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废省宪运动
以前赵恒惕做省宪运动时，引得一般迷信联省自治的先生们兴高采烈；现在赵恒惕仰承洛阳王意旨，暗地里做废省宪运动，不知道迷信联治的先生们感想如何？除章炳麟电湖南省议会外，不知道联治社一班人还有何动作？
湖南省议会为何敢违抗赵恒惕的意旨，反对废止或修改省宪？不用说有多数军官在他们的背后。湖南省宪不是今天才有的，叶德辉为何现在才明目张胆的反对省宪？不用说有赵恒惕、葛应龙在他的背后。
赵恒惕若明白的主张废省宪，马上便要失去湖南军界大部分势力；若明白的主张护省宪，马上便要受北军的压迫；他在进退两难之际，便异想天开，一面召集军事会议来疏通军人，一面制造废省宪的舆论来压迫军人，好达他借口军民人等公意来废省宪的目的。他所想制造的舆论，分新旧两派：旧的即叶德辉等；新的乃是一些做社会运动的青年，所以列宁追悼会赵恒惕也出来赞成。旧的方面他已经达到目的，新的方面恐怕不易利用罢。
赵恒惕何以想到利用青年？他以为青年们向来反对联省自治，此时他却用得着了。他不知道青年们的政治理想是国民革命，对于军阀的联省自治固然反对，对于军阀的统一也同样的不赞成；所以决不会在赵恒惕仰承洛阳王意旨的情况之下反对省宪。恐怕赵恒惕枉费心机！
评中俄协定草案
中俄交涉自有了协定草案，其内容之利害得失已明白的摆在我们的眼前，在理已不容我们凭空说话了。《字林西报》说，此协定是中国片面的利益，俄国只得着空洞的承认；俄国白党，不以苏俄以权利付还中国为然，且因此在京、津、沪、汉、哈大肆活动；独中国人中颇有以此次协定为不利于中国者，其是非得失，决非抽象的争论所可解决，仍惟有就协定草案十五条之内容一一讨论之。
草案第一条是说：协定签字后恢复国交。第二条是说：协定签字后开正式会议。第三条是说：正式会议于签字后一月内成立，六个月内商定。第四条是说：在正式会议中，将中国与旧俄所订一切条约作废，别以平等公平之原则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年俄政府宣言精神为本，缔结条约协定。其实我国对俄交涉协定，只此一条已足，大本既定，别的都是枝叶问题，都可据此原则而解决；若能得自此条之协定于英、美、法、日等列强，则中国便为完全独立国家已无外侮之可言了。现在的实际情形怎样？第五条是说：俄认外蒙为中国领土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俟撤兵条件（期限及彼此安全办法）商定，俄兵尽数撤退？彼既承认外蒙为中国之领土及中国在外蒙之主权又承认撤兵，则中俄间多年悬案之蒙古问题实已根本解决了；即吾人多方疑俄，以彼所于吾国之利益（如取消领事裁判权等）为毫无价值，独于蒙古问题彼未明言取消俄蒙新约，实为后患堪虞；我以为苏俄果如此其狡，在外交的步骤与策略上，我更当签定此协定，看其将来除战争外有何法否认此协定，而不承认蒙古为中国之领土，而不承认中国蒙古之主权，而不尽数撤兵。今此机已失，北政府破坏协定，即在此点其误国之罪已不浅了。第六条是说：两政府相互不做反对秩序宣传。第七条是说：于正式会议测定国界。第八条是说：将平等的原则议定航行问题。第九条是说：归还中东路主权，并由中国赎回该路。第十条是说：俄国抛弃在中国一切租界租地贸易圈及兵营等特权。第十一条是说：俄国抛弃庚子赔款以充中国教育费。第十二条是说：俄国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第十三条是说：将以平等相互主义协定两国关税税则。第十四条是说：赔偿问题在正式会议解决。第十五条说：协定自签字日起有效。自十条至十五条，完全是苏俄所于中国之利益，我们若想向列强取得此等利益，不知道要用多少气力，现在都可向俄国取得了，并且正可援俄例向列强要求，可惜此协定被北政府轻轻地破坏了。列强不但不肯抛弃租界，而且正在设法扩大租界；不但不肯抛弃兵营，而且正在极力增加驻华舰队；不但不肯抛弃赔款，而且须付生金金币；不但不肯取消治外法权及领判权，而且正在努力扩张此等权；不但不肯和我订立平等的关税税则，而且对于他们恩许的二五加税会议还是故意留难；列强所给我们的这些痛苦，拿来比较比较此次中俄协定，其是非事失，十分明白了。我的朋友章行严说：“此次中俄协定，即中国兵打倒莫斯科所得也不过如此。”
上海租界三大问题
上海租界近来发生三大问题：（一）是公使团要求推广上海租界，以为交还会审公堂的条件；（二）是工部局在本届纳税西人会提议取缔印刷品之附律；（三）是工部局在纳税西人会提议增加码头捐。
会审公堂初只为华洋间相互诉讼而设，按洋泾浜条约，权限范围，本有明白的规定，自辛亥革命时，领事团借口民国政府尚未得各国承认，攘为己有，遂至完全华人诉讼，也须听领事裁判，视租界为他们的属地，违背约章，侵犯主权又在普通所谓领事裁判权以上；上海领事团所享此种非分之权，本应据约取消，因何理由须以推广租界为交换条件？而且公共租界永不推放，也载在条约；他们向中国索取庚子赔款，不许中国自由增加关税，不许中国禁止棉花出口，都是口口声声责备我们须遵守条约，何以他们对于上海会审公堂之权限及推放公共租界，便不说遵守条约呢？可见帝国主义者责弱小民族遵守条约，也和军阀政府责人民遵守约法及其他法律一样，凡是与他们有利的，他们便抬出来压人，与他们不利的，他们便悍然不顾了。
租界不是英美的属地，住租界内之华人仍应受中国法律之支配，也载在中国与各国所订的条约；所以一八九九年推放租界时，上海道曾以告示一纸附于致葡总领事兼领袖领事之公函中，晓谕公众，该告示中明说：“所有租界内关系华人之一切章程，如未经当地中国官厅认可，不得发生效力。”（此公函曾载一八九九年工部局报告册第二六二页）工部局自己也知道，外人来中国通商，没有代中国政府及国会来制定法律之权；所以他们将要提出的印刷附律，拟附在洋泾浜章程三十五条，名曰第三十五条甲。我们以为不但三十五条原文，乃取缔马车疾驰，与印刷毫无关联；而且此项洋泾浜章程，从来未经中国政府批准过，根本上不成为法律，今所谓印刷“附”律，试问“附”在何种法律上面？因此，我们可以说：此次印刷附律，即使通过于纳税西人会，并竟得上海领团、北京使团之核准，也只对于西人营印刷业者有效，中国人没有服从之义务；因为上海租界还未割让给外国做他们的属地，他们绝对没有自定法律来责中国人服从的权利。工部局对中国印刷业四团体代表说：“如华人对于工部局行政有不满者，尽可移居租界外。”四代表应回道：“上海是中国的领地，中国人当然有居住的权利；如外人对于中国人反对印刷附律之举动不满意，尽可移居中国外，不来中国经商”。
码头捐原定照货价抽捐千分之一，现在要改为照关税抽百分之三（照关税现制，当货价千分之一点五）。当此工商业不振之时，照旧额加捐一半，以后还须随着关税增加，固然是商民负担太重；根本问题还是：在中国领土之内，在中国主权之下，外人可任意收捐并加捐，而中国官厅收点纸烟捐，他们反出头抗议，这是何等喧宾夺主的世界！
上海市民对此三问题的反对运动，甚为热烈，加入运动的有二十五个商业团体，我们的同胞已渐渐的醒觉了！
我们忠告上海市民的是：“此次三问题，都还是枝叶问题；根本问题是要取消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无论英、法、日、俄、美、德等何国人，要想在中国经商，必须以服从中国法律，遵守中国税则，不侵犯中国国家司法与收税的主权为条件。”
太戈尔与东方文化
太戈尔一到中国，开口便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亚洲一部份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辈自夸为文化渊薮，而日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此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见四月十四日《申报》太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
在这一段谈话中，中国新闻社记者倘无误记，我们可以认识太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也不必比较的讨论相杀残破的西方文化和生焚寡妇（如印度）、殉节阉宦（如中国）的东方文化孰为健全；现在所要讨论的是：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洋思想、亚洲文化，其具体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这些思想文化复活后，社会上将发生什么影响，进步或退步。
（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人人都承认这是东洋固有的思想文化，并且现在还流行着支配社会，尤其是在中国，有无数军阀官僚和圣人之徒做他的拥护者，他并没有死，用不着太戈尔来提倡令他复活。若再加以提倡，只有把皇帝再抬出来，把放足的女子再勒令裹起来，不但禁止男女同学，并须禁止男女同桌吃饭，禁止男女同乘一辆火车或电车。
（二）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这也是东洋独特的思想。在太戈尔的意中，以为正因东洋有这种高妙的思想，所以胜过西洋不知足而竞争，不能忍而不安的社会。殊不知东方民族正因富于退让不争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奴隶的和平思想，所以印度、马来人还过的是一手拭粪一手啖饭的生活，中国人生活在兵匪交迫中，而知足常乐；所以全亚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压制而能忍自安。
（三）轻物质而重心灵，太戈尔也以为是东洋文化的特色。其实中国此时物质文明的程度简直等于零，反之努力提倡心灵思想文化的人，头等名角如唐焕章、江神童，二等名角如梁漱溟、张君劢，其余若同善社社员，灵学会会员已普遍全国；太戈尔若再要加紧提倡，只有废去很少的轮船铁路，大家仍旧乘坐独木舟与一轮车；只有废去几处小规模的机器印刷所，改用木板或竹简。
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倘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在此外具体的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
导淮问题与政治
导淮和江苏、安徽两省民生问题关系极大，我们应该举起双手来赞成，这是不须讨论的；所要讨论的乃是经费问题。
经费约需二千万元左右，所谓中央致府或地方政府，都不愿担负，遂仍旧提出借款的妙计。
借款导淮之流弊，不但像十三日北京《晨报》所言（向美国借款三千万元，苏齐、张謇及北政府各私得一千万元），十分要不得；即果借美款实行导淮，将置沿淮三省之地于美国势力支配之下，那更是加倍的二十分要不得。华洋义赈会里美国的侦探，想支配导淮事业已经十多年了。他们想垄断导淮的工程，想支配长淮的运输，想利用陇海铁路，想开辟海州商埠，果如此一帆风顺，海州将为第二上海，而中国苏、皖、豫三省腹地遂入大美国的势力范围，这件事并不是他们的空想，实在有此可能。
所以现在导淮当以不借用美款为第一条件，至于是否苏齐任导淮督办，还不是什么要害问题，因为导淮督办由财阀或巨绅担任和由军阀担任，都是半斤等于八两。
不借美款，又用何款呢？我们主张应以江皖两省每年糟粮拨为偿还本息，向国内银行团借款；不及十年，即可摊还清楚。南糟本是东南数省人民不公平的特别负担，拨归导淮经费并以后开发沿淮事业之用，本是情理之常。若说此项办法必至牵动全省财政预算，牵动全省军费，两省军阀政府如何能赞成，这便归到根本上政治改造问题，不单是导淮问题。因此可以证明若不根本改造政治，别的事怎样能够着手进行？江苏的绅士们未尝不想在地方做点事，但总想避免触接到政治改造问题，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将来的成绩都可想见。
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
凡是一个大党，内中总难免含有若干派别，简单的分左右两派，复杂的还分左右极左极右及中央五派，这是主义及政策实施时自然的结果。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方在萌芽，此时不但不应各怀意见，且实际的政治运动未认真活动以前，也断然没真的左右派之意见发生，即有意见，也不过是私的感情冲突，决不是公的左右派政见之不同。但将来国民党在政治上实际运动丰富时，左右派政见不同，也是不能免的事。他们不同之点，所争者自然属于具体的政策；此等政策，此时我们还不能够预知，惟那时采用政策之主张所以不同，必然由于两方之出发点有一些不同的根本观念，此不同的观念，乃是左右派之真意义，这是我们可以预知的。
将来国民党左右派之不同的观念，即不同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说：采用革命方法的是左派，采用妥协方法的是右派；两方的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两方所采用的方法与具体政策，便自然不同了。左派的观念与出发点，是忠诚的要贯彻国民主义，对于任何列强与军阀，终以群众的反抗为目的，而不肯出于根本的妥协；右派的观念与出发点，是急于党的胜利，甚至于是急于自己个人地位的成功，主张在与列强或军阀妥协之下，靠少数人的武力与权谋，获得若干政权。
这是将来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照这个意义，左派乃是真的国民党，真的国民主义者；右派乃是抛弃了国民主义，实际上可以说不算是国民党了。
怎样才是国民党的左派或右派，本应该是如此解释；有人以为国民党中相信社会主义的是左派，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是右派，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例如高一涵君前曾表示国民党若采用社会主义，他才肯加入；又如国民党某君曾在广州支部演说国民党应采社会主义，否则便是官僚党；他们这些错误的见解，乃忘记了国民党不是社会党，忘记了国民党的使命和社会党的使命不同。社会党的使命是为阶级的革命而奋斗，国民党的使命是各阶级合作为国民的革命而奋斗。国民党固然也可以采用若干社会主义的政策，而他的使命究竟与社会党不同，所以决不能拿相信社会主义与否为国民党左右派的标准。而且社会党的右派（即反对革命的改良派），在世界革命的工作中，其价值远不及国民党的左派，尤其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
因此，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也肯加入国民党；但他们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加入的，不是妄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加入的；因为真懂得社会主义的人，应该很明白国民党的分子及使命和社会党的分子及使命根本不同，不是可以随便瞎来的。社会主义者在国民党中，理论上固然应该属于左派，但事实上将来是否左派，还是个问题。因为所谓国民党的左派，他的真意义乃是“始终采用革命方法，忠诚的彻［做］国民主义，不肯妥协。”并不单是唱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高调，便算是左派。口唱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或什么无政府主义，而实际上不去做革命的工作，这种分子在国民党中是右派不是左派；因为负有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他的左右派，应该以革命分子非革命分子为标准，不应该以相信社会主义与否为标准。
我们希望国民党对于社会主义者之加入，及一切社会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都有一个明了正确的认识；同时，我们又希望自命为国民党左派的人们，对于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及左派之使命，也要有一个明了正确的认识！
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
太戈尔在杭州及上海两次演说虽极简略，却已表示他的根本观念。兹综合其演词，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二个错误的根本观念。
第一个错误是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他在杭州说：“现在觉着交通便利，民族很容易接近，这果然是科学的功劳，什么火车啊，轮船啊，但是科学只能使物质方面增加便利，总不能给我们心灵上有许多便利和愉快，反觉着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他在上海说：“中国因物质文明而被创，犹之魔鬼展其破坏之舌，尽吞我生命之涎，欲不哀痛，又乌乎可。以言文化与物质，则如谷粒比钻石，谷虽不如钻价之巨，而其真价值乃远过之。……惟吾人既生人世，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物质文明，亦未尝无所用；余之所言，盖因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地位，颠倒乖乱，遂造成无限之恼闷。……且中国文化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不得不据实以告，深望于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的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太戈尔也知道科学可以使交通便利，他也知道既生人世不脱离社会；他更应该知道除交通以外，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只有科学能够增加物质文明。现代无限之恼闷，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质文明不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二）是少数人垄断物质文明的恩惠，遂造成阶级间的掠夺。这些侵略掠夺之无限恼闷，都非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的发展科学与物质文明及全社会普遍的享受物质文明才能救济，这乃真正是科学与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地位。若是我们自己侥幸有了物质文明的享乐，便忘了世界上还有无数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阶级得不着物质的生活而困苦而恼闷，只管由着自己兴趣，高谈什么精神文化，什么心灵愉快，什么讨论思想，把这些生活奢侈品当做生活必需品的谷粒，反把世界上无数劳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质当做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钻石，像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若并普劝天下无衣无食无住的苦恼平民也都以进求心灵愉快为重，以物质生活的奋斗为轻，这种人不但是“何不食肉糜”的昏君，而且和牧师们劝工人“向上帝求心灵的安慰胜过向厂主做物质的争求”是同样混账，这种人还配说什么“带了赤裸裸的一颗良心”！
中国诚然因物质文明而被创，但太戈尔要知道，创中国的不是中国自己发生的物质文明，乃是欧美帝国主义者带来的物质文明，这正是中国自己的物质文明不发达的结果。魔鬼是驱使物质文明的帝国主义者，不是物质文明本身。中国文化诚然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但太戈尔要知道，中国文化到底是些什么，说起来实在令人可笑而且可怕。这种可笑可怕的文化倘不被物质所迫，皇帝仍在坐龙廷，龙廷里还幽闭着许多宫妃与阉宦；男子仍在埋头读八股，女子仍旧裹着足关在绣房里；印刷店仍用雕板或木质活字，不会有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欢迎太戈尔；太戈尔坐小车由杭州到北京，至少要走一个月，太戈尔在路上犯了法，知县大老爷或许赏他数百小板一面大枷。像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他速死。一颗炸弹可以杀人，也可以开山通路；一条铁道可以运兵打战，也可以运粮拯饥，所以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并无罪恶。太戈尔觉着科学及物质文明足以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他不知道人类个人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社会不能担保各个人物质的生存，各个人遂不得不各自争存并庇及子孙；阶级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特殊阶级垄断物质的精神的生存之权利，被压迫的阶级不得不起而抗争；民族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特殊阶级不但在国内掠夺劳动平民，并须在国外侵略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弱小民族，才能够维护其垄断私有之权。这三种争夺残杀之根原，共总都由于社会经济制度之不良，换句话说，就是由于财产制度乃个人私有而非社会公有，完全不是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我们敢说，科学及物质文明，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固可用为争夺残杀的工具；在财产公有的社会，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所以太戈尔觉着科学及物质文明足以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乃由于不明白社会制度之效用并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
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太戈尔在杭州说：“人类要用爱来调和……这些大师是代表相互的爱显现出来的，为人类友爱的模范，并不像欧美人带了枪炮等等而来，是拿了他们文化的精华来供给中国的。……前面所说两个印度大师到中国来，只要带了赤裸裸的一颗良心，现在我来，也如这两位大师的精神一样，因为中印两民族间，自有一种不可分离的爱。……现世可怕都是人类自杀的情形，所以大声疾呼，想要回复人类精神上的乐土。”对于太戈尔这些话，我敢说：“先生之心诚苦，先生之术则疏矣。”人类社会三种争夺残杀的根源，上面已经说过；现在再单讲民族间的争夺残杀，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发展到必须输入原料输出剩余生产品才能够维护其阶级特权之时，自然形成侵略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发展之自然结果，也就是民族间争夺残杀之唯一原动力。欧美人带枪炮来中国，并不是欧美人特别没有良心，乃是他们资本制度发达的缘故；古代印度人只带文化来中国，并不是他们特别有良心，乃是那时印度没有资本制度的缘故。现在的印度人也并非特别没有良心，可是因为受了英人支配，也会带鸦片来中国，并帮着英人带枪炮来中国。“爱”，自然是人类福音，但在资本帝国主义未推倒以前，我们不知道太戈尔有何方法可以实现他“用爱来调和人类”这个志愿。没有方法的一个空空的志愿，本是无用的废物；孔夫子的仁义叫了几千年，基督的爱也叫了几千年，何以现在仍是“人类自杀的情形”？此时太戈尔又来叫“爱”，我要问问你这“爱”之叫声，能够感动欧美资产阶级使他们实行人类相爱，使他们自己取消资本帝国主义，不去掠夺劳动阶级不去侵略弱小民族吗？我看等于向老虎说：“你不要吃人罢。”你若是大声疾呼，对被人压迫的阶级被压迫的民族说：我们任他们掠夺任他们侵略，我们不必反抗不必残杀他们，还要爱他们，让他们占据这物质上的乐土，我们只要回复精神上的乐土便得了；这便等于向被老虎吃的人说：“你让他吃罢，你还要爱他，你只要灵魂到天堂便得了。”如此，老虎固然要重谢太戈尔先生，可是苦了被老虎吃的人！这就是太戈尔先生要带来中国赤裸裸的一颗良心吗？
