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在此时北伐声中，我们若不懂得这个意义，便会发生许多错误的观念及行动。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现在广州国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样呢？在第一点，他自然还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在第二点，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确有坐待北伐军到来之幻想。在第三点，我们敢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于革命力量澎涨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卫。在第四点，国民政府之北伐战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现时唐生智在湘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国民政府对农民致策总不应该比唐生智不如。国民二军之溃败，对农民致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若再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若更进而剥夺广东革命的民众从护法政府以来所获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给予反革命的买办、土豪、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则我们在野党应该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帝国主义者早已定下了吴、张分途讨灭南北二赤的计划，如此英吴日张分据南北，才能和缓他们当中的冲突；现在英吴对日张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让步，则吴佩孚南下进攻广东，无论对国民军作战胜败，都必得张作霖之援助而实行。吴佩孚一回汉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进攻广西，届时动摇不定的小军阀如赣邓闽周，都必然决定态度，奉吴令一致向广东进攻；不但如此，还有香港帝国主义者封锁于外，陈林魏邦平旧部，勾结土匪、土豪、官僚、买办，扰乱于内；如果竟至如此，国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神经过敏，这样危险的局势，实已迫在目前，丝毫不容我们忽视。
所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将陷于四面围攻的国民政府，他的领袖们，应该和衷共济，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革命军正为此和军阀战争，也就是革命军和军阀不同之一点）。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和国民政府合作，以战胜此困难，使此困难不但不能覆灭国民政府，转而能够锻炼国民政府领袖及其军队和一切民众的革命意志与战斗力，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国民革命。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
民国十五年，几乎年年有战争，大家厌恶战争，希望和平，这是当然的事。可是战争决不是仅仅由厌恶而可去的，和平也决不是仅仅由希望而可来的；必须经过几次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来去掉那无主义无社会目的之战争的源泉，然后战争可止而和平可期，否则终于混战而已。
现在的战争，是不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呢？我们可以坚决的肯定他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自从吴佩孚出兵讨赤护宪到国民政府北伐，这八个月以来的战争，不但国民政府、国民军方面有主义有社会目的，就是奉、直军方面在客观上也有他们的主义他们的社会目的，和以前个人的一党一系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确是不同。
这八个月以来的战争，在表面上固然也可以说是赤与反赤之战争，但更科学些即更实际些观察起来，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之战争。不但两方直接战争者其性质如此，即关系两方之社会势力，亦显然分成两大营寨如下表：
半封建派（反赤的）： 民主派（赤的）：
奉直军阀 国民党及国民政府
官僚 国民军
洋行买办 农民
大学教授 工人
地主土豪 学生
交通系 有政治觉悟的工商业家
安福系 中小商人
研究系 共产党
联治派 共产主义青年团
国家主义派 语丝派创造派等文学家
复辟派及新社会民主党
老民党
各种宗教徒
这两派的营寨旗帜都很鲜明，其争斗亦日趋剧烈，很少有中立之余地；只有研究系一派人，还常常装出中立的态度，最近他们的张君劢，于吴淞政治大学开学日演说：“目下时局，不论谁胜谁败，吾人殊无过问之必要。”其实，他们一向站在清室、袁世凯、段祺瑞、曹吴那边，拼命和民主派作对，吴佩孚、齐燮元之盛时，他们却大过问而特过问，张君劢曾亲身出力拥护曹宪，丁文江也做了孙家的官，他们的大将蒋方震，从去年为吴、孙奔走，一直到现在不曾停蹄。他们的机关报说：“吴之力不足自救，东南以力分又不足以剪灭当前之大敌，虽有强援焉，而不可以为吾用……若其不幸而有所挫败……”（见九月二十日《时事新报》时论）曰“吾”曰“不幸”，这分明是站在吴、孙那边说话。他们的机关报又说：“我并不相信，什么国民革命，而且我更不能承认国民革命可以完成。”（见九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时论，这篇论文起首却说：“现在国民革命正举行之时，我们若是发国民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的话，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唆使，亦是反革命者的鬼蜮。”这几句自相矛盾的话，分明是痛骂他们自己。）
国民革命包含着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两个意义，也就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这两个意义。他们既不相信有什么国民革命，更不能承认国民革命可以完成，那么他们主张怎样呢？难道他们主张向前社会革命，当然不会，当然他们是主张向后仍旧由帝国主义扶助中国的半封建势力统治中国。因此，我们把研究系也列在半封建派之内，总不至于不符事实罢！
现在分明是半封建和民主这两派势力的战争，所以能够肯定他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而不是无主义的个人的或一党一系的目的之战争。因为此次战争若仍旧是奉、直军阀的胜利，不用说中国仍旧脱不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之统治；胜利若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至少我们能够渐渐走上对外民族独立对内建设民主政治的道路，再至少我们总可以大大的发展走上这条道路的运动。一切半封建势力，都是中国民族走上这条道路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不搬开，中国永世不会有进步，所以我们坚决的毫不游移的现在要为这个目的而争斗，即一切民主派为实现民主政治对于半封建势力之争斗；这个争斗也就是此次八个月以来国民军、国民政府对奉、直战争之社会目的。
这个争斗在中国是一定需要的，本来不成问题，虽研究系的人也不便公然否认；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争斗中，有没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和向右不及民主主义的倾向。
在前一问题，大半是不懂得共产党革命理论与政策的人之怀疑，或是有意造谣。最近研究系的机关报（九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时论）说国民革命成功必然发生两个问题：（一）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赤俄必定帮助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他的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业。研究系这班人，一向是替帝国主义军阀信口造谣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现在眼见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气昏了，更要失神的无端狂吠了！列宁党应该信奉列宁主义，主张彻底的民族自治，反对强大民族压制弱小民族，本是列宁主义要素之一，中国共产党若希图中国归苏俄统治，这简直是卖国党，而不是什么列宁党了。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最懂得历史各时代之革命的理论与政策的：他们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状况，现在还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我们敢说：在国民革命的争斗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分子一时浪漫的说话还右一点也难说。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他的发展影响到全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研究系这类人所要的资本主义——“不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只由半封建势力下之军阀官僚买办，结托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相差甚大。
在后一问题，前表所列民主派的各社会成分，民主化的程度虽不齐一，而根本上都是站在民主的战线上和半封建势力争斗的。我们为稳固充实民主战线起见，不得不向正站在民主主义旗下和军阀血战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军，要求他们更高度的民主主义化：第一，他们应该在思想上抛弃仁爱、爱民、保民、救民这类论调；仁爱、爱民、保民、救民，这都是封建时代圣君贤相的所谓仁政，真正民主主义者，应该走到人民中去，引导人民自己奋斗，不应该高居人民之上、来爱他们保他们救他们！第二，他们应该在行动上抛弃封建时代军事专政的万恶制度，他们政权所及之地，务须使该地方政治尽可能的民主化；而且在事实上，贪官污吏是中国政治之致命伤，只有政治民主化可望救济，军事专政正是贪官污吏藏身之所。第三，他们政权所及之地，应该和农民合作，惩治贪官污吏、劣绅、地主、土豪，而不应放任贪官污吏及驻军勾结劣绅、地主、土豪蹂躏农民；因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主要的广大民众，劣绅、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势力之真实基础。只有他们自身这样更高度的民主化，才能肃清民主派内部的封建余毒，才能稳固充实民主的战线，才能保证民主派的胜利。
研究系这班人，在表面上或不敢公然反对民主政治，实际是反对的。他们否认国民革命可以成功，否认国民会议可以召集，否认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学生会可以代表人民，一切都否认干净了，不看见他们于这些消极的否认之外，有什么积极的主张。他们积极的主张，不用说就是照旧由半封建的军阀统治中国，更好是由有两次战功、八省地盘的直系统治中国，最好是袁世凯复活来统治中国，好用他们来组织所谓“第一流内阁”。我们现在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不但要用枪炮和半封建的军阀争斗，还要用笔舌和反民主主义的研究系这类政客争斗！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历来是把中国人当做未开化的蛮族看待，动辄开炮轰击，以快其意，以遂其欲求，以为无论有理无理先打死他们几个再说，他们最怕的是大炮，大炮打死了他们，我们便有了理了，他们的酋长也就屈服了。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这样的态度，简直与对待非洲和南洋各处未开化的蛮人生番一样，对待半开化民族都不至如此。
自鸦片战争到万县屠杀，英国这种炮舰政策，便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代表态度。
万县屠杀之起因，是由于最近英轮在川江一连任意撞沉了中国官船七只，淹死的军官、兵士前后共计七十七人，杨森派兵一队向英轮交涉，反被英轮缴械，杨森遂将英轮二只扣留。英国帝国主义者是怎样办法呢？他是不曾和杨森交涉，而马上采用炮舰政策，开炮轰击万县城。其结果怎样呢？英国人自己的机关报《字林报》说：“维勤号专击华军之炮及沿江兵士，考克却菲号则以大炮轰城。……第一弹即将其司令部完全击毁，闻共发弹三十九枚，或云五十六枚，全城起火……城中火光烛天，终夜不熄。……万县民兵共死五千……该城大部分已破坏。”这是何等无理由的大屠杀！
即依据帝国主义者所视为神圣不许侵犯的不平等条约，试问何约何条，载明英国兵舰在非宣战时亦得有任意开炮轰击中国军民之特权呢？英国人这样横暴不法的炮舰政策，不是对待蛮族生番的态度是什么？
路透社九月二十八日伦敦电：“保守党洛克问在华英国兵力足以充分保护英人利益否？首相答称，刻已在途之接应兵力，计飞机、运送舰一艘及驱逐舰九艘，连同现已在华之兵力，可视为舰队力充足。”以此可见英国人对华炮舰政策，现在仍是有进无已。
同时，英国人在上海号召的什么“自由保障会”，在各报上大登其启事说：“本会专事联合各国人民反对第三国际之学理及共产政策之宣传，增进各国各阶级之合作心，维护原有良好之教化思想言论之自由。”他们正在宣传这些德意，万县大屠杀，却好把他们这些德意证实了；考克却菲号准对着万县市民所发的大炮炮弹五十六枚，才真是自由之保障哩！难道杨森及万县市民也和第三国际学理共产政策有什么关系么？
英国帝国主义者既然始终以炮舰政策对待我们“未开化”的中国人，我们未开化的人，只有自己尽可能的力量，用“未开化”的手段回答他们，切勿希望什么政府交涉可以解决这样的血腥问题；因为无论北京政府或四川政府，都是在英国奴才、直隶军阀势力支配之下啊！
我们现在怎样争斗？
醉梦他自己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吴佩孚，已由武汉而败退到郑州，只落得奉张击掌称快和孙传芳乘机出头。现时在吴佩孚名义之下的部队，虽号称尚有十万，然不独战斗力薄弱，而且各自欲觅得地盘，不能为吴佩孚反攻武汉而战了。其中由国民二军由靖国军改编的部分，还要乘机倒吴，吴佩孚的势力是要根本消灭的了。
继起的孙传芳是否能以成功，全看他在鄂、赣边界和北伐军战争之胜败和奉军是否乘机南下夺取苏、皖。
奉军尤其是张宗昌军，急欲以援吴名义扩张地盘，以安插其有功将领；然为吴佩孚、孙传芳阳求援助阴拒其派兵南下所阻，现时只得且用全力经营直、鲁及热、察二特区，将来再观变而动。
孙传芳若在鄂、赣得到胜利，则奉据北方，孙占长江，国民政府仅保有南方，直系军阀势力倒了一个吴佩孚，又起来一个孙传芳，中国政治将更陷入混沌局面。孙传芳军若在鄂、赣失败，则直系势力全灭（靳云鹗在河南，四面受敌，非依奉必依国，即表面上勉强存在，亦不能自成一派独立的军阀势力），奉鲁军迟早必南窥苏、皖，这时便会形成国、奉南北对峙的局面。
如果到了国、奉南北对峙的局面，中国的政局，将由混沌而转入活泼，或者由军事争斗暂时转入政治争斗；然而是否真能如陶孟和先生所希望“由战争到政治”呢？当然还不能。要真能由战争到政治，至少必待奉军退出关外。因为军阀势力未消灭，在民主派统一政权代替军阀的军事专政以前，国内战争是不会停止的。
因此，我们要真能由战争到政治，要真能得到和平，便应该懂得现在及最近的将来要怎样争斗了，怎样为到政治到和平而争斗：
第一步是要消灭孙传芳势力；
第二步是要消灭奉张势力。
这两个军阀势力是目前中国半封建势力之代表，消灭了他们，才能够停止内战，才能够使战争到政治，才能够得到和平，才能够走上民主政治的路，才能够使中国历史由半封建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全国革命的民众及接近民众的军队，应该一致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广东、湖南、湖北这些省分的民众，应该努力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权，努力助北伐军击破孙传芳侵入湖北、江西的军队。东南各省民众，应该尽可能的力量驱走孙传芳的驻防军，为实现地方自治政府而争斗，至少农民、商民不应该再以纳税出捐形式帮助孙传芳做扩张地盘的军饷了；知识界、言论界不应该再以中立态度助长孙传芳的野心，更应该起来揭破奉、直军阀以讨赤来欺骗人民的假面具。尤其是东三省的民众，应该尽可能的力量阻止奉军南下援助吴佩孚与孙传芳，更进而在军事上在财政上，摇动奉系军阀统治的基础，一直到武装响应国民政府和国民军讨奉战争。西北各省民众，应该与国民军合作，肃清吴佩孚在陕、甘的残余势力，更进而援助国民军向奉军反攻。
国民政府眼前的紧急争斗，自然是击退孙传芳之进攻，非此不能保持此次北伐已得的胜利。同时，对孙传芳战争一有结束，国民政府对于所统治的省分尤其是广东，即须尽可能的力图民主政治之建设，力助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尽力来肃清境内的半封建势力，如贪官污吏、劣绅、地主、土豪、工贼等，如此才能充实南方民主派的实力，继续北伐，完成民主革命的争斗。
国民军欲图向奉军反攻，必先尽力与民众尤其是农民合作，以巩固其在陕、甘的政权。特别是对于西北各省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碍其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的民主革命争斗，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妨害此争斗。
现时中国的政治争斗，是民主主义胜利呢，还是半封建的军阀胜利，这要看我们是怎样争斗和争斗的努力至何程度了。现在确是中国历史之一重大时期！
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
在辛亥革命军发难之日，民党军队第二次占领辛亥革命发难地的武昌，同时在江西方面，也有击败孙传芳之可能，不久国民政府北伐军事或者能有一小结束。刚在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和各省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这会议是有重要意义的。
以前有许多人看广东不过是一些乱党或者是一些赤化党在那里胡闹，好在远在化外的大岭以南，无关大局；现在却不然了，不但吴佩孚的势力被他打碎了，孙传芳若从九江败退，则福建、四川、云南都绝了北向之路，如此则国民政府已占有半个中国，他的战后设施，全中国人甚至于全世界人都不得不改变以前的态度加以注意了。
据我们所得的消息，此次国民党会议的重要议程是：（一）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地点；（二）召集国民会议；（三）省政府之组织，省民县民会议，省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四）省政府与省党部之关系；（五）新的政纲。
此次国民党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来讨论，已经可以证明国民党有异常的进步。国民党前此两次全国大会，虽然议决了一些政治原则，此次的议程更具体化了。此次会议将如何决定这些具体问题，这是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人们，都急欲知道的。
我们一向是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此时期中的希望更为迫切，因为现在是全国人开始认识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时期。
此次国民党会议议程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五）议题“新的政纲”，因为第一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政纲还抽象一点，其性质似乎是党纲，现在应该根据前定的政纲，更具体的规定出来对于各方面目前的实施政策。例如，根据民族平等及经济发展的原则，决定关税政策和对那几国的外交态度，对于国内战争及和平与夫对于其他军队之态度，对于财政应如何将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中那些急需而且可能的办法决定实施，如何完成粤汉铁路及建筑海港以发展工商业，确定教育经费及优待小学教员的具体办法，这些都是此次新的政纲中所必须注意的。关于民众利益之保障，尤其是此次新的政纲之生命，第二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商民运动决议案中之具体办法各条，都应该尽量采入此新政纲；并且关于工人最低工资之利益，应该更具体的指明由政府和工会合组一委员会于一定期限内制定，关于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应该更具体的指明由国民政府通令所属各省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关于农民政治的丙项，应改为解散压迫农民之“军队及民团”，经济的甲项，应改为严禁对于农民之高利贷超过若干以上；关于商民应增加二项：一是以海陆军保护水陆商业、交通及禁止各铁路因军事阻碍商业运输，一是修正商会法，使各业真正商人无限期的都能参加商会组织，而不为少数洋行买办所把持。此次新政纲更应该珍重声明：国民政府的基础是建筑在民众势力之上，而非建筑在军事势力之上；因为这是中国由半封建的军事专政到革命的民主政治之唯一标识。
（二）（三）两议题，算是新的政纲问题：召集国民会议之地点与时间，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最重要的是计划如何即刻在各地发展国民会议的民众运动，免得将来成一空洞会议；其次便是决定国民会议之目的，应该是民众尽量发表怎样减轻十五年来的痛苦，怎样改正关税制度，怎样解除筹还外债，以解除全民族的枷锁；至于全国政治组织和宪法问题，还不是军阀未完全倾覆以前第一次国民会议所急需讨论的议题，所可决定的只是国民会议本身代替国会制度的问题；以省民会议代替省议会，县民会议代替县议会，也应该有同样的决定。省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应该根据第一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政纲对内政策第一条，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军政财政，都应该划分权限，不可采用割据的联省自治，也不可采用无限制的中央集权制。
全国人都开始重视国民党、国民政府了，此次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应该产生一个适合目前中国初步改造所需要的政纲，而且马上就能够实施这一新政纲，使全国各阶级的民众都认识国民党、国民政府究竟是什么！
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
关于 K. M. T. 问题，第一要提出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是不是过去了？有些外国同志颇有此见解，中国同志中亦有人以为中国国民革命已经成功或快要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快就到来了。这种见解明明不对。因为中国三分之二地方还是在直系奉系军阀统治之下。从国际关系说，还是半殖民地；在政治上，连广东国民政府亦不得不带些半殖民地的妥协性；在经济上，全国金融财政海关交通机关及大的工业（尤其是煤铁），都还在帝国主义宰制之下；所以说中国国民革命已过去或快完了，那是不对的，只能说是才开始。假定我们见解是对的，中国还需要民族革命，可是第二个问题便是〈是〉否需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有些同志以为这个民族革命也可以由C. P.来做，不一定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说这样话的人，表面上虽然很左，但实际上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一是因为若没有个民族革命的党，我们便不能直接拿住城市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并且不能够完全拿住农民；二是因为C. P.的政权在现时世界政况上不能够站得住（最近日本清浦子爵即曾经问北京民党政委广东是否C. P.政府）。所以现时还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再有一种见解是承认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但是否要在K. M. T.之外另造一个民族党？本党许多同志在过去都有此意见。现在看起来，这个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须懂得全中国社会情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能力，都在一条水平线上下相差无几，不要这个K. M. T.再造一个K. M. T.，仍旧是半斤等于八两，并且还没有现在的K. M. T.有很长的革命历史。在实际经验上，我们看见许多人有此另〈组〉新党的企图，但皆不能成功。如新中国党及国家主义派，均有企图在K. M. T.之外组织一个民族党的野心，然一已完全失败，一已渐渐衰落下去。所以从理论上与事实上观察，要另组一民族革命的党皆不可能。
现时中国社会情形，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党不容易有第二个，连大资产阶级的党亦不易发生。因买办阶级的力量还很大而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K. M. T.来。尤其是北伐军胜利后，资产阶级更倾向K. M. T.，只有买办阶级仍旧留在研究和交通系内。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民族革命只要一个民族党，因为C. P.参加现在的民族革命是显然的事实，我们也不是说除K. M. T.外不应有第二个民族党，我们是说现在中国只有K. M. T.是个民族革命的党，并且事实上很难发生第二个民族党。
照以上的分柝〔析〕，我们可以肯定说：现时中国还是民族革命时代，在这时代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和我们合作，K. M. T.乃是现时中国的唯一民族党。K. M. T.的内容是怎样呢？其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在第一次大会改组时，分开左右两派，当时之右派冯自由、马素等，代表地主买办军阀，反对共产分子加入，反对K. M. T.改组，现时这部份右派已出了K. M. T.。第二次大会前后，发生了新的右派，即戴蒋等。此右派与左派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若资产阶级加入K. M. T.，则右派将更强壮起来。惟现时他的力量，并不及老右派大，仅恃蒋的武力强握党权与政权。此新右派确是反对老右派的，这一右派势将日愈向前发展（中国资产阶级要发展，代表他的K. M. T.右派也要发展），即或他的领袖将来不是戴或蒋。
左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现时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已出去的右派代表买办地主军阀，大致我们可以这样说，并非我们附会。在此状况下我党很明白的还应该留在K. M. T.中，与左派结密切联盟，才能够帮助左派阻止老右派思想及势力之侵入，并阻止新右派右倾妥协。去年今年两次扩大会的政策，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对的。
自三月二十事变以来，因由左派分出戴蒋形成新右派，汪又走了，其余左派领袖都表现十分摇动。于是粤区有些同志遂怀疑K. M. T.,怀疑K. M. T.能不能革命？K. M. T.是否站得住？我党对K. M. T.的政策是不是对的？
不仅广东，北方区有些同志也有此思想。竟有人以为K. M. T.不革命了，还是要C. P.来。事实上有许多也足以使我们怀疑。三月二十日后，左派几乎粉碎了，无论何事，左派均先问C. P.意见，C. P.不表示，便不敢做。就是此次K. M. T.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还几乎是C. P.包办，C. P.不包他们便无法办。以上是广东情形。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 P.包办，左派领袖柳亚子，我们费了多少气力去助他，他仍不肯出来负责，一切工作皆是C. P.办。这种现象，使得上海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C. P.支配的上总合作，而觉K. M. T.没有什么用；广东的资产阶级，也有时对C. P.比K. M. T.更为重视。在北京方面，K. M. T.工作，无论左派右派均极消沉，所有工作皆守常同志在那里提调，几乎K. M. 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会，C. 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左倾者百分之十余，中立者百分之二十余，右派百分之十余，湘区初取放任态度，一切议案，都让左派自己起草，一是免得说我们包办，二是借以考察左派的能力与理论。但开会一星期后，议论纷纭，无一点成绩，C. P.分子不得不出而〔面〕包办，其结果，议决案及选举均依照我们的意见通过。当大会初开时，我们同志很少说话，对于小问题，同志间发表的意见故有出入，右派以为C. P.也不一致，但到最后议案通过及选举结果完全照我们的预计实现，于是各派都对C. P.的组织一面惊赞，一面发生恐怖。
戴季陶近来的意见是，K. M. T.不行了，革命还是C. P.；谭延闿及其部下说K. M. T.没有力量，还是C. P.力量大；唐生智也有同样的意见。
我举出这些事实，并非是证明K. M. T.已无用而须C. P.单独来革命；这些事实只可证明两件事：（1）C. P.与左派联盟是可以的；（2）左派虽不愿意我们包办，还是需要我们帮助与领导，这个责任，还是我们一时不能放弃的。我们若是放弃这个责任，甚至于退出K. M. T.，便是完全让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结合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来领导革命。
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K. M. T.中究竟有没有左派存在可以做和我们联盟的对象？我们可以肯定说是有的。不但K. M. T.中和K. M. T.外，都有左派的极大群众，并且左派的组织已在日益发展之途中。单看广州的事实：（一）黄埔军校中，自我们同志一百六十余人退出后，左派学生在我们指导之下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发展到广大中去，又企图扩大到全国；他的政纲是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二）民中农民部长甘乃光，已着手做广东及全国农运，常找左派青年秘密开会，又著一小册子，企图造成左派的理论，说K. M. T.当以农民为基础，其书闻已销行至五万部。粤区同志已注意这许多事实，已来信说：“我们相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一定有一个左派领导这个运动。”已承认中〈央〉指示“我们不要包办革命，要帮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住。”这个原则是对的。惟粤区同志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实际问题，即是：我们怎样帮助左派及我们帮助怎样的一个左派？粤区同志的答复是要有一个左派的政纲，依据这个政纲，发展各地方群众的左派党部和群众的人民联合会，使C. P.和左派群众间有一正确关系，以推进革命，而不在帮助几个左派领袖。粤区同志说：“我们用不着多说领袖，因为我们对付领袖，帮助他们，没有多大困难。”这个意见一半是不对的。我们帮助左派，不用说第一重要是要拿左派群众充实其党部；可是如果忽视了左派领袖问题，丢开了领袖，使领袖仍旧和群众隔离着，也是一个错误。无群众的领袖固然无用，无领袖的群众又何能成为有组织的争斗？群众的趋向固然能够影响领袖，而领袖的趋向影响全党也非常之大，任何阶级的政党都是这样。K. M. T.左派领袖还很复杂与动摇，我们对付他们帮助他〈们〉还时时感觉困难，我们对付他们帮助他们的策略不适当，致促成三月二十日事变，便是很明显的一例。现时K. M.T.左派有三个缺点：第一是左派没有具体的政纲；第二是左派领袖无中心人物；第三是左派领袖与群众隔离。我们要帮助左派的就是这三件事：使左派有政纲；使左派领袖有中心人物；使左派领袖有群众。粤区同志何以这样只注意左派群众而忽视左派领袖？在他们的历年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他们以为若说K. M. T.有左派，那么只有左派群众，而没有左派领袖，那左派领袖的思想与行动时常动摇，很少靠得住，实无所谓左派。粤区同志听见汪精卫曾说：“农民若只顾阶级争斗，我们便不要他们。”又听见廖仲恺曾说：“广宁事件是农会的人受了老鲍及C. P.影响。”又看见戴季陶蒋介石丁惟汾都变成了新右派，连顾孟余也说农民协会里有土匪，连甘乃光对花县惨案也不曾在政治会议为花县农民说句话。这些事实使粤区同志怀疑K. M. T.真有什么左派，他们说：“K. M. T.左派还是知道自己利益紧要些。”又说：“K. M. T.左派利用农民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已经达到目的，所以自然而然要忽视农运了。”我们若因此忽视了K. M. T.左派领袖，说他们不是真正左派，这个见解非常危险。粤区同志主张“我们C. P.与左派的群众间应当有怎样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对的，然不可因此遂怀疑除群众外真没有所谓左派领袖。新的左派领袖未产出以前，在我们和K. M. T.合作的关系上，对于现在的左派领袖是不可忽视的。粤区同志怀疑K. M. T.左派领袖，其错误是在对左派估价太高，几与C. P.无甚分别。K. M. T.左派和右派及C. P.之不同，是右派摧残农工利益，C. P.为工农的利益奋斗；而左派则利用工农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奋斗。我们若以C. P.的观点视K. M. T.左派，责他们也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则中国便不必有C. P.存在，同时K. M. T.左派也只好变成一个工农党，无法吸收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只能在革命联合的需要上赞助工农而决不能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
我们也知道中国国民革命有相当的成功，政权若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对于工人的要求如减时加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他们和我们的政纲或者没有多大冲突；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因为我们不能因为维持和左派联盟而失去农民。这时候世界的革命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新时期，中国的政党也许有新的阶级分化。这个也许是较远将来的事，在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在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困斗中，我们和K. M. T.左派联盟关系愈持久些，便于中国革命愈有利些。因此，我们和K. M. T.左派关系，不是降低我们的农民政纲以图维持此联盟，而是要确定我们的农民政纲，在主观上尤其是在客观上努力影响推进K. M. T.左派，使此联盟不至〔致〕因彼此农民政纲相差太远，而促成过早的分裂，虽然彼此在农运的立脚地不能相同。
现在我的结论是：据最近的经验，我们现在对K. M. T.政策，和上二次扩大会议所决定的并不须有什么改变；惟足唤起我们的注意者，乃是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我们须有一适合农民需要的农民政纲；我们并须拿我们的农民政纲影响K. M. T.左派，尤其要拿广大的农民群众充实左派的力量，推进左派，使他们的领袖也不得不采用有利于农民的政纲，以避免我们和K. M. T.左派联盟因农民问题而分裂。
1926年11月4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
“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只要不是希望吴佩孚、张作霖长久统治中国的人，都应该表同情于这件事。因为这件事至少可以使张作霖不能够专力对付南方的北伐军。
研究系一派人，他们虽然现在还不曾公然逢迎张作霖，他们传统的思想，总以为中国应该永远归北洋派统治，由袁而段而徐而曹、吴，他们都继续拥戴，曹、吴败了，他们便来拥戴孙传芳，孙传芳若再失败，不知他们将于北洋派中拥出谁来？或者也只得去就合张作霖。冯玉祥虽然也是北洋派中分裂出来的，可是他忽然亲近了孙中山，并且亲近了苏俄，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当然要咒骂冯玉祥。
不懂得军阀定义的人们（如国家主义派），竟把冯玉祥、蒋介石看做和张作霖、吴佩孚同样是军阀，象这样故意混乱是非，真是暗中帮助了张作霖、吴佩孚。
军阀们大喊冯玉祥倒戈是破坏道德信义；有些无聊的小新闻记者，也附和军阀，以倒戈团团长、倒戈学校校长嘲笑冯玉祥。其实，民国倒戈之作俑者是段祺瑞等向清室倒戈和吴佩孚向段祺瑞倒戈，冯玉祥算不得是倒戈团团长或倒戈学校校长；并且这几次倒戈只是破坏了封建社会的道德信义，在民主政治之过程上都有很大的意义。胡适之说：“冯玉祥之对曹、吴倒戈，放开眼界通观前后二十年全部历史，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此见实不同凡俗。
京津一带商民对冯军是怎样感想呢？有一部分接近奉、直军阀的商人说：冯军是有纪律不扰害人民，只可惜要共产公妻不好。一般商民并未看见共产公妻的事实，他们只看见赤军不曾扰民而反赤军却是烧杀淫掳这些事实，遂不禁发生希望赤军再来的心理。本年七月四日上海《申报》所载北京归客谈，有一段话可以代表当时人民对于赤军与反赤之感想，兹照录于下：试从西直门至清华学校，吾人常往来之路，举目四顾，只见有兵，不见一老百姓，自校入城，在西四牌楼以西，尚无开门之店铺，其在前门一带，则十家内至少有七家停市闭门。初时瑞蚨祥等，恃与八太爷多为乡亲，开门敷衍，数日而后，亦停市矣。凡绸缎店、金银店、粮食店，以及出售贵重品日用品者，莫不首先停市。一日余往前门买夏布，店夥答称对不住，铁路不通，来货没有，请改日光顾。余初信之，余妻住京久，恃与熟识，明日往买，则慨然出售，诘之，则称实不相瞒，八太爷手持军用票，决不敢请教也。八太爷程度日高，往往另串一人入店，选货既毕，则八太爷昂然直入，非纳军用票不可；有时串得一大家装束之妇女入店，必以为与八太爷无关系矣，选货既毕，而八太爷忽入，诈为护兵，口称：太太，货选好没有，强纳军用票于柜，挟此大家妇女，携货以去。又有一次，确是一大家妇女，选货既毕，出现金，将交柜，八太爷直入，谓此间无须现金，吾代汝纳军用票足矣，即取该妇手中现金，昂然遂去，如此行径，店铺非不欲营业，实觉少做一笔生意，少蚀一笔本钱。
军用票有数量之限制乎？曰无有也。苟有限制，商会等机关尚可为之设法，今则无底之橐，谁肯填之？初时尚有电车、电话、电灯等公共机关可以使用，今则肯收者日少，尤可恨者，崇文门税关，明为搭用，实则提高税率，使等于军用票短折之数，如军用票对折，则税率提高一倍，诘以何以与天津税单定额不同，则称吾那里管得。过天津，则租界以外商民之苦痛，一如北京，更强向屋户或铺户，加征房捐三个月，不足更加收房租两个月，其系自有之屋，则为之估价，令人痛恨上海何丰林之作俑于前，遂成军阀搜括民财之惯例也。纳房租房捐于官，却不许还搭军用票，某商人语余，简直是要我们性命。京、津老百姓，莫不想念国民第一军之纪律，虽在退兵时，从未强索一钱，掠取一物，以为其领袖人物如何，又当别论，若其兵士，真当起爱民不扰民数字，甚至谓如此好兵，若竟不能生活，未免无天道矣。
现在有纪律的好兵又起来了，京、津老百姓当然要欢迎：可是研究系一班人听见冯玉祥回来，并且回来还是要反抗张、吴而革命，他们便大叫冯玉祥抗张、吴，是苏俄乱华计划。到底是有纪律的好兵乱华，还是反赤的奉、直军乱华，老百姓只看事实，不会把白党（奉直军阀、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的宣传看得比事实更为可靠吧！山东的农民本来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更还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可是张宗昌反对共产党的告示贴遍了山东全省各乡村，农民见了窃窃私议道：张宗昌这样深恨共产党，想是共产党反对张宗昌，看来这个党或许不错，现在研究系大声疾呼冯玉祥抗张、吴是苏俄乱华计划；老百姓也许因此更觉得冯玉祥和苏俄都不错，因为老百姓目前切身感觉得乱华的人正是张、吴，不是别人。
奉、直两系军阀之为害中国，无人能够否认；不用武力而可以打倒他们，非童昏当不至作此奇想。将用武力打倒奉、直军阀之国民政府及国民军，是否也和军阀一样呢？不独工人、农民、学生相信他们是革命的；即一般稍稍进步的商人，现在也知道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比奉、直军阀好，暗中盼望他们得到胜利；连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白党的肚子里，又何尝不晓得国民政府和国民军好过奉、直军阀，不过在他们的利害和感情上，不愿意这样说罢了。
现在不独国民政府的势力达到了长江，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陕、甘、绥、晋渐渐归入国民军掌握，由包头到广州新的革命势力和由满洲里到福州旧的军阀势力，已成对抗之局，人民对此对抗之局应该有个选择了，似乎很难中立。站在军阀那边的人们，称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为乱党为赤化党为赤贼，只好听他们自便；若是有人满肚皮不愿意站在军阀那边，同时又满肚皮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怀疑，试问他们有什么别的出路？不但站在军阀那边的白党若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显然是反革命，那对军阀与革命间取了中立态度的人，实际上减少了革命的力量，也算是帮助了军阀。所以现在人民单是消极的不反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军还是不够，应该起来帮助他们的军队进攻。因为在事实上已证明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军的确是中国推翻军阀的尖兵。
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人民所得自由，比在奉、直军阀统治下的人民如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消说得。冯军的纪律比奉、直军如何，不但京、津老百姓知道，即张作霖也知道，并且他自己也承认过；冯玉祥此次回国，在他固有的治军谨严治己勤俭外，更鲜明了他的政治态度，确定了他的革命方针，在他的回国宣言上（宣言附录于后），都明明白白的告诉了国人。我敢说他这个宣言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由这个宣言所产生结果，将来必非常之大。我还敢说：今日的冯玉祥，我们不能当做从前的冯玉祥看待了！
我们肯定了“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在中国革命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固然应该说明这个意义，我们更应该对冯君及全体国民军表示几件具体的希望：
第一，国民一军“有纪律不扰民”的荣誉，应该极力保存勿失，并须将他荣誉普及到二三五军去，尤其是二军更需要。
第二，一二三五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对内整理，对外作战，万不可妄想各自树立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尤其不利于作战，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便是前车。
第三，国民军并不是简单的军事势力，乃是一种政治势力，他的势力应该很深固的建设在民众势力之上，尤其是农民。应该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国民军所到的地方，都应该帮助农民（佃农与自耕农）反抗地主过分的剥削，反抗土豪、劣绅、讼棍的鱼肉，剿办扰害农民的土匪，严惩贪官污吏更不待言；应该唤起农民对国民军的同情心，由农民自动的供给国民军以食粮，不应该以赋税的形式强迫农民增加负担；应该尽力帮助农民的组织、教育与武装；应该使农民群众成为国民军的后备军。同时国民军也就是保卫农民利益的军队。
第四，国民军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在要整理内部，充实其战斗力，使奉张不敢轻于尝试。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尤其重要，不仅要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能够打战，更要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懂得为什么打战。总司令一个人决定要革命是不够的，必须在下层的政治训练工作上充分努力，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认识自己是一个革命党，都有为民族自由而战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自由与生命之决心。
第五，对于蒙、回少数民族，应该尊重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争斗，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妨害此争斗。我们不可一面反抗国外的帝国主义者，一面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自己也成了帝国主义者。
第六，尽可能的（只要不损失主权，虽借用外债亦可）完成陇海路，在商业上文化上，都非常必要。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陈独秀同志论农民问题
我打算谈四个问题，即（1）中国土地集中的过程；（2）农民运动的形式；（3）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政治纲领；（4）在开展农民运动基础上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
我们发现中国的大土地占有有三种形式：（1）官僚和军阀手中的土地；（2）各种公司手中的土地；（3）为了开发工业原料而占有的土地。最大的一组大土地占有是第一种形式。第二种比较少。我们可以在黑龙江、安徽看到。至于第三种，它的产生是与对盐矿的占有联系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盐将被采尽，而土地则留在占有者手中，但对土地的耕作方式很简单。在黑龙江，大土地占有是自由土地大量存在的结果。在湖南，大土地占有者手中的土地是湖泊干涸后形成的。在广东，这种土地是由于海面缩退而造成的，这就是所谓的沙质地。第三种土地占有是为了开发工业原料，数量比较小。从中获得棉花。
第一和第二种大土地占有显然不是资本主义式的。虽然它们在组织方面表面上接近于大资本主义企业，但整个生产方法绝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第三种是直接为自己的企业开发原料。所有这三种都没有提高农业强度的因素。
土地集中在这三种占有者手里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造成了农民土地的狭小。但是这种集中过程不是资本主义式的，而是封建式的。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农民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不会产生矛盾。
第一种大土地占有形式，即土地掌握在官僚和军阀手中，是全国的普遍现象。所有这三种大土地占有形式大约集中了中国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
农民运动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有着各个不同的形式。
在中国北方，即在河南和陕西，有“红枪会”组织，每个省大约有4到5万个。这些组织联合着小私有者农民或破产的农民。它们的宗旨是同各种捐税、土匪、豪绅和贪官污吏作斗争。它们发动的形式是武装暴动这种切合实际的做法。它们的主要愿望是有一个良好的管理机构。
