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文集 七

列宁与中国

——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

有许多中国人及其他各国许多人，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二三年间，以为这个布尔什维克首领列宁，不知是什么一个极恶穷凶的怪物。其实这完全是幻想。列宁的外表，像一个很朴素的教授，又像一个很活泼的工人；他的内心贮藏了对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同情热泪，他不但同情于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指导全世界的阶级争斗，他并且同情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指导全世界的民族争斗。释迦佛说：要普度此世界众生于他世界；列宁说：要为此世界人类中被压迫者脱离被压迫地位于此世界而奋斗。我们若要指证释迦佛所说他世界在何处及超度了多少众生到那里，便未免太滑稽了；而由列宁奋斗所解放之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已经分明在此世界中令我们看见了，如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工人、农民之解放及苏联境内小民族之解放与夫近在远东民族革命运动之勃兴。

欧洲人对于远在亚洲东方的中国，或视为不可知的秘密国，或视为一大群未开化民族所聚居的地方，一任其传教师、外交官、远征的军队与商人明欺暗算，而漠然无动于衷。独有同情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列宁，他对于远在数万里外的中国近代重大事变及在这些事变中所受欧洲各国的欺凌，无不注意到，无不严峻的批难到，他并不宽恕他本国（俄罗斯）政府欺凌中国人之罪恶。

自从义和团事件起，列宁即表示深厚的同情于中国人，攻击他本国政府非常严厉，当时他曾在《火星报》上说；“俄罗斯与中国战争（即指义和团战争）已告结束，为这次战争调动了许多军队……对于那班暴动的中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武装的中国人，加以剿灭、弹击，无量数的妇女儿童，都被惨杀，其苦何堪！至若农村居民商店之被蹂躏抢劫的状况，更是不用说了。……今日欧洲资本家贪欲的利爪又伸入中国了，且现在力求满足私欲的俄罗斯亦转入这个漩涡之中，并已割据中国的旅顺口，由俄兵保护，在满洲公然建筑铁路；同时欧洲各国政府，相继而起，大家都热心来做抢劫中国的事，冲动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观念，由是将中国的土地，或占据或租借，事实上就等于欧洲各国政府（俄罗斯居其首位）已开始瓜分中国；可是他们瓜分中国不是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而是和暗中偷窃人家坟墓中的死人一样。假若被偷的死人稍有反抗的表示，他们就如猛兽一般，烧毁其村庄，驱逐于海洋，或将赤手空拳的居民和其妻子，枪杀刀杀，毫不加以姑息……如现在报纸（指俄国报纸）又鼓吹兴兵反对中国，加上中国人是‘野蛮黄种’、‘仇视文明’的罪名。……那班无耻的新闻记者，屈服于政府及金钱目的之前，故意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鼓励民众轻视中国。”

列宁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也表示满腔同情，当时他曾在《真理报》上说：“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得到自由了，对于政治生活已经有觉悟了。可以说，地球上全人口四分之一已经由沉睡转到光明、活动、奋斗的路上了。此事对于文明的欧洲是不发生关系的，甚至法国至今还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欧洲这种冷淡的态度，用甚么可以去解释呢？原来在西方各处都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统治，这资产阶级四分之三已经腐朽，对于任何一个野心家，只要争得反对工人之严厉方法及一个卢布有五个戈比的利息，都愿把自己所有的文化卖去。这个资产阶级把中国只不过看成一块肥肉，这肥肉自从被俄国亲热的拥抱一下之后，现在也许要被日本、英国、法国等撕碎了罢！”

列宁对于列强扶助袁世凯造成中国的反动政局，也曾在《真理报》上攻击过：“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掠夺中国，帮助德谟克拉西之仇人，中国自由之仇人。……中国的新外债（是指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反抗中国德谟克拉西的，因为欧洲帮助袁世凯，他原来是预备实行军事专政的一个人。欧洲为甚么帮助他？就是因为可以分点利润。中国借了二万五千万卢布的债……假使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债呢？那时先进的欧洲就要大声疾呼甚么‘文明’、‘秩序’及‘祖国’了！那时就要装着大炮，与野心家黑暗势力的好友袁世凯联合去压迫这‘落后亚洲’的共和国了！”

在列宁这些说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何等人物，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及中国民众之同情是何等诚挚；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本国的反动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压迫中国民众破坏中国德谟克拉西运动是何等严酷；同时，又应该看出中国民众之好友，只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无产阶级，那些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都是中国反动军阀之好友，也就是中国民众之敌人。

现在全世界人类对垒的形式是：

（甲）压迫者——各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及反动的军阀；

（乙）被压迫者——各压迫国之无产阶级及各被压迫国之民众。

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呵！我们若真要纪念列宁，永远纪念列宁，只有接受列宁遗训——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者，向全世界压迫者作战，为脱离被压迫的地位而战！

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

我们反对善后会议，并不是因为这个名称和预备会议不同，乃是因为他是军阀官僚包办的会议，没有人民的代表出席说话——这个反对的理由是不错的，然而仅说是反对军阀官僚包办的善后会议，还觉的太简单了。我们不但反对善后会议在形式上是军阀官僚的会议，我们必须在实质上反对段祺瑞所要的这种军阀官僚会议所包含之危险性。

段祺瑞所要的善后会议，至少也有下列三个危险：（一）段氏赶速在国民会议之前，利用他的善后会议团结军阀势力，以抵抗国民；他所要的善后会议如果成功，军阀在中央及地方的势力必完全恢复，他们压迫国民运动，必然日见露骨。（二）段氏要利用善后会议，结合直系等失意的军阀，以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和他派军阀——奉军及冯、孙、胡等——对抗；此种新的结合和新的对抗，是军阀间将来大战争之种子，亦即帝国主义者借口内战干涉中国内政之种子。（三）段氏要利用他的善后会议产生正式政府，选举他为正式执政或总统，此种正式政府如果实现，势必为国内战争之导火线，因其非新的代表民意机关所产生，又没有旧的法律（约法）根据，纯粹由军民长官拥戴，岂非明白给别派军阀以兵争政的榜样？

段氏所要的这种善后会议，即军阀官僚包办的会议，人民是应该始终反对的；并且这善后会议将近实现了，要免除其危险性，人民站在会议外消极的反对还是不够，更应该有力的向段政府要求修改善后会议条例，要求选举代表参加此会议，在会内积极的反对，反对此会议有权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反对此会议有权选举正式政府，反对此会议议决一切有利于军阀的议案，尤其要揭破各派军阀间分赃或暗斗的黑幕。

人民参加此会议，要取下列的态度：

（一）为反对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而参加，不是为赞助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而参加；

（二）应该要求由各省人民团体集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得派多数代表（当超过各省军民长官代表人数以上）参加，变更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为人民所要的善后会议，不可仅由半官僚的法团派少数代表参加，成为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之装饰品；

（三）各省人民团体，不但应该为其参加此会议之代表准备有力的后援，并且应该严厉的督促其代表在此会议中确能为人民利益奋斗，而不与军阀官僚妥协。

全国人民呵！段氏所要的善后会议将近实现了，这会议所含的危险性谁也知道，全靠人民在此会议内会议外的奋斗力增多一分，这会议对于国家人民的危险性才能够减少一分，此外别无他法。

应该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国民党领袖们呵！你们固然应该站在人民方面，反对段祺瑞所要的善后会议；你们也应该要求段祺瑞修改善后会议条例，许人民代表列席；你们自己有列席善后会议资格的，更应该出席。你们应该利用出席善后会议的机会发表自己的政纲，应该利用出席善后会议机会揭破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军阀派损害中国国家生命及人民利益之事实，揭破军阀间列强间暗斗或分赃的黑幕。如果段祺瑞竟不许有人民的代表出席善后会议，你们更应该出席此会议，免得军阀官僚包办此会议；你们不应该很高洁的不参加军阀官僚的会议，站在外面消极的反对，你们应该积极的参加此会议，在会议内反对军阀官僚，揭破他们的黑幕。“真金不怕火来烧”，为了拯救国家的生命，为了拥护人民的利益，就跳到火坑粪坑里都是应该的，你们若以为民党参加军阀官僚会议是一件羞辱的事，那么中山北上便根本错了。一个革命党总应该积极的奋斗，不应该消极的洁身自爱，洁身自爱之里面包含着避免和军阀派争斗的懦弱心理呵！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

半封建半资本制度的中国，他的社会势力，三种并存：第一是军阀的势力，因为他挟有全国的武装与政权；第二是资产阶级的势力，因为他挟有全国的经济权及组织宣传机关；第三是工人阶级的势力，因为他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军阀不待说是被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中包含着“反革命”、“非革命”、“倾向革命”三种分子，只有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在全人类阶级根性上看起来，工人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在中国社会现状上看起来，中国工人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本家三层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工人中虽然有少数领袖分子被官僚资本家利用，做了“工贼”，而决不至因此减少了工人阶级之革命性，因为工人群众的思想与行动终究是革命的，不是妥协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这件事不仅是抽象的理论已经由种种事实证明了。例如民国十一年香港的罢工海员，受英国帝国主义者种种压迫，终以不妥协的奋斗得到胜利。又如民国十二年“二七”惨剧，分明是因京汉铁路工人不妥协的奋斗而失败了。又如民国十三年广州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因为是工人群众不妥协的奋斗和防止广州政府妥协的政策，才得着胜利。

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压迫中国人民阻碍中国人民发展的帝国主义者与军阀，非革命是不能使他们屈服的；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助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

这一不妥协的工人阶级，不仅在决战的心理上是不妥协的革命者，并且在客观上也富有能够革命的力量。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沿江沿海之运输权在他们的手里，国内军阀的兵队及军用品运输权也在他们的手里，大的工商都市大的矿区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也都在他们手里，他们起来革命，足以使全社会震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必须他们起来参加才足以制敌人的死命；中国国民革命之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其走狗，所以严厉的压迫并造谣中伤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就是这个缘故。

大家应该开始懂得善后

会议的价值了！

段祺瑞拿数十万元民脂民膏，召集一个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来替他捧场面，可算是中国军阀之最后豪举了！这个会议只能为段祺瑞捧捧场面，更进一步，段祺瑞可以借此结合几个失意的小军阀，巩固他的地位，再进一步，他便要借此会议为卖国机关，至于说借此会议可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本来是欺人之谈。大家如果不相信，现在善后会议已开幕十多天了，请看他在这十多天内经过的事实是怎样：

（一）国民党对段执政邀请省议会议长、教育会、农会、商会会长为专门委员认为未容纳孙中山之主张，发表宣言不加入善后会议。

（二）上海总商会电段执政：善后会议各省代表均应列席，非到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数，不能开会。

（三）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电段执政：善后会议须有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等人民团体之代表占出席代表三分二以上，方有讨论国事之权，望延期以待人民代表到京始开议。

（四）段执政据善后会议意见书通电各省：会期内各方军事行动完全停止，如有争执，应提善后会议解决。然而广东、广西同时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河南胡憨两军之争，川、滇、湘、黔各军进攻湖北的酝酿，都并未因段电而停止。

（五）西南各省代表到上海者数十人，均认善后会议无解决国是之可能拟不北上，先谋西南团结，由唐少川、章太炎从中主持一切。

（六）《民国日报》七日北京电：金佛案与无线电台案，均决提交善后会议。

在（一）、（二）、（三）项事实，可以看出舆论对于善后会议之态度。在（四）、（五）两项事实，已表示善后会议完全破产，实更证明以善后会

议解决时局纠纷之绝对的不可能；有人以为人民代表会议的议决案没有实施的希望，现在请问代表实力派的善后会议议决案又能够在何处实施？在第（六）项事实看来，执政政府将要做出曹锟政府所不敢做的罪恶。

我们反对善后会议，是否神经过敏，是否有意捣乱，善后会议自身的成绩会替我们说明。希望凡是非安心为段大军阀捧场的人，只需每日留意善后会议经过的事实，便自然懂得他的价值。不但善后会议如此，即是国民会议，人民若不能努力争得多数真正人民代表有出席权，听段政府钦定一个限制真正人民代表的组织法，则将来的价值，也必然不比善后会议高得几何！

人那样轻蔑先生，希望先生对于我以上的陈述有一个公开的答复。先生的答覆登在京、沪任何报上我们都可以看见。

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条例

安福政府所拟的国民会议条例草案，我们已经拜读过了。据这个草案，安福政府愚弄国民的心事已和盘托出，其最重要而又最显明的有两点：（一）以议宪限制国民会议的职权，（二）以教育、性别、宗教限制人民的选举权及被选权。

民主国主权在民，国民会议应有权决定国家一切问题，他的权限，应该比国会更要扩大。现在的国民会议条例开口即规定“国民代表会议以议决中华民国宪法及关于宪法施行之附则为其职权”，连以前国会享有的宪法起草权都剥夺了，至如关于国家生命的政治、外交、军政、财政问题，更一概不许过问。安福党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国民代表只能前来恭听政府钦定的宪法，举手通过，通过了钦定宪法便滚蛋！这个条例将来经段祺瑞批准公布时，此点若不修改他便是对于国民谋叛！

至于组织方面，这个条例草案之愚弄国民，也足令国民十分明白他们的心事。他们明明以“普通选举制”欺骗国民，而该草案竟以“凡中华民国男子年满廿五岁以上”、“于本国日用通行之文字不能解说并写作者”、“当兵役巡警者”，限制国民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又以“僧道及其他宗教师停止被选举权”。女子不是国民么？工人农民是全国人的衣食父母，其数量又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大半不能解说并写作本国日用通行之文字，现在一概被摈在国民以外。兵役、巡警、僧道及其他宗教师都是国民一份子，有何理由可以剥夺其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世界上何处有这样以性别、教育、职业、宗教限制选举的普通选举制？

此外，京兆只四人，各省区每道只三人，大学区、商业区、实业区均只一人至二人，人数已经比国会议员犹少；又加以教育的限制，又加以实业区乃包含从业人、工人、股东或合伙出资人都在内，则不啻明白规定：凡是工人都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照这样选举的结果，则诚如吴稚晖先生所说：“选区每区三人，安福系、国民党各半，青海、蒙、藏以曹汝霖之类充数，大学区让了国民党研究系，商业区则有虞和德与天津、北京商会出马，实业区则周学熙、张謇等各代表三万人，这叫做国民会议，使二者蒙福，这叫做臭不可当，国民会议的名词又算永远抛入毛厕。”

军阀派本来不会有召集真正国民会议的念头，要想真正国民会议实现，只有国民自己努力，逼得军阀政府非召集不可才行。

国民呵！国民会议条例就快公布了，你们还是要有一个真正的国民会议呢，还是任军阀政府召集一个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

国民起来罢！政治上没有两种利害相反的势力可以并存，军阀派站在统治地位，那里会有真正的国民会议出现？国民会议我们是应该要的，不过在国民会议运动中，至迟在此运动失败时，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觉悟：怎样才能够达到真正国民会议之目的。

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

最近法国《晨报》鼓吹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苏联在亚洲势力膨胀，否则莫思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

前天的《大陆报》也说：“中国现在步步趋向赤俄的怀抱里去了。比如此次外人纱厂大罢工风潮，在要求增加工资以外，另具一种赤化的意味。”

这两段议论，一方面是表示帝国主义者自供其横暴，一方面是说明苏联的赤化运动是被压迫民族之福音。

苏联援助亚洲之土耳其与阿富汗的民族运动，这是事实；土耳其与阿富汗民族都因此得了相当的自由，这也是事实；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发展，大不利于英、法、日、美各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更是事实；可是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恐怕苏联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于他们不利，便要联合压迫中国，这是何等横暴！明白的中国人呵！帝国主义者自己已经公然说出要联合压迫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这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在相反的方面，援助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之苏联，他不是我们的朋友是什么？因此，为了我们的民族自由，我们应该欢迎苏联，欢迎赤化呵！

上海四万纱厂工人，因为不堪日本资本家虐待而同盟罢工，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四万工人共通的要求是：

（一）不准打人；

（二）照章发给工资不得延期不得无故克扣；

（三）发还储蓄金；

（四）加工资十分之一；

（五）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六）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七）释放被捕工人。

不过如此而已。而《大陆报》竟说“在要求加资以外另具一种赤化的意味”，请问以上七项要求中，那一项是赤化？或者他以为自（二）至（七）都是普通的劳动条件及罢工要求，唯有第一项“不准打人”，含有民族自由运动的主义，这便是赤化。

如果民族自由运动是赤化，如果不准打人也是赤化，那么欧美各国都早已赤化了，怎禁得我们中国人不想望赤化呢？

帝国主义者的意思我们知道了。他们是说：你们中国人已是亡国奴，必须你们自己否认民族自由，必须你们受日本人的打一声不响，才免得赤化嫌疑。

如此我们应该认识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了！

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对付中国国民运动之总策略

此时中国国民对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侵略，虽然还没有有力的反抗，然而大多数人民甚至于一部分小军阀，由身受列强经济的政治的压迫之实际经验，已渐渐觉悟到自己民族处在被压迫的地位，并且渐渐由觉悟而不平而发生了国民运动。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最近的中国国民运动，表面上虽然还是轻蔑的态度，而心中实已感觉不安了。

人民对于国内军阀，更是反对的声浪遍于全国，军阀们虽然以为有枪在手，人民无如我何，而对于国民运动的声浪终觉危险，至少也要恐怕敌派军阀利用这种声浪不利于己；因此，军阀对于国民的呼号，表面上虽然还是倨傲态度，而心中实已感觉不安了。

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其工具（军阀）既已对于中国的国民运动感觉不安，他们对付的策略是怎样呢？

国民党发布了国民运动的政纲，帝国主义者及直、奉、皖三派军阀都高声大叫“赤化”、“过激化”。

国民党在汉口组织党部，直系军阀便以“过激”、“共产”名义逮捕刘芬诸人。

孙中山宣言及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都通电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东交民巷及京、津、沪、港各西文报都说是“过激”思潮。

摄政内阁取消了清室优待条件，又表示不平等条约应该修改，帝国主义者便轰传北京“赤化”了。

中国人民欢迎苏联放弃在华权利，帝国主义者便宣传中国人民倾向“赤俄”了。

广东沙面因取缔华人入境苛例而罢工，英法人说是布尔什维克运动。

上海日本纱厂中国工人受厂主虐待而罢工，西文报说是有“赤化”意味。

奉天军事会议，因京、津舆论反对段政府，遂有人主张令驻京、津军队捕拿共产党。

段祺瑞亲在内阁议席上提议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和查禁过激派。

段政府的司法部因为有人反对善后会议，遂通令取缔共产运动。

以上便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军阀）对付中国国民运动的总策略。

他们知道公然直接压迫国民运动不是巧妙的策略；他们知道“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最足以吓倒中国人；他们并且知道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尽力的分子是工人和急进的知识阶级，而这班人又最容易被人指为“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因为他们不是财主或官僚；因此，凡是中国一个国民运动发生，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便拿出“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这些符咒来镇压住。他所要镇压的实际上是国民运动，而表面上却以镇压“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名义出之，这是何等巧妙的策略！他们拿这个策略来镇压中国国民运动，一方面可以妨碍急进分子的活动，一方面可以恐吓和平分子使之离开急进派，使国民运动的势力分裂。这个巧妙的策略，无知的军阀派还未必想得出，不用说帝国主义者可以教给他们。帝国主义者为了要避开公然直接压迫中国国民运动，不但将这个巧妙的策略教给军阀做他们的工具，并要教给买办阶级做他们的工具。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买办阶级，又要各自雇佣一班国民党右派及工贼或冒充工会运动者做工具，拿“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符咒，来破坏国民运动及工人运动。

真正国民运动者呵！你们要认清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国民党右派、工贼、冒充工会运动者——的策略，不要畏避他们符咒，中他们的奸计呀！

悼孙中山先生！

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四十年如一日的孙中山先生，一旦他逝世的噩耗传来，全中国的民众应如何悲痛呵！

全中国的民众呵！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失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惟正因我们有了这极大的损失，我们更应该加紧奋斗，因为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必然跟着中山先生之死向民众加紧进攻。

我们更应该知道，革命的领袖中山先生虽然死了，革命的国民党是不会死的，我们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更有力量。我们警告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且勿因中山先生之死而存幸灾乐祸的心理！

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的心情虽然万分悲痛，我们的意志却不丝毫沮丧，全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因中山先生之死，加速的集合到中山先生创造的国民党，团结成伟大的集合体，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事业。

我们相信国民党中所有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先生之死更加团结一致，更加遵守中山先生之遗嘱共同奋力前进，今后的国民党必仍然为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所统一，必仍然为整个的党，彼军阀官僚辈所预料的“中山死国民党必分裂”，直是妄想。

即或有一部分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在中山先生死后脱离国民党，这只算是国民党内淘汰了一部分反革命的党员，决不是党的分裂，因为这班分子的行为，久已违背了孙中山主义，久已不能算是国民党党员了。而且这种淘汰党员的现象，在国民党中不乏先例，如袁世凯时代，章炳麟、刘揆一、刘师培、孙毓筠、胡瑛、李燮和等都背党而依附袁世凯，难道这也是国民党分裂吗？又如李根源等脱离国民党而另组什么政学会，吴景濂等脱离国民党而另组什么民宪党与益友社，这些反革命的分子脱离出去后，革命的国民党不仍然是整个的统一的吗？他们脱离出去，不但无损于国民党之统一，而且这班反革命的分子脱离一次，国民党的数量质量均进步一次，在社会上的声望便增高一次。

现在也是如此。安福党人姚震说：“孙氏既死，彼国民党者，鉴于由来之经过，终不免分裂，然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此时有与吾人握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国民党有为之士，当孙氏在世时，因从孙氏之意思命令，不得就现政府任命之官职，若欲就官职，则为背孙氏之命，因此遂与现政府发生疏隔，今后此种障碍已除，而可进于圆滑之关系矣。”这班稳健派倘以为障碍已除，急与安福政府握手提携进于圆滑之关系，而与革命的国民党脱离，在官僚看来，这就是国民党分裂，其实这正是国民党之进化，不是分裂。

真正的国民党全体党员，必然仍旧遵从中山先生之意思命令，仍旧遵从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遗言及临终遗嘱，一致团结进行。

中山先生死了，而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及政治主张，仍旧活着在他创造的国民党中并未曾死；必须全体国民党党员都变成了姚震所谓稳健派，那时中国便没有了革命的国民党，那时中山先生才真是死了！但是全中国之大，只要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不能斩尽杀绝中国的革命党，四万万人中只要有一人继续中山先生之志而奋斗，中山先生都未曾死！

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

中山先生之死，不但是中国一大事，并且是世界上一大事，各方面对其死后之态度，却值得我们的注意与批评。

（一）帝国主义者之态度。伦敦《泰晤士报》称为光明之失败；巴黎各晚报，均称美孙之爱国，惟惜其晚年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日本的报纸说：“以段氏为中心之和平统一，成功与否，胥视其能否与占多数于国民党之稳健派相提携为断。”中山先生主张国民会议预备会，而段祺瑞硬召集善后会议，中山先生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则宣言“外崇国信”，英国帝国主义者称为光明之失败，是表示他们快慰的心理！我们不愿把布尔色维克这名词加在中山先生身上，乃是因为孙中山主义和布尔色维克主义显然不同，并非以为中山先生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便是罪恶，也不以为不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便减少了中山先生在历史上的价值，而法国帝国主义者却是因为中山先生反对帝国主义及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便说他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中伤中国民族运动的宣传，他以前宣传“黄祸”是同样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指教他的工具段祺瑞，和国民党之稳健派提携，统一中国，这是中山先生死后国民党中之真正中山主义的信徒所应注意的。

（二）安福军阀之态度。中山先生死的那天，姚震对日本东方通信社记者说：“孙氏既死，彼国民党者，鉴于由来之经过，即终不免于分裂，然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此时有与吾人握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现在善后会议，国民党系中除汪兆铭等三人外，皆有列席之状态。按国民党有为之士，当孙氏在世之时，因从孙氏之意思命令，不得就现政府任命之官职，若欲就官职，则为背孙氏之命，因此之故，遂与现政府发生疏隔；然自今以后，余知此种障碍已除，而可进于圆滑之关系矣。惟国民党中之抱共产主义者一派，与现政府之至大方针究不相容，故将来欲望接近，实为一至难之事。”中山先生死后的第五日，段催杨庶堪就职，姚震对杨说：“中山已死可不受拘束。”在中山先生未死前三日，段祺瑞也对电通社记者说：“予与孙先生所统率之国民党，自应努力相为连络，国民党果以真正之直道而行，予无不愿提携从事，但如向共产各说之邪道而趋，则本人宿所反对也。”在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想利用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来分裂国民党，正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一鼻孔出气。他们所谓共产各说之邪道，大约连反对优待清室，改总统制为委员制，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都包含在内；他们所谓国民党中之抱共产主义者一派，大约连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徐季龙都包含在内。他们知道只有这班抱共产主义者一派不能和他们相容，共产派到应该多谢他们有知人之明，所难堪者只是他们所称的稳健派，平日高声反对共产派，以护党自称，现在揭开黑幕，当真以中山先生活在世上是他们与安福派握手提携的障碍吗？好了！此时障碍已除了！可不受拘束了！

（三）研究系之态度。在全世界哀悼称美声中，独研究系机关新闻——《时事新报》，对中山先生加以毁谤与诬蔑。他以为中山先生现在是形骸之死，精神久已死了，他说中山先生之精神，一死于孙、黄分裂，再死于孙、陈分裂。其实正得其反，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正因一再和妥协的黄兴派分裂和反动的陈炯明分裂而格外显示出来。譬如梁任公和反动的康有为分裂，算是任公的精神早已死了吗？至于诬蔑中山先生“恃墨斯哥共产宣传费以维持生活”，这种态度，不单是《时事新报》之耻辱，简直是全新闻界之耻辱！中山先生受过墨斯哥共产宣传费的证据在那里？中山先生宣传共产的证据又在那里？中山先生在过去是中华民国之创造者，在现在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之领袖，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称赞他援助他，并不是因为他或希望他宣传共产，乃是因为他努力做那象研究系一类人所不愿做而为中国人所急需的民族自由争斗。研究系的先生们，常以受墨斯哥共产宣传费诋毁共产党人，今又以此诬及国民党领袖，墨斯哥共产宣传费真多，已遍赠中国人，惟未赠及研究系。《时事新报》又说：“革命时代有血气有思想之孙文也，知爱国知保种之孙文也，可惜此孙文自二次革命后已死去矣。”他们现在始如此说，其实他们忘了当年《民报》与《新民丛报》之争，他们诬毁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至何程度！

统一与分立

关于联省自治这个问题，我们曾讨论过多次，现在文武联治派又在那里活动起来，兹再总述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如下。

（一）中国的政权实际上已经各省的大小军阀分裂了，已去完全分立不远了；因此对外的政治要求，对内的经济要求，都急需一个民族的民主的统一国家。

（二）联邦与分立不同，仍无妨于国家之统一，然亦非语言相同的本部所需要，至少也非今日所需要。

（三）强大军阀所主张的武力统一，是兼并不是统一；弱小军阀所主张的联省自治，是割据是分立不是联邦。

（四）我们反对吴佩孚、张作霖的武力统一与段祺瑞的阴谋统一；同时，也反对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的联省自治。

（五）统一政府若属于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必赞成统一反对分立，如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自来只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统一政府，借口尊重中国统一，阻挠广东革命政府管理关税、盐政，统一政府若不利于帝国主义者，他们必阴助反动派的分立运动，如法国煽动德国莱因分立，英国援助波斯南部分立。

（六）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者所援助的统一，何〔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者所教唆的分立。

（七）（……）

（八）我们承认中国本部各省区目前急需有一个由民众的革命力量造成之民族的民主的统一政府，大军阀的统一运动和小军阀的联治运动，乃是整卖中国或零卖中国于帝国主义者的运动。

（九）我们不相信军阀的统一或联治可以停止内乱，如直皖、奉直及直与反直之战争，湖南援鄂，云南攻川、攻桂之战争；可以停止内乱的只有由民众的革命力量所造成之民族的民主的统一政府。

（十）我们承认广东政府或其他倾向民主的革命政府，他们之脱离北京政府，只是妨碍军阀的伪统一；决不是破坏国家的统一；因为他们的根本政策，是国家的不是地方的，不但不赞成各省分立的苟安政策，并且不赞成南北分立的苟且政策，他们是要依全国民众的革命力量，造成民族的民主的统一国家。只有这样才是真统一。反之军阀的伪统一和联省自治的运动，结果都要延长内乱破坏统一。

亡国的上海！

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的工部局向纳税外人年会所提议的印刷律案，又已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搁置了，反对印刷律的中国人，断不因此案已搁置而遂停止反对的运动。第一我们要知道：工部局已数次提出此案，今年搁置了，明年必然又要提出，他们是非达目的不止的；第二我们更要知道：我们所要反对的，乃是工部局及纳税外人年会根本上都没有订定此律之权，不是此律好歹的问题，也不是洋泾浜章程何条何项能附此律与否的问题。

外人来到中国做买卖，照理应该受中国的法律管理，中国人到他们国里也是这样。然而事实上竟不是这样，这些帝国主义的国家，硬要他们国里人来到中国仍旧由他们的领事照他们的法律管理，不受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官厅管理，这就是所谓领事裁判权；把这权规定在条约上，这就是所谓不平等条约。

他们来到中国，不受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官厅管理还不算，现在反拿他们的领事他们的法律来管理中国人，像这样反客为主的事，岂但不平而已么！

他们外国人不受中国的法律及官厅管理，还说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他们自从民国以来居然霸占上海会审公堂裁判中国人，这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何种权呢？他们现在又要自定一种印刷律来钳制中国人言论出版的自由，这又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何种权呢？

上海的资产阶级，近来对于租界的外国政府及本国军阀政府，都有不满的表示；然而他们的表示未免过于软弱无用了，因为他们只是在外人及军阀统治之下要求改良，不想根本推翻外人及军阀的统治权，这原是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根性。中国的平民应该有进一步的运动。

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的宣言上说得好：“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我们平民应该主张：上海的中国人不受外国的工部局管理，不受会审公堂的外国领事裁判，取消租界代以民选的上海市政府，以完成“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而事实上现在却是外国人的上海，外国的工部局管理着上海的行政，外国的领事管理着上海的司法，纳税外人会议管理着上海的立法，上海公共租界，便是英、美、日本共管中国之模型。

上海分明是一个亡国的上海了，我们不应该因印刷附律案搁置而遂停止反对的运动，我们正应该把反对印刷附律运动，当做“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运动之开始！

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

列宁主义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到了列宁，则更明瞭确定了，周密了，也扩大了。其更明瞭确定周密扩大之点，最重要的便是资本制度与共产制度间之无产阶级独裁制及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这两个理论。后者尤于中国目前的民族革命有关，我们应该略知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和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完全不同。

列宁的意见：

（一）全世界一切有色无色人种的；

（二）行动上帮助民族解放运动；

（三）由被压迫者革命而分立，而自建国家；

（四）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问题；

（五）联合被压迫的民族运动和被压迫的阶级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六）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应该是自由分立的，在经济上应该是协作而统一的。