太戈尔这两个错误的观念，都是社会改造之思想上重大问题，并不是站在一个纯粹诗人的地位上谈诗说艺；我批评他乃根据他在杭州、上海两次演说，并不是事前臆度。这两点都应该附告《文学》周刊记者“澄”君。
丧权辱国之无线电密约
美国和日本两年来在中国独占无线电台之争，也就是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军事上商业上重要的交通机关之争；最狠毒的是他（美国）要占中国重要的交通机关至二十年之久，而建设这机关的经费及其损失还要中国负担，其实中国的军事和商业眼前并不需此。中国无力负担，便要向他负借款的义务；民国十年所订此项借款密约及续约，据日来上海各报所传，说是：电台开办以后，有利益即与中国均分，但中国所得之一半须存美国银行，充作偿还借款之用；倘开办后并无利益，或有亏折，此项借款本利必须于十年还清。电台以外所有交通部一切财源，全数作为偿还之担保。
利益是美国的，损失是中国的，这才真是丧权辱国的外交，反对中俄协定主张派兵收蒙的爱国诸公何以不出来说话？
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
去年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人说：“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今年广州圣三一学校的英国人又说：“这是英国人的学校，有英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徇你们的请，任从你们中国人的自由。”英美人这样反复声明他们在中国办教育的宗旨，昏瞆的中国人总应该醒觉了罢！
中国人果然有点醒觉了，效法清华留美之阴谋侵略的日本对华文化事业，朱经农君怀疑于先，北京学界戒严于后，同时奉天教育界且有收回教育权之实际运动，虽至腐旧《申报》记者亦表同情于收回教育权之主张（见四月二十六日《申报》），他并说：“外电并谓国际间尚受投降条件之支配（即外人教育权）者，现惟有中国一国，此吾国向所未闻之意义也。”不过我们在《以后一切对华侵略皆将以教育的形式出之））（见本周报二十二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见《前锋》月刊第一期）、《中国教育问题》（见《前锋》第二期）等论文中，都大声疾呼的说过，可惜《申报》记者心史君都未曾注意。
《申报》记者心史君并详论最近土耳其收回教育权及奉天收回教育权两件事，这两件事实是我们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实例，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欧战以前，列强在土耳其设立的学校，中小学、女学和大学都有，最多的是法国，其次是德国、美国，不用说，这些学校之目的和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一样，都是养成奴隶人才，为他们的帝国主义之前驱；大战发生后，土耳其政府否认了以前与各国所定条约，于是法国在土耳其的学校都关门了，美国的和德国的仍旧开着；一九一八年协约战胜后，德国在土耳其的学校，也都破坏了，惟有美国的学校，一直到洛桑会议，尚为土耳其所应许。可是现在土耳其人已明白美国人对他们的教育侵略，和法、德并非两样，所以在收回司法权和关税权之后，最近更收回教育权，凡外人在土耳其所设学校，一律勒令停闭，即美国新在君士坦丁设立之医学校及以六万镑经费开办之女子专门学校，亦在勒令停闭之列；这就是所谓“不受投降条件中最末之一权利”。土耳其人这种独立不羁的气概，实在令有奶便是娘的中国教育家愧死！外人替他办教育便讴歌外人，军阀捐钱给他办教育便讴歌军阀，“有奶便是娘”，还论什么条件！
中国所受列强教育的侵略状况是怎样呢？全国大点的城镇几乎无处没有教会学校。除无数小学普及穷乡僻壤不计外，即在城市之中等以上的学校，据中华教育改进社报告：全国一三七五校中，外人设立者占一六二校；男女学生二六九一○八人中，外人所设学校之学生占二八五三四人。他们在中国所设大学，几乎无一省没有；他们势力最盛的是南京、上海、广州三处，最可耻的是广州、南京，教会学校以外，即中国自设的大学及高师中，也有许多留美学生或教徒为大美国及教会宣传德意，这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伤心之事。至于外人直接设立的学校，不服中国政府管理权，以耶教经典代替中国的伦理道德功课，更不用说了，所以外电说：“国际间尚受投降条件之支配者现惟有中国一国。”试问讴歌教会学校清华学校及欢迎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诸君，对此外电所云作何感想？
日本人宣传的本领及工具远不及美国人，所以中国人反对日本的潮流，比反对美国不知要大过几千万倍。日本人现时虽然知道，然而他的手段仍是异常笨拙，他方在模仿美国清华式的运动，马上即被中国人看出破绽，尤其是被讴歌清华学校的欧美留学生看出破绽；同时，他在奉天方面的教育侵略也过于肆无忌惮，引起世界上最麻木的中国人也起来反抗了。
日本在奉天教育侵略的方法，是在南满、安奉两路线各站，迭次添设公学堂（即小学）、添设师范学堂，招收中国学生，推行日本风的学校，以造就日本化的中国人。去年奉天省教育会开常会时，教育厅长谢荫昌曾提一案，凡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奉省政权所及之地域，对于奉省人民施行师范教育及小学教育。此案通过后，即由厅派调查员调查两路各站之前二项教育，报告结果，一体认为应予收回。日本听得此消息，遂向交涉署、教育厅质问，谢厅长则主张由中国计费偿还，收回自办，日本人仍不服，最近奉天政府决定召集省教育会临时会解决此案。
日本外务省派员质问谢教育厅长时，问他是反对日本办学堂或是反对办学之人，谢答道：
两者都不赞成，对于用人，日人决聘不到好的中国教师，中国人稍有智识血性者，多不肯为日本用，故公学堂之中国教员，多半为中国不用的腐旧老童生。各公学堂实在办得不好，女缠足，男留辫，学生但知有清国、日本，不知有中华民国；其余功课均无足观。办法更令人不满意，学生听讲时，巡警监视，不准教员讲中国人之爱国话。
在这一段话中，我们总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奉天之教育的侵略，是何等肆无忌惮！但我们同时应该知道英美教会在中国各省所办的学校，何尝不和日本人在奉天办的公学堂是同样宗旨，“三育”和“圣三一”便是标本，决不可像英美留学生一面怀疑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一面却讴歌英美对华文化事业！
我们希望奉天人，收回教育权更进一步勿以小学师范为限；我们更盼望全国教育界，不但对于日本在华文化事业应该怀疑，对于英美在华教育侵略也应该反对；就是对于教员中美国化的留美学生及教徒也应该廓清。勿让收回教育权不受投降条件之支配的土耳其人专美于前！
上海租界工部局能在华界行使职权吗？
奸商卖国贼郑伯昭，为图上海闸北宜乐里房屋加租翻造，被众房客所反对，遂藉洋势，假托英商泰利公司领换道契，于五月一日由泰利洋行大班白兰特，在工部局领取执照，带领印度巡捕二十五人，马队一排，西探十二人，荷枪实弹，督率小工五十余人，到宜乐里，将该里沿马路一带商店，实行动手拆屋。时在早晨七点钟，住在该里各房客均由梦中惊醒，一般妇女小孩搬运什物，如遭大难，哭声震天。当拆屋时，一部分工人涌入各商店内，拆除楼板地板，一部分工人上屋抽瓦，一时砖瓦乱飞，有房客赵子祥及某姓小孩均击伤头部。该里房客联合会及闸北国土维持会均召集紧急会议，以图对付；闸北各公团也都愤慨，开会讨论设法援助。
我们若问：工部何故派人到宜乐里拆屋，他们必说为保护泰利洋行产业。
我们若问：外人开的泰利洋行何以能在中国内地置产，他们必说泰利洋行在宜乐里置有房产，曾得中国官厅准许；因执有道契的缘故，外人在邻近租界之内地（如闸北、浦东等处）置有产业者很多。
如此，我们便要问：闸北宜乐里房捐门牌向归中国工巡局办理，明明不在租界之内，即泰利洋行翻造该里房屋亦曾向中国工巡局请领执照，此次泰利洋行何不仍在工巡局控告，或请英领向中国交涉署交涉，而控之租界工部局；工部局又遵何条约有何权力能派武装巡捕到完全华界拆毁房屋？他们敢说“租界工部局照条约能在中国任何内地行使职权”吗？
我们敢告维护国土反对推放租界的全上海市民，此次工部局拆毁宜乐里房屋，决不是单纯的宜乐里房客被压迫问题，乃是工部局越界行使职权侵犯中国国土国权问题呵！
欢迎广州上海两学生会
中国爱国的青年学生，自“五四”、“六三”后，几乎一蹶不振，各地学生会大半有名无实；尤其是学生之重镇上海、广州学生会，连名也没有了！
好了，现在否极泰来，不但北京、武昌学生会渐渐活动起来，而且广州学生会及全国中最有力的上海学生会，都已恢复他们的组织了！
三月九日复活的广州学生联合会，在改组宣言里，已显现他们彻底觉悟。我们更忠告全广州的学生，今后将地方观念、宗教观念荡涤净尽，坚固的团结整个广州学生会，永远勿从安那其的谬见，自由退出而分裂而自杀！
“六三”运动的青年英雄——上海学生，亦于“五四”纪念日，将可敬的学生联合会重整旗鼓，出席者三十余校代表，会中职员都已选出了。我们更忠告全上海学生：（一）今后之活动应全体动员，各个都能尽职，勿但责难少数领袖；（二）应视全国学生为一体，勿存南北之见；（三）勿以宗教之故分裂上海学生团体。
我们更有忠告于上海、广州学生会的是：全国学生总会是学生界必需的组织，是学生界作战的重要工具，是敌人——列强与军阀——所疾视的，是学生界所应拥护的。学生总会应发见以前的错误，努力与上海学生群众携手合作；上海学生亦应捐弃细故而谋全国学生的大团结！
爱国的青年们！我们应该只看见敌人们——列强与军阀——压迫我们侮辱我们是何等凶猛，我们不应该单看见弟兄们的小过，大家亲密的团结起来吧！
工界厄运重重
自“二七”后，全国工界（只有广州除外）都在军阀及中外资本家猛烈的进攻之中，最近流血的惨痛又将复现了！
第一件事就是本月十三日汉口工人杨德甫、周天元、黄惠、萧晋德、许白豪、吴玉山、钱生财、罗海丞、黄子章等被捕，目下尚在稽查处审讯中；他们大半是京汉失业工人，落在正面的敌人直系军阀手里，自然是有凶无吉！
第二件事就是湘潭锰矿运工罢工，公司向官厅请兵弹压，前由湘潭县署派兵拘去工人仇六生；近又请长沙县署派荷枪兵士十余人到炭塘子取消工会，强制工人上工，工人向之理论，兵士即放枪示威，并拘去工人及旁观者四人，公司且有贿请县知事枪毙此四人之说。此矿运工工资，向来按照斤两计算，裕甡锰矿矿公司在官厅立案，以二十四两为一斤，已经出乎情理之外，乃该公司复违反成案，竟私以三十六两为一斤，工人等终日拼命搬运犹不得一饱，迫不得已乃为要求减秤而罢工，要求不着还要被捕流血，世间竟有此不平之事！
第三件事是开滦煤矿矿井，前曾压毙工人五十余名，事后只挖出尸身十七具，所有被难家属境况极其惨窘，乃矿局抚恤只给有亲无尸者二百二十元，有亲有尸者一百十元，此数只等于购买一骡马之价，虽工人家属备极哀求亦无效。
我们的生活必需品，那一样不是工人血汗所赐，而军阀资本家竟这样毒杀虐待工人，一般社会倘竟不为工人表示同情，那真是工人无负于社会，而社会有负于工人了！大家还要明白：中国社会若始终是这样冷酷，必不单是工人阶级之不幸！
汉口之党狱
直系军阀吴佩孚之走狗萧耀南，近又在汉口逮捕多人，外间传为压迫工人过激运动，其实是破坏国民党运动；因为杨德甫等九人虽是工人，也都是国民党党员，并且是汉口党部之重要职员，同时被捕的律师国民党党员刘芬（即刘伯垂）和工会向无关系，况且自“二七”以来，汉口工会运动异常沉寂，那里还有什么过激运动。
国民党是创中华民国的政党，中华民国的招牌一天未下，国民党当然在任何中华民国领土内有公开的活动之权利。创造中华民国的党不能在中华民国公开，已经是奇了；不但不能公开，还要因为是国民党而被捕，岂非奇之又奇？
最近改组后的国民党和党魁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独立奋斗的精神与决心，已渐渐得着全国民众的同情。卖国媚外的直系军阀见了眼红，遂一面在香港、北京制造传播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一面在汉口大捕其国民党党部人员；他们这样倒行逆施，爱国的民众应该对他们更加一层深的憎恶，因为得罪国民党人其罪小，摧残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国民党其罪大。摧残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国民党，实际上便是帮着外人压迫中华民族。
世界的反动政象之转机
一年以来世界的反动政治之表现，最显著的便是意大利之穆孛〔索〕里尼内阁、法兰西之普恩赉内阁及日本之清浦内阁。但就近日新选举之结果看来，这种反动的政象已略有转机了。
意大利之选举，国民党从一百零六席降至三十九席，社会民主党从一百二十二席降至四十八席，独有共产党从十三席增至十七席。其结果穆索里尼一年余“清一色的意大利议会”之努力完全失败。
法兰西之选举，左翼诸党共得二百九十六席，内计急进社会党一二七人，社会党一○一人，共和党三九人，共产党二九人；右翼诸党即政府党共得二百七十四席，内计稳健共和党一三七人，左共和党九二人，独立急进党三四人，保守党一一人。政府党既失败，普恩赉势必出于辞职。
日本选举之结果，宪政会得一五三席，政友会得一○一席，革新俱乐部得二八席，以上反对政府之三党共得二八二席；政友本党即政府党只得一一○席，此外商业同志会一二席，中立派五七席，政府党在国会所占议席勉强只及三分之一，清浦内阁已无留恋之余地。
此中更可注意的，属于第三国际之共产党，不但在法国获得胜利，而且在备受意大利政府压迫摧残之下，尚能够得工人之拥护增加议席。
杨德甫等冤杀与国民党
据近日上海各报电传，五月十三日在汉口被捕之国民党党员工人杨德甫、周天元、罗海澄、黄志章、许白昊五人及律师刘芬，确于五月二十六日由汉口解赴洛阳，二十七晨，由吴佩孚亲自审问数语，即将杨等五个工人绑出枪毙，惟刘芬因湖北省议会电保，尚在押候讯。
他们被捕被杀的罪名，据《申报》五月二十九日汉口通信说：“军署系先得沪探密电，谓杨受粤孙密令，纠集党徒回鄂，图结工人起事，故军署饰令稽查处逮捕，而工党之狱遂起。”又据萧耀南所给湖北教育厅密令说：“案准府军事处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禀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派遣党徒，分往内地。”
原来杨德甫等是奉孙中山的命令回湖北实行共产主义而被杀，世界奇案冤案，莫奇过于此冤过于此了！
第一，孙中山并未在他政权所及之地鼓吹共产主义，何以能够派人到湖北实行共产主义？第二，杨等五人加入了国民党和在汉口党部担任职员，这都是事实；然周、罗、黄、许四人并未到过广东见过中山，杨德甫去年虽见过中山，新近个人由上海回汉口，那里有什么受密令纠集党徒之事；而且中山先生即有密令图鄂，怎会给关系很浅的党员杨德甫！第三，爽直的工人们，他们加入了国民党，向人直言不讳，杨德甫素好大言，又不择交，声称受命来鄂，因此召祸，这都是意中的事；然而说他是过激党回鄂想行共产主义，则未免太冤了，因为杨德甫、周天元在上海在湖北都曾极力反对过激党反对共产主义。
极力反对过激党反对共产主义的人，竟以过激共产运动之罪名而被杀，世界上奇案冤案岂有过于此者！
可是军阀官僚们所视为过激之内容和我们大两样，例如马联甲所谓教育已经过激，平民教育更是过激，则全国教育界都是过激党，何况工人杨德甫！更何况革命老祖孙中山！
军阀官僚们眼中心中的孙中山国民党，始终抱定三民主义努力革命，实在“过”于“激”烈，实在是北洋旧势力唯一的敌人；国民党改组后，他们更忍无可忍，所以一面增加兵力压迫川、湘、闽、粤，一面在北京、汉口大捕党人。
营私无法乱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们，他们这种行为本不足责，我们所希望的是有良心有判断力的国民，能在这些具体的事实上分出是非向背，然后国事才有可为。
中俄协定签字后之蒙古问题
停顿日久之中俄协定，忽于五月三十一日正式签字，其中有无特因，我们不必推敲，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今后蒙古问题。
在中俄国交上论起来，俄国撤退驻蒙兵，承认蒙古是中国之领土，都是应该的；但在数年来努力建设的外蒙自治政府而论，便有问题了。第一不幸是中国犹在极横暴不法的军阀统治之下，决不会有丝毫尊重蒙民自治的观念，他们如果实行派兵收蒙，所派的兵无论是直方或是奉方，都一定要重演参战军焚杀淫掠故事，可怜素受中国军队凌虐的库伦市民，才平安了数年，现在又要重逢浩劫，这是何等不幸！第二不幸是蒙古民族中还有与平民对抗的旧势力王公喇嘛等特权阶级存在，这些守旧的特权阶级，本来愤恨新得政权的平民新党，本来天天在那里做中国军阀扶助他们复辟的梦，现在他们的梦却真有实现的希望，这件事不但是蒙古现代政治进化史上一大关键，并且是蒙古现代文化史上一大关键。
在中俄协定签字之后，蒙古民族中新起的平民阶级，如何能够继续支持他们数年来新的政治新的文化之建设，而不为王公喇嘛等和中国军阀相勾结的旧势力所倾覆，中国及俄国有理想的平民，对于这件事似乎都不能对岸观火！
外人对于商标之无理要求
据本月二日《申报》北京电：荷使新照会，对商标要求，（一）商标公报应用英文；（二）商标局应聘外人为顾问；（三）反对第十条更换代理人之规定；（四）反对六个月期限。农商部决采纳前两条，驳覆后两条。
此消息若确，北京的农商部真是昏聩极了！他所驳覆的后两条，第三条不过防杜流弊，第四条更无关重要，到是第一二条关系重大，他反而采纳了。商标公报用英文，不但于一般华商不便，而且中国还不是英国的属地，为什么政府所刊发的公报定要用英文？无论公私何种机关，若自动的聘用外人办事，本是很寻常的事，若以外交的拘束必须聘用外人，便于国家用人行政的主权有碍。在此互市时代，无论何项行政机关，绝对没有关系外人事务的很少；因有外人事务的关系，便须聘用外人，中国还成何国家！
海关必须聘用外人，税务处、盐务署、稽核所都必须聘用外人，铁路也必须聘用外人，司法方面更加有会审公堂和使领裁判，现在商标局又须聘用外人，从此扩充起来，将来因有外人设立的学校之故，教育部也须聘用外人，外交部更是不用说，再扩充到海陆军部及各省军民长官署，那时候中国更加体面了！
厦门大学学生也有今日
陈嘉庚出资兴学，一时颇博得社会称赞，其实他完全是个市侩，不知教育为何物，不但把学生当奴隶，连职教员也都是他的雇用人，精卫、杜威先生都曾说这校将来必糟；后来他又雇了一位孔教国学大家（其实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华侨）林文庆当校长（陈嘉庚向来自称校主），自然更大糟而特糟。
虽然如此糟，而学生从无动静，我们时常叹惜这些青年真真麻醉死了；岂知不然，今日竟能醒觉起来，驱逐校长林文庆。
起事之远因，不用说是这位校长林大孔教徒闹的笑话太多，其近因，乃五月廿六日林文庆挟嫌辞退未满约期之主任数人，学生抗争无效，风潮遂起。三十日全体学生罢课，电新加坡陈嘉庚撤换校长，三十一日在教育会招待各界，宣布林文庆罪状。林文庆请求军警捕拿学生，学生推代表向海军及警厅说明罢课原因，请勿干涉。林计不售，又于本月一日使建筑部主任陈延廷、教员林幽率土木工人及流氓四百余人，围打学生，学生会主席罗士清，纠察主任林作桢，预科代表雷荣模，均受重伤，海军到场弹压始止。地检厅将殴伤学生之陈延廷、林幽拘收县监，各界多主调停，惟陈嘉庚覆电仍信任林校长，则实无调停之余地，将来该校能否扫除林毒，能否有改善希望，全视学生们能否奋斗到底。
林文庆不但盲目的拥护旧思想，而且在南洋馅媚外人压制同胞，这种人当校长，不单是厦大学生的不幸，实是中国教育界的耻辱！
德国对华赔款问题
此时中外喧传的德发债票问题，其实不单是德发债票问题，我们应注意到全部德国对华赔款问题。
德国对华赔款，原来是二万三千三百万元，中国允以战前所欠德国债票作抵一部分。计中国所欠德债，计五厘借款，四厘半借款，津浦借款及续借款，湖广路借款，善后借款，六项共计二千八百五十四万镑，略与对华赔款相等。惟此项债票，已于欧战前后多半转入他国商民之手，曾由中国宣布作废，可抵赔款者，面额只有一千零三十九万八千七百九十五镑，其余德国应另付中国的现款，当在一万万元以上；再除去扣付战前所欠德商借款及战时没收德产，亦不过五千七百万元，其余五千万元何以竟无着落？
至于收回抵作赔款之一千余万镑债票，除去用作偿还战时德侨在华损失四五千万元，净余债票面额约尚有四五千万元；此理应销毁之四五千万元债票，为什么必须折成一千五百万元交德华银行经理？将来这二三千万元的损失归何人担负？
北京政府对于这一切都不顾，一心只顾德发债票案速签定好提用前存伦敦拟付德债之款。此案并不交所谓国会通过，已于本月六日在德使馆秘密换文；换文之后，北京军阀们便可取回伦敦存款九百万元，全数用作军费。
对德战争中，中国人民尤其是赴法的华工，受了不少损失，所得赔款名为二万万元以上的巨额，东折西扣，一无所有，实际上只收回伦敦存款九百万元，供给军阀挥霍，北京军阀官僚们营私误国的黑幕重重，即此德国赔款一端，已令国民不能容忍。
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黑暗势力
由无政府主义到工团主义，在理论上，或者有人说是退了一步，然在实际进行上，实在是进了一步。所以有些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反抗黑暗势力之联合战线上，应该是我们最亲近的好友；在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之联合战线上，更是我们最得力的同盟军；因为工团主义者了解阶级利益调和之不可能，不似伪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派采纳劳资妥协政策。
惟工团主义尤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之根本理论，我们非是不肯赞成，真是不忍赞成。他们的根本理论有二：只做经济争斗，反对一切政治行动及政治组织；工人团体独立自治，反对一切政党。
我们以为人类社会尤其是今日经济组织复杂的社会，想把经济、政治两下绝对的分开，已经不容易，每个经济争斗剧烈起来，都会变成政治争斗；因为工人们经济争斗的对方，资产阶级及资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所以要占有政权，正为拥护有利于他们的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制度，不服此等制度的人便是叛徒，便要受他们政权所表现的法律之制裁。工人应该是社会之支配者，如何放弃政治不问；如何不要政权管理政治；如何将社会上最重要的机关——政治组织让给资产阶级永远专有，使他们永远支配社会支配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永远在他们政权支配之下只做经济争斗！
既然要问政治管理政治，便不能不要政党，这更是很明白的事。况且同一工人阶级里的各分子，他们的阶级意识及革命之决心不能一致，这便是不能拿整个独立自治的工人团体来代替工人政党之唯一的理由。
以上是理论，以下再就事实说。
大战后，欧洲资产阶级濒于破产，一时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俄国工人都卷入革命的漩涡，各资本主义的国家即支配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战慄危惧，他们自救的方法是：（一）用武力、宣传、封锁等破坏俄罗斯工人革命事业；（二）组织欺骗工人的国际劳工局，吹出几个改良政策来和缓工人阶级的革命风潮；（三）造谣诬蔑革命的工人政党——国际共产党，说他们利用工人支配工人，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的指导者；（四）在各种工会中实行分裂政策，排斥革命分子尤其是共产派的工人，使工人大的团结分裂为几派。这四个方法同时并行，一九一七年以来的工人革命怒潮居然遏住了；各资本帝国主义的黑暗势力，遂因此得以保持并且复兴起来。这次黑暗势力之保持与复兴，以背叛阶级的第二国际及亚姆斯德丹之黄色职工国际为最有力的工具。他们帮着各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去实行上述四个方法；去帮着宣传劳农俄罗斯的罪恶；去出力讴歌国际劳工局；去造谣诬蔑共产国际，更是他们最得意的技能；去实行驱逐共产派分裂工会，乃是亚姆斯德丹派公开的政策。这班背叛阶级的改良派如此这般的做资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还不足怪，最奇怪的是无政府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于是时大鼓吹其“反对一切政治”，“反对一切政党”，“反对一切国家与政府”，“反对共产党在工会中活动”；大鼓吹其什么“独立主义”，就是主张纯粹的职工联合会向共产党宣告独立，换句话说，就是工会和共产党不发生关系。照他们的主张，总括起来，是要使工人运动和政治运动脱离关系，是要使工会和政党脱离关系。他们虽说是反对改良派，而实际上这种行动，却是和改良派取了同样的步调；因此，实际上也和改良派一样帮助资本帝国主义的各国遏住了工人革命的怒潮，让黑暗势力得以安然保持与复兴。工人脱离了政治运动并且脱离了革命的政党，又在高呼独立自治之下，在高呼不要支配不要首领之下，分裂又分裂，自己消灭自己集中的战斗力，那里还有什么革命之可能。无政府派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欧洲引导工人向这样错误的道路上走，实在是资本帝国主义各国所快意的事，而是我们所痛心的事！
