周至关，为关今尹喜著书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此一子虚乌有之事，亦由周太史儋入秦说献公之事伪变成。《史记》之后，复代有增饰，《史记》但云“至关”；葛洪乃谓为散关，且杜撰度关日期为十二月二十五；《列仙传》作者更赠老子以青牛车；后《列异传》作者，又夺车而强令老子“乘青牛而过”。《史记》但云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王弼、葛洪乃为之署名《道德经》。《史记》但云“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列仙传》作者更加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迹（今本作遮，兹以《史记》集解所引及索隐注作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授之；《列异传》作者又从而附益之曰：“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史记》但云：老子为喜著书而去，“莫知其所终”；班固《艺文志》增为“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列仙传》作者则又强令关尹喜“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兹从集解引，今本《列仙传》作“与老子俱游流沙化胡”）；于是道士王浮遂撰《化胡经》一卷，由晋至唐，增为十卷或十一卷，唐时更有老子化胡图，至宋时乃附八十一化图于《化胡经》内；附会老子西去流沙化胡成佛之事日益增盛。
其实，《庄子》内篇明记“老聃死，秦失吊之”，安有西游化胡之事。由《庄子·天下》篇观之，关尹似犹在老聃之前；合观《庄子·应帝王》及《吕览》“审已”篇、“下贤”篇，关尹子乃与子列子、壶丘子、郑子产同时；即令原本《老子》乃老聃自著，是否由于关尹之请，亦难确证；其他神话，更不足信。《化胡经》图虽经元朝屡次严禁之后而亡失，近年敦煌发见唐代《化胡经》残本，其第一卷中有如下之文：
后经四百五十余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以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试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人天，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至凿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象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此辈热中化胡成佛之道士，以道教而窃取佛教故事词句，以杜撰《化胡经》，已可耻矣；高谈化胡成佛，并印度佛教和波斯摩尼教之分别而不知之，益可悯矣。
三 老子著书
《老子邻氏经传》四卷，《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均见《汉书·艺文志》，而早已散佚；《汉志》虽无二篇之说，而《史记·老子传》言老子著书上下篇，《汉书·扬雄传》赞亦言“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两汉通行本《老子》，其为上下两篇可知。宋时《老子》注家谓：刘向定著《老子》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或云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今本《老子》多为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然司马迁、班固所见《老子》是否如此分章，殊难确知矣。《老子》注家，据唐陆德明《释文叙录》所载，共有三十一家，陆氏《释文音义》所征引者，只河上公、王弼等十三家，此谅为陆氏所亲见者。《老子》古注之存于今而可信的，亦仅王弼、河上公二家。河上公《老子章句》四卷成于汉文帝时之说，自不足信，葛玄、葛洪以前未闻有此注，为其祖孙所作而托名河上公无疑。至唐时河上公注已有二本（陆氏《释文》中往往举河上本及河上一本之异文），历代河上本经文存于今而可考者，有唐代景龙碑之《道德经》及焦山定慧寺之老子经幢，宋刊河上公本（今在《四部丛刊》中），明世德堂本《老子》及《道藏》各本，日本所传旧钞河上公本有五种，法国巴黎图书馆亦藏有敦煌唐钞河上经注残本，诸本字句颇有不同，而上篇题道经，下篇题德经则同；惟日本旧钞本之存于大阪府图书馆者，每章只提行，不题章名（见武内义雄之《老子原始》），此或为河上本之原式。王弼《老子》注本，只署《道德经》，与河上公本上篇题道经下篇题德经者不同，每章又无章目，与通行之河上公本一章为体道章，二章为养身章等亦异，故宋晁说之云：“弼题是书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于古欤。”陆德明《释文老子音义》乃依据王注本，只分上下，不记章目，此为王本不分章目之证。现行之武英殿本及浙江书局本王注《老子》，虽非以道经德经为上下二篇，而标分章次与通行之河上本同。王注在河上本之前，两者字句之不同，显然为葛氏所校改者。二家所据经文，大体相同，所不同者，仅字句而已，此即魏晋以来流传于今日之今本《老子》。所谓今本，乃以别于淮南以前之本也；先秦及西汉各书所引老子之言，其章次及词句先后，多与今本《老子》不合，且有为今本所无者，可见太史公及淮南王所见《老子》必与王弼、河上之本不同也。
《史记》所谓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之说，亦不足信。此书一部分，或为老聃自述，或为及门弟子所记。自古相传黄帝以来之成语即所谓黄帝之言，其中韵语部分，显留口口相传之迹；其余或为老聃所作；或为老聃后学所述；最后又羼入兵家言（如第三十章，三十一章，六十八章，六十九章，皆是。自王弼以来已疑三十一章非老子所作），法家言（如第三章，十八章，十九章，五十七章，六十四章，六十五章，七十五章皆是。第十八章“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二句，《意林》所载《慎子》“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圣君之下”下，亦有之，一本作正文，一本列之注文。第七十五章，与《慎子》“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民富则重家，重家则安乡，安乡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贫则轻家，轻家则危乡，危乡则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义同），纵横家言（如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七十七章“功成而不居，”与《史记·蔡泽传》所引（周）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处”义同。第三十六章首八句，与魏策所引周书——当即《史记·苏秦传》所谓“周书阴符”，战国秦策作“太公阴符”，此纵横之类；至所谓“黄帝阴符经”，乃道家之类，朱子谓为唐李筌所作——“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义同。第四十七章与鬼谷之“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牗而见天道，不见而命，不行而至。”义同。本章末二句“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与《意林》载《六韬》——庄子陆氏释文引“司马崔云，金版六，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汉志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阴符六韬或皆其篇名，惟太公在周如汉之良平，汉志列入道家是非。