在华中，我们在湖南有40万参加农会的农民、小私有者和佃农。在湖北有4万这种社会成员。在四川，有10万多，他们在土地占有者和小私有者中间，但是这个运动不是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的。在华中所有这些省，农民进行斗争的目的是反对各种捐税，反对高额地租，反对民团、土匪。他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农民组织和良好的管理机构。
在南方，我们在广东有一百多万有组织的农民、小私有者和佃农。在这里，斗争是反对各种捐税，反对高额地租，反对民团和豪绅。
由此可见，整个农民运动的共同点是反对各种捐税，反对豪绅，反对军阀。由于运动的觉悟程度不同，也有某种差别。
我们的要求纲领应包括以下几点：
（1）减少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取消非法的税捐（特别是钱币兑换税）。
（2）限制借款的利息和禁止收税。
（3）组织和武装农民。
（4）禁止转让土地。
（5）将大地主、豪绅、军阀的土地以及公有土地交给农民。土地国有化的口号农民不喜欢。农民拥护将土地划归他所有。
（6）剥夺豪绅的政权并将农村政权交给农民。
应当明确无误地强调指出，这里说的仅仅是农村政权，而不是全国政权。现在农村政权掌握在地主和豪绅手里；应当使它掌握在农民手里。
其次必须正确地排列我们的要求：现在提什么，以后提什么，以便不使人感到害怕。
在农民问题上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是很复杂的。现在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应当号召农民加入国民党队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转，并给它以力量来同右派进行斗争。
现在就可以为将来制定三种政治组织关系形式：（1）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在国民党的旗帜下领导农民；（2）改组国民党，保留其名称，但实际上是工农的国民党；最后，（3）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新党，即工农党。所有这三种形式要根据他们左倾的程度来安排，应当根据农民的要求来选择。但是，从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角度来说，越是左，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其斗争中就越是孤立。
中国革命在飞速发展，形势变化日新月异。但是，制定未来的纲领要比制定当前的行动纲领容易得多，因为未来的纲领很可能落后于农民的要求。因此，处理问题不应搞教条主义，要根据斗争的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
应当不急于选择新的组织形式。
彼得罗夫：在确定前景和选择三种组织形式中的某种形式时，应当考虑到，我们真的不得不进行选择时，形势将会跟现在有所不同。国民党左派将掌权，将不是向左转，而是向右转。资产阶级会向右转，而农民向左转。如果选择第一种关系形式，那么各阶级在统一的国民党内的联盟就会被排除。
许多事情将取决于国际形势。如果国际形势顺利，那时将选择第三种形式，即工农党。如果不顺利，那就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结盟，但务须保留左派国民党的名称。
如果国民革命顺利发展，如果一年间全中国将被北方和南方的军队统一起来，而国际革命没有跟上，那么就应当选择第二种关系形式，即保留国民党的名称，但实际上是工农国民党。
1926年11月5至6日
十月革命与东方
我们要懂得十月革命的意义，不可忘记了当时的世界情况。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大战中，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两方面都只以保卫祖国相号召，独有帝国主义的美国威尔逊举起“打倒德意志军国主义”、“民族自决”这两个旗帜出来号召，颇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自由派和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派，都对威尔逊怀了多少幻想。这时只有无产阶级的首领俄国列宁，他看破了威尔逊的虚伪与无能，他坚决的主张非发起各国国内革命不能打倒军国主义，非推翻帝国主义不能实现民族自决。其结果威尔逊的巴黎和会，打倒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德意志，救出了英、法、意、比等许多军国主义的国家，民族自决更成了一句废话；列宁的十月革命，却实实在在以无产阶级的国内革命，打倒了俄皇的和克伦斯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府，实现了芬兰、波兰及其他国内少数民族之民族自决——独立或自治。这种历史的事实，曾经明白的告诉了我们列宁和威尔逊之不同，列宁的见解正确而伟大和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都已经不是还有讨论余地的理想了。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有整整的九年，在这九年中，苏俄仍旧是继续列宁的十月革命工作：援助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推翻全世界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
欧美资本帝国主义者，知道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对于他们的危险，始而武力对付，继而用经济封锁政策，这两样都不曾收效，现在遂改用吊膀子政策，甜言蜜语劝苏俄“回到西方”。
“回到西方”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抛弃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回向欧美各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妥协合作。苏俄内部，近来有一小部分右派分子也主张回到西方，他们以为东方民族中，如中国人并不大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反以苏俄援助他们革命为多事，有野心，在另一方面，苏俄却以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结怨于列强，为苏俄自身利益计，应该改变以前政策，停止援助东方民族运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妥协，以便从这些国家中得到苏俄经济发展之物质的援助。苏俄中大多数左派分子却不赞成右派这种意见，以为是违背了列宁的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
当真中国人都不大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吗？苏俄中右派分子的意见是不对的。中国的革命派不用说，就是一般商人，近来也都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并且已经起来做反抗帝国主义之行动，如反抗棉花出口，反抗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纸烟捐和商标，主张关税自主，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主张废止领判权，主张收回会审公堂与租界等，已成了全国商人普遍的运动，而却未曾有一次真正商人反对苏俄，因为在他们的经济生活发展上，天天都感觉到帝国主义者当面的压迫，而不曾感觉受苏俄压迫的事实，真正商人不同流氓政客，因此他们不能无病而呻。中国人中反对苏俄而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不是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商人、工人、农民，而是一小部分军阀和无职业的流氓政客如下表：
（一）军阀；
（二）军阀的走狗（如交通系、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复辟派、国家主义派及民党右派冯自由、章炳麟、徐绍桢、黄大伟等）；
（三）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洋行买办、耶教徒及民党右派马素、童理璋等）。
这三种反革命派确是不感觉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反大叫苏俄援助中国民族革命有野心。然而他们却不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与军阀非中国之患，中国大患只是苏俄所援助的国民革命；他们希望力量还弱的国民革命军得不着国内国外任何援助，好让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奉、直军快快打平。他们都立脚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上面，他们反对苏俄援助中国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军，这也是当然的事。
还有一班人，他们都非立脚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上面，也并不反对苏俄，而他们以为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力量来革命，不一定要依赖苏俄的援助。革命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不一定要依赖外援，这个意见并不错，并且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这样做，这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若因有苏俄援助可以增加我们革命发展之速度，似乎也没有理由应该拒绝，更无理由因此而反对苏俄。
反对苏俄的人，硬说苏俄援助中国革命是有他的野心，而非善意的援助。说这样话的人，他完全不懂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试问苏俄因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军曾经得到些什么没有？苏俄援助中国，若是由于他的野心而不是立脚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上面，他尽可继续旧俄政策，援助奉天或直系以达到他的野心，又何必援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呢？国民革命的势力得胜，能容忍任何国家的侵略野心吗？奉张对俄大使说：“奉、俄近邻，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而帮助很远的广东？”吴佩孚对俄领事说：“我为中俄协定很尽力，我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你们应该来帮助我，派些顾问到国民军那里有什么用？”奉、直军阀并不是不要苏俄帮助，正因为得不着苏俄的帮助才反赤。苏俄为什么不帮助奉、直军阀而帮助国民革命军，这便可以充分证明苏俄是立脚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上援助中国，而非由于侵略野心。
苏俄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关系东方被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常重大，可是欧美的资本帝国主义者力劝苏俄回到西方，恰好中国的反革命派也拒绝他来到东方，东方的革命派应该起来怎样对付这个问题呢？
革命与武力
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
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势力还未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军事行动更多一点；并且很难从军阀的武力时代马上跳到民众的武力时代，中间会要经过武力与民众合作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那个愿意这样办，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高压政策特别严重，革命的民众不容易得着武装；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民众的革命运动潮流高涨到相当程度，国中军事领袖当中，有些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利害不一致的部分，在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便会走向民众方面，与民众合作。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具体说起来，南方的北伐军和北方的国民军，都确已走上了武力与民众合作的道路。
可是在现时武力与民众合作之中途，我们还未可过于乐观，而忽视了可能的危险。危险是什么呢？就是现时所有与民众合作的武力，都能够合作到底，并且还能够进一步变成民众的武力；或者是合作不能到底，有些仍旧要站到反民众利益的阶级（军阀、买办、地主、士绅）那边去。
要免除这个危险，民众和革命旗帜下的军人，两方面都要注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这是民众方面所应深刻注意的事！
在军人方面，单是口头上说自己是革命的，即或志愿上自己的确是要革命，这样都还是不够，真正革命的军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须懂得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中，革命的军人和反革命的军人在实质上究竟是怎样的不同？（二）须能够服从民众的和党的制裁。
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是怎样呢？一方是被剥削压迫阶级的民众——工人、农民、商人等要求民主政治；一方是剥削压迫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地主、士绅等，要维持封建的军事独裁政治；代表后一阶级利益的军事势力当然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军人应该站在前一阶级利益上面。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买办掌着中国城市政权，做他们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工具，复利用买办勾结乡村的士绅、地主掠夺中国的矿山，吸收中国的贱价原料；军阀利用买办（商会领袖及银行家）在城市剥削工人、商人，利用地主、士绅在乡村剥削农民，以供给他们的军饷；因此，可以说军阀、买办、地主、士绅，同样是帝国主义者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三个工具。革命旗帜下的军人，若只知道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在实际行动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买办之剥削与垄断，不能力助农民反抗地主、士绅之剥削与乡村政权，则不但依然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保护了军阀势力在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这样如何算得是革命的军人？这样如何算得是武力与民众合作？
每个有兵权在手里的人，若不能够受民众的或党的任何制裁，都有变成军阀和形成军事独裁政治之可能，此吴稚晖先生所以有“有军必阀”之叹。我们或者可以承认现时方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点。可是这种较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决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并且在任何军事独裁的局面之下，都有培养贪官污吏之必然性；这是因为军事独裁局面之军事首领，不受民众或党的任何制裁，拥有无上威权，因此以“反对派”三字杜绝一切闻过之路，于是左右一班宵小与夫乡党故旧得乘机以小人之爱捧此军事首领，只需蒙蔽此首领一人之耳目，便不妨放胆的贪赃枉法，无所忌惮，非至激成众怒危害此首领不止。在这样贪官污吏横行无忌和民怨沸腾的局面之下，还说得上什么民主，什么革命！？然而不受民众的或党的制裁之军事独裁，其结果必至如此，这是无可避免的公例！
我们还记得辛亥革命时，有“军人出头”的呼声，并且把军字写作“”，许多官厅公文中都是如此，其结果怎样呢？我们又记得国民党在广东驱逐陆荣廷、莫荣新的势力后，洪兆麟在陈炯明宴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席上，乘醉伏在桌旁东倒西歪的说：“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其结果又是怎样呢？现在我们虽然未曾听见“湖南是老子打来的，湖北是老子打来的，江西是老子打来的”，这等怪话，却有了“军人革命论”这样的不祥之声！并且有些青年军人时常拿武力万能的观念，干涉一切社会事件，虽然是善意的。这样不祥之声，这种武力万能的观念，都足以促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开展。
真正有觉悟的革命军人，如果想想军事独裁对于民主革命的危险，如果愿意考查已否因此使革命根据地贪官污吏化，便应该放弃军事独裁的野心，诚意的与民众合作，尊重民众的意见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受党的制裁，以免流为个人的军事独裁。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不可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威权在军队的威权之上。如果主张“以党治国”，便不应该主张“以军治党”；因为以军治党，则以党治国便毫无意义，不如直接老实主张“以军治国”了。我们反对以军治党，并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过问党事，也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同时主持党事，乃是说每个军人党员乃至军事首领，都应尊重党的集体意见，服从党的集体制裁，如果挟军事势力，使党的集体意见以军事首领的意见为从违，使党的一切决定都要仰军事首领的鼻息，使党众的意见不敢和军事首领的意见不同，使军事首领即党之化身，使党内党外群众都只知有军事首领而不知有党，则这样的一个党，便等于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镜〔睛〕，则所谓党的威权，党的决定，党的制裁，党的命令，都由“强奸党意”而来，等于无物。这样没有党的制裁之军事势力，要想免于军事独裁的危险，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结论是：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才能够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
孙传芳败后之东南
孙传芳败后，东南三省最重要的现象使我们注意的，乃是上海市以至苏、浙、皖三省的自治运动。
此种自治运动，首先发生于上海市，远在齐卢战争以后，由上海市自治运动，扩大到环太湖区域。闸北自治运动和孙传芳争持最烈，其初发动于闸北自治公所几个董事，渐渐扩大到环上海市所有大小城镇的绅商团体；然而一时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终于被孙传芳用租界帝国主义的援助和丁文江博士大上海的欺骗政策压服下去，上海市终于被孙传芳统治了（丁文江不过是个工具）。孙传芳在江西战争不利，上海市自治运动又重新起来，十月二十三夜的暴动，虽然被孙传芳的铁血政策镇压下去，而暴动中所喊出的“市政归诸市民”这一口号，却并未曾镇压下去，反而日渐流行高涨起来，除傅筱庵等买办分子外，工人、学生、商人都集合在此口号之下。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孙传芳溃退到南京，上海商总联会发表宣言，主张拒绝奉鲁南下，划上海为特别市，市政归诸市民，永不驻兵，全市工、商、学各团体群起响应；并由上海自治运动，扩大到苏、浙、皖三省自治运动，在上海产生了一个苏、浙、皖三省联合会。
这个联合会产生之初，其中有些反动的官僚分子，企图利用这个三省联合会，以自治的名义拒绝北伐军及奉鲁军入境，实际上是为孙传芳保全三省地盘，以便他们得以参加政权；嗣因会中急进分子反对，乃改变参加政治之表示为管理政治、军事之表示；迨十七日孙传芳北遁，张宗昌实行动员南下，三省联合会乃表示其脱离孙传芳拒绝鲁军南下之主张。孙传芳、张宗昌严拿反对直鲁联军南下的董康，江苏绅士乃表示宁欢迎赤化而不欢迎绿化（因奉张、鲁张均出身绿林）；张宗昌准备带军用票一千万元南下，苏、皖商民闻之失色相告。现在苏、浙、皖三省的自治运动，已渐渐和奉、直军阀在东南之统治权短兵相接了。
奉系军阀之内部，奉与鲁有竞争，奉之中新派（张学良、杨宇霆）与旧派（吴俊升、王永江）又有竞争，又加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力阻其向南发展，国民军之再起，晋阎之中主，更足以使奉张的军事计划，对西北更急于对南方；并且对南向河南则先与吴佩孚战，向苏、皖则先与孙传芳残部战，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都于彼不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奉鲁军南下讨赤，乃由于英帝国主义者之怂恿与张宗昌之野心（张宗昌想做直、鲁、豫、苏、皖五省联军总司令），奉张在实际利害关系上未必如此。在这样情形之下，孙传芳也许有回到南京之可能（本报付印时，孙传芳回到南京了）。孙传芳如果回到南京，至少必让津浦南段于鲁张以结后援，固然不能完成其保全三省地盘之初梦，然他还有二万（孟昭月旅、冯绍闵旅、李宝章旅、王雅之团及卢香亭、彭德铨残部）可用之兵，以之继续对北伐军作战固不足，以之镇守江苏则有余，浙、皖二陈战斗力并未损失，孙如能占住南京，彼等势必联孙以自保，北伐军如不取浙、皖，则孙传芳尚有赫然自称苏、浙、皖三省联军总司令之余地。因此，三省自治运动，目前尚未至如何拒绝直鲁联军，而是如何对付这个僵尸的孙总司令及其走狗丁文江、陈陶遗等。去了孙传芳，还要拒绝奉鲁军，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若不于开会通电之外，有更大的努力更大的牺牲，此次自治运动之成败正自难言。
然而东南三省，尤其是上海市的自治运动，无论其目前能否成功，无论其急进或是缓进，必有一个长期的争斗，只要有争斗，他的性质，他的价值，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是我们不应轻轻看过的一件事。
依我们现在的经验，中国民主运动，有三种形式的可能：一是革命的军事行动，由辛亥革命到此次北伐，属于此种形式；二是资产阶级的自治运动，此次上海及东南三省自治运动，即属此种形式；三是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这三种形式不同的运动，都有一共同性质，即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或者有神经过敏的人，以为农民暴动是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的错误。现时中国还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农业，因此佃农、地主间的土地关系，和地主对于佃农剥削方法，还是半封建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即工银制度；农民运动的成分主要的是佃农与自耕农等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所以现时中国农民在乡村推翻地主乡绅政权的自治运动，和商人在城市推翻军阀官僚政权的自治运动，同样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同样是资产阶级推翻半封建势力的运动，决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虽然城市自治运动中有工人参加，乡村自治运动中有雇农参加。
此次上海及东南三省的自治运动，很明显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他比湘、鄂、闽、赣的军事行动，革命性要少些，而民主性或者还要多些；因为他是由人民自己起来要求脱离军事统治而自治，比北伐军更有社会基础。东南各省尤其是上海市，是中国产业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城市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从这些地方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事。
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一件事！中国的资产阶级犹甚幼稚，致军阀死命之金融权尚操在买办官僚之手而不在资产阶级之手，因此他们的民主运动，往往归于畏怯退缩。上海的运动，因有工人群众参加，比别处要急进一点。三省联合会中，夹杂着许多官僚政客，这是东南自治运动的一个内伤，因为他们很容易和军阀妥协；尤其是研究系、江苏省教育会和张君劢、张一麐、张孝若这班直系党羽，到了孙传芳当真不能在东南三省存在的时候，必然也要伸出尖头，戴上自治民主等面具，大摇大摆的走出来偷点什么去，尤其要藉此反对国民党。因此，东南自治运动要真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不但须彻底力抗军阀，并且须谨防内部的扒手——反民主的官僚政客、买办教棍等直系党羽！
政治报告
此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主要点还是关于国民党问题。因为自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国民党问题不是很简单的，是牵连许多别的政治问题的，所以国民党问题，可说就是全般政治问题。国民党问题之要点乃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也就是一个整个的民族革命问题。我们先说这个问题的历史方面：
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是一九二二年国际第四次大会讨论东方问题时决定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后，至一九二五年“五卅”才广大的实际应用出来，此时民族的联合战线，亦即所谓“赤的联合战线”。五卅运动之成功，就是民族联合战线之成功。当时这个战线非常扩大，自工人以至军阀莫不加入这个战线（当时张学良、孙传芳等都通电响应，捐款援助），一时民众势力非常发展。但同时反赤的联合战线即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也随着形成起来。他们的目标便是讨灭南赤、北赤，结果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失败，如北方国民军之失败，北方的“三一八”大屠杀，南方的“三月二十”，就是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破裂之表现。
自三月二十至七月四日为反赤运动最盛时期。自七月四日国民军退出南口，反赤的联合战线开始分裂，不能继续。奉系军阀在北方得势，不但奉、直发生利害冲突，英、日两帝国主义亦因此在北方失了势力之均衡。并且奉系内部直系内部也有冲突，如奉系新旧派之争，直系吴、靳之争等，这都是不可调解的利害冲突。军阀内部帝国主义间都如此冲突，反赤联合战线遂完全破裂。同时赤的联合战线，自北伐以来又渐渐恢复以至扩大，自工农以至资产阶级绅士，甚至一些小军阀，均有联合于此战线之势。如江苏绅士说：“赤化并不可怕，只有绿化真可怕（指绿林的奉系军而言）。”上海大商人主张联合工商界以解决上海问题；苏、浙、皖的绅士商人组织三省联合会；上海的工商学各团体组织市民公会，共同反抗奉鲁军南下。但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后，这个赤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一因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因帝国主义改用新的分离政策；四因我们之失策。兹分述如下：
（一）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军事的胜利和民众运动的高潮，使帝国主义者不能不认识南方的革命势力已不可以强力去消灭，惟有用软的方法去和缓。即最顽强的英国在天津会议后，亦不得不暂时停止以前“打”的政策，代以“拉”的政策。即是帝国主义者开始对国民政府表示让步，将来或可提出比“五卅”更多的让步，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条件：（1）保留大部分不平等条约；（2）离开苏俄；（3）禁止工潮等。用这些条件拉着国民政府向右走。同时帝国主义者在另一方面，复想拉着大商买办阶级为他压服工潮的工具，公开的在汉口英文报■（原文此处为■）报上劝中国商人应与外国资本家合作对付工潮。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一个危险倾向。
（二）国民党之右倾——国民党中的一般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之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尤其是在武汉工潮中，他们以为武汉、江西取得之后，行动便当和平些，不然已得的胜利恐怕就会保不住；同时又以为北伐的胜利，民众势力都握在C. P.手里，如果民众势力太发展了，这是C.P.势力的发展，因此更加以限制。他们这种右倾的表现，不是现在始，在十月联席会议前就如此。联席会议的结果，表面是左派胜利，实际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维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所顾忌。现在大部分政治军事势力握在右派手里，在后方李济琛日事压迫工农运动，甚至纵容部下杀戮农民运动者，他不但主张限制工农运动，即对工农商学联合会的运动他也反对。至于前方的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表示很右，最近表示“乡村农运可做，城市工运则当停止”。右派对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虽尚未公开的阻止，但实际上急欲缓和工农运动以取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国民政府。他们不想以革命的争斗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而想由帝国主义的承认以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这本是国民党的传统政策。丁维汾说：“现在北伐要紧，我们应该停止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柏烈武说：“列强有承认国民政府的意思了，我们应该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免生阻力。”这是赤的联合战线之第二个危险倾向。
（三）商人的恐慌——北伐胜利后工人组织勃起，经济罢工遂一发而不可遏止，尤其是久受压迫〈的〉武汉工人，这样不但引起大商人的恐慌，尤其是一般中小商人因手工业工人店员之罢工，更是无法应付。中小商人素来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大商人三层剥削，现在更加上工人店员罢工，经济濒于破产，因此他们自然很容易站到大商买办那边也反对工人，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三个危险倾向。
（四）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我们同志中“左”稚的现象约有数种：（1）看不起国民党。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思想，尤以粤区同志为甚，有人曾说：“国民党自三月二十以后，已经死了，五月十五以后，已经臭了，我们还把这臭死尸抱在怀里做什么？”可是北阀军事的胜利所给北方军阀及民众运动勃兴之影响，仍然证明国民党还不是一个臭死尸。（2）包办国民党。许多好的国民党分子说：“我们不反对C. P.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 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同志包办的反响。这种包办不一定是有意的，但包办的结果，一方面没有国民党，一方面也没有C. P.了。（3）包办民众运动。我们不但要包办国民党，并且要包办一切民众运动，三月二十、五月十五以前在国民党内包办，现在更在国民党外包办。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派领袖隔离了，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没有一个有力的左派和我们合作向右派争斗，其结果自然只有我们单独的领导群众和右派的军事政治势力直接冲突，在形式上直是C. P.和K. M. T.冲突。在现时，这种冲突正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而非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所需要的。（4）否认左派存在。这种完全否认左派的思想，特别粤区的同志最厉害，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至于左派呢，亦没有这回事”。还有鲍同志以为真能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说：“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否认左派的结果，我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一是退出国民党而领导群众和国民党冲突。这两条出路都要不得，我们的出路只有留在国民党中联合左派和右派争斗。鲍同志这种错误见解的原因：一是所定左派的标准太高；二是忽略了中国目前争斗的问题。中国目前的争斗是要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军阀土〔地〕主劣绅土豪的民主运动。在国民党中谁完全赞成这两个运动的就是左派，否则便是右派。因为国民党的左派必须是民主主义者，若只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而不赞成反对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的人，便是封建主义者，当然是右派，这种右派分子，在国民党重要人物中还非常之多。解决土地问题，当然是对地主土豪最后的打击。可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宣传上自然可以由目前争斗的这些问题，引申到根本的土地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争斗口号，便是停止争斗；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自然是没有左派。减租减息等目前的争斗，在农民群众中，比解决土地问题更是迫切的要求，赞助这些要求的国民党左派之已经存在，比希望有一个赞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出现，更合于事实。因为想像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5）误解党的独立。我们的党之独立，是指独立的政治宣传和党的组织，而不是说在现时一切实际政治争斗都应该独立行动，不与国民党合作。有些同志这样解释党之独立，所以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而不必与国民党合作。北京、湖北的同志都有这种思想，尤其是在广东的同志，他们更加上否认左派之存在，自然会发生“我们当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与政府对抗……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C. P.与国民党的冲突”这种错误观念。这种离开国民党的左倾错〈误〉，和以前不想发展党的组织，几乎沉没在国民党中的右倾错误，对于党是同样的危险。（6）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在长沙，在武汉，我们都没有经过国民党把手工业工人店员和中小商人的关系弄好。尤其在武汉，有些手工业工人店员的过高要求，逼得中小商人和总商会合作反对工会。至于未能制止纠察队对于商人之胁迫和侮辱，更是万分不应该继续的现象。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四个危险倾向。
以上四个危险倾向汇合起来，随地随时都会使联合战线破裂。此时破裂之可能性已异常严重，我们急应努力进行以下各项挽救的策略：
（一）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帝国主义之新政策和商人之恐慌还在其次。我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之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
（二）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对内继续民主的统一争斗，即推翻都市中封建的军阀政权，推翻乡村中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政权之争斗；对外继续独立平等的争斗。在过去的经验，国民党每次得到一点军事胜利，便马上向敌人妥协而右倾，而失败，现在的右倾大部分也是为了要与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封建势力）谋妥协。要挽救其现在的右倾，惟有继续争斗，惟有督促其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继续向敌人争斗，才能挽救民众日益向左，武力政权日益向右之危险的现状。
（三）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有些同志主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应该集中，这是一个幻想。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与反动局面之促进必成为正比例，军事势力越集中，反动越大；集中越快，反动来的也越快；集中在谁手中，谁就先反动。这乃是国民党之党的威权不能制裁军事首领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民主主义不发达的国家的必然运命。
（四）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以前的宣传都集中在民族主义一方面，这种简单的宣传运动，每会为军事独裁者所利用。现在为抑制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向前进展及向右反动，必须开始作民主政治的宣传和运动。抽象的宣传民主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指出必须实现国民会议，省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城乡政权归人民，才是民主主义的政治之具体的表现。更须切实说明凡是民主主义的政府，必须向左站在民众方面，给民众以充分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之自由，而不能向右站在帝国主义、大商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方面压迫工农运动。尤须珍重说明，此时的农民运动，正是帮着民主主义的政府向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进攻，正是为〈民〉主主义的政府扫除其敌人，巩固政府的基础，而不是加害于政府。民主主义的政府不应该援助他自己的敌人（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压迫他自己的帮手（农民）。
（五）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的和国民党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的势力发展，使左派领袖获得群众，努力在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工人、店员、学生、小商人）的群众中发展左派的国民党组织，竭力援助左派达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胜利。这一政策我们从今天起即须开始工作。右派早已着手活动，派人到各地集合他们的势力，甚至于拉拢西山会议的分子、工贼及一切反动分子入党做他们的群众，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与左派竞争。第三次全国大会如果胜利从于右派，则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及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必更有大的变动，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
（六）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军事首领不任政府的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须在政府管理之下，以减少国民政府之军事独裁的性质与形式。
（七）确定我们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我们此时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非常困难，因为各地手工业工人及店员对于厂主店东之罢工，乃是小资产阶级当中的利益冲突，两方面都是民族的联合战线中所需要的，我们势不能偏袒那一方面，而又不能中立，我们只得采取下列政策：在消极方面，努力向店员工人解释，不便向厂主店东提出他们经济力限制以上的过高要求，更不可轻取罢工手段，尤其在日常生活品的商店（如米店，柴炭店，油盐杂货店等）；在积极方面，加紧联合战线的必要之宣传，工人援助商人对于苛税苛捐及市民自治的争斗，谋全市面的经济枯竭和金融恐慌之救济。只有这些方法，才多少可以和缓小资产阶级间的冲突，以巩固联合战线。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各国承认国民政府问题
国民政府与经纪政府赤的政府与反赤政府人民选择那一个？
自国民政府势力发展到长江以后，帝国主义的各国，遂不得不改变其以前武力的高压政策而为外交的和缓政策，以前是讨论如何用武力干涉中国的革命运动，现在是讨论在何时将怎样承认南方的革命政府即国民政府，他们的舆论固然有人大声疾呼的主张承认国民政府，即他们的外交当局也不能不把向来不置一顾的南方政府承认问题当做重要的问题来详加考虑了。
现在已经不是闭关时代，我们并不拒绝和任何国家通商往来，代表人民权力与利益的国民政府取得政权以后，当然还需要取得国际地位；因此，我们对于各国承认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任何国家能够承认国民政府，我们都一律欢迎，当然没有拒绝帝国主义的国家之承认这种蠢思想。并且，我们是革命党，便应该爽直的说老实话：我们的敌人，虽然昨天还把刀放在我们的颈脖上，他们如果今天放下刀来，拿笑脸或苦笑的脸同我们说和，我们仍然是欢迎的，就是报以不是致中国死命的让步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需要得到和平发展的机会。
不过我们对于各国承认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断然不可忘记了几个必要的原则：
（一）我们要决心由争斗得到各国承认，不可希望由妥协让步得到承认。
（二）我们要懂得各国承认只是获得政权的结果，万不可想靠各国承认来做获得政权的原因。
（三）我们固然希望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地位，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是获得独立的平等的国际地位，而不是获得和封建军阀政府同样的国际地位。
（四）我们要懂得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比各国承认更为重要。
只有由争斗才能得到让步，决不会由让步得到让步，我们让步了，已经没有争斗了，敌人还为什么要让步？各国为什么要考虑承认仍旧是赤色的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是因为民众反英运动普遍了南方，国民政府的力量又到了长江。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承认的决心呢？是因为北伐军还未到北京。这是“只有由争斗才能得到让步”一个注释。英国有好几个报都一致主张只有承认国民政府才能够和缓中英间的关系恶化，这是“只有由争斗才能得到让步”又一注释。若希望由妥协让步得到各国承认，不但毁坏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生命，并且在事实上是一个幻想，因为帝国主义者不相信国民政府将来能够比张作霖更听话。
有些革命性薄弱的党人，还抱着谬误的传统思想，以为各国一承认南方的革命政府，北方的军阀政府便自然倒了，所以不妨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以取得他们的承认，以取得中国的统一政权。这种不靠自己争斗而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取得政权的下流思想，在事实上固然是一个幻想，即令不是幻想，能够由他们这样的下流思想而成为事实，则南方革命政府所获得的国际地位，和北方军阀政府的国际地位还有什么不同？曹锟以应允临城案要求换得他的贿选政府之承认，段祺瑞以宣言“外崇国信”（即遵守不平等条约之意）换得他的执政政府之承认，革命的国民政府又何能走这条路！因为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便不能收回税权、法权及撤退驻华海陆军，我们决不能拿这个致我们死命的让步，即出卖国家的让步，去换得国民政府之承认。幸而国民政府的领袖们并未预备走这条路，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即决定对外方针，以不放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不损失国家独立平等地位为和蓝浦生谈判的原则（大意如此，惜议决案原文不在手边，未能具录）；蒋总司令对外宣言及和西报记者谈话，也是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态度和坚持收回税权、法权，将继续革命的争斗，以期获得中国之独立的平等的国际地位。《申报》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电：“英方要人消息，……将关税附加二点五，所有原来本税仍交存外国银行，缴付中央，此二点五附税作为各省政费，俾南北两方无偏枯，此事闻由蓝浦生吐露于陈友仁之前；陈谓南方立脚点重在主权，不重利益，苟自定关税，即收入不到二点五，亦所欣慰。蓝氏以南方口号与维持条约权利之列国见解，无论如何似不能相容，故在汉未能得谈判结果。现在陈友仁正与佐分别（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谈判中，预料南方决不肯抛弃关税、法权、废约等口号，故与日谈判亦必无结果等语。”
依据以上的事实，国民政府虽然被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称为赤色的政府，然而他的确是一个爱国政府，因为他不肯出卖国家换得各国承认。
我们再看反赤政府的对外态度是怎样呢？东方社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电：“张作霖拟令安国军吴外交处长向外交团表示下列各项意见：（一）组织巩固之政府；（二）外交取渐进主义；（三）遵守（不平等）条约规定之效力……；（四）承认对外债务；（五）反对赤化；（六）禁止反帝国主义运动及罢工宣传；（七）知赤化为全世界之公敌，请列国援助对赤之安国军。”张作霖这种对外露骨的表示，本是自从石敬塘〔瑭〕、张邦昌、吴三桂一直到曹锟、段祺瑞这一系卖国贼卖国求援的传统政策，与其说他是军阀政府、安国政府或反赤政府，不如说他是“经纪政府”，他的任务是出卖国家于帝国主义者之经纪。
把两个政府比较一下，人民选择那一个？承认赤的国民政府呢，还是承认反赤的经纪政府？国民政府虽然是赤的，然而他不肯因为要取得各国承认而抛弃收回关税、法权和废约等口号而卖国；经纪政府虽然是反赤的，然而他公然请求列国援助他的安国军，他遂不惜公然向东交民巷摇尾乞怜的包办保护不平等条约，包办禁止人民反帝国主义运动，这分明是卖国，绝对不是安国。人民选择那一个政府呢？