再讲到中国，小农及手工业的社会，本来对于政治及政党不甚关心，这是中国进步迟缓的现象，决不可说是好现象，军阀政治正是根据这个现象而发生而续价存在的。主张“不问政治”、“不要政党”，此时一定很受人欢迎；然而这种主张越受欢迎，越是中国人的灾难。无政府派在中国鼓吹不问政治不要政党，也和太戈尔在中国反对科学反对物质文明一样，都是拿催眠药给磕睡虫吃。
况且军阀政府最不愿人民干政，尤其不许工人干政，更不许工人和政党发生关系。最近萧耀南通令汉口各工厂，勒令工人具结永不加入政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若在工人中宣传；“不问政治”、“不要政党”，到正合军阀的口胃，因为他们怕的是工人要问政治加入政党。军阀们不但不要工人干政和加入政党，并且设法截断工人阶级和知识者的关系，例如：今年日本政府允许工人“五一”游行，但以非工人的社会党不加入为条件；中国的军阀官僚们屡次向铁路工人劝戒“勿为学生政党利用”。这是什么意义呢？原来知识这件东西，是人类社会进化之发酵母，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因为失去了经济的权利，便也失去了知识的权利；所以无论何国劳动运动之初期，都少不了知识者之奔走鼓吹和扶助，我们敢说这是没有例外的。军阀们有意或无意窥破这个关键，所以极力破坏工人和知识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但在工人中宣传“勿为人利用”的口号，并且在每次工潮中特别注意和严惩参加运动的知识者，例如：上海因邮差罢工而监禁李启汉，长沙因纱厂工潮而杀黄庞，汉口因铁路罢工而枪毙施洋，这便是他们知道而且实行消灭工人革命之发酵母。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若鼓吹工人不问政治不要政党，并且鼓吹工人团体独立自治，工人的事由工人自己干，反对一切知识者参加扶助；这简直和军阀是一样声口，这简直是阻止工人参加革命运动，这简直是帮着军阀宣传，这简直是无形中延长黑暗势力的生命。
在工人心理幼稚的中国，不但对于政治组织（政党）和政治争斗不敢出头做，有许多便是对于经济组织（工会）和经济争斗还有点怕。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劳动运动的人，不事急进，不作高论，暂时专力工会运动和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以养成由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的力量，这样的方法，我们是不能反对的；若从根本上主张工人永远不问政治不要政党，说好点，这种主张是幼稚的左倾；说坏点，便是避去革命的行动，免得和现政治冲突。
中国工人所受军阀政治的苦痛，别的且不说，黄庞的血，“二七”京汉工人的血还未干，洛阳工人血又在我们眼面前流着，我们怎忍心不去革命，怎忍心不去和现政治冲突！
有人说工人即得政权也不能解决劳动问题，并引俄国劳农革命为证。我们固然不能造谣瞎说俄国劳动者已经一步登天了，而且因全社会生产力向来幼稚之故，俄国工人物质的生活当然不及英美的工人贵族（一部分技术工），比起其余任何国工人却只好不坏；至于实行八时制及其他教育、游艺等精神上的愉快与夫政治上的自由，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若依据资本帝国主义的英日路透、东方等通信社反俄的宣传，便真相信俄国工人还在失业困苦之中，那便是太无常识了。
以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肯相信劳农革命的俄罗斯，而却肯相信资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这是万分不应该的事呵！
我们以极诚恳的情绪来劝全世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同志们，你们的言论行动都应该加意考虑，万勿只顾攻击我们客观上正帮助了黑暗势力而自己还不觉察！你们口头上攻击我们，说我们革命不彻底，你们应该要比我们更彻底些更高明些，然而事实上你们在欧洲取了和改良派同样的步调，在中国更老实和一向反对革命的研究系合作起来，你们果何以自解？
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
自本月十五日起至今日止，上海各丝厂女工罢工已有十天了，罢工的丝厂已由两家扩大到十四家了，罢工的人数已增加到一万多了；在近来，不但是上海劳动界一大事件，并且是全中国劳动界一大事件。
此次罢工的原因是：因为厂主一面公同议决每日工资至多四角二分，比去年减少三分；一面还要增加做工时间。工人方面以为既要增加时间，就不说加薪，至少也要恢复去年四角五分的工资；厂主方面坚执不允，遂至酝酿罢工风潮。其初十二日，天宝路天昌丝厂工人即有发动之意，经厂主报告警署，派队弹压乃已。至十五日，胡家木桥云成丝厂工人首先罢工，经警捕劝谕无效，狄思威路同丰永丝厂工人亦继起。十六日加入罢工者，又有梧州路之裕经、统益、元丰、长源、福华，七浦路之永泰及天宝路之天昌等七个丝厂的工人。随后加入者又有分水庙之物华厂，斐伦路之瑞纶厂等数家工人。警区在同丰永厂附近捕去女工九人，后释放七人。为首之曾胡氏及黄陆氏尚押在警厅；而罢工风潮不但不因此静止，尚有日见扩大之势。
现在女工们的口号是：工资不恢复到四角五分不上工，工作时间不恢复到十点钟不上工，不释放被捕的姊妹不上工，不恢复我们的工会不上工。
我们平心讨论此次罢工女工之要求，是否正当：第一，在工资方面说，上海各丝厂女工工资最底额每日一角，最高额每日四角，其余二角、三角、三角半不等；向例新茧上市时，每日工资多的加到四角五分，少的也有一角五分，此外每星期每人赏工半个，每月赏工四个，现在都一律取消了。厂主减薪的理由，是说去年丝价每百斤售银一千七八百两，所以工资加到四角半；今年丝价每百斤只有九百两，所以只定四角二分。这个理由实在似是而非。丝茧总公所开会时，王㧑卿君说：“现在新茧三担才烘干茧一担，干茧七担才制丝一担，成本需千元。”成本一千元，卖价九百两，还是赚钱。所以《新闻报》记者羲农君说得好：“丝市不振，固系实情，生活增高，亦为事实，欲求两全，殊无善法；惟工人方面关于生活问题，丝厂方面仅属于利益之厚薄。”第二，在工作时间方面说，厂主们要想更多赚钱，只有设法和外丝竞争市场，若要穷苦的女工多做点工，拿他们的血汗，来弥补你们的损失，漫说丧良心而且也有限呵！况且照部颁工厂通则及省长通令，每日工作不得过九小时；而上海各丝厂都是自晨五时起，到晚六时止；其间除去午膳一小时，实际做工也还有十二小时，现在又要延长时间到晚七时止；上海物价日见其高，女工们所得工资已经不够生活，凭空又要延长做工时间，他们怎能不聚众反抗！
因此，我们承认此次女工罢工所要求的都很正当；我们希望一般社会，尤其是主张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的国民党，对于这些穷苦无告女工们，公开的出来加以援助。
国民党与劳动运动
在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中，劳动运动有最重大的意义，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对此最重大的意义，实有了解的必要。可是现在尤其是将来实际动作时，都会竟不了解而陷于错误的观念，因此我们必得详细解释一下。
第一，就国民党的主义上讲：此时任何政党党纲，都论列到社会的经济政策，可是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前造端时即注意到民生问题，这是受了德、法两国劳动运动的影响，而后进的中国国民党遂有此特色——和民族、民权并列的民生主义。什么是民生主义？简单说，就是如何解决劳动平“民生”计问题，不是说解决全民生计问题；因为全民中富有的部分，当然不劳国民党锦上添花为他们来主张民生主义，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乃为着劳动平民雪中送炭，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如何解决劳动平民的生计，国民政府之经济政策及农工立法，尚在将来，眼前急需的经济组织（工会、农会）及日常生活之改善，乃解决劳动平民生计之最小限度，国民党对于此类最小限度的劳动运动若不实行援助，则民生主义的理论及保护农工利益之党纲条文，便都是不兑现的支票。各种主义的党派，对于劳动运动之性质与内容及劳资间的关系，虽不同途，而于最小限度之经济组织及日常生活改善，则殊无二致。若并此最小限度而否认之，则已无劳动运动之可言，这是军阀阶级的主张，提倡民生主义的国民党当然不能如此。若恐怕参加此等最小限度之实际运动有赤化的嫌疑，这便和军阀官僚们把一切工会运动及罢工都当做社会主义或过激运动是同样的无常识了！
第二，就国民党的组织分子上讲：有人以为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若出力援助劳动阶级，岂不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失了合作的同情？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错，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然正为他是合作的党，便不能只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应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应该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必如此，才有各阶级合作之可能。国民党若恐怕援助劳动阶级，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失了资产阶级之同情；但是不援助劳动阶级，不怕违背劳动阶级的利益，失了劳动阶级之同情吗？国民党若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利益，若只珍重资产阶级之同情，那便是一个单纯代表资产阶级的党，不是什么各阶级合作的党了。要他合作，却不顾及他的利益，现代的劳动阶级未必还是这样可以愚弄的罢！国民党既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应该的；但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有拥护之道，就是应该站在民族及民权主义上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应该站在“反民生主义”上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详言之即是：破坏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一是外人制我工商业死命的协定关税和外人在中国设厂制造，第二是军阀官僚之战争及厘金等苛税阻碍工商业。因此，国民党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奋斗，惟有厉行民族主义反抗掠夺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者，和厉行民权主义反抗紊乱中国政治及财政的官僚军阀；若不努力于此等奋斗，转向穷苦的劳动平民，要他们多做点工少拿点钱，以弥补资产阶级被外人及军阀官僚所掠夺的利益，此种“杀穷人起家”的办法，不但不合天理人情，而且在此半殖民地状况的中国，即尽杀穷人也不能起家，因为劳动平民无论如何牺牲，比起资产阶级所受外人之掠夺及军阀之损害，不过九牛之一毛。因此，我敢说：国民党若怕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肯参加劳动运动，简直没有理由；何况他是各阶级合作的党，不是单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更不是和绅士们相依为命的陈炯明。我曾在《国民党与资产阶级》一文中，说明国民党的革命是于中国资产阶级有利益的，劝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国民党，因此有班朋友们指责我，说我轻蔑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其实我在那篇文中并未如此说，因为我始终希望中国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此时他的组织分子上也实际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这班朋友们不愿意人轻蔑国民党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很对的；可是若同时恐怕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肯参加劳动运动，倒现出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来，这却不对了。我们现在所用“各阶级合作”这个名词，应该要知道这名词有两个重要的解释：（一）是各阶级合作，不是各阶级合并，因为阶级是不能合并的；（二）是国民革命之政治的合作，不是劳资妥协之经济的合作，因劳资两阶级在经济上没有能够合作之共同点。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若不将这两个合作之意义解释清楚，在实际工作上必发生无穷的纠纷与困难。
第三，就国民党革命的战斗力上讲：我们固然不能武断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的革命热总是间歇的；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劳动阶级，越富于革命性；这些情形在各国都没有例外，在埃及、印度、爪哇、飞律宾等国民革命运动中，劳资两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更是眼前的明证。中国又何独不然！由工人农民群众，而商联会与学生会，而总商会与教育会，这三层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是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总商会所代表的，又应该分资本家和财阀两派，中国此时财阀的力量更大过资本家，若新旧交通系，若京、沪银行业者，若香港、广州的富商，都属于财阀派；他们是依赖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军阀官僚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们不但不是革命派，而且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国民党，固然是各阶级合作的党，然而也应该看清财阀、资本家、小有产者（学生、小商、小农、小工业家等）、工人农民这四个阶级当中，那个阶级能够供给他更多的革命战斗力。国民党若是看轻了工人农民；若是恐怕参加劳动运动得罪了财阀和资本家；若是觉得财阀和资本家不但比起劳动者是绅士，而且比小有产者更有力量；若是相信财阀和资本家能帮助国民党成功，一味交欢他们，因此便不敢和劳动阶级接近；如此，国民党的革命战斗力必然要衰弱下去，革命的色彩也必然要淡薄下去。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党，不用说，他的党纲，他的行动，都应该努力于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对内对外的战斗；但同时，万不可忘了更有革命战斗力的是更向下层的阶级，尤其是最下层的劳动阶级，更万不可牺牲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来维持资产阶级之利益；因为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运动，中国之国民之解放运动，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总观察上，在估量国民革命运动全战斗力上，都知道劳动运动有最重大的意义，不应该为任何次重大的意义而牺牲他。
智利领判权与中国主权
帝国主义的列强蔑视中国的主权，要算最近硬派智利驻沪领事有裁判权是最露骨的表示了。
据六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说：“本埠智利领事是否有权过问本国人民之诉讼事件，北京来讯，外交团未与臂助云云。兹据上海消息，领事团已议定，将有关智利国人民之事交由智利领事署办理，不以中政府所称该国无治外法权为意。”又二十四日《文汇报》说：“本埠领事团议定智利国应享治外法权，闻已通知会审公堂。”
领事裁判权本是列强加于弱小民族最大的侮辱，此时我国民正在要取消他；况且列强所视为神圣的华府会议也曾议决取消；况且德国、俄国都已先后实行取消；况且中智条约并未许他有领判权；而上海领事团居然硬出头代替中国政府允许智利国应享此权，这是何等露骨的否认中国犹有主权！
中国政府所应许交还的俄使馆，北京使团硬不许交还；中国政府未应许的智利领判权，上海领团硬要他享有此权；照此下去，中国的外交，到底还是中国政府作主，还是外国使领团作主呢？
外交部给江苏特派交涉员的训令说得好：“查中智条约，既无领事裁判权之规定，此次智利派驻上海领事，本部发给证书时，亦经郑重声明：且此事系中智两国问题，第三者更无代为决定之权利。”
向来不说理的北京公使团尚知理曲不与臂助，而上海领事团公然一意孤行，简直是目中无人！向来媚外的北京外交部尚知据理力争，而爱国的上海市民何以没有严重的表示？
内国银行又供给军阀一百万元
上海《申报》六月廿八日北京电：“外交界消息，内国银行日内可望垫百万，由德款上扣除，此百万为粤事用。”这一个很简短的电报，可以说明中国财阀在政治上的关系。
我们第一要知道财阀和资本家之不同点。资本家是运用资本力图货币与商品之辗转相生；其结果社会之生产力因以增加。财阀是勾结外国与军阀，或为卖国的媒介而分润，或为政治的投资而获利；其结果卖尽本国生产的需用品（如原料、矿山、铁路等），吸收国内生产的资本供给军阀用在不生产而且是妨害生产事业的地盘战争。
因此，我们屡次指明财阀和资本家不是一物，屡次指明财阀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仇敌，是附属外国及军阀的反革命派，若新旧交通系京沪银行业者及香港、广州商人皆是。
我们若把这班财阀当做资产阶级，那便完全不了解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是什么。国民革命党若把这班财阀当朋友，那便完全不知道国民革命之对象是什么。
这班财阀们如何结托香港政府，如何以商团拥护商人罢市向革命政府抗税，如何反对广东政府取用关余，现在又供给曹政府一百万元，大家应该明白他们和列强及军阀是有何等固结不解的关系。
法西斯党与中国
意大利法西斯党穷凶不法，世界上那一国不知道！中国北洋军阀穷凶不法的苦，人民已经受够了，不图混账的美国人用尽方法，又要把穷凶不法的法西斯党介绍到中国来；他们去年在《大陆》报上大鼓吹其意大利法西斯党有代表在上海，劝中国商人去请教；现在又有一个私贩军火的美国人什么凯南中尉，竟将美国的法西斯党引到中国来了。日前上海破获的三K党机关，虽没有法西斯的名称，实际上他们在美国利用憎恶黑人底群众心理，做出种种穷凶不法的事，和意大利法西斯是同派的恶徒。
他们别高兴，他们同派的法西斯在意大利就快失败了。自众院议员社会党麦台悌氏被法西斯党谋害以来，全欧洲舆论都很激昂，各国社会党在日内瓦召集大会，直斥法西斯党是凶犯是强盗。牵涉此案而被捕的法西斯党重要人物甚多，地位仅次于穆索里尼的领袖罗锡氏，亦因被控自向警局投案。参院议长狄士尼在院痛诋杀人自利之目的，首相穆索里尼亦表示异常愤懑与惶恐。据六月廿七日罗马电：意国全境本日一律停工十分钟以纪念麦台悌氏，各公共事业亦皆停顿二分钟。又廿八日罗马电：在野党考虑议员麦台梯氏被害案后，今日开会通过不信任现政府之决议案，要求另立迅速废除法西斯党军队及严厉取缔各种不法行为之政府。
日暮途穷的法西斯党，他的穷凶不法，已暴露于全世界；美国对我们经济的文化的侵略，我们已领教够了，现在他们觉得教会学校青年会、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等工具还不够用，又要把穷凶不法的美国法西斯党即三K党引到中国来（六月二十五日淞沪警厅破获的三K党机关，明明是美国人主持的），试问他们对中国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深仇大恨？
美国侵略中国之又一形式
——三K党
穷凶不法的三K党，就是美国的法西斯党；但是他标明纯美国主义，不独肆行惨杀黑人，即非美国土生的白人，亦在排斥之列；照常情此党之发展，只限于美国以内，断没有走到美国以外，提倡纯美国主义，排斥一切非美国人的道理。
可是近来上海竟发见了什么中国三K党，纯美国主义的三K党上，忽然加上中国二字，奇一；什么中国三K党，标榜的是狭义爱国主义，而党名却用外国文字，党务则由外国人主持，奇二。
六月二十五日淞沪警厅在横浜路破获他们的机关，拿着的七个党员当中，有两个是美国籍，他们指着室中所挂美国国旗对警察说：“我们是美国公民。”警察进屋时，他们正在和一个美国人名叫凯南（Kearny）的谈话；同时，附近的美国人立即通知美国领事。事后，凯南公然自己具名投函《字林西报》说：“余为该党之顾问……三K党……认目下一部分华人及一部分外人所宣传之排外说为错误，于中国有害，故该党对于此说，力辟其谬。……该党一切党员均负有阻止排外宣传之义务。”
依据上列事实，当然可以明白所谓中国三K党完全是美国人的阴谋；《字林西报》说得好：“其目的究竟是为美国呢，还是为中国，非有若干中国人出而为该党发言，此疑问终难解释。”我们并可以明白这党是一个为害中国尤其有害于上海治安的团体，因为三K党在美国多穷凶不法的行为和他们在上海的顾问是一个私贩军火的人物。
美国三K党本是极端排外的，而据凯南说中国三K党乃是一个阻止中国人排外的机关，这岂不矛盾得很？所谓中国三K党也曾标榜狭义爱国主义，然而以抱狭义爱国主义的人，入外国籍，受外人支配，托庇在外国国旗势力之下求生活；这不算，还要帮助外人阻止中国人排外，这岂不更矛盾得很？
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他名为中国三K党，仍旧是美国三K党，仍旧是排外，他们在中国也是外人，所以阻止中国人排外；诚然是狭义爱国主义，惟所爱的是美国不是中国，并且还要中国人也爱美国；这是美国对中国总的经济侵略之下在教育侵略新闻侵略外之另一形式。
孙宝琦去职与金佛郎案
孙宝琦在辛亥革命时，始而伪独立，继而取消独立，其为患得患失的鄙夫已可想见。明知曹锟窃政为正义所不容，又明知曹锟左右多佥任必不能容他人久据内阁，而竟不惜附逆以过短命总理的瘾，孙宝琦之为人更可想见。
孙宝琦之为人固糟，然尚有两件事还不算糟到极点：一是他在私的行为上尚不至象顾维钧和李彦青结拜弟兄；一是他在公的政策上尚不肯附和王克敏承认金佛郎案。
半年的孙阁，自上台到下台，都始终事事与王克敏相持，最重要的是金佛郎案。他二人半年来明争暗斗之结果，卒以曹袒王而孙去职，王之得意可想，王之政策将要如意实行也可想。
王克敏对于金佛郎案之政策，厄于孙阁不能实行，这是全国皆知的事；今孙去而继任者无论为顾维钧为颜惠庆或王毓芝，都必能和王克敏合力同心谋曹家的利益。承认金佛郎案，自然国家的损失，即于曹政府也未必有多大利益，关税会议未必因承认此案而能实现；然而曹政府，尤其是王克敏个人，终想尽力设法承认此案，以便在外人方面财政上有所活动。
在这一点，国人对于孙去王胜的局面，应该有相当的注意。
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
意大利人几乎是公开的在天津发卖军械，最近马联甲又在那里购去大批手枪子弹等；上海方面，法国邮船安乾尔号私带军火案才判决，本月四日又发现了美国船拖儿开脱号密运大批军火来沪，已经海关查出大木箱六十二只，内藏手枪来复枪一百九十九支，旋轮手枪四百○一支，机关枪八尊，子弹十三万五千粒；同时，日轮白山丸船员亦在虹口马路上被巡捕搜出手枪五支，子弹三百五十粒。