——“国柄借人则失其威。”义同。第六十一章亦策土语），使《老子》一书成为一部诸子大全，因此后世乃有“九流皆出于《老子》”之妄说。殷以前或仍为部落社会，即原始国家尚难言之，黄帝之言应无与治国明法；老子愤时嫉俗，亦志在复古；以此后起之儒法各家言，根本无与黄、老相通之理。不但儒之于道根本相非而不相承，即庄子亦非道家；近有人以儒墨老庄各派不同思想之分野，变为先后相承袭而次第发展之思想统系，以此推断其年代，谓老在庄后者，真是梦呓。九流同源，三教亦同源，今日又有儒释道耶同源之说，一切一切，都无差别，吾族好齐恶歧之性达此极端，欲求科学之发达，必自力除此思想笼统之病始。各家羼入《老子》，当在西汉之初，其理由有三：（一）《庄子·胠箧》篇及《韩非子·喻老》篇均已引“鱼不可脱于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句为老子语；（二）司马谈已谓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三）《史记》老子著书上下两篇五千余言之说，当非凭空捏造也。《老子》亦如其他古书，非一人一时所作，因此据《老子》以推断老聃年代，或据某章词义以推断《老子》全书年代，宜其支吾而难通也。竹简漆书时代，一人著书，自属难能之事，自《管子》《论语》以至《淮南子》，多为门徒宾客甚至后学所辑一家言，其书仍用本师之名，无所谓伪。若依据后代人著作之例（即以后代论，《康熙字典》亦非清帝自著），专以是否一人一时自著之书为真伪标准，妄疑古书，动辄斥为依托（自班固至今日），此事固大愚蠢；但如今本《老子》八十一章中羼入别家言者十六章，以至其词重复者十七：
（一）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二章
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第三十四章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第七十七章
（二）生之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十章
道生之，德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
（三）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四章
塞其兑，闭其门。第五十二章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五十六章
（四）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第三章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第二十四章
（五）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第二十二章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二十四章
（六）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七）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第三十章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第五十五章
（八）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三十七章
（九）知止所以不殆。第三十二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
（十）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第三十四章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第六十三章
（十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
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第四十八章
（十二）知常日明。第十六章
知常曰明。第五十五章
（十三）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也。第三十九章
人之所恶，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第四十二章
（十四）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第四十八章
以无事取天下。第五十七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第二十九章
（十五）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于江海。第三十二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之下。第六十六章
（十六）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二十九章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六十四章
（十七）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三十七章
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第五十七章
其义矛盾者七：
（一）十八章言“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六十七章则言“我有三宝……一曰慈”。
（二）二十章言“善之与恶，相去几何”。而七十九章则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三）三十八章对道、德、仁、义、礼以次薄之；而二十三章则言“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殊非重道德而薄仁义礼之旨。
（四）八十一章中言圣人处凡三十一，大抵皆至上人格之拟称，如《庄子》之言至人；而十九章则言“绝圣弃知，民利百倍”。
（五）同在六十四章中，始而言“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继而又言“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依无为教义，前者显然非老子之言。
（六）三十六章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彊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又言“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六十五章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此与三十七章、四十五章及五十七章“无为自化清静自止”之旨不合。
（七）第七章言“以其不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外其身而身存。”十三章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三十三章言“死而不亡者寿”。这显然与五十九章所言长生久祝之道相矛盾。
加以章句之错简，文字之讹夺，几至不可读，则不得不大加辨正也。今惟就《淮南子》以前各书所称引老聃之言以及见于今本《老子》而合乎黄、老道术者，辑成一家言，然后老子教义之真面目始可得而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