改良派的意见：

（一）欧美白人种的；

（二）口头上的民族平等；

（三）由压迫者恩赐民族自治——在宗主国统治下的自治；

（四）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之各国内的局部问题；

（五）利用民族联合或排斥异族的名义巩固帝国主义；

（六）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应该是统一的，在经济上应该是分离而竞争的。

据上表看来，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殖民地及被压迫的国家（即半殖民地），他们的民族运动，只有依照列宁这样伟大的周到的意见而行，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才能够得着真正自由，这是一件最明白无疑的事。改良派所谓民族问题，乃是宗主国应该采用何项政策欺骗殖民地的民族，使之永久服事宗主国而不思反叛，以维持各帝国主义的宗主国永久对于殖民地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剥削。他们所谓民族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本是正相反背的一件事。改良派不但不赞成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并且公然宣传：落后的民族，只有在宗主国统治之下，才有和平的幸福与进步。照他们的意见，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对于殖民地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的剥削，都是不可少的高厚天恩。所以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对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始终不表同情，而且公然承认各帝国主义的国家有统治其殖民地的权利，公然以帝国主义的国家所剥削殖民地之余沥，歆动国内一部分工人贵族，使之维持构成本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大来源——剥削殖民地，使之拥护祖国之胜利，反对本国的殖民地之民族运动及工人运动，因此更进而使之拥护本国资产阶级之政权，这是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不可宽恕的最大罪恶，这就是第三国际党指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之真实事证，这也就是革命派的第三国际党和改良派的第二国际党根本不同之一重要点。

第二国际党所谓国际，乃以欧美白人种为限，其余有色人种，都是天赋给他们的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资格，不在国际之列。第三国际党所谓国际，不但绝对没有人种的限制，其主要目的，乃是联合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与所有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之统治与剥削，跻全人类于真正平等自由之地位，这就是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同时也是国际的民族运动；第三国际党这个理想，这个运动，就是伟大的列宁主义之结晶。

欧战后，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饱受了威尔逊所谓“民族自决”、“人种平等”的欺骗，中国人也在内，在华盛顿会议，太平洋被压迫的民族又受了哈定一次欺骗，中国人也在内；我们因为这些欺骗的教训，应该明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二国际党的势力统治下的世界，决没有解决民族问题之可能；要民族解放成功，是必须依照第三国际党所指示，亦即列宁主义所指示，联合世界被压迫的阶级与被压迫的民族，共同打破帝国主义束缚全世界被压迫者的锁链。

现在的中国民族运动，是不是以推翻帝国主义为对象呢？大部分是的，然却有三个危险的倾向：

第一是大商买办阶级　他们现在虽未曾公然反对民族运动，然而他们始终和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将来即进化到工业资产阶级，也是卖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一向在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下发展他们的经济力之关系，尽有在美国人“中美提携和平进步”或日本人“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与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可能；他们这种勾结帝国主义所发展的工业，将用“输入外资”的名义卖尽国民经济的命脉及国家主权。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一个大患。

第二是不脱封建思想的知识阶级　如国民党一部分右派分子及青年党等；他们口中也说赞成民族运动；但是他们所谓民族运动的观念，完全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他们所谓民族运动的对象，是笼统的外族，不是帝国主义者。自资本帝国主义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是一个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两方面。在此世界经济成了整个的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国家，便不能有一个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国家主义；在此世界革命运动成了整个的时代，也已经没有一个孤立无援的民族，便不会有一个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运动。中国民族是全世界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中国民族运动也是全世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之一，所以此时我们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封建时代一个闭关的单纯的民族运动，而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为若不将资本帝国主义束缚全世界被统治被剥削者的锁链全部毁坏，他在世界上存在一天，任何被统治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都不会得着自由。因此，我们应该懂得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而不以资本帝国主义为对象的民族运动，乃是资本主义前的民族运动，换句话说，就是封建时代闭关的民族运动。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即资本主义前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的帝国主义和被他剥削的弱小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懂得现代的民族运动特性和封建时代的民族运动不同，他们认不清弱小民族之敌人是谁，更认不清弱小民族的友人是谁；因此，他们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他们竟放过了民族运动之敌人，且会和民族运动的敌人妥协，而受敌人的教唆仇视民族运动之友人，如德意志民族党，一面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妥协承认道威斯计划，一面极力仇视反帝国主义的苏俄，便是一个显例。中国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知识阶级也是如此。他们当中，或极力主张民族运动（如青年党），或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如国民党右派）；然而他们都不赞成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竟不看见剥削压迫中国民族无所不至的帝国主义者，他们竟不觉得他们自己及自己的民族践踏在帝国主义者的脚下，反而攻击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的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且竟附和官僚的研究系，对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者，加以“亲俄”、“卖国”的罪名，实际上做了帝国主义者宣传的工具。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二个大患。

第三是工贼　在中国的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参加的力量，已经使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国内军阀与大商买办阶级——感觉得有利用工贼来破坏工人阶级团结力的必要。这班工贼有些是工人贵族，有些是冒充工会运动者即招牌工会之职员；他们不反对帝国主义者，他们不反对军阀官僚，他们不反对买办阶级，他们的唯一目的是破坏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力，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买办阶级要利用他们就正在这一点。帝国主义者用以阻碍中国民族奋起的第一个工具是军阀、官僚，第二个工具是买办阶级，这班工贼便是第三个工具。这班工贼不但勾结军阀、官僚及买办阶级（交通系）是公开的，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者也是公开的，他们已和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第二国际党公开的发生关系。第二国际党为什么要和他们发生关系呢？不用说是为了要利用他们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中重要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团结力，破坏第三国际党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在中国发展。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第三个大患。

中国的民族运动，此时虽然有日渐发展的趋势；但是上述的三种力量若同时也日渐发展起来，至少也会减少中国民族运动成功的速度，和第二国际党的思想行动减少世界革命成功的速度一样。因此，我们敢说：在中国民族运动的现代，我们实有了解列宁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的必要。孙中山先生，他是了解这种必要的一个人，他临终时致苏联遗书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被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

——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

C.P.及C.Y.两中局兹拟定关于国民党工作最近应努力进行之事如下：

一、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颇有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各地同志即应趁此趋势活动起来，并决定切实方法，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以便在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中派竞争：

A.用国民党名义，令各区分部组织讲演队，每星期出外讲演，宣传国民革命。

B.刊物及演说，均劝人加入国民党。

C.印刷请填写姓名地址加入国民党的纸条子，附载当地国民党党部的通讯处，以便愿加入者之接洽。

D.各处县市党部应即速正式成立，并增加地方及人数；各省正式省党部至迟亦必在七月一号以前成立。

二、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并使训练大权，完全在我们同志手里。

A.选我们的同志及民党左倾的分子，组织宣传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我们的同志做政治报告，并报告党内左右派的争执及右派的反动行为：如冯自由彭养光凌毅马素邓家彦等在北京组织国民党俱乐部，投降段张；李烈钧石青阳谢持居正等勾结联治派唐继尧破坏广东政府；马素邓家彦周颂西到处宣传苏俄是红色帝国主义；上海日本纱厂罢工时，右派以护党同志会反对共产同盟的名义散放传单，鼓吹劳资谅解，攻击共产党煽动工人罢〔工〕，上海全市党员大会电促广东将领反对唐继尧，石克士等竟通电否认等。

B.区分部开会，均令致函上级党部，派宣传委员出席。

三、各地同志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宣传时，应注意下列数点：

A.说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只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仇敌，小资产阶级分子无恐怖之必要，革命的国民党更无反对之理由，不要上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当，帮助他们反对共产党。

B.根据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演讲，攻击国家主义是要阻止阶级争斗，妨害下层阶级势力（革命的主力）之发展，及离间国际革命势力之联合，这两层都违背中山先生革命策略。

C.攻击国民党最流行的“家人父子的政党观”——这是最妨害民党分子认识主义和党的纪律的。

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本月十号在广州开全体会议，C.P.中央已决定意见七条，各地应即用电报或快邮向此次中委会议表示此意见中（一）、（二）、（四）等条的主张。

C.P.中央总书记 T.S.Chen

C. Y.中央总书记 太雷

一九二五、五、五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

——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罢工工人，发动反日运动

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同志们：

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前次罢工所争得的条件，在工人方面十之八九已算失败了，讵日本资本家于工潮解决后，每借端为难，不履行双方签定之条约，近则借故开除参与上次工潮之工人代表，致激成第十二厂工友的罢工。到昨日（十五日）第七厂工友照常上工，日厂主不许。乃要求其发给工资，该日本厂主不但不许，竟以手枪向工人轰击，当场击毙工友顾正红，王福金两名，受重伤者四人，轻伤甚众。现小沙渡一带在日厂作工的工友以无端受此奇辱，死伤多人，议决从十六日起，全体罢工，以与日资本家奋斗。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

一、由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这些宣言，通电在当地各报并直寄京沪各报发表。

二、由各种团体发启筹募援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款项可寄钟公龙转交。

三、由各种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行动。

四、广州长沙等处应号召群众向日本领馆示威。

中央总书记 T.S.Chen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

——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支部同志们：

此次上海日本纱厂杀伤中国工人数十名，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号通告外，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号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下列二事：

（一）各地应即邀当地C.Y.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如在上海杀伤纱厂工人，东京侮辱中国国旗，在北京武昌指挥中国军阀摧残中国学生国耻纪念运动，在山东在上海侵夺中国渔业，霸占旅大等），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

（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并可电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至少其已经自行停闭之上海纱厂永远不再开工。

中央总书记 T.S.Chen

一九二五、五、十九

“反唐”与国民革命

商团事件以来，广州将要发生第二次有价值的革命战争，乃是意中之事。

这战争便是反唐战争。反唐战争何以算得是革命战争而且是有价值的革命战争？这是因为反唐战争表面上虽不过反对唐继尧，而实质上乃是破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阴谋，并且是破灭国民党右派勾结唐继尧破坏革命政府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力助他的傀儡张作霖与段祺瑞占住了中国的中央政治机关，然而北方有个国民军，南方有个国民党的广东政府，他必须去了这两个障碍物，才能达到支配全中国的目的。日本对付国民军的政策，自然不外居中调停段、张间冲突，使之合力向国民军节节进攻；他对付广东政府的政策，却不是帮助陈炯明、林虎——因陈、林是直系——而是利用唐继尧及国民党右派向广东政府进攻。

云南地瘠民贫，唐继尧拥有多兵不能向川、黔发展，忽得日本意外之后援，自然不惜抛弃其联治假面，遣兵进窥桂、粤。

国民党右派已和左派有不能两立之势，他们一面北依段、张，摧残左派分子在北方之活动，一面南联唐继尧，以图覆灭左派在南方的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

杨希闵、刘震寰（都是国民党右派军人）在香港和唐继尧代表、段政府代表及其他国民党右派重要分子共谋倾覆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他们的目的如果进行，一方面是国民党右派完全取得左派在南方的根据地，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挟住段、张，一手挟住唐继尧，来支配中国，来由日本统一中国南北。

帝国主义者对于半殖民地，本立在间接的统治地位，所以必须采用当地一种势力（军阀或地主买办阶级）做工具。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采用的工具，北方便是段、张，南方便是唐继尧，国民党右派又是这两个工具的工具。所以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反唐和反段、张有同样的重要，都是摆在全中国革命分子面前的紧要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把广东将要发生的反唐战争——反对唐继尧及其羽党杨希闵、刘震寰的战争，当作革命战争，无论成败，都是商团事件后第二次有价值的战争。因为商团事件是镇压买办地主阶级勾结英国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反唐战争是镇压军阀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革命。

唐继尧电粤港商会，以反共产为号召，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军阀段祺瑞、张作霖、陈炯明等，买办阶级陈廉伯等，国民党右派冯自由、马素等，都异口同声的反共产、反赤化。所以“凡是反共产反赤化的人必然勾结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已经成了一个公式。

《热血日报》发刊词与六篇社论

编者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室藏有《热血日报》合订本的影印件，原件据说为杨之华所收藏。在合订本封面上有几行毛笔字，全文为“此中圈出之文，可以总题作‘○○热血日报社论’（后附‘小言’二则作为补白可也）——每篇悉仍原题下以小号字注明年月日”。合订本后附目录，末页有“注：凡目录前标的‘○’者为瞿秋白同志著作”。在多篇社论中之所以要标出某篇为瞿秋白所作，其目的是编辑《瞿秋白文集》，后因政局变幻，未成。本报首篇《发刊词》及收入本书的六篇社论之前均未标有“○”者，可见这些作品非出自秋白之手。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郑超麟老先生的鉴别，认为这些是陈独秀的作品。（《史实与回忆——郑超麟文选》第二卷第137页）

《热血日报》发刊词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了！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的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本报特揭此旨，敢告国人！

1925年6月4日《热血日报》第1号

洋奴乎国民乎

上海几乎成了洋奴世界，因为吃外国饭的人太多。现在因为外国人屠杀了几十个中国人，大部分热血未冷的中国人，都起来反抗此次屠杀，为国民争一口气。现时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凡是起来反抗外国人屠杀中国人的，才不愧为国民；仍旧帮助外国人的，固然是实质的洋奴，不帮助外国人也不帮助本国人起来反抗的，也是间接的洋奴，我们不做国民，便是洋奴，中间绝无余地。

现在中国的政府尚未与外国宣战，还可以立在为人民向外国外交官抗议地位，再软弱十二分便立在调解地位：至于人民团体，如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工会等，都应绝对立在国民地位，即是和屠杀中国人的外国工部局立在反抗地位，万分不应调人自居。调人是第三者地位，立在国民与工部局之间，凡有国民资格的，断然不能以调人自居。听说法国商会拟出任调人，那是可以的：因为法国商会不是中国国民组织的。中国商会若出来做调人，那便是笑话，因为中国商会中人都未曾入外国籍，如何能离开国民地位来做第三者的调人呢？

可是本埠西文报上，竟有总商会出来调解的宣传，这简直是有意侮辱商界的领袖。商界的领袖也是国民一分子，并不是吃外国饭洋奴，如何可立在调人地位！

现在国民爱国的高潮，已冲动了全中国，在万目所视万手所指之下，谁也不能捏造事实，谁也不能遮掩事实，商界领袖，将来是否离开国民地位自有事实来告诉我们，现在不必胡乱猜疑！至多我们只能拿这种传言看做商界领袖的试金石。

1925年6月5日《热血日报》第2号

上海市民要注意的事

“团结”、“坚持”受了工部局多年不平待遇的上海市民，现在第一次起来反抗，反抗的牺牲非常之大。在这样大的牺牲之下，如果只办到惩凶赔偿了事，那便太不值得。

我们固然要惩凶赔偿，但仅仅惩凶赔偿，而于市民的生命与自由没有保障，种种不平的待遇不能废除，将来的压制与怨愤，必要酿成不断的惩凶与赔偿这些不幸的现象。因此，我们的要求，除惩凶赔偿之外，收回会审公堂，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撤退租界外国军警，外人不能在中国擅定法律（如印刷律等），征收税捐（如码头捐等），不禁止中国人入公园，都是必要的。

我们若得不着这些要求，而中途妥协，草草了结，不但对不起大马路的牺牲者，而且我们自身也后患堪虞。因为外人已经认识了上海市民反抗的威力，事了之后，必然要设法加紧钳制，使中国人不能再起反抗。

我们要想得着这些要求，必须用“坚持”与“团结”这两个武器，二者缺一决非侥幸所可得着。“团结”尤为重要，因为不团结便不能坚持。坚持的反面是“速了”，团结的反面是“分裂”，所以“速了”与“分裂”这两个口号，都是奸人暗中破坏我们此次运动之武器，我们要防备！

团结之道有二：一是现在的团结；二是将来的团结。现在的团结，是商界不能与商界分裂，学界不能与学界分裂，工界不能与工界分裂。并且商学工三界团结一致，不相分裂。必如此，才能使工部局无法向市民团体各个击破，才能使工部局让步。

将来的团结，是参加此次罢市罢课罢工罢业的团体，旧有组织的如商会学生会海员工会纱厂工会店员联合会等，都须切实扩大起来；新组织的如电车工会码头工会电话工会洋务职工会电灯工会自来水工会华捕联合会等，都须团结一个永久的组织。

外人欺负中国人，就是因为中国人虽多而无团结，好像一堆散沙，任他们作弄。只有我们有了永久的坚固的团体，才能免得他们作弄，才能得着此次流血的胜利。胜利后所得的要求条件，也只有我们有永久的坚固的团体才能保障实行，至少也能够抵御他们不履行条件而且反攻。

1925年6月6日《热血日报》第3号

我们要认清风潮的性质

此次风潮的性质，是政治的不是法律的。详言之，即此次风潮乃是全幕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中之一幕，不仅仅是几个巡捕杀死几个市民这样法律上刑事的问题。上海及其他各处中国人，受列强的剥削与凌辱为日已久，不平之声，年来日益增高与普遍，现在一旦爆发，大马路巡捕杀人不过是一个导火线，决不是根本原因。

此次风潮根本原因，乃是中国民族对于英美日本高压政策之反抗。

若仅仅是巡捕杀了几个人的刑事问题，自然可诉诸法律解决，用全上海罢市罢课罢工来解决一个巡捕杀人的刑事问题，那真是用杀牛的刀来杀鸡了。可是事实上不仅是巡捕杀人，并且是英国工部局纵令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学生，并且是肇事后英美日本各国领事又复命令海陆军登岸，帮同外国商团巡捕，连日惨杀中国市民，占领中国学校，这分明是英美日本政府当局公开的摧残中国人民的政治问题，决不是民族间私相仇杀的刑事问题。若说是刑事问题，应该是国际间的刑事问题，不是私人间的刑事问题，负这刑事责任的是英美日本政府当局，决不只是杀人的巡捕。

我们若认清了此次风潮的性质，便不能承认仅以惩凶赔款了事，因为惩凶赔款只是惩罚犯罪的个人，不能解决民族间的政治问题。

1925年6月7日《热血日报》第4期

警告总商会

在此次事变之始，总商会站在调人的地位，颇■起市民的怀疑（原文此处为■）。自从特组委员会以来，从调人地位进步到国民地位，市民对总商会之疑念顿消；总商会会员中竟有称此次特组委员会为总商会之和平革命，市民对于总商会更怀了莫大的希望，以为市民所不满于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十三条件，现在可经革命的总商会加以修正及增加，令市民满意了。孰知事实适与之相反。总商会所提条件，竟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中之六、十二、十三等条（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完全删去，则比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更大让步而特让步。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尚在未遭外人否拒之前，已为总商会所否拒，此次总商会之和平革命，诚为上海市民之大不幸，还是以前调人的态度，有利于上海市民。

外交当局接到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以为过高，不愿提出，而又不便公然拒绝；正在进退两难之时，适逢总商会发生和平革命，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大加修改，此举诚大便于外交当局，亦且有利于外人，总商会和平革命之动机究竟是什么，也应该远嫌明疑才对。

此外我们要有一事不得不警告总商会者，总商会以前自居于调人地位，现在摇身一变即自居于主体地位，前冷后热，热而至于包办，漠视一切，吾人诚不能无疑。总商会在上海诚为有力团体，然亦只是一个有力团体，此次运动乃工商学各界市民一致行动，总商会断不能抹杀工学界，更不能抹杀商联会，而妄自尊大，竟以唯一主体自居。

前年的民治委员会，总商会乃以包办而孤立遭失败，前车可鉴，和平革命的总商会其三思之！

1925年6月16日《热血日报》第13期

贺上海交涉破裂

上海交涉破裂了，可贺可贺：官商勾结，牺牲多数平民利益去换少数巨商参政的买卖做不成了，可贺者一；蔡廷干手中一副好牌已经揭开不能再骗人民了，可贺者二；总商会应该觉悟须与全国各阶级人民合作才有胜利的希望，牺牲平民利益单独向外人让步讨好只自取辱了，可贺者三；六国委员对我取一致态度，我们应该觉悟，我们放过人家，人家并不肯放过我们了，可贺者四；连惩凶赔偿谢罪都不办到，“速了”的心理我们可以打断了，可贺者五；蔡郑会的公告尚且声称“此案之重大为自有租界以来所未有，租界当局当负其完全责任，更无推诿之余地”，我们人民万不至再说“当归罪于老闸捕房及捕头爱活生”这样的下流话了，可贺者六；我们可以彻底觉悟，靠政府交涉得到胜利是不可能的了，可贺者七；六国委员不但不承认工部局的杀人罪，更要华界官吏负责，我们应该觉悟在中国欺压中国人的外国人，并非只是租界工部局了，可贺者八；蔡延干尚说：“吾人提出之十三条件实系将重要问题让步”，这可证明总商会修改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条件之罪了，可贺者九；局部的交涉。

既然破裂，形势急转直下，我们得着改变地方的枝叶的要求，而为全国的根本的要求之机会了，可贺者十。

全国的根本的要求，是废除自通商以来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取消外人在中国一切不法的特权；具体说起来，就是：

（一）取消领事裁判权；

（二）撤退外人驻华的海陆军及巡捕；

（三）收回租界及租借地；

（四）废除协定关税制并收回海关管理权；

（五）禁止外国军舰自由驶入中国领海；

（六）取消外国商轮在内河的航行权；

（七）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工厂；

（八）禁止外国一切货币在中国境内直接使用。

那一个不承认我们的要求，我们便全国一致反对他，继续断绝商业的工业的交通的关系，尚有进而以武力强迫我们恢复这些关系的，我们进而诉诸武力自卫，亦所不惜！

1925年6月21日《热血日报》第18期

开市以后怎样？

上海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及纳税华人会已经宣布上海今天开市了。开市的宣言里说：“但同时仍本初衷为伸张公理而努力，抵制英日货物与停业工人之援助”。——这是上海市民对于开市后继续斗争的办法。

可是，我们应当说，这宣言里有两个缺点：

第一，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的办法没有指明出来。抵制仇货的运动——经济绝交的方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我们至少可以说，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这十年的经验怎样呢？五四运动的时候，曾经于轰轰烈烈的排货运动，可是我们没有得到丝毫结果。这因为什么？因为学生群众的爱国运动，虽然能激起大多数商民的同情和热心，然而竟有小数大商人，本来是以贩卖仇货为业的，他们贪图私利，用种种方法偷运冒牌，破坏这一运动。这次必定要有切实的监督办法，真正实行抵货，方才可以免蹈覆辙。

第二，至于工人停业（罢工），却是这次运动中的新方法，全中国对英对日的大罢工，这是规模极大的运动。这是中国工人比较前十年的一个极大的进步。然而罢工的方法要得到胜利，必定应当有持久的力量。譬如大前年海员大罢工及广州沙面华员的罢工，便是两个先例。海员及沙面华员的罢工胜利，都是因为他们能组成工会而且得着国民党的努力赞助，使他们能够坚持。如今单论上海一埠，罢工的也有二十万人，要切实援助罢工工人，第一必须巩固工会的组织，第二须有统一的筹款机关。最要紧的，尤其是要使学生会及工会得以参与这样机关，随后工会方面才能有一定的筹款计划。假使没有这种办法，工人群众绝无一种自信的决心，不幸而发生参差不齐的现象，这一运动便一定要完全失败。

如今要补这两种缺点，一定要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等团体，赶紧组织两种机关之一，监督抵制英日货运动的一关，定出一严厉的制裁办法，惩罚一切汉奸；二、维护罢工工人的委员会，统一收款机关。这些办法应当赶紧公布出来，否则开市的宣言里虽说“免除非必要之牺牲，即所以蓄养长期折冲之实力”。实际恐怕退兵一步，全局瓦解。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层——开市宣言里，没有明白的号召全国对外的大罢工。这似乎不关重要。其实不然的，因为上海方面开市，很容易被全国看做民众运动“退兵”，假使我们在说明“长期折冲”之后，不指明扩大罢工运动于全国，恐怕各地认上海的宣言是空谈而没有实行的决心。不仅如此，我们应当更进一步。上海是运动的发展地，各团体应当赶快再联合起来，共同发起全国有实力的民众团体代表大会。我们上面所说，监督排货运动及援助罢工工人的工作，都是全国的。我■（原文此处为■，下同）这■全国大会的目的，便在于组成全国统一的行动机关。而且我们各地的民众要求，应当汇合起来，成一统一的主张，以便对外交涉。

以上所说的，都是上海开市后刻不容缓的事。我们希望为上海运动中心的各团体，极端的注意。

1925年6月26日《热血日报》第23期

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

前年临城事件，土匪掳去念〔廿〕几个外国商人，外国人对中国政府闹得天翻地覆，惩凶、赔款、罢免地方长官以谢罪外，还要要求直接管理中国铁路；现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大马路行凶，五月三十日，六月一日、二日、三日，连日枪杀中国学生、工人、商人及其他市民数十名，伤者数百，中国人将向外国政府要求什么呢？

被土匪掳去的外国商人即令是无罪的，而要求工作的工人，游行演讲的学生，过路观看的行人，都是没有武装的市民，有何罪状应该枪毙呢？

即令上海是英美领土，行政官厅公然下命令，向无罪状无武装的市民开枪轰击，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犯罪行为；况且租界毕竟还是中国领土，外人来此通商，根据何项条约，有何权利，可以任意开枪杀伤中国市民？大约英、美、日本等帝国主义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是上帝赐给英、美、法、日等国剥削与践踏的，如有不受剥削与践踏者，便违背了神意，便是过激党，便犯了罪，便应该枪毙。或者他们以为此次大马路的屠杀，也和在欧洲屠杀犹太人在美洲屠杀黑人一样，即令在人类的法律观点上说不过去，而在道德上是合神意的；因为除了神意以外，他们找不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的理由。

可是不懂得这样扶强抑弱的神意的中国人，我们亲眼看见同胞的热血染遍了大英大马路，我们已经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

此次上海大马路的屠杀所给与我们的教训是：

（一）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剥削与践踏是一致的，英国固然是始终压迫中国的死敌，而附和日本人的什么大亚细亚主义，鼓吹什么美国是中国人之好友等等，都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奸细。

（二）一切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剥削践踏，都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决不是什么过激派所捏造的海外奇谈；商人、学生、工人一切市民大群众实因为受不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践踏：把持海关，在中国遍设工厂，不许禁止棉花出口，不许中国增收纸烟捐，封禁全国学生总会，以军火给军阀战争，动辙〔辄〕拘捕惩罚中国新闻记者，越界筑路，提出印刷律，增加码头捐，枪杀请求工作的工人，拘捕爱国演讲的学生，枪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工人及其他市民，一步加紧一步，逼着中国人不得不起来反抗，决不是由于什么过激派的煽动。此次上海学生与商人之奋起，都明明白白是自动的参加民族运动，若说是由于过激派之煽动，那便未免过于诬蔑学生、商人，并且过于恭维过激派了。

（三）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之剥削践踏，和德、俄、奥等非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和平通商，这些事实已证明“反对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是同一意义的两个名词。此次大屠杀更使我们的确认清了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的敌人。

（四）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因欧战损失过巨，须长期的加紧剥削弱小民族以弥补，中国即是他们所要剥削者重要部分之一，他们向中国剥削日益加紧，他们恐怕中国人民觉悟反抗的心理亦日益加甚；年来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勃兴，帝国主义者张皇失指〔措〕，一面利用中国军阀政府抑制人民，一面以“过激”、“赤化”等名词恐吓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不敢团结起来反抗他们，不敢做自由运动。可是他们这种恐吓手段，在此次大屠杀中，完全失了效力；因为不管过激不过激，赤化不赤化，帝国主义者枪杀了数十无罪的中国人是真的。我们今后永远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被“过激”、“赤化”等名词吓散了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我们应有决心：如果使我们能达到民族自由之目的，便过激赤化也无妨；如果不能使我们脱离被剥削被践踏的境遇，什么文化秩序、博爱亲善、和平人道，都是废话！

（五）在此次屠杀中的我们认清了中国的工人与学生，是民族运动中最勇敢的战士，我们并可以知道各国的工人、学生必能对此次中国民族被外国强盗——帝国主义者屠杀表示同情。因此，我们的运动，是应该立脚在中国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不应该立脚反动的国家主义上，笼统的排斥一切外国及外国人。

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痛苦中所得的教训，很可以使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向正确的路线上发展。

上海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势力集中地，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即民族自由运动，亦应以上海为中心；不过同时我们也知道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使这个运动的中心——上海的学生、工人、商人更坚决的前进，尤其要监察大商阶级中途和帝国主义者妥协！

我们最终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

（一）惩办凶手赔偿损失；

（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本领事；

（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

（四）收回全国租界；

（五）撤退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

我们要知道：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争斗，我们须有普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此沮丧！

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

凡是一个较大的工潮，在社会上在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人和厂主争斗问题，至于中国工人和日本厂主间的争斗，其意义尤其复杂。

此次上海及青岛日本的纱厂和中国工人的冲突，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一个很简单的劳资争斗，我们应该推求这次争斗之经济的政治的背景，明白了这些背景，才懂得此次工潮意义之复杂与重大。

此次工潮之经济的背景是日本纱业向中国纱业及中国工人进攻。世界纱业状况本在衰落时期，比英、美资本幼稚的日本照情理不能进展；然而日本资本家，一面正因纱业状况不佳，极力要维持资本的利益，渡过这衰落时期；一面却又想此时期扩大他的企业，独占中国之纱业；因此遂不得不向在他们纱厂的中国工人加倍榨取（如增进工作能率，改用女工、养成工等）与压迫（如打骂、罚金等），以达其保守而且进攻两个目的。日本人欲平安无事的施行其榨取与压迫，工人不至反抗，则首先须破坏工人的团体——工会。中国工人受不了这样的加倍榨取与压迫，上海、青岛的工潮遂因此连续而起。

政治的背景，在全部局势说起来，整个的国际帝国主义，正在向整个的中国民族运动进攻，压迫中国工人是他们整个的进攻之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进攻也最严厉。这种最重要，中国人现在还不大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是认识的；所以日本某报曾说：“曾被吴佩孚解散之工会，均渐次复活，而其运动之急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故英、美、法、日等国，对于此种现象，多怀恐怖之念，咸认此风一盛，则各国在华工业，将受绝大影响。”单就日本说起来，直系倒后，日本挟有段、张这两个鹰犬的势力支配中国政治，制服中国人民，因此日本对于中国民族运动之进攻，比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更加紧出力，中国人对于他的种种加紧进攻，自然也特别感觉，上海、青岛的工潮遂因此连续而起。

各方面对于此次工潮的态度是怎样呢？英美帝国主义者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有冲突，而压迫中国民族运动他们是一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帮着日本工厂拘捕中国工人，拘捕同情于工人的学生，枪杀同情于工人的学生与市民，他们来到中国通商，他们居然在中国的地方——上海，有在法律以外任意枪杀中国人的特权。排日在此次上海惨杀中，我们应该认识一切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民族是一致的，从前单独仇视日本，是错误的。

亲日卖国的安福政府，他当然有替日本镇压中国人排日运动的义务，上海警察署曾对工人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本不应摧残同胞，但怎奈日本领事压迫及长官命令何！……”山东张宗昌所统的奉军，更是听日本人命令，解散了纱厂工会，杀伤了工人数十名，驱逐工人领袖数十名出境，还囚送工人领袖六人到济南要枪毙。在此次青岛惨杀中，我们应该认识国内军阀的确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张作霖的军队即是替日本屠杀青岛工人的刽子手！

全国的报纸，除青岛《公民报》外，不曾替被杀的工人说半句话。顾正红被杀时，上海各报馆听了工部局的命令，连许多事实都不敢登载。即至现在大马路两次惨杀，上海各报仍是没有一点热烈的批评，连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是这样，回想临城劫车时，全国报纸那样如丧考妣的号叫责骂，真令人认识中国新闻界的人格了！

只有可尊敬的学生，为了工人，为了同学，前仆后起的以热血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在中国民族运动中，那些社会成分是最急进的最勇敢的先锋。

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

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之屠杀，曲在英捕横暴而不由于学生、市民之暴动，已由本月十一日会审公堂第三次研讯被捕者所宣布的判词完全证明了。

此次屠杀之最近直接原因，乃由于上海的学生、市民对于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而抗议，为租界英捕所屠杀。