帝国主义的列强，动辄以华府会议镇压我们，现在他们对于所议决的禁止军火来华案怎么样？
他们一面输入多量机器制造品，摧毁了中国的农业手工业，使多数农民工人失业而流为兵匪；他们又一面输入多量军火，使中国的兵匪得着武器更加横行。中国兵匪的势力，完全是列强制造出来的，于是他们又可以借口兵匪扰害外人，向中国政府讹索敲诈，这都是英、美、法、日、意各大强国各文明国对待我们中国的行为。
他们在中国制造了兵匪，还要责备中国政府不能维持治安，还要向中国政府敲索赔偿；可是土匪们已经光顾到列强支配的租界，近来上海租界几乎每天都有抢案发生，不知列强对于租界治安将责备何人维持，其损失将向何人要求赔偿？
若是美国人果然能在上海组织一个强有力的三K党，一面召集中国土匪，一面密运美国军器，那时上海租界上的治安，还要比现在好看十倍哩！
给维经斯基的信
亲爱的维经斯基同志：
您从北京写来的信和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收悉。鉴于急需给北京、哈尔滨、天津和汉口派遣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同意召回的同志务必尽快返回中国，特别是张太雷。我们也在期待教授返回。
8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在广州举行会议。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分部的声明，这次会议将讨论和决定所谓的共产党问题。据说，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为了明确“如何在国民党中做工作”，我们给各区委各地委和各独立组发出以下通告。您的意见如何？我们急切地期待着您的建议。
至于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过是左翼理论家），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在他们的对内政策中表现出反工人倾向，而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反苏倾向。如果以后还以这种精神（援助反动派）给以支持，那么这就会对远东的革命产生很大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将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
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陈独秀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三日）
收回教育权
教育改进社今年在南京年会中所通过的各议案，算是收回教育权案有点历史的价值。
无数在外国教会学校诱惑锢蔽之下的中国青年，受了土耳其封闭美国人所办学校的刺激，“收回教育权”的呼声，首由广州学生喊将出来，不期而应者几遍全中国，教育改进社的右派分子，竟为全国青年的呼声所迫，容纳了左派分子之主张，通过了此案。将来实行至何程度，现在虽不可知，而最小限度（一）总可以使外人感觉中国人心犹未死尽，无形的文化侵略究竟不象有形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那样便当；（二）总可以使在外人势力之下麻醉久了的青年明白教育权应该收回，是中国教育界所公认，并不是什么过激派的主张。
然而恐怕也只有这两个最小限度的效果，因为他们的议决案中，并没有明白坚决的办法；他们的办法是：（一）凡外人借学校实行侵略，经调查确实，应由政府勒令停办；（二）施行甲、乙两种注册；（三）于相当时期接收外人所设学校。
这种明白实行侵略的事实，尚待调查，岂不是笑话！注册是取缔不是收回。相当时期，是不是无期？
他们堂堂的收回教育权案何以这样二百五？这缘故很容易明白。（一）是因为教育改进社完全在研究系操纵之下，他们如何能赞成这样急进的主张！初提此案时，研究名人范源濂犹极力称赞教会学校之成绩，经陈启天等纷起驳斥，才将会场空气转换过来。（二）是因为教育改进社社员中，有许多耶教徒或教会学校出身，他们都加入讨论，议决案怎能不二百五？
我们认真讨论起来，与其主张“收回教育权”，不如主张“破坏外人在华教育权”；因为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前，目下二百五的中国政府和中国教育界，都不会有收回的决心；至于破坏的责任，便不须依赖政府与教育界，只要在教会学校受奴隶教育的二十万男女青年有这样的觉悟与决心。
上海防盗问题
上海近来无论华界租界，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抢案发生，这自然是上海市民的大害，各路商界联合会群起讨论防盗方法，自然也是应该的。
他们防盗的方法是怎样呢？南京、福建两商联会提出办法六条：
（一）严查私贩军火及私藏军器；
（二）增加站岗及巡逻巡捕并改良交替换班方法；
（三）装置盗警特别电话；
（四）加严检查旅馆；
（五）取缔界内游民；
（六）设备盗警武装汽车。
百老汇路商联会的意见是：
（一）禁止诲盗诲淫影片；
（二）各捕房门首装置报告信箱；
（三）规定一律营业时间。
山东路商联会主张：
（一）清查户口；
（二）检查旅馆；
（三）救济失业游民。
其他各路商联会所提出之办法，大致都和上列各办法大同小异。
工部局及各西报恢复笞刑的办法，固然可笑；即各商联会所提出的，也都不是根本办法。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上海何以多盗的原因。到是工部局总巡强森君的话还有一半对，他说：“研究盗匪所以猖獗之故，其原因有二：（一）为上海附近退伍兵士众多，群以上海为生财之地，工部局无法阻其入境；（一）为枪械来源不绝，且多数为外国轮船私运……有盗有械，因之盗案迭生，诚为遗憾。”
何以说他的话只有一半对呢？因为他所说的第二个原因，有械是由外国私运，这是对的；他所说第一个原因，有盗是由于上海附近退伍兵士众多，这是不对的。其实有械固然是外国之赐，有盗也完全是外国之赐。他们把持中国的海关，不许增加进口税，使中国本国工业不能发达，于是他们输入多量廉价制品，毁坏了中国的农业手工工业的经济，驱逐无数农民、工人失业而流为兵匪，这就是中国兵多匪多之唯一原因，岂非是外国之赐？内地已为兵匪搜刮殆尽，而由失业加入兵匪者还日在增多，那有不光顾到租界的道理！
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中国制造了兵匪，又为兵匪运来了枪械，“有匪有械，因之盗案迭生”，帝国主义者“诚为遗憾”！
各商联会所提办法，无一见及盗因，多仅属治标之策，必无济于事。盗匪并不怕枪毙，何况笞刑！盗匪增加自有经济的原因，岂是诲淫诲盗的影片所能诲成？何谓游民？如何取缔？告密信箱更有挟嫌指诬之弊。盗匪多自外来，不限于上海的失业游民，将怎样普遍的救济？
所以根本弭盗之策，只有止住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本国的实业得以发展，失业游民得以减少，然后才有治标的防盗政策之可言。
不然，群盗满国，上海岂能独免？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诸同志：
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
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我们应作之事如左：
（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右派重要的错误是：
（A）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
（B）反对中俄协定，并根本反对苏俄，说是国民党之敌；
（C）压迫兵工厂工人组织工会，阻止圣三一学生退学；
（D）纵容江门佛山商团摧残工人农人；
（E）排斥共产派。
（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
（三）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
（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项组织，必须个人加入，加入时，必填写入会愿书，万不可团体加入；加入分子目前不必急求数量之增多，而应注意质量之明确，当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为重要标准。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惟在国民党不能公开地方，完全由我们造成国民党党部，可用此协会名义，对外公开；但此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接到此通告，应按照当地情形切实讨论并执行，并将讨论及执行情形详细报告中央局。此项通告对外严守秘密。
委员长 T. S. Chen
秘 书 T. T. Mao
一九二四、七、二十一
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
在空气恶浊沉闷的北京，居然有了一个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盟，虽然这个运动之分子当中可惜夹杂了一些议员，总比什么头发运动、马蜂运动有点意义。
但我们必得警告他们的是：他们宣言第三点说：“我们这个大联盟，除却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外，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与闻。”所谓任何事务，“反对曹锟政府”是否也包含在内？他们应该明白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必然相互勾结，他俩是不能分家的，若主张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军阀，和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乃是同样的错误。
而且，在北京只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不反对军阀政府，在特定事件上，军阀政府尤其是他的外交当局有时还要利用一下；犹之在上海租界只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者，在特定事件上，帝国主义者有时也要利用一下。
这一层，我们希望加入联盟的诸君十分注意，勿令任何好名义一到中国人手里都会变相，尤其是在官僚窟的北京！
美国侵略与蒙古独立
据上海《字林西报》库伦通信说：蒙古政府对于耶稣教徒已下令驱逐出境，所宣布驱逐之理由：（一）瑞典教士到蒙，未得蒙古政府之许可；（二）该教士未得允许，即进行建筑学校，宣传教旨，并分布小册子于蒙古军士及人民，坚称蒙古政府系无上帝；（三）瑞典教士与在华之美国青年会及张家口美领事沙克平民接近，沙氏为煽动革命反对现政府之著名人物；（四）在库伦传教之教士，皆受赖森氏之保护，赖森氏系中政府蒙藏院之顾问；（五）该教士等之建筑物，虽为农业及传教基础，但理想上有使教士等系军事侦探之嫌，且耶教徒冯玉祥有预备征蒙之讯，盖不能不疑及该教士。
在这一段新闻中，可以看出美国在远东全部侵略形势一个缩影：
第一，我们看出后来而更急进的在中国之美国帝国主义，毫不掩饰的向中国三路进攻，第一路是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第二路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第三路便是以张库线为中心的蒙古。美国想垄断张库汽车路，他们的领事和商人时常逞强恃势威吓张家口的官商。由张家口扩充他们的势力到库伦，也是张家口美领事一手办理——煽动蒙民反对不利于美国的现政府。
第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侵略中国，到处都以耶教徒、青年会为先锋；对蒙古也是这样，而且有一个教徒冯玉祥做他们更有力的工具。教徒冯玉祥、王正廷等，久有攘夺热、察、绥三区及库伦为他们地盘的野心，他们不但恃有军队，且恃有美国经济的后援；近来北京政府主张收蒙，在直系的地盘野心之外，还有冯玉祥的特别野心。
第三，我们看出帝国主义的美国要和军阀而兼教徒的冯玉祥勾结起来，并吞张、库，这是蒙古平民和中国平民共同的灾害，应共同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耶教徒及北洋军阀。目前的扼要运动，还是反抗北洋军阀派兵收蒙；因为此时库伦虽有美商，而大批的商人和领事、教士，必须得着北京军阀政府收蒙的机会，才能如潮的涌入蒙古。在这一点，以前我们还不便自由说话，因为有一班短视的人们，一见我们主张蒙古独立，便疑心到是为苏俄保藩；现在俄国对蒙的关系已由中俄协定说清楚，我们便可以无所顾忌的大呼：尊重蒙古民族的独立自治，反对北京政府派兵收蒙。在蒙古独立军反抗北京收蒙军时，我们便应该尽力予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这才是我们正正堂堂的民族主义，不是以一民族压迫他民族的勾当。
新银团与中国
银团为中国之隐患和使团为中国之显患，是帝国主义的列强侵略中国一个政策之两方面，前者是经济方面，后者是政治方面，这两方面有时也会有私的冲突，而根本上我们没有方法说他是两件东西。
银团内部也随着列强自身政治经济之变化而变化，由英、美、俄、德、法、日六国银团，而英、俄、德、法、日五国银团，而英、美、法、日四国银团，这个大战后改组的四国新银团，实权上只是英美的银行团。
去年八月新银团在巴黎集会，英、法、美、日代表都到会，发表宣言，宣言中有重要二点：（一）本团愿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深合华会公约；（二）本团苟为中国承募国债，必须该款用于适当用途，且可到期归还，因欲达此目的，自须有若干之监督办法。第一点，明明和华会对中国由瓜分政策到共管政策由单独侵略到共同侵略，是一鼻孔出气；第二点，明明说到共管之实际。
现在，新银团又正在伦敦开会。此次开会乃由英国提议，提议的主旨有二：（一）因该银团到明年十月已满五年期限，意欲讨论可否继续下去；（二）因从前新银团内部规约过于束缚，意欲改订规约，以便各国自由投资。其结果，据路透电：议决合同满期当再延长五年，是英国提议的第一个问题业已解决，第二个问题如何解决尚未宣布。惟闻英美银团的意见，拟变政治投资而为铁路投资；同时中国大军阀吴佩孚也主张急设到库伦、新疆两条铁路；此事如果实现，一方面列强益扩张其纵横支配中国之权力，一方面中国军阀不但挪用路款，而且增加其构乱杀人的速度。
在中国现状之下，列强对华铁路投资即是间接的政治投资，这是列强和军阀勾结为患中之一大计划。
帝国主义者援助军阀之又一证据
对华禁输军械之约，本是由美国提出于华府会议，而经列强议决的，现在他们因为要援助北洋军阀，不惜自毁前约，将大批军械运到中国。
意大利售大批军械于曹锟之后，接着就是首倡禁械的美国售大批军械于吴佩孚，此事虽经美使馆否认，而事实昭彰，怎容他抵赖。
发见并扣留此大批军械的乃是天津海关。此项运械并有陆军部所发一二四九号护照，护照时日是民国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盖有大总统印及陆军部印，填发护照之负责人，除陆军总长陆锦外，复有吴佩孚之署名盖章，照上所载军械数目：步枪一万枝，小枪一千五百枝，机关枪二百五十枝，步枪子弹一千万粒，小枪子弹二十万粒。海关所以扣留的原因，以实数只有步枪五千八百枝，子弹五百六十四万，小枪二百五十枝，子弹二十万，和护照所载不符，故不放行，现在运存关栈，经运之美国人次洛耳夫，已电告洛阳，并得复谓即派员来津交涉。
同时，日本亚尔太丸由德国汉堡运军火三百五十箱至天津，此项军火有北京政府护照，也是吴佩孚所购。
同时，我们又应该知道未来内阁颜惠庆向来的政策，是以整顿财政名义，借新债五万万整理旧债，且曾得新银团之同意，即以新银团和财政整理会为一买一卖的包办机关。在此五万万大借款内，吴佩孚可分得一万六千万元为统一费，因此他对颜阁甚表同情。
野心勃勃的吴佩孚，既得到大批军械，又得着大宗借款，有款有械，自然要向西南、东南、东北、西北四方八面横挑战祸；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帝国主义者援助军阀是中国祸乱之源泉。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要援助军阀？这是他们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惯用的政策：扶植旧势力，抑制新势力，俾永远在他们支配之下。况且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正在猛烈的进行，他们如何不加紧援助北洋军阀！
因此，我们更应该明白：历来军阀（自袁世凯至吴佩孚）都是依靠帝国主义者的援助而生存而恣意为恶，革命党若只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者，乃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观念。
沙面罢工与民族主义者
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美国、南洋取缔华工，已经是人类不平的事了；然而这些取缔都还是在他们国境内行之，现在他们却更来到中国国境内取缔中国人，这是一件何等喧宾夺主的事！
沙面新警律为中国人所最不能受的是：从八月一日起，沙面华仆出入，概须携带执照，照上须粘主人照片，每晚九时后，华人非携带执照，不能入境两次。凡欧美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等，均可自由出入，独取缔中国人在中国国境内行路的自由，这明明是加于全中国民族不可忍受的侮辱！
沙面全体华工罢工抵制，这种为全民族受辱而消极的和平的运动，没有人能够加以丝毫非难的。现在因为沙面英领事坚持不肯让步，罢工风潮将扩大到香港，且有抵制港币之说。外国货币在中国境内直接使用，本来也是一件怪事，因此抵制不用，也是很正当的。
像这些事，都是广东革命政府应该出头做的，现在却让民众抢先做了！
现在外人方面对于此事的言论，大有责备广东政府在暗中鼓动的意思。这种荒谬的言论，固然是外人太轻视中国人的人格，也是广东政府自己态度不对所招惹的。像这种为民族争人格争自由的运动，凡是中国人都应该鼓动，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国民革命的广东政府更应该为此事堂堂正正的出头率领民众为民族的人格与自由权利而战斗，岂止应该鼓动。不料广东政府竟站在调人地位，而且声明和此次运动无关；此种声明，不啻说广东政府不是为民族主义运动而设的，所以才惹起外人的猜疑与责难。
“为民族的人格与自由权利而战斗”，革命的国民党是为此而组织，革命的广东政府是为此而设立，凡属此类运动，每个民族主义者都应该站在民众前面，不应该跟在民众后面，更万分不应该站在中立调人地位。若恐怕因此触怒列强，那便万事干休！
再论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
意大利售给曹锟的军械价值五百五十万元，现在美国售给吴佩孚的军械价值三百二十八万元，日轮又由汉堡运到天津军火三百五十大箱，此外齐燮元、马联甲都在天津购得若干意械，这都是帝国主义者供给北洋军阀杀戮中国人民的。
七月廿四日上海《字林西报》说：“昨日法国邮船盎高尔号进口后，未及半小时，关员即在船中抄出自动手枪五十枝，子弹五千粒，近来法邮各轮屡有违禁物品查出，此次已属第六次，前如肯博特号、布尔介号、安德来朋号、安博司号、安乾尔号等五轮，相继被关员查获军火。”此外上海租界发见日人私藏军火的事，几乎每星期都有。这都是帝国主义者供给盗匪杀戮中国人民的。
帝国主义者口口声声责备中国不能自保治安，不能保护在华外人生命财产之安全，他们却忘记了这是他们自己以商业侵略逼得中国人穷无资了和以军火供给军阀盗匪之结果。
我们敢说：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侵略不停止，中国决无治安之可言，尤其于治安有直接影响的是私运军火。
他们供给军阀盗匪无数军火杀了无数中国人，他们向来不以为异；可是有一班盗匪竟拿这军火来光顾租界，杀人杀到洋大人身边，住在租界的任何人都难免波及，因此洋大人才恐慌起来，《中法新汇报》说：“不幸吾沪秘密贩运军火者，继续不断，外洋来船时有大宗杀人器具运入，虽关员屡有所获，而破案者殆不及十分之一。吾人苟欲杜绝此项不名誉之营业，必须于贩运之人不问国籍之谁何，尽人处以死刑，夹带之船舶，在若干数目以上，不问其主人之为华人为外人，概予没收，以后犯法者庶知所畏惧而不敢为。……匪徒之行劫杀人者，治以死刑，而于彼私运军火以导其为恶者，反释而弗治，吾人自问良心，宁得谓之平允？”工部局总巡强森氏报告董事会说：“埠内违法贩运军火之徒日多，所贩数目又不在少，皆有证据可引，外人营此犯禁事业若是其众者，全因处罚太轻所致，毫无疑虑，如某领事公堂最大罚则不过监禁三月，又如某领事公堂最大罚则谨能监禁二十九天，日前更有一私售军火与华人案，破获之后，因其为本国人故，即行释放，处罚之轻若此，无怪乎外人贪利犯禁者之众也。外人私贩军火之罚则，非至确可收禁阻之效，恐匪风未必能戢，而街中流弹横飞，危及行人之事，亦未必遂能中止。”
他们只看见盗匪得了军火，在租界中流弹横飞，危及行人事；他们不看见军阀们得了大批军火，在全国中流弹横飞，危及人民之事。他们只主张处罚在上海贩运军火之外人，他们并未想到如何处罚在天津贩运大批军火之外人，及其政府。如此，“自问良心，宁得谓之平允？”
《字林西报》说：“不幸目下有关系之各当道，并无一致行动之征象，而捕房所处地位，尤因各领事态度之大异，办理极为棘手，是故目前于防杜军火，直可谓之毫无办法；长此不改，窃恐私运之风永不能稍戢……”像这样“私运之风永不能稍戢”，像这样“毫无办法”，外国领事老爷们只有把租界之司法权、行政权交还中国人自己治理罢！
日本在华侵略之新计划
南满铁路会社，不但为日本开发满蒙之总机关，亦即其侵略中国之重镇。加藤内阁成立，首先更换南满铁路总裁，以图扩张南满铁路会社之营业范围，使日本在满洲之经济尽量发展，然后再向北满及内外蒙与美国商业竞争。新任南满铁路总裁安广伴一郎氏，对于开发满蒙，素抱急进主义，赴任后，即拟定营业发展之新计划；并以上海为中国商业中心，又与日本、满洲均关系密切，亦特别派出多员调查，以为实行新计划之准备。闻所定新计划重要的是：
（一）推广抚顺（即千金寨）煤矿之产量，由现在每年最多额五百五十万吨，将来增至七百五十万吨。
（二）收并大连轮船会社，并以一百八十万元新造五千吨以上之快轮数只，专供大连、上海间之直航，以利运输。
（三）调查抚顺煤在上海方面之销路，拟以后每年在上海出售抚顺煤五十万吨至一百万吨。
（四）修改上海满铁会社之码头，增设上海仓库，并在吴淞新筑码头及仓库。
（五）将满铁窑业试验场所制玻璃商品，运供上海市场。
（六）将由上海运转大连之棉线、棉布、药料、毛织物、麻袋、面粉等，设法直接输入满洲。
（七）利用上海之标金交易，均衡满洲之银价，借以操纵满蒙金融。
照日本这个发展满铁会社营业范围之新计划，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对于废除廿一条按俄旧约交还已过租借期之旅大及南满铁路，做梦也未曾想及。
加哇的民族运动
欧战后，民族革命运动弥漫了东方，最成功的是埃及与土耳其，其次是蒙古、印度、阿富汗与飞律宾，最无用的是安南、朝鲜、波斯与中国。此外还有一个民族运动最彻底并且很有力量而大家不大注意的是荷属加哇。他的运动历史甚长（参看《前锋》月刊第三期），兹录《申报》通信一段，也可见其最近运动之一班：华人张木本、许春园、陈金顺、侯永茂，及土人So kindar Soegiri等所组织之种族互助会，其目的在改进华人及土人经济势力之失败，与法律上之不平等，已于七月一日上午九时在三宝垅回教堂开会，到会者约二千余人，土人居多，华人约二百左右，警察厅长各番官Tohar Patih及警察多人，来会监视，各报记者亦莅止，由Soek ndar主席，对来宾致谢词，并宣布开会宗旨，次华人侯永茂、印度《星》报记者Soengago、土人Darsono相继演说，华人林万魏等讨论请政府修改法律，后主席宣布议决案，及要求取消法律第一百五十六条，至十一时散会。