英、日两帝国主义者此时对中国的政策，乃是日本人所谓“两刀政策”，即是一面和缓南方政府，一面援助北方军阀。他们这种两刀政策中所包含的南北分裂意义，我们当然要反对。可是他们这种和缓南方政府的政策，已因南方政府不肯抛弃关税、法权、废约等口号而无结果；同时北方经纪政府高高挂起承揽包庇不平等条约和包办禁止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老招牌，正和蓝浦生所谓“维持条约权利之列国见解”的货色相投合；如此一来，帝国主义者也许要抛弃其两刀政策，仍旧采用一刀政策，仍旧极力援助北方的经纪政府向国民政府进攻。他们这种一刀政策也许成功，也许和以前援助柯尔恰克，援助但尼金，援助乌兰格尔，援助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同样的失败。
国民政府若因帝国主义者援助北方的经纪政府之进攻而失败，人民应该懂得这并不是国民政府对外政策之错误；人民应该感激国民政府是因为不肯学经纪政府出卖国家主权人民利益以换得各国之承认与援助而失败。
不平等条约不废除，关税不能自主，法权不收回，各国驻华海陆军不撤退，中国还成个什么国家，一切政治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那里会有一点希望？！爱国的国民政府，正因为不忍拿这些足致中国死命的让步而失去各国之承认与援助，中国人民便应该起来承认国民政府，援助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如果失败，全国统一在经纪政府之下，这不仅仅是什么国民政府自身的失败或国民党的失败，乃是中国全民族的失败！在军事上，在财政上，国民政府都正在很困难的境地，爱国的国民政府既不忍负人民，人民便不应该负国民政府呵！
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援助国民政府，并不是空口说白话，急须与以军事的财政的援助。军事的援助应该：（一）青年们喊出“到革命军中去”的口号；（二）城市及乡村人民都尽可能武装起来，铲除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以绝革命军后顾之忧；（三）有组织农民、工人、商人、学生群众发起大规模的“革命兵士慰劳捐”，募集大宗的金钱与用品，分配给革命的兵士，以助军需而壮士气。财政的援助应该：（一）在克服张作霖打倒经纪政府的战争中，我们不要拿地方利益来摇动国民政府中央的财政计划，我们要尽可能的为供给军事需要而牺牲（政府方面尤其是军事当局，当然不应说这样违反民主主义的横话）；（二）关于赋税之负担，不应该拿对待军阀政府的旧观念对待国民政府，即是只宜积极的监察用途，反对政府滥费，反对贪官污吏之中饱，而不宜消极的根本反对增加负担，尤其在克服反革命的战争中，更不能不忍痛增加负担。只广东一省人民已为北伐负担了五千万元，然而吴佩孚的兵队若到了广东，人民的负担与痛苦当然和十室十空的河南一样；张宗昌一到江苏，便要人民负担一千万元的军用票，每月由孙传芳付他的六十万元还在外；所以为革命战争而增加负担，乃是一般人民特别是资产阶级所必须忍受的痛苦。
人民如果认识国民政府和张作霖的经纪政府有所不同，即应起而承认国民政府，援助国民政府。拥兵五十余万的柯尔恰克，拥兵百万的但尼金，都曾得到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的援助，然而苏俄政府终以获得人民的承认与援助而战胜，张作霖的力量还远不及柯尔恰克与但尼金，国民政府若能努力获得人民的承认与援助，当然可以打倒张作霖及其经纪政府，到那时，各国承认不承认，便不成什么问题。我所以说“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比各国承认更为重要”。可是国民政府要想获得人民的承认与援助，也不是空口说白话可以办到的，必须尊重人民的权利，必须使人民知道不是为政府或个人挥霍而增加人民负担，然后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承认与援助。
谁杀了谁？
英国兵在中国杀人已成了家常便饭！前年在上海杀人，在广州杀人，去年在万县杀人，今年才开始又在汉口杀人，在九江杀人了！并且他们杀人，不是由于群众的暴动与误杀，乃是由他们国家的巡捕头司令官故意下令开放枪炮轰杀的！即依据他们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平等条约，不知何约载有“即非两国开战时英国的军警长官有任意下令开放枪炮轰杀中国市民的权利”这样的条文？
汉口的英租界“一三”事变，九江英租界“一六”事变，都分明是英国兵杀了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杀了英国兵，英国兵在九江杀中国人的时候，英国兵舰还从旁发炮示威，这是何等横暴的事变，然而伦敦的英国报纸竟称赞英国水兵能够忍耐，上海、天津的英国报纸竟大叫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受了危险，英国政府竟大派其炮舰来中国示威，英国驻华参赞竟到汉口拟向国民政府要求英国人生命财产的保障，反了反了，这竟和寻常刑事冤案一样：杀人凶犯无罪而尸主反来有罪了，真是反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需造一句谣言，上海的《时事新报》向来是不赞助国民政府与民众暴动的，现在只要看十一日该报的汉口通信和九江通信，便知道此次事变的真相了。兹照录该报通信于下：
“汉口事件”之原原本本
汉口英国水兵以刺刀刺杀华人多名一案，略情已见本报，现已成中英间之轩然大波，兹再纪其详情于下：
▲肇祸之真相 十六年一月一日二日三日，为武汉各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之期，党部及中央政治学校宣传员，为使各界明瞭庆祝意义，特组织演讲队到各重要地方演讲。前日（三日）下午三时，有宣传数人在一码头江汉关前面中英交界之空场演讲，听众颇多，宣传队派有专人照顾，秩序井然，不料英租界当局认此为挑衅机会，急调大批武装水兵登岸，挖掘战壕，架机关枪十余架，俨然向赤手空拳之听讲民众，取作战之形势。听讲民众，训练有素，不为所动，英兵乃蜂拥上前，实行驱逐。群众知其有意挑衅，乃向华界退却，英兵复大队冲入华界，将刺刀向人群中乱戳，当将海员工会会员某腹部洞穿，立时毙命，又有码头工会会员李大生腹被刺，大肠随刀拖出，血流遍地，命在旦夕，市民方汉山，腰部刺入甚深，亦有性命危险，其余商工各界听众被刺刀枪托杀伤打伤手足及面部者，总计在三十人以上。群众睹此惨状，异常愤激，无不愿以赤手空拳与英水兵决一死战，其时幸经国民政府代表徐谦、蒋作宾，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李国暄、宛希俨，汉口市公安局长张笃伦等赶到，向民众宣示对付办法，力劝民众暂忍一时之气，免受更大牺牲，群众深为谅解，渐次散去，一幕惨剧，始告终局云。
▲公安局之报告 为呈报事，昨日下午二时，据职局警察第六署长戴维夏电话报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一码头中英交界地方演讲，民众聚集静听，秩序井然，乃英人无故调多数水兵登陆，密排武器示威，并干涉演讲，听讲民众，置之不理，讵英兵胆敢以刺刀杀伤数人，徒手民众，因无力抵抗，请派警保护等语。局长比即派督察长饶仁华率领保安队驰往救护，并由电话通知武汉卫戍司令部及前敌总指挥部，速派队前往，协同维护。旋据第六署署长戴维夏呈报，英兵以刺刀刺伤民众祝香山、方汉山、李大生等，并呈缴英兵马枪一枝，上冠刺刀，血迹甚多，随带同王庚书及受伤人祝香山到局；询据王庚书供称，适才经过该地一见英兵持枪刺伤数人，经众将枪夺下等语；复据保安队队长段海山侦缉队队长李清澄报称，英兵又刺伤张义贵、明宿生等前来；局长并亲履该地与英人交涉，撤退英兵，令勿开枪激变，并劝导民众，静候政府处理，幸双方允可，局长以事关外交，即亲赴南洋公司联席会议，报告经过情形；去后，接据督察长饶仁华报称，局长离开该地后，英兵又刺伤一人，不知姓名各等情；据此查此次英兵无故登陆，刺杀民众，幸未酿成巨变，嗣经局长交涉妥后，复以刺刀伤人，实属野蛮已极，除将枪刀存局待缴外，理合将英兵肇事情形，及已查明之受伤民众姓名，缮单呈祈鉴核，恳向英领严重交涉，以重国权，而张公道。谨呈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
▲各界紧急会议 惨案发生之后，武汉各界民众，悲愤异常，当晚即各分途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付，汉口特别市党部为集中各方意见，更于前晚发出十万火急通告，召集武汉农、工、商、学各团体代表，于昨午十一时在汉口总商会开紧急会议，讨论办法，于是各界代表到者极为踊跃，计有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全省商联会，汉口武昌总商会，汉口商民协会，全省总工会，全省农民协会，全省学联会，全省妇女协会，汉口学联会，汉口妇女协会等二百余团体，代表五百余人，十一时三十分开会，由市党部代表李国暄主席，秦君侠记录。兹将其议决之重要事项，条列如下：（一）向政府之具体要求，代表大会一致议决，对于此次惨案，决要求政府向英领事提出八个条件，限英领事于七十二小时以内答复。一、立即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二、英政府须负赔偿此次同胞死伤之损失。三、英政府须立将肇祸凶手交中央政府依法惩办。四、英政府须立即撤退驻汉英舰及英界之沙包电网等作战物。五、英政府须向国民政府道歉。六、英租界内华人须有集会、结社、游行、演讲之绝对自由。七、英界巡捕及义勇队须一律解除武装。八、英租界须由中政府派军警管理。以上八条件，如英领事在七十二小时内无圆满答复，则请玫府正式通知英领事，以后如再有何种不幸之事发生，应由英国政府完全负责，同时代表大会为求避免以后再有此类惨案发生，更须要求政府自动办理下列各项：（一）立即收回英国租界。（二）立即收回海关。（三）立即取消英轮在中国之内地航行权。（四）立即撤销英人在华领事裁判权。（五）如英领事对于国民政府所提之条件不能接受时，民众决自动封锁英租界，实行对英总罢工。（六）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由总商会通告，严禁买卖英货。（七）五日下午二时在济生三马路，召集市民示威大会，追悼死难同胞，讨论对英办法。（八）通电全国全世界宣布惨案真相。（九）组织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当推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总工会，全省商联会，汉口总商会，武昌总商会，省农协会，省学联会，省妇女协会，汉商协会，汉阳商会各团联合会，律师公会，新闻界联合会，农工商学联合会等十五团体代表为委员，并即推此十五团体代表，立刻将联席会向政府所提出之条件，口头向政府陈述，以备采纳，旋即散会。
▲当局之办法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自接得各方关于此次惨案之报告后，异常愤激，当于前晚发出紧急公告，宣示民众，原文如下：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闻英水兵行凶之事，我同胞一人被杀，数人被伤，政府同人，不胜愤激，政府必当采取适当方法，保护人民，在二十四小时内，当可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惨剧发生，及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希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政府一经决定办法，立即通知人民，于一月四日下午后七时在新市场正式宣布，特此公告。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
昨日下午七时，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蒋作宾等复在新市场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宣布政府对于此次惨案之态度和办法，大致略谓，中央临时联席会议昨晚开会时，对于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所提出之八项条件，决定全部接收，且有先已由外交部分别进行者，故此次之对英交涉，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同时昨晚会议中决定令卫戍司令部派精良军队入驻英界，维持秩序，保护安全，此项命令，已于昨晚实行，最后并勉励民众整齐步骤，维持秩序，共争最后之胜利云云。
新市场大会散后，政府委员又召集各团体代表在南洋大楼开联席会，徐谦主席，由外交部秘书吴之椿，中央党部代表陈群，先后报告交涉经过及派兵驻防英界情形，大致可分二点：（一）外交部对于此案，前晚即已提出口头抗议，限其立刻撤退水兵及义勇队，英领旋于今晨答复，完全照办，并允许中国军警入驻英界。（二）昨日政府已派军队三连入英界，驻英巡捕房后堆栈内，今日决再加派一连前往，营长一人，党代表（陈群）一人，驻英捕房办公。所有在英界之中国兵士，均受党代表之指挥，党代表则受外交部之指挥云。（一月五日）
九江工人与英兵冲突记
枪伤工人一名
外舰发炮示威
国闻社九江通信云：记者本日由南昌赴九江，至九江已钟鸣四下，街市商店，完全关闭，行人往来，如怒潮汹涌，兵士皆荷枪实弹，巡逡綦严。记者睹此情况，甚为惊讶，及过租界，见栅栏门已封锁，门外军警密布，断绝交通，心知系与租界发生交涉。在旅馆安顿行李后，特出外访询，得悉在一小时前，有一工人，为外人用手枪击伤，工人群起救护，遂与外兵冲突，外舰从旁发炮示威，共发二响，因未实弹，尚未演成若何惨剧。驻浔军警，闻风一齐出队弹压，商民亦大动公愤，相与罢市，以谋应付。九江军政当局，除向外领提出抗议外，并电南昌国民军总司令部，严重交涉。（一月六日）
七日九江续信云：九江工人，被外兵击伤，兹经确实调查受伤工人，为伍宜山，已送医院医治，因当时情形混乱究竟此外有无死伤，尚无从明晰。
又十一日上海《商报》载国闻社汉口通信云：查一三案之受伤者之姓名籍贯伤情如下：李大生，鄂城人，年三十二岁，现充吉田洋行打包工，腹伤甚重，因肠出，已经天主堂剖诊；明宿庭，住济生堂后，肠出，入医院，苦力；祝香山，孝感人，住三新街，头伤；张义贵，黄冈人，住三新街，头伤；方汉三，黄陂人，年十岁，头伤。
此次汉口九江事变中，被英国兵杀伤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明明白白的有：海员某、李大生、方汉山（即方汉三）、张义贵、明宿生（即明宿庭）、祝香山、不知姓名一人、伍宜山等八人，而英人被杀伤的是谁？究竟是谁杀了谁？究竟是谁人的生命受了危险？中国人因杀了两个外国教师而失去胶州湾、青岛，现在英国人因杀伤了八个中国市民而退还本应该退还的汉口、九江英租界，丝毫不足为奇。若是中国人在汉口、九江杀伤了八个英国人，试问英国是怎样的态度？或者英国人要说：你们中国人是贱种，杀伤几个不算什么。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
我们再看英国在此次事变前后对中国的态度是怎样。在事变前，驻北京英代办的提案，表面上似乎是采取和缓政策，其实是一面以二五附加税根本拒绝中国收回海关，一面以二五附加税的百分之八十供给张、孙两军阀对南战争。我们复不能忘记在一三惨杀案一周前的“团风事件”，即是英国亚细亚商轮“福光号”在团风地方故意撞沉华轮“神电号”，淹死四百多人；此案交涉尚无结果，又故意在武汉市民庆祝国民政府迁移的盛典中，施行屠杀，这就是英国承认国民政府之表示。
“一三”惨案以后英国的态度是：（一）运动法、美、日本各帝国主义者一致对待中国；（二）大调军舰到汉口示威（见前文摘录《大陆报》所载消息）；（三）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布告，禁止一切含有政治性质之集会游行讲演。
帝国主义者一向把租界当做他们的领土，是不轻易放弃的，他们在租界内剥夺中国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戕害中国人的生命，一向任意行之；租界一天不收回，驻华海陆军一天不撤退，中国人被屠杀的事是不能免的。
上海五卅惨案，不是上海人一部分的事；广州沙基惨杀案，不是广东人一部分的事；万县惨案，不是四川人一部分的事，现在的汉口、九江惨杀案，也不是汉口人九江人一部分的事；从前年“五卅”到今年“一三”，都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全民族的暴行与侮辱，全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对英反抗，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男女老幼一律不为英人服役做工，非到收回英租界，永远撤退英国驻华海陆军，收回海关不止！
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
中国革命运动
今天（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是列宁逝世之第三周年，在这第三周年纪念中，令我们回想到“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这句话。这句话是列宁所作一篇短文的题目，在现在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中看起来，非常有意义；列宁自己也曾说：“在这题目的几个字里却含有苦的真理”。
列宁在这篇短文里说：“在文明的先进的欧洲，有极发展的技术，有极丰富的各方面的文化及宪法；现在却到了一种历史的时期，使资产阶级因惧怕那渐渐增长和巩固的无产阶级，不得不拥护一切落后的死了的中世纪遗物，停滞不前进的资产阶级与一切停滞不前进的势力联合起来，以保存那动摇不定的雇佣奴隶制度。在先进的欧洲，是拥护一切落后的东西的资产阶级在那里横行。……也许还可以举一个比较显著的例来证明欧洲资产阶级之腐败，如为了财政的分割及资本家利益的关系，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亚洲各处现在都发生了德谟克拉西运动，并且日见扩大，日见巩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与人民携手去反抗黑暗势力。”
列宁的意思是说欧洲本来是先进的，欧洲的资产阶级在以前反抗封建贵族做德谟克拉西运动的时候也是革命的，可是现在他们因为对内要压迫无产阶级之兴起，对外要剥削殖民地，便不惜联合国内外封建的黑暗势力而反革命，而落后了；亚洲本来是落后的，可是现在他们居然能够起来做德谟克拉西运动，而反抗封建的黑暗势力，而革命，而先进了。
列宁这篇短文，做在去今十四年，即一九一三年五月，正是民国二年三月宋教仁被刺，四月二千五百万镑英金大借款成立之后，列宁此文中所称“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正是指英、俄、德、法、日五个帝国主义的银行团借款给袁世凯压迫国民党这件事。
列宁若到现在还活着，眼见法西斯的组织遍于欧洲各国，而且在好几个国家取得了政权，眼见欧洲各国的人在中国收买或暗示一切反动分子做反赤运动，眼见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力助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黑暗势力向国民政府国民军进攻，眼见英国兵在上海、在广州、在万县、在汉口、在九江继续不断的屠杀中国市民；同时也眼见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及革命的军队均百折不回的向黑暗势力反抗，全国中德谟克拉西运动的高潮，比之十四年前，更是扩大而巩固，列宁不但更要自信“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这句话是对的，而且要喊出“黑暗的欧洲与革命的中国”了。
“革命的中国！”“革命的中国！”列宁若到现在还活着，必然这样欢呼。可是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在革命的中国，是否也会走到一种历史的时期，使革命势力中一班有落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意识者，一方面因惧怕工农阶级及其政党的势力渐渐增长，一方面为帝国主义和国内黑暗势力投机分子和平空气所诱惑，遂至回头和国内外黑暗、反动、右倾、一切不前进的势力联合起来，向前进的工农群众进攻，在赤的营垒内响应外面的反赤运动，以回复到不革命的中国，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国？
这一问题，我们现在还很难回答，因为两方面都有可能。中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已经显现出两个不同的趋势：（一）武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结合，打倒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当然说不上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政府），力图国民经济生活之发展；（二）武力与反革命的大商、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懦弱妥协的资产阶级结合，和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调和，在政治上建立压迫工农群众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在经济上输入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第一个趋势将以完成革命的中国，第二个趋势将以造成反革命的中国。依照国民政府的现状及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前进，则可实现前者；国民政府及国民党若把右派的势力与友谊看得比党纲政纲及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还宝重，若把工农势力看得比右派势力更可虑，若不能断然制止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上海大会一贯到底的右派思想与政策在党内日渐得势，这些党内的右派势力，会和党外的一切黑暗反动派离散削弱南方革命势力联结起来，危害革命之前进，而实现后者。
冯自由、马素、彭养光等所领导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自始即反对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三个革命政策，安福政府称他们为稳健派，打算牢笼他们以消灭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幸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很一致的坚决的和这班右派决裂，才保存了国民党的政治生命，虽然中山先生逝世了。从西山会议到上海大会，这些右派在组织上虽然不和同志俱乐部是一事，在思想上却接受了他们的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三个政策。左派领袖们对于西山会议、上海大会的右派行动虽然不赞成，虽然说他们是反革命的，至少也说他们是不革命的，虽然尤其反对他们单另组织是叛党；然而一部分人却已渐渐接受了西山会议、上海大会的思想和政策：以为不联俄也可以革命；以为反共反赤不是反国民党；以为西山会议分子究竟比共派还是真国民党，究竟是一家人，宁可联合他们以反共；限制工农运动的呼声也渐渐到处都听见；因此我们可以说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上海大会这些右派分子在组织的运动上虽然失败了，在思想和政策的运动上却是胜利了。国民党左派或者还未曾感觉着这样，而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却已经感觉着了：帝国主义者说：“如果国民党稳健派得势，于我们并无什么危险。”奉系军阀和安福系都说：“国民党倘能排除赤的分子，孙文主义可以容纳。”又说：“与俄断绝关系，鲍罗庭以下均须放逐，蒋介石倘能接受此警告，当与其妥协提携，商讨对内对外政策。”又说：“对党军只反对俄化，此外可商。”上海的买办阶级说：“国民党虽讨厌，然可作为反对共产党之用。”国民党领袖们将如何选择？接受国内外黑暗反动派离散削弱南方革命势力的提议呢，还是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
我想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都不忍忘记了中山先生临终之言：“我死之后，我们政治的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今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当时段祺瑞对电通社记者说：“予与孙先生所统率之国民党，自应努力相为连络，国民党果以真正之直道而行，予无不愿提携从事，但如向共产各说之邪道而趋，则本人宿所反对也。”姚震也对东方社记者说：“孙氏既死，彼国民党者，鉴于由来之经过，即终不免于分裂，然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此时有与吾人握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当时日本的报纸也说：“以段氏为中心之和平统一，成功与否，胥视其能否与占多数于国民党之稳健派相提携为断。”现在，国民党很危险的试验时期又到了！所谓稳健派（自有中山先生革命运动以来，稳健派这个佳名，即是反对革命者之称），即是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之右倾分子，是否占多数于国民党，是否不受敌人软化而与之握手提携？这不独是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所关，并且中国革命前途是否会因此中遭顿挫！
或者有人说，我们虽然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我们仍然要革命：我们反俄，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反共，同时也反对黑暗反动势力；我们反工农运动，同时也反对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及万恶的资本家。这本是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者的老调，我们听惯了这一片欺人的鬼话，谁也不能相信。即令他们不是欺人的话而真是这样想，也是一个大笑话，试问有没有不分敌军友军一概用机关枪扫射这样滑稽的革命战术？并且在事实上，反俄即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共即是帮助了黑暗反动势力；反工农运动即是帮助了官僚、买办、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
中国社会，现在只有两种对抗的大势力：一方面是革命的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资产阶级乃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并且他们的力量和政治觉悟都还太弱，只能拉他们倾向革命，不能算在革命的势力之内（即最发展的上海资产阶级，一遇孙传芳的压迫，马上通告各界，声明“其向抱宗旨，除关于商业切身利害外，其他各个言论概不预闻”，并且大登其“不与闻政治”的广告。有人询问蒋梦麟先生：什么是中国革命的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挺身参加革命争取政权？梦麟先生说：“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太弱，任何势力能够统一中国不妨害他们的发展，他们都赞成；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还是君主立宪。”梦麟先生这几句话，描写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深刻）。在这样状况之下，国民党右派若反对工农运动，其结果势必走到官僚、买办、地主、劣绅那边去；若当真对两边一齐反对，他自己便悬在空中，有何出路？
负有中国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是中山先生所留给中国一个至可宝贵的遗产。中山先生临终致苏俄遗书说：“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我们希望每个国民党同志，都要谨守中山先生的遗训，继续中山先生未竟之业，造成革命的中国，先进的中国；切勿效落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拥护一切落后的死了的中世纪遗物，结合一切黑暗反动势力，使中国仍旧是不革命的中国，落后的中国！
在今天列宁逝世第三周年纪念中，自然令我们联想到中山先生逝世第二周年也快到了；也自然令我们回想到列宁和中山先生对于中国革命之遗言。
英国帝国主义最近对中国进攻政策
自前年“五卅”事变以来，英国帝国主义者，他们自己屡屡单独的屠杀中国人，越屠杀越引起中国人的民族运动，他们便感觉着自己单独的屠杀中国人还不够，并且不便，于是极力鼓吹各国一致对华政策。不过屡次事变都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单独屠杀中国人这些太明白的事实，不能够引起各帝国主义对中国一致的愤怒。并且各帝国主义者不愿意专为英国效劳而引起中国民族感情对他们自己的损失，于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地位。到了万县屠杀事起，英海军的举动过于横暴了，帝国主义的英国内部在野党也觉得有点难为情，并且想利用这个机会攻倒敌党内阁，于是陷于孤立地位的英国帝国主义内最反动的保守党内阁，复陷于孤立地位。“一三”汉口屠杀事件发生，孤立的保守党内阁异常恐慌，乃采取很巧妙的策略：一面退让，使国民政府为他们暂时看守租界；一面到处大声呼号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危险，在华各国人的生命财产危险，想藉此造成第二次庚子（一九○○年）联军对华的局面，以挽救其孤立地位。
可是，帝国主义的英国反动的保守党政府，这种巧妙的政策，并未十分成功。因为被屠杀的只是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或其他国的人，杀人的仍旧是单独的英国，中国人的愤怒也仍旧集中在对英，美、法、日本虽然共同遣派海军防卫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而一般举动尚是慎重观望的态度，只是各国自保其在华权利，而不肯为英国特别效劳。尤其是日本，为了二五附加税问题，且和英国公然反目。
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极力鼓吹的各国一致对华政策仍然未能十分成功，其最近政策乃是：一面用硬的方法，大派海陆军来中国示威，又以二五附加税助张作霖、孙传芳向南进攻；一面用软的方法，诱惑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向他软化，以阻挠急进派的革命运动。
路透社十八日北京电很高兴的说：“奉队兵众械利……奉军自称，如实行进攻，一月内可复汉口。”
上海《新闻报》十九日伦敦电：“英政府派遣海陆战兵一千名，乘舰名徐伦特，于一星期内开往中国。”
路透社十八日伦敦电：“英公司船基芳斯号与基杜南号两艘，泊于桑浦顿已有数月，现从事布置，以便早日运兵往中国，闻基杜南号定于本月二十六日开行，基芳斯号二十九日出发。”
路透社十八日玛尔太电：“第一巡洋舰队，除无畏号外，将由波益尔少将统带驶往上海。”
路透社十八日伦敦电：“英国查桑濮莱茅及朴资茅之水兵一千人，已奉训令准备开往远东，大约一星期内可出发。十九日由玛尔太出发赴华之巡视，为佛罗比摄号、德里号、丹尼号、龙号四艘，其任务亦在保护英人在长江之权利。”
路透社十九日玛尔太电：“第一巡洋舰队，除无畏号外，今晨开往上海，港内英舰均向欢送，舰中兵士欢呼不已。”
路透社二十日玛尔太电：“医院船梅恩号，二十日左右偕炮船阿菲斯号、莱台葆特号赴华，将由驱逐舰华特勤号、华尔夫林号护送。”
路透社二十日伦敦电：“英船梅根狄克号现泊于利物浦，从事布置，以便改作装运水兵前往中国之运兵船。”
以上是英帝国主义者硬的进攻。
上海《字林报》说：“国民党内有温和派与极端派，是公开的事。极端派甚憾温和派掌握政府大权。……国民党中究将何派占胜利，关系于外人对于国民政府之态度，实在不小。”
英国某报说：“英人在汉口采行温和政策，此事固丧失可发生恨畏之威严，但也在国民党稳健分子中增进英人之声望。”
伦敦《每日电闻报》说：“显明之真相，为南政府已放出非其力量所能制之魔鬼，但可欣幸者，英政府现似已看透此中事矣。”
《晨邮报》说：“国民党受莫斯科之操纵……英国在列强中最无侵略中国土地之野心，俄国现驱粤人反抗英国，实欲置中国于其势力管辖之下。”
伦敦《泰晤士报》说：“英政府在汉口所取极和婉之态度，当可使粤政府表示其是否果真代表中国人士之思想，抑或别有他种势力为主动。”又说：“目下仍切望中国国家主义之代表能善用其智慧，乘机表示其政才，其选择全在彼等之手。”
路透社二十日汉口电说：“消息灵通各界既信陈友仁亦知排外风潮所酿成之局面，殊形危险，但无力与急进国民党为抗。陈虽屡图以外交手腕修正条约，而若辈则欲用激烈手段。”
以上是英帝国主义者软的进攻。
我们怎样抵御他的进攻呢？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并未打算现在即与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更不主张加害于任何外国的或个人私人机关（商店、工厂、教堂、医院、学校等），我们所反抗的，只帝国主义对于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制度及行为与其陆海军警察对于我们民众或个人之暴行。但今后无论何时，无论是何国陆海军或英国新派来之水兵，如果以枪炮屠杀吾人，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政府军队固不容袖手旁观，即徒手的民众亦不辞与之血肉相搏，以力争吾人之生存与自由。至于帝国主义的工具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等势力，乃是国民革命初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完全解除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的武装，也就是解决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雇佣的间接武装。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软的进攻，比硬的进攻更加厉害。可是国民党中最稳健最温和的分子如冯自由、马素、马君武等，早已被排除在国民党之外，已成为安国政府中的人物，现时国民党中即有比较稳健温和的分子，亦不出卖祖国于帝国主义者，至少亦不忍受中山先生素所愤恨的英国帝国主义者之软化，即令有少数分子如此，亦必不为党员群众所姑容。软化国民党中稳健温和分子之企图，香港政府对广东曾屡试屡败，我们希望国民党的领袖们和国民党党员群众，现时仍须十分警戒，庶几使英国帝国主义者最近软的进攻仍归失败！
谁践踏了谁？
——斥麦克唐纳尔
自汉口“一三”屠杀以来，英国帝国主义者反而大做其中国人加害于英人及各国人的生命财产之宣传，怎奈是英国水兵杀伤中国人的事实太明显了，美、法、日本各帝国主义的政府虽然取了共同防卫的态度，尚未完全接受英国的提议，像一九○○年一样对中国共同宣战；至于他们的舆论：美国的波拉，英国的孟却斯特派，都仍旧相当的表同情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英国的自由党，亦尚未积极的做反中国的宣传，惟有工人阶级的叛徒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首领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尔，竟露出他的真面目，和保守党取了一致的态度。据路透社十五日伦敦电，工党机关报《前进报》载前相麦克唐纳尔论汉口案一文，略谓：
此次外交家与水兵均能自制，得免偾事，令人极深钦佩。夫租界为前中国政府许吾人管理，我民托庇于条约所予之安全，乔寓其地，当局若悄然退出，实无理可原。吾人当结一约，谈判之际，宜取保安之寻常戒备。余意往事应加清理，盖时代已不同也。惟清理若听暴众为之，既无益于中国，亦无益于吾人；果尔，则冲突必难幸免，而吾人不能任咎。国民政府任令群众聚集汉口英租界之边界，难辞厥责、显而易见。余固主张租界应归中政府管理，惟群众激昂，是否即为此故？如为此故，曷为法、日租界皆安然无事？况英人退出租界后，界内墙上所贴之标语，非表示中国国民主义，直为仇英而已。吾人其被许和平清理乎？抑此践踏独施于吾人？余用和平二字，窃余望广州外交总长能善用之也云云。
世界的大工贼麦克唐纳尔，他居然对屠杀中国市民的英国水兵表示极深钦佩！他居然拥护帝国主义者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管理租界！他居然咀〔诅〕咒中国为民族自由而奋斗的民众为暴众！他居然斥责国民政府任令中国民众在中国地方集会之自由！他以为群众激昂只是仇英，而不是为了租界问题，不然何以日、法租界都安然无事；他装着好像不知道“一三”事件杀伤中国人的只有英国水兵而没有日、法等国人这个事实！他和全英国资产阶级的论调一样，以为租界可归中政府管理，但须用和平方法，这完全是欺骗手段。民国以来的外交那一时那一事不和平，而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怎样？在巴黎和会，在华盛顿会议，在国际联盟，北京政府代表那一次不是和平的提议与哀求，中国得到了什么？五卅运动前，各帝国主义者，对于他们自己在华盛顿会议中关于中国关税问题之（二）（三）两条决定（即是：“于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四个月以内，在上海组织改订委员会，决定实行照现行进口税率实行值百抽五，征收附税百分之二点五及奢侈品百分之五。”），忘记了没有？五卅后在北京召集的关税会议，是十分和平的，有了丝毫结果没有？前年在上海在广州屠杀中国人的凶手是英国人，去年在万县屠杀中国人的凶手也是英国人，此次“一三”汉口事变以来，也并没有一个英国人被杀伤，而中国人被英国水兵杀伤的，前几天我们知道有：海员某、李大生、方汉山（即方汉三）、张义贵、明宿生（明宿廷）、祝香山、不知姓名者一人、伍宣山等八人；现在我们又知道还有：夏兴发、韩奇生、萧中有、李海山、叶泽昆、许士希、朱太平等七人；并且十一日晚，又有英舰两只，开足马力，并驾上驶，在武穴浪沉货船数百只，溺毙商民无算。这样看来，到底是谁践踏了谁？
大工贼麦克唐纳尔，一面口头上说他也主张租界应归中政府管理，可是要和平清理，即是主张被压迫的民族不应该对压迫者起反抗；一面却坚决的拥护帝国主义者的条约租界等权利，为拥护这些权利，他却很不和平的主张冲突；这分明是欺骗政策！
这班工人阶级的叛徒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首领，在欧洲一向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现在他们又用同样的欺骗政策，帮助资本帝国主义者欺骗东方被压迫的民族。改良主义者在欧洲对工人说：你们不要革命，只有用和平方法和资产阶级协作，可以达到你们生活改良之目的；其结果，和缓了工人的革命运动，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权，被欺骗的工人阶级所得到的，不是生活改良，而只是加时减资饥寒与失业。同时，改良主义者对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也是说：你们不要革命，只有用和平方法，和统治者协作，他们可以帮助你们得到知识、幸福与自由；其结果，和缓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巩固了资本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权，被欺骗的东方民族所得到的，不是知识、幸福与自由，而只是无产、穷困、侮辱与屠杀。
这班巧于欺骗的改良主义者，常常巧于利用各种不同的口号与理论，以达他们唯一目的——拥护反革命与反对革命。当欧战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府争夺殖民地时，改良主义者便帮着资产阶级大喊其“保卫祖国”、“为民族利益而战”等口号，把国际主义抛在九霄云外；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发生时，例如五卅运动时，中国人要求各国人士援助，德国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却回答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不能赞助你们的民族运动。”
欺骗工人阶级的麦克唐纳尔，他就是这班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用和平这一口号欺骗工人阶级和欺骗东方民族，这本是他们出力报效资产阶级同一作用之二方面。当一九二四年麦克唐纳尔及其党徒掌握英国政权之时，他们的殖民大臣汤姆斯（亦第二国际派首领之一）曾向各殖民地代表演说：“请各销除阶级战争，勿发阶级议论。”同时，他们拒绝埃及和印度民族解放的要求，他们任令香港政府公然帮助商团背叛广州政府，任令英公使公然训令英领事致哀的美敦书于广州政府，声称如果政府攻击商团时，英军舰就要炮击广州；他们对待工人阶级和东方民族的政策，和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保守党内阁没有两样。
现在，麦克唐纳尔对于汉口“一三”屠杀事件的态度，仍旧和保守党没有两样，这本是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之本色。因此，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党人，都应该懂得反对阶级争斗、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是什么东西了；应该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阶级争斗与民族争斗、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关系了；应该懂得民族革命的好友是革命的第三国际而不是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了！
革命与民众
邓演达君说：“此时只是军事的胜利，尚未达到政治的胜利。”孙科君说：“从前的军队不能够与民众结合，不能够为民众的武力，所以会失败。……革命的势力就是民众，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看来，须要使农工及其他各界的民众完全了解革命的意义，然后国民革命才有成功之望。”这些真是革命领袖的说话！
怎样才是政治的胜利？必须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革命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起而拥护此胜利，帮助革命党革命军推翻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拥护此革命政权，这才是革命党之政治的胜利；并不是单靠军事的胜利，赶走敌人，占住政治机关，革命党做了官，便算政治的胜利。
怎样才能够使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决不是什么空口宣传主义可以收效的。民众所认识的是事实，所感觉的是切身问题，离开他们的切身问题，离开事实的主义，不会真能使他们相信；反之不兑现支票式的宣传，会使他们发生反感。只有由革命而给他们以切身的利益，他们才真能了解革命于他们有利益，他们才真能自动的为拥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拥护革命，不是为革命而拥护革命，更不是为革命党而拥护革命。
革命党是革命的民众之最急进的先锋，有时自不得不指导民众，革命的民众也自然有受革命党指导的必要，也自然有为革命而牺牲自身利益的必要；可是如若我们革命党侈然自大的向民众说：尔等民众须受本党的指挥，由本党管理，尔等民众须为我们的革命牺牲你们的利益，则民众将不明白我们想干什么。拿这样的态度对待民众，如何能够得到民众！
至于有一班人，终日坐在书斋里，永远不肯屈尊到民众中去而与民众为伍，不懂得民众的疾苦是些什么，反而大喊“工会是流氓”、“农会里有土匪”、“我们党人是坐轿的农民是抬轿的”这类怪话。这样的大人先生们如果想得到民众，更是等于想坐火车到日本去。
就是能够屈尊接近民众的人们，若是用得着时便极力拉拢民众，用不着时便说一声再会；或者是以为对民众的态度在朝时应和在野的不同；这种人虽然能欺骗民众于一时，到了他们的真面目显露于民众之前，自然要失去民众，并且永远失去民众，因为民众只能够被欺骗一次。
真正的革命主义者，对于实际所许可的固然不肯轻让一步，同时对于实际所不许可的也不愿意乱进一步，民众若有时超过实际可能的幻想，领导民众的革命党便应该努力向民众解释，领导他们从幻想的迷途与危险阵地到能够实际争斗的战场，民众所需要的是这样知己知彼、知进知退、能争善战的先锋，而不是跟着民众后面乱跑的尾巴主义者。因此，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不分在野在朝，对民众应该取这样真诚的态度，并不是在野时便可以故意向左一点，任意发出些不负责任的支票以取悦民众；一旦在朝便向右转，另摆出一副面孔，以前发出的支票一概不兑现或者大打其折扣。所以革命党应该始终以民众的真实利益为前提，万分不应该以自己在朝在野为前提，致前后易其态度，或者是一个党分在朝在野两样态度，一个党前后两样态度或同时两样态度，无非都是欺骗民众，欺骗民众者终于不能得到民众。
古代帝王欲得民心尚须行点什么仁政，况在现今民主主义时代，想得到民众，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须屈尊到民众中去（不可坐在书斋里骂工会是流氓、骂农民是土匪）；第二须与民众为伍利害与共（不可疑惧民众运动的高潮会危害他的政权）；第三须始终一致为民众利益奋斗（不可取在朝在野不同的态度）。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自然不得不需要现成的武力；可是现成的武力若不与民众结合，不得到民众的拥护，也不能够成功一种革命的武力，并且这种离开民众的武力，很容易走到反革命，不会成就革命，即或勉强一时获得军事的胜利，也终于不能保此胜利。所以，“武力与民众结合”真是中山先生留给我们不可磨灭的革命铁律！
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国民军的军队实力强过北伐军，然而前者因为是单独的军事行动在北方失败了，后者因有南方广大的民众运动为声援，帝国主义者至今不敢轻于直接压迫。一九一一年（辛亥年）中国的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军事上都算是革命成功，然而俄国的革命给了工人农民的政权，给了工人农民的土地与自由，因此得了工农广大的民众之拥护与援助，克服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不但得了军事的胜利，而且达到了政治的胜利，因此才能够保住了革命的胜利以至于今。反之中国的辛亥革命，固然未曾想到工人农民这群下等人在革命中会有什么作用，即当时全国上等绅商所奔走呼号的权利收回（铁路、矿山等），革命党人亦以苟安在“不侵犯外人权利以免多自树敌”的理论之下忽视了，中山先生提了一提“平均地权”，右派党人便群起堵住他的嘴，说他发疯了；因此，以袁世凯为中心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看清了孤军独战的革命党没有一点民众的后援，他们才敢于乘虚进攻，一面拿金钱官位软化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党中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一面以“和平”、“统一”等口号束缚了革命党一切活动，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根本取消革命党的组织，其结果革命军队和国民党一概被袁世凯解散了，辛亥革命的军事胜利成了南柯一梦！
现在革命军和民众的关系是怎样？北伐军确是遵守中山先生“武力与民众结合”的教训而获得胜利了。可是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九江、南昌的军事胜利以后，革命军和民众的关系渐渐有了一点危险倾向。
我们还未曾听到革命政府有正式压迫民众的举动，除了广东；我们并且知道革命政府现在还做了些帮助民众运动的事，尤其是在湖南、湖北。可是同时，反工农运动之声，到处都可以听到，尤其是在一些军事当局中和财政当局中。在右派分子中更不用说，因为反工农运动本是他们的三大政纲之一。工农本是最受压迫的民众，现在虽然稍稍动了一动，并未曾翻过身来，更说不上抬起头来，便有人大喊“工农运动太过火了”。并且有人以为现在的工人、农民是强者，资本家、地主是弱者；又说什么工农是压迫阶级，资本家、地主是被压迫阶级。这好像外国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中国人动了外国人一根毫毛，便有人大喊野蛮；又好像满洲皇帝屠杀过无数汉人和革命党，革命党人杀几个满洲人或者是取消几条优待清室条件，便有人大喊暴民专制；都同样是世上不平的事！
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我们的兵士也要学步了，我们也要代兵士说话了；有人说：工农运动开罪于资本家、地主，我们的财政因此陷于困难；更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民众这样做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使我们外交陷于困难。这都是反革命的倾向！
在广东，民团、劣绅和县长、驻防军勾结起来摧残农会屠杀农民的事，近来更加厉害（参看一八三期本报广州通信）；在解决工商纠纷条例中，居然有了“仲裁委员会之判决绝对有效由政府强制执行”的规定，实质上即是绝对禁止罢工；甚至于农工商学联合会也阴受阻碍，连汉案对英示威大会也被明令制止了！
在湖北，“革命军可敬，革命党可杀”、“工人运动太放任了，非管理不可”这类怪话都放出来了！
同时，在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方面，“可与国民党中的稳健分子温和派合作”的空气，也放出来了！
情形颇和辛亥革命胜利后相似，这是何等的危险倾向！