同时，日本派遣军舰在青岛强迫中国军警，使其屠杀中国工人八名，伤者十余。

上海、青岛同时的大屠杀，激起全中国各阶级各党派的国民公愤，罢工、罢市、罢课、集会示威，遍于全国。在这全国国民公愤中虽然有和平急进之分，而愤恨外人戮辱同胞，并且忆起历来的不平待遇，却已成了全国共同的心理，虽军阀、银行家亦为此心理所征服。

苏俄政府及人民对于此次屠杀事件及中国国民奋起，极表同情。代表全世界革命工人的第三国际已起来号召全世界工人援助中国工人及中国民族运动。英国的工人及自由主义的学者已起来向他们的本国政府抗议此次上海屠杀事件。

英、日、法、美、意的海军在上海登岸驻扎，占领学校，搜查行人。英、日、法、美、意的公使团始终坚持上海西捕开枪杀人是应该的。

汉口英领事召各国海军登陆，英国义勇队枪杀中国工人、市民八人，伤四十余。

段政府下令各省保护外侨。萧耀南、赵恒惕均令军警严阻学生游行演讲，并宣布戒严，以“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威吓市民。

依据上列各项事实，便可看出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了。

英捕英兵在上海、汉口杀人，不过是此次争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凶暴现象，此种现象之真正根由乃由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醒。

觉与反抗之示威。因此我们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仅以惩凶赔偿了事是错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兵与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如工部局历来横暴及此次海陆军警示威，都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第二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主张缩小战线对英、日或专对英国是错误的；因为罪魁祸首虽然是帝国主义之王的英国，而派兵遣舰向中国人示威，并坚称上海西捕开枪无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岛直接或间接杀了中国工人是此次争斗之起因。第三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主张法律解决是错误的；因为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第四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看做一个地方的问题，上海人只管上海，青岛人只管青岛，汉口人只管汉口，妄想住在各个租界的中国人得着一点市民权利便可永弭未来的冲突，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加以剥削与凌辱，即此次屠杀也不但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血，这种根本问题，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问题，是要唤起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第五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依靠现政府交涉解决是错误的；因为历来的卖国政府对外悬案山积，从未能得着相当的解决，现在对于各处同时并起的大屠杀案，并不向外人严重交涉，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刑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只是代表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现在上海的外交当局蔡、曾、许那一个不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若是明白了这些错误，便应该懂得此次争斗的性质，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决不是那一个地方那一部分人对某一事件某一国家之争斗；换言之，此次争斗应该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争斗的方法，不可依赖法律，亦不可依赖现政府，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

因此，我们主张：中国国民应该运用自己的团结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执行。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一个国民革命政府。新政府第一个宣告，即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个宣告，即是那一国承认废约的宣告，并派代表来华商订相互平等的新约，便许那一国通商，否则请他们将一切商品运到别国去贩卖。

我们这个提议，是立脚在全民族的生存与自由之意义上面，不是立脚在某一阶级某一党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国人民不存成见，予以公正的考虑与讨论！

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

上海交涉破裂是我们的失败么？当然不是的。反之，上海交涉〔不〕破裂，或竟至帝国主义者对于总商会十三条要求一一允许了，国人以为目的已达，停止一切运动，那才真是我们的失败。

主张上海开市是总商会的罪恶么？也不是的。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不在主张开市，而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继而背叛民众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

上海交涉移京是局部的变化，大资产阶级及其附庸（高等华人）之妥协更是当然的事，这都不是我们的失败，只有工人、学生、中小商人不能继续团结前进才是我们的失败。

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尚继续工作，六月廿五、卅两日，全国都还有盛大的示威行动，香港、沙面运动之进行比上海更加猛烈，这些事实都可以证明工人、学生、中小商人都并未随着大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失望。

在敌人方面，法、美帝国主义者虽取和缓态度，而英、日仍然联合向我进攻，尤其是英国还在广州继续屠杀。英、日帝国主义者直接屠杀我们还不称心，更寻得一个有力的工具！大胆无耻的胡匪张作霖替他们做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张作霖的军队在奉天在天津在山东在上海到处压迫民众爱国运动，汇丰大借款喧传于伦敦，张学良在上海与英总领事之密谈，这些事实都是说明英、日帝国主义者需要张作霖替他们在此次风潮中做什么及张作霖已经替他们做了些什么。自从段祺瑞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更使英国感觉着利用他以前不愿利用的张作霖之必要；同时张作霖的政敌冯玉祥却明白的表示站在爱国的民众方面，张作霖更要倒行逆施了。这乃是此次反帝运动最近发展的新局面。

我们民众对于此新局面如何应付呢？

第一，要扩大工商学兵农联合会或雪耻会遍于全国，成为群众的行动机关，执行各地排货、罢工、废约、反抗媚外的军阀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实际运动。

第二，急须在北京或上海组织全国工农学商兵联合大会，以为指导全国运动的中央机关。

第三，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

第四，扩张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军于全中国，以扑灭张作霖、萧耀南等媚外残民的军阀势力。

第五，坚持继续排货及罢工运动，非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已。

广州战争之意义

此次广州讨平杨刘之战争，社会上有三种误解：第一个误解说是共产党反对非共产党之战争；第二个误解说是胡汉民和杨希闵争夺地盘之战争；第三个误解说是粤军排斥客军之战争。由此三个误解遂发生一个共同的错误见解，即是：五卅惨变起广州政府即应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在广州的共产党人诚然反对杨刘，并且努力援助国民党政府讨平杨刘；但他们反对杨刘并非因为杨刘不是共产党或不相信共产主义，乃是因为杨刘勾结香港政府及反革命的唐继尧、陈廉伯、马素等背叛国民党政府。广州政府完全是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是共产党政府，并且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立政府——共产党只以在野党的资格，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援助国民党政府，或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监督国民党政府，并未曾直接负政治上的责任。大家明白了这种事实，便不会有第一个误解。

据我们所知道的，开战之前几天，胡汉民、汪精卫都还没有讨伐杨刘的决心，坚决主战的是谭延闿与廖仲恺，因此我们便可以明白第二个误解也非事实了。

至于第三个误解之非事实，更属明显；因为参加讨伐杨刘的，不但有谭延闿所统率的湘军和蒋介石所统率的教导团，并且还有朱培德所统率的滇军，这绝对说不上是什么排斥客军的话。

根据以上的事实，我们应该知道此次广州讨平杨刘之战：一不是什么共产党反对非共产党，二不是什么胡杨争地盘，三不是什么粤军排斥客军，乃是国民党政府讨伐通敌的叛将——杨希闵、刘震寰等。

唐继尧借重日本势力，谋攫两广，杨刘均为唐军内应，这是杨刘之罪一；在香港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及其走狗陈廉伯、马素，谋倒广州国民党政府，这是杨刘之罪二；杨刘有这二罪——国民党政府乃加以讨伐。因此，此次讨伐战争之意义，可以说：一方面是直接驱除反革命的军阀盘据广东，一方面是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英、日势力侵入广东。

国民党政府若从一致对外的瞽说，不用兵对内讨平杨刘，则现在广州市民仍在杨刘的反动势力压迫之下，日受香港政府命令钳制人民爱国运动；不独香港工人无广州后援不能罢工，而且枪杀广州游行示威的市民，并不须英人亲自动手杨刘的军队即可效劳。此次广州政府所没收英国帮助杨刘的大批枪弹，即是杨刘将以阻止广州市民爱国运动的利器。并且若杨刘叛军得了胜利，迎来滇唐占据广州，即是英日势力占据了广州，则南方的爱国运动不是根本消灭，便是大受屠杀，那能够像现在让香港沙面罢工工人及爱国学生在广州存在与活动，更那有什么青年军人参加运动的事？杨刘军事势力了结，国民党政府才能够支配广州，广州才能够变成了与上海同样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两个重镇。所以广州讨平杨刘之对内战争，在此次五卅运动上即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的压迫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拿一致对外的理由来非难广州政府讨伐杨刘，简直是胡说！

不错，当外人压迫我们之时，在理论上，我们一致对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这时不去对外，反以武力对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地盘，当然是万分混账；但事实上“一致对外”乃是一个幻想，听你“一致对外”这口号叫得如何高如何响，尽有人不但不愿一致对外，并且要勾结外人一致对内，如杨希闵、张作霖之所为；我们若是对于这类人主张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有意或无意放过在内的敌人。在内的敌人和在外的敌人倒是一致的，在此次争斗中，我们若不能否认有在内的敌人，什么“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帝国主义奸细的宣传。

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

英国是帝国主义之王，此次中国五卅事变起，美、法、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想乘机挟制英国一下，且因此买弄中国人心。法国在东欧在小亚细亚，和英国的利益简直不能并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国人一致行动，并且对中国民族运动表示相当的同情；自英国保守党执政，道威斯计划受了打击，英美间遂现了裂痕，加之在华商业竞争，美国一部分舆论表示对华和缓态度，并主张有条件的取消领事裁判权；即至五卅事变造因之日本，亦以单独调解的声浪恫吓英国——五卅事变后一个月，英国都在此孤立的状态中。

外交手腕最敏捷的英国帝国主义者，一面捏造“报告未到”、“华人排外”、“列强一致”等话搪塞国会之质问，一面力与法、美、日本谈判，以英、日续盟威吓美国，乃成英、美、日三国联合对华之新局面。英、法利害冲突过甚，不易调协：无条件的与英国一致，固法人所不愿；为拉拢法国一致对华，而在东欧或小亚细亚向法人让步，也非英人所乐为。这就是华盛顿会议所产生的四国协同对华政策现在不易实现的缘故。

英、美、日三国联合对华之局成，在政府外交上或增加多少困难，而在国民运动上却有很好的影响，因为“单独对英”及“美国人是中国好友”这两个口号，都可以使中国国民运动自相分裂。现在英、美、日本联合在一起，懦弱的资产阶级撇开日、美之心理虽然仍旧存在着，而事实上日、美却不许他们撇开，所谓“单独对英”明明白白成了一种幻想的单相思。在这样情势之下，至少也可以使中国国民运动之分裂不至过分的发展。

此时英国的政策是：（一）联合日、美一致对华以免孤立；（二）主张司法调查，延宕时间，以待中国国民疲惫，再图有利的结果；（三）勾结中国反动的军阀，扑灭中国国民运动；（四）以关税会议诱惑中国军阀政府，准备在此会议，由要求清理外债进而共管财政，向中国进攻。日本仍旧采用他的传统政策，即是追随英国，取一致行动，获得在华和英国不甚冲突的利益。美国虽不全然赞成英国的政策，然而为维持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之威严及实施门户洞开致策，他是终须与列强取一致行动的。

这时的国内军阀又是怎样呢？奉张是现在第一有力的军阀，也就是第一反动的军阀；他的对内政策是急须打破国民军，以免妨碍他的势力在中部自由发展，他的对外政策是公然压迫在他的势力下（从奉天到上海）的国民运动，结欢英、日以取得援助。国民军和奉张更在相反的地位，他们在张家口在河南都同情于国民运动；惟其因反奉而联络直系若一过相当程度，不但立刻失去社会地位，并将失去政治地位。直系尚有举足轻重之力，无论其联奉或联国民军都以直系重兴为目的，此时他们联奉之计划已归失败，同时，张宗昌与杭州间，开封与武昌间，已有不断的联络。直系和奉张本是反动相等的军阀，只因他们在政治上失了优势，压迫国民运动还不敢象奉军那样横行无忌。段派虽无实力，然占在中央政府地位，其举动在政治上亦颇有意义；他的反动性也不减于奉、直，此时因与奉张利害冲突，其实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别开生面，向国民运动及国民军表示敷衍态度。

依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国民运动中眼前的死敌，在外的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在内的是奉天军阀，他们又正勾结一气。此外如美国的经济侵略及和平愚弄和直系重兴这两个危险，国民运动中若采用过当的利用策略，都会为了眼前争斗遗下未来的祸根！

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

民众运动中之影响

驻在上海小沙渡的奉军兵士对工人说：“大帅派咱们南来时，说是到上海打洋人，早知道是叫咱们打本国人，咱们真不应该来。”这几句话把奉天军阀对于上海民众运动的态度形容尽致了。张作霖父子为什么要骗兵士说是到上海打洋人？这是不但派兵到上海占地盘和垄断私运鸦片报效不便说出，在民气激昂之初期，也不便明说来替外国人压服本国人，所以只得顺口说是到上海打洋人！

奉军进驻上海到底打了洋人没有？不用说是没有。其实上海市民并不曾主张他们来打洋人，不过张学良、邢士廉对英、日人那样亲密恭顺，对本国人这样的压迫凌辱，相形之下，未免难堪。说他们对本国人压迫凌辱，奉军未必承认，他们还口口声声说保护爱国运动，不过为地方治安计须制止越轨行动罢了。可是邢士廉一到上海便宣布戒严，爱国的民众集会一概禁止，连提倡国货的游行都不许；工商学联合会派人上街演讲，马上便遭封闭；海员工会及洋务工会也同时因惩治破坏罢工者而遭封闭；接着电车工会也遭压迫；小沙渡是罢工最初发动地，奉军特别驻军该处监视，连少数工人集会都不许；禁止学生会检查英、日货——这就是奉军在上海保护爱国运动的事实。京戏《逍遥津》中曹操拔剑威吓献帝，杀死伏后及二皇子，犹口口声声自称“忠良”、“忠心保国”，奉军保护爱国运动，又何以异是？

奉军这样的保护爱国运动，连他们的兵士也看穿了，所以说“叫咱们打本国人”。

奉军这样举动，和上海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关系。上海是奉军初到之客地，和直隶、山东是他们已占据的地盘不同，所以他们在上海的举动，至少也要顾及上流社会的意见。

上海的资产阶级，还不像汉口、天津的商会那样反动向军阀告密，也还没有勾结所谓工团联合会的那班工贼来破坏工人团体；可是他们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了。自始总商会对于罢市即甚犹豫，罢市后，又不肯和民众集中的团体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合作，随后又在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十七条件外，别自提出十三条，这些举动便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看出上海的民众势力发现显然的分裂。开市时，总商会也取了独断的态度，和工商学联合会不能一致；开市后，总商会是并没有履行“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的宣言。当总商会提出十三条件时，加入总商会的四十九个工商业团体登报声明一致拥护总商会所提条件，意在抑制工商学联合会之急进的主张，可是总商会的十三条件也未得结果，这四十九个工商业团体并不出来拥护，却想压迫工人总复工，好让大老板们照旧安稳发财。商联会虽然比总商会高明一点，而自从奉军戒严以后，对于急进的工学界，现出恐怖而鄙恶的态度，甚至于动辄要退出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这便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看出上海民众势力有了第二次分裂。民众势力有了这两次分裂，敌人焉有不乘机加紧进攻的道理？

上海商界富厚，为全国之冠，而他们对于罢工工人救济费，只经收外埠捐款，而本埠总商会及商总联会自己却都一毛不拔，并且不努力设法去募捐，只忙着求日厂单独解决，以减少救济费，这种苟且不负责任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者看轻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像是一种滑稽剧了。

五卅事变初起之时，帝国主义者着实吃了一惊，假使民众势力不分裂，全上海工、商、学界一致团结努力前进，假使军阀不摧残爱国运动，民众有集会、演讲、游行示威之自由，则影响到全国运动之发展和北京交涉之进行，必和今天沉滞的状况不同，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呵！

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

（一）

上海工人两个半月的罢工运动，香港、沙面两个月的总同盟罢工，其他如南京、青岛、河南、北京各局部的罢工，在此次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运动中，已表示极伟大的力量。经过这一时期，对于以后的发展途径，我们应当有个明确的答案，以为民众争斗之指针；并应该有详密的策略，以决定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反抗国内军阀政治上经济上的破坏及压迫，而力争解放中国之革命的道路。

（二）

对于这些问题要有正确的答案，便必须：（一）能正确的应用无产阶级两月以来联合城市劳动者及小商人而争斗的经验；（二）能正确的明瞭敌人方面——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内部冲突而利用之。

自从上海工人总罢工以来，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甚至于大资产阶级都起来奋斗，始则在上海，随后更在其他各地形成了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大致以改造租界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会审公堂，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改良工人待遇，惩治凶手，赔偿死伤损失为共同的政纲。上海之外，首先有力的响应的便是沙面和香港宣布总同盟罢工，接着后援会、雪耻会等组织遍于全中国南北各地。这两个月全国民众运动奋起的结果，我们已经看见工人阶级所得的胜利——群众的工会组织，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他各埠，尤其是沿铁路一带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得着这样伟大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训练，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极重大的动力。因此，除了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和寄生的小资产阶级如工头、工贼等之外，全国一般民众，都对于上海、香港的罢工运动表示同情，并予以物质的援助。

（三）

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得着这种胜利，是因为自己勇敢的反帝国主义争斗，并且和其他被压迫的民众联合。

工人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中，不但要拥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都要明瞭他们的利益，考察他们情形，竭力引导他们到反帝国主义的争斗里去，随着工人阶级前进，不使他们中途退却，这争斗才能继续下去。

工人罢工运动所得的胜利还不止此，他在现时中国的情状里，一天一天的集中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并且使政府及军人中还没有象张作霖那样完全站到帝国主义那边去的，也不得不自相联合起来，应付帝国主义之压迫。同时，工人群众力争民族自由运动，更使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暴露他们那反对国民而做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如邢士廉之于上海，张宗昌之于山东，李景林之于天津。

（四）

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力设法扑灭上海、香港的罢工，他们知道这两处罢工停止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大打击。他们也知道中国排货运动是他们的大损失，所以竭力运用下列政策，使中国民族运动根本摇动。一、他们以炮舰威吓广州——香港沙面罢工的策源地；二、传播谣言，使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隔离；三、勾结奉系军阀，压迫上海、青岛、天津的罢工运动和上海禁止学生检查英、日货，这是他们最毒的政策。美国帝国主义者要想利用反英、日的运动，而发展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因为怕中国民众过于开展，他的政策客观上仍旧是帮助英、日，形式上维持帝国主义者在华联合战线。惟我们也应当知道英、日与美国内部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对华政策，使他对于中国解放之形式上的问题比其他帝国主义者容易让步。

（五）

上海、香港罢工都已在两个月以上，以中国地域之辽阔，交通之阻隔，政治之分裂，中部、北部各省的工人没有能及时响应，汉口、青岛、天津的罢工，都被军阀高压政策所破坏。这种情形，一方面表现这些省分的工人和一般民众主观上的愤激不平，还在一天一天的增长，一方面表现这些省分的罢工运动，在客观上一时不能为有力的发展。北部、中部的罢工既然一时不能发展，上海、香港的罢工，便有孤立难以久持的危险，特别是上海罢工群众受政治上经济上双层压迫，比香港罢工群众所遭的环境尤坏。

在上海有一部分先进工人，他们看见落后的罢工工人，因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开始恐慌，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武装暴动，乃是群众奋起之最高潮，并且应该是有全盘计划的庄严工作，不应该在群众恐慌之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拼命”办法，想借此泄愤，或拿他来代替现时困难的争斗。现在是群众的政治宣传及组织工作时期，是准备武装反抗时期，还不是直接武装暴动的时期。

（六）

根据以上的事实，我们便可以答复今后的发展途径是怎样及今后继续反帝国主义争斗的策略是怎样。

为防御上海、香港罢工孤立的危险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上海、香港罢工的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织一委员会来解决。工人群众应该纠合全国的力量，努力督促这委员会，不准他对外让步，使他不能不拥护民众的要求。

上海、香港的罢工，从全国性质的民族争斗，变成经济的争斗和地方的性质的民族争斗之后，工人阶级的奋斗却进了一个新的途径：不但对外争斗，而且对内争斗；不但和资本帝国主义争斗，而且和反动的军阀争斗；不但为民族争斗，而且为民权争斗。本来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不能和力争民权自由的争斗分开；民族的建立正在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中（如五卅事变初起对上海官厅及北京政府对人民之让步）；而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没有平民的革命政权，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如段政府之交涉成绩），并且连争斗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如奉系军阀摧残天津、山东、上海的民族运动）。为扩大上海、香港罢工运动的新途径，增加总争斗中的民权运动的成分，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权之实现，工人并联合一般平民起来反对摧残民族运动的奉天军阀是必要的，甚至于联合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因为此时国内军阀中，第一个公然做英、日帝国主义者走狗的，第一个以武力破坏民族运动的，第一个蹂躏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权的，就是奉天军阀。打倒奉天军阀乃是去掉国内反帝国主义争斗之最大障碍，乃是我们继续反帝国主义争斗所必取的途径。

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其他阶级的群众，如果还存着用和平方法可以达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心想，我们也不反对他们去尝试一下，尝试失败了，他们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所以今后我们的总口号应该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

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

——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

各级同学们：

本校第四次大会所修正之章程第二条新生入学时，须有正式入学半年以上之同学二人介绍，当此本校极须发展之际，此条规定颇不便适用；兹拟暂行变通办法：新生入学时介绍二人中只须有一人是正式同学，且不限于入学半年以上者。惟新生入学时必须经过入学仪式，并立即编入某一支部。各地候补同学，凡在此次运动中能活动且诚实无过者，宜尽量缩短候补期，改为正式同学。

又关于校团组织厘定如下：

一、校团之重要作用，系于各种社会团体机关而有本校同学参与之代表大会中临时组织之，以主张本校之政策。全国代表大会中之校团由中央指挥，向中央负责，省或地方代表大会中者由区或地委指挥，向区或地委负责。

二、工农学及其他联合团体（如工联、学联之类）总机关负责职员中有本校同学者，亦得组织某机关之校团：全国总机关之校团由中央指挥，向中央负责。省或地方机关中者由区或地委指挥，向区或地委负责。其各个团体机关（如一工会、一学校之类）则不必常设校团，有特别会议发生时由支部书记召集该机关全体任职同学临时组织校团以应付之。

三、校团讨论该大会或该机关中本校应采行之重要策略，报告中央，区或地委，并接受与设法执行中央，区或地委对该大会或机关所议决本校应采行之策略。

四、上级机关之校团，于某事项须对同性质下级机关之校团或支部有所命令时，须先得中央，区或地委之同意。下级机关之校团或支部有事须呈请同性质上级机关之校团时，同样须得区或地委之同意。

五、校团书记由中央，区或地委指定之，或由参与该大会本校同学及该机关中本校同学推定而经中央，区或地委之允许。校团人数多时，则可指定数人组织干事会。

六、一切校团均应照第四次大会组织议决案第七条会同少校同学合组之。

七、校团与支部之区别如下：支部为本校基础组织，在一固定机关内负发展本校及指导该机关内之本校政治工作两重职位；校团则在各种临时会议或各种联合机关内其中并不能组织支部者负指挥本校同学一致行动之责任。

中央总书记

一九二五、八、三十一

《向导》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

本报自民国十一年九月创刊以来，到现在刚刚三个周年。这三年中，中国政治经过了不少的变动，本报的革命政策之主张如何应付这些政治的变动，现在需要一个有系统的历史的叙述，以贡读者。

本报创刊正当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一方面反动的奉天军阀虽然失败了，另一方面直系军阀有代兴之势，尤其是曹党阴谋夺政，黎元洪的政府又昏庸无力支持；因此，我们在本报未刊行以前，在发表的对于时局主张中，即已喊出“继续民主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三个口号，所以本报刊行之始，一切政治主张都根据在这三个口号之上：发刊宣言上，（一）指出须推倒为国内和平与统一障碍的军阀之理由，（二）指出须反抗为中国自由与独立障碍的国际帝国主义之理由；进行的方法是援助民主革命的国民党继续民主革命；更具体些是主张集合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国民军，以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同时根据这个革命的政策之理论，反对当时一切非革命的理论，如“法统说”、“制宪说”、“武力统一说”、“联省自治说”、“整理财政澄清选举说”等。在此时我们总的政治口号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第一，“民主革命”这一口号，乃在我们未刊行本报前提出的，这口号一方面是继续着辛亥革命的观念而来，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军阀无论皖、奉或直，无一不是武力专政的魔王，让他们统治中国，民主政治是丝毫没有希望的；随后，我们以为真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报第二期《造国论》上，便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这一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上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第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

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到次年（民国十二年）“二七”京汉屠杀事件，这半年间，直系军阀的反动日甚一日，在北京中央政府，在各省直系军人及其附属品——政客之横暴，惹起各地进步分子，不断的反抗，至“二七”京汉屠杀案发生，直系军阀之反动已达最高度，正式与民众宣战。此时本报的主张是：统一国民运动的势力，打倒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这在统一的国民运动中，（一）须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以绝军阀后援；（二）武装平民；（三）须主张民主统一，反对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四）须集合各团体，在国民革命中心地方，开一国民代表大会，以议定一切战略；（五）须各派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要有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六）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知识阶级、工商阶级都应竭力赞助工人阶级的组织及运动，与之为平等的结合。在这一反对直系军阀时期，本报为鼓动积极的民族革命运动，遂不得不反对当时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和孙中山的直、奉、皖、西南四派提携和平统一之主张。

从“二七”屠杀到去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年半间，是直系军阀全盛时代，中间经过黎元洪出走和曹锟贿选两次变故，中央政局现出向所未有的腐败与紊乱，各帝国主义者乘此局面，自临城案起，四方八面的向中国进攻；同时，中俄协定适在此时期成立，苏俄自动的放弃了种种特权，相形之下，愈加使中国民众看出帝国主义者对华政策之残暴无理，此为现在“五卅”运动的重大动因之一。黎元洪出走离“二七”屠杀只四个月，工人阶级尚未能恢复集中其势力，出来向直系军阀作战，拥黎的政学会，想联合安福、交通等系成为反曹同盟，他们公同的政策是运动国会议员南下，然而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政学会想国会南下拥黎，安福、交通意在拥段再出，同床异梦，他们的反曹同盟计划自然有始无终。当时上海总商会也表示反对直系，尤其是反对曹锟，其所组织的民治委员会，因与民众隔离及内部冲突，随即无形消灭。此时我们反对那已经投降直系军阀背叛国民的国会议员们，有南下解决国事的权能，更不信政学、安福等政蠹拥黎拥段能得民众的同情。我们乃向国民党提议，要他在上海号召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的国民会议，来取决国事。我们知道国民会议这个运动即令一时不能实现，亦须继续不断的宣传，于武装暴动外，给民众一个撇开军阀、官僚、议员、政客，自己出来解决国事的一条和平道路，实际上是集中民众势力行向革命的道路。黎元洪出走后四个月，曹锟于双十节贿选登台，登台后立即承认临城案全部要求，以为各国公使觐见的交换条件，帝国主义者知道曹锟的贿选为中国舆论所不容，非假外力不能自存，于是乘机敲诈，无所不至。此时民众深恶曹锟与曹锟损害于民众利益的，还不在贿选之道德的法律的问题，乃是媚外卖国的实际问题。此时本报的主张，于“打倒国贼曹锟”之外，还要同时努力做：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承认苏俄；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扩大国民党。

其结果，乃发生国民党改组及反帝国主义同盟、废约同盟、反基督教同盟等组织和宣传运动。这两件事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开始之显著的表现，惹引了帝国主义者十分注意。适于此时，因广州政府向税务司索取关余事，帝国主义者大派军船到广州示威，广州的工人阶级及革命学生异常愤激，主张收回海关，而各地资产阶级因关余和内债基金有关，反同情于把持中国海关的帝国主义者。本报当时即向资产阶级指出帝国主义者，根据不平等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的五件具体事实：（一）把持海关；（二）领事裁判；（三）驻扎海陆军；（四）外币直接使用；（五）强迫租借领土。五项之中，尤以把持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工业发展的死命，中国的资产阶级应该加入工人、学生的收回海关运动。

去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失败，中国政治上发生了一大变化，即是：（一）民权民族运动之勃兴（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几遍全国，每个促成会都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的要求）；（二）工人阶级之再起；（三）倾向国民革命的国民军之发现。直军失败，不过是这些变化之导火线，不是真正原因，其原因已潜伏在直系全盛之时，即是：（一）列强进攻和中俄协定，给民众以剧烈的刺激；（二）胶济路罢工胜利，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组织，上海电车工人要求成立工会，湘潭锰矿运工罢工，在直系全盛之后半期，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在民族运动刚要开始之时，中国工人阶级已渐渐恢复其反攻的力量；（三）国民党改组和反帝、废约、收回教育权之宣传，引起北方一部分军阀之民族的感情。这些原因，适逢直系失败，一派强大军阀势力统一而高压的局面一破，社会上各种潜伏的意志，遂乘时表现出来，而形成各种运动。本报应付此次政变的策略是：一方面告诉民众，不可妄想此次战争中，依赖任何一派胜利的军阀可以解救中国；一方面指明各省督军的和平会议有使军阀势力分而复合之危险。——只有召集全国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同时，国民党也主张由北京政府召集九种团体的国民会议。可是安福的段政府，并不但段政府，任何军阀政府，没有真正的人民武装，那会让真正国民的会议出现！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都起来了，民众的意志既然不能由国民会议的形式表现出来，遂郁积半年，一发而为“五卅”运动之怒潮。

我们这一次号召国民会议所得的效果，和黎元洪出走时大不相同，全国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都有群众的组织和要求的内容，在各种要求中，大半都首列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运动，已经有开始的基础了。然而盲目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几乎日日向中国进攻（见本报《外患日志》）。尤其是在上海：自工部局私刑打伤乐志华案起，接连着美国轮船船主枪杀中国水手十六人；领事团要求推广上海租界；工部局自由越界筑路；工部局提议增加码头捐取缔印刷律及交易所注册；工部局派武装巡捕，为英商越界拆毁宜乐里房屋，驱逐房客，击伤二人，并拘捕房客联合会代表；领事团硬派智利驻沪领事有裁判权；美国人在华界组织三K党；工部局副捕头踢死工人叶乾章；哈尔滨路捕房西捕无故击伤某店伙；西人无故殴伤天寿里黄姓佣妇张月英；工部局搜查上海大学，逮捕《民国日报》记者，焚毁书籍；工部局因登载日本纱厂工人泣告书，控告《民国日报》、《商报》、《中华新报》，处以罚金之罪；日本纱厂无故枪杀工人顾正洪——积这些怨愤，“五卅”事变因此遂在上海发生。在这个运动的开始，有一部分英、美留学生，有意的或无意的说：大马路血案是西捕杀了人的法律问题，不必牵扯到对外的政治问题，本报乃大声疾呼，告诉民众，此次反抗屠杀案，乃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决不是什么个人间的法律问题；并向民众解释屠杀案所给与我们的教训：（一）不分英、美与日、法，一切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一致的；（二）帝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人是事实，不是共产党人捏造的；（三）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等国，和非帝国主义的俄、德、奥等国之不同；（四）懂得了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可被“过激”、“赤化”这些头衔吓退；认清了只有工人、学生是此次运动中的勇士，各国的工人、学生都对于中国人表示同情，因此，我们的运动应该反抗践踏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者，不是拿国家主义来排斥一切外国及外国人。本报当即主张：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国民革命政府。随后全国民族运动的怒潮，因资产阶级之妥协和奉系军阀之高压，大受打击而陷于停顿状态；本报鉴于现状，遂主张改变此种民族争斗的新途径是：（一）改变上海、香港罢工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二）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外交委员会，来解决全国性质的对外根本问题；（三）开始国内战争，合全国的力量，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奉天军阀。

我们相信今后中国民族运动之更大的发展，须在打倒奉天军阀及中国工农阶级的组织得到更大的发展自由之后。

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

现在的中国关税问题，已经不是一简单问题；不但在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是第一重要关键，中国人民应该力争关税自主，帝国主义者间及军阀间，都会因此次中国关税问题，惹起极大冲突。

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付五卅怒潮的政策，一眼看定中国军阀政府只要有钱便肯卖国，故五卅运动一开始，他便提议和五卅事件毫不相关的关税会议，以饵中国军阀政府，使之抑制中国人民的民族运动，他这政策现在果然收效了。关税会议如果真能平息五卅怒潮，关税会议如果只能有二五加税的结果，则英国所得已多，所损失的进口加税，以他的精制品，比日本的粗制品所损失的犹少。