警察厅对于该会甚为注意，先期曾传问发起该会之华人张木本及陈金顺等，关于该会之情形。及开会时，土人Darsono演说，痛诋政府，为番官禁止。其他诸人所演说，均甚重要，兹特详录如下，主席宣布开会宗旨略谓：此会之目的，在打破人类不平等之待遇，并谓本会董事华人某君，今日本拟出席，因有要事离埠，故不能到会，但曾函告本会声明，对于今日此会，华人应与土人联络云云。华人侯永茂演说：“吾华人南来，为时最早，不辞劳苦，惨淡经营，此地商埠，始有今日之兴盛，华人之功不小，乃政府种种待遇，颇不平等，与日人比较，判若霄壤。譬如日人犯法，归高等法庭办理，而华人与土人，则归地方检察厅，是明证也。故今日此会，华人与土人，宜同心协力，以打破此不平等之待遇，吾甚希望华人与土人为种族之互助，努力猛进，冀达目的，并打破资本帝国主义，更望华人方面，能成立一党云云。”印度《星》报记者演说：“由今日起华人与土人实行联络，应以此日为大纪念日，永纪不忘，嗣后求二种族人之权利。至于地方当局，对待华人与土人不平等之处，如法律第一百五十六条，在荷属印度，凡有人煽动及造作谣言及侮辱等，科以四年之监禁，观法律所定如此，而当局所办理，常较此尤重，在当局自身，已先触犯法律矣。以前所成立之会，大多无能力破除此种不平等之待遇，如恩德会颇难使人满意，因其所提出之要求条件，极其细微，不关重要，欧洲战争之起，其原因为扩充商业，而饮弹以终者均为工人，所有特别阶级均无恙，倘东西各国工人，能联络一气，则大战可以不发生。现时华人之在此土者，其经济势力，愈趋愈下，已有反商为工之势，故目下之要图，为能与土人联络，打破此不平等之待遇，而合谋经济上之发展耳。”Darsono演说：“法律上之不平等，吾以过去之事实证明之，如华人与土人被监禁，在狱中日常之饭食，尚不及富家饲狗用之食料，此系本人于一千九百十八年因荷人共产党事，所亲……”言至此，番官Tohar Patin禁止拉氏演说，拉氏谓此系事实，吾所亲尝此滋味者。番官谓所言含有抵制荷人之意味，不许再说。此时会场秩序稍乱，旋即恢复，拉氏再继续演说：“共产党对于欧人，非完全不满意者，欧人之为共产党而牺牲者，为数甚多，所不满意者，仅一部分之人而已。一千九百十九年龟突土人与华人之冲突，仅经济上细微之嫌怨耳。”华人张木本演讲：“今日此会，华人与土人实有联络之必要，此次三宝垅某某二社团之同种自杀，吾人所极不满意者也。”土人Marco演说：“一千四百十四年华人发显（译音），为南来爪哇之第一人，其所抱宗旨，均与土人无忤。及一千五百年荷人Houtman抵巴达维亚，于是向土王请给地一方，时至今日，全爪哇均为荷人掌握，主人翁之土人，与最先来之华人，反居于后。故今日之会，华人与土人应一致联络者也。”
欧战十周年纪念之感想
牺牲无数劳动平民之帝国主义的国际大战争，此时已届十周年，战败国战胜国都忙着开会纪念，大概都没有丝毫悔祸的意思，并且都还有准备第二次大战的决心。
在这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中，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因供给军需品，中立国的资产阶级因供给生活品都发了大财，被牺牲的只有各交战国的劳动平民及被蹂躏的弱小民族。这种状况在过去大战争中已经明白指示我们看过，在未来的大战争恐怕更要加甚；因此，我们不得不努力反对国内军阀主义及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他们都是国际大战之源泉。
有人以为帝国主义的国际大战争虽然造了许多罪恶，而其结果却倒了俄德两个专制皇帝，于人类社会进化未必无意义，若世界大战再来一次，或者又可以消灭几个强者；其实，这乃是机会主义者的谬见，这种谬见和希望军阀间相互战争而自己自然消灭是同样的妄想。我们要倾覆帝政，我们要倾覆特权阶级之统治，都应该实行横的国内阶级战争，不应赞成纵的国际战争；因为国际战争，乃是资本特权阶级利用劳动平民对别国资本特权阶级的战争，换句话说乃是各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权阶级各以爱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者假借爱国主义，欺骗劳动平民来拥护自国的帝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是我们应该反对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以爱国主义号召全民族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是我们不应该反对的）。关于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所谓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之工具；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民族主义乃是弱小民族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意义，我们对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态度是如此。欺骗自国的劳动平民，盲目的拿着机关枪向别国的劳动平民放；其结果，无论战胜国战败国，都只有劳动平民同样的伤亡、失业无法救济，即战胜国的资本特权阶级即小受伤痕也不难恢复，并且还是拿劳动平民的血来恢复。至于国内战争，乃是劳动平民对资本特权阶级的战争，乃是劳动平民有目的的拿着机关枪向特权阶级放，其结果，至少也不是劳动平民单独的损失。
帝政及特权阶级都只有国内战争可以倾覆他，俄、德也是如此；决不是国际战争可以倾覆他，英、法、意、比就是如此。国际战争，只有国际的劳动平民白受无报酬无目的的大牺牲，为胜利国的资本特权阶级增加利益，此外别无意义。在此时代，我们不愿反对一切战争，我们只主张以国内战争代替国际战争。而且至凶极残的国际大战争，只有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内的劳农革命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者的独立战争之胜利才可以止住，此外决非空言及其他方法可以止住，这第二次帝国主义的国际大战争之必然的到来。
大战中，不但各交战国的劳动平民大受屠杀，全世界的弱小民族也几乎都无辜而被蹂躏；邻近欧洲的不用说了，即僻在远东的中国亦大受其影响。在这欧战十周年的纪念中，我们中国纪念的是：
日本迫我的二十一条件；
因参战而增加的外债：日金一万四千万元，美金五百五十万元；
参战华工死伤数千人；
因参战而起政潮，解散国会，复辟，南北分裂，督军割据。
不幸第二次大战若在远东发生，则中国所受的蹂躏更将百千万倍于此。我们求免之道：只有联合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势力并自己努力排除国际帝国主义，使他们不至因为争夺中国这块商场而战，战时受彼蹂躏，战后受彼胜利者之独断的处分。
美国人又以军火供给北洋军阀
一月前上海海关曾在美国夹板船塔尔布脱号Talbot搜出机关枪八枝，子弹及手枪共计七十二箱，船主鲍勒生Boressen并与私运有关系。由美国运到天津供给吴佩孚的军火价值三百廿八万元，也是近来的事。
最近又发见美国人私运大批军火在厦门起岸的事。据本月十二日上海《泰晤士报》说：“美国海军当局得有报告，谓近有大批军火在厦门上岸，现在一中国军官处，计机关枪一千枝，大批子弹及手枪若干。……美海军当局对于是否将设法取回在厦门登陆之军火一节，不肯发表意见。”
运军火往厦门，和运军火到天津同样是帮助北洋军阀攻打南方革命军，这是美国既定的政策，此外美国海军当局还有什么意见发表？此种政策，在曹锟贿选美公使首先欢迎时可以看出，在海关事件列强派军舰到广州示威时美国格外热心可以看出，凡中国人尤其是南方革命党人，现在总应该认识美国是不是我们的“好友”了罢！
北洋军阀尤其是吴佩孚，既得了美国的大批军火，若再以铁路借款及庚子赔款筑路的名义攫得大宗军饷，那么，他为统一而战争而屠杀的大惨祸就在目前。人民方面应该起来下全力阻止这残民乱国的军阀向帝国主义者取得一钱一弹；因为帝国主义者给军阀的每个钱每个弹，都是用来杀戮人民的！
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
帝国主义者、军阀、绅士、奸商，他们本来是气味相投的一串货色，在广东商人中尤其容易看得出，陈炯明便是这一串货色的串子。陈炯明自称须与绅士相依为命，他如何将中山先生外交政策向香港政府告密，香港政府又如何帮助陈炯明在香港、汕头间的交通及陈派以香港为攻击广州的策源地；省港商人尤其是二陈（陈廉伯、陈席儒）向来如何倾向北政府，如何拥护陈炯明，如何罢市反抗革命政府，这都是很明显的事实；这很容易看出香港政府、北方政府、陈炯明、省港商人是一串的货色。
据《民国日报》十一日广州电：粤海关查获由外轮私运入口枪枝一万杆，子弹三百万发。据《申报》十一日香港电：商团向外商南利洋行购枪弹……政府派员查验，共七九步枪四千八百五十枝，弹二百十五万发，驳壳枪四千三百三十一支，弹二百零六万发，手枪六百六十支，弹十六万五千发，价值百余万。据《新闻报》十三日香港电：商团总部会议，闻决定不交还该械，即全城罢市；旋派出团军二千余赴帅府请愿。据《新闻报》十四日香港电：花县商团于十三日武装抵省者七百余名……三水、佛山及南鹤十四埠等商团，均备武装来省。据《民国日报》十四日广州电：陈廉伯假商团名义私运军火，现已发现证据多件。十五日电：陈廉伯已全家逃往香港。商团军都已有武装，现在又购大批军火做什么？广州商人屡称困苦罢市抗捐，现在何来巨款大买军火？动辄以罢市反抗革命政府，是不是革命之敌？商团本以御盗，现在纷纷武装到省是御谁？
我们于广东政府对待商团的优柔政策，老早就表示警告，现在这种反革命的商团军势力日见澎涨，竟至抗违政府命令，自设联防总部，竟至私运大批军火，我们敢说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不在东江而在广州！我们以为革命政府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革命政府若不能解散商团军，一旦东江或北江军事失利，第二次以枪弹“请孙下野”的便是商团军！
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之最近表现
中国实业家不赞助国民革命运动，真是自灭的蠢物！
中国人何以这样一年穷似一年？总原因是：每年进口货价超过出口货价约在四万万元左右，即去年最少亦尚超过近三万万元。如此巨额的外溢年复一年，中国安得不穷！
今年怎么样？即以日本而言，其地震以后，需要巨量之输入品，因此，本年上半年入超竟达六万万元之巨额；照常情论，当此日本入超巨大之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年中国对日贸易至少可望出入平均，乃事实竟大谬不然！自新年起至七月底，中国对日输出值日金九○五七四○○○元，由日输入则值日金二○○三○一○○○元，出入相抵，入超已达一万万元以上，以此推之，今年中国对外贸易之损失，即日本一国亦有二万万元。
日本在灾后入超激增的时候，何以独能对于中国竟至如此巨大的出超？因日本灾后积极奖励国内生产，扩张国外贸易，尤注意于中国及南洋，不惜由国库支出一万二千万元，补助商人扩充此方面商业之用，此为增加输出的政策，他方又利用关税政策减少输入，即增加奢侈品新税率是也，所谓奢侈品竟多至十七类六百四十七种，即日常需用之陶器及麻织品（中国夏布即属此类，每年输入日本、朝鲜值五六百万元）亦列入，税率增至百分之百，而且对英、法等十余国准展期三月，独于中国则限期实行，什么奢侈品新税率，简直就是禁止中国货输入日本、朝鲜罢了！
不用说，此新税率实行后，中国对日贸易之入超，更将有可惊的增加。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除输入货物以外，更有输入资本的毒计：东三省投资每年在日金二万万元以上，黄豆之输出，纺织业、矿业、森林，无一不为日商所垄断；上海纱厂，日商居三分之一以上，最近明治制糖会社，以日金三千七百四十五万元，在上海设立明华糖厂，并强求中国免税，以与香港糖竞争（中国所用只香港糖、日本糖二种），而独占中国糖市。日本在美国被排以后，势必移用其资力来中国经营，从此日本在中国之制造业将日见扩张，其直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原料，为害比输入货物更甚。
因此，我们应该觉悟：对待日本如此激进的侵略，决不是消极的排货所能抵御，排货手段，已由本年对日贸易入超的数目字证明破产，我们不应再依赖此手段了，我们宜采用积极的革命手段：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及禁止外人在中国设立制造厂。除此，中国人别无生路。
中国实业家不赞助国民革命运动，真是自灭的蠢物！
关税协定之外卖国政府又与外商协定纸烟税
北京政府的烟酒事务署，近应英美烟公司之请求，电召各省派员到京，协议增加纸烟百分之五地方营业税，以撤消各省现办之纸烟特税为交换条件。
吾国国民生计，吾国工商业，已受海关协定税制压迫得不堪了；现在北京的卖国政府，因为急于筹款养兵杀人，因为急于和地方政府争收入，遂不惜将纸烟之地方营业税也要和外人协定；此例一开，各项地方营业税皆可援例协定，从此中国全部收税主权将完全丧失！
纸烟是一种不卫生的奢侈品，各国对于纸烟税都极严重，日本竟至值百抽二百。现在中国各省纸烟特税也不过值百抽二十，若与外人协定值百加五，连原有二五捐只有七五，不但目前减少收入，而且将来永不能自由增加，这是何等损失！
再进一步说，即外人应允照日本值百抽二百，吾人亦不能承认，因为征收地方营业税吾国有自由规定之主权，绝对不应与外人协定也。
前清承认关税协定，犹可说是初通商不明白外情，铸此大错，现在协定税制之害谁不知道，北政府岂不是有意卖国？
即此一端，军阀政府之卖国及帝国主义者之侵略，都明明白白摆在我们眼前。
江浙战争
我们不是非战论者，当然不绝对的反对一切战争，只注意这战争对于大多数平民有何意义。譬如资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在各国资本阶级间相互争雄上固然有意义，而对于各交战国大多数平民，除单纯的牺牲外别无意义。国内军阀间的战争，在他们争夺领土上固然有意义，而对于两方领土内大多数平民，也是除单纯的牺牲外别无意义。惟有大多数平民对于军阀或资本特权阶级的国内战争，则对于大多数平民，无论是如何牺牲，都绝对有意义。
有人以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国家或可由相互战争而倾覆，中国军阀间也或可由相互战争而灭亡，这是一个痴人说梦。帝国主义者或军阀间的战争，其结果仍有一个胜利的方面支配着世界，例如：欧战后仍是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意的世界，直皖、奉直战争后，仍是直系军阀的江山，他们那会因互战而全倒。要他们全倒，只有大多数平民起来对他们的革命战争，俄罗斯就是一个榜样。
正在酝酿的江浙战争，早迟总难免发作，在浙方虽然竖起反直的旗帜，而至少须与广东革命政府协同动作，才有多少意义，不然仍是一个纯粹的军阀间地盘战争。
此次战争如果起来，我们将取何态度呢？第一，我们应该努力使此次战争变为革命战争，不叫他成为两方地盘战争；第二，我们应该努力在此次战争中增加平民的力量与利益。不但帮忙一方面做留声机器（如南京商会）是下流，就是消极的哀求和平也不是办法。
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
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然而一般人不但忽略了他的重要，并且对他怀着两个错误的观念：
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他们不看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他们自夸文明有遵守条约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信义；他们忘了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人之奴券（最明显的是关税协定及领事裁判权），所有在华外人（军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他们指责义和团号召扶清灭洋及依托神权是顽旧迷信；他们忘记了今日的中国仍旧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权这三样东方的精神文化支配着！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
第二个错误观念：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即或义和团当中及纵容义和团之贵族夹有思想上政治上争执的动机或其他更卑劣的动机，而群众之附和义和团，则由于外力尤其是教会压迫的反应，可以说毫无疑义。义和团事件，无论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责任，不当推在义和团少数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压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数人义和团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无上的耻辱了！若因为参加义和团运动者为全民中之少数，则参加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数，我们决不能只据实际参加者之数量，便否认其质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文明的绅士学者们，说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说列强不应该惩罚到义和团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强跪着说：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曾反抗汝们惩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
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
——关于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
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之任何方，若有人为偏袒之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我们对于此次战争的适当努力，只有是暴露其实在性质及关系于国民之前，借之使人民了解在双重宰制之下中国和平之无望，每一次军阀的战乱的结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奴服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是国民革命。我们要借此次战争为现实的材料，更努力的来宣传国民革命，号召民众组织国民革命的实力！为此中局已决定发布一对时局宣言，表示本党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此项文件，现已在印刷之中，不日即可寄发各地。本党各级组织在接到此通告之后，应立即下令所有党员开始活动，万勿因循放弃此次宣传绝好机会！至活动态度，应一律依本通告及宣言所指示；此外若任何级机关或个人有独立的言动者，一律以破坏本党纪律论。
委员长 T. S. Chen
秘 书 T. T. Mao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我们的回答
我们因为有促进中国国民党的必要，而以个人的资格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似乎于国民党革命的倾向只有进无退，然而正因此惹起了党中一部分党员之误会，攻击；他们不但是口里攻击，还用白纸黑字写出，我们遂不得不简单回答几句，以免社会上有人在误会上又加以误会。我们在此处仅仅是答复他们的攻击，至于他们自己的言行，是否真算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党员，他们党中是否有更反动的反革命的言行，则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以内，所以不必提及。
我们在答复之先，须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根据国民党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条某项指责国民党任何党员，开除国民党任何党员，这都是正当应有之事；乃并不依据国民党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条某项，具体的指责国民党党员某某个人，而竟抽象的笼统攻击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党员，并且因此攻击到在国民党之外的共产党，这是他们的根本错误。以一个革命的党要取消别个革命的党，已经是不应该，何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国民党，若认真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之故，便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若也因此自己承认取消，这岂非中国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闹出特别新奇的笑话！若主张不肯脱离共产党的人便不许加入国民党，则虽另再召集一次国民党全国大会，取消前次大会准许共产党党员跨党的决议便得，何苦以有用的光阴与经费，发行许多印刷品，不是攻击帝国主义与军阀而是攻击我们！
以上是提出他们对待我们的根本错误，以下是分别回答他们的攻击。
一切道路传说、报纸记载及个人的谈话与书信且不涉及，现在只取《护党特刊》、《民权旬刊》、《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这三种印刷品为他们负责的言论。
他们共同的唯一口号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他们所谓破坏国民党的证据、铁证，都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七号团刊所载《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青年团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在这些决议案中，充满了“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使全中国革命份子集中于国民党”、“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在国民党各种工作中我们同志应努力工作”、“使其（指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我们要使国民党真成为国民主义的党”这类文句，如果是一个懂得中国文的人，能说这些议决案是破坏国民党的铁证吗？