欲援救此断送革命之右倾的危险，欲保持革命的胜利，欲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只有继续遵守中山先生所留下的革命铁律：“武力与民众结合。”
稳健之孙文主义！
电通社廿七日东京电：“中国南北妥协之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常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以稳健之孙文主义，实现大同团结。”帝国主义及奉天军阀，又要抄袭段祺瑞软化国民党稳健派的老调了！孙文主义是不是稳健的呢？大叫“真正孙文主义信徒团结起来！”的人们，现在必须在行动上答复这个问题！
“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
“二七”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和军阀血战之第一幕。四年前的今日，中国铁路工人的赤血洒遍了沿京汉路二千余里；血战四年后的今日，在我们的战士我们的领袖施洋、林祥谦等流血地——汉口，才有了公开的盛大的纪念会。这些艰难困苦在我们工人阶级血战史上，都有重大意义，我们不可忽视了！
京汉工友同志们！我们今年的“二七”纪念会，固然是快慰的纪念，更应该是苦痛的纪念。不但纪念过去的苦痛，并且要纪念现在的苦痛。四年前的今日，沿京汉路的工友，都在流血、被捕、失业、恐怖的惨败中，并且这种惨败的空气笼罩了全国各路的工友们，这种惨败苦痛的历史，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三年前的今日，正是惨杀工人的罪魁曹锟、吴佩孚得意之时，铁路工人更为他们所疾视，更受着严重的压迫。二年前的今日，虽当国民军胜利之后，在郑州召集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而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汉口，当时尚在吴、萧统治之下，京汉全路工会尚不能有统一的组织。去年今日，正当奉、直联合向国民军进攻之时，亦是吴佩孚势力复兴之时，同时也是各路工人起来再和奉、直军阀决斗之时，奉、直军战胜国民军，各路工人又回复到严重的压迫之下，京汉工人被吴佩孚第二次屠杀。今年今日，又是怎样呢？京汉南段、粤汉北段的工友固然得着一点自由，尤其是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汉口，已赶走吴佩孚，工会已得着组织及集会的自由，已能够开大会纪念四年前我们的死者，固然是我们很快慰的事。可是除此以外，吴佩孚仍旧在郑州屠杀工友，其余各路都全部归到奉张、鲁张、苏孙这些军阀严重压迫之下，工友们处在以前所未有的普遍的严重压迫中，又加以交通系种种阴谋破坏，连秘密的工会都不易存在了。可以说铁路工友们现在的苦痛，比过去的苦痛更加沉重了！
铁路工友们！你们占住了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机关，各派军阀军事运输的生命操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在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中有无上威力；可是，军阀们也正因此对于你们的压迫，一刻也不能放松。你们对于军阀的战斗，是最有价值的战斗，而也是最艰苦的战斗。
你们的战斗机关——工会，是不能希望在军阀统治之下可以公开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秘密组织，目前非常必要；因为若无任何组织，便无法集中你们的战斗力，便只有任军阀践踏，你们能忍受吗？
最能够破坏你们秘密组织的，还不是军阀，而是交通系的局长员司。没有局长员司的告密与画策，军阀还不能够知道工人的内容；没有局长员司的勾引与护庇，工贼也不敢公然横行；因此，交通系的局长员司始终是你们最切近的死敌！
反革命的交通系局长员司，他们不但在反动势力之下帮助军阀压迫你们；并且在革命势力之下，即如在国民军、国民政府之下他们也可以利用各种机会，想出各种阴谋，挑拨工人与政府间的感情冲突，无论是工人打击了政府，或是政府打击了工人，都是他们得意的事。
铁路工友们！你们对于最切近的死敌——交通系的局长员司，必须和对军阀同样的战斗，因为他们是军阀们最有力而且是最阴险狠毒的帮手。在国民政府、国民军统治之下，你们更须要求参加铁路管理权，不但要肃清交通系，并且要肃清败坏路政的一切贪官污吏，这是我们铁路工人应有的权利与义务。
全国各路的工友同志们！此时你们最切要的口号是：（一）发起秘密组织；（二）破坏军阀的战斗力；（三）肃清交通系。
赤的运动与中国外交
“民众革命潮高涨起来，便用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来和缓一下；民众运动一低落，口惠马上变成假支票。”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付殖民地半殖民地惯用的政策。
欧战后，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者发了一些不平之声，华盛顿会议遂在关税、法权上给了中国一点小小的口惠；然而华盛顿会议刚闭幕，他们便一概忘了。到了五卅运动，帝国主义者才把华盛顿会议所允许的小小口惠想起来了，才重新把这小小的口惠来和缓中国的民气；迨民气被奉、直军阀镇压下去，所谓关税会议，所谓法权调查，都丝毫没有结果。现在又来了！汉口“一三”事变以来，在全中国反英运动高潮中，英国帝国主义者又提出准备交还租界、准备交还海关、准备撤废治外法权等口惠，以和缓中国的民气了。我们敢说现在的民气，若仍旧为北方讨赤的军阀和南方取缔过激运动（东方社五日汉口电已有此消息，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亦大书特书：“党政府严禁反英。”）的稳健派共同镇压下去，英国准备给我们的这些口惠，又必然终于是些口惠。英国人现在大叫中国国民党中稳健派和急进派不一致；又大叫和平的合法要求我们可以商量，若用暴力则我们不能屈服，这正是暗示稳健派出来为他们镇压反英的民气。只要反英的民气有人为他们镇压下去，和平的合法要求他们便易于对付了。
英外长张伯伦于一月二十九日在伯敏汉演说：“英国对华方针，自去岁关会开幕以前，即以改变当时英国惟一之愿望……并已准备抛弃其特权……吾人早经感觉有修约之必要，并希望中国统一政府早日成立，俾能开始修约交涉。……中国对于修约要求之原因有三端：（一）因外人领事裁判权；（二）关税束缚；（三）租界制度。英国对于上举三端，均愿予以变更。……但上述提议，不能使其立生效力，因中国尚在内乱之中。……吾人准备援助陈友仁及任何派之政治家，以政治家妥协之态度，解决一切悬案。”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张伯伦了：我们早已知道你们英国帝国主义者，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时刻准备抛弃特权，时刻准备修约，只可惜八十年来中国始终不曾有统一政府，年长日久，使你们的惟一愿望不觉忘了，只增加了好几次任意屠杀中国人的特权，更增加了辛丑条约，直到今日中国国民运动高涨起来，才将你们心中多年准备而又忘了的惟一愿望提醒了。可是此时中国尚在内乱之中，还没有统一政府，你们多年准备的好东西，仍然是不便拿出来；你们也知道仍然不便拿出来，所以要派海陆大军护送到中国。你们并且知道你们准备的这些好东西会号召出来许多妥协的政治家和妥协的在野名流，一有了这些妥协的政治家与在野名流，你们准备送来的好东西，又不得不从半路上在印度洋乘原船送回伦敦，只好候梁启超所谓“片面的革命行动”高涨时再准备送来。那时候，在野名流梁启超所预备的“我们愿意用国际惯例上正当手续和双方最友谊最谅解的精神作平和的修改”这一桌欢迎酒席，只落得贵客不赏脸而大为扫兴！
梁启超所谓“聪明的英国人”，当然懂得这个；可是愚蠢的梁启超，至死也不会懂得这个，他实在不愿意懂得这个。
事实先生告诉我们：英国每次口中说：准备要送中国的一些好东西，都是因为中国有了“片面的革命行动”，都不是因为有了正当的手续和友谊的精神；采用正当手续和友谊精神的和平谈判而停止革命行动，反而只有使帝国主义者收回去他们口中所说准备要送我们的东西，去年北京的关税会议就是一例。
我们并不拒绝谈判，可是停止革命行动或减少革命行动，而希望友谊的和平谈判得点什么，便是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其结果必一无所得！国民政府必须懂得这个！必须懂得抑制民众革命行动而以和平面孔取悦于外人，本是北京军阀官僚政府的外交秘诀，我们十分不忍看见真有“党政府严禁反英”！
上海《时事新报》公弼先生历数香港罢工封锁、党军控制长江流域、排英口号几遍域内、南方联俄、共产主义博得若干国人之同情、打倒帝国主义最鲜明之旗帜，都是英国变更外交政策之由来；这是他懂得梁启超所不曾懂得的。
在赤的运动起来给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以前，中国的外交是怎样？北京政府以前敢涉想废约吗？可是现在居然能够宣告废止此约了。关税会议得着了什么？可是现在居然独断的征收二五附税了。以前他们不是视收回租界运动为过激吗？可是现在也居然提议收回租界了。他们以前不是把安格联当太上老祖看待吗？可是现在也居然下令免他的职了。这不是受了赤的运动之赐是什么？不有赤，他们焉有今日，然而他们不思报德，仍然要勾结帝国主义来讨赤，他们真是“食毛践土没有天良”！
什么是赤的运动之目标，我们敢公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人：以革命行动扫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机关，归诸国有；具体的说，即是：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自主权，取消庚子赔款及不正当的外债，取消外人之铁路、盐务、邮政管理权，没收外资的银行、矿山、铁路、航业、工厂及外人所购土地，归中国国有。必须这样，才算完成了民族革命。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外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与侵略。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建设独立的经济势力与文化。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始和一切平等相待的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合作。
谁不否认他是中国民族一分子，谁就应该拿出十分“赤忱”，加入这个赤的运动！
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
国家主义者说：“共产党……以为……帝国主义之国家有其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可以牵制其本国政府之行动……此种思想又何殊于梦呓。……英工党领袖、前相麦克唐纳尔在工党机关报《前进报》论汉口案一文。……共产党人读此言论，不知能醒其迷梦否？”
毫无世界知识的中国国家主义者，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现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已经到了什么状况，他们更不知道麦克唐纳尔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居何地位，一见麦氏反动的言论，他们便大喊其各国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是共产党的梦呓。果然是梦呓么？请看下列事实。
电通社五日东京电：日本之劳动农民党发表对华声明书，将努力于国民政府之承认。
路透社六日伦敦电：英海军大臣白里志曼演说：工党在事不干己之中国内战中，择仇英之领袖而拥护之。
路透社六日伦敦电：英国全国工党联合行政会发起，在爱尔白特厅开要求对华和平之大会，到者甚众。
世界新闻社加拿大电：加拿大劳动党主席杜慕牟亚氏于一月二十六日声明：关于中国问题，加拿大劳动者愿与脱离被英国等榨取之中国为友，排斥英国之对华出兵，英国虽有劝诱加拿大出兵之形迹，而加拿大劳动党极力反对出兵云。本社六日北京电：据伦敦报告，柯克（Cook,英国矿工会书记）提议成立“勿侵犯中国会”，并开会讨论援助中国问题。又奥斯露消息，工人大会在该地举行，一致通过挪威工人与中国民族独立斗争休戚相关。又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生活》提议工人应为反对战争而奋斗，并在各城市成立“勿侵犯中国会”。
世界新闻社墨尔邦电：澳洲海员工会驻维多利亚分会已决定通告各会员，对于凡载兵或运军火至中国之船，一律罢工，不予驾驶。
国闻社七日汉口电：英工党复陈友仁电，极反对英舰来华。电通社七日北京电：据伦敦电告，苏格兰独立工党机关报《前进》唤起群众反对英国在华政策。又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发起几次大会，决议对英国之武力干涉中国提出严重抗议。路透社七日汉口电：陈友仁续接英国工党反对英国集兵中国之来电两通，一系伦敦全国工党联合行政会所发者，重行声明其已详于前电之态度，一系纽西伦惠灵吞工党发来者，赞同英国工党之地位。
电通社九日北京电：伦敦消息，上周内英伦工人举行百数十次大会，提出“和平对待中国”之口号，兰斯勃利（工党重要首领之一）在伦敦工人大会上宣称：“中国向英国无从让步，乃当然事；反之，中国则应向英国要求补赎其历年在华所作之罪案。”
路透社九日伦敦电：工党修正致英皇之答词，明日将由特莱夫良在下院提出，该修正文惋惜政府应付中国形势之迟缓，并指陈派兵远东之失望，谓不仅增在华各处英人之危险，且妨碍以爽直承认中国国家独立为根据与中国人民谋取平等与永久友好的谅解之进行，请下院促成立即之变计，而召回已在途开赴中国之军队。
这些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共产党所认为“帝国主义之国家有其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可以牵制其本国政府之行动”，这件事并非梦呓；反而可以证明国家主义者认为各国工人都应爱其祖国，不能希望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这才是梦呓。
国家主义者见了上述的这些事实，或者要大骂加拿大工人、澳洲工人、纽西伦工人、苏格兰工人、英伦工人、英国工党，尤其是英国共产党不爱祖国！可是他们如果也要爱祖国，便不能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了，中国国家主义者到底希望他们怎样？
英国若是一个被压迫的国家像中国这样，我们知道英国工人必不能躲在“工人无祖国”的名义之下，一任外国帝国主义宰制而不起来反抗，必不能像中国国家主义者那样提倡容忍。正因为英国也是一个侵略别人之帝国主义的国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要不分国界的打破整个的帝国主义，所以英国工人遂不能站在“爱祖国”的名义之下，帮助本国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因要打破整个的帝国主义，所以自然而然的要同情于任何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因此形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在此世界革命运动中，一边是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边是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因此形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及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当然不能和本国的及世界的无产阶级合作）之间相互的同情与援助；因此形成了每个国家的各种革命都是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之一部分。无论何国工人，如果他们不同情于被压迫的民族运动，便是不愿意参加打破帝国主义的世界；无论何国民族主义者，如果他们不同情于工人运动，如果他们反对阶级争斗，便是不愿意成就打破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我这些话是对还在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人们说的，不是对国家主义者说的。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已经分明站在帝国主义和军阀那边，已经公然在上海法庭拿出孙传芳密令他们在小沙渡屠杀工人的公文，他们已经是反革命者，我们用不着对反革命者谈什么革命的理论！
张作霖宣言之解剖
张作霖最近也发表了一篇什么宣言，这个宣言中举出了他的政纲，如：
保持国家主权；
恢复秩序；
传播教育；
劳资合作；
扩张交通；
改良司法；
中央地方分权；
整理财政；
裁减冗员限制军额；
巩固内外债。
这十件事。在这十件事以外，他还举出了两个总的政纲：一是发展民治，一是剿灭过激主义。
世界各国反革命者到了濒于破灭之时，或者他的势力不敌革命势力之时，往往发出一些空洞而好听的政治口号，藉以蒙蔽人心，挽救其颓势，和帝国主义者装出让步的态度，欺骗殖民地以和缓其民族革命运动，是同样的政策。现在张作霖的宣言就是这样。
张作霖这个宣言是谁替他做的，我们不必问。这个宣言，张作霖本人曾否躺在鸦片床上略略看过，我们也可以不问。我们只知道，张作霖究竟是个什么人和他的政治罪恶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中国人民人人都明白的，就是帝国主义者也未尝不清楚。
张作霖如何保持国家之主权，不但在过去他忠心服事日本可以证明，现在正当英国出兵威胁国民政府对汉口案谈判之时，张作霖也帮着出兵由河南向正在力争国家主权的国民政府进攻，这更显然可以证明张作霖保持国家主权之热忱。张作霖所谓恢复秩序，不用说是镇压革命运动。他的传播教育，恐怕越传播北京各国立学校越停闭的爽快。他所谓劳资合作，第一要紧是中国境内的外国各工厂各企业的中国工人不要罢工。他所谓扩张交通，想必就是指多扣火车轮船运兵。他所谓改良司法，想必就是指以军令在北京逮捕枪毙邵飘萍、林白水、刘汉臣、高三奎，在上海逮捕谢复生、王汉良这类事。他所谓中央地方分权，不用说是预备在北京失败了再回到奉天做关外王。他所谓整理财政，免不了要推行奉票与军用票。他所谓裁减冗员限制军额，不用说是裁减奉系以外人员，限制奉系以外的军额。他所谓巩固内外债，内债不过是外债的陪衬罢了。
还亏他厚着脸说出“发展民治”这句话！不然！张作霖不但主张发展民治，他并且在此次宣言里说：“自民国肇始以后，国家主权已操诸国民之手！”袁世凯不曾大叫“主权在民”，于是代国民行使主权的元首所赏所罚都是民权民意，于是革命党乃成了侵犯国家主权违反民意之叛徒。国民到今天才知道，自民国元年到民国十六年，国家主权原来都操诸国民之手；自袁世凯到张作霖，都是这样继续发展民治！
张作霖此次宣言，人人都知道这是些废话；然而其中也有两句真心话，就是：巩固外债和剿灭过激主义。
张作霖宣言里说：“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剿灭过激主义，舍过激党外，皆有商量之余地。”
张作霖这句话，未免过于恭维过激党而令其他党派太难堪了！照他这句话，中国只有过激党是彻底的革命党，只有过激党和张作霖没有妥协商量之余地。事实未必如此，革命的国民党，除少数稳健分子外，那会和张作霖妥协商量！不但国民党，即其他一切党派以至于不大与闻政治的商人，对于张作霖所最热中的最高问题，都有妥协商量之余地吗？舍过激党外，对张作霖的主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最热中的中国南北统治和中日互惠协定这两个问题，都有妥协商量之余地吗？
在张作霖方面，也并非舍过激党外不仇抗任何党派，就算北冯南蒋都是过激党，吴佩孚总不是过激党罢，为什么也要派重兵夺取河南，吴军已有两旅被奉军缴械，为什么吴佩孚屡次电阻奉军入豫，也竟无商量之余地呢？或者将来张作霖也会说吴佩孚、靳云鹗等有过激嫌疑，伶人刘汉臣、高三奎尚以赤化被杀，何况吴佩孚、靳云鹗！一切异己者，都不妨以过激党头衔加之！
等于废话的张作霖这篇宣言，他的宣言之目的，将丝毫不能达到。他所可恃的还是武力，若只望以政治宣传取胜，算是错打了主意，因为工人早已认识他，不必再要宣言。若只望拿宣言勾结某一部分人，增加他的声势，这也是枉然的事；因为谁和他勾结，谁就变成了反革命而失败。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
特委会议上发言（札记）
编者按：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与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鉴于当时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主客观形势，当即决定：停止暴动；由上海总工会发令复工；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新暴动；充实市民公会，宣传市民政权；组织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委员“名单：仲、农、炎、松、尹、述、恩、璋”，下设以恩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和以尹为首的宣传委员会（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136、137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现将特委会各成员姓名的全称开列如下：
仲：仲甫，陈独秀的字。同志们私下交谈时，常戏称他为老头子，故在特委会记录里对他常写作一“老”字以代表。
农：罗亦农，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党团书记。
炎：赵世炎，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长。
松：何松林，即汪寿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述：彭述之，中共中央局委员。
尹：尹宽，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长。
恩：周恩来，中共中央军委书记。
璋：王亚璋，中共上海区委委员。
特委会从1927年2月23日至3月30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召开过31次会议（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档案），陈独秀出席30次，且到会必讲话。特委会及时地汇总和研究上海党务、工运、青运、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党务、北伐军进军情况、对敌策反以及上海社会各界动态等等，然后制定出党的政策和方略。现仅将陈独秀在七次特委会和一次中共上海区委会议、一次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他人的讲话同陈独秀的讲话有着直接关系者，略加注释，札录于下。
特委会议记录
——军事、工运、党务等问题
（一九二七年二月廿四日晚九时）
（会上当谈到工人纠察队时）
老：一、纠察队目标组五千，先组三千。
二、自卫团能用手枪，现有三百，目标五百。
三、特别队分两部分……
（第149页）
（会上谈到党务工作时）
老：要尽量发展新同志，不好的淘汰掉。部委与工会方面缺少工作人才，现要重新分配。人才来源：
一、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
二、新的工人领袖之失业者，维持他的生活，利用其能力。
（第151页）
（谈到军事问题时）
老：军事问题，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
……
要造成工人群众中夺取武装的野心，工会也要有活动分子会。
（第153页）
特委会议记录
——政治、军事、总同盟罢工等问题的报告和决议
（一九二七年二月廿六日晚八时）
老：各报告中，同志原〔元〕气稍稍恢复，各方工作非常紧张，我们要加紧做工，尤其是技术工作。
恩来说我们不要占机关，大致上是对的，因我们无甚实力，但兵工厂关系重要，仍要想法夺取。
我意北伐军不到上海，上海无法解决。在将到时，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至于总的市民大会，无甚关系，最要紧的是真正的群众大会，如果有能力，则组小资产阶级也可以的，可不能要做工人运动者去做。至于夺取武装，可以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夺取，惟兵工厂究竟如何夺取，应研究。
（第191页）
（当讨论市民代表会议时）
老：此种市民代表会议，要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功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力量的。
总同盟罢工问题：要决定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不应回到家去，不要为罢工而罢工。罢工时间，要在松江失守以后，事先要组织广大的交通队，又要迅速的侦探队，又要组宣传队，以便很快的行动。
（第192页）
特委会议记录
一、党务、军事、工会宣传工作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廿八日晚七时）
（当谈到未来政府人选问题时）
仲：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我意在名词上要改为民选市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我们要在北伐军未来前，造成很浓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然后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的政府。如果，北伐军来后不承认这个民选代表，就第二步可以民众提出，重民选正式政府。此运动胜败不可必，全仗事前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好。
（第227页）
特委会议记录
——群运、宣传及军事消息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晚九时）
（这次会议记录最后的发言）
仲：为加紧准备工作起见，应规定六号（礼拜日）为准备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
（第265页）
特委会议记录
——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指挥人员及市民会议、市政府名单
（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晚九时）
（会议当讨论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具体时机问题时）
恩来：军事消息，松江鲁军要退军，来电要龙头，四点半已开去二个，足证鲁军确在退走。今晨北站及苏州河孟昭月军队已开南京及出海口。此外，吴淞开二次车，载来鲁〈军〉二千，预备撤回，原因是苏州吃紧，早晨北站只一千兵，下午从吴淞来二千，此兵不知为何停止，关系我们明天动作有关系，也许今晚已开走。南市老营盘的兵、兵工厂的炮，都在往北站运。海军，南京的都已调到吴淞，陆战队电报，今天才打。
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分五区，引翔港〈管〉靶子场东，杨树浦管靶子路以上，闸北管五区湖州会馆等，小沙渡管四区警署从麦根路来，随时随地夺取武装，做破坏铁路运动，合起来，如果明天无甚宪兵队，就集中青云路开会，如有兵就在火车站以北开会，使兵参加。南市只做骚扰工作。兵工厂有四机关枪连，有人活动，可响应攻龙华，否则，就逼之投降，同时去攻警察厅。如果上海明天无兵力，就在开市民大会后，自卫团等就去拆断梵皇渡等处铁道，使鲁军不能从松江调回。自卫团已组七百，别动队一百八十，浦东已有接洽，有几县保卫团愿响应。器具今天下午收到一万三千款，明天预备去购买，炸弹也要明晨接头。如果明天发动，只少要预备三千元，尚无着落。此外，指挥人才应分南、北市。
士炎：我提议今天讨论集中市民会议及暴动问题，又明天必要开二种会。明天所有消息集中仲甫。
铁路工作，吴淞罢工情形很好，北车站龙头部工人已骚动起来，但未罢下，破坏工作已出发三处，大概终有几处发生效力。
讨论暴动问题：
仲：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
述：太迟缓，我意苏州下或松江下，必要动。因为苏州一下，他必无力顾后路。
仲：我们武力薄弱，鲁军作兴索性蛮动一下。
恩：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我意要集中在明天鲁军是否集中苏州而放弃松江与上海问题上讨论。
仲：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农：指挥机关要统一。
士：负紧要责任的同志，把工作交给次要的同志，主要的同志经常聚在一块。
农：中央要有一个马上找得到的地点，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指挥处白天此地，晚上在述家。人数区委负责同志及中局负责同志，定期到的时间为七点、十二点，紧急时亦、恩、松、独。
群众集中地：北火车站后面，罢工命令可以不改，但上总要赶发一详细路线通告。
杨、引、小、曹、北都在闸北：南市、法界〈在〉南市体育场：浦东在浦东胡家厅：余如虹口、店员等都在闸北，店员须绕道北四川路到北车站。
指挥人：闸北：士炎、顺章。南市：恩来、梅坤，如南市不重要恩来调闸北。梅坤、陆震留南市。浦东：禹夫、中华、良为。
工会与党的人员分配：
士炎：上海工会工作，可调胡禹民或笃实。党的工作应加入，我意一飞为做宣传工作。
仲：胡禹民武笃实可调一人，松林仍参加主席团——松、顺章、泊之、复他、笃实。
党的方面：士炎代理书记，亦农参加政治，同时参加主席团，再加派一飞。
暂时决定如上（看这次行动胜负如何，再作最后决定了）。
市政府问题：
仲：代表人数，只少一千人，工人占一半。
工人名单由上总负责，学生由学联负责，我们的要先选好。临时把名单经群众通过，学生一百人，商人二百人，自由职业者一百人，工人与学生要注意妇女与青年。
发号司（施）令，要市民公会出面，所以要特别在事前拉住市民公会。如果商人太多，工人要增加，可多预备候补的，军人只限于军队。
（第281—283页）
特委会议记录
——转送市政府执委会关于复工、市府职权、委员就职等问题的决议，
讨论对付白崇禧要解决工人纠察队武装的办法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五日晚八时）
仲：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
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
——政治局势的变化与我们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六日上午九时）
农：现在上海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继续奋斗的问题。……现在中心问题就是上总的武装纠察队的问题，上总要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因此，就要与右派军事力量发生战斗。…… （第391页）
仲：一、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害的都是C. P。
二、在南京下关英美打死中国1—2千人。
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
留薛未见有效，但必须作，因薛尚〔在〕沪附近，将来仍有作用。刘是很软弱的，我们仍要联合兵士，缓和冲突。
宣传方面，只宣传江西事件，不提上海。
明天的市民大会，我们要注意把群众分配，我们要在大会上做工作：
一、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
二、将薛调走，上海治安有影响时，问白是否负责。闸北的群众要到薛处挽留。
此外，我们要找商界有力的领袖，与市党部代表去找蒋说薛在沪很相安，如薛走，出了事怎么办？（代表就是虞洽卿、孟心史）防御战争一定要准备。
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反英工作观在只能：
一、作民众的宣传。
二、英厂罢工。
三、排货。
最好要将反英与反蒋联合一起，暂时对日美不管，减少敌人。
（第392页）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
——对付刘峙破坏、市府就职、内部组织、与蒋接洽等问题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八日）
亦农、刻接老先生来函：
大意：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
罢工问题，老先生第一先决条件要得民党及老蒋同意……
（第428页）
特委会议记录
——政治形势及对策，与何应钦接洽情形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
仲甫：国际有电来：
一、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
二、注意左右派冲突。 （第438页）
我们目前的奋斗
我们要懂得目前的奋斗是什么，必须先懂得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怎样。
一方面中国的革命运动日渐高涨起来，工人经济的政治的罢工普遍了各大城市；农民经济的政治的争斗，由珠江流域一直达到了黄河流域（河南、直隶、山东）；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军快要占住扬子江上下游全流域；全国思想界逐渐革命化了，至少也挂起了不反对革命的招牌。另一方面，英国帝国主义者增派一万人以上的兵力来向中国革命运动示威，意大利、美国都是英国的帮手；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付中国革命运动，比他国更是巧妙，他在表面不与英国合作，以和缓中国人对日之历史的恶感，而实际上则企图在经济上得到互惠协定以抵消关税自主，在政治上一手拿住奉天军阀，一手拿住国民党的右派即他们所谓稳健分子（日本帝国主义者拉拢右派的方法有二种：一是派一班浪人在上海和西山会议派的老民党，合办一个《江南晚报》，鼓吹反赤；一是派佐分利等一班官僚奔走广东、江西，勾结右倾的军事领袖，使之离开苏俄，排除急进分子的左派及共派，压迫工农运动），使他们俩见面可结婚，实现南北妥协，以根本消灭中国的革命运动。直系军阀可算是已经完全破灭，其余残余部分不归奉即归国民政府，决不能独立存在了；剩下的奉、鲁军，正在河南、江苏向革命势力作困兽之斗。奉系军阀也感觉得自己危险，于是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指挥之下，一面出兵讨赤，一面由杨宇霆、梁士诒、赵欣伯等放出可以和南方妥协的空气，向国民党右派吊膀子，企图软化右派，使右派帮他们讨赤，以达其对南各个击破之计。
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中国渐次高涨的革命势力，已经到了和帝国主义军阀决死战的时期。在这决死战的时期中，不独反革命分子急得张牙舞爪的乱跳，如西山会议派及其他老民党帮着帝国主义及军阀大喊反赤；即自称革命而实际上不能始终忠于革命的分子，受了反革命之诱惑，也渐渐暴露他们的真面目，想和反革命妥协。并且将来革命越向前发展，反革命势力越感觉得自身临危，越发要拿出反对急进派的口号勾结国民党右派以及资产阶级知识阶级所有的右倾分子，向革命派进攻，以自救其灭亡。
所以中国革命者目前的奋斗，不但要反抗帝国主义，不但要歼灭军阀，并且要严厉的打击想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的一切右倾势力，必须打击得他们没有力量能够扶起垂危的反革命势力。
“一三”汉口事件，正因为在汉口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民众能够合力坚持，帝国主义勾结妥协分子为己助之阴谋未得着实现的机会，所以得到了相当的胜利。
上海的革命运动将来又是怎样呢？孙传芳的势力，可以说是完了；鲁军自徐州到上海，战线长至一千余里，不但上海不易制胜，并且徐州、南京、苏州、常州，都有受攻的可能，这几处有一处被攻破，鲁军便全体瓦解。最后和中国革命民众作对的，还是帝国主义，尤其是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对付中国革命民众，不但用武力直接压迫，并且还要勾结国民党的右派、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妥协分子及一切反动的绅士，向革命民众进攻，逼迫民众向帝国主义屈服，这是很可能的事。
上海的运动要得到胜利，也须和汉口一样，革命的领袖与革命的民众，始终合力坚持，不但不可受右派的离间与恐吓，而且还要合力打击右派，不妥协的和帝国主义决死战！数十万里夫民族尚能力抗法西两帝国主义大军至一年之久，岂有二百余万上海市民反不能力抗英、日两帝国主义之理！只有决死战能得着胜利，妥协就是失败。从今天起，反抗鲁军拉夫，拒绝鲁军军用票，停纳一切捐税，总同盟罢工罢市，夺取武装，响应国民革命的北伐军，一直到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工商学兵等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这便是我们目前的奋斗！
奋斗胜利的保障，只有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民众合力坚持，而不为右倾分子的妥协政策所动摇所恐吓！
国民党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
革命运动中不可没有革命党，这是稍有常识的人所不能否认的。因为革命党人是革命的群众中革命意志最坚决的分子，革命党就是这些坚决分子代表民众利益而奋斗的集合体；革命运动中，若没有革命意志坚决的党（一个或数个）站在领导地位，领导民众，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则革命运动是不容易获得最后胜利的。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地位，是人人都能够认识的。自兴中会一直到现在，三十余年来的中国革命历史，都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党为主要动力，虽然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党内纠纷，不少变节的领袖，离开了党，违背了革命，而另图结合与活动，而革命分子仍然在新陈代谢的现象之下，团结了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领导革命，发展革命。
此次所谓国民党党内的纠纷，也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党内的纠纷，在各国任何大的革命党中都不能避免。非革命原则上的个人感情利害之纠纷，我们固然应该反对，应该极力避免；而由革命原则上发生的意见纠纷，不但不能避免，且不应避免，有时还是万分需要。我们反对非革命原则上的党内纠纷，同时也反对不顾革命原则的党内和平；不顾革命原则的党内妥协和平之断送革命，和不顾革命原则的党外妥协和平是一样，我们都应该不妥协的加以反对。一个党没有革命行动，党内永远不会有什么纠纷，革命原则上的党内纠纷，几乎和党的发展有同等意义。罗拔斯比为什么反对罗兰夫人，多数派为什么反对少数派，孙中山派为什么反对黄兴派与联治派，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什么连伟大领袖杜洛斯基和季诺维埃夫也要反对？这都是因为站在革命原则上，不能够避免党内纠纷，不能够顾及党内和平，其结果党及革命都由纠纷争斗而发展了。所以此时国民党党内纠纷，在落后分子的眼光看来，是恐怖的是悲观的；在革命分子的眼光看来，是应有的是乐观的，是进步的现象。
最近我们见到国民党的一种印刷品，题名《党务宣传要点》，颇足表现党内纠纷在革命原则上的意义，兹录原文于下：
“党的意志是大多数党员的意志。要使党尽其作用，第一，须使这意志随时自由的表现出来；第二，更要拥护党的机关，依照党的意志，能去切实的无障碍的执行。尤其在现在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决斗，党内党外危机四伏的时候，更要防止特殊势力阻碍党的意志的表现与执行。所有党员，更须严重监督，遏抑一切黑暗的党外或党内的违反全党利益的企图，须使个人的意志与活动，完全屈伏于党的意志与活动之下。如此，党的权威，才能树立起来，一切权力，才能归党掌握。所以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个标语。表现党的意志与执行党的意志的最高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除去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决不可有第二个最高指导机关。如果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再有第二个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权力相等以至于权力冲突的机关，那便是党的莫大的危险，所以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现在最迫切的要求。党的指导机关不能统一，势必造成多头的政治与派别的对峙，而一切反动势力，必将乘间而起，利用党内的矛盾，勾结操纵；同时，一部份党员的活动，必完全受封建思想的支配。封建思想在党员头脑中潜滋暗长，不即加以纠正，必定演成个人独裁，以亲戚故旧同乡同学等等的关系结党营私的弊害。所以党员离开了党的正式指导机关作个人的政治活动，便可以有反革命的倾向。惟统一党的指导机关，使党内每个人都要绝对服从由本党全国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是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的保障。复次，欲使党的工作，进行顺利，更须使为全党所信任的领袖们，一齐出来领导。自从去年春天，直到现在，海内外各级党部，同声一致的要求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可是汪同志仍是没有回来。我们不能不追问汪同志之不能销假复职，是否因有使其不能销假复职的障碍。如果有这种障碍存在，我们全体党员便不能不大家起来消除这种障碍，以贯彻几个月以来全体党员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的要求。我们更要知道，几个月以来，军事虽然发展，党务政治，反形退步，旧有的新生的问题，千端百绪，只因党的最高机关，权威不振，所以都没有系统的根本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这是目前不容稍缓的。我们同时要要求中央的全体委员，根据革命的利益，充分的行使代表大会所赋与的职权，不受任何特殊势力的拘束。我们更要求中央全体委员，对于党内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份子，以及相与勾结的官僚市侩，彻底肃清，防止他们乘机作恶危害本党，我们要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份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
这一宣传要点里所说：“遏抑一切黑暗的党外或党内的违反全党利益的企图。”“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的保障。”“要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据这些说话，当然已经表现党内的纠纷是有革命原则上意义的，决不是什么个人间的感情利害冲突。可是这些说话还嫌不够，至少也觉得含混了一点，未曾明显的具体的指出目前革命原则上的要点。目前革命原则上的要点：一是党内所谓稳健分子，亦即接受了西山会议理论的分子，有和党外的黑暗势力——奉天军阀及帝国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妥协的倾向；二是反工农运动的事实日渐增长，而一般投机分子甚至于反革命分子却如潮涌入，在国民党内组织他们的小团体，占据地盘，并且有计划的向革命分子或明或暗的进攻。这两件事，只要有一件继续发展而不加以纠正，都足以断送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断送中国的革命运动。国民党是中国革命运动之主要动力，断送了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便是中国革命运动之重大的打击。孙中山先生若避免党内的纠纷，若以妥协的态度保全党内的和平，而不坚决的反对黄兴派，反对联治派，反对冯自由派，左派领袖们若不坚决的反对勾结段祺瑞的同志俱乐部派和西山会议派，试问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今天是怎样，中国的革命运动今天又是怎样？
所以为中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计，为国民党的政治生命计，国民党内革命分子站在革命原则上和右派冲突，这是必要的；我们不应该取非革命的和事老态度，责以避免党内纠纷，在事实上帮助国民党内反革命的势力之继长增高！
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
纪念中之悲愤
中国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逝世已经整整二个周年了，我们横览时局，复回忆中山先生的生平，因此我们现在的悲伤，沉痛的悲伤，比中山先生逝世的尤甚，不但是悲伤，而且是悲愤！
在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第三周年纪念中，已经令我们联想到中山先生逝世之第二周年，联想到中山先生对于中国革命之遗言与政策和中国革命之前途。
不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如“五卅”运动和国民革命军之北伐。可是现在去国民革命之完成，前途还甚辽远，革命运动正需急转直下向前发展，以完成中山先生未竟之业；而有些革命意志薄弱的稳健派，自命为不左不右的革命领袖，竟因恐惧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而抛弃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及遗嘱遗言，而停止革命。这岂不是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中最堪悲愤的一件事？！
国民革命军事发展及胜利之最大原因，基于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国民革命之主力——黄埔军，是怎样产生的呢？若没苏俄之援助与共派努力扶助，焉有今日！在东江南路战争中，在北伐战争中，共派军人力战伤亡者几人，孙文主义学会军人力战伤亡者几人，军事当局应该知道；共派号召民众援助国民政府援助国民革命军之宣传与工作，当局也应该知道。国民革命军自从削平陈、林、刘、杨以至湘、鄂、赣、浙诸战争无一处不因有工农民众之援助而获得胜利，几乎每个国民革命军将领都懂得这个，并且有些军事领袖公开的说：此次北伐全靠农民之帮助才得到胜利；即帝国主义者也懂得这个，日本《报知新闻》《论币原外相之对华方针》，谓：“以受多数民众之援助而论，武昌实优于北京，此际不应故意非难南方，以伤武昌政府之感情。”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及奉、直军阀，他们都懂得这个，都懂得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这样强盛，这样胜利，乃是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结果，因此他们（帝国主义及军阀）要破坏中国南方革命势力以自救其危亡，只有勾结南方的所谓稳健派，劝他们离开苏俄，劝他们驱逐共产党，劝他们抑制工农阶级，以此为南北妥协合作的条件。好聪明的帝国主义与军阀，他们知道南方的稳健派若接受他们的条件，实行抛弃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南方的革命势力便离散了，他们（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中国之地位便重新巩固了。南方的稳健派已经在事实上表示接受这样的条件。那里是什么南北妥协合作，简直是向黑暗势力投降，这样还算什么革命领袖，还算什么中山先生的信徒！
现在不左不右的稳健派，所持反俄理由是：苏俄是强国决不能以平等待我；并且诬蔑中山先生当时联俄不过是暂时利用。他们所持反共理由是：共产党党员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他们反工农运动理由是：工农运动太过火了，工人、农民变成压迫资本家、地主的阶级了。他们不但拿这些绝对不合事实的理由来掩饰他们违背中山先生革命政策之罪，他们当中还有人更坦白的说：中山先生的政策本来不能用。中山先生逝世才两年，便有人暗中取消他的政策或更明白的说他的政策不能用，这怎不令人悲愤？！
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实现国民会议，也是中山先生遗嘱之要点：可是自从中山先生逝世一直到现在，虽然每逢开会必读遗嘱，而遗嘱中之要点却无人记在心中，慢说是实力奉行了，这样的读遗嘱，和牧师诵经祈祷宗教仪式何异？以“绝对保护外人”代替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黄郛、龚德柏等再得势，便会进一步宣传“外崇国信”！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同国民会议是一件事，现在居然有人以为鼓吹国民会议并主张根据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组织法成立省民会议、市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是共产党造反，是侵犯了省党部、县党部的职权，是违背了中山先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的方略。他们忘记了国民会议的组织法是中山先生的主张；他们又忘记了中山先生并未曾以为国民会议侵犯中央党部的职权；他们更忘记了中山先生军政、训政的主张是方法不是目的。若拘执方法为目的，则三民主义中之民权主义作何解释？