然而帝国主义的日本，为什么也赞成关税会议呢？日本有大宗粗制的日用品输入中国，因增加进口固小有损失，但是他能在关税会议攫取中国总税务司的地位，则所得甚大，保证西原借款的利益，犹在其次。对华贸易额，日本已驾英国而上，居于第一位，在法律上已有取得中国总税务司之口实；在政治上又有安福政府的暗助，他看出奉张会竟至袒英，遂乘国民党与国民军有单独对英的主张，设法接近他们，利用他们，尤其要利用冯军，以威吓奉张，因此或者能遂其野心。不过总税务司一致用日本人，便是支配中国财政的特权从英国手里，转移到日本手里，这件事英国帝国主义者又何能忍？

美国帝国主义者，又何以赞成关税会议呢？美国对华贸易额本不甚巨，受中国进口加税的影响尚小，却正可因缘关税会议，发挥其华盛顿会议之最得意的主张——门户洞开，机会均等。关于总税务司问题，美国必助英而抗日。

法国帝国主义者，对华贸易更不及美国，所以也赞成中国关税会议，藉此保证其金佛郎案所得利益。英、法两个帝国主义者冲突甚烈，关于中国总税务司问题，法国会左袒日本。

以上是帝国主义者之间在中国关税会议中的利害冲突。

在国内军阀方面，无耻的奉张，对于各地五卅运动，始终是用高压政策，把参加五卅运动的主要团体看做眼中钉，时刻想拔去而后快心；可是到了由五卅运动所唤醒帝国主义者久已忘了的关税会议，他却当仁不让，想垄断未来的二五加税，使梁士诒组阁，做他的外府。安福政府，对于日本想攫取中国总税务司，固然是一桩好买卖，就是二五加税，他们不到山穷水尽，也未必肯睁着眼让奉张拿去，段、张间也许为此问题，由暗斗而至明争。恐怕民众运动拆散了他们二五加税的好梦而取高压政策，这是段、张同样的心事。以前段政府因为藉外交以固位的政策，对于民众运动，取敷衍态度，现在不但修改不平等条约已抛到九霄云外，而且深恐爱国人民坚持关税自主，触怒了外人，破坏他快到手的财喜——二五加税，因此拿出本来面目，公然禁止罢工，干涉集会结社，查禁共产党，封闭报馆，封闭上海的一切工会并拿办其领袖，以取悦于外人了！攫得二五加税者非张即段，当然于冯无与，所以冯主张关税自主，不主张在现制之下要求加税；可是他近来颇接近日本，将来关于总税务司问题，他是否能够贯彻关税自主的主张而不袒，还是一个疑问。

以上是军阀们对于关税会议的利害冲突。

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五卅以来参加民族运动的民众，对于此次关税会议，应取如何态度呢？会议是定要开的了，我们不必根本反对这个会议，我们要在这个会议废止现行的协定关税制，中国的海关，应归中国国家自主，我们反对继续现行制度，在现制度之下要求加税。在现制之下要求加税，即使不以废厘为条件，进口加二点五，每年不过二千万元左右，而加至一二点五，也不过七千万元左右，以岁收二千万元或七千万元，出卖国家主权及国民经济发展之命脉，军阀政府固优为之，人民决不甘如此！

我们所谓关税自主，具体说起来，乃指税则自主与管理自主二事。税则能自主，然后进口税何项应加重（如奢侈品），何项应减少（如机器及教育用品），出口税何项免税（如丝、茶及工业制品），何项应重税或竟至禁止出口（如谷物及棉花等工业原料），才能够照实际需要，随时自由增减，以保护本国工商业之发展，这就叫做保护关税政策。管理能自主，然后税务司不论任用本国人或外国人，一切用人行政支配税款，才能由中国自由处置。现在中国的海关，税则不自主，无论进口或出口，都须得外人同意，不但不能自由加税，并自由减税或免税也不能；管理不自主，全国税务司等高级职员千余人中，竟至无一华人，总税务司则须任用对华贸易最优越国之人，大权外移，驯至中国政府不能够支配税务司，税务司倒可以支配中国政府；不但海关税收不存中国银行，并且拒绝中国钞票。这样不自主的海关，在名义上虽然是中国海关，实际上，简直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管理中国财政，保护外国工商业和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总机关。

因此，海关自主与否，的确是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第一重要关键，倘舍此不图，只想在不自主的现行关税制之下增加关税，则保护关税政策不行，国民经济便无自由发展之望，即所加之税，无论加至若干，也是用整理外债及政费名义，归到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手中，于中国国民毫无利益可言；不但无利益，而且进口税一加，物价因之高涨，常言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所增税额，仍要辗转归消费者中国国民担负。五卅以来，中国国民流了多量热血，倘若连一部分经济解放的关税自主都不得着，结果反要国民拿出血汗来增加帝国主义者军阀的收入，如此，五卅运动，不算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成了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增加收入的运动了，试问我们怎能甘心！

现在关税会议快开了，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奋起力争关税自主，反对在现行关税制度之下要求加税，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一切人民团体，都应该立即表示一致的态度：对于在此次关税会议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国家，加以罢工排货的长期抵制；对于只图加税不力争关税自主的中国政府，立即请他下野。

中国如果真有爱国的军人，他能拿起枪来讨伐卖国军阀，则这种战争，才不是军阀间的地盘战争，才比什么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国（国民军）奉战争都有价值，因为他是爱国与卖国之战争，不是为了一派军阀的个人私利。

我们也要忠告全国商会，你们须要坚持现在的态度，并须联合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力争关税自主到底，不可因为容你们在内债方面分得点赃便中途妥协；更不可持单独对英的谬论，附和安福政府为日本人争得总税务司地位！

我们说要废除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说要调查司法；我们说要关税自主，帝国主义者又说要调查什么？除不平等条约外，帝国主义者直无丝毫理由可以拒绝中国关税自主的要求。若以担保外债及庚子赔款为词，也是无理取闹，即令我们不否认外债及庚子赔款，关税自主仍与外债及赔款之担保无伤，因为用做担保的只是海关收入，并不是海关主权——税则制定权及管理权。

裁撤厘金，固然是全国人民急迫的要求，但绝对不可拿做关税自主及加税的条件；因为关税应该自主，厘税本来自主，裁厘应该是自动的，关税自主及加税应该无条件的。

我们所要求的关税自主，不但是无条件的，尤其应该马上实行，不加限期，有条件有限期的关税自主，便是帝国主义者一个骗局。在限期未到以前，他们当然不须实行，不妨仅以口惠和缓中国人民的空气，即将来限期到时，他们又可藉口中国未曾履行某项条件，搁置前议，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会议之执行延宕至今，便是一个榜样，这也是关税自主运动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要点！

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

现在的广州政府是继续辛亥以来的革命政府，现在的北京政府是继续前清以来的军阀官僚政府（即袁世凯亦称北京是一大臭虫窟）。这种历史的事实，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北京政府及其所统辖的各省虽然挂着一块民国招牌，实际上，一切制度、人物、思想、习惯，仍然是光宣时代的故物，一切民国成立的基本条件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仍然丝毫没有，连双十国庆的集会游行都被禁止，这是什么民国？这还有什么双十纪念之可言？

反之，革命的广州政府究竟是怎样呢？我们批评广州政府，应该把他分为两个时期：在讨伐杨、刘以前为一时期，讨伐杨、刘以后为一时期。在前一时期，广州政府建设在西南小军阀及买办阶级的势力之上，因此苛税杂捐、拉夫开赌，闹得一塌糊涂，实在不成个民国的形象；然而政府领袖们确是有革命意志的，他们眼见政府不能实行党义确是痛心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在广州政府之下是有相当自由的，所以我们自始即不能不承认广州政府比起北京政府来确是继续辛亥以来的革命政府。在后一时期，即讨伐杨、刘后的广州政府，乃建设在革命的民众与革命的军队之上，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了。这革命政府中可敬的领袖们，一秉中山先生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对内毅然决然的废除苛税杂捐、拉夫开赌这些秕政，毅然决然的谋军政财政之统一，更毅然决然的驱逐那些寄生于秕政阻挠军财统一的军事领袖，而毫不顾忌；对外则领导革命的民众，不计成败利钝的与香港政府作战，成了此次五卅运动中为民族利益最后力斗之孤军。如何拥护此为革命而力斗的孤军，使他不至为英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所破灭，这是今年双十纪念运动中全国革命的民众所应第一注意的事，因为双十节所纪念的是革命的势力之胜利，不是反革命的势力之胜利。

广州政府现称国民政府，我们可以承认他确能名副其实，他此时虽然未曾统一全国，而他的工作，都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国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这班国民政府的领袖，即是国民党的领袖，他们这种英勇奋斗，才真能把中山先生生平不妥协的革命主义完全表现出来了。只有这班英勇奋斗的领袖们才真是中山主义的信徒；若口称是中山主义的信徒，实际上还徘徊依违于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那便是中山主义的叛徒；中山主义的信徒与叛徒，只有在实际的革命争斗中才能够分别出来，别的著书立说都是欺人之谈。

民国六七年，京沪间的官僚甚至于国民党党员，对于中山先生有一个很流行的批评道：“孙中山是一个有革命癖的人，无论到何时他总要革命，恐怕他的儿子孙科做了总统，他还是要革命咧。”他们以为这几句话是讥诮孙中山的，殊不知这几句话却真能将中山先生可尊敬的全人格表现出来了。中山先生是世界上最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一个人，只要赞成他革命，虽巨恶如徐树铮、梁士诒，他也肯与之周旋，若不忠于革命，虽多年共患难的同志如黄兴、陈炯明，他也不惜与之决裂，若孙科为总统而不忠于民国，他当然起来革命。中山先生一生唯革命是志，从来不以爱憎亲疏易其志，在怕革命的东方民族中，他的确是杰出的人物，在国内一切主义不同的革命派都钦佩中山先生，也就在这一点。现在广州政府的领袖们，只计是非不顾利害的英勇奋斗，无论成败，中山有知，必定是含笑称赏的。十二年四月间，余正在大元帅府和中山先生谈话时，有人匆匆来报，大元帅府会计主任，为刘镇寰索饷不遂拘去，中山先生大怒，立召蒋介石参谋长，即谓须严惩此等不法军人，宁可失败而离开广东，也不可不和他们一斗，言时声色俱厉，其实当时所谓孙大元帅蒋参谋长都是赤手空拳，此事终于隐忍过去。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的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为党建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

现在和广州国民政府为敌的内外恶势力是些什么呢？国内恶势力出头来破坏国民政府的，为主的自然是陈炯明、林虎、洪兆麟、叶举、魏邦平、邓本殷这班括广东地皮还没有括够的小军阀。这班小军阀的势力，曾为革命的党军所击破，为什么现在又能结合起来向国民政府进攻？一是因为许崇智妥协姑息政策所留下的祸根；二是因为他们新近得了英国帝国主义者、北洋军阀、香港买办阶级各方面的援助。香港政府公开的送三百万子弹到汕头；港商资助陈炯明百多万现金，内中有一部分也是英人拿出来的；段政府帮助陈军三十万元，又派遣海筹、永绩两舰助战；福建派张毅的军队到潮州助战也是公开的；江西和湖南也正在准备援助陈军向粤进攻。陈炯明等除了得到上述各方面的实力帮助以外，还有国民党中反动派的声援：谢持、石青阳等勾结熊克武，密谋在广州响应陈军；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的和陈炯明、杨希闵合作，该俱乐部所挥霍的就是段祺瑞所给杨希闵的招待费三万元，他们更打算广东外交代表团到京时，开会欢迎林森、邹鲁等代表，劝其通电联陈反蒋；廖案一大批罪犯，更是奔走上海、香港间密谋勾结广州残余的反动军队，候在党军出征东江时，起来叛变。陈炯明等小军阀、香港买办阶级及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他们攻击国民政府之共同口号就是“反共产”，和以前唐继尧勾结杨、刘在广州谋叛的口号一样；其实广州国民政府里，可以说没有一个共产党党员，更未曾并且未打算采行一点共产政策（反动派军队所衔恨的国民政府政策，如军政财政统一及废除苛税杂捐禁止拉夫赌博等，难道都是共产政策吗？）。他们所谓共产，便是指革命，“反共产便是反革命”，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他们的罪状，真是不打自供了。国民党中又有一班新的右派分子，口头上自称是中山主义的信徒，实际上对于真能为中山主义在广州奋斗的左派，不但心憎腹诽，并且公然致函蒋介石阻其急进，又请张静江函劝蒋介石离开广东；他们这种举动，实际上也算帮了陈炯明的忙，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不赞成陈炯明与反动派。

国外的恶势力，不用说主要的就是英国帝国主义者，抑制中国民族运动与抑制代表中国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以期长久保持他们的在华特权，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对华政策，尤其是英国的香港政府对于广东的政策。广东迫近香港，恰好近几年来广东的政权又落在代表中国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人手中，真所谓“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因此香港政府不断的利用陈炯明，利用商团，利用杨、刘，阴谋破坏广州政府。可是他的阴谋都着着失败了，尤其是杨、刘失败后，英人失了一切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工具，同时香港沙面大罢工的工人得以广州为根据地，又以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得以坚持，使香港英人眼见每天损失四百万元，而不能使用在上海利用奉军压迫罢工的方法，英人正在无可如何，适逢粤军中的反动派领袖，反抗国民政府废除苛税杂捐，禁止拉夫开赌，统一军政，统一财政等政策，香港英人遂乘机利用之以成刺廖案；幸而国民政府有肃清内奸的决心，不姑息的逮捕诸反动领袖，解散诸反动军队，是时香港英人老羞成怒，遂至鼓吹直接以武力攻取广东，美其名曰为中国谋统一，究因国际形势不容英人能够这样横行，其计又不得逞，于是决心再以实力援助陈炯明、魏邦平、邓本殷等，以成现在东南两路夹攻广州国民政府的局面；全国的反动派——北洋军阀，香港大商买办阶级，陈炯明、林虎、魏邦平等小军阀，国民党的反动派，遂在此局面之下，形成了中国反革命的大联合，一齐拿着“反共产”、“反苏俄”的旗帜，向广州国民政府进攻，为英国帝国主义效劳！据本月八日路透社香港电说：“港督今日在立法议会提出预算时演说，谓渠信广东有智识之人，必不能再容外方及他省营利之徒施行暴政，大约本年底来年初可望恢复秩序。……今在本地募债，未必成功，而此时请助于伦敦市场，据所接英国消息观之，亦属不利，盖投资者以为香港状况不佳，非有极优之条件，必多迟疑也。故非俟过激党破坏香港之企图已遭失败，不宜募债云云。”在这小小一段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一）他所谓过激派（英人眼中的过激派，一切爱国运动者都包含在内，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如汪精卫、蒋介石等，更不用说了）破坏香港之企图，所加于香港英人经济的打击，实在万分明显，所以他不得不运用阴谋，利用中国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推倒广东革命的势力；（二）他明白供认他曾经教唆广东有智识之人（当然是陈炯明）排斥外省人，排斥客军；（三）他已经很有把握的计算他所利用各方面的势力，在本年底来年初可以占领广州；（四）香港的经济状况，已无法得到伦敦的救助，只有俟反共产反苏俄的广东有智识之人占领广州，使过激党破坏香港之企图遭了失败，才有救星；（五）革命派及反革命派在广东之成败，关系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之利害，是非常明显的了。

这样在内外之恶势力四面八方的进攻之下，广州国民政府也会失败，如果失败了，失败的不只是广州国民政府，实在是全中国民族运动中最重要的一命脉。成功的是谁？不用说是陈炯明及国民党的反动派，尤其是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这就是全中国革命的民众在今年双十纪念中所以不应忽视这一件大事的原故，更不可把这件大事看做广东的局部问题！

又有人以为广州国民政府联俄拒英，不免以狼易虎，失了民族运动的意义。像这种错误的观念，实是中国民族运动一大危机。第一我们应该明白：所谓民族运动，其意义是要求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不受他民族之政治的压迫与经济的剥削，决不是一民族的闭关主义，并且在这一民族运动中，要得到他民族同情的援助，才格外容易成功。第二我们应该明白：此时世界上各民族能够以实力援中国民族运动的，还只有苏俄，若印度、若土耳其、若朝鲜、若加哇等被压迫的民族及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还只有精神的援助。第三我们应该明白：在理论上，援助被压迫的民族，是苏俄立国之信条，他若不以实力援助中国民族运动，便是言行不符；在事实上，苏俄也刚从西欧经济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现时也还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四面进攻中，他正需要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如印度、加哇等）及被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德国、土耳其等）结成联合战线，抵抗帝国主义之进攻，他援助中国，即是援助他自己，不但中国的民族运动不应避讳苏俄的援助，并且到了民族革命成功，还应该更进一步和苏俄缔结同盟，共同防御帝国主义之进攻。第四我们应该明白：在实际事例上，苏俄实行其立国信条，援助了土耳其的民族运动，援助了波斯的民族运动，援助了阿富汗的民族运动，都是无条件的同情援助，他对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不曾有过压迫和剥削的事实发生；即对于中国的中俄协定，苏俄自动的放弃了那帝国主义者经过五卅大流血还不肯放弃的许多权利，他所得的是什么？苏俄实是援助了广州国民政府，而都是无条件的，也丝毫没有什么压迫或剥削的事实发生过，若说聘用苏俄军官改造海陆军便是授权于外人，那便是把苏俄看做帝国主义的国家一样，不能够接受他军事的援助了。“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是欧洲帝国主义者造出来离间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和苏俄联结的方法，现在中国有些反革命分子，也跟着学舌，真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帝国主义者好比是些强盗，苏俄好比是和我们守望相助的邻人，若把邻人也看做强盗，拒绝他们的援助，这正是强盗们暗中称快的事。像陈炯明等及国民党的反动派，更是要竖起大旗来帮强盗攻打邻人，所以他们竟会把“联俄”算做广州国民政府的一桩罪状。

反奉运动与法统问题

我们为什么反奉？这是因为奉系已成为国内最有势力的军阀，他对内可以造成一派军阀势力统一中国的局面，使军阀政治格外演进，他对外可以成为帝国主义者最有力的最信托的工具，使民族运动格外遇着摧残；所以我们反奉之目的是在对外的到民族的自由，对内的到政治的自由，这本来非常简单而明瞭。

一个简单明瞭的反奉问题，现在却含着一些复杂性质，这是因为反奉运动中潜伏了直系复兴的危险。

不用说，直系是一派反动的军阀，他不但以前是反动的，现在仍旧是反动的，他的反动性并不减于奉系，然而他现在支配政局的力量却非奉系可比，他在反奉运动中的力量，比起民众及国民党国民军来，他只是百分之几。在这全国反奉运动中，虽只百分之几的力量，我们自然也应该一律欢迎，若在反奉运动中攻反奉之直，客观上便是助奉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告诉直系，人民虽不念旧，而现在只是为对外的到民族的自由对内的到政治的自由而反奉，决不能为曹吴复仇直系复兴而反奉。所以章太炎还知道说：“吴佩孚出山讨奉，目的须纯在国家，方可得国民同情，若涉报复或争地盘，则不可预知。”

为曹吴复仇直系复兴而举兵反奉，当然是直系真实的心理，由这种心理而表现出来的政策，就是所谓维持法统。在吴佩孚、孙传芳通电中虽然未曾涉及法统问题，章太炎致岳维峻电中虽然明言此时不议及此问题，而事实上直系终须用法统这个假面，做他们复仇复兴之工具。他们所谓法统有二解：军人派所谓法统是指曹锟的宪法，政客派所谓法统是指民国约法。维持前一个法统，便是所谓护宪，也便是拥护曹锟；民众对于贿选的余怒犹未全息，直系若拿出护宪拥曹的旗帜，直是为奉方宣传，直是自杀政策，直系中稍稍有点头脑的人当不出此。维持后一个法统，便是拥护约法，即是讨段；段祺瑞、章士钊诡称革命破坏约法，自然是可笑的很；但是约法本身的好歹且不论，此时民众迫切的要求是：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对外的民族自由，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对内的政治自由，决不是什么一纸空文的约法可以使民众满足的。况且缘约法法统而发生的问题，便是恢复旧国会，这种千夫所指的旧国会，即令没有选举吴佩孚为大总统的预定计划，即令除去贿选分子，也不能得国民之信任了。现在救济这个法律之穷的出路，惟有倒奉后，在事实上占据北京政府者，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家根本问题。所谓国家根本问题，正是现在民众迫切要求的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对内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因为这才是中华民国真实存在之基础，写在纸上的宪法还在其次。

什么法统问题，决非民众的迫切需要，不过是直系拿来做面具，来遮掩他们为曹、吴复仇直系复兴而举兵反奉的隐衷罢了。

所以为反奉而战，虽直系我们也可以不因既往而阻挠他们现在的行动；他们若终于为法统而战（实际上是为直系正统而战），民众反奉胜利之后，继以反直，这也是意中的事。

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受了帝国主义侵略八十余年的中国，为什么欧战后渐渐才有了有意识的民族运动？这是因为：（一）在客观上，一方面中国的工业乘欧洲大战机会一时有了相当的发展；一方面大战后帝国主义者因弥补战中的损失，加紧向中国等经济落后的民族剥削进攻，促起了反抗。（二）在主观上，苏俄十月革命触动了中国青年学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绪，并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压迫的国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之大本营。

苏俄十月革命之内容是：（一）城市工人打倒资产阶级而得了自由；（二）乡村农民打倒地主阶级而得了自由；（三）俄国境内的小民族打倒俄皇及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得了自由；（四）全俄人民脱离西欧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得了自由。前二者是阶级运动，后二者是民族运动，合起来便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开端。这两种革命运动，在苏俄同时并行，不但没有妨害，而且正因为工农阶级奋起得了政权，对外拒绝与帝国主义的协约国合作，对内取消前俄帝国主义的政策，即强迫民族同化于大俄罗斯的政策，因此民族运动才得到彻底的解决，否则若照当时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政府政策，至今全俄人民仍旧屈服在帝国主义的协约国羁绊之下，俄国境内诸小民族仍旧屈服在资本主义的大俄罗斯政府威权之下，这是毫无疑义的。

工农解放民族解放这种双管齐下的苏俄十月革命，他自身的成功并影响到世界革命，后者更胜过前者。盖自十月革命后，多年不能解决的俄国境内诸小民族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俄更进而援助近东、远东诸弱小民族与被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波斯、埃及、阿富汗等），建立了全世界被压迫者共同反抗压迫者——国际帝国主义之大本营；这些事实已足证明苏俄十月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上比在工农解放运动上更为成功。

按道理讲起来，现在全世界凡是被压迫的阶级以及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在这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援助之下，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大家才有出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当然没有例外，也应该顺着这个世界革命的大潮进行；可是还有许多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人们，竟不是这样想法。在一班深受了英美帝国主义教育毒的博士们，不但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根本大患，并且不承认世界上真有什么帝国主义，仿佛是共产党人捏造的名词；因此，中国也自然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这班人我们不必去论他。又有一班人很明白中国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并且明白非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族无由解放；可是他们以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只好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不必联络苏俄，因为联俄有三个危险：（一）是联俄中国便要实行共产了；（二）是联俄中国便要被俄国侵略甚至于被俄国占领了；（三）是联俄则帝国主义者更要严厉的对付中国了。他们因为怀疑联俄有这三个危险，遂至甘心退出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处于独立地位，这正是帝国主义者之所愿，而是中国之不幸呵！他们所怀疑的三个危险，现在略为解释如下。

第一，苏俄许多主要人物固然是共产主义者，苏俄实际政治固然也有若干小小部分采行了共产主义的政策；然而决没有不问青红皂白，随意推行于任何国家的道理，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决不能不待其国内自然发生而可以从外国宣传出来的。至于苏俄援助各弱小民族及被压迫的国家，这和共产运动更完全是没有连带关系的两件事。苏俄所援助的波斯与阿富汗，都还是专制君主的国家，难道也是共产运动吗？苏俄又曾援助蒙古，难道游牧的外蒙也能实行共产制度吗？苏俄确实援助广州政府，然而除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陈炯明等造谣以外，广东可曾采行一点共产制度呢？

第二，旧俄罗斯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苏俄若要侵略中国，自然是继续旧俄政策，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作同样的行动，取同样的态度，他为什么对土耳其对波斯对阿富汗对中国，都放弃了旧俄所得一切特权，使一切帝国主义者异常恐怖呢？苏俄如果也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便自然要站在帝国主义者那一边，决没有站在被压迫的民族这一边做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运动的道理。所谓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乃帝国主义者捏造出来离间被压迫民族和苏俄的结合，如果苏俄真是赤色帝国主义，我们便不必怕赤化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必恐怖我们赤化了。在经济上说起来，苏俄方在刻意消灭资本主义，那里还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可能，因为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发展之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说起来，联合被压迫民族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乃苏俄立国之方针，“对被压迫的民族只予不取”，乃列宁之遗训，他们对土耳其对波斯对阿富汗等，都不曾违背此遗训，岂有单要侵略中国之理。

第三，中国自来不曾联俄，帝国主义者对付我们不算不严厉了，反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正因其民族运动得着苏俄援助而发展，帝国主义者遂有所顾忌而让步；即以中国近事而论，帝国主义者虽然大叫五卅运动是赤化，然而他们正因为中国有了赤化的五卅运动，终不得不于关税会议有相当的让步，尤其是他们对于联俄赤化的广东，五个月以上的总同盟罢工，几乎使香港变为荒岛，广东政府竟不许经过香港军商船进口，日船违令进口，政府军枪杀日本船员二名，日领只得一面向政府道歉，一面请求抚恤死者每人二千元，英、日帝国主义者竟未能以一枪一弹害广东。这是因为：（一）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甚烈，已没有向我们联合进攻之可能；（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之民族革命，都有乘机奋起之势，帝国主义者已没有以武力消灭此革命大潮之可能；（三）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内，随时都有阶级革命爆发之可能，帝国主义者若以武力压迫苏俄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必为工人阶级所反对，尤其是运输工人足以制其军事运输之死命。并此诸因，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严厉的以武力对付中国政策已不适用，他们今后的政策乃是：（一）以金钱军器收买中国军阀，替他们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二）教唆中国的反革命派，大喊其赤色帝国主义和反共产，以破坏中、俄联合；（三）以小恩小惠收买中国商人及英、美博士们，使他们协同军阀官僚阻挠工人、农民、学生运动之发展。我们敌人不但在国外并且在国内，他们都根本不要中国有民族解放运动，并不是因为联俄，帝国主义者才要严厉对付中国。

我们若明白上述三个联俄的危险都非事实，同时便自然明白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必要；并且同时便自然明白所谓“反苏俄”是破坏国外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所谓“反共产”是破坏国内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因为国外反帝国主义最烈的便是苏俄，国内反帝国主义最烈的便是共产党。

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临了末运，所以现在全世界之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而反动了。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

五卅运动起时，我们绝不死守成见，我们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

在全国的工人、学生流血奋斗正热烈中，而全国商人竟一致反对排货，天津、汉口、青岛的商会竟反对工人、学生之爱国运动，向军阀告密。上海资产阶级的九家大报，竟丝毫不肯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时报》竟为工部局删改上海市民大会的电报，新、申两报竟为工部局登载“诚言”。资产阶级的学者名流，即所谓高等华人梁启超、丁文江等，竟宣言要“友谊的磋商”与“双方谅解”，竟公然说：此次惨剧发生的责任究竟谁属，现犹不能断定，中外当局应先从事调查，真相明白然后始可言解决，现在之罢工、罢市、罢课的紧张局面，首先应设法使之和缓（宣言大意如此）。

上海是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发达的地方，五卅事变恰恰发生在上海；因此，上海资产阶级对于此事变之态度，可以说是代表全中国资产阶级之态度。他的态度可分为四个时期略略述之：（甲）罢市之初为第一时期；（乙）从罢市到开市为第二时期；（丙）从开市到总工会被封为第三时期；（丁）从总工会被封到现在为第四时期。

五卅运动一开始，上海资产阶级即带反动倾向，其表现之事实是：一、经学生、工人群众胁迫而哀求，总商会始肯宣布罢市；二、当时一般群众的呼声是反对外国人惨杀同胞，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而商会在全市商店门窗所揭罢市要求，只是取消码头捐；三、罢市后总工会、学生会提议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以为全市运动指挥总机关，各马路商联总会赞成加入合作，而总商会则坚不肯加入；四、自六月一日罢市起至十日五卅委员会成立止，这十天当中，总商会都站在调人地位。在此时期中，上海资产阶级之妥协性及鄙弃民众的心理，已充分表现出来了。

在这时期中，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最反动事实，即是不顾民众的要求单独向帝国主义者提出条件问题。因为商联总会之牵制，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十七条件，已为民众所不满，而总商会则更蔑视民众的意见，迎合军阀政府委员的意旨，别自单独提出十三条，这十三条中，竟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及“取消领事裁判权”这十二、十三两条完全撤销了，第六条优待工人当中，他们把“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之自由”这一句也去掉了。他们这样的妥协，颇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嘉奖，当时《大陆报》说：“总商会的人是老成持重的，他们都是上海的大商家、大银行家，有体面负责任的人，他们是决不急进的。”他们的十三条并未为六国委员团所容纳，上海谈判决裂，总商会不但不坚决的作更进一步的示威反抗，反而并不和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协商而单独议决开市。

开市之宣言，本来说还要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然而实际事实上是怎样呢？开市后，所谓抵制英、日货，不但是一句空话，而且因为学生会严厉的检查英、日货，和总商会及商联总会起了不断的纠纷与冲突，尤其是总商会以检查五卅以前存货之名为推销英、日货方便法门，和学生冲突甚烈。所谓援助停业工人，总商会和商联总会始终只是经收全国各处捐款，他们自己原来是一毛不拔的，开市后他们一致鼓吹单独对英，尤其是总商会更是勾串奉军戒严司令及交涉员压迫总工会令日厂罢工工人几等于无条件的上工；日厂上了工，工部局停止供给各厂电力，总商会不努力抵抗工部局，而又勾串军阀官僚压迫总工会令工部局电气处工人上工；总商会又主张码头工人上工两星期，专为中国商人运出存储英、日堆栈的货物，议定在此项存货物价三千余万元中提捐百分之一，约三十余万元，作为五万余码头工人一个月的救济费，此办法由总商会议定，此业务由总商会管理，其结果三千余万元的货物如期运尽，而缴纳的捐款只有三万余元，总商会简直不负责任，码头工人因此遂即不能继续罢工了。大部分罢工工人既已上工，总商会遂进而勾串奉军戒严司令部封闭总工会。总工会既已被封，所有英厂罢工工人，遂被迫而陆续上工了；至此，资产阶级所谓抵制英、日货，所谓援助停业工人，所谓单独对英，都成了公然的骗局！在此第三时期中，资产阶级已经是不掩饰的反动起来了。

奉军司令部的人说：封闭总工会是事前得了总商会同意的。虞和德对工人代表会的人说：你们代表会就是总工会的变相，断然不能存在，你们若能承认李征五去主持，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公开的存在。霍守华对人说：总工会不应该和总商会冲突，老实说，总工会被封的时候，总商会若肯出来说几句话，司令部是不能不顾忌的。照上述之种种说话，英、日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感激上海总商会的盛意了！总商会不但要和总工会过不去，近来并且指挥他的武装队（保卫团）和他的爪牙（警察厅长江政卿）帮同军阀摧残所有的工会及工人学校，查禁学生或工人的集会。在此第四期中，资产阶级的反动更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小商人的商联总会，以前和总商会是对抗的，比总商会是急进的，现在事事依附总商会，不敢自作主张了。他们跟着总商会反对学生、工人，跟着总商会不参加一切民众运动，禀承总商会的意旨，公然宣告没有恢复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必要。最可笑的是：学生会邀请商联总会共同发起各团体代表大会，主张关税自主，他们竟会说出“关税已经自主不须开会”的梦话来！