《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分》的导言上说：“国民党主张凡赞成革命的都应一律欢迎入党；共产派则极力介绍农人、工人与中等学生以成就他们的势力。”共产派一向不和军阀、官僚、政客、商人接近，所以只能介绍农人、工人、学生到国民党，既是介绍到国民党，试问成就了那个的势力？必须介绍军阀、官僚、政客、商人到国民党才是成就国民党的势力吗？他们已否忘记了国民党宣言上“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这句话？他又说：“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是主张平均地权、限制资本的；共产派则主张劳资斗争，惟恐国民党对劳工运动有调和的倾向。”劳资斗争是社会进化上一种不可免的革命现象，主张劳资调和是一种和缓革命的政策，无人能够相信不革命的调和政策可以平均地权，可以限制资本，世界上那有这样好说话的大地主与资本家？他又说：“国民党主张以武力打倒国内军阀，然后再运用政权以实现三民主义；共产派则处处宣传，叫已觉悟革命的份子往田间去。”国民党固然应该以武力打倒国内军阀，然试问这武力要建筑在什么基础上面？若建筑在已有的军队上面，退一百步说，即令能用他取得政权，也断然没有能够运用政权实行三民主义的希望，试看现在的广州政府实际上能管理军政财政吗？广州一切政治有一件能根据国民党的主义或政策吗？若要建筑在“国民革命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的原则上面，“往田间去”这个口号，当然不违背国民党的大会宣言。他又说：“国民党主张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共产派则主张民族自决，首先就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做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自决权，用不着鼓动，我们也并不曾鼓动这个，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民族的自决权，硬说蒙古是中国的藩属，主张军阀政府出兵收蒙，因此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国民党大会宣言上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据此宣言，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却实不是单单自求解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且郑重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做那导言的人，如果真是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确有细心把国民党大会宣言再读一遍的必要。若是自己连党的大会宣言还不能了解、记得、奉行，那里还有什么护党的资格？
那导言最终又说：“总括他的意义，可以看出以下四个要点：（1）一面说赞助国民党革命成功，一面又令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2）其中措辞，未免有些污辱纯粹国民党党员的人格；（3）他们集合许多人们，成立一个共产党，但对于政党道德未免太不讲究；（4）他们破坏国民党的步骤，第一多拉无产阶级入党，以建筑他们将来的基础，第二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份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第三即或革命成功，纯粹国民党员已无能为力了。”
关于第一点，所谓令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不知所指何事？若是指反对帝国主义使国民党伤了列强的感情，以后不能安住租界不能亡命外国，则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回答，且亦不必回答，因为国民党大会宣言上早已回答了，国民党孙总理最近又代我们回答道：“中国欲免为印度、埃及之续，必国民合力铲除为革命成功大障碍之帝国主义。”若是指我们反对和任何军阀妥协是破坏国民党的左军；我们不相信任何派军阀真能为国民革命的左军，退一百步说，即全说是左军，也只是一时军事的联合，决不是主义上政见上的妥协。若说反对和任何军阀妥协，即是全国民党的自身岌岌不可终日，那么朱执信便是第一个会使国民党岌岌不可终日的人。
关于第二点，我们更不知其何所指。
关于第三点，是他们明白反对共产国际的支部在中国存在，此层前面已经说过。
关于第四点，第一步骤所谓多拉无产阶级入党，若指拉入共产党，此事和国民党无关；若指拉入国民党是破坏国民党，此事我们可以认错，并且在此处可以切实声明以后不拉无产阶级入国民党，免得有破坏国民党的嫌疑。然而这一来，国民党成了什么阶级的党？所谓第二步骤，我们简直不能理解，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既然不过是国民党的左派，为什么必须吸收有阶级觉悟的份子才能成立？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份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此时疾视共产党的，应该只有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国民党还不必如此。第三步骤所谓革命成功，自是指国民革命；既然是纯粹国民党员，他们唯一的工作与目的，自然正是国民革命成功，此外，还有何事是他们应该为力的呢？
《民权旬刊》及《护党特刊》中，其漫骂及和上项导言之意见相同者，兹不论及，所论及的只是他们特殊的意见。
《旬刊》上说：“吾间闻共产党员之宣言矣，‘国民党者共产党之过程也’。”国民党是何种性质，共产党是何种性质，我们不相信真有这种无知的共产党员说出“国民党是共产党之过程”这样昏话！他说：“吾又尝见共产党之行动矣，有所宣传必以共产为言论，有所进作，无必以共产为张本。”共产党的宣传进作，自应不离共产，这都是共产党的事，与他党无涉。他又比论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上有三种不同之点，其比论的错误此处不必论，不同之点并不只此三种此处也不必论，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之不同，此何待论；此处所讨论非两党主义主张不同问题，乃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否破坏国民党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此次大家所纷纷争论的，还丝毫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主义主张不同的冲突，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内左右派的主张不同而冲突，此义不明，决不能了解此次争论的真相。
《护党特刊》第一号上，主张“真正的革命党，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的”。又主张什么主义单一，什么组织单一，不然便麻烦极了。在这些议论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未曾研究过各国革命前后的历史，无论是俄是法，当时革命的何止一党；各国的革命党，恒有左、右、中央政见不同，本党和青年组织各别，即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又何尝单一；若怕麻烦，那便是旧式会党简单的头脑，二十世纪进步的革命党决不是这样。他们说：“在一个党里，怎么好谈两种的主义！”我们说：诚然，在国民党里，当然只能谈三民主义。他们说：“我们只信服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其他主义，我们不必去做。”我们说：诚然，诚然，我们只希望国民党员不但信服而且实行三民主义，其他主义，国民党党员当然没有必须去做的理由。他们说：“他们要谈他们的主义，不妨在党外去谈。”我们说：诚然，诚然，诚然，只要不是疯癫，决不会有人在甲党内谈乙党的主义。他们说：“没有大元帅的命令，怎么好停止军事行动，何况是阻止他。”我们说：国民党应否集全力于军事行动，乃党中重要的政策问题；若要“以党治国”，不是要“以大元帅个人治国”，则大元帅的命令便应随党的政策而决定，党的政策不应随大元帅的命令而决定。他们说：“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为什么缘故不要妥协。”我们说：民国元年和袁世凯妥协的结果如何？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观念，确想把本党逐渐变为属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说：不能把中国国民党属于中国共产党，也和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属于中国国民党是一样。他们说：“苏俄常常运动帝国主义者通商或承认，也曾向中国宣布白党的罪恶，并要请中国驱逐旧俄的使领，拿这种种举动比较总理的吊电或对外宣言，谁是谁非？”我们说：国家的通商外交行动，和依赖外力解决国内问题绝对不同。苏俄只要求中国不承认驻中国的旧俄使领，取缔中国境内的白党，而未尝请求中国干涉在俄国境内的事；苏俄只于革命成功旧党势力灭亡之后，向一切外国办理国家的外交及通商，而未尝在革命没有成功以前，想借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倾覆旧俄政府。试问中国革命政府统一中国时，不和外国通商吗？不要外国承认吗？仍要各国承认前政府的使领吗？宣布旧政府的罪恶，宣布帝国主义者援助旧政府之罪恶，都是应该的，至于希望帝国主义者否认旧政府而表同情于我们的革命政府，那便万分不应该了，因为国内的事应由自力解决之，无论是非善恶，都不能容帝国主义者左右于其间！况在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的意义上，国外的帝国主义者，比国内军阀政府是我们更大的仇敌。他们说：“本党联络段芝泉、张雨亭和卢子嘉们，与容纳他们的精神毫没有一致。”我们以为这几句话是再侮辱国民党不过的了，我们不愿回答，我们要求国民党中所有革命分子加以评判！他们说：“本党的民生主义，是要消弭阶级斗争的；在劳动运动上，老实不客气的说，主张改良。他们别有怀抱，眼睁睁望着劳动者过非人的生活，大喊奋斗！奋斗！我们实在不忍！”我们说：既然要谈民生主义，当然以大会宣言中所解释的民生主义为重要标准。宣言明说：“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而他们竟指斥主张劳动者奋斗是别有怀抱，不知道他们这句话是反对我们还是反对国民党宣言？阶级斗争是历史上不幸的事实，也是历史上必然的事实，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正是要消弭阶级；但是，若在资产阶级未灭以前，主张消弭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意思；主张劳动者不要向资产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安心受资产阶级压制，过那非人的生活而不必起来奋斗的意思。“改良劳动者的生活”这句话，我们当然不反对；但是如何才能够达到改良之目的，乃是一个问题，由阶级斗争的革命方法，或是由劳资调和的改良方法？我们以为劳资两方面的利益绝对冲突，只有一方面退让，而无调和的可能。希望大地主或是资本家一旦大发善心，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劳动者让步，这等于希望北洋军阀一旦觉悟了将政权交给民党。民党不革命，如何能得着政权！劳动者不奋斗，如何能改良非人的生活？我们以为只有劳动者自己起来奋斗，才能够改良非人的生活；他们不主张劳动者奋斗，却明说：在劳动运动上，老实不客气的说，主张改良；试问这样的主张改良，是不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眼睁睁望着劳动者过非人的生活，而反对劳动者起来奋斗，这未免太忍了吧！他们说：“本党主张与苏俄联络……因为他们凭空造谣，中间才停顿了一会。……他们矫称接了密令，拿本党的名义做了一次苏俄的留声机。”我们说：为什么要联络苏俄，自然建立在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同情上面，既然言此，为苏俄说几句公道话，也是中国革命党正正堂堂的应有态度，用不着以做留声机自贬。至于什么“中间才停顿了一会”，什么“矫称接了密令”这些怪话，希望他们以后不可这样凭空造谣！他们说：“他们（指青年团）对于扩大且改进国民党的组织，为什么不受本党的指挥，而受共产党的指挥呢？”我们说：青年团是共产党所组织的青年团体，不是国民党所组织的，这个决议案又是在青年团议决的，不是在国民党议决的，自应说受共产党指挥，如何能说受国民党指挥呢！这类团体组织系统及管辖权限，他们也应该弄清楚！他们说：“这‘不必要的冲突’的话，便含有必要的冲突的意思在话外。”我们说：诚然，若有人主张不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和军阀妥协，主张不为农夫工人利益奋斗，以及其他主张有背宣言的反革命言论行动，我们都应该与之冲突，这正是国民革命进行上、国民党进步上必要的冲突。
他们攻击我们的总口号虽然是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而归纳他们所举的证据，明眼人当知道实际争点完全和他所呼号的口号不符，乃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和我们的主张不同：
我们的主张：
（1）为农夫工人奋斗而拥护其利益；
（2）建设革命力量于农民工人等一切民众不集全力于军事行动；
（3）尊重蒙古民族自决权；
（4）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与反对国内军阀比〔并〕重；
（5）不与任何军阀妥协；
（6）反帝国主义的苏俄是中国好友。
他们的主张：
（1）反对为工人农民争利益的奋斗；
（2）集全力于军事行动；
（3）反对蒙古民族自决；
（4）反对北政府，同时可以对帝国主义妥协；
（5）与一派军阀妥协；
（6）和北政府订立中俄协定的苏俄是国民党仇敌。
以上实际的争点，没有一件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之争，更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争；实在是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革命派与不革命派之争。左派代表的是民众利益，右派代表的是私人官僚利益。
他们解决相争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派退出共产党或退出国民党，后者更是他们的本怀。
他们为什么希望他们退出，这很容易明白，现在世界上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莫不极力排除革命的共产派，恐怕共产派搅乱他们妥协和平的好梦。我们明白普告天下：凡是一个真革命党都不会想到取消别个革命党；凡是一个真革命党人，都没有自己退出一个革命党的权利；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份子集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份子所公有，谁也不配叫谁退出，除非是反革命非革命份子或违背党纲的人！
此外我们还有一件事，应该附带着声明一下，即是他们借所谓京汉路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张德惠的话来攻击我们。京汉路不幸被曹、吴摧残以来，不但总工会的职员入狱的入狱，走散的走散，即各站分会的组织都早不存在了，张德惠竟自称代理总工会委员长，不知他们何所依据？张德惠是长辛店一个工人，他攻击我们，乃是他侵吞京汉恤金数五百元受我们责问的反响；他攻击我们之点，前后都有事实证明，我们在此不必空言与辩。我们要说的是：现在各国资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社会民主党，造谣诬蔑各国的共产党无所不至，中国的军阀官僚也正在用这个方法离间工人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国民党不要这样！
告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
中国青年急需有良好的教育，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此时中国人自立学校的发达不能尽量容纳急于求学的青年，遂使许多青年误投教会学校，这也是不可免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青年因急于求学而入教会学校，这是无可责难的；可是一入教会学校，不但得不着良好的教育，而且变成一个崇拜外国及外国人、蔑视本国及本国人的新式奴才，那便是有教育更坏于无教育了！
我们要研究科学，自然必须懂得外国人，不但目前如此，而且在国际语之文字未统一以前永远是如此。教会学校虽称注重外国语科文字，然而他们教外国语之文字之目的与方法，大半是养成通译人才，能为他们做爪牙喉舌，教者学者都不把外国语言文字，当作研究科学的工具，所以注重发音与说话而不重文法与读书。他们教授科学大半用外国文，因此科学进步极慢，名义上虽是科学功课，实际上还是学习外国文，他们对于本国文，概是雇佣一班陈腐不通的老秀才，当作可有可无的功课教授。因此，一班会说洋里洋气薰人的教会学生，不但忘了本国，并且连外国的学术文化也丝毫不懂，男学生之最高目的是外国硕士博士、本国的官吏、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外商的洋行买办公司职员、外力侵入军阀奸商卖国之居间人；女学生之最高目的是留学生中硕士博士的官太太。这种教育的结果，只是养成一班附属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的奴才，决不是中国青年所需要的良好教育。我有一位老朋友曾说：“我的子女宁使他们一字不识，也不愿送到约翰大学中要塾教成洋奴。”我想他这话一定不错，我更觉得这班洋奴已有许多站在中国社会重要地位，公然为帝国主义者辩护，他们是系缚中国人做外人长期奴隶的绳索，他们是中国民族解放在内的障碍。这种民族精神在内的自腐，比外面什么军事侵略、经济侵略都还要利害。
可怜许多懵懂的青年，只因急于求学，误投教会学校，他们梦也想不到“急于求学”这样好的动机，竟会损坏他们底民族的精神，断送他们国家的生命！
我们以为中国人进教会的中小学自然更万分要不得，即中国自立的大学专门虽然很幼稚，也未必比教会学校还不如，大家尽可改条路走。
倘或有种不得意的原因，不得不仍留在教会学校读书的，觉悟万千，便应该努力进行左列各事。
（一）公开的或秘密的组织反帝国主义反基督教的团体；
（二）在校内进行教育和宗教分离的运动；
（三）阻止同学间在校内校外用外国语谈话；
（四）要求学校延聘有进步思想的人物教授国文；
（五）在同学中鼓吹学外国文重在研究科学不重在说话，尤应自动的研究外国文明史；
（六）参加各本地学生会，破除学生会中教会学校非教会学校的界限；
（七）反对学校中对于教员及学生是教徒非教徒的不平待遇；
（八）其已入教的学生，也勿忘了仍旧是中国人，勿以宗教之故遂甘做外人奴隶！
在外国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青年们！别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之侵陵，或者你们还不甚感觉（这句话或者很侮辱你们），教会学校的重重罪恶是摆在你们眼前，你们身受的比我们听说的更为密切，你们还不是外国的硕士博士，你们的环境还能使你们的思想发生变动。然而同时我们却要警告你们！去了崇拜外人的途径，千万不可去提倡国粹与东方文化等另一歧路！
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
“西南自主”乃中国过去内战史上一名词，此名词，乃民国六七年间，由西南数省新兴的小军阀以“暂时自主”的名义，脱离北方大军阀之管辖而产生。先后加入此运动者为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云南督军唐继尧，湖南督军谭延闿，四川督军熊克武，贵州督军刘显世，和西南数省人民都无关系。随后由“西南自主”一变而为“联省自治”的口号，主其事者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这几个军阀，及附属他们的政客，和人民也没有关系；陈炯明且公然解释他主张联省自治是在以小军阀推倒大军阀。
自“西南自主”到“联省自治”，其性质其内容，都纯粹是南北军阀间冲突的问题，丝毫不是人民与军阀间冲突的问题象“五四”运动与“二七”事件。这种南北军阀间的冲突，和北方军阀自身的冲突（如直皖、直奉战争）南方军阀自身的冲突（如川滇黔战争、粤桂战争）等军阀间的混战，加于人民之灾害，对于国家之戕贼，都是一样；其结果不能产生新的希望，也是一样。
孙中山先生想把艰难的革命事业粘附在利用南北军阀冲突的机会上面，然而民国七年一月炮击观音山，被陆荣廷派逼迫而离粤，这是利用政策第一次失败；民国十二年八月被陈炯明军队逼迫而离粤，这是利用政策第二次失败；最近被滇军逼迫而屈服于反革命的商团，这是利用政策第三次失败；陆荣廷、陈炯明、范石生、廖行超等这班军阀，他们本来不要革命，他们和北方军阀之冲突，纯是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都可在相当的条件之下而投降的，孙中山定要拉他们上革命的路，他们如何不倒戈相向！
我们看透了所谓西南团结其力量乃建立在西南将领上面，这便是新兴的南方军阀之团结，他们顶争气也不过与北方军阀争夺地盘到底，和力量建立在人民团结上的国民革命——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因此，我们于去年北京政变时，曾指斥“西南团结”是和南方军阀有关系的政客们投机运动，不是革命的方法；我并且面告中山先生“西南团结”不是革命的方法，因为西南将领不但没有一个能走革命的路，而且多是反革命的人物。中山先生回答我的话是：“我的西南运动是自下而上，是要去掉那班将领。”
现在又来了！自但懋辛、石青阳奔走滇黔以后，“西南团结”的呼声，充满了国民党的机关报。据九月二十三日《民国日报》的广州通信，所谓西南大团结之大人物如下：
（一）陈炯明
（二）唐继尧
（三）熊克武、刘成勋、杨森
（四）刘显世、唐继虞
（五）沈鸿英、林俊庭
我们看了这张人名表，好像看了“四杰村”、“八蜡庙”一类的戏报，中山先生能运用这班脚色的势力来做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革命吗？这样西南团结至多只能再闹出一个像民国七年五月七总裁军政府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中山先生若能事事俯首听命于他们的主张像此次对待商团一样，或者能得着主席、总裁的荣位；若主张民权主义讨伐一切军阀到底，他们便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至于什么离奇古怪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什么离奇古怪的拥护工人农民利益的民生主义，中山先生早晨要实行，他们晚上便请他下野。
我们实不愿看见一个革命的领袖为投机的军人政客所玩弄！
我们大声疾呼：中国国民党若不放弃国民革命的口号，便不应再走“西南团结”这条旧路！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
民校工作合作办法
C.P.与S.Y.关于民校工作之合作，尚未切实规定，兹经C.P.中央和S.Y.中央决定下列办法，望各地方切实遵照执行：
（一）各地民校工作，S.Y.地方应直接受C.P.地委或区委之指导；其无C.P.地方者，由S.Y.中央依据C.P.中央通告指导之。
（二）各地C.P.和S.Y.在民校工作之同志应合组党团，党团工作由C.P.地委或区委直接指挥之，但党团开会时，S.Y.地委或区委须派一人出席。
（三）我们在民校工作之重要点，为宣传左派政治主张（以《向导》之所指示为准），造成左派地位，对右派之反动行为及言论，务必不懈的加以攻击，此种工作不限于本地有无右派分子，即使本地民校工作完全在我们之手而无一右派分子，亦应同样的积极的进行此种工作，因为必如此才能造成真正左派。
（四）左右派的分化要在行动与争辩中才能看出，左派的地位也要在行动中才能造成与巩固，所以在民校的每一集会（如区分部地方大会等）中，我们务必提出些实际的政治问题（如《向导》八十一期后之各种实际问题），充分的做左派的政治宣传。
（五）要有左派倾向的分子，才介绍入民校，要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才介绍入C.P.或S.Y.；民校中之左倾分子，除忠实的工人外，不宜勉强拉入C.P.或S.Y.。
（六）我们在民校的地位为左派，胡汉民等为中派，孙科以至叶楚伧等为右派。我们对于中派的态度，亦应照《向导》之所指示而批评之。