“我死之后，我们政治的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今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这是中山先生临终最沉痛的最后遗言，应该每个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都不会忘记！可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奉天军阀想勾引稳健派使之软化的呼声非常之高，被勾引的人不但没有一字声明，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且称南北两方时有信使往还，并且具体指出李石曾是被派为与奉方接洽的代表，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奉天军阀不正是此时革命北伐的对象吗？倘若这班稳健分子终于被奉天军阀软化了，中山有知，能毋痛哭！
全中国革命的民众们！全国民党忠于革命的同志们！中国的革命是终于要循着进化的历史向前发展的，全国民众革命的高潮，也必不会因少数人妥协软化而中止而低落的，少数人妥协软化，只是他们自己随着黄兴派、政学会、联治派、西山会议派的覆辙而落伍，真正革命分子是不会跟着他们停止前进的，历史更是不会跟着他们停止前进的。凡是革命分子，都应该坚决的继续遵守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遗嘱与遗言，撇开一切妥协软化分子而勇猛前进。必须是这样，才有脸面来纪念中山先生，才真是纪念中山先生，否则中山先生也未必愿意人们假意纪念他！
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
——告两党同志书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前〔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的〔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要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党〔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商协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至〔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陈独秀
十六年四月四日
1927年4月5日《民国日报》
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报告涉及的时期是两年零三个月。因为很忙，准备得不够，不能做详细报告，因此，首先请大家原谅。我只谈谈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报告共分十一部分。
一 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
中国革命在这两年当中有很大进展。它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25年1月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到1925年5月上海事件和郭松龄倒戈；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国民军第一军退出南口；第三个时期，是从北伐开始到革命军占领上海；第四个时期，是从占领上海后到蒋介石叛变。
1925年5月上海事件，使革命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开始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从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起到上海事件爆发，是革命的胚胎时期。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曹锟失败和冯玉祥政变反对直系的时候召开的。当时反动力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如下：一方面，孙中山到达北京，形成了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另一方面，上海发生了二月罢工，这就掀起了小资产阶级（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斗争）和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要求而斗争）运动的高潮。因此，这是运动的转折时刻。
1925年5月的上海事件有它的特点。第一，这个运动公开反对帝国主义。在此以前，虽然也发生过反帝斗争，但是并不具有这样的公开性质。第二，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力量已被全国人民所公认。以前，工人的反帝斗争只是被看作工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上海事件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上海事件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引起的。我们知道，上海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所以，上海的每次罢工都不能不引起工人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上海的运动不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运动，必然要扩大到全中国。因为，首先，正如我们所说的，在上海五卅事件以前发生过总罢工和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而这一运动受到了北方军阀的镇压。人民群众懂得，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召集国民会议，于是更加有力地开展了反对军阀的斗争。因此，上海事件才能这样广泛地扩大到全国。五卅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很多阶级参加了这个运动，不仅有小资产阶级，不仅有资产阶级，而且还有落后的官吏和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这个运动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香港和广州等地的工人。然而，为时不久，各个阶级逐渐脱离联合战线，只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
此外，还应当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革命事件对军队的影响。最早是冯玉祥政变反对曹锟，尽管这也是革命事实，但从主观上看他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五卅运动以后，国民军的官兵有了革命认识。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行动，也是由于受到了革命的影响。旧军阀之一唐生智转向广州政府，并参加了北伐。然而，很难断定他们会变成忠实的革命者或是投机派。但是革命浪潮已开始影响军队，这是事实。因此，军阀的反动统一阵线已经瓦解。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困难就在于：被压迫民族没有武装，而压迫者却拥有大量的武装力量。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人拥有相当多的武装力量，尽管大部分武器掌握在军阀手里，可是我们能够夺取过来。我们能够使军队具有革命意识，并把军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我们能够直接夺取军阀的武器，并用它来反对军阀。
从上海五卅运动开始到郭松龄倒戈，乃是革命发展时期，即革命高涨时期。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者既然不能用武力镇压中国革命，就只好做出让步。他们召开了关税会议和治外法权会议。这个时期，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分歧。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在威胁无产阶级，并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者和北方军阀实行妥协，其目的是镇压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戴季陶主义起初只是企图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而此刻却打算把这种力量完全消灭干净。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已公然向无产阶级进攻。以前，在革命高涨时期，即上海总罢工时期，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冯玉祥的军队转向革命方面。郭松龄倒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走狗张作霖。因此日本不能不进行公开干涉，以便压倒郭松龄。郭松龄失败后，革命浪潮低落下来。在革命浪潮低落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组成联合战线向革命进攻。国家主义派大力宣传反对赤色危险。国民党右派召集西山会议，将国民党分裂成两派，他们的活动至今仍在继续进行着。
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南口失陷，这是革命运动低落和反革命高涨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七八个月之久。经过这次反赤运动，在帝国主义之间和军阀之间均发生了分裂和冲突，日英两国的冲突和奉直两系军阀的冲突就是例子。这些事实都发生在举行北伐之前。
第三个时期是从北伐开始到占领上海。这个时期的标志是革命运动的高涨。3月20日事件固然是反动时期的因素，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企图利用无产阶级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无产阶级也想与资产阶级合作，依靠他们的力量，所以这两个期望进行北伐的对立阶级实行了合作。在3月20日事件以后，尽管工人阶级的处境困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仍旧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一运动发展到占领上海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已得到加强，因此资产阶级不能再继续与无产阶级合作，而转到了反革命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以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明显，是潜伏着的，现在这些矛盾已十分明显。
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事件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些事件与过去的事件不同，因为资产阶级已退出革命阵线。尽管革命队伍的数量减少了，但革命群众的质量却提高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得到极大的巩固。
从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来看，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发生明显的阶级分化。应当使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进行加强军队中的左派运动的工作，以便更加提高军队的革命情绪。我们必须完成这两项任务，因为这会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
党在上述各时期的策略
在第一个时期，在五卅事件准备时期，我们举行了经济罢工。那时我们是孤立的，必须利用小资产阶级，让他们与工人一道参加经济斗争，从而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这是五卅事件前的策略。这一时期的策略的第二点是召集国民会议。孙中山北上时，党内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广州的同志和一部分俄国同志认为孙中山北上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反对这一点。广州的同志认为随着孙中山的北上，革命运动可以扩展到广东范围以外。中央的意见是：孙中山留在广东可以巩固广东的革命成果，从而肃清反革命势力。这些观点的差别是，一部分人希望发展革命运动，另一部分人主张巩固革命运动。现在，回想起这些争论，我们觉得，当时中央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孙中山北上，扩大了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这个成果很重要，因为如果孙中山留在广州，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当时广州的军队都是反革命的，任何巩固革命力量的工作也不能进行。
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有两个有利的因素：（一）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已在全国展开；（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工作已扩大到全国。当时党在策略上的错误，不是缺乏积极性，而是不了解孙中山北上的意义，没有看到他北上对全国革命发展的影响，只是看到孙中山与唐生智会见的危险性。
党在五卅运动时的策略，起初是吸收各阶级参加这一运动，可是当时党并不相信有进行全民革命的可能。事实上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左派参加这一运动，是想保全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右派也是为了自己才极力利用这一斗争，但并不积极参加斗争。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方面又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必然脱离这一运动。小资产阶级则采取中间态度。结果，只有无产阶级孤军作战，而军阀则有可能镇压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是党的策略错误造成的，而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资产阶级不仅不愿受我们领导，甚至不愿与我们联合。五卅运动中有许多独特现象。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影响了军事工作。当时党已注意到对军队的领导，并决定对军队的先进部分进行工作。决不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把整个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我们的敌人说我们想用这种策略来掩盖我们和军阀的勾结，可是我们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条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必要的策略。过去，由于实行这种策略，我们已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这方面没有任何错误。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
中等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已经自觉地行动了。戴季陶在其小册子里就指出了这些事实。他的小册子不是偶然发表的，也不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他的小册子里写道，资产阶级已成为自觉的阶级。这本小册子必须读一读。
这种理论后来就形成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没有在革命战线里呆很久。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决定同帝国主义者妥协，所以，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很快就背叛了革命。我们当时已经非常坚决地反对了戴季陶的理论。早在1925年7月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19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会上，我们确认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五卅事件证实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感觉到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队伍。戴季陶反对无产阶级的小册子，反映了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恐慌。在全会的决议里，我们指出，一方面，我们应当反对戴季陶的理论，另一方面，应当联合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同时，还应当进行独立的工作，一旦国民党离开我们，我们好有所准备。决议就是根据这个精神起草的。现在当我们考察这个决议时，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不正确的成分。发展和巩固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这点是正确的；而准备退出国民党，这种策略则是不正确的。毫无疑义，我们没有理由退出国民党，我们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做工作。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不明确，只有蔡和森同志非常坚决地反对。由于这个决议，使得我们的策略很不明确。关于准备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决议里没有谈得十分清楚。问题的这种提法，只是使我们产生思想混乱。这里所说的是为准备而准备的问题。
关于资产阶级走上妥协道路的问题，从上海五卅事件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中可以看出来。不仅大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联合战线。
我们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已注意到农民问题。农民中的多数不是地主和一般农民，而是贫农和无地的农民。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联盟，就会发生小地主反对无产阶级的危险。小资产阶级甚至可能与小地主联合起来。我们懂得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懂得了进行农民运动的必要性。事实证明，没有农民，无产阶级就要失去活动能力。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以后，不仅在广州，而且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各省，我们都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湖北省，我们的同志注意了农民工作和农民运动。湖南省的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有将近1000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了。这个策略没有错误，我们必须继续实行。现在党内农民占18％。中国人口大部分是农民，据我看来，将来党内农民的数量应与工人的数量相等。在不久的将来，农民在党内应占30％左右。我们不仅应继续实行我们对农民的政策，而且应继续把农民吸收到党内来。
在五卅运动中，还有一个香港罢工的问题。香港罢工（抵制），使香港受到破坏，至今尚未恢复。这次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肃清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方面，积极支持了国民党。罢工持续了一年多。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功绩。关于这一罢工问题，党内有两种意见：一些人主张尽快结束罢工；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者本身也不愿意结束罢工。从原则上说本来应当尽早结束罢工，克服这些困难。幸好，我们同志的工作和国民党左派政权的工作做得好，又有国际的经济援助。由于这三个条件才没有发生危险。如果没有这三个条件，罢工再拖延下去，必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就会失掉工人对我们的信任。现在李济深破坏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这个责任不在我们。
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开始到南口失陷，这是反动时期。
在郭松龄倒戈时，革命似乎仍处于高涨时期。但实际上这时帝国主义已开始进行干涉。当时北京的同志想组织“首都革命”。愿望倒是英勇的，然而是错误的。第一，当时对国内政治形势没有作出明确的估计。第二，他们忘记了脱离武装力量的殖民地革命的危险性。他们没有同国民军合作，想独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行动是幼稚的，虽然这也是英勇的，但英勇得太过分了。这个危险的政策，是北方同志没有经过党中央的同意而擅自决定的。
现在我们对整个五卅时期的政策做一个评价
在广州，一方面，战胜了陈炯明，另一方面，平定了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叛乱。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为了反击封建地主而同资产阶级共同完成的。这些地主不仅仇视无产阶级，而且也仇视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因此，当时曾策划暗杀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和谭平山等人。然而，暗杀这些人的活动未能得逞，只杀了一个廖仲恺。这次暗杀阴谋是封建反动分子在他们军事失败之后干出来的。他们在社会上还保留了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攻的某些力量。这一点从暗杀名单上可以看得出来。廖仲恺被害的过程，暴露了胡汉民、许崇智、熊克武与陈炯明的关系。许崇智以前曾和我们一起进攻过陈炯明，而现在却同他勾结起来了。当时我们并不反对广州政府惩办这三个人，但我们的中央认为，广州政府当时没有公开阐明这一政治罪行，因此社会上对它认识不清楚。右派分子说，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压迫国民党，并把胡汉民遣送到苏联。对此，国民党没有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如果进行了，那至少别人就不会认为这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阴谋，而会认为这是党内的个人冲突。由于没有进行政治宣传工作，所以这件事便失掉了它的政治意义。
在反动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州的3月20日事变。去年的3月20日事变是在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发生的。蒋介石就是武装起来的戴季陶，他的所做所为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戴季陶主义形成以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学会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是为镇压无产阶级而成立的。3月20日事变发生的原因虽然很多，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阶级矛盾。戴季陶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镇压无产阶级，甚至镇压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在这个时期，党的策略并不是一致的。首先，我们党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是，我们当时应采取进攻的策略。他们说：“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3月20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3月20日事变。”
然而，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这就是说，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力量留在联合战线里。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而在广东工作的中国工作人员和鲍罗廷却认为，如果我们不去镇压国民党右派，我们就不能巩固同左派的联盟，这个意见也是正确的。但在3月20日事变以前，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国同志都没有向中央谈过我们能够镇压蒋介石和援助左派。
鲍罗廷同志坚持认为，共产党员要退出黄埔军校，甚至今后也不要在军队里进行工作。可他事先也没有就此向中央提出过任何建议。
这就是说，他事先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只是在3月20日事变以后才提出来的。镇压蒋介石，就可巩固同左派的联盟，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是不够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3月20日事变中的策略问题，而且是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应当如何退出同资产阶级的民族联合战线，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要资产阶级的援助而独立地进行革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公开进攻资产阶级等等的问题。现时，党就面临着所有这些问题。
国民军第一军在南口遭到失败以后，广州军队的北伐开始了，革命浪潮又重新高涨起来。从占领湖南省后直到占领上海期间，农民运动在某些省得到了发展。在收回汉口的英租界后，中国革命不仅席卷全国，而且还威胁到资本主义世界。
关于北伐问题
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会议决定了关于北伐的问题，但直到5月，北伐军才开始北进。在召开北京会议时，吴佩孚已准备进攻广州。
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来到上海，给我们作了分析中国政治形势的报告。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北京会议的决定，但我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
当时我曾打电报给北京，电报中说：第一，必须解决北伐问题；第二，党中央应当留在北京。
共产国际代表去广州考察那里的形势，适逢3月20日事变。我拍电报给汪精卫和蒋介石说，必须开始北伐。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的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如果军队不北进，内部将要发生冲突。可是为了服从莫斯科的决定，他不得不反对北伐。
共产国际代表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如果蒋介石利用北伐镇压和剥削人民，那末首先遭受灾难的是广东和广西的人民。因此，党对北伐的策略如下：
（一）支持北伐；
（二）北伐应当具有防御性质；
（三）党的策略应当是反对一切企图利用北伐来剥削人民的人。
现在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策略和我们在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
（一）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二）我们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质的，就是说，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后必须做到，如果原则上做出什么决定，就必须付诸实现，否则，决定与实践之间将永远有矛盾。
对报告作以下的补充：
第一点，我谈的反动时期，中心事件是3月20日事变，即从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国民党5月15日决议案这段时间。
第二点，关于党的反帝策略。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我们主要注意了反对英国的斗争。在中国，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英、美、法、日四国，其中最有势力的是英国和日本。但在这两国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在中国，日本在经济上几乎被英国所压倒，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军队可以迅速地调到中国的领土上来。因此，我们的反日斗争就具有较温和的性质。
二 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
资产阶级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作用，在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资产阶级在斗争过程中随时随地都在叛变革命，我们在广州可以看出这一点，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辛亥革命中也都可以看出来。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江亢虎宣传过社会主义，尽管他本人并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可是这个运动在长江流域却把流氓无产阶级和贫农等广大群众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当然，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运动。
孙中山也宣传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因此，很多人反对他。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该阶级的代表宋遁初等反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当时的宋遁初就是现在的戴季陶。
虽然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明显地叛变国民革命，但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出来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初参加了五卅运动，但后来又退出联合战线。
现在我们来弄清什么是买办，什么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可以说，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右翼和左翼。资产阶级左翼想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治外法权和海关，他们不满意军阀破坏交通。但如果帝国主义者稍作一些让步，这部分资产阶级就会向他们妥协。资产阶级不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也不会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出某些让步，资产阶级左派就会叛变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应该来领导。资产阶级左派想稍微参加一下革命，稍微表示一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不满，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的。他们甚至还想稍微参加一下工农运动。例如，蒋介石也试图组织工会。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很复杂的。
虽然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但我们要吸收他们参加民族运动，不仅要吸收小资产阶级，而且要吸收大资产阶级。在3月20日以后，我们已知道蒋介石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自己就说过，他可以走革命道路，或者走反革命道路。我们在3月20日以后已看出，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革命开始时，资产阶级参加了革命，但过了一些时候，它又转到了反革命方面。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动政变时，资产阶级很高兴。我们不能确切地肯定说，是否整个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但有一点是 清楚的，在4月12日以后，大部分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
三 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在俄国，城市小资产阶级没有参加纯无产阶级的革命，可是在中国，他们不仅参加了革命，甚至还会参与民主专政。但他们毕竟是动摇分子，不能独立行动。他们或者受资产阶级领导，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领导。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城市里可以看到，在乡村里就难以看清楚。暴动时，小资产阶级参加了罢工，对我们很有帮助。在城市里，只有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大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拉到他们那方面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资产阶级转向大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失败。
在去年七月全会上，我们确定了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但执行得不够好。因为：第一，我们的同志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策略；第二，我们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不够密切。在这次全会上，不但确定了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还决定参加马路商界的运动。由于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工作做的不够好，没有很好地把小资产阶级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此，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不多。今后，我们要通过国民党更好地向小资产阶级做工作。
四 土地问题
现在我们专门来谈谈土地问题，即通常所说的农民运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农民运动的主要问题是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这就是从第四次代表大会到去年七月全会这个时期的农民运动问题。从去年下半年起，农民运动已由广东发展到湖南，由提出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进而到提出土地问题。目前，农民运动已经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刻。现在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革命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毫无疑问，这一运动必然随着总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发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
由于提出土地问题，农村的阶级矛盾加深了。这从根本上粉碎了地主的设想。提出土地问题的农民运动，早在去年就以减租减息这种和平方式出现了。去年的斗争旨在反对大地主，口号是“打倒劣绅”，用这个口号与地主作斗争。当时的斗争只是反对大地主的斗争。
湖南的斗争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当时已产生了平分土地的运动。这里的农民运动不只是反对大地主，还反对土地出租者，甚至反对富裕农民。这个运动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过去，我们党限制了农民运动，而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不过对于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动手没收的。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
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而，尽管我觉得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但是，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是太激进了。在相当时期内，或许是在很短期间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然而在最近一两个月内，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农村的阶级斗争正在发展，但这个斗争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对小地主还不能进行剥夺。我们目前是进攻大地主和中等地主呢，还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仍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来加深，才能巩固基础。
五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革命运动中和政治生活中是有相当影响的。在实际斗争中，也在显示它的影响。因此，对这个问题不能抱悲观态度。广州罢工委员会几乎就是第二个政府。湖南的工农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无产阶级常常独自行动。在北方，如果工人不行动起来，其他阶级也不会行动起来。在五卅运动中，付出最大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各阶级都在其领导之下。可以说，凡是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方，就没有运动。因此，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
第一，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第二，无产阶级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如果它没有这种力量，那就只好与资产阶级一起行动。
到目前为止，只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还没有武装。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是从资产阶级叛变开始的，这就证明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99％的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本身应当坚决争取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进行革命。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上海。上海事件，这是一个与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海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还必须加强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作。无产阶级积极地进行了斗争，我们的敌人承认这一点，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可是在这一斗争中谁更强大呢，是小资产阶级还是大资产阶级？从数量上看，可以说，二者大体相等，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大资产阶级却十分坚决。为什么上海的无产阶级不是仅仅与小资产阶级一起行动，而是吸收某些大资产阶级分子呢，这个问题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在我看来，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右派和总商会没有参加五卅运动，可是总商会的左派分子和马路商界联合会参加了这个运动。鲍罗廷所持的意见是：上海不能做为革命基地，必须在其他地方建立基地并从那里打击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如果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就得向他们妥协。在他看来，上海只能争得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和进行争取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斗争。他认为在上海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正确的，因为统治上海的不是孙传芳或李宝章，而是帝国主义。鲍罗廷的宿命论是机械宿命论。可是毕竟不能轻视这一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似乎和鲍罗廷一致。以前，我并不认为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所以没有提出来讨论。上海事件，这不仅是过去的问题，而且也是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尽管我现在并不认为鲍罗廷的意见完全不对，但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地讨论。上海的资产阶级已脱离革命，蒋介石、银行家们和大工业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这里有三点需要讨论：第一，自由资产阶级没有完全脱离革命；第二，上海的失败是否由于资产阶级的参加；第三，鲍罗廷的意见或他的西北理论。
六 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在报告里无法做详细统计。目前，军事力量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队伍。现时我们没有群众的军事力量。现在我们谈的是旧的军事力量。士兵的来源，首先是诚实的农民（国民军里农民很多），其次是城市的失业者。士兵来自不同的阶级，因此，他们的战斗力也各不相同。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们想使军队革命化，那就应减少军队里流氓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地主分子的数量。假如说我们的军队发生动摇，那并不是由于军队里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好，而是由于阶级成分庞杂。军队不能为工农的利益作战。他们易于接受爱国主义等资产阶级的理论。目前军队的动摇是他们的社会成分的反映。因此，今后我们需要大大加强用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
七 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
这个理论是鲍罗廷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东南部是帝国主义的堡垒。他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论证了他的理论。
他说，太平天国运动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想占领上海。中国革命应向西北方向发展。因为：第一，那里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薄弱；第二，那里可以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应当讨论这个问题。昨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位代表说，我们既不要坚持西北理论，也不要坚持东南理论，哪里存在着国民党政权，我们就可以留在哪里，并在那里加强我们的工作。这是不正确的。结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任何方针了。结果我们就似乎成了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革命是国民党的革命，而不是我们的革命。现在的中国革命是我们的革命。至少我们应当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工作。因此，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