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态度既是如此，那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要靠那些阶级的力量才能成功呢？在民族运动中，是否应该反对阶级争斗呢？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戴季陶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有一个忠实的解答。

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

我们要明白国民党中的左右派是什么，这不但是国民党之重要问题，并且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重要问题。我们若是把国民党看做整个的而无左右派的分别，便无由判定国民党是革命的不是革命的了；我们若是懂得国民党中有左右派之区别，左派是革命的，右派不是革命的，然后拥护国民党的人才不至受人指摘，非难国民党的人才不至一概抹杀。

有些人不相信国民党有什么左右派之分别，可是在事实上，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化，及历来右派另自形成组织，都非常明显。最初是孙、黄分裂，右派由欧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其次便是孙、陈分裂，右派变为联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右派变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最近从中山先生死后到现在，又渐渐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戴季陶派，或者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最后完成了；同时，左派的思想亦因之明了而正确了。

有人以为共产党是国民党左派，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行动上，固然站在左派的政策上面；然而共产党是共产党，国民党是国民党，国民党自有他自己的左派，如何能以共产党做国民党的左派呢？国民党左派的思想与政策，无论如何左倾如何急进，终究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就现有的事实而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如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程潜、于右任、徐谦、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丁惟汾、王励斋等一班人，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党员。

国民党的左右派之分别究竟是些什么呢？在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前后，可以说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左派，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右派；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左派，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右派；现在的左右派，都不是这样简单的分别了。以前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不信仰三民主义的右派，已公然反革命，而实际上脱离了国民党了；现在新的右派，虽然口头上也说主张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且高高的挂起信仰三民主义的招牌以自重，可是实际上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理想与策略，他们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之方法，都完全与左派不同。

在理想上：左派之反对帝国主义，乃根本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一制度之本身为压迫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劳动平民扰乱人类和平的怪物，右派之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根本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制度，乃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同时他们并企图中国民族也发展到帝国主义；左派之反对军阀，其目的是在去掉军阀政治，代以民主政治，右派之反对军阀，其目的是在去掉军阀政治，代以仁爱的保育政治，即古代所谓仁政现代所谓贤人政治。在策略上：左派懂得要实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国外有联合苏俄国内有联合工农阶级及共产党之必要；右派则反对联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阶级之阶级利益的争斗而失其同情，所以右派虽然口里也说要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口里也说要国民革命，然而实际上只能口里说说，而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之实际工作，一步也不能动手去做。他们口中所说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所说的“国民革命”，都和不能兑现的支票一般。他们的专门工作只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争斗这三件大事，除此只有吃饭睡觉，至多只能闲暇无事时做几句孙文主义三民主义的颂圣文。他们虽然挂着革命党的招牌，可是不曾为革命流一滴血，不曾为革命坐一次牢监，并且不曾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举行过一次示威运动散过一次传单；他们不但自己不去做这些革命工作，并且还极力向广东、上海、北京正在革命战线上拼命的左派加以不断的攻击，袖着手不革命的，还算是右派的好分子。

右派所谓“真正三民主义”，所谓“三民主义的信徒”，也只是一块骗人的招牌，他们并不曾想过如何才能够实行三民主义。他们极力排斥国外最反对帝国主义的苏俄，极力排斥国内最反对帝国主义的共产党，极力排斥反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人、农民之阶级争斗，试问他们还有什么方法实行民族主义？他们轻视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之阶级的利益，试问他们所要实行的是什么一种民权主义？他们反对阶级争斗，试问在资产阶级争斗之下，有何方法可得保证农工平民之民权？倘若不让工农阶级由阶级争斗而形成他们的势力，足以挟制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节制资本与大产业国有，足以挟制地主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平均地权，试问国民革命政府另有何种力量可以实行民生主义？不实行的三民主义，岂不是骗人的招牌？左派知道三民主义不是一个宗教，单单信仰主义是不够的，单单信仰主义，只是一个主义者，一个信徒，不是革命家；左派知道单单宣传三民主义，而不能指陈其实行政策，也便是胡适之所讥诮的“名词运动”；左派为了要实行三民主义，便不得不采用“联俄”、“与共产党合作”、“不反对阶级争斗”这些实际需要的政策。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国民党中现在的左右派之分别，已经不是在口头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与否或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之问题，乃是在实际行动的政策上是否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是否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之问题。

左派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右派是口头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口头信仰三民主义，而不想实行的非革命派。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必须赞助国民党的左派而反对其右派。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

一个党内分左、右派，往往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左、右乃比较之词，并不是绝对的，所以一个党里如果有了更左的一派，则以前的左派会比较的成了右派；或者右派脱离出了，以前的左派中右倾分子，也会形成新的右派。

中国国民党早已有过左右派分化及分裂的历史，我们已常常说过。自去年正月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党内阶级的分化，随着中国社会运动之阶级分化，日渐明显；中山先生死后，党内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正式另立组织：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及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前者投降段政府，谋在北方发展势力；后者结合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谋在西南发展势力；这两个俱乐部对于段政府之态度虽不一致，而反对共产派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破坏广州国民政府，则是一致的。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因为一个党中的左右派，虽然有政策的左右倾及行动缓急之不同，而根本目的必然相同，譬如国民党，即令是右派，其根本目的亦不能离开国民革命，国民党以前的右派既然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来破坏国民政府，已明明不但离开而是背叛了国民革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国民党，还算得什么国民党右派呢？右派毕竟还是以国民革命为目的之国民党啊！

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经脱离了国民党，那国民党中有没有新的右派呢？有的。自五卅运动的高潮，表现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中最伟大的社会势力，同时也就加速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直接的反映到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便竭力的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在具体事实所表现的就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上海各马路商联会极力和反动的总商会结合起来，反对工人及学生，又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国民党党员，勾结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假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争斗，反对共产党，并反对国民党左派，甚至于反对国民政府。一个党，总不免有比较右倾的一部分，只要他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必特别反对；可是现在国民革命的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这都凡是忠于中国革命的人都不得不向他们加以不客气的警告。这一新右派在理论上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他们虽然竭力自别于代表官僚买办的反动派即以前的右派，其实他们当中仍然包含着不少以前的右派分子，并且在事实上他们既然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如谢持、居正、周颂西、孙镜亚等）。

季陶先生对我说：他们并不反对阶级争斗，只是在国民党的立场不便鼓吹阶级争斗；然而事实上近几天的《民国日报》上反对阶级争斗之论调都非常之高。

他们暂为顾全中山先生遗嘱计，尚未公然反对苏俄，然而他们在取消共产派党籍宣言上，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以维持苏俄”；又说“扫除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所谓任何属性，不用说所谓“赤色帝国主义”也包含在内。

他们反对共产党更不用说了。他们说共产党只要民族主义，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都唾弃而且加以攻击；其实共产党不但努力民权运动（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之要求），并且他的民生运动（工农解放）比任何党派的政纲都彻底。他们说共产党是反对国民革命的反革命；其实不幸此时各处国民革命的工作几乎是共产派在包办。他们说共产党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其实共产党有他自己的各种机关报各种印刷品，宣传他们的主义与政策，从来不曾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而且在事实上又何能够在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中山先生、季陶先生都曾经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党人都不曾作此惊人之谈！他们口里虽说不信口雌黄地诬蔑共产党，其实他们公然著书通电（例如最近广东孙文主义学会的通电及孙镜亚告国民党同志书等），捏造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无稽之谈，诬蔑得共产党人简直阴贼险狠不成人境；最近为广大问题，不但说共产党早已开除的陈公博是共产党人，并且硬指顾梦渔先生也是共产党人，借以证明共产党夺取广大的阴谋。他们口中虽说承认共产党和他们是政见略有不同的党（孙镜亚都说是“貌为同舟，实类敌国”呵！），可以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其实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无论民族运动民权运动民生运动，他们都表示不和共产党合作，并且他们自己也不独作；他们虽然宣言反段，然而在上海的反段市民大会，他们竟不肯参加，在北京的反段国民大会，他们虽然参加了，而他们的首领邹鲁，都硬逼鹿钟麟下令压迫国民大会，说这次国民大会是赤化运动。

自讨伐杨、刘以来，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等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然而右派对于他们的攻击，竟无所不用其极，不惜罗致许多罪名，假造许多谣言，仿佛汪精卫等真是罪大恶极之徒（见他们致各级党部电，十二月八日上海《民国日报》论文，孙镜亚致汪精卫书等）。他们不但这样攻击汪精卫，并且在西山开会议决开除汪精卫党籍，不许他任国民政府职务；他们这样的举动，简直是有意动摇国民政府，为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魏邦平、张国桢、熊克武等复仇。邹鲁等在西山开会，表面上虽然是反对共产派，实际上另有破坏国民政府的阴谋，季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

他们说共产党惯以反革命反动等罪名加诸异己者，可是按照上述的事实，他们应自问和冯自由、邓家彦、马素相去几何？即客气一百二十分，也不能不说是反动的倾向罢！

他们这反动倾向的根本，是不识中国的国民革命乃整个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他们口中虽然不赞成国家主义，其实他们的根本思想和国家主义者一样，同是误认中国国民革命乃整个一国家的孤独运动，不认识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外也有友军，国内尽有敌人；因此，他们遂至对外反对苏俄，对内反对阶级争斗反对主张阶级争斗的共产党；因为左派联合苏俄■（原文此处为■，下同）■■■■■■■■■■■■■■■■■■左派；因为国民政府中最主要的分子是左派，他们逐渐反对国民政府；他们的反对倾向就是这样相因而至的。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至于反动派，则在于联合战线外了，因为他们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站在敌人那边了。此时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也非常严重，这倾向若继续发展下去，便和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毕竟是一家眷属，则所谓“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

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

（一）赤是什么？（二）各国反赤的是谁？（三）中国反赤的是谁？（四）他们在中国所反的赤是什么？（五）反赤运动因何在中国民族运动高潮中发生？（六）反赤运动影响到中国民族运动是怎样？

在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中，突起所谓反赤运动，其意义与影响如何，凡是关心中国民族运动的人，都应该加意研究这一问题。

这问题劈头所要研究的就是什么是赤。此时所谓赤化、所谓反赤这些名词，在社会上很流行，几乎演剧上广告上都要用做材料以惹人注意；可是究竟什么是赤，大半还不甚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无意识的随声附和，或有意识的拿做攻击敌人之武器罢了。赤之名起于苏俄十月革命，以赤色为旗帜，创立赤卫军以保障俄罗斯无产阶级及农民对于资产阶级、地主及西欧帝国主义争斗之胜利，赤之内容如此，其后世人称十月革命为赤色革命称苏俄为赤俄以此。

其次，我们要知道的，各国中主张反赤的是那种人。各国中主张反赤的，只有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与政党这班少数人，不但工农大群众是表同情于赤俄的，即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如英国的萧伯讷、罗素等，他们的根本思想虽不是赤的（他们若在中国，孙传芳当然要觉得赤得应该杀头，罗素屡屡发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的言论，指斥英国，中国的国家主义派也当然要加上他一个新式卖国贼的头衔），然而绝对不主张反赤，并且有时感觉得帝国主义的国家之过分横暴，宁表同情于赤俄。

再其次，我们便须检查中国主张反赤的是那种人。此时中国主张反赤的有两种人：一是军阀中之反动派，如奉系之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直系之吴佩孚、孙传芳，粤系之陈炯明、魏邦平等；一是知识者及政客中之反动派，如国家主义派、研究系、安福派、中和党及老民党分子章太炎、冯自由、马素等。张作霖和日本之关系，是人人所知道的；在五卅运动中，从奉天到上海，奉系军阀整个的替英、日帝国主义者扑灭中国的爱国运动，这也是人人所知道的；李景林、张宗昌在直隶、山东当官胡子，吴佩孚讨贼通电中很骂得痛切；吴佩孚至今还要拥护曹锟的宪法，他此次联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作合，英国助他一万五千枝快枪，如果不被孙传芳中途夺去，马上便会到手，最近还派代表到日本勾结俄国白党土匪谢米诺夫，招集俄白党五万人南下攻打国民军；受上海领事团面谕暗杀刘华的孙传芳，他的反动程度也不让吴佩孚；陈炯明、魏邦平受香港政府的庇护帮助而扰乱广东，乃是很明显的事实；国家主义派的首领自称师承墨索里利，他们《醒狮》报和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所办的《独立报》，有明显的关系，把他们列在反动派当不冤枉；研究系中为许多人头脑并不甚反动，然而他们的行动，从前清到现在，却都站在反动派方面，最近仍然力助吴佩孚，他们的大将马不停蹄奔走奉天、杭州、南京、长沙、衡州，为吴佩孚效力；亲日卖国的安福派，不用我们再说了；还在秘密酝酿中的中和党，他的创始者是尤烈（致公堂即三合会的首领）和徐绍桢父子，孙传芳攻南京时，他们曾想召集一些失职军人与帮匪组织中华救国军，做奉军袭取上海之内应，嗣即随着张宗昌战败而失败了，这个党，和老民党的反动派陈炯明派及什么反赤大联盟，几乎是一个东西，若再加上国家主义派，有产生一个貌似的中国法西斯特党之可能，这个党的反动性，较之研究系、安福派，还要后来居上；章太炎始终是个反革命的东西，辛亥革命时，指斥孙、黄为小丑，首先通电主张统治中国非袁项城不可的就是他；冯自由以南京临时政府的稽勋局长投降袁世凯当侦探，因此曾在上海会审公堂控告吴稚晖先生；马素曾为杨希闵、刘震寰乞援于香港致府攻打广东，近又上书吴佩孚请讨冯玉祥。原来中国主张反赤的就是这班先生们，并且这班先生们的背后，大半都有帝国主义者发踪指使，所以稳健的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右派大部分还未加入他们这个运动。

再其次，我们便要研究他们所反的赤是些什么人是些什么事。他们所反的赤如下：

　　苏俄；

　　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及广东国民政府；

　　冯玉祥及国民军；

　　郭松龄；

　　贾内阁；

　　上海总商会会长虞和德。

我们把这些分子列在一个表上，可谓不伦不类极滑稽之至了，然而他们都一概被指为赤化，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这些分子当中实有一共同点，即他们或是有反帝国主义之决心，或是他们现时的举动在客观上是于帝国主义者不利的，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一概加以赤化之名。

赤俄的内政，似乎用不着别国人反对，中国人反对赤俄，当然是反对赤俄对于中国之关系：一、在中俄外交关系上说起来，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在中国把持海关，驻扎海陆军，据有租界及租借地，施行领事裁判权，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反对赤俄之必要？蒙古问题中俄协定已明白规定了，我们自己无暇把中蒙的关系弄好，难道承认赤俄有将蒙古交给中国之权利吗？中东路诚然还在中俄共管的状态中，诚然我们不应该主张永远用这样办法，可是现在要责赤俄把中东路管理权完全归还中国，我们有何方法可以保证该路不至由张作霖转入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者之手？二、在赤俄援助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上说起来，赤俄援助中国革命，诚然是事实；但现在所援助的决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民族革命。一年前法国《晨报》即极力鼓吹“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赤俄在亚洲势力膨涨，否则莫斯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这便是赤俄援助中国革命之正确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支部，向来不曾和苏俄发生过直接关系，他和苏俄的共产党同属于共产国际，他们根本的政治理想固然是同的，但是因为政治的经济的环境之不同，而革命之步骤便也不同，所以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纲与行动，乃是要完成中国民族革命的要求，即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到底。

中国国民党，在过去的历史上，在现在的政纲上，都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党，这是人人所知道的。国民党的右派不用说了，即他的左派，在理想上在行动上，都只是一个民族革命者，实无所谓赤。左派执政的广东国民政府，他所努力而有点成绩的只是两件事：一是对外援助民众抵抗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之压迫，一是对内解散了许多不法军队，统一了全广东的军政财政，免除了一些苛捐杂税，禁止了赌，给了人民一点生命、财产、集会、结社之自由，这都是赤化吗？

说冯玉祥及国民军赤化了，那更是冤枉。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军第一军，的确是很有纪律的军队，全中国现有的军队，算是冯玉祥及蒋介石所统率的军队最有纪律不扰害人民，若说这两种军队是赤化军，我们敢代表全国人民欢迎这赤化军，并哀求全国军队都变成这样的赤化军。冯玉祥根本的政治理想，只是封建时代的旧套“勤俭爱民”四个大字，他治军甚严，对于部下任何级军官，决不容许他们违反他这个政治理想；他并且要把他的理想推行到全国，无论何派，凡是违反或超过他这个政治理想的，他都很难与之合作，与其说他主张赤化，不如说他主张冯玉祥化。然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为什么加冯玉祥以赤化之名呢？正是因为他和反冯玉祥化而做帝国主义走狗的张作霖、吴佩孚作对，及他多少接受了孙中山反帝国主义的主张这两个缘故。

郭松龄倒戈时的通电，不过主张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整顿金融，兴办矿山，便利交通这几件事，并且还主张严防激党，照道理实在说不上什么赤化；然而张作霖、杨宇霆及奉天商会竟异口同声指责郭松龄赤化了。可是郭军倒戈攻奉，几乎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失去有力的工具，这便是郭松龄应得之罪。

说贾内阁是赤化内阁，那更是可怜了。贾内阁开罪于帝国主义者的，只是通过讨吴令这一件事；贾阁阁员有赤化嫌疑的，只是王正廷、易培基二人，王氏本是一个耶教徒而兼新官僚，只因为他经手成立了中俄协定的草案，又主张不平等条约应该修改，便犯了滔天大罪——赤化。易氏不过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教育家，只因为他反对亲日卖国的段祺瑞，也犯了赤化的罪。

至于说虞和德也赤化了，那益发滑稽之至。上海的工贼曾散发传单说虞和德是共产党党员，现在穆藕初也指责虞和德赤化了；可是虞氏虽未赤氏，他却主张关税自主，又主张设立海关公库，并且胆敢批评上海纱厂待遇工人不好，开罪安格联、穆藕初一班人，也算是咎由自取。

综观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中国所反的赤，其人除苏俄及共产党外，实无所谓赤，其事除实际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或有参加民族运动的嫌疑外，亦无所谓赤。不过帝国主义的走狗可以说联合被压迫民族以反对帝国主义，本是赤俄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即是赤化运动。如果是这样，赤化运动就是民族运动，反赤运动也就是反民族运动了。

再其次，我们应该知道反赤运动因何在中国民族运动高潮中发生。我们既然认识反赤运动就是反民族运动，我们便已经知道为什么反赤运动是当然随着中国民族运动高潮而发生的了。据上面所述法国《晨报》的说话，帝国主义在一年前已经决定了以反赤运动扑灭中国民族运动的计划。五卅运动起，帝国主义者知道中国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单纯的炮舰政策所可扑灭的了，势必动用宣传力量；可是宣传的方法又不便直接反对中国民族运动，于是乃用反赤口号来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从伦敦到上海，从北京使团到各地的东西各报，一致宣传五卅运动是赤俄煽动的，是中国赤党主持的；可是他们东西文的宣传品，不能使中国民众普遍的了解，于是他们乃雇用一些中国人，在上海印发《诚言》报，每期数十万份，广布于市民，一面为帝国主义的工部局辩护，一面攻击赤俄与中国共产党；可是那时中国民族运动潮犹在高涨中，并且民众都知道《诚言》报是帝国主义的工部局直接发出的，不但不发生效力，而且代印《诚言》的商务印书馆和转载《诚言》的新、申两报，都受了民众的惩罚，于是帝国主义改变其对中国民族运动的政策，一面以退让的态度欺骗中国的资产阶级使之妥协，一面向各方面收买中国人，使他们自己出来做反赤宣传。帝国主义者这两个政策，给中国民族运动很大的打击，其效力竟在炮舰政策以上。五卅运动因为资产阶级妥协及反赤宣传这两个打击，运动的高潮遂渐渐低落下去；帝国主义者遂乘此高潮低落的时候，转向中国民族运动开始反攻。其反攻的策略，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的计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嗾使他们的走狗奉、直两系军阀，以反赤的口号封闭全国的爱国机关，禁止全国的爱国运动；第二是嗾使他们的走狗扩大反赤宣传之范围，由攻击苏俄及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扩大到攻击国民军冯玉祥、郭松龄以至贾内阁、虞会长等，凡稍有一点参加民族运动嫌疑的人，都加以赤化之名；第三步是帝国主义者亲自公开的向中国进攻，在北方以武力援助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吴佩孚、靳云鹗，向有赤化嫌疑的郭松龄及冯玉祥等国民军进攻，在南方则命令英籍税务司借故封锁广东海口，在上海则逮捕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首领刘华交孙传芳枪杀了，并且在租界内禁止中国商民使用“五卅”这个名词；第四步是由反赤的宣传，更进一步到反赤的组织，将由这些组织，来根本肃清所谓赤化势力即一切参加中国民族运动的势力。他们这项组织，计有两种，一是国际的，一是中国的。国际的组织，据三月十三日的《时事新报》译载上海《字林西报》说：“本埠各国人士，组织一护宪会，以抵制过激主义，十二日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在夏令配克影戏院开第一次英语大会，演说者有霍华德、琼斯裴德等，同时并在日本人俱乐部开日语大会，在法国总会开法语大会。按护宪会系一国际团体，其总部设于上海，于中国各大都会均设分会，四月间将在上海开全中国大会，香港、广州、汕头、天津、汉口等处，均将派代表出席，其目的在使公众咸知过激主义之危险，计加入此会者已有十五国，上海总委员会之组织，系每国各推代表二人，内分十股云。”各国帝国主义者若说过激主义于他们自身有危险，那诚然是事实；他们若说恐怕过激于中国人有危险，忙着出来做反赤的组织宣传活动，那便未免爱护中国人太过了，我们哀求他们少欺压点中国就算是深仁厚泽了，到不必这样过分的爱护中国人！各国帝国主义者特于三月十二日开第一次护宪大会，和他们所指为赤化的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对峙，这也是他们很有意义的示威运动。中国的组织，就是所谓反赤大联盟；这个大联盟的总机关在上海法租界铭德里一号，他的领袖，据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章太炎、尤烈、徐绍桢、魏邦平、冯自由、居正这班人，除魏邦平外都是所谓老民党，他们的目标就是反对苏俄、中国共产党、南方的国民政府、北方的冯玉祥及国民军。此外还有一个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成立在反赤大联盟之前，在中国可算是反赤团体之前辈；他们所反对的目标，完全和反赤大联盟一样，他们以为危害中国国家的只有苏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国民军，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张、吴等反动军阀，自五卅运动以来，他们对于每次反英、反日、反奉、反吴的民众运动，一概不肯参加，只孤独的在他们的机关报《醒狮》上，大声疾呼的向反帝国主义的苏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进攻，为帝国主义者出了不少的气。好了，他们现在却不孤独了，他们有了姊妹团体反赤大联盟了，他们的《醒狮报》，和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所办的《中国报》及《独立报》，也算是姊妹报。

他们这些反赤的组织和宣传经费是从何处来的呢？二月廿日的上海《字林西报》伦敦通信告诉我们说：“已由英伦国家银行汇英金六十万镑到上海汇丰银行，作为反对中国民族运动及苏俄宣传之费用。”在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中，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特殊而且不法的权利已有开始动摇的征象，如果真能由此区区英金六十万镑，扑灭了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所谓赤化运动即中国民族运动，使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利益与威权，得以重新巩固起来，岂不是本小而利大么！？

最后，我们应该研究反赤运动影响到中国民族运动是怎样了。现时中国的政治争斗，已经分成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民族运动的反赤运动两大联合战线的营垒了，孰胜孰败，乃是中国盛衰存亡紧急关头！反赤运动实际上就是反民族运动，然而他们表面上不但不说反对民族运动，并且还要说赤化足以亡国，反赤正是救国。可是他们所反的赤，依据他们反赤之对象，当然不是指赤俄的社会革命运动，并且事实上中国也还没有这个运动，正不必无的放矢；他们所指的赤，只是指民族运动中反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因为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是赤俄喊出来的。五卅运动初起时，上海总商会的领袖对上海总工会的代表说：“外间已经喧传你们赤化了，你们的宣传品上万不可再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呀！”国家主义派也向来不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因为这是赤党的口号。仅此两件事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在中国所谓赤化乃指反帝国主义运动，所谓反赤就是反对这个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是赤不是赤，我们不须研究，所须研究的乃是反帝国主义在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中有何意义。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中国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外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帝国主义工具——国内军阀的扰乱，不打倒帝国主义，试问中国民族如何能够得着自由？现在国民党右派中有人说：“我们民族主义者所谓打倒帝国主义，乃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而言，至于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乃是赤党世界革命的主张，和我们是不同的。”这种见解非常糊涂。在理论上，现代立国于世界，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离开国际关系闭关自守之可能；在事实上，俄罗斯与土耳其，都已经打倒了帝国主义在他们国内的势力，然而各帝国主义的国家仍然包围着俄罗斯与土耳其，想乘机夺去他们的自由；所以被压迫的民族，非到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完全倾覆，是不可停止反帝国主义运动而高枕无忧的。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如果反帝国主义运动是赤化，这种赤化，在民族自由运动上是最有意义的；如此，反赤运动不是破坏民族运动是什么？如此，究竟是赤化运动足以亡国呢，还是反赤运动足以亡国？这都是理论问题，再就事实上说起来：究竟是反赤的军阀政客可以救中国呢，还是他们所指为赤化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可以救中国？现在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的奉、直军阀结成了联合战线想来宰制中国，他们若能得到胜利，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将是怎样？我们环顾国外，能实力援助中国民族运动的，除赤俄外还有谁？我们环顾国内，能实力为民族自由奋斗而反抗帝国主义者及奉、直军阀这一联合战线的，除了被指为赤化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之外还有谁？若依反赤运动扑灭了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的势力，胜利的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奉、直军阀又是谁？他们的胜利，不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失败又是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得着一个结论：中国反赤运动和中国民族运动之消长，是要成反比例的，这是关心中国民族运动者所不可忽视的一重要问题。

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中国历史所需要的国民党，乃是适合于世界革命大潮中中国民族革命要求之整个的革命党，不但非革命的普通政党不合这个需要，即革命的国民党中夹杂一派游移的右倾分子，亦是中国革命进行之极大的障碍。

中国国民党之前身——中国革命同盟会，他的政纲，他的行动，都是一个革命的组织；辛亥革命后改称国民党时，遂丧失其革命性，其唯一原因，乃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开始厌弃革命，遂反映到国民党中，发生了背叛革命的右派，他们的声势非常之大，几乎使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左派失掉领袖的地位。这时国民党的总理，名义上虽然是孙中山，实际上乃是右派领袖宋教仁；中山先生看见这班右派，在组织上已附和官僚派“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口号，在政纲上已抛弃三民主义的要求，便发愤不过问党务，几乎不把国民党当作他自己的党。袁世凯得势，革命完全失散，中山先生乃决心排除那些右派，另组中华革命党；及袁氏死，广州南方政府再成立，复称中国国民党。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这期间的全党党员，在形式上都服从中山先生而听其指挥。其后因欧战中中国工业发展及俄国革命的影响，中国民族运动潮流不但高涨起来，而且新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生力军，使中国民族运动增加了新的意义：不但反对国内军阀，而且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且反对为帝国主义作走狗的奸商买办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主张要贯彻民族解放的完全目的，革命到底。这一民族运动的新趋势遂反映到国民党中，使国民党分为彻底革命和背叛革命之左右两派。这次右派声势之大，较过去宋教仁所领导的右派有过之无不及，其与左派之冲突决裂也更剧烈，其所表现之阶级的背景也更明显。此次右派分子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是一致的，所以右派也不是整个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前后，冯自由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六年正月）前后，戴季陶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前一个右派，他们不但口头上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事实上勾结香港政府及段祺瑞，援助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魏邦平，以反对共产党为名，攻打广州国民政府，又请求吴佩孚出兵讨伐赤化的国民军，又纠合所有的反动分子组织反赤大联合，目的在借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力量，扑灭他们的仇敌——全中国各种革命的势力；这班人已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反革命派，不应称为国民党右派，因为国民党无论左派右派，都不能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后一个右派，即新右派，他们不但要反对军阀，并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可是他们以为左派联俄联共政策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而要加以修正，这是他们和左派不同的地方；不过他们对于联俄联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并不主张根本上反俄反共，这是他们和反革命派不同的地方；他们这种中间的态度，有时是革命的，有时在客观上是帮助了反革命，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了革命。他们这种态度与思想，如果在一切实际行动上果然坚守得住，也还有一半令人可敬；可是在事实上，这一新右派只算是少数人一种理想，还未能形成独立的一派，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在组织上在行动上，并未能坚守他们的态度与思想和前一个右派即反革命派分开，虽然他们的领袖屡次表示不赞成左派同时也不赞成反革命派。现在我们可以略举新右派和反革命派未能分开的几件事实：第一，在组织上，他们的领袖季陶、孙科、伍朝枢虽然加入了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山东、江西、广州、徐州的右派党员及北京的一部分右派虽然和左派在一个组织；而西山会议及由此会议产生的上海中央总部，以至现在他们所召集的第二次大会，都是和反革命派合作的，在重庆、安庆、芜湖、南京、上海等市及江苏、浙江两省，他们都联合反革命派，另立和左派分离的组织。在行动上，这一新右派之发端，谁也知道是利用戴季陶的理论来号召的，照常情应该奉戴季陶为指导者，然而一开幕他们即勾结反革命派毒打戴季陶，捆绑戴季陶，幽囚戴季陶，使之狼狈南归，不敢出席西山会议，并至今不愿参加他们的工作，只这一件事，已经充分说明戴季陶等少数人所理想的新右派并未形成事实，大部分还是反革命派因利乘便在当中冒名作祟，所以现在这一新右派的领袖，不但戴季陶睡在湖州潜园叹气，即叶楚伧、邵元仲也不得不取了消极态度；有全国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也是他们由戴季陶理论的暗示而发生，实际上他们并不研究孙文主义，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都被反革命派占据了当做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左派之工具；居正参加上海的反赤大联合，覃振派人联络赵恒惕谋倒长沙的左派党部，南京及武汉的右派党员们，都在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狂呼打共产党，并指令警察捕拿共产党，象这些行动，更是出乎右派领袖们屡次所宣布的态度与思想之外，完全是反革命。

因此，我们所以敢说现在所谓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还未能离开反革命派而独立自成一派。将来或者竟能自成一派，或者一部分变成左派一部分老实回到反革命派，此时虽不可知，而和反革命派混合的现状，大概是不能持久的。如果他们自成一派，而且很有力量，无论和左派在同一个组织与否，都是中国民族革命之障碍；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是他的阶级性，不独中国如此，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中国民族革命所需要的国民党，以富有这个阶级性的成分越少越好。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

在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的民族运动中，究竟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我们必须有明了正确的解释，方能认清我们的真正敌人，不至为敌所欺。譬如捕贼，必须首先要认清谁是贼，方不至为贼人也喊捉贼之呼声所欺，误认助我捉贼的邻人也是贼，甚至于怀疑到自家人，真正的贼反乘此逃脱了。

误解帝国主义而最可笑的，莫如以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就是有帝王的国家。其实现在帝国主义的国家若英吉利若日本，固然是都有帝王，若法兰西若美国，则都是所谓民主国家。其次则以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就是侵略别国的强大国家。这个见解也不完全正确，因为现时帝国主义的国家若荷兰，若比利时，并不强大。侵略别国固然是帝国主义的特性，可是古代罗马及西汉时代的中国，虽然都是侵略别国的国家，然而这种开疆辟土之封建的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帝国主义不同。又有人以为帝国主义乃由国家主义扩大而成，可称之为“大国家主义”。这个见解，在帝国主义发展之形式上是对的，却未能明瞭正确的指出帝国主义的性质。