（七）务极力推销《向导》于民校中的左派分子及中立分子。
C.中 T.S.Chen
S.中 Freeman Yuin（代）
1924年9月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目前应否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乃是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我希望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对于这个根本问题，都有就理论上事实上仔细研究并发表意见的必要，慎勿固执“主张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便是破坏国民党”的偏见，硬闭起眼睛不理！
反对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的人，他们所持最有力的理论是：革命党须有军事行动，也须有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这种理论，仅仅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和形式的逻辑，至于国民党本身状况及其在中国所遭遇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第一，现在已不是揭竿斩木时代，画符念咒又恐怕不济事，除了乞求帝国主义者的援助，我们有何方法能得着和军阀对抗的武器？姑且不说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力量，即以直系而论，想用广州政府现有的军力打倒他，不待军事专家，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作此奇想。
第二，广州政府现有的军队内容又是怎样？完全是以利结合的雇佣军队，我敢说没有一连一排是可靠的革命军队，并且也还没有相当数量质量的革命党人能在这些军队中宣传活动，能左右这些军队的群众；建立在这些军队力量上的军事行动，只能攻取若干北方或其他军阀力量所不到的地方，向平民掳掠搜刮，连陈炯明、赵恒惕也不曾打倒，而说可以用他们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这是欺三岁孩子的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此时绝对没有做革命的军事行动之可能，现在的所谓军事行动（北伐包含在内）若不停止，和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系、奉张妥协，都成了必需的政策。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因滇军勾结商团而妥协是国民党的耻辱，然而因为要做军事行动，便不得不容忍这班反动的军队；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反动的西南将领不可与之革命，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实力，便不得不和他们联和；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段系、奉张都是革命党所应讨伐的军阀，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声势，便不得不称他们为友军；这些耻辱的行动，这些错误的政策，都是军事行动所必然产生的，因为此时的国民党除了采用这些政策，本来没有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之可能。然而采用这些政策来做军事行动，不但这些军事行动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因为滇军、西南将领、段系、奉张自身便都是军阀及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这样的军事行动，且可使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宣传完全无效。
应否放弃广州政府，和应否停止军事行动，是两件事不可分开的一个问题，因为要保持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便不能停止军事行动。
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支持这个政府的既没有革命的军队，又没有强大的革命党；因此，在名义上在极少数政府首领的愿望上，是一个革命政府，实际上，这革命政府完全建立在反革命的军队、反革命的官僚及反革命的商人阶级之力量上面，这反革命的军队、官僚与商人，不但是支持政府的力量，并且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势力之大本营。因此，政府中极少数首领仅仅是有革命的愿望，并没有实权能支配所属的军力、财政用在革命的意义上；并没有实权能制止革命政府所万不应做万不忍做的事：开赌，拉夫；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警察、商团压迫工人农民；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官吏和帝国主义者的爪牙商团勾结妥协；这些都是广州政府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若仍要保持广州政府，对内，不但上述各种可痛的状况必然继续下去，而且反革命的军人官僚和反革命的商人之混合政府也必然要实现；对外，永远不能抛弃和西南将领及北方一部分军阀妥协的政策。如此，国民党的实际行动，将使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在全国民众中丧失信用，不生效力。而且因为要保持革命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国民党的力量与注意，事实上必然集中到关于保持这块领土的一切应付，没有余力可以计及全国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即在领土内，亦以军警官吏之横暴，取消了党的宣传效力。本以为有一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而结果实得其反。
总而言之：在原则上，我们不但没有理由可以反对一个革命党做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并且极热忱的希望中国国民党早日进展到能做革命的军事行动能建设革命政府之一日。但在实际情形上，我们一方面观察得国民党的内容，还没有进展到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时期，勉强假用种种反革命的力量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实在是此路不通！一方面我们观察得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力量及国内军阀的力量，要想占据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来打倒他们，那更是此路不通！
现在有一条虽较远而可通的路给我们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破坏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势力；才可以惊醒帝国主义者条约神圣的迷梦，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华不法的权利；才可以击碎商人绅士勾结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奸谋；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
因此，我们希望国民党毅然决然改走这条新路；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毅然决然断绝一部分有名无实的政权之留恋，回到革命同盟会的时代；毅然决然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在一切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不断的为这些大民众之自身利益而奋斗，使这些大民众都认识国民党的确是为民众利益而革命的党，的确和军阀派及其他官僚的政党不同；如此，中国国民党才有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真实力量。
这样本是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一大变动，反动的右派，在他们自身的利害上当然要反对这种变动；即畏难苟安的中派分子，亦未必有赞成这变动之勇气与决心，然而这个变动确是中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革命的领袖们若是看清了这个需要的事实，便应该拿出革命的责任心克服他们那游移不定的意志！
如果大家的头脑，都被军阀战争及局部政情之琐屑应付的具体问题占领了，没有考虑全国革命所需要的事实之余地，诚然是国民党的不幸；然而我们相信终有大家回过头来考虑这个事实之一日，如此，我们只好改日再谈。
辛亥革命与国民党
我始终承认中国国民党（此处所称中国国民党，乃包括自同盟会一直到现在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党）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何以如此，根本上自然有当时社会的经济原因；而专就革命党人努力及其政策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三个重大的错误，也是失败之原因。
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当时革命之唯一的口号是“排满”，这种感情的煽动，自然也是革命运动之重要工具；然而不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专以煽动感情为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把革命运动建立在这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那有不失败之理！当时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是对外收回权利（矿山、铁路等），是对内反对中央官有企业（浙路、川路等），革命党人忽略了这种适合国民革命之真实的物质要求，而专事感情的排满运动，当时的党人，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满清虐政之直觉，以为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数，因此清室一退位，革命党便失了革命运动的机能，不但首先叛党之章炳麟、刘师培公然宣言只知排满不知共和，大部分革命党人都减少了革命的热忱，即革命的领袖们也真无法解释一般民众“反对清室退位后继续战争”的谬误心理，因为当时只有排满的呼声占领了全社会。而且在这单调的呼声中，竟将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即反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掩住了，使帝国主义者安然以巨款援助袁世凯解散革命的势力。当时党人的理论，未尝不是由推倒满清而革新自强，由革新自强而挽回权利；然而这种转弯的想像，不如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能够号召民众，当时直接鼓动民众革命情绪的只是推倒满清，所以“满清倒而革命运动即应停止”，在当时民众心理上，竟成了一个合理的逻辑，后来袁世凯死，护国运动便应中止；徐世昌逃，孙中山便应下野，都是同样的逻辑。这个逻辑诚然合理，确是不错，只是错在“排满”、“讨袁”、“讨徐”、“护国”、“护法”一直到现在的“讨曹”、“讨吴”、“反直”、“北伐”等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有了这等口号，自然结果到那样合理的逻辑。可是中国革命运动，正是被这合理的逻辑葬送了，也就是被那些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葬送了！
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革命自然应有军事行动，然而在没有相当的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以前，即贸然做军事行动，且专力于军事行动，即令军事上占得胜利，也断然没有成就革命事业的可能。没有民众的宣传，则军队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不生关系，并不能得着民众的了解及军事上、建设上的援助；没有党的训练，当然无法由党的主义、党的政策来支配战时的军事行动及战后的政治建设不违背革命的意义。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自始即失之过早，辛亥革命也因此而早熟而失败了；至于民众宣传方面：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排满的鼓动，兵事起后，连这一小部分的鼓动都停止了，唯一的机关报——《民报》，竟未曾在民党占领的地方继续出版过一次；党人自办的宣传革命的《民立报》，兵事起后，撰述权竟委诸反同盟会的章士钊之手；军事行动普遍了南方十二省、北方二省，竟无一个正式的宣传机关（《民权报》是天仇个人的关系）。因为官厅禁止出版么？当然不是。因为党中无力供给出版经费么？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党中只看见军事行动在革命上有价值，办报不过是无聊文人混饭吃的把戏，一万张报内也寻不出一兵一弹来，有何用处？从前在《民报》上《民立报》上做宣传工作的党员，兵事起后，都去做了大官，做了伟人，那还肯低头小就来充当什么新闻记者！只专力军事行动不做民众宣传这一点，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是国民党至今还没有社会的基础之原因。
即于党的训练方面：当时的右派（首领是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附和官僚派“革命军兴革命党清”之说，固属荒谬；而左派首领孙中山、胡汉民、陈其美等又何尝想起召集一个全国党的会议。兵事起后，站在政府方面，开过多少军事、财政会议；而未曾站在党的方面，开过一次会议，决定党的政治主张，来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团结党员，使之一致行动。既然没有了党的政治主张与纪律训练，党员的个人行动及背党行为自然要层出不穷：第一个背叛者便是章炳麟，公然通电毁谤党魁，力主政府北迁，推举袁世凯，非袁无人能统治中国；第二个背叛者便是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多数党员，不遵党魁命令，议决政府北迁；第三个背叛者便是刘揆一，为了想做袁世凯政府的工商总长，宣布脱党；自此以后，相继叛党者，若孙毓筠，若胡瑛等，不计其数，几乎可以说是同盟会之袁党化。革命党这种失败，比较军事上政治上任何失败都重大，而且可耻。然而当时党中并不曾把这种可耻的失败看得象军事上政治上失败那样要紧。只专力军事行动而不注意党的训练，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即现在的国民党仍然不曾抛弃这种旧观念。
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国民党自始就有左右派的痕迹，其原因乃由于地方的经济组织影响到两派政策之不同：左派首领孙中山等，生长在广东海岸外国新式产业发达的地方，所以产生了三民主义革命的理想；右派首领黄兴等，生长在湖南内地农业社会里，所以抱定了简单的排满理想。这两派革命的宣传，自始也就不同：广东派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等，在《民报》上便有一些关于民权、民生的理论；而湖南派的陈天华、杨笃生等，却只有激烈的很流行的排满小册子——《猛回头》、《新湖南》。自从清室退位，右派的理想已实现，遂渐渐表示妥协的倾向：第一步妥协是黄兴在南京政府即开始与旧官僚及大绅士合作；第二步妥协是包围孙中山，让权袁世凯并政府北迁；第三步妥协是孙、黄到北京和袁世凯筹商国是，协定什么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美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第四步妥协是解散同盟会与几个非革命的政团合组国民党；第五步妥协是向袁世凯要求组织袁派阁员都临时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内阁。经过这些妥协，不但革命运动停止了，连一个革命的党也消灭了！这些妥协的责任，大部分固应归之右派，而左派诸领袖，为什么也尽量容纳右派的主张，与之合作也是一个问题。直到民国二年，国民党完全失败，孙中山才公然指责党员不服从他的主张，才断然和黄兴派分裂，另组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运动。
在这继续革命运动中，所采用的政策，是否因袭旧的政策——采用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等——仍然是一个问题；左派自身是否也有妥协的错误——郑重宣言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履行条约义务等——这又是一个问题。
辛亥革命失败了，继续辛亥的革命运动仍然是失败了，我们对于这些过去失败的回顾，是十分痛楚的回顾！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痛楚的回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
一个党的左右派分化，不但是应有的现象，而且或者是进步的现象。不过近来国民党中所谓右派的反动行为，说他是右派实在还是太恭维了，实在只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走狗；因为如果是国民党的右派，不过是比左派和平些，大体上仍要抱定国民主义，更不能违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更万万不能做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依照国民党大会的宣言，对于一切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不使享有民权，何况认为党员！
现在这班所谓右派的反革命的行为是怎样？在此次上海国民大会的暴行上，更是充分的暴露出来了。
据上海大学学生通电说：“当我们同学洪野鹤、何秉彝、王秋心、王环心、刘一清、黄仁，在会场之下为赞成反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演说而鼓掌之时，台上主席喻育之（国民党党员）便喝令禁止，加以‘扰乱会场’之罪名，台下大队流氓，闻声响应，一呼百诺，蜂拥而前，向洪、何、王、刘、王、黄诸同学施以惨酷之打击，同时，并以‘这是齐燮元的奸细’之口号诬害我洪、何、王诸同学。……当时恰有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代表郭君寿华登台演说：‘我们应当推翻一切军阀一切帝国主义……’话犹未了，该会会计童理璋（国民党党员）即上前将郭君拦阻，扯下演台……不意童理璋、喻育之辈，狼毒豺狠，猛将黄仁、郭伯和、郭寿华三君一推，竟自高逾七尺之台，跌至台下硬石上面，一时怆痛之声，惨不忍闻。黄仁君跌伤腰部，呕吐交作，一时昏迷不省人事（次日已死于医院）；郭君伯和跌伤头、胸、足三部，血流不止，多时不能行动；郭君寿华挨打之后，又复加以跌伤肩背等处，时台下流氓，又加以殴打。”
安福部雇流氓包围国会，吴景濂雇流氓打学生的方法，现在挂名革命党籍的人，也居然效法起来，而且被打死打伤的都是些同党的党员，这情形是何等严重！
他们在卢、何势力之下，诬爱国学生为齐燮元的奸细；同样，在吴佩孚、齐燮元等势力之下的走狗，又何尝不可以卢永祥、何丰林的奸细诬爱国学生而加以残杀；这种为一派军阀捧场作伥的卑劣手段，不意挂名革命党籍的人也公然行之，这情形又何等严重！
前此上海执行部坐视右派数十暴徒殴打邵力子而不与以惩罚，纪律废弛，识者早已忧之。我们固然不应该因几个党中下流分子的行动，归罪全党；我们现在只十分注意党中负责任的最高党部，对于此次杀伤十几个青年学生的巨案如何处置；并同时注意各级党部的公正党员，对于党中几个反动分子取如何态度，然后才可以判断党的价值。
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
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这个新工具比旧工具更柔顺服从一点，更得中国的所谓“舆论”赞助一点，近来英美人士极口称赞这位基督将军的军队如何优良，青年政治家基督教徒王正廷等如何为冯玉祥奔走联络，这都是新工具登场的广告。
这次英美更换新工具，乃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势力均衡（英美不能完全打倒日本在华势力，日本对英美亦然）和中国军阀势力均衡（直不能完全平奉，奉亦不能完全平直）之故；他们的阴谋，乃是实现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即政变中所传天津会议），并由此会议产生一个由列强共同支配的各派军阀（或加入一二财阀？）首领合作之委员制的政府。
我们百口断定这种结局，不但决不能解决中国的纠纷，而且必然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结合起来更加紧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之枷锁；随后他们当中又必然互相争斗起来，加中国人民以空前的屠杀与践踏。
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呵！自鸦片战争到临城案件，中国的经济权政治权都渐渐落在帝国主义的列强手里，我们如何能妄想任何军阀的政治行动不受列强的操纵？我们如何妄想他们给我们吃的任何东西不是毒药而是滋养品？
在二重压迫剥削之下的中国人民呵！我们不扫荡一切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决无实现和平安定的局面之可能。袁世凯死了，我们希望段祺瑞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可是失望了；段祺瑞、徐世昌都倒了，我们又希望吴佩孚出来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可是结果又失望了；现在曹、吴又倒了，我们若仍希望基督将军出来或段祺瑞再出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仍然是要失望！而且不但失望，譬如毒疮，不施以剧烈的外科手术，弥缝一次，溃烂必更甚一次。
我们与其年年坐着失望，任他溃烂，不如奋起以自力创造和平安定的局面；我们所要的和平安定的局面，决不是什么“排满”、“讨袁”、“讨徐”、“讨段”、“反直”、“讨曹吴”、“讨冯玉祥”可以得着，只有扫荡一切帝国主义与军阀可以得着！
肃清内部
中国国民党，在党内，在广东境内，都急需积极的采用肃清内部政策。