八 国民党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应当提出几个要点。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是国民党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弄不清什么是国民党，我们就不能解释我们所犯的许多错误。起初，我们加入国民党时，很多同志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如果加入国民党，就会背叛工人阶级；现在这些同志又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事实上，国民党是各阶级的党，党内既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又有地主和军阀。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它的理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许多国民党员都根据资产阶级的理论来解释孙中山的三项原则。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全部。实际上，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国民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果国民党是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们就不应该加入。照戴季陶的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外与其合作。因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所以我们应当作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加入国民党。正是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才加入了国民党。现在我们应当提出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是不是各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的问题。我们肯定地回答说，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尽管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如果这部分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我们就应该将其开除出党。既然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三个革命阶级的联盟，那么，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入国民党，这个联盟又怎么能够存在呢？以前我们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而现在则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公有的党。如果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呆在国民党的队伍里，这个联盟就不能是很巩固的。这个联盟将来会不会巩固，这要取决于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是否愿意让资产阶级呆在自己的队伍里；（二）国民党能否取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能够成为国民党的同盟者，而资产阶级则不可能；（三）如果国民党内没有农民参加，而是由小资产阶级组成，它也不可能巩固。因为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招牌下，剩下的只是一小群小商人，而大部分工农实际上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样的联盟是不可能巩固的。
九 改组军队问题
改组军队，这并不是改编军队，不是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如果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军队就会实现革命化，军官也不会从地主阶级中选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是高喊“世界革命万岁”和“列宁主义万岁”等口号，只限于做政治工作，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我们想要使军队革命化，但又不去改变它的社会成分，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十 建立革命民主政权
很多同志会惊奇地说，现在我们有了革命军队和国民政府，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我们现在距离革命民主政权还很遥远。不仅是我们这样说，如果问一问国民党左派，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说，国民政府就是军阀政府。在国民政府的领域内必须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如果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和军阀的包围有所减轻，我们就应该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争取建立这样的政权。在军阀统治的领域内，我们要先进行革命，而后才能谈得上革命民主政权问题。现在我们只是开始走向建立这一政权的道路。假如国民政府的情况更好一些，我们是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的。
这就是我们的策略。这个策略能否在实际上贯彻实行，只有对国民政府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估计，才能判定。国民政府最初受到总司令人员的变动的巨大影响。去年，政权由胡汉民之手转到蒋介石手里。刚刚不久以前，才改为实行集体管理。去年，蒋介石独揽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和革命军的大权，甚至还想统治共产党。政府整整一年就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只有汪精卫回国以后，政府才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这个左派政府里有共产党员，如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但是我们不应当认为，这个政府就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如果这样认为，那是错误的。这个政府只是走向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途径。为什么不能把现在的政府叫做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呢，因为在政权中没有工农群众，只有几个工人领袖而已。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机构，以便今后建立起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并进而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民主专政将是最有威望的政权。这种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行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并不像几个领袖参加政府那么容易。
十一 财政经济政策
目前，尽管政府是新的，但财政经济政策仍是旧的，尤其是经济政策执行的还是军阀的那一套制度。现在革命时期，我们必须采用新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来代替封建军阀的制度。现在的经济制度仍旧是以前的，要改变这种制度，不仅要看国民政府有无决心，而且这也是我们党的任务。在我们党领导革命的整个时期，我们没有自己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国民党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准备夺取政权。如果我们今后还这样下去，政权就会落到反革命手里，像辛亥革命后那样。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帮助了国民党，进行了群众运动工作，并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工作，而没有把政权夺到我们手里来。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夺取政权。第四次代表大会已决定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但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军事、财政和经济情况，不知道如何领导。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在野党，而是真正要领导革命了。现在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只对国民党的工作进行批评。国民政府正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扩大它的政权。这个政权既是我们的，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它工作得不好，这就不仅是国民党的过错，而且也是我们的过错。
帝国主义的干涉，现在比以前有所减轻，可是奉系军阀、蒋介石和四川都在向我们进攻。今后，可能还会遭到各国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就会失掉一切革命中心。我们当前的任务，不仅是发展和扩大群众运动，而且特别是要巩固革命中心。否则，奉系军阀统一北方，蒋介石统一南方，革命运动将会停滞5年至10年。因此在目前，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是巩固革命中心的问题。
关于党内情况的报告
从第四次代表大会起到现在，我们党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得到了发展，党的工作有了进展，党员人数也有所增加。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员只有994人，现在已增加到57967人。党员的成分，根据3月份的统计，百分比如下：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妇女在党内占10％。各地党组织的党员人数如下：湖南13 000人，湖北13 000人，江苏（包括上海）13 000人，广东9 027人，北方地区3 109人，江西3 000人，陕甘388人，山东1 925人，福建168人，满洲（包括沈阳）380人，北满137人，安徽233人，四川200人，以上共计57 967人。①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共有八个：（一）湖南区委，其中包括衡阳；（二）湖北区委，其中包括襄阳；（三）江浙区委，其中包括安徽省铁路沿线部分；（四）广东区委，其中包括广西、云南、福建和南洋；（五）北方区委，这个区委包括以下几省：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六）江西区委；（七）河南区委；（八）陕甘区委。有六个地委：（一）山东；（二）福建；（三）南满；（四）北满；（五）安徽；（六）四川。有四位通讯员，他们分别驻在莫斯科、海参崴、巴黎和日本。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计有280万工会会员。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数铁路工人和矿工受我们领导。农民协会会员有972万人。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广东的20万有组织的农民受我们的领导。学生联合会将近420个。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共青团领导的学生联合会有60个。现有共青团员35 000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2 365人。
现在谈谈各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一）国民党左派统辖的地区有：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和甘肃等省。在这些地区，工农运动可以自由发展。（二）国民党右派统辖的地区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和四川等省。这些省份的群众运动已被扑灭，法西斯主义占统治地位。（三）奉系统辖的地区有北方、河南和山东等地区，以及南满和北满。这些地方的群众运动受到了镇压。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出席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同志批评了组织部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不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发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因而组织工作又停顿下来了。职工委员会委员当中，李立三同志只是被算作职工委员会委员，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工作。农民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委员划分了各自的所在地，起初没有做任何工作，而现在都聚集在武汉，开始了工作。他们已讨论了土地纲领。宣传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按期出版，并且翻译了十多种书籍。军事委员会只是做了技术工作。妇女委员会只是增加了通告的数量，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职工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连通告也没有发过。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像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如果只是由地委和区委领导一切工作，我们党的情况就会像朝鲜的党一样。现在，支部所起的作用不大。在工厂和学校里，支部并不是工作的中心，而只是召集会议和组织报告。因此，支部只是传达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命令的组织，而不是工作机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决定：应当加强中央，并把支部变为真正进行工作的组织。在党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提出这两个问题。宣传部这两年来的工作，不能称作宣传工作，实际上它是做了出版工作。而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不管怎样是按期出版的，其份数也在逐渐增加。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只有7 000份，而从北伐开始，已增加到5万份。
《新青年》杂志出版了五期。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这两年当中，我们翻译了以下16种书籍：（一）《共产主义ABC》；（二）《民族问题和共产主义》；（三）布哈林：《农民问题》；（四）波格丹诺夫：《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五）布哈林：《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六）斯大林：《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七）《共产国际纲领》；（八）布哈林：《唯物史观》；（九）《苏共的团结》（两册，已出版，尚未翻译）；（十）《中国共产党五年来的政治主张》；（十一）布哈林：《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十二）《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十三）《不平等条约》；（十四）《中国关税问题》；（十五）《戴季陶主义和国民革命》；（十六）《论北伐》。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宣传部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出版工作，而不是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部没有工作计划，不给地方发通告，也不向中央报告工作。宣传材料出版得很少，而鼓动材料却很多。例如，在江苏、湖南、广东和浙江等省，我们出版了许多鼓动小册子，其数量由9万册增加到了40万册，可是这些出版物散发得很不好。例如，我们有10万份号召书，人们读到的却不到5万份。从数量上看，鼓动材料很多，但利用得很不好。上海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书放在那里没有人读。材料和出版物的散发情况很不好，因此，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不好。党内教育跟不上党的发展。今后，宣传部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使中央宣传部更加坚强有力；（二）要使地方宣传委员会与中央宣传部建立密切的联系；（三）扩大翻译工作；（四）改进书籍的散发工作；（五）关于党校问题。我们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中央想成立一个党校，二、各个地区也想成立党校。如果中央成立党校，讲师会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党校，会更方便一些。据我看，前一种意见较好。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500人的党校。总之，这项工作现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坚守住，我们就在这里成立党校。我们必须出版一种党的日报，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就开始出版这种报纸。
现在谈谈中国的职工运动。虽然中央职工委员会并不强大，但某些地方对这项工作却很注意。成绩最好的是香港大罢工，其次，我们在上海、湖北和湖南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在湖南。缺点是中央职工委员会没有统一的领导，因此，全国的职工运动就没有统一计划和统一要求。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无论是在中央职工委员会里或在工会党团里，我们都应该有统一的领导。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我们有29万有组织的工人。到第二次大会时，有54万人。到去年五一节第三次大会时，有120万有组织的工人。现在各地有组织的工人人数如下：江浙有130万人，湖北有40万人，湖南有393 791人，广州有52万人，北方地区有1万人，山东有5 000人，江西有13万人，海员有8万人。以上共计2838791人。
今年，有组织的工人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职工运动也在逐渐开展和壮大起来。这是各地党组织加强工作的结果。现在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和工会工作计划。这是我们代表大会的首要任务。我们的同志早在党成立以前就做过职工运动的工作。我们的职工运动的历史已有5年了。
农民运动
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早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两年。根据现有的统计，有组织的农民的数量如下：湖南有5 204 112人，湖北有1 714 000人，江浙有23万人，广东有120万人，北方地区有2万人，江西有30万人，河南有100万人，陕甘有116 000人，安徽有8 300人，四川有37 000人。以上共计9 829 412人。有组织的农民的总数比工人多。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青年运动
在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共青团员比党员多，而现在党员却比共青团员多了。青年一代组织起来的比老一辈少。这是因为：第一，共青团中央不是很强大的；第二，我们抽调了很多共青团的工作人员做党的工作，从而使共青团的干部减少了。现在共青团里并不都是青年人。就是一部分少年先锋队队员也已超龄了。因此，共青团应该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共青团必须青年化，少年先锋队也应如此。假如共青团员都是青年人，党就不可能从他们当中抽调工作人员。但是，党过去确实是很少注意共青团。这是党的过错。党和共青团都怕对方从自己这里抽调工作人员。
1927年4月29日（李玲译）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
中共政治局会议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
关于与国民党左派在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的问题。
陈独秀通报同汪精卫谈话的情况，汪提出以下四点：
（1）1927年1月3日占领日本租界的行动，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进行的。
（2）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共产党人未向国民党通报的情况下提出的。
（3）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
（4）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
鉴于这最后一点，参加谈话的徐谦要求苏联与国民政府结成反帝军事同盟。为了证实上述第四点，他援引了张作霖公布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似乎表明，苏联喜欢呆在幕后。汪精卫也说，他收到了江西几位将军的会议发来的电报，他们在电报中表示反对蒋介石，同时也反对共产党人。汪精卫以国民政府名义给他们发了复电，表示支持他们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同时汪精卫只字未提国民党左派对电报后一部分内容的态度。
汪精卫总结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谁领导群众？群众跟谁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人走？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的恶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共产党人的过错。如果国民革命因此遭到失败，那对人民群众来说会更糟糕。
为了改善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鲍提出三点意见：（1）两党密切合作，共同解决所有问题；（2）制定对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政策，没有这种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3）制定对农民的总的政策。若这三点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那么国际形势就会变得毫无希望。
张国焘拒绝鲍提出的所谓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政策的指责。他要求派遣工人和农民到军队中去，并把他们武装起来。
维说：这里讨论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国民党左派会在一定的方面摇摆不定，因为现在坐而论道的时候已经过去，需要解决的问题非解决不可了。对于农民，问题可以通过局部没收土地的办法来解决，国民党左派也赞成这样做，但湖南的农民运动使他们感到害怕。对所提出的问题共产党可以作两种回答：
（1）要求国民政府对土地运动有明确的态度，协调而不是反对这一运动，或者（2）完全支持土地运动（？）。
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是明确的：国民政府应当帮助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它自己也要同大资产阶级作斗争，并且支持这种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帮助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为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应当通过工会加以协调。国民党内的派别问题也很重要。
陈独秀：比如在土地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共同的方针呢？原则上说，我们同国民党左派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似乎是一致的。但是今天有人告诉我，国民党关于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决定由于河南的形势而不会公布。
鲍罗廷认为，小资产阶级处境不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原因是看不见的，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的金融封锁和其他封锁，另一个原因是看得见的，也是小资产阶级明显感觉到的，这就是在手工业部门做工的工人争取自身经济需要的斗争。小资产阶级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第二个原因上。试图向小资产阶级说明真实情况，但只指出第一个原因，并用它来偷换第二个原因，这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出路是向小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但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在游行示威中和在其他重大事情上，共产党没有充分显示出自己领导群众运动的能力。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可以商定一定的方针，但条件是共产党能够执行这个方针。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如果共产党自己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它同国民党一起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为什么讲共同解决的原因。国民党相信，你们能领导群众，但实际上却不能。出路只有一条：或者同国民党决裂，或者一起作出决定，一起执行。
老头子提出6条意见供讨论：
（1）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没收。
（2）成立解决小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纠纷的仲裁委员会。
（3）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
（4）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的贸易。
（5）邀请国民党积极参加工农组织。
（6）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和征收捐税，条件是不剥夺贫困居民阶层。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关于政局的公开的信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
亲爱的同志！
中国革命正在经过一个危急的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必定遇到许多难关，并且要克服许多困难问题。目前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醒觉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国民党革命的农民政策已经促起农民群众之奋起，实施这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的历史上的职任，就是实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中国革命的将来，中国人民的命运，全靠贵党在此时期之坚决的行动。
土地改革刚才开始，就促进了反动分子之反革命行动，代表不劳而获的大地主阶级之封建军阀，已经起来实行用武力反抗农民。他们威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欲加以破坏——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依然忠实于他们革命的主义，依然领导农民从事历史上的反封建势力之斗争。
军队中有些分子反对土地改革确是事实。不过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并非——亦不能——反对农民的解放。兵士们大都是无地或贫苦的农民，他们不会很自觉的反对农民运动。如果兵士们对土地改革表示敌意，就是他们还没有觉悟他们仍在受军队中反动分子的剥削。以兵士论，革命军在客观上应当是一个土地革命的军队。大多数的下级军官也是从中等阶级招募来的，他们也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国民革命并妨害不着他们的财产，他们必不以行动来保护豪绅大地主的政权和利益。现在把持一切政权和特殊权利的是豪绅和大地主。他们消灭之后，经济的关系和政治的权利一定要民权化。所以土地改革，不但不妨害城乡的中等阶级，并且可以解除他们的经济的停滞，给他们以政权。如果将这一点给他们说明白，革命军中之下级军官一定很忠实的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民权的土地改革政策。再者国民革命军的将领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领袖，对于土地改革定能拥护。
国民革命军的组织如此，整个的革命军决不能敌视土地改革。其绝大部分（兵士、下级军官、上级首领）定能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那么，最少数的反动分子处于孤立的地位，如果他们有反革命的行动，不难一鼓荡平之。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反动的军阀已经公开的反叛革命（夏斗寅的叛变、长沙的政变可十足的表明这一点）。他们已经向工农运动宣战了。他们的屠杀工农群众，和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李济琛一模一样。他们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他们侮蔑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威权。长沙政变发生后，湖南省党部即被解散，并未得国民党中央的批准，擅自成立省党部（及所谓救党委员会），打毁党校，劫夺前方购买军米之款项，国民政府所派遣之特别委员团中途被阻不得到长沙，并且自由派军队到各县屠杀农民、工人、学生，妇女。
这是明白的反革命行动。少数反动军阀，背叛了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高级军事长官，而在湖南篡夺了政权。国民党的责任到此情形之下，非常明显，宜立即下令讨灭此少数叛徒，以维系其最高权威，还是和他们妥协？国民党如果采取第二种办法，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的主义，国民党的政纲，都将推翻，将在国民党政治的生命发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湖南的反革命必须讨灭，迅速的行动已经十二分必要了。犹豫不决，必遗后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采用以下的行动，削平湖南的反革命：
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
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
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
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
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
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
以此行动处置反革命，不仅湖南一省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发生坚强的信仰，全国各地的工农，定要遥瞻国民革命的旗帜，认识国民党的党徽，为他们自由之标志。他们必定自己起来向国民政府之敌作战！
当大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军阀代表向国民革命反抗时，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一定要和民权主义的群众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促醒他们革命的觉悟，并领导着他们大胆的向反革命进攻。当反动分子以公开的反叛行动集合他们的力量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倘不果决的领导劳苦群众向反革命势力作殊死的革命战斗，则一切反革命势力得有更多机会放胆集合发展其势力向革命进攻，革命前途将陷于危险！谨致
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陈独秀
六月四日
1927年6月8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七期
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
我们现在用不着拿许多很坏的话来攻击蒋介石，因为他自己有许多行为已经足够说明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了。并且他的罪状已经国民党、国民政府逐条宣布，更不需我们来重说。
我们也许可以说，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的忍耐牵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在去年三月二十之前，东征陈林胜利时，蒋介石成了著名的革命人物，帝国主义者甚至于攻击他或者恭维他是中国红军首领；然而那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着革命路上走；惟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之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外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于蒋介石之终身的刻骨批评！
在讨伐陈林和讨伐刘杨战争中，蒋介石很尊信共产党人，因为他们能苦战奋斗；即去年三月二十以后一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他在南昌演讲，还时常说共产党是革命的，他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须合作。他时常肯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共产党人当然很感谢他；可惜他不是说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须合作。他只说他也是革命的，共产党应和他合作，共产党听了总觉得很奇怪。蒋介石时时刻刻表示他自己的意思，而忘记了国民党，这是共产党终和他发生冲突之一个很重要原因。共产党承认国共两党都是革命的，所以必须合作（不但国民革命中破坏工作可以合作，即国民革命中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也希望可以合作）。因此，共产党立在革命工作的观点上，对于国民党中任何革命领袖，无论新旧都愿竭诚与之合作，决不肯立在私人的感情上，帮助那一个领袖打倒那一个领袖；即使那一个领袖背叛了革命，例如陈炯明、杨希闵、蒋介石，共产党也只是立在革命的观点上，帮助国民党去打倒这班反革命者，而不是什么拥孙倒陈，拥蒋倒杨，拥汪倒蒋。蒋介石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始终只知道他个人而不知道有党，始终要求共产党以助蒋拒汪为合作条件，两次派人到上海和我们谈判，以哀的美敦式的态度，要求共产党停止迎汪复职运动，我们答以在革命进展的观点上，在国民党团结的观点上，共产党只是主张汪、蒋合作，而不是拥汪倒蒋，却没有理由可以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以及国民党党员群众的心理，而反对迎汪复职。这样合理的答复，当然使蒋介石失望，使蒋介石感觉得共产党到底不能做他的工具象孙文主义学会那样，于是在他的二月二十一南昌演讲中，便喊出“纠正共产党”、“制裁共产党”等口号了。蒋介石所举要纠正及制裁共产党之理，是因为共产党党员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以排挤压迫，可是他在此次演讲之前，两次派人到上海和我们谈判时，没有一字提出共产党党员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之事，而只说不满意我们附和迎汪复职运动，或者在他的见解，迎汪复职就是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
去年三月二十事变之后，蒋介石极力声辩不是对付共产党，他对黄埔学生演说，痛陈领袖争权之事，分明是指汪精卫；最近张静江致汪精卫书，却说：“岂知弟三月二十二日在长堤登岸，先二日介兄已向共产党行断然之手段……以为共产党之阴险，或有击而不中之虞，不告谷季（精卫别号），将失败时介自负之，季仍可自收其残局，各有其分义，弟亦何言，弟到之时，介兄仍欲彻底解决，断此亡党之毒腕，以慰总理之灵。”这样看起来，好像蒋、张之言大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三月二十之变，反共排汪，本是二者并行。排汪之经过事实，精卫先生自知之，近亦向我详言之，不但三月二十排汪必欲其去职离粤，并且自从三月二十，一直到汪回，蒋、张无时无事不与主张迎汪复职者为敌，试问这可是何种分义？蒋介石之反共，导源于戴季陶的小册子，这不仅是表面上简单的戴、蒋等个人思想问题，乃是整个的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之反映。关于中国革命之前途，有两种理论与政策：一是无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一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无产阶级的理论政策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内推翻封建势力、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等的统治，建立革命的民主独裁制，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以达到全民族政治的经济的完全解放。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是：资产阶级与买办、官僚、地主、豪绅甚至一部分反动军阀结合起来，建立保护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军事独裁制，以压迫工农运动及反共反俄，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及些小让步，在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政策之下，根本停止民众的一切革命运动，发展并稳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中国革命之前途，只有这两条路，找不出第三条路，也许戴季陶、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找出第三条路，不过事实上他们所走的分明还是第二条路，并未曾发明第三条路，所谓第三条路，只是不肯走第一条路，而又不愿显然自承走第二条路之名，其实第三条路不通行，还只有走第二条路。戴季陶以为可以一面反共派，一面反右派，其结果他和右派走上一条路；蒋介石、张静江以为可以一面反共派、反工农运动，一面反西山会议派，其结果他们和西山会议派走上了一条路；现在又有人以为可以一面反共、反工农运动，一面反蒋，其结果也必然和蒋介石走上一条路；这都是因为他们想找第三条路，其实本来不会有第三条路，所谓第三条路，即第二条路之别名。自从戴季陶发行他的小册子，中间经过三月二十，一直到今年四月十二，都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者国民党右派首领戴季陶、蒋介石、张静江等，在寻找第三条路的口实之下，为实行走他们的第二条路而工作。
第二条路即资产阶级的路，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然要抑制工农运动不许他们强盛起来，更不用说是过火，只有时有利益于资产阶级的工农运动（如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示威与庆祝、追悼等），他们或者可以恩准，否则便是受了共产党煽惑操纵，只好用四月十二的办法。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然不愿意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特别是和他们的理论与政策不一致的时候（帮助他们对付他们的政敌之时，当然要暂时利用一下），所以戴季陶自始至终都主张共产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最近《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中又说：“我在总理死后很辛苦地坚持着非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则救国的责任决负不起。”诚然，他们很辛苦地屠杀了共产党之后，很得意地向全国国民宣告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这想必就是戴季陶先生发挥他们资产阶级的“仁爱性”。如果共产党也这样宣告独立，不知资产阶级的学者要怎样大声疾呼的咒骂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残暴无仁爱性！戴季陶或者可以回答说：四月十二之事确如白崇禧、陈群所说只是“工人互轰”（六月三日陈群在所谓上海工会统一委员会还这样说），随后搜捕枪毙之共产党，或者那是许克样所谓“暴徒分子”，而非真共产党，至于朱培德欢送共产党出境，更是仁爱之至。可是吴稚晖曾大呼“杀尽共产党”，李石曾说四月十二事变是革命，并且是最后的革命，从此再用不着革命了；诚然，共产党杀尽了，无产阶级压服下去了，资产阶级已经革了无产阶级的命，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纯粹国民党，从此得安然和英、日帝国主义及奉天军阀携手统治中国，还有什么革命！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联俄政策自然不大适用；蒋介石、吴稚晖、戴季陶都一致采用西山会议的意见，联俄原以平等待我为条件，言外之意就是苏俄现已不以平等待我了，联俄政策当然要抛弃。吴稚晖说：“有人说俄国已铲除不平等条约，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奥，皆已铲除不平等条约，依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止能认为最惠国，联合则平等未完全，显生问题，所以德、奥可认为最惠国，尚未联合也。”戴季陶说：“俄国既然说是同情于中国的革命，援助国民政府，而两年当中，既没有和国民政府定过相互的平等条约，也没有和国民政府交换过正式的代表……俄国既没有正式承认我们的国民政府，我们就无从承认俄国对我们的革命有正确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苏俄和国民党关系，至今和中山先生在世时无殊，何以现在忽然发现了没有正式承认和没有定过条约交换代表，联俄显生问题？其实这都是鬼话。吴稚晖说：“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赤化为口实，淆乱世之众听。”这几句话才真是他们抛弃联俄政策之隐衷！
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不得不将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放弃了。他们分明走的是第二条路，还厚颜说是第三条路，自以为虽然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而仍然是革命的，不知道他们的所谓革命作何解释？
汪精卫先生曾说：“要革命的向左边来——”现在蒋党的人说：“要革命的向右边来——”这句话虽然滑稽，可是也证明了他们已认识没有中间的第三条路！
向右是他们自己承认的，但是不是革命的呢？
三月二十的行动是革命的吗？
北伐总司令一就职，国民政府便无形取消了，这是革命的吗？
派李石曾向张作霖、杨宇霆谋南北妥协，这是革命的吗？
四月十二的行动是革命的吗？
收买青红帮打毁沿江各省的党部及工会、农会，屠杀工农群众，这是革命的吗？
搜捕枪杀各军政治工作人员，这是革命的吗？
正当北伐军在河南和奉军血战之时，勾结于学忠、张联升、刘湘、杨森、夏斗寅乘虚袭击武汉国民政府，这是革命的吗？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使田中的代表松井到武汉诱胁国民政府的领袖潜赴南京，这是革命的吗？
如果这些行为是革命的，那么，只有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与政策是这样。如果这样也算是革命，难怪张勋复辟、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也自称是革命！
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是一件小小事体；因为这不只是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他所代表的是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这是全国革命的民众和革命的领袖都应该认识的。他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所以一切不容于革命势力的许多反动派如国家主义者、研究系、安福系等，一向反对国民党，现在都跑到蒋介石旗帜之下，帮着他摇旗呐喊，向革命势力进攻。至于一些反动的大小军阀，自然有与蒋介石结合之可能，刘湘、杨森、于学忠、张联升、夏斗寅、许克祥等，不用说了；蒋介石、阎锡山、杨宇霆的三角同盟，不久也会实现。
安徽的蒋党，竟揭出“拥护新军阀”的标语，重庆的蒋党，竟挂出“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的标语，这是何等新奇的事！
一切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不但要依附假革命的蒋介石之名义以保存其反革命的实力，而且还要强奸三民主义一下，这是革命运动中最可耻的危险！
蒋介石已成了全国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我们所要敬告国民政府之领袖及军事长官的是：应为革命而讨蒋，不应为讨蒋而讨蒋；换句话说，即是不但讨蒋介石个人，而是要讨伐蒋介石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若讨蒋者在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上，在对民众态度上，一切仍蒋之旧，即令讨蒋胜利，亦与革命无涉，而且不足以服蒋之心！