现代所谓帝国主义乃指资本帝国主义，其存在须有下列二个特性：（一）凡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二）凡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国内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财政资本主义向国外掠夺压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依据帝国主义这两个特性，我们便可以判断苏俄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为抵制苏俄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这一政策，遂效贼人也大喊捉贼的故智，造出“赤色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以图离间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苏俄间的联合。其实“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苏俄之所以赤，乃因为十月革命是工农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革命，一切资本帝国主义者正因此而仇视他；如果他现在也变成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那还何赤之有？如果他仍旧是赤的，那便绝对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而正是帝国主义之仇敌了。

一般人对于军阀解释之错误，更是普遍的。错误之主要原因，是军人和军阀不分，把一切担任军职的军人都当做军阀；因此，遂说张作霖、吴佩孚是军阀，冯玉祥、蒋介石也是军阀。我们反对的是军阀不是任何军人，尤其不应该反对敌视军阀的军人。我们反对军阀，同时又反对敌视军阀的军人，并且反对一切军人，连拿起武器反对军阀的自己也在内，如果是这样，非做到赤手空拳来反对军阀无办法，这岂不是一场笑话！因此，我们要打倒军阀，首先要认识军阀是什么，不可把一切军人都当做军阀，一律反对。军阀的特性有二：（一）凡军阀必然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已占住了中国最重要的财政机关交通机关，中国的军阀必尽力勾结帝国主义者，保护其在中国利益，始能得其援助，始能使其拥护军阀的政权，并且军阀不能独在国内找出尽量扩充军备之饷械的供给，也不得不仰求于帝国主义者，同时帝国主义者侵略半殖民地，亦不得不利用旧统治阶级做工具；（二）凡军阀必然摧残民众的自由，这是因为军阀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冲突（最重要的如苛捐杂税），非摧残民众的自由，便不能维持其统治权，同时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和被压迫国内民众的利益冲突（最重要的如把持海关、工业品竞争、利用贱价劳动等），军阀非摧残民众自由，不能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这两个军阀的特性，乃是半殖民地旧统治阶级的特性，不但现在的军阀如此，清室若存在至今，也必然是如此。王恒君在《军阀问题之研究》一文中（见三月三日的上海《商报》），把军阀的性质看做与周代诸侯、唐代藩镇相同，这是非常错误，这是因为他不懂得现代半殖民地旧统治阶级的特性和古代封建诸侯的特性不同之故。他因为不懂得现代半殖民地旧统治阶级的特性，遂至以据土、练兵、自由行动这三件事为军阀的特性，凡行此三者都是军阀，因此遂产出蒋介石、孙中山都是军阀这种荒谬的结论。一切民主主义革命者社会主义革命者，无一不须据土、练兵、自由行动，若以此三者为军阀特性，则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革命者无一不是军阀，我们不解王君何以竟有此种妙想！

又如蒋介石辞去一切军职之虞电，也是不懂得半殖民地军阀的特性是什么，遂至请求开除一切军职以免步军阀之后尘，这和一般见解军人和军阀不分是同样的错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自然绝不可有军阀，但不可无担任军职之军人，蒋君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若以身任军职便是军阀，若以此生不受军职便不是军阀；那么，此时国民党中有许多身任军职的人，国民政府中更有许多人担任军职，则国民党岂不是一个军阀党，国民政府岂不是一个军阀政府？若国民党中军人党员，国民政府中担任军职的军人，都效法蒋君因不甘为军阀而辞去军职，并守此生不复受军职之信誓，试问广东将变成何种局面，国民党又将有何人担任革命的军事工作？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军事行动的工作是要居很重要地位。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国内军阀，都是武装的，民众没有武装，如何能够得着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民众除武装自己以外，所有国内的军事势力，凡是不曾勾结帝国主义及摧残民众自由的部分，都应该计算在民族革命的力量之内，并且要将民众的力量影响他们，使他们实际参加革命运动，而不可笼统的看做军阀加以破坏。凡是这种军事势力和军阀的军事势力冲突之时，民众应该起来积极的援助前者，破坏后者，断不可把他们的战争当做军阀间自己的冲突，而袖着手站在旁观地位。这种军事政策在我们半殖民地革命运动中，非常重要，是每个实际政治家，每个真正革命者，都不应该忽视的。

我们半殖民地的中国人，对于认清为害于半殖民地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特性是什么，当然是必要的。认清了他们的特性，然后再联合国外非帝国主义的国家与国内非军阀的军事势力，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作战，这才是我们民族自由运动之唯一的出路。若不认清他们的特性，误以为凡外国都是帝国主义者，凡军人都是军阀，遂至说苏俄和英、美、法、日同是帝国主义者，蒋介石、冯玉祥（依据军阀的两个特性，不但蒋介石绝对不是军阀，即冯玉祥目前也还不能说是军阀）和张作霖、吴佩孚同是军阀，一概加以反对，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若照这样不分是非皂白的糊涂乱打一阵，其结果只有打着自己，而打不倒敌人，这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乐意的事，我们这种错误观念一天不改正，中国革命是一天没有希望的呵！

国民军与北方政局

国民军（专指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一军，下同）关系北方政局之重大，这是人人所感觉得到的。国民军在军事上之成败及其政治主张之良否，关系北方政局甚至于关系全中国政治之隆污都很重大，这也应该是懂得实际政治的人所不能否认的。

中国最固定的军阀只有奉、直、皖三系，其他都还未完全形成军阀。国民军乃是由直系军阀中蜕化出来的一部分较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而在今日以前也还未曾形成军阀。何以称他是较进步的军事势力？这是因为国民军比奉、直、皖及其他北方任何军队都有训练，有纪律，不扰害人民；无论李景林如何宣传国民军共产赤化，而天津市民都亲身感受得奉军或国民军孰为可怕。何以称他是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这是因为国民军无论在张家口，在北京，在天津，都相当的尊重人民之自由，和奉、直、皖等军阀对待人民之态度显然不同。何以说国民军未曾形成军阀？这是因为他不像奉、直、皖各系军阀和英、日帝国主义结了深固的关系，也不象他们那样压迫民众运动。

在奉、直、皖三系军阀循环统治的中国，帝国主义利用这班军阀做工具，无忌惮的剥削中国民众，压迫中国民众，现今在军阀中居然蜕化出一部分较进步较接近民众而不接近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使军阀势力之自身显露出最后崩溃的征兆，使帝国主义者发生恐怖的心理，国民军这种在客观上的破坏作用，在中国政治进化史上是很有意义的。可是这种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也只能认他是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而不能认为民众的军事势力。这种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不但在实力上还很幼稚，在政治观念上更是幼稚模糊而且动摇，若没有民众的鞭策与援助迫之左倾，时时都有向右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甚至退回老家之可能。

反奉战争之初起，国民军即感觉自己一派之实力不足以敌奉、直二派，广州国民政府之势力尚未即能达到北方，于是遂采取了向右联段政策，置北京市民驱逐段祺瑞建设人民政府之要求而不顾；及郭松龄败亡，■（原文此处为■）日奉吴联合成，四方反赤声起，差不多是全世界反动势力联合向国民军进攻，国民军更感孤危，遂致冯玉祥下野，更向右一步，采取了联吴政策，改造贾内阁，容纳吴派颜惠庆、卢信等入阁；及至天津撤兵，奉、直军仍向北京进攻，逼得国民军一直向右，采取了逐段释曹迎吴的政策（此次国民军逐段，虽然在客观上是民众所赞成的；而在国民军的主观上，是为曹、吴的要求而逐段，不是为民众的要求而逐段，所以他此次逐段是右倾政策不是左倾）。释曹已经不妥，何况更公然布告大称其“总统曹公”！幸而吴佩孚拒绝与国民军合作，国民军不得不退出北京，否则他如果更进一步拥护贿选的总统复位，拥护贿选的议员复职，那末，不但不是接近民众的，而且是背叛民众的，他的政治生命也就从此寿终正寝了！因为全国民众对于贿选的总统与贿选的议员，始终是深恶痛绝的。

国民军孤立无援的受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军阀之联合进攻，他退出天津，又退出北京，这都不算失败；他因为避免失败，采取日益右倾的政策，丧失民众的同情，这才真是失败！

国民军退回了南口以北，其经济上虽然很难支持，在实力上仍大部分保存着，他若不再向右完全投降吴佩孚，在北方仍旧是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未来的隐患。在北京方面，段祺瑞毫无实力，当然不能在“军党政治”时代保持政权，此时争夺北京中央政权的只是奉、直两党。奉党在北京已占绝对优势，这不但表现奉、直两党的势力失了均衡，同时就是在他们背后英、日两帝国主义的势力失了均衡，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奉党这种破坏均势的得意举动，便是■（原文此处为■，下同）来第四次奉、直冲突之种子；可是在国民军未完全消灭或未与奉、直某一方切实合作以前，帝国主义者是要努力使奉、直两党在北京暂时合作的。日本虽然使其工具在北京占优势，而亦不敢完全排除直党，英国虽未能使其工具拿到北京，他也有方法使奉党不得不和直党暂时合作，所以国民军一退出北京，上海《字林报》北京电即说：“有数国公使均以为张、吴若非如旧结合，俾产生新政府，能履行义务订立约章，则不与承认。”

张、吴结合之新政府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法统问题。法统有两个：

一是宪法，一是约法。吴佩孚若坚持拥护宪法，不得不因而拥护制宪的贿选国会和布宪的贿选总统，则必为其第二次失败之张本。■护约法吗？在法律的根据上，已无法解决由约法相因而至的国会问题。若认贿选议员为无罪，则有何理由废弃他们所议决公布的宪法？若认贿选议员为有罪，则大多数除名，国会如何能开会？若召集新国会，则除躬自违法外，试问由何人依据何法解散旧国会？现时全国民众所要的是能代表各阶级各职业各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而不是代表军阀官僚的国会；在事实上，也只有召集国民会议一法，才可救国会问题的法律之穷。可是国民会议之实现，只有广州国民政府或国民军得了胜利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国民军如果将来能够恢复在北方的势力，他对于此问题，是向左站在民众方面，宁可与军阀决裂，而不能不坚持自己独立的政策，主张国民会议呢；还是仍旧向右站在附属军阀的地位，主张护法？这是全国民众将来对于国民军之最后试题。

国民党右派大会

一个党内发生左右倾的争论或派别，这本是各国政党中恒有之事，用不着大惊小怪。中国国民党本早已有了左右倾的事实，而许多老党员抵死不肯承认，以为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故意造出这个名词以图离间国民党的，至少也是由于共产党之神经过敏；及至现在右派公然有了和左派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组织，仍然要说：“他们（指共产党）一方面尽量的宣传左右派别，使国民党分子自相歧视（此之所谓左右是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只许自己做，不许别人说，真是一件怪事！

至于左右派之分别究竟是什么，右派之内容究竟是怎样，我们都曾经讨论过，或者他们以为这都是我们的推论或误会，不足为据；现在右派的上海大会，已将他们的理论具体的负责任的在大会宣言上公表出来，我们把他们的宣言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所通过的孙总理提出之宣言，对照一读，便能够明白：所谓左右派，真是我们“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还是他们（右派）的主张，和孙总理生前亲身领导的国民党所决定的主张实有不同。明白了这些，便知道国民党中实有左右派的事实存在，并不是由于共产党故意造谣或神经过敏；而且可以知道年来国民党内的纠纷，不尽是因为右派排斥共产派，而实有左右派因主张不同而冲突的事实存在。

孙总理所决定的联合苏俄及容纳共产分子这两大革命政策，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到第二次全国大会，都未曾变更或加以修正。右派的西山会议，即以变更联俄联共这两大政策为目的；由西山会议而产生的此次上海大会，也是同样的目的。此次大会宣言上关于联俄之主张，表面上虽然说：“吾人于此，绝不贸然将苏俄列于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一反联俄政策。”同时，实际上历数苏俄对中国侵占领土，把持中东路，侵略外蒙，指勒庚子赔款等罪，和张作霖及其他反革命派对于苏俄之宣传论调，完全一致，事实如果是这样，其结论安得不“一反联俄政策”？且在事实上，他们的重要分子如孙镜亚、何世桢，竟在反赤大联合之化身所谓国民外交协会担任文书主任、宣传主任之职，如此而还非一反联俄政策，什么才是一反联俄政策？他们根本不了解苏俄，遂因而不瞭解以苏俄共产党为一重要成分的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主义的党派结合，即戴季陶所谓横断国际；国际联盟是各资本主义的国家结合，即戴季陶所谓纵断国际；他两个的性质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和第三国际对抗的是第二国际不是国际联盟。然而右派的宣言上，竟说：“国际联盟与第三国际，此世人所视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在吾人视之，则确有程度之相差，吾人若代表弱小民族视此两个国际，则便无所短长，盖皆基于战胜民族之组织也。”他们称第三国际与国际联盟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大概是不曾看清季陶的文章。他们视此两个国际无所短长，都是战胜民族之组织，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一个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组织，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组织，更不是一个什么战胜民族之组织，战胜民族中之英、法、美、日、意、比等国的共产党固然在第三国际，战败民族中之奥、匈、土等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被压迫民族中之印度、埃及、爪哇、朝鲜、中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他们更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遵守列宁“扶助被压迫阶级”、“扶助被压迫民族”这两大革命遗教而奋斗的，在另一方面，国际联盟完全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所把持的压迫弱小民族之总机关。在事实上，第三国际所号召的“不侵犯中国（Hands off China）”，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在苏俄已成了很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另一方面，中国历年来在外交上对于国际联盟的呼吁，得着过什么应声？他们（国民党右派）不知道这些有所短长的事实，因此不能瞭解孙总理联俄联共的政策之真实意义，因以在实际上取了反俄反共的态度，他们口头上说绝不一反联俄政策，不过藉此掩饰他们显然违反孙总理的政策之痕迹罢了。他们对于共产党之态度也是这样。此次宣言上，一面说：“吾人当认为友军两不相迕”，“或有分则相求之可能”；一面：中国共产党“中饱五卅惨案捐款至四十七万之多”，“甚至起反动于本党之政治策源地”（按此句殆指三月二十日广州事变）。他们所指责的这两件事如果是事实，则中国共产党的罪恶，更加于研究系、政学会、安福部之上，人人得而诛之，国民党为什么还当认为友军，还有什么和他相求？民国元二年间，国民、进步两党，在报上相互造谣攻击，已经不是正当的态度，况且在一个党正式负责的宣言上，任意造谣诬蔑他所自认的友军，这是何等太不自重！至于广州事变，其中心问题之中山舰调动阴谋，现已水落石出，究竟是谁起反动于国民党之政治策源地——广州？他们的宣言上，又说共产党“广设济难会为猎资及宣传其主义之工具”。按“济难会”本是不分党派的社会团体，其经费出入照例是公开的，任何党派都不应据为宣传其主义之机关；照右派宣言上那样说法，是不是公开的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告密，破坏这一个救济政治牺牲者的社会团体？

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之三民主义的内容，可以说是国民党的根本政纲；并且这宣言是孙总理向大会提出的，当然不能说是汪精卫所伪造，更不能说是共产党的主张，所以当时右派的首领冯自由，不但反对共产派，并且反对孙总理。可是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的内容，显然和第一次大会宣言相抵触，其要点如下：

（一）在民族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第二方面……辛亥以后……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视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而此次右派的大会宣言则说：“而民族间之生存竞争，至今犹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由生存竞争而形成的两个壁垒：其一为战胜民族，其一为被征服民族；……是以本党之民族主义，主张融合此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以与战胜民族抗。”他们（右派）把人类分为战胜民族与战败民族两个壁垒，而不把他分为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者两个壁垒，又指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是主张与战胜民族抗，而不说是与帝国主义抗，这和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族主义之第一方面显然不同。土耳其对于协约国是战败者，对于希腊是战胜者，他究竟是战败民族呢，还是战胜民族？右派的民族主义若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战胜民族，若丢开主义而以战胜战败定反对或同情之标准，则反对英、法、日、美，同时也要反对苏俄，或者也要反对土耳其，甚至中华民国若对帝国主义者战胜了，也应在反对之列；更进而应用到国内问题，固应反对战胜的奉、直军阀而同情于战败的国民军，同时也应反对战胜的国民政府而同情于战败的陈、林、刘、杨了。我们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帝国主义者则可，若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战胜民族则似乎不可。丢开主义，不问是非，专与战胜民族抗，我们真不懂得国民党右派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是什么一种逻辑？我们固甚希望蒙古将来能为中华民国联邦之一，然亦必须军阀政府推翻全国的国民政府成立，始有资格始有余暇和蒙古民族商谈此一问题；而此次右派宣言上，竟将“叛国”、“僭窃”等徽号加诸蒙古政府，视蒙古民族的独立宣言与宪法如无物，这是明明违反了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自决权之宣言。

（二）在民权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民国之民权……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群言之，则凡真心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而此次右派宣言极力号召全民政治，虽然与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权主义相违。

（三）在民生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的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竟轻轻的将这两个口号去掉了，“平均地权”是中国国民党最初期同盟会时代的党纲，宋教仁改同盟会为国民党时，新党纲上，轻轻的把“注重民生”代替了“民生主义与平均地权”；不幸的平均地权这一口号，现在又第二次被右派抛弃了！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己而奋斗也。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忽说：“今不患农人之无知，而患地主之不悟，地主若觉悟……则农人之困苦当立即减轻以至于无所困苦，俾农人于团结组织之中，不致发生阶级斗争之惨祸。”又说：“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雇主，而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社会，盖此种担负，实社会消费者所共任，此社会上大多数之经济利益所以常相调和也。”两相对照起来，前者是主张为农夫、工人之解放反对特殊阶级而奋斗，实质上是不反对阶级斗争；后者则是希望地主觉悟以免除农人之困苦，希望雇主施恩使工人得较美生活，实质上是主张阶级调和，是反对阶级斗争，且明言“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吾人为统一国民革命阵线之故，势必截断其主张”（季陶先生闻此言否？）。

国民党右派，不但有了和左派分离的组织，现在又有了和左派不同的政治主张（这个不同，是右派大会宣言的主张和孙总理所领导的左派主张不同，而不是和共产党主张不同）。有了这些不能否认的事实，所谓国民党左右派，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了罢！如果右派能够仍旧接受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而取消他们的此次大会宣言；如果能够取消他们自己的各级党部，而回到广州中央党部统辖之下；我们就甘心承认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之罪。

可是事实上我们已不能奢望右派向左回到广州中央，只得竭诚奉劝他们不要再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因为右派中有些较右的分子，已经和反革命派章太炎、黄大伟、邓家彦、徐绍桢、童理璋等所组织的什么国民外交协会合作；这个国民外交协会，和陈炯明派章太炎、黄大伟、马育航等所主持英政府及张作霖所资助之反赤大联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团体。蒙他们不弃认我们为友军，现在敢以友军资格，希望他们和我们在相同的口号“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上合作；并敢以友军资格，奉劝他们勿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宁可使我们受神经过敏之咎，不可使我们不幸而言中！

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

中国之有劳动运动，其历史还很短，中国的工业犹未发展，工人的数量在全国人口比例上还很小；可是中国劳动运动的特色，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和革命的，这是因为中国自身是半殖民地，他的幼稚工业没有别的殖民地供他剥削，以养成劳工贵族，以造成改良运动。并且中国的产业大部分在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军阀管辖之下（如轮船、铁路、纱厂、香烟厂、矿山等），所以中国劳动运动之对象，大部分便是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同时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就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对象，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就成了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之共同的政纲，而且这两个运动也只有共同力求实现这政纲，才有出路。

第一次和第二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其主要的是反对军阀之“二七运动”；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主要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之“五卅运动”。这两个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后者却有伟大的成绩与影响。

在五卅运动前，已经有了国民党改组，国民军发生，铁路总工会成立，胶济路罢工，上海及青岛纱厂罢工，这些事实；第二次劳动大会开会时，已到了中国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爆发的焦点，大会一闭幕，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便发生了。

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真能使帝国主义在华权利发生根本动摇的，也只有这些罢工。

五卅运动虽然因为英、日帝国主义利用奉军的高压而失败了，然而他在民族运动上在劳动运动上的成绩与影响，我们是不能忽略的。

香港的大罢工，在香港及广州的工会统一运动上收了很大效果，此次罢工固然有赖于国民政府之胜利始克实现，同时这次罢工也巩固了国民政府，使国民政府在对外抵抗香港政府势力上，在对内镇压反动势力上，都得着有力的援助。

上海的大罢工，唤醒了全国的民族觉悟，尤其在上海本地，资产阶级至今犹继续他们和平的民族平等运动，如关税自主，设立关税公库，收回会审公堂，工部局增加华董，公园开放，修改洋泾浜章程等。在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上，五卅以前只有很少数散漫组织或空招牌的工会；五卅以后虽然未能继续维持当时二十万罢工工人大群众的组织，而全上海三十六万余产业工人中，已经有约四分之一的工人有了群众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纱厂工会（五万余人）、印刷工会（五千余人）、海员工会（二千余人）、码头工会（二千余人），都在他们的总机关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公开的或半公开的进行工作。五卅政治罢工失败，又接之以经济罢工，当时几乎全上海无一工厂没有经济的罢工，即五卅运动中未举行政治罢工的，此时也举行了经济罢工。即在最近数月，此次经济罢工犹未停止，略如下表（自一月一日起至四月一日止）：

产　　业　　　次　数　　　参加人数　　　罢工期时间

纱　　厂　　　一　四　　　一二八○○　　五五七二五○

邮　　务　　　　　　　　　六○○　　　　（未罢成）

金银业　　　　　一　　　　四○○　　　　二四○○○

商务印书馆　　　一　　　　四○○　　　　四○○

麻　　袋　　　　一　　　　一五○○　　　四五○○

袜　　厂　　　　一　　　　七○○

共　　计　　　一　八　　　一六四○○　　五八六一五○

“有了组织便要罢工”，这是上海工人的特性，这因为上海的物价不断的增高，而工资不增，便等于不断的减少工资；尤其是码头工人，他们的工资并且比去年平均减少了一半以上，这困苦不堪的五万苦力，是眼前上海劳动运动一个最紧急的问题。

除了香港、上海，从青岛到济南沿胶济路一带，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工人区域。这里的十余万纱厂、路矿、市政工人，在五卅前后可悲可敬的争斗与流血，比任何地方都剧烈；无论经过若何惨的失败，都没有反动的变相发生。他们现在虽在张宗昌铁蹄蹂躏之下，犹念念不忘阶级的组织与政治的争斗；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理想，虽然还很幼稚，而他们的本质，我们敢说是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

沿京奉路即唐山与天津，是北方唯一的工业区，在国民军失败之前，天津已有五万纱厂及城市工人组织起来，并有了他们的公开的天津总工会；唐山除原有路工外，六万矿工亦已开始组织。国民军退后，天津、唐山都入了奉军的范围，工会绝对不能公开，在发展上受了很大的打击。

北京本是一个没有烟囱的地方，然而五卅运动后，也居然有了数千工人组织起来的北京总工会，并且热烈的参加政治争斗，在群众的示威运动中，几乎代替了“五四”以来的学生地位。现在奉军入京，他不免也要受点挫折。

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本居全国工人运动中首要地位；可是“二七”的伤痕犹未全愈，十余万路工，有组织的尚不及三分之一，现在京奉、胶济二路及津浦路之大部分，又都在奉军高压之下，京汉路工又与旧敌吴佩孚重逢，眼前在组织上在行动上，都有很严重的障碍。

汉口本是中国工业中心之一，在“二七”前，工会运动本甚发达，其后因“二七”以来的政治压迫，农民因灾失业、劳力过剩及工贼活动这三个原因，所以在五卅运动中，汉口工人未能和上海、香港工人携手并进；即五卅后，工会运动仍然没有若何发展。

湖南的矿工运动虽然有两处新的发展，而两处旧的组织——水口山与安源却都破坏了（安源虽在江西省境内，而在工人运动的历史关系上，则属于湖南）；一万多人的安源矿工组织，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假手于中国公司所破坏，并且公司为日本资本压迫而濒于破产，在山工作的工人已减少一半以上。长沙的城市工人，大部分都有了组织，且能够参加地方的政治争斗。

依过去一年的经验，尤其是五卅运动中的经验，我们对于中国的劳动运动，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一）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

（二）中国的劳动运动之胜败，和中国民族运动之胜败，是在相互影响之下进行的。

（三）在民族运动得到相当胜利的地方，不但工会，即革命的组织亦能相当的存在；反之在反动的军阀势力之下，任何工人的组织都不能存在，虽改良派的工会亦不能发生。

（四）崩溃中的中国军阀势力，断难长期巩固其统一政权，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这两种势力结合起来，随时随地都有冲破军阀势力之可能。

（五）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并且要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成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联合战线，如此才能够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

最近政局之观察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唯一重要的政象就是奉、吴发生暗潮。此暗潮之特点，就是护法、护宪之争执及助长此争执之关系奉、吴两方实际利害的内阁问题。奉张知道护宪必复颜阁必复旧国会，颜属吴派，旧国会大部分贿选议员都不啻是曹、吴家之养卒，这些都于奉不利，他又知道曹宪与贿选国会大不理于众口，乐得在此方面与吴一争。吴亦知道他在北方之军事实力远不及奉张，非从政治上进攻，非藉护宪以恢复颜阁与旧国会，无由分得北京若干政权，因为北京的精华——京师警察厅及崇文门税关，都已落于奉派之手。内阁问题，此时尚非阁员分配之争，而是内阁总理属于直派或奉派之争，此争仍将取决于护法或护宪。若护宪，当然要恢复直派之颜阁，奉张所争则在财、交两部；若护法，则奉张及其背后之主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必不甘心放弃政府领袖地位之权利，此时直吴及其背后之主人——英国帝国主义者，为顾维钧所预定之外交坐位，亦决不至为他人所夺。

在北方军事上，直吴远逊于奉张，然直吴多政客奔走人材，即在民间的政治空气上，奉张更不及直吴，且国民军尚近在京北，随时有联直之可能，此亦迫得奉张不得不对直吴让步之隐情。因此，直、奉军阀及其背后英、日帝国主义者实际利害之冲突始终不能免，然以政治的环境，又不利于即时决裂，于是他们不得不别谋暂时弥缝之一策，以和缓其急冲。

其策为何，即继续军事行动，分讨南北二赤，使奉、吴势力得分途发展，不至两力汇集于北方，随时皆可发生冲突。此策见之实行者，就是直鲁联军向南口进发及吴佩孚进攻湖南。吴之进攻湖南，不用说其目的地乃是广州，此策实行将来的效果又是怎样呢？

奉、吴若真能分向南北发展，虽不能完全免除他们在北方之冲突，当能和缓其目前冲突之危机。奉军若得阎锡山之助，国民军又不能于最短时间消灭阎军，则诚难以一军敌热河、南口、大同三面之进攻；国民军消灭，奉张对直吴态度当更强硬，同时若直吴向南亦得相当发展，则奉、直关系，自必重入危机。吴佩孚向南图粤，在地利上当然没有一直由湖南进兵广州之可能，势必由湖南、江西、福建及广东内部（陈炯明、魏邦平之余孽）四面包围，再加以香港方面之封锁及示威，才能收效。不过唐生智若不降吴，湖南方面即能牵制吴佩孚一大部分兵力；江西方面，方本仁虽然尚未表示反吴，而其遗留在江西之旧部如唐、蒋、二杨，实不易为吴佩孚驱为攻湘攻粤之用；闽周本只能自保，非至吴军进入广东，彼未必肯出兵；孙传芳时虑吴佩孚勾结苏、皖、浙各军将领向之倒戈，其自身地位且日在危险状态中，更不会为吴攻粤；袁、杨都意在据川，那能为吴远征；河南之红枪会及豫军已开始豫人治豫运动，且为吴佩孚之后患；以这样的环境，只要广州国民政府对于内外各方面的政策应付得宜，则吴佩孚向南发展之希望本是很少。吴佩孚若不能向南发展，势必至一面忍气联奉以自固，一面勾结夏超、陈仪、陈调元、王普等推倒孙传芳，收苏、浙、皖三省于自己势力之下，以统一长江，以备与奉张一战。广州国民政府在此期间若有充分准备，甚至国民军尚能在北方保存若干实力，奉、直战争再开时，中国政局又必有一次新的大变动。

我们要认清敌与友

在中国国家的利益上观察中俄协定，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是于中国有利的。英、美、法、日等国，不但不肯允许我们收回租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在租界增加几个华董都很不容易实现，要和纳税外人有平等参政权，那就更难了；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把所有的租界租借地都放弃了。英、美、法、日等国，不但不肯放弃领事裁判权，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今不能收回比领判权更不法的会审公堂；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经把领事裁判权放弃了。英、美、法、日等国，把持中国的海关，以协定税制制我工商业之死命，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过五卅惨案和全国商会关税自主之要求，其结果关税会议，仍旧是在协定制下增加二五，自主不过是一句空话；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协定关税制而改用相互平等的原则了。英、美、法、日等国，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欺压中国，尤其是根据辛丑条约，驻兵京、津、沽等处，东交民巷简直是国中之国；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已实行退出辛丑条约国，不在中国境内驻兵，连保卫北京大使馆的兵都没有。

苏俄并不像德、奥是欧战中之战败国，他对中国放弃了各帝国主义不肯放弃的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等处驻兵这些侵犯中国国权压服中国之工具，除了他以平等的友谊对待中国外，试问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各帝国主义者看见苏俄悍然退出辛丑条约国，对中国放弃了这些权利，使他们相形见绌，还恐怕因此引起中国人对他们发生怨愤；如此，他们恨苏俄，攻击苏俄，本是情理之常。若中国人也因此恨苏俄，攻击苏俄，那便出乎情理之外了！难道我们中国人真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所讥诮的“只服强权不服公理的民族”吗？

杜洛斯基曾在五卅被害之工人与学生追悼大会上说：“中国的房子属于中国人，要进去须先敲门，主人有权利放朋友进去而驱逐他所认为敌人的出来。”

日本帝国主义者帮助张作霖打败了郭松龄，又帮他夺取了大沽口与天津，英国帝国主义者帮助吴佩孚打败了河南；于是吴佩孚、张作霖遂带了英日的势力到了北京，于是张作霖、吴佩孚遂出来要求苏俄撤回办理中俄协定之加大使。这便是张作霖、吴佩孚放进他们的朋友英、日帝国主义者，驱逐他们的敌人苏俄。他们认英、日为朋友，所以要亲英派的颜惠庆、顾维钧出来组织政府担任外交；他们认苏俄为敌人，所以连办理中俄协定的王正廷都算是赤化党，而加以排斥。这原来是中国军阀的意见，他们这种意见，当然不能够代表中国的主人——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大多数民众之意见，也是认保有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英、日帝国主义者为朋友而要放他们进来，也是认放弃这些权利的苏俄为敌人而要驱逐他出去吗？当然不是这样，不但张作霖、吴佩孚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即一般反赤的政客、流氓也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固然有一部分人对于赤化不无怀疑，而对于帝国主义者保有租界、租借地（如旅顺、大连、威海卫等）、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却是一致愤恨；对于苏俄放弃这些权利的中俄协定，断不至因为赤化之故而加以拒绝。此时中国民众尤其是上海民众所奔走运动的，是租界华董、收回会审公堂、反对越界筑路捕人、关税自主、设立关税公库、修改洋泾浜章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运动之对象，都是反赤的英、美、法、日等国，而不是赤俄，因为中国民众所要收回的这些权利，赤俄都已经根本放弃了。中国民众正在向反赤的帝国主义者要求收回这些权利；同时，张作霖、吴佩孚便主张驱逐办理中俄协定放弃这些权利的赤俄大使；不但中国的军阀的意见和民众不同，并且是针锋相对。

不过中国民众现时的态度还是不够，因为民众对于张作霖、吴佩孚的反俄政策若不加以纠正，足以破坏中俄协定，足以使各国的民众怀疑中国人对于外国放弃在华权利是欢迎还是反对，足以使别国不敢效法苏俄退出辛丑条约的关系，以为一退出辛丑条约，不能驻兵北京保卫使馆，便要受中国人的侮辱。

中国的主人即大多数民众，应该更进一步明白表示其意见和军阀不同，应该简单明了的告诉一切外国人：凡是来敲我们门的，无论强弱赤白，只要声明放弃租界、租借地、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等处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认为朋友请进来，否则一概认为敌人请出去。如此才能够一洗“只服强权不服公理的民族”之耻辱！我们不从头脑中把这个耻辱洗净，别的一切国耻是不会洗去的啊！

南方形势与国民党

吴佩孚不能以武力在北方夺取完全政权，遂转而向南方发展。他向南发展之步骤，第一步是以实力援助湖南所有的反唐军队，驱逐唐生智出湖南，把湖南放在他的势力支配之下；第二步便是联合湘、鄂、川、滇、黔、豫、赣、闽八省军队围攻两广。他的目的是否可以完全达到呢？

他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一半，恐怕终久只能一半，因为唐生智的军队并未受损失，何况还有两广的援助，并且郴永地势易守而难攻，吴佩孚欲得全湖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第二步办法正在开始进行，他叫袁祖铭把四川让给杨森，一面杨森得到四川便可出兵攻粤，一面袁祖铭回黔联唐，便可联合滇、黔军队攻粤，他这种如意算盘，至少一半是幻想；河南方面，只有寇英杰原有的三旅现已扩充为三师可以作战，但须留守河南，其余收编的豫毅等军都毫无战斗力，并且豫军尚有勾结红枪会反吴的趋势；江西方面，方本仁旧部和鄂军对抗的暗潮，还未完全消灭；福建因与孙传芳的关系，能否出兵攻粤，也尚成问题；此时吴佩孚真可用作攻粤的，只有湖北全省军队及河南、湖南、江西一部分军队，云南唐继尧也有乘机攻粤之可能，其中最热心作战的，要算马济之对广西，陈林旧部谢文炳、刘志陆之对广东。不过吴佩孚以八省兵力攻取两广的计划虽然有点幻想，而指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这四省兵力并且利用唐继尧向粤围攻，这是可能的，因此南方的形势，此时十分严重！

国民政府所在的两广，不但是南方的革命根据地，而且是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据地，全国的革命民众应该出其全力，拥护这根据地。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适于此时在广州召集全体会议，在此次会议之重大的职任，即是为国民政府决定各种方略，以抗此次吴佩孚之进攻。因为此次吴佩孚向粤进攻，是有大的计划，我们不可过于轻敌。他此次进攻之胜败，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生死关头，所以在此次国民党之中央全体委员会议中，这是唯一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之方略，不但是要两广迅速出兵援湘，并且对邻省若江西若福建，都要有适当的策略，并且对北方的国民军，河南、湖北、四川以及山东、江苏间的军事政治变化，都应充分注意，尤其要果决迅速的肃清广东内部反动的右派势力，使他们不至乘广东出兵后发生阴谋。因为由三月二十日事变，我们不能不承认广东内部尚有反动的右派势力之存在。

反动的右派，在广东因环境的关系，貌为拥护国民政府，貌为和北京、上海的右派不合作；实际上，他们不但反对共产派，并且在军队中禁止阅看汪精卫、蒋介石的演说词，他们在党军始终要团结自己一致的势力。

反动的右派现在在上海及其他各处宣传说：此次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共同的是要重新讨论联俄联共政策的问题。我们敢说这完全是谣言。修正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政策，是右派自西山会议到上海大会一贯的主张，广州中央的中央委员最大多数是革命左倾的分子，那会和西山会议以来被国民政府命令称为“叛徒”的右派走到一条路上去？

况且，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正在和吴佩孚势力进攻决斗之生死关头，惟有加紧结合全国革命的势力，以当大敌，凡是一个中山主义的革命党员，岂有反而对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革命政策怀疑而要重新讨论之理！

宪法与贿选

反对贿选案，始终是全国普遍的舆论。中国社会的公是公非只有这一点了，我们万分不应该连这一点都要把他毁去，毁去这个，比毁去任何法律，损失都大！

舆论反对贿选，当然对于一买一卖的贿选总统和贿选国会议员，同样反对。舆论既然反对贿选的国会议员，他们是猪仔，怎能够承认猪仔们有代表人民制定宪法之权。

舆论现在反对护宪，其理由很简单明白，就是：根本反对贿选，根本反对贿选的猪仔议员所制定的宪法；并不是因为宪法的内容好或不好，也不单是因为宪法为曹锟所宣布说他是曹宪，更不是为张作霖或黎元洪而反对护宪，至于不是受了赤党的煽动，那更不用说了。

舆论反对护宪，固然是因为贿选之故；直系护宪，也正是想使贿选议员所制定的宪法有效，依宪法贿选的总统也有效，贿选的总统虽辞职，贿选总统任命的颜阁仍然有效，如此则贿选一案遂无形宣告无罪了。直系这种想头，直是本末倒置，他们若无充足理由宣告没有贿选这件事或认贿选为无罪，则无论如何依法定程序而选举的总统，无论如何依法定程序而制定的宪法，都是国民所不能承认的呵！最近吴佩孚致电张作霖申述护宪的五个理由，便是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

该电所举第一个理由是宪法根据约法而产生，故护约即当护宪。他忘记了当时宪法产生情形，除了根据约法而外，还有贿选一段事实；他更忘记了制定约法者是革命政府的临时参议院，制定宪法者是贿选议员的宪法会议。

他第二个理由是说：“宪法经宪法会议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自行宣布，议录事实俱在，众目昭彰……大总统并无宣布宪法之权，强谓宪法为曹宪，与事实不合，于法理尤谬。”不错，十三年宪法是经宪法会议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的，可惜这班宪法会议议员所犯贿选的罪，也是“事实俱在众目昭彰”！从前袁世凯想做皇帝不成，仍想保全总统地位，遂宣传说：谋复帝制的是袁世凯个人，不是袁总统，不可并为一谈；现在直系想保全他们的贿选总统不成，仍想保全他们的贿选议员所制定之宪法，遂宣传说：贿选是贿选，宪法是宪法，不可并为一谈，殊不知袁世凯总统即当时谋叛民国的袁世凯，他如何能够继续为民国之元首；制定宪法的国会议员即当时贿选总统的国会议员，他们如何能够代表人民制定国家根本大法！

该电所举第三个理由是说：“约法上只有临时大总统，而宪法上之大总统选举法，系民国二年十月四日所宣布，袁世凯由约法上临时总统被选为正式大总统，适用此法，黎、冯、曹选出，亦均由此法，实无约宪之分。”他忘记了袁、黎、冯、曹虽同是依据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所选出，而却有贿选与非贿选之分；他又忘记了二年之总统选举法和十三年全部宪法之制定者，亦有贿选议员与非贿选议员之分。

该电所举第四个理由是说：“黎、曹去位系政治问题，非法律问题，皆不复位，故不违法，现只宜恢复段氏所毁之法，确系为法而非为人。”一般舆论固然反对段氏，并且有一部分人反对段氏毁法，不过反对段氏毁法的人，除直系及其贿选议员外，大都是指约法而不是指宪法，因为宪法乃贿宪议员所制定，段氏毁之，舆论不但不反对，并且称快。现在直系要恢复段氏所毁之宪法，为人固丑，为法又何尝不丑！

他所举第五个理由是说：“大总统已缺位，自应依据民国二年十月四日宣布大总统选举法之第五条，即今宪法之第七十六条，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第一、我们不能承认民国十三年之贿选宪法和民国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有何等效力；第二、我们不能因为贿选宪法一部分含有民国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遂承认其全部有效；第三、我们不能承认贿选总统有效，无论他是依据贿选宪法或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所产生的，同时也不能承认贿选总统所任命的国务总理摄政资格，无论是依据贿选宪法之第七十六，或是依据二年大总统选举法之第五条。

总之：直系军人及政客，若不顾忌舆论而惟武力是逞，那就罢了；若向人民高谈法律，人民便坚决的回答道：我们根本主张贿选的国会议员所制宪所举总统及贿选总统所任命之国务总理，一切无效！至于宪法会议及大总统选举会之出席法定人数足不足，还是第二问。

英国大罢工与东方民族运动

前世纪之末本世纪之初，世界资本制度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随之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成了整个的，全世界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工农阶级及弱小民族——对于统治者压迫者之反抗，也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解放运动也应该是整个的，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农解放运动，都是整个的世界解放运动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影响，决不是国家主义者所想像各国关起门来独力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国家主义者关门革命的方法，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他们忘记了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之第念〔廿〕六年，已经由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造成的革命对象是整个的世界革命时代，而已经不是十八世纪各国各自对于本国统治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这还是理论一方面，事实上的证据又是怎样呢？去年的五卅运动，在国家主义者看来，这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似乎和欧美及日本的解放运动无关了；然而事实先生告诉我们：欧、美、日本各国的工人及其政党，都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五卅运动，曾予以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援助。五卅运动所反抗的对象，为首的是英、日两国，而英、日两国的工人竟援助中国人的五卅运动，在国家主义者的理论，未免要责备英、日两国工人太不爱国了。

现在英国的大罢工，在国家主义者看来，这是英国的阶级解放运动，似乎也和中国无关，更和中国知识阶级无关；然而中国的国民党及学生会都奋起援助。上海学联会致英国工党电说：“贵国此次总罢工，予资本主义以莫大打击，本会谨以十二万分之诚意，表示无限同情。敝国今日正处于各资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而尤以贵国所加于我者为剧，苦痛之余，切盼贵国各工友一致奋起，到底不懈，与吾东方弱小民族共同携手，而人类真正和平亦得早以实现。”此电中“苦痛之余”四字，是表示被压迫的中国学生之泪已和被压迫的英国工人之泪汇合在一处了！

全国学生总会通告全国学生说：“英国工潮奋发，全世界工人均起而予以同情及实力援助；吾等被压迫国家之中国人，亦未便漠视，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内之工人运动，影响于东方民族运动者甚大，尤其是英国工人，例如去年五卅运动，各国对中国民族表示同情的，只有工党；其后英国拟以武力侵犯广东，也因为运输工人反对而止。今后英国运输工人若不为英政府任对华出兵之运输工作，英人将永无输送军队欺压中国之可能，吾等为自己的民族生存计，势不得不起而努力，与此时英国罢工的矿工及一切运输工人以声援。”远离英国数万里之中国学生，若没有自己民族要求之冲动，若不认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工人运动之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帝国主义，他们为什么要援助英国的罢工工人！

国民党右派的理论，一向只主张联合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未曾主张联合世界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然而现在对英国工党领袖迈朗氏也说：“如外国之被压迫阶级如英国工党，善意的帮助中国，自当乐受。”这句话的意义，是事实逼迫着他们不能不认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的而不是国家的了。

国家主义者或者又要说：照国家主义的理论与策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即中国对外国之独立运动，应该是国家的，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独力来干，用不着联合什么世界弱小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把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联成反帝国主义之整个的世界革命，这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是国家主义的运动，用不着赤化的理论与策略。

不错，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看做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诚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并且目前在中国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运动，也只是这一理论与策略的运动，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决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并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不过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全世界的实际状况和中国的实际状况，我们若真心要做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应该采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联合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来共同革命呢？还是应该采用国家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关起门来独力革命？

若采用国家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去年各国工人援助中国的五卅运动，今年中国工人、学生援助英国的大罢工，都是多事了！

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应取的态度

自吴佩孚通电护法讨赤到国民军退出北京，这四个月间是英日、吴张合作支配北方向中国民众进攻时期。自国民军退出吴、张势力进了北京，因为互争政权，吴、张间及其背后之英、日间便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日益发展，到现在已由暗斗而进于明争。他们的暗斗明争，表面上虽然是护宪与反护宪，实际上乃是内阁与总统之争。

依据宪法恢复颜阁，已为张作霖所不悦；此次阁员分配，除奉派一个半员外内郑陆张，几乎是清一色的直系内阁，此为奉张所不能容忍，因此有电京反对颜氏摄政之说；张学良、张宗昌遂于十二日相继出京，石老娘胡同办公处完全结束。内阁问题即或能以易人及重新分配而消弭争端，恢复国会选举总统之争即代之而起。贿选国会议员，直系占大多数，事前直方对于总统选举问题若无对奉屈服之协定，奉方岂甘心屈服于直方承认国会之恢复？张作霖即碍于前此协定而不便公然反对颜阁与国会，其消极抵制亦足使颜阁及国会均不能实际存在，如此酝酿日久，又加安福派之活动，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终必破裂。

此联合战线破裂时，民众对之应取何态度呢？民众对英日、吴张，始终是一致反对，同时也注意他们的联合战线之破裂，是有利于民众的一个事实；民众因不必援助何方，即对于拥护贿选国会之直吴，比对奉张更加反对，对于盘据中国腹地为害中国更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之英、吴，比对日、张更加反对。

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对于吴、张冲突，将取何种行动呢？不用说国民政府对吴、张两派军阀是一致反对的；又是其北伐的军事行动，一开始便与直吴触接，不倒吴莫由讨张，况且眼前进攻湖南同时又正在准备援助马济进攻广西的，是直吴不是奉张：“先讨吴后讨张”，这是国民政府不易的军略。国民军若联直攻奉，则所得的除热河外将一无所有，所失的是为直吴利用，助其恢复全国唾弃的贿选国会，断送国民军的政治生命，因此国民军也只有和国民政府取一致的态度，采同样的军略，才能得民众的同情，才能由山西一直向南发展和国民政府北伐讨吴的军事势力相连接。

以上只是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反军阀战争的目前一部分军事工作，这一部分工作如果成功，其意义就是为中国革命的军事势力立下一个比现在稳固的基础，可是全国的民众，尤其是受奉系军阀蹂躏最甚的直隶、山东、奉天民众，应同时奋起反抗当地的军阀，引导所有倾向革命的军事势力，使此次战争成为普遍全国的反军阀战争，一直到摧毁一切军阀的政权，建立革命的人民政府。

孙传芳最近的主张

孙传芳平日的态度，仿佛是注重实行，不屑多说空话，即是不肯发表主张；可是最近他却也发表主张了，且正式的发表主张了，他所发表的主张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三件：（一）是江日两通电；（二）是五日在总商会关于淞沪商埠市政之演说；（三）是六日在交涉署招待外宾之演说。

江日两个通电，一是主张颜惠庆摄阁，一是声明保境息民政策。孙氏向来表示护法而不护宪法，现在江电说：“依曹公通电恢复十三年十月之颜惠庆摄政内阁”，则分明是拥护宪法了。孙氏主张何以有此变化？不用说是反对奉天和迎合吴佩孚两个动机凑合而成的。因为反对奉天，遂不惜牺牲自己的主张而附和吴佩孚，如此——他还是从前不发表主张的态度好。孙氏向抱江、浙、皖、赣、闽五省门罗主义，现在保境息民的江电又说：“窃愿划境以自安；数月以来，迭电声明：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皆本息事宁人之旨，为保境息民之故……如贪婪窃发，抉我藩篱，随我农桑，扰我商贾，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而已。”这电为何方面而发，对山东奉军，对吴佩孚，对广州国民政府，或兼对上述各方面，我们都不必深究这些；我们所要质问孙传芳的是：唐生智并未曾犯江西，而江西竟出兵攻湖南，这是否划境自安，是否息事宁人，是否保境安民？或者有人特别原谅孙传芳，以为他在名义上虽是五省联军总司令，而事实上无权过问江西之事；如果是这样，将来国民政府北伐军开到江西的时候，则孙氏便应该免开尊口，说什么“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这一派的官话了！又孙氏在总商会演说也说：“前日广东代表至鄙人处接洽，鄙人告以南征北伐均属无益，鄙人敢担保五省以内，决不愿举兵南侵。”可是事实上江西确已举兵帮助吴佩孚南征了，孙氏的担保怎么样？并且孙氏又能够担保，福建不受吴佩孚命令举兵攻粤吗？在实际上孙氏既然不能支配五省，便不应轻于开口，说什么担保五省以内怎样怎样像煞有介事的话。如此，他还是从前不发表主张的态度好。

孙传芳对于上海市政的主张，我们可以在他的演说中指出几个要点。他说：“现在上海设一个机关，把地方的行政集中在一处。”又说：“为大上海做一个牢固的根基，当局的人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实力，换而言之，按现在的情形，非官厅先来试办不可。”又说：“对于地方人士的首领，我们不能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不能不使他们知道商埠督办公署的内容，所以设一个参议会，代表各区的人民。”又说：“暂时以淞沪警察厅所管辖的区域，加上浦东淞沪警察厅第三区第一分区与第四分区中间原属上海县管辖的地方，为淞沪商埠的区域。”又说：“模范市的市民，是要预备将来做一等国的国民的，不是容易当的，是要出钱买来的。单就南市闸北两处讲，一百万块钱一年，是万不能够用的。……所以商埠督办公署成立以后，原来有市政的地方，旧税要积极的整顿，旧税以外，还要筹办捐税，原来没有市政的地方，得照闸北、南市的办法，一律纳税。”这就是他对于上海市政之具体的主张，其余若筑路卫生，改良市政，收回租界的预备，以至所谓“真正的自治邦”、“理想的大上海”，我们只好看做菩萨庙的签，灵验与否，不须留意。在这些具体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几个要点是：（一）淞沪商埠的区域，是北至吴淞，南至龙华，东包浦东，西画沪西，除了中间的租界，都在他管辖之下；（二）交涉署道尹署警厅虽仍属省行政而非商埠公署之直辖机关，但同时两署厅的长官都兼任商埠公署处长，事实上已将所有地方的行政权都集中在离埠公署，已渐渐形成一个半独立的上海市政府了；（三）在这半独立的上海政府之下，据他说：闸北、浦东、吴淞、沪西四区的市政，暂时官办民督，南市一区则民办官督，总而言之，都“非官厅先来试办不可”；（四）所谓参议会，只是地方人士首领对于商埠公署顾问的机关；（五）就是要整顿旧税，筹办新税。

就这几个要点看来，如果他真心欢迎人民批评，我们便不妨批评一下。我们现在的批评，并不是故意拿高调来反对孙传芳或丁文江，乃是批评他的主张是否如他所说：“实际上是参酌目前的政局，上海的情形，比较的最可实行的一种办法。”第一，他把大上海的根基，不建筑在市民的权力上面，而建筑在当局者政治上的实力上面，主张非官办不可；殊不知参酌目前的政局，所谓政治上的实力，能保三五年甚至三五个月不发生变动吗？市民的权力，现在固然还很弱，而他的寿命却比官厅政治上的实力长得多；想拿这种短命的实力来为大上海做一个牢固的根基，这根基实在太不牢固了！第二，公共租界工部局之岁入，其主要税收，在一九二三年已超过五百万两（内计：地税一五○五○○○两，市政捐三一四二○○○两，码头捐四二七○○○两）；上海市闸北、南市、吴淞、浦东、沪西五区，比公共租界，地面至少要大四倍，人口至少要多一倍半，而岁入只有其十分之一；其所以如此，乃因为上海租界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输出原料输入制品之最大市场，亦即他们掠夺四万万中国人之中心枢纽。所以上海租界有如此物力，直接上虽是租界居民所负担，其实间接上乃是帝国主义者掠去全中国四万万人血汗之余沥所造成；这种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关系若不改变，照现在上海的情形，而想在租界以外的上海市，诛求和租界同样的税收，办理和租界同样的市政，并由此法而收回租界，这岂非和封神榜、西游记是同等的幻想！第三，即让一万步，承认他是比较的最可实行的一种办法；可是他一面要整顿旧税筹备新税，一面只主张非官办不可，而不肯赏给纳税人一点参政权，这种最可实行的办法，将来实行起来，不无小小困难罢！最近纸烟捐的风潮，就是一例。在这半独立的上海市政府之下，不说普选的市民议会了，就是现有之少数绅士的市议会，他也似乎不屑齿及，他所要的参议会，只有地方人士首领能够参加；闸北、南市、吴淞、浦东、沪西纳税出捐的人，小商人工人占最大多数，那地方人士首领是些什么人，又能够代表什么人的意见呢？我们并不否认市民纳税义务，可是，“不得参政权不纳税”，不能说这是赤化过激的口号罢！并且现在租界上的外国政府连纳税华人的参政权都不肯承认；同时，本国的上海市政府也是这样对待市民，大约中外官厅的贵人们，都一致觉得中国人是“只应纳税不能参政”的贱民！

孙氏在交涉署招待外宾所说的话，有一部分是我们所懂得的，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够懂得的。他说：“我更可以老实的对诸君说，我们中国人（他忘记了刘华也是中国人！）自然不能忘记租界是中国的领土。”他说：“推广租界，始终不能得到中国人的同意，我并且敢说，将来永远不会得到中国人的同意。”他说：“外国人保护是要保护的，但是一切的市税，到今不曾担任分文，这种情形，是公道的吗？是可以长久的吗？”这些说话，我们都懂得。我们所不懂得的，是他说：“凡有条约上外国人的权利，我们在条约没有废除以前，当然要尊重的。”这便是段祺瑞“外崇国信”的主张！他说：“以友谊的态度来交涉，希望在最短期时间以内，想法子把多年的悬案，逐一来解决了。诸君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们设商埠督办公署，不但不是来反对外国人的，而且是要尽量的同外国人合作。……商埠督办公署成立了以后，也要尽力来想法子，用坦白的手段，友谊的态度，来同诸君切实的磋商。”孙氏大概忘了中国官厅以友谊的（或者还是奴谊的）态度对外交涉，已经八十余年，并非梁启超、丁文江等在五卅运动中之新发明；并且外国人都早已知道以友谊的态度尽量的与外人合作来对付中国人民，本是中国官之特长，似乎不用孙氏再向外国人郑重声明了。况且外人也一向是以友谊的态度与中国合作，例如他们替我们掌管海关、盐税，替我们驻兵京、津、沽、沪、汉，替我们司法裁判，尤其是上海的会审公堂，是中外官厅模范的友谊合作！他说：“近许多年来，租界里面的人口，逐日的增加，于是外国人方面有扩充租界的提议，由外国人方面看起来，这种要求，原可以说有相当的理由的。……公共租界的当局，却用越界筑路的办法，来解决人满为患的问题了。”他竟这样承认外人扩充租界和越界筑路是为了解决人满问题，而不是帝国主义者侵略的野心，这和戴季陶承认帝国主义是“人口的增加，使各国人民感觉土地缺乏，为安置增加的人口，便非扩张领土不可”的见地，是一样了。关于此问题之复杂的理论，此地不必多说，现在且举出几个事实问题，答覆他们的见地：近代帝国主义的法兰西，人口日渐减少，俄皇治下之西伯利亚一向地旷人稀，为什么他们也要扩充领土？上海法租界居民并不多，法新租界是因何理由扩充的？公共租界居民之密并无过于香港；静安寺路、戈登路、爱文义路中外居民住宅尚多系平房，并不像伦敦、纽约有无数层楼大厦，况且华界近年已有不少外人的住宅与工厂，当真有越界筑路和扩充租界以解决人满问题之必要吗？他们在上海把持会审公堂，难道也是因为解决人满为患的问题吗？总之：你们若说帝国主义的势力太强大，无论他们如何不说道理，此时我们都反抗不了，这话到算老实爽快；若强词曲说的附和他们，从没有道理之中说出道理来，这就大可不必！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

是不是国家主义？

有许多人，尤其是国家主义派，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不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爱他的祖国——中国，为他的祖国——中国奋斗的，他是极力劝中国同胞要恢复民族主义来救国的，他是极力指责现在提倡世界大同主义未免过早的；然而因此便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那就未免对于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之研究过于浅薄了。

孙中山先生是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这一问题，关于中国民族运动，尤其是关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有重大的影响；这也就是国民党中及国民运动中左右派之根本争点，应该有一个明白确定的解答。

要解答这一问题，第一须分析历史上各时代民族运动的特性，第二须检查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属于那一时代的特性。

因各时代的经济关系日渐复杂，民族运动在历史上乃有三个时代不同的特性：（一）宗法社会时代之封建贵族的民族运动；（二）军国社会时代之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三）帝国主义时代之殖民地的民族运动。

宗法社会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前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富于血统及宗教的色彩，实际上乃是由于民族的封建贵族争夺疆土，因为宗法社会的经济生活完全是农业的，如日耳曼人对于蒙古民族西侵之反抗，中国汉人对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之反抗，回民对于十字军之战争，回、準等族对于汉人之争斗，皆属此类。

军国社会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资本主义前半期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乃是十八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运动，此期运动已渐渐脱离前时代血统及宗教的色彩，而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因为这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不限于农业，已需要商业的发展更进的工业的发展，已非宗法社会制度血统宗教等所能支配，并且在经济的需要上，已有了血统不同或宗教不同之民族所合成的国家；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正需要一个军国制度的国家机关，即超越民族血统及宗教信仰之上的国家权力，以供其资本主义发展之用。这种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亦即民族的国家主义运动，由日耳曼、意大利渐渐蔓延到全欧洲，民族运动渐渐成了国家主义的工具；由日耳曼、意大利之成功，渐渐由自卫的国家主义变成侵略的国家主义——资本帝国主义。这些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即国家主义者，对外则利用“民族统一”的口号，扩张本国的领土与主权（如俄国之大斯拉夫主义，德国之大日耳曼主义，日本之大亚细亚主义等），对内则利用“民族同化”的口号，征服境内的少数民族（如俄国之大俄罗斯主义，土耳其之大土耳其主义，中国之大中华主义，外蒙之大蒙古主义等），复利用“民族生存”及“保卫祖国”等口号，欺骗国内的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国家牺牲。在这时代，不但民族运动是国家主义之工具，并且国家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之工具。

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现代资本主义末期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乃是二十世纪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压迫国家之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联合反抗他们的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不象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单纯的资产阶级运动。因为资本帝国主义有国际性，反抗他们之民族运动也不得不含有国际性，和前时代民族运动之对象及作战策略遂至不同，这也是此时代民族运动和前时代民族运动特性不同之一。若埃及之独立运动，若土耳其之国民革命，若印度之不合作运动及农民暴动，若加哇工农之反抗荷兰，若菲律宾之独立要求，若摩洛哥及叙利亚之反抗法国，若里夫民族之反抗西班牙与法兰西，若波斯、亚喇伯及阿富汗之反英运动，若高丽、安南之独立运动，若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是紧接着苏俄十月革命兴盛起来的，都有无产阶级的力量参加运动，使这些运动渐渐减少了前时代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增加了新的色彩——反资本帝国主义之世界革命的色彩。国家主义派说这些运动都是国家主义的运动，这显然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这是因为他们不曾懂得此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和前时代完全不同。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纯资产阶级的，没有国际性的，造成资本帝国主义的；此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各阶级联合的，含有国际性的，反资本帝国主义的。

我们既已看清了历史上民族运动之三时代各有不同的特性，更进而检查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是属于那一时代的特性，便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了。

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主义讲演》上说：但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界限的，我们要把他来分别清楚，有甚么方法呢？最适当的方法，是民族和国家根本上是用甚么力造成的。简单的分别，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所以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这便是国家和民族的分别。

但自俄国新变动发生之后，就我个人观察已往的大势，逆[预]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

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或委曲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今日德国是欧洲受压迫的国家，亚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强暴的压制，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暴的国家，那些被压迫的国家联合、一定去和那些强暴的国家拼命一战。

现在欧洲列强正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来压迫中国。……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故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第二方面的人数虽然很少，但是他们占了世界上顶强盛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都很大，总是用这两种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但是天不从人愿，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的一万万五千万人，去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列强所以诋毁列宁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世界多数的民族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为少数的民族二万万五千万人所压迫。列宁不但说出这种话，并且还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列强之所以攻击列宁，是要消灭人类的先知先觉，为他们自己求安全；但是现在人类都觉悟了，知道列强所造的谣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们欺骗，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进步到光明地位的情况。“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甚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

在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理论之几个要点：第一，他把民族和国家分得很清楚，他又一向是赞成王道而反对霸道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根本不同。第二，他观察未来的国际战争，是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对二万万五千万横暴者的战争，是超越种族和国家之多数弱小民族反对少数民族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山先生这种代表“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显是国际的，决不是国家的。第三，他明白中国是帝国主义之殖民地，他并且力说这殖民地之我们不但要反抗帝国主义以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自己不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中山先生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明明是属于现代殖民地国际民族运动之特性；而不是属于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之特性。我们明白了这些要点，便不能诬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也不能说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十八世纪欧洲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之产物，是资本帝国主义之前身及其工具，若在现代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时代提倡国家主义，不〔仅〕有时代的错误，并且有药不对症使病加剧的危险。第一，我们要懂得国家是什么。清朝皇帝常说：“我国家二百年深仁厚泽”，如此清室就是国家；袁世凯曾印布一个小册子叫做“国贼孙黄”，如此反对袁世凯就是反对国家；段祺瑞、吴佩孚都自以为“北洋正统武力统一”是救国政策，如此北洋派就是国家；最近奉军亦称反奉的民众有害于国家，如此奉天军阀就是国家；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打破那些朕的国家，取得了那些国家的统治权，便造成了那些资产阶级的国家。这都是他们的僭窃吗？不是的。国家这一个抽象名词，本来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此，则所谓国家主义也就是“统治阶级主义”。第二，我们要懂得国家主义是什么？欧洲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推翻封建阶级夺得统治权后，都已变成反动的势力，所谓国家主义，正是这班反动势力（尤其是法西斯派）用做对外扩张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对内压迫平民或欺骗平民为资产阶级牺牲之工具，即资本帝国主义之工具。第三，我们要懂得国家主义若应用在殖民地是怎样？殖民地不会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便不会有纯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他的民族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参加合作才会成功；殖民地民族运动之对象不仅是近邻某一民族；因此，若应用纯资产阶级性的非国际性的国家主义在殖民地做民族运动，则对内失去无产阶级参加的力量，对外失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的力量。

中国是一个被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压迫的国家，我们决不向帝国主义者讲什么世界大同主义，我们自然急于要救中国爱中国，然而我们不是什么国家主义者。无产阶级本来无祖国，然而他们在救祖国的实际工作上，比任何阶级都出力：在普法战争之巴黎围城中，法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投降了，只有无产阶级尚力奋其最后决死战；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的政策是要仍旧和协约国妥协的，只有无产阶级急起没收了欧美各帝国主义在俄权利，使俄国脱离了外国的羁绊而完全独立；德国的资产阶级一致接受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奴隶德国之道威斯计划，只有德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始终反对；这些法国、俄国、德国为祖国奋斗的无产阶级，都不曾向帝国主义者讲什么世界大同主义，然而他们决不是什么国家主义者。孙中山先生一生爱他的祖国，一生为他的祖国奋斗，然而他也决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纯资产阶级性的非国际性的国家主义，是前时代欧洲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口号，这一口号，已属过去的而且是反动的了；在现代各阶级联合的含有国际性的殖民地民族运动中，他已经是分散此运动在内外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障碍物，凡是一个忠于民族革命运动的人，都应该起来埋葬这一过去的反动的障碍物——国家主义！

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狱”