六月十一日
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没收反动分子、大地主和土豪劣绅土地的建议。共产国际提纲建议没收反动分子的土地。此后中国共产党比以往更有力地推行没收土地的政策。土地委员会曾经一再讨论这个问题。起初它提出没收一切土地。但最后决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汪精卫回国后，国民党开始讨论土地问题。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通过决议，没收除小地主以外的一切土地。这个决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常会批准。但是由于军方反对，决议未能公布。大多数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因而反对土地革命。但是，军队用来作为借口的，不是没收土地，而是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如：军官们家里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属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罚款；禁止运粮；强迫商人摊款；农民私分粮食，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乡的小额汇款被农民没收和瓜分。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
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对土豪劣绅和土匪的联合进攻（虽然得到小地主和一般地主的支持）应加制止，使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抗击反动派。同时，在妥善规划的基础上和在充足的组织力量的支持下，作为没收土地的准备措施的农村自治和农民武装，就会加速建立起来。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国民党中总的情绪是既要与蒋介石作斗争，同时也要镇压共产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谭平山的就职演说是含糊的，那是在夏斗寅刚刚叛变后发表的。国民党决定延缓解决土地问题，而先去击溃夏斗寅。谭平山作为政府的一员，未能公开为一种与国民政府的意见相左的观点辩护。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并揭露言过其实的反动宣传，以中止军官和国民党左派间引起的恐慌，从而克服农民运动道路上的障碍。失业、无地的农民是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动力。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农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必须改变，贫农必须成为运动的中心。
1927年6月5日
湖南政变与讨蒋
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缺少党的指导，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动（所谓幼稚行动在任何国家革命的初期高潮中都不能免），如捕人、罚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同时举行宗教革命（毁庙、毁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妇女解放）等，以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土豪劣绅复捏造许多事实在军队中宣传，反对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对民众运动之右倾分子更从而张皇其词，使湖南出身的军官咸抱不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示不满，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然而说他们只是为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而发，则显非事实。在长沙事变以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已有纠正农民运动幼稚行动的命令，他们若真是只想纠正农民的幼稚行动，由省政府、省党部切实执行中央命令，已十分够用，为什么须用屠杀政策呢？他们说长沙二十一日事变是由于工农纠察队包围军队夺枪而起，这种笑话，和蒋介石在屠杀上海工人之前说工人纠察队将围攻龙华，是同样的把戏。过去的屠杀已遍于湖南全省，截至今天（六月十九日）的消息，新省政府的军事厅长仍在分派军队到各县大举清乡，想必也是因为各县的工农纠察队都在那里包围军队夺枪！这是欺谁？
我们再看二十一日事变以来，许克祥的所言所行，是否只是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
（一）二十二日下午省政府召集所谓各团体联席会议时，教育厅长董维键、建设厅长邓寿荃尚列席，次日即被逐出走，邓厅长的家产且被查抄了。
（二）省党部人员被逐一空。
（三）市商民协会代表左学谦在所谓各团体联席会议上说：“昨晚事变，因解散工人讲习所，波及商民协会，以致职员会物损失，会所亦被毁坏。”左学谦家宅亦于二十四日被封。
（四）省农民协会曾负责派员为政府采办军米四十万石，而办米之款九万元，竟被所谓救党委员会的军队抢去。
（五）许克祥在街上贴出“拥护湖南省政府”、“拥护国民政府”的标语，但是省政府的委员赶跑了，并且抄家了，国民政府的委员走到岳州竟被拒绝而回，并且许克祥竟电令岳州驻军要逮捕枪毙国民政府的委员。
（六）五月二十四日，在长沙戒严司令部，成立中国国民党救党临时办公处，推定许克祥、王东原、李殿臣、周荣光、张敬兮等五人为主席；当即发出命令如下：以后拿办暴徒分子，非经国民党救党临时办公处命令，各部队不得擅行，此令！主席许克祥、王东原、李殿臣、周荣光、张敬兮。
（七）国民党党校被军队捣毁一空。
试问上列这些事实，和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何涉？许克祥等不得政府或中央党部命令，而擅自在戒严司令部组织什么救党办公处，独揽军权、政权、党权，这和蒋介石的行为何异？
夏斗寅在湖北叛变，是受了蒋介石的指使，蒋介石已经亲自向外国新闻记者直言不讳，似乎不需要别人再为他辩护。许克祥等在长沙叛变，分明是和夏斗寅相呼应，分明是蒋介石袭击武汉国民政府之整个的计划之一，至少也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政纲（反武汉中央，反俄，反共，反工农），谋袭国民政府，扰乱北伐后方之整个的计划之一，纠正农民幼稚行动，不过是一个口实。
蒋介石的外交官，对于英捕房监视上海苏俄使馆不肯向英人抗议，蒋介石且在上海大捕苏俄同志；许克祥等亦在长沙搜查苏俄使馆。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广州搜杀共产党人；许克祥等亦在长沙、常德等处搜杀所谓暴徒分子——即共产党人。蒋介石一面屠杀工人，一面说仍然要保护真正工农；许克祥等也是一面屠杀工人农民，一面在街上贴出“拥护真正农工”的标语。他们和蒋介石有什么两样？
不仅许克祥等在长沙是如此，再看常德的五月二十四日事变是怎样？在二十四日事变之前，常德的党部及民众团体，正在忙着开欢迎熊震旅长大会，开军民联欢大会，正在忙着采办军米；恰当此时，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的消息传到常德，蒋介石委任熊震为师长的密电一到，熊军顿时翻脸，于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派兵搜索工会、农会及党部徽章，下午到工会、农会、党部及其他民众团体捉人，遇见穿中山服的或有徽章的即逮捕枪毙，约在二百人以上，被捕者数百人，特别法庭所拘押之土豪劣绅一律释放，即用彼等为搜捕革命分子之侦探；并且鸣锣叫人报告谁是共产党人，一时被私仇诬陷而逮捕而枪杀的人，非常之多。二十五日又挨户检查，见有勇敢活泼青年，即指为共产党人而捕去枪杀之，如此又杀害了数十人。二十五以后，又从城里杀到乡下去，乡下土豪劣绅所把持的关防局，遂乘机帮着熊震捉人。
此外岳州、平江、浏阳、宝庆及湘南，都在铲除暴徒名义之下，解散民众团体，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人之事，成了普遍的现象。此次屠杀之惨，我们可以举出一例，即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被杀之事。杨于五月二十六日被捕，在学坪斩头，随将其头抛掷数十下，再用麻绳系电杆上示众，将杨尸倒悬于演说台上，以刀剖解，以铁丝作钩，取出腹内脏腑，灌火油于腹中，用火燃之，旁观有不平者，即以赤化论。至于捕获工农活人剥皮置沙上，旋转呼号而死者，也不只一次。试问湖南农民对土豪劣绅曾否有这样野蛮残酷的行动？
政府派周斓赴长沙以后，湖南的屠杀停止了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现有二事为证：
（一）是六月十日长沙的《南岳日报》载：
“昨日长沙市全市党员，在教育会坪开欢迎周副军长大会……周副军长由第三分校，偕仇亦山……到会……当众发表决议案十六条（一）公推周副军长为湖南救党委员会委员。
（二）请周副军长实力参加救党运动。……（八）请周副军长奖励马日铲除暴徒的武装同志。……”
（三）是湖南省政府军事厅六月十四日有派兵清乡电如下：“湘省暴徒啸聚各县，亟应肃清，以根本解决，分配兵力如下：
1．许克样酌抽二十三团军队，以一部分赴湘潭、湘乡、宁乡清乡，以一部分留省警戒。
2．周荣光督率警卫团担任省城内外警戒，并保护省内上下厘卡，城厢各机关。
3．李仲仁团抽调一部分前醴陵、衡山清乡，一部留省协同各军警戒。
4．每营派兵分赴长沙县所属各乡镇清乡。
5．熊震师向桃源方面警戒，并酌抽军队担任常德、沅江、安乡县清乡之责。
6．王锡筹师担任宝庆、新化、祁阳清乡，并担任向武冈方面警戒之责。
7．周盤、周希武、张岳（团长）协同向鄂西警戒，并应酌抽军队担任岳阳、临湘、华容清乡之责。
8．陈汉章旅对于湘、黔军方面警戒，并抽军队担任辰溪、淑浦、安化清乡之责。
9．戴斗垣司令于向津、醴方面警戒外，并抽军队担任石川、慈利、大庸、永定清乡之责。
10．俞团担任衡阳、常宁、耒阳、资兴、郴县清乡之责。
11．王德光团对于金州方面警戒外，并酌抽军队担任零陵、东安、祁阳、道县、宁远清乡之责。
12.罗定（司令）担任攸县、茶陵、安仁、酃县清乡之责。
13．浏阳、平江、湘阴三县之事宜，另商陈嘉佑军长酌派军队前往办理。
14．湘南、湘西边境各县，俟由前方抽调军队回湘再行举办。
15．此次清乡，限令到后十日内一律肃清。
政府未有明令申斥许克祥等所组织的救党委员会是反叛行为及严令解散，他们当然可以请周斓加入；政府也未曾严令申斥二十一日事变是反革命，他们也自然可以请周副军长奖励。这都是顺逆是非不明所致。现在军事厅还嫌过去的屠杀不足，分派大批军队到各县清乡，肃清所谓暴徒，以图根本解决。什么是根本解决？不用说是“杀尽真正革命党人——国民党及共产党”和“根本消灭工农运动”，以免后患！在这种政策之下，许克祥等的首功，当然是应该奖励的。共产党是否能够杀尽？工农运动是否能够根本消灭？恐怕都是疑问吧？蒋介石并不能够办到这两件事，甚至更有力量的莫索里尼也未能办到。他人更休想！
湖南政变中所表现的事实，分明不是什么纠正工农的幼稚行动，分明不是什么救党运动（岂有离开最高党部，并且要枪决中央委员的救党运动？），而分明是和蒋介石、夏斗寅一气的反俄、反共、反工农、反武汉中央这四大政策的运动。
此时，武汉方面讨蒋运动的空气似乎很浓厚，倘若没有决心解决湖南问题，铲除这些豪绅代表的小蒋介石，那么我们恐怕南京的大蒋介石尚未铲除，武汉治下的许多小蒋介石——豪绅恶霸以及许克祥等叛徒，倒可以将国民政府推翻了！而且蒋介石可以说：你们讨我，但是你们境内也和我这里一样，你们并不能得到东南民众的拥护，你们所仗的，也不过是军队，来和我争地盘罢了。
六月二十日
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从蒋介石到阎锡山，将来或至到张作霖、杨宇霆），他们现时所奔走呼号的救党清党运动，和国民党改组时冯自由、刘成禹等所号召的护党运动，是同样的把戏。他们所号召的口实是反共产，从冯自由、刘成禹〔禺〕到杨希闵、刘震寰，从杨、刘到蒋介石、李济琛，从蒋、李到阎锡山、许克祥，都是同样的口吻，即将来从阎锡山、许克祥到……从……到……也必然是一脉相传没有两样。这并非是偶然的事，乃因为代表封建军阀及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他们势不能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长久合作，以致身被南赤北赤等不洁之名，而不为帝国主义者所谅解所宽宥。
张继说：“我们国民党若反对帝国主义，则失败时将无地逃避。”吴稚晖说：“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赤化为口实，淆乱世之众听。”这就是国民党新旧右派始终反共之共同心理。他们都以为国民党之所以为帝国主义所疾视，乃因改组后加入共产分子之故，非排共无以救党，排共与救党、清党、护党，乃同实而异名。他们不懂得“为帝国主义所疾视”正是国民党之荣誉，而不是羞辱。他们所谓护党、清党、救党之目的，不是想把国民党从不革命救护到革命，而分明是要减少国民党的革命性，回复到改组以前的状况。汪精卫先生过上海时，曾面问蒋介石是否要把国民党回复到改组以前的状况，蒋竟直认不讳。
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是怎样？改组以来的国民党是怎样？有了进步没有？这应该是人所共知，不待多说了。改组以来的国民党，因为有了共产党分子加入捣乱阴谋破坏，又加以苏俄帮着“送牢饭”（蒋介石语，即令人吃不饱之意）；然而其结果，国民党党员在全国各省都大大的增加了，党在民众中名望价值也日高一日了，军事上更有了突飞的开展，所损失的只是去掉了陈、林、杨、刘这些势力，得罪了帝国主义或者更是美中不足！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他们只担心得罪帝国主义，遂把国民党改组以来的进步看做一文不值。他们反共救党之真正心理，正因为恐怕身被赤名，得罪了帝国主义无以生存，只有急急排共，把国民党回复到改组以前的状况，以表示“守身如玉”仍是“安分良党”，庶几可以稍温帝国主义之心而息其怒。试问以此救党，把党救到什么去处？
此时国民党群右（从蒋介石到阎锡山），纷起通电排共，其口实，除将民众对资产阶级及土豪、劣绅、地主所谓过火的行动归罪于共产党外，不能举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阴谋破坏之一二事实。其实，国民党现时之真正危机，不是右派所谓共产党之阴谋破坏，而反是右派之自身。国民党某领袖说的好：“此时国民党有蒋记、阎记之分，将来或者还有张（作霖）记……记……记，汪、谭无兵，所以没有汪记、谭记的国民党。”谁有兵权，谁就在他的地盘之内，以清党、救党名义，造成他自己御用的国民党，使国民党变成无数小军党；国民党真正危机在此，所谓亡党之痛或即在此，而不在共产党分子留在国民党之内。蒋介石到底还是一个老国民党，有些投机混入国民党军队里的新鲜漂亮人物如阎锡山辈，他们停止站在北洋军阀那边打击国民党才有几天，有些经过共产党人设法展转长期的劝告才肯接近国民党的；有些虽然勉强加入了国民党，经过共产党人再三劝告，才有点看中了国民党的；这班新鲜漂亮人物，终不能新鲜漂亮到底，现在都回过头来加入反赤运动，都伸起大姆指头自称是纯粹国民党员，自称是真正三民主义信徒，在清党救党名义之下，大声疾呼的排除共产党分子留在国民党之内。他们的面孔转变得这样快，他们这班大呼清党救党的“国民党忠实党员”，倘若半夜里想起来几天以前打击国民党之事，岂不要浑身流出愧汗！然而他们毫不惭愧。他们毫不惭愧之理由是：他们以前打击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革命的党，是反对袁世凯，反对曹锟、吴佩孚的乱党；他们现在大呼清党救党，正是要清除国民党中之革命分子，不但要清除共产党分子，并且对于纯粹国民党员之稍稍左倾分子，也要以暴徒罪名清除之，以图根本消灭国民党之革命性；他们以前对国民党之态度与口号是铲除乱党，现在的态度与口号是铲除暴徒，他们对待国民党是始终一致的，面孔虽前后不同，内容实无变更，所以毫不惭愧。不但他们如此，即段祺瑞、张作霖都曾屡次表示可与国民党的妥协派温和分子携手合作，都无非是企图清除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以消灭其革命性。自袁世凯以来，他们站在国民党外边打击国民党，不但于国民党无伤，而且因于驱迫国中所有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使国民党的力量一天伟大似一天；他们现在跑进国民党，清除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以根本消灭其革命性，使革命的国民党变成他们新军阀御用的工具，这才是对国民党之真正打击，这才是国民党之致命伤，这才是国民党之真正的清党危机！
所以欲救国民党之危机，决不是清除党内革命的分子，而是要清除党内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机分子，不然将名存而实亡。国民党在现时严重的危机当中，和民国二年受袁世凯打击的无路可走相等的危机当中，以汪精卫先生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及左派的武装同志，应该有一大觉悟，下一大决心，首先自身团结起来，再和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拿出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的精神，来一个从左边的清党运动，毫不顾惜的清除党内一切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机分子，以救出真正革命分子的国民党正统之生命。只有清除党内一切投机分子，只有革命的左派团结起来巩固正统的国民党，只有消灭全国某记某记个人御用的国民党，国民党才有出路；若放弃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接受蒋介石的主张，不但失了左派的立场，且不是国民党的出路！“联蒋反共”固然是革命的左派国民党寿终正寝，所谓“反蒋反共”及所谓“反蒋分共”（分共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分离之意），亦属欺人自欺的鬼话，反共或分共，都是和蒋介石走上一条道路，尚何须反蒋？
也许有人以为联蒋固然是走到投降资产阶级的道路，反蒋则只有走到附属无产阶级的道路，国民党左派仍然是没有出路。其实不然。中国的国民革命，在社会的客观上条件上，固然不会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不是无产阶级单独的革命，而必然是工农中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革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各阶级联合的国民党在中国存在了数十年以至于今日，这是在中国这样社会的客观条件上自然产生的，国民党左派在现在及将来的生命仍然是依照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而生存而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出路，不是投降资产阶级，也不是投降无产阶级，而只是实现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实现反帝国主义（民族）、反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民权）、反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民生）之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以克服蒋介石为中心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右派，这不但是左派国民党眼前的出路，也就是中国国民革命眼前的出路。
七月一日
“杀尽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反共的唯一理由；汪精卫说：“国容共，共不容国，形成分共等等痛史！”然而事实上，倒是张继说：国民党人一致主张“党外无党”；并且最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的口号，第一个就是：“杀尽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宣言说：“清党工作不能以肃清跨党分子，做到‘党内无派’为已足；尤须将中国共产党之势力根本消灭，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根本推翻，做到‘党外无党’而后已。”请问究竟是谁不容谁？谁破坏谁？
国民党四字经
1927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
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
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
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军阀得意；
训政时期，官僚运气；
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诚党员，只要洋钱；
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
自从列宁同志患病和逝世，在季诺维也夫史大林布哈林主持之下的共产国际及联共领导机关，发生了机会主义的绝大危机，即是在政治上，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和上层领袖谋妥协结合的策略代替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之门雪维克的策略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在这种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下，先后断送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的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且造成了苏俄的大危机。在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的■（原文此处为■，下同）■之下，失败最惨的，要算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
中国国民党，无论在其行动的历史上，在其三民主义的政纲上，在其建设中国实业计划上，在其上层领导成分上，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自始即带有不少的反动性（如希求帝国主义的帮助及不主张没收土地及大贫小贫论）；至于其中的下层群众含有不少的工农分子，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中不乏此例，决不能因此改变其党的资产阶级性；无论其如何口头上主张世界革命，拥护工农利益，和联合苏俄，凡在一个革命运动高潮中，羽毛还未丰满的资产阶级往往采用一部分迎合无产阶级的口号，甚至于拿出社会主义的幌子，以猎取无产阶级的同情与拥护，这是资产阶级的常态，是在欧洲革命运动史中所常见的。无产阶级在没有独立的政党时，常常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常常的是简单的替资产阶级服务，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去推翻封建的统治，而马上即被资产阶级践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幸也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错误的幻想的政策领导之下，不自觉的做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简单的工具，以苦力的资格替它们推翻了代表官僚买办资本的北洋派的统治，以与帝国主义妥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刚一抬头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残它们的昨日的拥护者——无产阶级。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掩饰了国民党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的统治，终致国民党对工农不断的大批屠杀和它的政权意外巩固。
我们在国民党的政策，因为希望留在国民党内，保持长期的阶级联盟，所以不惜不断的让步：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许国民党组织国际联络委员会，监督我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凡国际所给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须先交该委员会看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蒋介石政变，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苏俄顾问和苏俄视察团的卫队枪械，逮捕大批共产党党员后，复以国民党党务整理议决案的形式，令共产党及青年团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单缴存国民党，禁止我们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令我们同志退出军事学校或退出共产党；这些事实已经是资产阶级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而不是什么联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际的政策不但不因资产阶级进攻使无产阶级自己更加独立起来，反而采用了最可耻的投降政策，严厉的阻止中共退出国民党，连准备退出都不许，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国际代表还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帮助并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从此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完全投降了资产阶级，不啻自己正式宣告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开始大屠杀，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仍然是继续拥冯拥汪，说冯玉祥是工人出身，说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并且在蒋介石叛变以前，曾命令我们以劳资仲裁代替罢工斗争，命令我们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冲突；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曾命令我们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军官们的土地，命令我们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最后，全部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还命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直到南昌暴动，还是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的。这样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碎了自己的旗帜，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变成了国民党约束工农的工具；这样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终从头到尾一贯的空前未有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分明是卖阶级的政策，完全不是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维克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妥协，独立的领导农民，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政策。关于阶级联盟问题，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国际既强制中共混合在国民党组织之内，复大喊“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是超越阶段的危险”，事后却责备中共不应损失其组织上及政治上的独立；其实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难道除了这些实际问题外，还有悬在空中的独立吗？！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这样破产的政策，是根据他们对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关系之根本错误的认识。他们以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可以团结中国国内进步的各阶级，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便是国民党，国际称它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这分明是组织上的阶级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联盟，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对中国商品与资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的剥削工农，才能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商业竞争，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因此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农的冲突更为不可调和，更易于爆发阶级战争。资产阶级最初参加民族革命，乃是企图利用能够在它们控制条件（过去国际的政策正是对资产阶级担保这种条件）下的工农群众声势，向帝国主义做买卖，好取得于它们自己阶级的那几种利益，一看到工农群众根据其本身利益，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领导革命时，资产阶级便马上感觉到工农革命比帝国主义对它更是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快的反对革命，乃是其阶级性之必然。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使国内的阶级斗争加紧，决不能因此促成阶级联合和缓阶级斗争。国民党是一种资产阶级欺骗利用民众的工具，用抽象的“国民革命”的口号（在我们不进行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状况之下）麻醉住工农群众意识，不组织自己的独立的武装，而只是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夺取江山，资产阶级独享胜利之果，而且马上回过头来屠杀工农群众，这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我们加入及留在国民党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经过国民党去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与它联盟，这也是机会主义的模范的表现之一。无产阶级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即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固然，无产阶级随着革命发展之现实的环境，要团聚一切革命势力，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着眼是在群众，尤其是下层劳苦群众，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所领导的民主政党。我们要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在自己方面来，首要的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要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鲜明的旗帜。有时可以甚且必须在一定的明确的行动纲领上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建立联盟；但这个联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去揭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与欺骗，以夺取广大劳苦群众在自己的政治影响方面来，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迁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更不可在组织上与它混合起来，以“集中革命势力”！从前第二国际即主张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应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合并，他们常说：不懂得在落后的俄国为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分而为三。列宁则坚持只能和社会革命党有政治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合。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尚保持和劳动者同盟对封建党及大资产阶级的党作革命的反抗；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共产主义同盟的信，严厉的指出这一同盟者的危险性，指出他们号召一切民主派联成一大反对党之欺骗，极力主张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他说：“即为对付共同敌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组织，对敌直接斗争时，两党利害一时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时的结合”。过去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遗教，而是采取了从前第二国际的意见，特意把国民党装成一个狮子灯，我们都钻在里面去舞。像这样混合组织的联盟，则遇事掣肘和混乱了我们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经过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并且要丧失我们自己阶级的群众。
在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即城市乡村的贫民联合之最好的形式，便是苏维埃，即是由工农贫民兵士的广大群众选举代表组织的苏维埃，它的任务是武装群众及指挥群众的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的机关。共产国际的领导，在革命高潮中，为要跟着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跑，作那种无希望的同盟梦，于是根本抛弃代表城市乡村贫民的利益，在斗争上服从国民党的政纲，越此便是“过火”，在组织上把农民协会及店员小商人的组织工作通统交给国民党，不许组织苏维埃；他们竟至说，“中国的国民党对现时中国革命的作用与一九〇五年的苏维埃对俄国革命作用是一样”，“武汉国民党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若现在即刻建立苏维埃，拒绝拥护武汉政府，提出二重政权的口号，推翻武汉政府，便是对蒋介石和张作霖予以直接的援助”（史大林）。“在将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还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布哈林）他们的错误，完全由于迷信少数派的阶段论遮住了眼睛，不去观察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内容和当时民众革命斗争急激进展的环境，以至盲目的反对建立苏维埃；他们完全不认识不但南京的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即武汉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已日渐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马日事变后，他们和蒋介石张作霖已经没有区别，此时国民党资产阶级（凡是剥削劳动的大小资产阶级都包函在内）参加民主革命的历史已经告终；同时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国民党一致承认“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打破了各阶级联盟，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开始由民主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革命性质已经开始转变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至少在三月二十事变后即应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在北伐开始时就应该在北伐军所到的地方组织苏维埃，至少在四月十二事变后即应建立苏维埃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由二重政权进到推翻反革命的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这样，而是始终拘泥民主革命的阶段，始终迷信国民党，始终想用大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党代替了工人与乡村城市贫民群众的苏维埃。中共中央此时未能力争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反而在国际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农民部通告中，都承认农民有“过火”行动；并且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这都是莫大的错误。一直到国民党全部公然反革命，革命运动已经一败涂地，此时反而突然想起用苏维埃的口号，作夺取政权的冒险尝试。
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但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退守，上海广州长沙汉口的共产党党员及工农群众相继被屠杀后，没有一点有力的反攻，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已完全走到反动营垒，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都已经结合起来，革命分明是失败了，此时即应马上采取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做改守为攻的准备。当时党的政策恰与此相反。联共及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布哈林此时企图以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挽回其机会主义政策之绝望，以抵制反对派的非难，乃特派心腹代表到中国，以国际名义包办“八七会议”，在此会议中，既未便根本的系统的指出改正机会主义（仍旧说留在国民党有四大理由，仍旧主张站在国民党左派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又加以从莫斯科带来的事实：“中国革命浪潮还在一直高涨”，“中国已经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经过翻译员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之手，造成了盲动主义。当时党的领导者，以为只有武装暴动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的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如有同志对于革命高潮及中央政治路线表示有一点怀疑，对暴动有一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严重的打击，严厉的命令各级党部改组并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即所谓“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凡不赞成此新的路线者即不许其登记，甚至开除已登记的同志。不仅命令党部，而且命令群众，命令他们无条件的乱动；以至盲动的情绪和大大小小的暴动普遍了全国所有我们党有组织的地方。从“八七会议”到“六次大会”乃是整个的暴动时期，在此时期中，党的领导机关之唯一的工作，“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用中央绝对正确的路线，客观上帮助国民党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打得骨断肢脱伤残委地，至今不能立起来从事战斗；党的本身更加溃散，党的政治地位更加坠落，变成了单纯的“杀人放火”之象征。
机会主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盲动主义是彻底完成这个失败，六大以后的路线是继续巩固这个失败，并为下次革命准备新的失败！
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
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机会主义的批评，并未曾把中共中央在革命高潮中所执行的机会主义政策之根本错误（没有及时退出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没有组织苏维埃等）指摘出来，因为这样便要侵犯到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之本身，而只是指出中国党三种主要的错误（一、缺乏独立性与批评性，二、不能了解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三、党没有成为广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这不过是说中国党执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所以共产国际所指示的六次大会所议决的新的政治路线：将来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的政权性质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应联合富农而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他们虽然口头上大喊反对机会主义，而这些实际政策，仍然没有转变到另一阶段，仍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对于盲动主义的批评，虽然口头大喊反对盲动主义，也同样因为要掩护国际自身的盲动主义，未便指出中国党在革命失败后，按照当时全国总的形势采用暴动政策是根本错误，而只是指摘中国党对暴动政策机械的应用，没有事先组织好，玩弄暴动等等，这也不过是说中国党执行国际暴动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所以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公开的说：“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走向革命的大道。”并且更说，“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六大决议案），“我们的面前是一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国际代表的政治报告），所以第六次大会后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通告，开口便说“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国际更进一步训令中国党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这分明是国际自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极力供给中国党以盲动主义之前提。对于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探本溯源的把整个的机会主义路线指摘出来，便不能得到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因此现在党的政治路线，仍旧沿着机会主义进行；对于盲动主义的前提即革命潮流没有正确的估量，便不能了解目前的革命形势，因此现在党的工作路线，仍旧沿着盲动主义进行；政治路线工作路线，事实上日益证明破产，因此现在党的组织路线，便不得不日益效法联共的现行党制厉行官僚主义，借以钳制党员群众的异议，来保持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这一切一切都不是中国的国货，都是史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没有相当时期经过马克思主义及阶级斗争锻炼的中国党，自己本没有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过去及现在错误的根本政策与理论，自然都来自国际。但过去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机会主义没有一点认识与抗议，忠实的可耻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这是应该负责任的；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仍旧继续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经反对派明白指出，依然毫无觉悟，而且自觉的掩护错误，这简直是罪恶了！我们对于过去革命之失败，只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重要的是在深刻的了解错误，彻底的改正错误，并且坚决的参加反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的斗争，对于革命才有实际意义，这才是我们正当的道路。
现在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表现的是：国际及中共中央一致主张将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理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握政权，中国还是封建势力的统治，并且中国还是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或封建社会势力占优势。现在的国内战争还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战争。这样的说法，简直是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都站在一条战线，因为他们都正在大喊反封建势力。第三党最近发表的政治主张说：“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社会，而掌握国家政权的便是封建势力，支配社会关系的，……最显明的亦是封建阶级的剥削。因此，分明的表现，中国革命还没有通过民主革命的阶段。”“反动统治势力的政治中心便是下级的封建势力，构成反动势力大联合。”“社会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而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中国目前的革命运动，如果不针对着封建势力，可以说绝对收不到集中革命势力的实效，必归失败。”这些话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及中共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没有两样。
我们以为：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崩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自国际资本主义打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银行工厂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到了欧战前后，更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及货币经济，连穷乡僻壤都达到了，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并且全国一切形式的经济之最高统治，都在本国的一万五千万元以上银行资本依赖外国的五十八万万元以上银行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态，不但占领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乡村主要部分经济都直接间接隶属于市场，因此城市经济绝对的支配了乡村，因此一切封建残余的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力求资本主义化以自存。土地早已是一种个人私有的资本而不是封建的领地，地主已资本家化，城市及乡村所遗留一些封建式的剥削，乃是资本主义袭用旧的剥削方法（以前美国的黑奴及现在南洋群岛的猪仔，还是封建前奴隶制度）；至于城市乡村各种落后的现象，乃是生产停滞，农村人口过剩，资本主义落后国共有的现象，也并不是封建产物；若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中国不占绝对优势地位，则只是常识的判断，而不是科学的观察。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经过两次革命，已经掌握政权，社会阶级势力之转变，更是异常明显。在民众斗争发展上，已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火”；并且广州上海汉口的工人和两湖的农民，已经有过相当的二重政权的形式，广州暴动中且出现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开始了社会革命的行动；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总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已经是将来第三次中国大革命的预演，在第三次革命中各阶级的行动与变化，给了我们许多丰富的材料，使我们能预测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远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及土地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取得政权，才能彻底完成，换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城市及乡村中都与帝国主义经济及现在的土地关系有很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它决不能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以土地给贫农，而且当革命高潮时必然坚决的反对工农运动“过火”，无产阶级没有与他们合作的可能。其次，在城市中，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二日即应进行没收中外银行及大工厂企业，打破私有财产制。在农村中，因为土地在资本家化的地主之手，富农多兼高利贷与商业剥削者的资格，是贫农与雇农仇视的中心，是农村贫民革命的对象，当然在乡村中更无与富农联合战线之可能；我们应该领导贫农，反对富农，使中农中立。当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时，我们即应动员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而不是为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站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民主专政奋斗。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了一种反动的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根据。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依据这样的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和政治路线，已经演了过去可耻的悲惨的失败，现在又在准备重演将来更可耻更悲惨的失败。
现在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所表现的是：不承认资产阶级是胜利了，不承认过去的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前提之下，强迫罢工，每个小的经济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大的政治斗争，不断的命令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召集小组或支部会议时，都照例不讨论政治问题，不讨论日常生活斗争的工作方法，只简单的传达上级机关命令上街示威，散传单，贴标语；无处无事不采用盲动政策，无处无事不实行“自己失败主义”，弄得党内党外群众都感觉没有一点出路，党的下级干部同志都感觉着在中央路线之下无法工作；党内工人同志都一天一天感觉着党的政策和行动绝对不适合工人群众目前的需要与可能，尤其是盲动的命令逼得他们一批一批的与党无形脱离，因此各生产机关的支部已雕零不堪，党员数量及无产阶级的基础已削弱殆尽，像汉口，长沙，广州，这样重要的中心都市，连党的组织都没有了。党和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更等于零，铁路，矿山，纱厂，丝厂，五金等重要产业工人都没有群众的组织，就有点组织也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海员方面也只仅仅有点线索，在这样状况之下，革命高潮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
我们以为：自从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上次大革命，又加上盲动主义根本破坏了工农组织，减弱了工人阶级之阶级斗争的力量，形成了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我们在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反省过去失败的教训，溶化过去革命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以锻炼我们的党，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恢复和工农群众的联系，恢复群众的组织，以积聚自己阶级的力量；一面重新估量现阶段中新的客观局势，即因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和经济相当恢复而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与其政党军人间之冲突，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军事专政间之冲突而开始的民主立宪运动之趋势，我们应利用这种趋势，而力争彻底的民主主义做我们目前过渡时代政治斗争形式，重新闯进政治舞台，由现在的政治斗争，缩短反革命的现阶段，开辟新的革命环境，走向将来的第三次革命。民主要求口号，现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群众以至工人群众还需要，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身，也须有相当的政治自由才能够实现其力量发展所需要的组织上之民主集中制。因此，我们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即力争由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产生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做我们在过渡时期中四个不可分离的民主要求口号，以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必须如此才能够动员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公开的现实政治斗争，不断的扩大斗争，由要求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拥护劳动大众——全国多数民众权利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是主张积极的号召及参加，力争其彻底民主化，而不主张消极的空喊苏维埃来抵制；因为“苏维埃政权”必须由“武装暴动”来产生，在目前只是教育宣传口号，而不是行动口号。在主观客观条件都未成熟时，若发出“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做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行动起来，为这些口号奋斗，不仅得不着群众的应声，而且更加扩大党的盲动情绪，离开群众，削弱党的力量。同时，我们更不是主张用国民会议来代替苏维埃，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斗争来发动广大的下层民众反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走向“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
现在的中央，一面大喊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大喊苏维埃政权，大骂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人，大骂提出国民会议口号的人是取消派或反动派，并且发出“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和“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的口号；同时一面又声明：“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这就是说我们的党现在没有号召群众行动的政治号召，只有盲动，只有继续长期的离开政治舞台。
最近党的政策，不但极力发挥国际对于中国现局势盲动主义的观察之谰言，丝毫不了解民主运动在两个革命间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上有重大作用，而且是机会主义的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不断示威，双管齐下，表面上说是采取失败主义，实际上是命令同志帮助改组派做“反蒋运动”，并且在香港参加各派的反蒋会议。不领导民众做公开的政治斗争，而跟随改组派将军们做军事投机，这不但是离开政治舞台，而且是葬送党的政治生命！
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所表现的是：以委派制度与绝对的命令主义消灭了党内德莫克拉西；以夸大的虚伪的报告，从国际直到中国党各级机关，上下互相欺骗，以欺骗群众。团结无原则的系统，如周恩来所领导的黄埔系，项英所领导的全总系，拥护个人的势力，各自庇护私人，互相排挤，任意摧残有政治自觉的党员；以大批开除党员的手段来解决党内的政治问题；置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于全党全阶级的利益之上，以借口“敌人进攻”，“时局紧张”，“秘密工作”，“铁的纪律”……等，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变布尔什维克热烈争辩的精神为官僚的盲目服从，从支部到国际活像君主专制之下从地保到皇帝一样，只许说一声“是！”，否则马上便有不测之祸，因此所有党员都不敢说一句心中所想说的话。
现在党的统治机关的官僚们钳制党员之最大的武器，要算是“铁的纪律”；党员也因为迷信这一武器自己束缚了自己，对于官僚们的统治，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我们以为：“铁的纪律”自然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铁的纪律之基础“第一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之觉悟及其对于革命之忠诚，能自主，勇敢牺牲；第二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和无产阶级以至半无产阶级广大的劳苦群众融成一片；第三是极广大的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相信它的策略与战略是正确的，没有这些条件，一切要创造这个纪律的企图，都必定变成废话，矫饰，欺诈。”关于服从组织纪律的限度的问题，列宁又说过：“我们曾经屡次确定对于工人政党的队伍中纪律之重要与见解。行动统一，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一个纪律，才配称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以无产阶级，若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即不承认有任何行动的统一。所以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永不应该忘记有非常严重的原则之违犯，竟至逼令我们必须与一切组织的关系决裂。”现在党的官僚们的所谓“铁的纪律”，恰恰和列宁的遗教相反，恰恰是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已经明知党的策略与战术是错误的，而他们还不顾一切的继续执行，恰恰是不容许党员对于他们错误的策略与战术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恰恰是官僚们用为掩护自己错误和维持官僚统治的工具；这样的“铁的纪律”，除废话，矫饰，与欺诈而外，没有别的意义。
我们的党，始而在机会主义指导之下，未能使全党党员群众参预到党的政治生活及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智识，因此党内一般政治水平线非常之低；继而又在盲动主义指导之下，党的组织弄到残破不堪；第六次大会后，更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交互错杂，不能进前一步。处此情形之下，党的领导机关要想恢复党的基础，形成党的纪律，必须根本改变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民主集中制代替官僚集中制，实行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产生能够使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是正确的策略与战术，以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必如此，才可形成真正的行动统一，抵御敌人的进攻。现在党的官僚统治机关，反而利用党内一般政治水平线之低落，党员群众对于党的生活之隔阂及党的组织之残破实行任意操纵，欺骗与威吓，实行以金钱维系党员及空洞的工会机关和雇人示威，实行制止党内的讨论和批评，以国际威信和党的威权强迫党员强迫群众相信“中央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并且胆敢凭借敌人进攻做护符以恐吓党。这样的领导机关如果听它们仍旧存在下去，我们的党，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必然要名存而实亡，一切有政治自觉的分子，都应当及时奋起，从党内推翻它，才能够将我们的党从坠落而危亡的现状中拯救出来！
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
即从中国问题本身，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过去失败不是关于执行上的部分的问题或偶然的错误，而是有一个系统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并且现在还在继续这个路线；这个路线也不是特别在中国范围内形成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史大林布哈林所领导的整个的机会主义的国际政策之一部分。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实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后，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从此更加真实的密切起来。苏联实际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司令部，联共成为第三国际领导的党。这个党的政策之正确与否，不是仅仅关系苏联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而是关系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运命。同时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之每个胜负，都影响到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之存在与巩固的前途。
十月革命到现在，以列宁之病和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夺取政权，建设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军事的防御，及采用一些基本的办法以确定经济道路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党的全体都上下一致自觉的做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也就是在这个自觉的一致中，党的全体才有它的内部巩固，在列宁同志正确的政策指导之下，勇猛精进的向资产阶级进攻，当时资产阶级的潜势力及其意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不能发生什么作用。后一时期即史大林继列宁而执政时期的情形就不同了，它的主要的特征，就是二元政权的势力增涨。其客观的原因是物质生活相当的提高，内部的军事状态停止，及世界革命到来的迟缓，群众需要恢复他的疲劳，非无产阶级的成份及其意识渐有抬头的机会，于是曾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至此反而被抛弃放在后面去了；在它之傍，甚至在它的面前，树起别的阶级成份，别的阶级意识大显其作用，在政权上占领了一大部分势力。这些别的成份就是那些一天一天形成一个很大的官僚系统之国家机关，职工会，合作社的职员及其他自由职业者和办事员等。这些人员们由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习惯及他们的思想方式，是与无产阶级分离的，或一天一天与它分离。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成份及其意识甚至侵入联共党内，由党的机关职员，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官僚系统，滥用国家机关巩固他们的特权，使党日趋腐化。到了史大林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反对派，遂拼命拉拢结合这些党内及国家机关的官僚分子，做他的群众，无论什么人，只要他喊一声反对托洛茨基，至少也要给他一个合作社主席的位置；因此一般投机分子，都蜂拥到史大林派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之下，蜂拥到党内及国家机关内，更加速了国家机关及党内官僚主义化的过程。此时党对国家机关已不能起领导及监督作用，倒转过来，国家机关反用官僚的系统和势力来支配党。苏维埃政权从它的产生和传统上，由它的现在势力来源上，还继续凭借在无产阶级身上，虽然渐渐少直接的形式。但是由上述的社会成份之沟通，它一天一天堕落在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之下。无论苏联内部资产阶级怎样弱，它是很自觉地做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派，并构成世界帝国主义的传达机。况且资产阶级内部的基础也决不可忽视。农村经济在市场之个人的基础上发展，必然要从它的内部新产生许多农村中小资产阶级。即已经富或正在求富的旧时贫农也和苏维埃立法的限制抵触，于是表现出法国革命中“本拿巴特主义”（即倾向拿破仑之主义）的倾向。以上就是说用政权二重性之社会的来源。
新经济政策在客观上自然是包藏这政权二重性的一些可能，因为他在恢复市场上，新创造一些条件可以使小生产者重新复活并一部分转为中等资产阶级。但这些可能性仅存在于经济的可能中。它开展成为一个真实的力量仅在十月革命的后一期，开始于列宁同志之病和死及史大林派的小组织集中反“托洛茨基主义”之斗争的时候。新经济政策之实现，是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一个很大的让步。这个让步在当时的环境是必须的，其本身并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损害。暂时的退守是为着后来的进攻。问题只在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党是否有正确的政策能够很快的反守为攻，继续阶级斗争，阻止政权二重性之发展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陷落在这个退守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基本的生产力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家的指导政策对于经济是操有必胜之权。但史大林不懂得列宁的政策，不把让步当作暂时的退守，而当作经常的路线。一直继续让步，继续右倾；不特别注意发展国家工业，不发动农村阶级斗争，而实行对富农宽容，并且造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怪理论，说苏联农村生产力是由两极向中间，以图掩蔽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以便避开阶级斗争，和平的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着着助长了富农的发展，助长了政权二重性。他的中心的口号是：“普遍的繁荣”，“大家富起来”，不管这个富是资本主义的富还是社会主义的富，甚至他把资本主义的富当作社会主义的富。因此非无产阶级的势力及其意识益加抬起头来；因此，十月革命的后期特征，不仅简单的表现于城市和乡村中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之发展，并表现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之武装继续不断的被解除。复兴的中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隐藏在苏维埃的保护色之下尽可能的前进，把他们的凭借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史大林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保守的理论就在这个环境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基本方法，列宁主义战术之主要的教训，都被史大林加以严厉的修正，以适应党内党外新生的小资产阶级的职员之安富尊荣及其畏难苟安避免革命震动的心理。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有不可分离的真实联系”之“不断革命论”，自然首先激怒一切新的社会层，因为他们认定已经把他们抬到社会上高高地位的革命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因此，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之保守理论为出发点的史大林派乘时得势，对于以“不断革命论”为出发点的托洛茨基派，不断的加以攻击与迫害。
很明显的，列宁始终认十月革命只是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起点，并不是认为俄国一个国家已具备了经济条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可以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是在全世界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之部分的突破，是全世界资产阶级阵地较弱无产阶级主观力较强的部分之突破，要维持它巩固它，主要的是在它不断的向外发展，即是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成为真实联系，在全世界总的阶级战争形势上决定最终胜负，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自然，为巩固推动世界革命之策源地苏联，必须发展其国家工业即社会主义的工业以加强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权。但若是因此便相信“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是对的，那就等于幻想世界资本主义从此还有很长期的生命。果真是如此，则一个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终不免为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所战胜，十月革命一定被破坏，而只存留一些土地改革的遗迹。
史大林派，根据其“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对苏联内部政策，要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求助于国内富农及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因而在国家政策上不肯得罪富农加重他的赋税，对富农一直让步到准其出租土地及使用雇工（一九二五年）以致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富农得到突飞的发展，操纵乡村一切经济机关，其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增加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及使资产阶级影响增大，同时又使苏维埃政权在贫农中失了同情。富农和新兴资产阶级，居然在去年提出要求废止对外贸易的国家独占权，居然非难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有碍农民的发展。因富农抵制政府收买面包，以致一九二八年秋天全国城市都发生面包恐慌，对外输出贸易计划也被破坏了（一九二六一二七年度谷类输出总价值为二〇四九七〇，一九二七一二八年度减至三四二二八），这就是富农抬头，实行对苏维埃政权抵抗之严重的表现。史大林受了事实的打击，不得不采用表面左倾的口号，如建立集体农业，向富农强迫募债，发展经济五年计划，等。因此影响，在党内亦公布“自我批评”的口号，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右倾；同时共产国际在国际政策上亦有几分表面左倾。但是站在官僚势力基础上的史大林派，因为官僚与民众间的利益矛盾，他的左倾政策，只能说而不能行。并且史大林对付富农的政策，只是限于用盲动的非常手段，而不愿在根本上取消富农之经济上的优势，由此更引出大的危机。所谓左倾政策，“实行”了几个月便完全坍台。在打击富农之后，又忽然对富农作绝大的让步，提高面包价格，使工人及贫农对富农须多付二万万以上卢布。所谓自我批评，变成一半滑稽（批评内容须先得上级机关认可），一面侦查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把戏。所谓反对右倾，只是反对右派中和史大林有冲突而且势力较弱的一些个人，并没有把右派的危险即其整个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要党员群众公开讨论；因为如果发动党员群众反对右派的路线，必然要走到反对左右动摇不定的中派（即史大林派）而倾向左派（即托洛茨基派亦即反对派）。（史大林这种左右动摇不定的政策，实际不过是向右的道路上一些曲线。这种向右的曲线政策应用到中国，始而主张“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继而又主张“要坚决的反对富农”。然而他反对富农，仍然因为它是半封建。那末，对于富农具有资本阶级性质的那半面便不应该反对了。这真是使中国党迷陷在乱山中找不着出路！）
现在苏联真实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物价日益增长，工人的实际工资日益下降，去年在七点钟工作制的口号之下，实行工作强度加速，罢工事件及失业工人日益增加，为十月革命以后所未有的现象。乡村中中农受富农的煽动，对苏维埃政府之不满日益增高，乡村中时常发生富农有组织的对苏维埃政府官吏及共产党党员青年团团员，加以白色恐怖。红军中的上级军官亦多有富农子弟和受富农影响的。中派史大林的政权在此时机之左倾右倾，都是受了两大阶级（工人贫农及富农城市新有产阶级）的压迫，他只是聚集这一切矛盾，而不能解决这些矛盾，大斗争的爆发即在前面；若没有从左边来的工农群众力量来克服富农新有产阶级及官僚的反动，使十月革命复兴，使无产阶级专政更臻巩固；则从右边来的“特尔米多”（Thermidor，法国罗拔士比儿殁落的政变）终不免到来，将成立一反革命的独裁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将宣告灭亡，苏联回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大林派“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即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苏联内部所造成的危机是如此。其对外政策，也为着要安宁的在苏联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怕得罪世界帝国主义，因而就不敢积极的援助世界革命，而一味地与帝国主义的外交家做和平运动的周旋。如在一九二五年，英国大罢工中不能予英国工人以积极的帮助；在中国革命高潮及孟买大罢工中，不敢号召英国工人起来反抗英帝国主义；在日本出兵满洲及占领山东时，都不敢有所表示；在俄德通商条约中使德国工商业家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免除对外贸易垄断的监视决定，在一九二七年在拉丁美洲开泛美洲大会的地方召集反帝国主义同盟的大会，而延期改在现时已没有殖民地的国家柏林开会；这些都是怕侵犯帝国主义之露骨的表现。
这种妥协倾向应用在各国革命的战略和政策上，就是不敢坚决的发动无产阶级之阶级斗争，而企图用外交政策及拉拢上层妥协的分子。这种政策之模范的表演，就是在英国工人运动中之英俄职工委员会及在中国革命中之国共合作。史大林派组织英俄职工委员会，企图与英国工团总会卖阶级的官僚领袖们结成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联合战线，以抵御对苏联的进攻，并在柏林会议中公开宣布不干涉英国的工人运动。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就是以全部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在英国工人中担保那些卖阶级的官僚领袖是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真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承认这些卖阶级的领袖是英国工人运动中唯一代表，阻止了反对这些官僚领袖的“少数运动”；使俄国无产阶级不能直接——因为要经过英俄委员会——援助英国工人运动，如矿工大罢工及全国总罢工；使布尔什维克与这些卖阶级的官僚领袖们一同坐视英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及印度罢工；使张伯伦既有大英帝国的政策，又有工团总会的政策以挟制布尔什维克。
这种机会主义政策要以在中国革命中所实行的结果最为悲惨！史大林派不敢彻底侵犯帝国主义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唯一的只在消灭（？）“封建残余”，因而不要无产阶级太露头角，始终要求中国共产党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不要退出国民党而真正独立起来，直接领导群众，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及其将军们领头做革命；因为要让这些将军们领头，就不能不抑制工人的要求以免吓退资产阶级，抑制农民的土地革命以免侵犯所谓“革命军人”的财产；极力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提议，反对推倒国民党的领导，以免侵犯资产阶级专政。在美国，在日本，都改变共产党为工农党，在印度也有同样的企图；甚至在日本竟主张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大林派诸如此类的右倾政策，遂经过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在各国党中形成了一般的机会主义路线。
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路线的斗争
史大林派所领导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五六年来，不仅使苏联内部的危机增加，并且因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迭次的失败与挫折，尤其是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上更加濒于危险。一切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要明白这些危险，正是为着要克服这些危险，救护十月革命。史大林派之不可恕的罪恶，还不仅在他对苏联内部的和世界的资产阶级继续做了许多让步和投降，更重要的是在他采用官僚压制和欺骗等方法，阻止真正列宁主义的意见之发展，使苏维埃及世界工人把严重的让步当作成效，把退步当作进步，把内部困难之增加解作向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之胜利的前进，把投降中国资产阶级当作中国革命之发展。
在这种情形之下，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中自然要产生反机会主义的反对派之斗争，即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之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就首先担负了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在十月革命后一期开始时（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同志即向联共指出应该注意防止错误的经济政策所达到的结果：工业发展之迟缓曾引起所谓“剪刀问题”，即是工业和农业生产品价格之间的不平衡，足以破坏工农的联合，并且其结果会连带农业发展之停滞；因此他在联共第十三次大会即提出厉行工业化的主张，使有廉价的工业品与农产品交换，以巩固和中小农民的联合。可是象史大林这般瞎子，却骂他是为着工业的经济利益去牺牲一切。在十四次大会以后反对派又提出工业化之具体的政策，史大林布哈林又认为是过度（？）的工业化，而予以否认。直到十五次大会，史大林因为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的恐慌及许多困难的逼迫，才稍稍注意到工业化的问题；在十五次大会上所提出的发展经济五年计划，就是这种注意的具体而微的表现。可是他没有正确的估计到工业发展之可能和没有发展工业之决心，因此他认为“将来工业发展的速度也许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对派则认为工业发展的速度决不会是什么“也许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对派在经济计划的提纲中，提出可能实现的工业速度，并且在提纲中指示出来每年工业各部门速度增加的百分率。到十六次会议时为期不过一年余，事实证明工业发展的速度，竟超过了史大林赖可夫所提出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限度。关于富农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三年及联共十四次大会前后即主张国家应加重富农的赋税，并发展集体的农业，以遏制富农发展的危险。史大林布哈林因此一致骂反对派不要农民，说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老毛病。同时他又指出党内腐化官僚化的危险，有实现德莫克拉西化之必要。他反对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主张无产阶级国家应积极的切实的——不是用官僚方式而是用阶级斗争——援助并发展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对于英俄委员会，他也及时有极正确的批评。最后在中国革命问题中，他的观察与意见，更自始至终绝对的正确（主要的是他远在蒋介石叛变以前及蒋介石叛变以后，屡次警告联共中央及国际依赖国民党之危险，他主张中共必须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建立苏维埃及武装工农，彻底的土地革命）。他不仅把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完全为我们指示出来，并且为我们指出现在及未来的根本政治路线（未来的革命性质及目前国民会议的口号）。假使我们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政治的指导，我们也许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即使失败也不至于政治破产及组织溃散，至少也不至于再发生盲动主义将无产阶级的力量彻头彻尾的破坏干尽。史大林派对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真实意见，一切都拒绝公布，只是在他们的口中捏造一些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谣言，以蒙蔽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将中国无产阶级付了严重代价的教训，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面前用官样文章隐藏起来，对于中国的同志特别封锁得严紧，谁要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便加以反革命的罪名，谁要主张研究讨论托洛茨基的意见，便也有反革命的嫌疑，以便使中国党对于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得以很顺利的继续执行。
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再加上官僚主义的统治，不但不肯及时采取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意见，不但为维持其官僚的统治不顾一切的错到底，不但向世界无产阶级隐藏真正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在党内组织他的走狗系统（史大林在列宁病中即在党内进行小组织），用种种卑鄙手段使反对派的意见不能达到群众，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对抗，混乱群众的耳目，以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为名，实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最后更开除反对派同志的党籍，滥用政府权力监禁并放逐并枪杀他们。许多与列宁共同奋斗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许多十月革命的战士都受史大林官僚统治的种种虐待。史大林派为锄除异己，把党的德莫克拉西剥削干净，一切重要问题都不许公开讨论，全党党员非史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史大林或被处罚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此外别无道路可走。于是党内的领导地位及其他一切工作，都由长于逢迎的官僚分子占领，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勇敢而有能力的先锋分子，多被驱逐在党外奋斗。这样为着对付反对派的斗争，史大林更将从苏联的社会来源和经济基础上所发生的官僚制度发展并巩固起来。这种官僚制度竟在史大林派的统治之下形成一种特别党制，并且经过第三国际普遍的发展到各国支部中，形成了史大林派的统系，把各国党的领导机关都变成了史大林派的忠实工具。否则便不能存在。一切我们在中国党所见到的压制，欺骗，蒙蔽，笼络，收买等官僚政客的方法，都是从史大林学校中学习出来的。
我们据两年以来各方面事实的观察，已在实际生活中直觉的感觉到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及官僚主义为害之烈，在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反对派各种重要文件，以之和史大林派的文件作比较的研究后，我们不但更系统的根本的认识中国革命之失败是由于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指导，并且深切的认识现在整个的第三国际中显然有两个根本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史大林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路线，即现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路线；一个是托洛茨基所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即国际左派反对派的路线，而不仅仅是关于中国一国的问题。反对派是主张严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策，反对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加以修正，史大林派受了苏联内部非无产阶级的力量与意议〔识〕发展之反映，企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政策，无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在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印度），都加以修正，他们是联共党中的中派，实际已站在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这两派（史大林派与反对派）的斗争，不但不是个人间的斗争，并且不只是简单的派别斗争，而是关于决定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两个路线之斗争，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也只有这两派路线之彻底的斗争，史大林派现在尚想利用旧的机会主义一名词来转移全党同志对目前这两个路线争论注意的视线，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企图。
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
反对派的责任是在使全体党员明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摆脱机会主义的领导，而回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真正民主集中的党中，党内政治不同的意见本可由公开讨论的方法来解决，不但不会使党分裂，并且使党更加巩固。反过来，官僚主义的压制与蒙蔽，势必使党崩坏与分裂；反对派为拥护真正无产阶级的路线，为实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统一，不能不与机会主义的领导有组织的作坚决的斗争。机会主义已迭次在中国宣告其可耻的破产，中国无产阶级已付了过重的代价，直至近一年来方产生反对派的斗争，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受第三国际长期机会主义的领导与蒙蔽，直到现在才接近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我们下列签名的人，认为我们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都应该起来根本反对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国际的苏联的中共的现行政策和党制，都需要根本改变。我们相信在中国的反对派运动得到党内多数同志同情时，史大林也会采用反对派一部分主张和口号或更换一部分领导者，以图统驭群众的左倾；但是我们所争的乃是整个路线之根本改变，而不仅不是一时策略上的曲折，更不是简单那几个人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共受史大林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之害最为酷烈，应当是国际各国党中站在最前线勇敢的反对现在国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因此，我们提出下列建议，希望全党同志一致坚决的要求并督促中央以中共名义向国际并直接向各国兄弟党提出；同时我们应该在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为下列各项奋斗到底：
一、召回托洛茨基同志等反对派，释放在监狱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亚土耳其士坦等处的联共及其他各国反对派同志，恢复其党籍，并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
二、公布五六年来反对派对联共及国际政策发表的各种文件，公布列宁遗嘱及其他被史大林派隐藏着的列宁遗著。
三、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的政策及国际政策。
四、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并立即公开的讨论根本政治问题。
五、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
六、改组联共及国际与各国支部的领导机关。
签名者：
王阿荣 王永庆 王芝槐 王视民 王 畅 王绍华 王季平
王大昌 伊 宽 左 斌 史文学 江鸿生 江常师 江又容
李果夫 李 季 李 轩 李静涛 朱崇文 朱继熹 朱天章
何炳根 何资深 杜 谦 杜发义 杜 琳 汪泽楷 汪复兴
汪复盛 林金生 余 伟 吴季严 吴若萍 吴琢辅 岑舜乡
马玉夫 马 图 徐竹林 段 浩 段震亚 孙平州 高语罕
梁筱山 庄季贞 陈 洪 陈碧兰 陈独秀 陈其昌 张 虚
张以森 张素秋 张胜秋 张阿宝 屠景山 屠维纳 陆 沉
程裕和 汤 正 彭桂生 彭桂秋 彭述之 单直夫 叶禄堂
董江素 刘右山 刘静真 刘伯庄 刘 毅 刘逢鼎 潘希真
潘伯华 蔡振德 郑 重 郑超麟 蒋石甫 钱又萓 薛农山
罗世藩 韩治臣 顾幸到 顾 满
（附记）以上是我们签名者今后的集体意见，以前个人所发表的言论，概由个人负责。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