法国赫里欧氏有言：“目下一般专务私利之投机者，已造成一种资本的巴士的狱，朘削法国政治界之心脏，而政府与之狼狈为奸，报界亦复同一腐败，一般报纸尚自称崇信共和主义，但实则已为资本家之奴隶。”

现在我倒可以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已在中国造成一种“民族的巴士的狱”，朘削中国人之心脏，而中国军阀与之狼狈为奸，教育界、商界中所谓高等华人亦复同一腐败，一般高等华人尚自以为崇信民族主义，但实则已为帝国主义者之奴隶。

五卅运动，就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开幕，就是要打破八十年来这“民族的巴士的狱”。

从前代表法王威权的巴士的狱，摧折了无数革命志士无罪平民，“打破巴士的狱”为法国革命之开幕，至今传为美谈，垂为纪念。现在资本帝国主义在西方造成之无形的资本巴士的狱，朘削了无数平民膏血，并牢笼了报界学者一辈精神的奴隶，为之歌功颂德；在东方造成之无形的民族巴士的狱，朘削了全中国人的无量膏血，并禁锢了高等华人的民族精神不能发展或不敢发展。

我们现在如果真心纪念五卅运动，便应该继续此一运动，而完成其工作——彻底打破这民族的巴士的狱，把中国民族从这狱中解放出来！

我们要打破此狱，不用说首先要毁灭此狱之墙壁——资本侵略制度，驱除为资本帝国主义者看守此狱之狱卒——军阀官僚；一般鼓吹反赤的失意政客及所谓老民党，也在狱卒的伙伴助手之列。尤其重要的是打破狱中人之精神上的镣锁，使之愿意牺牲一切，死里逃生的打出此狱。

最不幸的是狱中人尤其是狱中的所谓高等华人，因精神上的长期镣锁，已麻木其感觉性，自以为身在狱外；并且习于狱中生活，已与狱吏（帝国主义者）、狱卒（军阀官僚）取了友谊的合作态度，反指斥主张打破此狱之人是捣乱，是唱高调，是多事，是惹祸，是破坏和平秩序，是别有用心，是过激赤化。取这样态度的高等华人，乃是打破此民族的巴士的狱之重要阻碍物。

在此次上海各界筹备五卅纪念的联席会议席上，教育界代表有人主张学生不加入此次运动，更不主张各界共同发表宣言，这分明是表示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他们没有什么需要。商界某首领忽然说到什么“军阀帮助帝国主义而共产党也帮助赤色帝国主义的苏俄”这类话，似乎这两方面都应该反对，可惜他们一向只勇于反对共产党与赤俄，而怯于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他们甚至于因为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威吓，怕犯了纪念五卅运动的嫌疑，主张把五卅烈士墓奠基礼改在二十九日举行。更可惜他们竟忘记了扣用火车妨害商业者，是军阀而不是共产党；以苛税杂捐强用军用票等形式没收商民财产者，也是反赤的军阀而不是赤的共产党；把持中国海关抑制中国工商业发展者，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赤俄；他们向之哀求交还会审公堂及租界增加华董而不得者，也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赤俄；他们更忘记了应该全中国人永世惨痛不忘的五卅事件，在日本纱厂，在南京路上，在宁波会馆前，流中国人血的，也是帝国主义者而不是赤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也主张中国民族独立，可是他们都以为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只应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干，不应接受外力即赤俄的援助，甚至于马素拿外国帝国主义的钱办的《独立报》也这样说；他们尤其反对赤俄以军械接济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大概他们觉得中国人所受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践踏并不甚厉害，尽可从容以自力解放，不需急急求助于邻人；他们更或以为只有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应该有武装，该死的中国人民，理应赤手空拳的让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恣意屠杀，不但民众不应该寻求武装来反抗，即接近民众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军，也应该由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来铲除、赤俄不应该接济军械使他们存在，以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患。国民党右派口中虽说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同时却用反对赤俄与共产党以相消；并且大登其广告直指什么什么人是共产党员，公开的向帝国主义者军阀告密。报界宁开罪于民众，而不开罪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封锁民众运动的消息，乃是常事。

这班人的思想主张，其阻碍民族的巴士的狱之打破，也不在所谓高等华人之下，也因为帝国主义者给他们以精神上的镣锁、禁锢了他们的自由思想，使他们不甚感觉狱中痛苦，不急于求解放，不需要邻人之助，甚至于不认识邻人与仇敌。

所以我们如果要纪念五卅运动，如果要继续五卅运动，必须打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精神上的镣锁，一致起来打破八十年来这“民族的巴士的狱”，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才算完成了五卅运动的工作！如此，则将来中国的“五卅运动”，方能和法国的“打破巴士的狱”成为同样光荣而严肃的纪念——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之胜利的纪念！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都以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做，不应该接受外力即苏俄的援助；他们的理论仿佛是一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中若夹杂了外力，便失了独立性，所谓独立便名不称实了。

他们这种形式的逻辑，这种关门革命的方法，表面上好像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更高调些，他们的独立运动更彻底些；可是实际上，若是用他们这样独立的方法，想达到独立之目的，真算是缘木求鱼！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闭关主义，他们不是独立运动而是孤立运动。照他们的方法，关起门来做中国一民族的独立运动，拒绝全世界的同情援助，使中国一民族完全站在孤立无助的地位，此诚为我们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之所喜，而陷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于更孤危更险阻的困境中。

法国《巴黎晨报》曾说：“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赤俄在亚洲势力澎涨，否则莫斯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可见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的计划有国际的联合，而中国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却反对中国民族运动有国际的援助；又可见帝国主义者早已虑到外力援助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对于他们的危险，而中国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却正是专门拼命反对中国民族运动接受莫斯科的援助。这真巧极了，帝国主义者应该如何感谢他们（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

他们以为接受外力援助有损独立精神，他们忘记了美国独立战争中接受了不少的法国援助；他们更忘记了现代国际帝国主义所造成之整个的世界革命状况，和前代各国各自革命状况更大不相同。

现代资本制度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国际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间接在这整个的经济影响支配之下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成了整个的，全世界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工农阶级及弱小民族）对于统治者压迫者之反抗，也汇合起来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各处弱小民族及被压迫国家的解放运动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农阶级解放运动，都是这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关系；因为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之第二十六年，已经是对于资本主义造成的革命对象——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革命时代，而不是十八世纪各国各自对于本国统治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在此整个的世界革命时代，任何国家的革命运动，任何属性的革命运动——阶级的或民族的，都不是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所想像之一国家一民族关起门来独立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

这还是理论一方面，现在再说事实。俄国十月革命总算是最成功的了，然而革命的军事终了后仍然要对小资产阶级让步，仍然要受帝国主义不断的威吓。英国屡欲用兵力压迫苏俄，都因为英国工人反对及各殖民地革命运动之兴起而作罢；最近洛迦诺会议中进攻苏俄之密谋方定，而英国大罢工突起，势不得不暂时停顿。土耳其民族革命之成功，不用说是因为有苏俄很大的援助。土耳其的民族革命总算成功了，基玛尔居然趾高气扬的杀戮共产党了，并且想离开苏俄了；殊不知英法两帝国主义还未倒，他们仍旧向土耳其夹攻，尤其是最近英国抢夺莫塞尔，于是基玛尔再回向苏俄。中国及波斯在俄皇时代所失各种权利，若不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如何能够收回？去年中国五卅运动初起，英、法、德、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其政府，一致宣传中国五卅运动是义和团一类的排外运动，嗣因英、法、德、美、俄、日本的工人及其政党纷起援助，才不便这样宣传。中国的五卅运动，因为有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同情援助，使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提出他们久已忘记了的关税会议来敷衍中国人；并且英国帝国主义者因为恐怕中国五卅运动引起印度人的觉悟，也拿出一点小小让步和缓印度资产阶级的感情。现今弥漫全世界之民族独立运动，如欧洲之墨西托尼亚、皮沙拉比亚、布哥维那、西里西亚、克洛西亚等，如亚洲之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富汗、爪哇、中国、印度、高丽等，如非洲之摩洛哥、埃及、阿尔及利亚等，莫不有苏俄之后援。最近摩洛哥中悲壮震动全球的里夫民族之失败，《巴黎晨报》说：“阿白杜尔克林之降，可使俄、德不复抱法国必败于摩洛哥之梦想，法国虽死一百七十万人，然终能一再表示其自卫之能力，阿白杜尔克林固可依恃法国之恩慈，但宽恕非忘却前事之解，阿氏与布尔希维克及日耳曼之接洽，法人不能忘也。”小小的里夫民族，为数不及一百万，军队只六万五千，前曾击破西班牙十万大兵，继又和法国苦战一年有余，今虽不幸失败，其所加于法国之损失如此之大，此固由于摩洛哥人勇敢善战，而俄、德、法各国共产党人援助之力亦不小，《巴黎晨报》只说法国不能忘阿氏与俄、德之接洽，却不肯说出阿氏更与他自己国中“不爱国”的法国共产党接洽也。

依据这些事实，现代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中各部分相互关系之密切，已非常明显。

现在，我们再研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和世界革命之关系是怎样。

中国是英、美、法、日、意、比等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掠夺的市场，而不是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所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第一个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而不仅仅是那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第二个对象是国内军阀，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用做掠夺中国利益压制中国民众之工具。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是由集中民众的组织，民众取得武装，解除军阀的武装，一直到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之胜利，才能够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中国现有的直、奉两系军阀，只要有一系存在，都是民众的大敌，都是束缚民族解放运动之万钧锁链；国内军阀比起英、美、法、日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却只是九牛之一毛，何况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那更是大莫与京。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但高等华人之友谊的磋商和资产阶级之和平要求，等于痴人说梦；即令有困苦的革命争斗，这种争斗，若不得到苏俄及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力的援助，使这争斗能成为长期的一直到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完成整个的世界革命，也是不会完全成功的。

那么，或者有人以为反正中国的民族解放，非到世界革命实现不会成功，待到世界革命实现了，国际帝国主义覆灭了，中国问题也自然解决了，现在中国民族便无须努力做这不必要的革命争斗。这种见解非常之错。

不但在主观上，世界革命是世界各民族中革命民众之共同义务，任何革命民众，都不能取这种机会主义的可耻态度；并且在客观上，被压迫国家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二者汇合起来，才能根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才能成就整个的世界革命，譬如一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我们若坐待世界革命机会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争斗，使帝国主义者得集其全力以镇压其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我们所坐待之机会，或至永远不会到来。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不应如国家主义者所主张，关起门来独立革命；也不应如机会主义者主张我们自己不必努力，只坐待世界革命之到来。在实际的历史现象上，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高潮，也是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在相互影响中平流并进。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所共同征服的国家，自然不能幻想马上就会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的胜利之可能；但我们在这世界革命高潮中之可能的责任，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争斗，不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不断的和帝国主义者争夺中国现有的武装——尚未为帝国主义者所有的武装如冯玉祥、唐生智等军队，甚至于已为帝国主义者所有的武装如直、奉两系军队——不断的扩张民众的武装，如民团、商团、红枪会、农民自卫团、工人自卫团、工人纠察队、学生军等；经过这样的长期努力与争斗，才能够解除军阀的武装，才有联合别的被压迫国家如苏俄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之可能。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摇动一分，他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潮即高涨一分；中国民众的武装及接近民众的武装扩张一分，军阀的势力即削弱一分，亦即中国民众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之期接近一分；如此长期争斗之结果，再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才能够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才能够实现世界革命，才能够使中国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

在政治上，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征服的国家，在经济上，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掠夺的市场，不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中国民族不会有完全解放之可能；因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背景及其必然的途径，可称为一切民族解放和世界革命关系之模范的说明。

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关门革命的方法，固然不合实际；有些国民党左派，自以为赞成世界革命表示特别急进，其实这并不算什么特别急进。中国民族革命，只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赞成世界革命的人无有不赞成中国民族革命，尽力中国民族革命的人也应该尽力世界革命；尽力世界革命即是尽力中国民族革命，这两件事是很难分开的，因为这两个革命的对象只是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的民族革命者，不但要尽力世界革命，并且要努力研究世界革命的现状及其趋势；换句话说，就是：不但要懂得本国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并且要懂得世界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更要懂得本国和所处的世界之革命的关系是什么一种形势。懂得了这些，然后所定革命的策略及行动，才适合实际，才不至于落后或空想。

现在已经不是闭关时代了，世界各部分的革命运动，因为相互影响之关系日渐密切，已成为整个的不能分开了，凡是一个民族革命者，头脑中若没有一个世界革命形势之具体的图画，并且时常检查这图画中有无错误而加以改正，则口中虽说赞成世界革命，实际上仍旧是关门革命。

一九二六·五·三○

对于上海五卅纪念运动之感想

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意义，一面是纪念去年今日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众之大屠杀，一面是纪念去年今日中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者大屠杀及其历来侵略高压政策之反抗运动。他们的大屠杀，我们固然应该纪念以志不忘；我们的反抗运动，我们更应该纪念！尤其应该有纪念运动，应该以五卅运动的精神，以五卅运动的方法，继续此伟大的反抗运动，一直达到五卅运动之目的，这才算完成了五卅纪念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但要纪念敌人的屠杀，并且要纪念我们的反抗；不但要纪念我们的反抗，并且要继续我们的反抗；不但要有五卅纪念，并且要有五卅纪念运动。若只是有纪念而无运动，即纪念十年乃至百年千年，我们的纪念尽管纪念，他们的屠杀、侵略、高压仍〔旧〕是屠杀、侵略、高压，这样滑稽的纪念，只是增加五卅运动中已死者的悲伤与未死者的耻辱！

今年五卅纪念中，是不是有运动？毕竟有了一点运动。全国的运动是怎样，现在还未能详细知道，且说一说上海的五卅纪念运动。

上海是五卅运动发难地，若只有纪念而无运动，那更是可耻了，幸而还有了一点小小运动，勉强可以遮羞！五月二十九日之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礼，参加的有工、学、商一千余团体，代表有五千余人，散会后整队游行，沿街高呼口号，分发传单。卅日工、学、商一致罢工、罢课、罢市。上午参加市民纪念大会的，有一千余团体，计五六万人，为近数月来未有之盛会，散会后亦分队游行，沿路高呼口号，分发传单。下午参加大马路一带演讲队的工人、学生约三千余人，商店伙友们多自动的出来参加，一时群众占领了大马路，阻止电车开行，毁坏了好些电车。这一点为上海市民遮羞的小小运动，总算照我们预期的做到了。

在这一小小运动中，我们的感想是：（一）一班大学教授及商会领袖们，他们向帝国主义者所哀求的，一点也没有赏脸，因此在五卅周年纪念若一点不表示，则未免难堪，而一有表示，又恐怕上过激派的大当，一见工、学界要参加五卅纪念运动，他们便异常惊慌，恍如大祸临头，所以硬要把烈士公墓奠基礼改在二十九日举行。其实，我们固然不肯完全采用尾巴主义，跟着和平的民众后面跑，同时我们也不肯一意孤行，吓破了大教授和大老板们贵重的胆，未免罪过，我们在事前的计划，曾如吴稚晖先生所言斟酌尽善，丝毫不肯冒昧；至于一切无意义的破坏，更理不应有，所谓到处放火，自然是侦探造谣。现在廿九、卅的运动，业已如商总联会会长邬志豪所言“平安度过”，在一般和平的新闻记者与商界领袖们，如庆更生，大出意外，固然要大大称赞此次运动“有精神又有秩序”，而在一班热烈的民族主义者，或者却要骂“过激派太不过激！”（二）大学教授和商界领袖，都主张不参加群众示威运动，教职员、学生只在各校内开会纪念，做“静默”、茹素、敲哀钟这类把戏，商界则只商总联会全体议董在宁波会馆开追悼会，各店伙友在店“默思”，不准出门；他们采取了这样分离群众的办法，这样滑稽的消极纪念——“静默”与“默思”，因此市民大会中学生比工人少，商人比学生更少，使有超过十万群众可能的市民纪念大会，变成了五六万人的大会。（三）商界领袖们，忘记了去年今日发令屠杀我们同胞的仇人是谁，竟仰面向工部局请领执照，以便佩带起来，向群众劝导！（四）学生固然不能都听从教授的主张，即商人群众也很热烈的出来参加群众的示威及演讲，并不一概听从他们领袖的命令，闭门默思。（五）国民党右派竟不参加公共体育场之群众的市民纪念大会，而和一些招牌工会及反动派，另在斜桥徽宁会馆开追悼会，孙文主义学会竟和新社会民主党、反赤联合会，混在一起！（六）总商会不但不参加运动，并且他们的领袖，竟在此时亲到五卅运动所反对的主要仇敌日本去参观，大开其宴会，大讲其亲善！（七）一向只敢反对苏俄的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素以“外抗强权”自命，在此次全上海市民对强权表示反抗运动中，他们到那里去了？

我为什么要细说这些感想，因为要指出各阶级民众的弱点，希望大家痛改以前的观念与态度，无论过激派、和平派都是自家人，不是仇敌，我们的仇敌乃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我们要认清仇敌与自家人，为反对仇敌，自家人应该合作，万万不可与仇敌合作来反对自家人；更希望大家今后一致起来巩固我们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继续五卅运动的精神和方法一致向帝国主义持久作战，以期达到五卅运动之目的，我们中国人才有生路！

六月一日

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

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国，我们或者可以说农民暴动是中国历史之骨干。远者如陈涉辈掇耕而叹，如赤眉、黄巾、黄巢等役，如闯献之乱，都是官逼农变；近者如洪杨、义和团及红枪会这三件事，更是很明显的农民暴动。

无论士大夫怎样诅咒农民暴动，而由陈涉一直到红枪会这二千年一贯的农民暴动历史，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任何民族中封建社会时代的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不免有顽旧迷信的色彩；他们的行动往往遍于破坏而不免于野蛮，这本是落后的农民原始暴动之本色。士大夫固然有理由诅咒他们的思想与行动，然而没有理由诅咒他们对于统治阶级之反抗暴动。因为中国最大部分生产者是农民，同时却是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压迫农民的不但是统治阶级（从前的朝廷现在的军阀）及其官吏，士大夫表面上好像是站在统治阶级与农民之间，而实际上是接近城市政权，附属于统治阶级，也要压迫农民的；所以分利的统治阶级之暴政一到了某种程度，生产的被统治阶级即起而反抗暴动，即农民对于政府官吏及士大夫之反抗暴动。这本是中国历史的惯例。

现在的红枪会运动，就是这历史的惯例之一。有广大农民群众的红枪会，已普遍了河南、山东全省和直隶之南部、安徽、江苏、江西之北部，黑枪会、黄枪会、白枪会都是他的姊妹团体。河南、山东的军阀，把他们当做土匪，整千整万一连几数十个村庄的屠杀，然而他们实是武装自卫的农民，而不是土匪。他们的大多数不但不是土匪，而且仇视土匪，因此土匪时常勾引官兵来屠杀他们。

红枪会的政纲是：反抗军阀，反抗贪官污吏，反抗苛税杂捐，反抗土匪。他们的思想顽旧迷信，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的反抗暴动之性质，也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当中也许杂有少数土匪，而大部分是农民，且许多是小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的首领也有腐化为军阀利用之可能，而群众是要反抗军阀苛税到底的。

《新闻报》五月二十五日开封通信说：“豫东杞县、通许一带之红枪会，自经李鸿翥用大炮轰击后，村庄被焚者已百里内无人烟，人民死者数以万计。……通许知事至乡间，合集绅民劝导，绅民质问知事曰，‘不教我们信红枪会极易，只要先教地方不见土匪，不再派苛税，不再派恶军队骚扰，完粮纳税一律收用纸洋。’知事语塞，狼狈而遁；会众中之妇孺争以瓦砾追击知事之轿。知事回报后，寇（英杰）知不可以理喻，遂电李速剿，而大祸作矣。”

人民要求地方不见土匪、不派苛税、军队不骚扰、官厅收用自己所发行的纸币，便是不可以理喻，便应该用大炮轰击，便应该焚杀得百里内无人烟，我们要问诅咒农民暴动的士大夫，这是什么理由？

士大夫或者以为农民暴动扩大起来，会造成洪杨时代恐怖的局面。他们这个远虑是有理由的。洪杨时代农民革命的一段历史，被士大夫宣传得十分恐怖；可是实际上究竟怎样呢？此事且不暇博征，姑举最近一点材料，作为参考。

本月六日上海美国侨民团到松江瞻拜华尔将军之墓（美人华尔于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率长胜军助清军与洪杨军战死于松江），福开森演说中有言：是时居华之美名士前同文馆总教授丁韪良博士，曾再上书于美检事长库兴，力言承认南京革军政府之必要。英牧师杨格非、莫维廉、艾约瑟等，皆以革军功成，将为中国莫大之利；杨格非于一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书中有云：“彼较之皇党，实有数百年之进步。”……驻沪英麦领事，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上英首相报告书中，亦谓革军领区内，“人民皆安居乐业”，而皇党辖境，则“贼盗横行”。……当时革军所宣传之宗旨，一八六○年九月十一日大陆记录中记其简要如下：

（一）治理中国者应为中国人，非满人；

（二）专制政府之闭关政策，应即废除，俾中国亦为国际中之一份子；

（三）应采用外国之美术品及制造品；

（四）应与外国定友善之国交，中国物产亦应与外国交易，以辟富源；

（五）采用外国工商业上之新发明。

依据这些材料，洪杨之太平军，未必像当时倾向皇党的士大夫所宣传的那样令人恐怖。况且现在离洪杨时代又有六十余年，中国农民已不无多少之进步，现在比那时又有了革命的政党与军队，倘与农民力量结合起来，当然可以减少前代农民暴动中顽旧迷信、野蛮破坏的成分。

总之，在北洋军阀统治蹂躏下之北方十余省农民，想他们不反抗和暴动，这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任其自然暴动好呢，还是引导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旗帜之下好，这是中国目前一个紧要问题。士大夫盲目诅咒农民暴动，是一件无效的事。

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

民国十五年之政治史，只是皖、奉、直三个军阀党循环胜败起伏之历史。现在皖党倒了，或者是永远倒了，即令再起，也不过是奉党的附庸，决不能够恢复从前一个独立的军阀党之势力了。此时乃是奉、直两军阀党对峙的局面，前者的靠山是日本，后者的奥援是英国。

奉党首领张作霖，虽然承日本意旨想控制北京政局；然而内因旧派吴俊升之迫令联吴，外因国民党尚存在，遂不得不与吴佩孚表示合作。直党首领吴佩孚，虽然想依据奉、直宿约，独揽关内政权，恢复十三年奉、直战前局面，再进而以武力统一中国；然而内因靳云鹗、田维勤、孙传芳之新结合，外因国民军尚存在，又加以英国之劝告，也不得不暂时求助于奉张。在这种利害冲突，实际不能合作而又不能不表示合作的状态中，亦即不能合作又不能决裂的状态中，遂形成了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

护宪问题，颜阁问题，总统问题，阁员分配问题，直隶地盘问题，将来二五关税及大借款分配问题，不但现在的天津代表会议没有解决，即将来任何会议，都不能解决，只有奉、直再战才能够解决。然而奉、直两方都有内外种种牵制，一时却没有因无法解决而再战之可能！因此，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或有相当时期的继续，以至于相持日久，一方面因内部的或外部的变化而自溃，他方面得着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形成一个较明瞭的新局面。

在现时对峙的混沌政局中，两方虽有种种利害不同的冲突，而都有两个共得目的：一是消灭国民军，一是获得二五关税及大借款以救济财政的恐慌。后者较前者尤为急迫，然二五关税及大借款，都必须内阁成立才有办法，而内阁问题，又必须护宪问题与阁员分配问题有了解决才能成立，因此这一目的，一时还不易达到。消灭国民军更非易事，国民一军，至少还有八万乃至十万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有持久坚守之可能；奉军利在国、直互斗，而自己不愿多牺牲实力，吴俊升虽愿牺牲而无多实力，吴佩孚更愿牺牲而实力也有限，靳田军和孙传芳之新结合虽失败，一变而积极的为吴牺牲，当然是个问题，李景林、王怀庆收编之二三万国民二军，时时都有反戈之可能，张宗昌当然要自保山东，不暇他求，魏益三至今还徘徊观望于国民一军与吴佩孚之间，阎锡山兵虽多而无战斗力，在这样状态之下，吴佩孚将用何种力量可以消灭国民军？

再由相反的方面观察，在北直隶一隅之地，聚集这多饷源无着的饥军，人人都须自寻出路，时时都可发生异动；在河南全部，充满了红枪会及豫军独立的运动；在湖南，粤桂军北伐日有发展；这三方面有一显著的成功，即令国民军不冲出，都足陷吴佩孚于更困难的境遇，倘四方面同时发展，吴佩孚只有退走天津。

吴佩孚失败了，现时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才能解决，否则他自身决不能解决，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期望的由奉张控制北京政局是不可能的，因为奉张一时不便和直吴开战；至于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期望的由奉、直两党组织联立政府，使军阀政权得到一个稳定而巩固时期，以便做他们宰制中国更有力的工具，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吴、张实际不能合作。

吴佩孚如果失败了，恐怕也和段祺瑞一样是最后的失败；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必然力助奉张，或更用段，以与国民军及国民政府对抗，英国或与日本合作，或另寻出路。此时国民军及国民政府对奉党军阀及帝国主义之争斗，必更加复杂而剧烈，或至另外形成一种争斗形式，都不可知。所可知者，一方面，此时民众运动必然得着较大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军阀党又淘汰了一个，只剩下一个奉张，这是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于中国人民有利的，所以人民应该努力促成此种变化。

可是现时一般商人及新闻记者，还未看见这种变化之可能性及其有利于人民，反而希望吴、张诚意合作，好形成一个苟安的局面。可惜他们至今还不懂得军阀间永远没有诚意合作之可能，希望军阀间的和平，完全是梦想，即现时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已经是非常之苟安的苟安局面，而且不能持久，再进一步的苟安更是不可能的。可惜他们更不懂得军阀间果然诚意合作，则军阀政权较今日更为集中巩固，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也较今日更加规模扩大，他们借款卖国助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人民也必然较今日更加肆无忌惮。只有军阀间因自相冲突而崩溃，或由人民及接近人民的军队之努力使军阀崩溃，人民才有生路；只有军阀崩溃，在接近人民的军事势力统治之下，强用军票，官绑票，毁坏交通，妨害商业，勒派公债，卖国借款，苛税，扰民等等，象此时反赤军所加于商民的苦痛，才能够免除，号为南北二赤的国民政府、国民军统治下的现状就是一个榜样。无论在反赤军阀对峙的混沌政局之下或反赤军阀诚意合作的政局之下，商民这些苦痛，都是必然不可免的事；所以商民希望军阀诚意合作巩固他们的政权；便等于希望埋葬自己的坟墓更加挖深，希望杀自己的刀更加磨快！

革命的上海

人口超过二百万的上海，为全国工商业之中心，革命运动之客观的条件，他在全中国各大都市中是第一具足的了。所缺乏的是主观上的革命思想与意志。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与意志之故，第一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之资本势力，已经使上海市民“洋奴化”了数十年，尤其是上层阶级，如买办、洋货商、工部局海关职员、基督教青年会，以至于英美留学生出身之大学教授及教会大学之学生等：他们的民族观念，差不多被外国金钱势力毁灭完了；即至下层平民，都免不了崇拜洋人势力和买办地位的心理，不过他们比上层阶级的人们和外人较少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原始排外观念，有时还能够在外人过分的欺压中表现出来。上海纯粹是个商场，从前除教会的奴隶教育外，很少本国的学校自己的文化（所谓自己的文化，是指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美术、文学的教育而言，不是指什么东方文化与国粹），这乃是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之第二原因。

欧战中，中国工商业得了一点发展的机会，于是上海在买办和洋货商以外，新生了一些纱业家、丝业家、航业家及国货商，和外国资本有了一些小小冲突；同时，德国、俄国的革命，使全中国人的心理起了一个大变化，上海市民自然也非例外，一时革新的潮流弥漫了全中国，革新的青年集中了上海，更集中到文化运动与平民运动。因此，上海市民，在客观上在主观上，都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自“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上海市民遂由洋奴化，渐渐行向革命化了。

现时上海市民之革命化的现象是怎样呢？二十多万产业工人不但站起来要求生活改善和阶级的组织（工会），并且大规模的参加政治争斗。有很大数量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业职工，也渐渐起来做经济的罢工，组织职工会，加入国民党，且不满意于国民党中的右派，他们参加五卅周年纪念运动，其热烈并不在产业工人和学生之下。学生大部分是革命的，虽然有少数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从中消极的怠工或积极的捣乱，终以学生群众倾向革命，他们尚无法破坏学生的战斗总机关——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小商人因外国帝国主义、本国的苛税杂捐及大商企业这三种压迫，也渐渐倾向革命：如不满意于总商会的妥协态度，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牺牲关会与五卅案交涉借款卖国，反对北京军阀政府以烟捐向英美烟公司抵借巨款，反对卷烟税，反对军阀破坏闸北自治，反对宅地税，反对省政府停止土布免税，反对闵库增设烟酒令卡，反对省政府增加米捐，反对房捐带征保卫团经费等，都充满了怨愤不平的呼声。至于反对中外官厅护庇烟土，反对增加房租，要求抑平米价，更成了一般平民普遍的运动。最近浦东塘桥乡，竟因巡警征收门牌费，惹起了数千人的暴动。

以上各阶级的民众，即是上海市最大多数的民众，都已经脱离洋奴化，而有了政治的觉悟了。

大商阶级是怎样呢？他们的大部分还留在买办阶级的领域，代表他们的是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商会和代表上海教育界贵族的江苏省教育会，是上海市两个反动势力的总机关。大商阶级中，近来虽然有了少数反对派倾向，如虞和德、霍守华等，然而他们当中的不同，只是多数派乃纯粹买办阶级性，无条件的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合作，少数派稍带一点民族资产阶级色彩，须有条件的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合作。他们对于工人运动也有不同的态度，多数派绝对仇视工人运动，少数派想拿一点改良政策利用工人，以爱国名义为他们对帝国主义要求利益而牺牲，并且主张工人不必有自己的组织。此次总商会选举，多数派得了完全胜利，他们今后和帝国主义者比虞和德时代更要亲密的合作。

大商阶级，在上海民众中虽是少数，而实力却颇雄厚，可以做帝国主义及军阀有力的工具，因为他们掌握着财政金融机关和舆论机关，并且有武装队（保卫团）。因此，在上海市民的民族运动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或者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一直行向革命，以至完成全中国的民族解放；或者由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影响一切民众，渐渐回复到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凡是一个革命家，固然不应因抱悲观而至于看不清革命的环境，然亦不应过于乐观而至忽视革命环境中每个危险，更不应由乐观而至于夸大自欺，陷于超过实际可能之推测。大商阶级之妥协，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民众出卖民族利益，这是革命的上海之最大暗礁，在民族运动之长期争斗中，此暗礁时时都会发生危险。

上海是全中国工商业之中心，亦即一切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中心，同时更是中国中部长江流域精华所萃聚，亦即英国帝国主义者势力范围之根据地；从前太平革命势力一达上海，英国即举全力与之决死斗，今后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争斗，在上海也须比任何地方有更长期的争斗。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失败，乃是他们在中国之最后失败；中国民族在上海的胜利，也是我们对帝国主义之最后胜利。在这困难的长期争斗中，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有更多更大发展之机会，可是我们也并非幻想能够马上一举而获得最后胜利，不妨得寸思尺的逐渐获得胜利，逐渐革命化，逐渐摇动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之基础；惟必力避大商阶级之危险的暗礁，即“中外合作”之幻想，方不至由现在革命的上海，行向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孙传芳、丁文江要的是“大上海”，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上海”，因为洋奴化的上海越大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