民国二年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决心和妥协的黄兴派分裂，此次国民党于无形中淘汰了一部分反动分子，他们随后形成了一个政学会。民国十年中山先生和买办唐绍仪决裂，此次国民党又于无形中淘汰了一部分反动分子，他们随后形成了一个民国十一年的益友社。虽然经过这两次无形淘汰，而并未曾经过一次正式的洗党，因此留在党中的反动分子仍不等数，他们的反动性，由全国大会宣言发表后，党中革命的空气日益浓厚起来，逼得他们反革命的言论行动也日益鲜明起来；其事实略见国民党全体执行委员会提出，常务委员会通过之整顿纪律案如下：
《民国日报》记者说中国人并不愿侵犯外国已得之权利并拒绝登载废约运动的通电；顺德县长兼国民党分部长周之贞，以擅立农会罪名拘捕农民领袖；广宁县长兼国民党分部长李某，煽动土豪所组织的民团摧残农民协会；兵工厂长兼广州市党部工人部长马超俊，不惩办凶殴工人的护厂队长，反而破坏工人组织俱乐部；粤汉铁路局长许崇灏压制要求发给欠薪之工人；公安局长兼广州市党部委员吴铁城，派警察禁止圣心学校学生反抗帝国主义之罢课，左袒枪击酒业工会之商团，力助工头压迫人力车夫；市长兼市党部组织部长孙科，命警备队恶打请愿免捐之轿夫并不准轿夫入党；代理省长兼市党部监察委员陈树人，竟执行法国领事命令，派员查办圣心罢课学生，并在洋教师前大声呼喝立拿劝阻教员上课者；中央监察委员张继，曾公然说反对帝国主义为本党之错误。
此外若统率商团军反抗政府的陈廉伯、陈恭受；若为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出头摧残工人的李援、邝公耀；若利用流氓杀伤十余学生的童理璋、喻育之等；若在沙面罢工事件中，在商团反叛事件中，许多力谋和帝国主义者及商团合作的军人政客；他们不但挂名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并且自称是热心护党的党员。
其实这班党员留在党内，终必直接或间接断送党的生命；倘真欲护党，只有肃清内部之一法。
说到广东境内的政治军事问题，目前也非注全力于肃清内部不可。反革命的商团虽然打退了，而广州政府所受反革命势力宰制的危机并未曾稍减：第一是心腹之患的范、廖等军；第二是各县绅士大地主所统率的乡民团；第三是久据东江的陈、洪、林、叶各军；广东境内这三种反革命的势力，随时都可以单独的或结合起来向北勾引直系，向南勾引英国帝国主义者，最客气也是“请孙下野”。因此，我们总以为国民党目前重要的工作，不是侈言北伐，而是肃清党内的反动分子和境内的反动势力。自己内部一蹋又糊涂，还北伐个什么？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
——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
各地委、区委、小组负责同志们：
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前次扩大会议决议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说过。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末〔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兹特再行通告各负责同志，自后务于此点特别矫正，至少要做到下列各事：
（一）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
（二）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
（三）负责党部或组长，应规划工作，分配各个同志担负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
（四）每次接到中局文告后，应即提出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
（五）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
（六）报告不宜过于简略，要很有条理的述明各项工作之全部。
委员长 T.S.Chen
秘 书 C.T.Mao
一九二四、十一、一
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
六日附及
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
自俄罗斯十月革命一直到现在，在中国也和其他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有许多人把他看做洪水猛兽。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误解呢？一般的总原因，是观察力薄弱的人们误信了各帝国主义者的通信社、新闻纸之造谣诬蔑及反革命的白党（旧俄之贵族、大地主、军人、官僚、社会革命党、少数党、无政府党等）之奔走呼号；其次乃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加旧俄皇室以重创，此事大伤了宗法社会里人们的感情；再其次则是新俄宪法，剥夺了以资本生息者及私人商贩之参政权。在第一个原因，本来毫不足怪，因为新俄一面自己放弃了旧俄的帝国主义，一面拒绝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之侵入，帝国主义者自然要造谣诬蔑他，可是我们被帝国主义者欺压得不成话说的中国人，也竟然误信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来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新俄，未免认不清敌与友了。旧俄贵族失了特权，大地主失了土地，军人、官僚失了权位，社会革命党、少数党、无政府党失了和资产阶级苟合的可能，他们奔走呼号也是应有的事，可是特权阶级以外的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却没有同情于他们的必要。在第二个原因，象张勋、辜鸿铭、康有为这等复辟保皇的人们，自然应该太息痛恨俄之布尔什维克党人悖伦灭理，而稍有进步思想的人，却应该承认俄人取法于法人处置路易者处置尼哥拉士，断绝后患，善于中国人之处置清室。只有第三个原因，自有史以来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之特色，这个特色自然为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所不喜；然而在资产阶级幼稚的中国，大一点的资本家与地主在国民中真是少数又少数，小资产阶级若手工工业家、小商人、自耕农，都被英、美、日、法等资本帝国主义之工商业挤得濒于破产，生活艰难，也应该行向革命才是生路。
再由积极方面，说到十月革命的俄罗斯之真情实况，因革命而得救的，第一是占国民十分之八的农民得着了土地，其次是工人得着了政治上教育上的优越权利，再其次是科学者、技术家得着了最优的待遇，就是小工业家、小商人亦因受国家企业之雇佣，免了被大资本企业压迫的忧危，吃亏的只有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等最少数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俄罗斯十月革命是真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民——农民、工人、小工商业家——的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更有一个重要的主义是：在国内保障全俄人民经济生活脱离外国帝国主义的宰割而独立，在世界给一切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一个有力的暗示。
中国的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比俄罗斯更是少数，其余最大多数的人民——农民、工人、小工商业家——所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欺压，比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人民所受的更是厉害多少倍；因此，我们以为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应该接受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精神，而不应该误信谣言把他看做洪水猛兽！即令他对于帝国主义者、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是洪水猛兽，而俄罗斯最大多数人民却已由他而得救了！
国民党的政治态度
国民党的分子本来复杂，遇了现在这样复杂的政局，各派分子对于政治的态度，自然不会一致。兹假设其不同点而略评其得失。
此时中国的一切政治局面，都是各帝国主义者及各派军阀暗斗明争循环起伏的局面，只有革命的大民众之长期的暴动，打破此循环仍旧的局面，别开一新局面，是唯一出路。放弃政权与军事行动，从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领导民众，对于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不放过每个争斗；这是国民党的政治态度所应取之上策，因为中国只有此策可救。
或以为此策迂缓而难行，就现有的政权与军事势力，对各派帝国主义与军阀，采用一时攻守缓急不同的策略，或利用军阀中的反抗派推倒最反动的军阀，以进展革命的势力，或参加军阀会议，发表己党的政治主张，暴露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阴谋于全国民众；此种行动，虽不能根本打破一切帝国主义与军阀循环起伏的旧局面，而却是革命的行动，可以算是中策。
若是绝口不提反对帝国主义，绝口不提打倒一切军阀，对于与己党有关系的军阀战胜他派军阀，便视为革命之胜利，以为他们的胜利可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无须革命，不惜牺牲己党的党纲政纲逢迎军阀，怂恿己党党魁无条件的与军阀合作，与帝国主义妥协，以冀在政权上分得若干余沥；这种下流的政治态度，不待言不能救中国，并要葬送国民党的生命！
在广东之政治态度也是如此，毅然抛弃政权，从民间去，乃是上策，因为右派与军阀利用政权压迫工人、农民，剥削小商人，不抛弃政权，民间大不欢迎；或以事实上无法即时抛弃政权，则即利用此政权，肃清境内种种反动势力若商团、乡团、善堂不法的军队等，停止种种弊政若开赌、杂捐、拉夫等，这也不失为中策；至于日与各种反动势力妥协牵就，以保此背革命而行的政权，实是下策！
国民党将来在历史上的荣誉至何程度，当以其政治态度采用此三策至何程度而定。
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
我们为什么赞成国民会议？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够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
我们为什么并且赞成国民党所主张的预备会议？这是因为国民会议比较的形式严重些，决非三数月甚至半年所能正式开会，在此半年中，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暗斗明攻所加于中国之损失与危机，无法遏制；所以我们不但赞成国民党所主张的预备会议，并且看清此会议单是议政机关还不够，应该同时是执政机关，主张即以此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政府之职权，以期中国政权即由摄政内阁奉还于人民。今不幸段祺瑞怀抱“北洋正统”的旧观念，竟不待预备会议之召集，硬以军人拥戴，入京自为执政，自己颁布临时政府制，以延军阀政府将坠之生命。国民党领袖们及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即令能容忍段祺瑞这种专断的事实，亦应严厉的督责他马上召集预备会议，马上将摄政内阁给他的政权奉还人民——由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
毫无法律根据的临时执政政府延长一日，即为中国加增灾难一日。
在外交上说起来，往事且不提，军阀政治的根性是必然要丧权误国的，何况段祺瑞在战争中所受外力的援助及最近对外的表示，他的执政政府延长期中，所谓战争中损害赔偿，所谓金佛案，所谓无线电台合同，所谓保障外人已得权利，甚至于所谓参战借款转期案，都会为了执政之承认和东交民巷公平交易。
在内政上说起来，如果是革命的苛迭达，吾人自然没有理由绳之以法，至于反动的苛迭达，每酿成政治上极大的扰乱，吾人应许拘泥成法（指民国临时约法）等犹彼善于此。段氏对外态度之妥协，对内破坏摄政内阁差强人意之设施——修改优待条件及监视清帝，压迫反曹之国民军，恢复安福系、交通系之政权，没有一件事能够表示丝毫革命态度，所谓“彻底改革”，所谓“更始为宜”，只是毁法以便私图之饰词。这种非革命的毁法，不但无与〔益〕于政治的革新，且足以使反对派假护法（指民国约法）以争政之机会，造成将来的乱源。
欲救此对外对内之危机，只有一途：速开国民会议之预备会议，现在的临时执政奉还政权于人民，即以此由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国民政府的职权，国民会议由他召集，他的主席团就是此临时政府处理各部行政的首长。
孙段合作与国民党之运命
“真金不怕火来烧”，所以孙中山先生此次入京虽然是一个“险途”，在革命党的态度上自不应避免不去，至于他是否真金，此次一烧便能明白。
无论孙中山先生还没有什么实在的力量，然而在中国政局上，却常常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感觉不安，拒绝他呢，还是拉拢他？
此次中山由广东而上海而日本而天津，到处都有民众的欢迎。在这些欢迎声中，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民众革命的情绪正在发展；他方面因此更使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及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由惊恐而各逞其拒绝或拉拢之技能。英美帝国主义者自然是到处拒绝他，而日本及段祺瑞为支配全中国计，是想拒绝与拉拢互用，使中山在投降式的条件之下和他们合作，我们所谓“险途”即此。
民众为什么欢迎中山先生，不用说是因为他屡次宣言主张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段祺瑞、张作霖为什么拉拢孙中山，只要不是痴子，便不会说他们拉拢孙中山和民众欢迎孙中山是一样的意思。这两种意思都明白地摆在中山先生眼前，还是接受民众欢迎的意思，还是接受军阀拉拢的意思，这是中山先生脱离或陷入此“险途”之唯一标识。
换句话说，在民众方面，正在帝国主义利害意见不一致及军阀分裂动摇的时机中，力图发展他们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中央在地方都要求一个德谟克拉西的政治；在军阀（段祺瑞）方面，正在借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恢复其势力，并且想邀英、美、法各帝国主义之同情集中其势力，复兴其军人狄克推多的政治。前者是终得胜利之坦途，后者是残灯复明之迷梦。这两条道路都明白地摆在中山先生眼前，若走前一条路，便应始终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即退让一万步，亦不应因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压迫或拉拢，而放弃其最近宣言中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国民会议两个最重要的主张，这乃是国民党与国民合作；若走后一条路，便是中山抛弃其主张，自食其宣言，实现所谓“孙段合作”。
或以为在孙段合作的情形之下，也可以实现中山的主张。这种想头未免太滑稽了！段祺瑞以前的政治罪恶，如亲日卖国，滥借外债以蓄私党，妄开兵祸以除异己等，都姑且不论，请看他现在的行为：
一、以安福派垄断政权如李思浩为财政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吴炳湘为北京警察总监，姚震为法制院院长，姚国桢为烟酒督办，曾毓隽为税务督办，丁士源为公债局总裁，王揖唐为安徽省长。
二、任安徽姜案正凶刑事通缉未取消之倪道烺（督军团首领倪嗣冲之侄）为凤阳关监督。
三、反对摄政内阁修改清室优待条件，纵清废帝出逃外国使馆。
四、起用全国公认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为参政。
五、宣言“外崇国信”，即是明白答覆列强保障外人既得权利之要求，亦即是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
上列诸事已充分说明段祺瑞纵庇群小卖国乱政的行为，丝毫未改。他正在拿“外崇国信”这份厚礼乞怜一切帝国主义者之援助，以恢复并巩固其安福群盗之旧日江山，他将要受一切帝国主义者之指使，压迫各阶级民族解放的运动，并且已经阻止孙中山在京津之演说及欢迎，他对于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尚且骂李石曾少年胡闹，他对于废除洋大人之不平等条约更说是乱党过激的主张，希望他修改不平等条约，只有修改廿一条为廿二条，希望他召集国民会议，除非是军阀官僚的国民会议来选举他为正式执政。
军阀们牺牲民族的利益，以结帝国主义的欢心，以保其权位，这本是常态；国民党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奋斗计，揭破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勾结的阴谋与罪恶，这也是常态；军阀失其常态，便不是军阀，国民党失其常态，亦不成其为国民党。国民党与国民合作是坦途，国民党与军阀合作是陷阱，中山先生将何去何从呢？“不怕火烧才是真金！”
国民会议促成会与中国政局
年来中国政局之变动，都是由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动力，不是由于人民的动力，民主政治决非没有人民的动力而可以实现的。
英、美帝国主义者之工具——曹、吴等直系军阀倒后，中国人民得了表现其力量的机会，并且已经有了开始表现其力量的事实，例如各省由人民团体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最近上海促成会成立大会之宣言，已看清中国政局有两个可能的倾向：一是人民取得政权，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利益及国家统一与独立；一是军阀恢复其势力，武力专政，继续卖国乱政，引起战祸。他们这种见解是很对的。
我们并且要告诉全国民众：此时政界之领袖代表第一个倾向的是孙中山，他背后是各省要求民主政治的民众，他们的目的是：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外国势力之宰制；
（二）保障人民的自由与利益，脱离军阀政治之蹂躏。代表第二倾向的是段祺瑞，他背后是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的目的是：
（一）保护外人条约之权利与特权；
（二）承认金佛郎案；
（三）承认无线电台合同；
（四）由外力援助军阀统治中国人民，排除中国革命势力，使中国永远在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宰制之下。
这两个倾向是很明显的了！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呵！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呵！全国要求国民会议与民主政治的民众呵！其速速集中你们的力量，决死反抗第二个倾向，为第一个倾向奋斗！
帝国主义者与军阀间的新勾结已就成熟，倘不由人民的动力破此新勾结，则今后的中国仍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世界，所谓人民利益及国家统一与独立，都没有丝毫希望呵！
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
现代中国国民运动，起源远在中日战争以后，当时所谓士大夫（即智识阶级与官僚），受战败之刺激，由反对李鸿章议和误国运动，一变而为维新自强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翁同龢、文廷式、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当时政治思想分为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一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旧的中国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道、轮船、电报、海军等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时论同情，李遂失政权而入居北京。康有为入北京上书变法救亡并设保国会，而翁派势力大张，翁、康互相利用，结托清帝，遂造成戊戌变法的局面。
“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而也只有这四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因为在这四个运动中，都有广大民众参加，不像什么西南“护国”、“护法”都是南北军人间的互斗，不但没有民众参加，而且没有丝毫民族对外的意义。
“戊戌变法”运动，所谓变法，不过是一种方法，其目的乃是由变法而自强而御侮而救亡，其动机乃由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而起。这次运动的优点有二：（一）当时所谓变法维新，较前此老维新派李鸿章等采用西洋的军事、交通制度，更进一步主张采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鸿章等退为当时之守旧派。（二）当时之变法维新运动，不但在政治思想上生了大变化，即学术思想上也生了大变化；所谓思想上的变化虽然不出孔教范围，而因为西洋学术思想之输入，遂使孔教教义起了新的分化：一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改革派，一是张之洞、叶德辉等之护教派。张之洞著《劝学篇》，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均以明伦卫道之正统自居，斥康、梁为异端邪说；这种辩论，使远在此前汉学派今古文之争扩大到政治上学术思想上普遍的冲突。
这次变法运动的弱点亦有二：（一）变法维新的内容，只主张在现政治之下谋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并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准备，因此，遂引起后来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二）变法维新的方略，未曾在社会上坚筑改革派民众组织的基础，专思以清帝的威权行之，当时的改革派不但没有抓住社会势力，并没有看清包围清帝之亲贵——统治阶级对他们作战的力量，因此他们遂至为袁世凯所卖，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妥协性，使他们忽略了民众的组织，使他们忽略了革命的准备，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一次给我们的教训！
戊戌政变后，清廷的反动，日甚一日，同时，外国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也日甚一日。全国，尤其是北方穷苦的农民及手工业者之生活困难与失业增加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外货输入）成为正比例；同时，清廷一方面对内厉行反动政策，一方面图结外人之欢心和缓其责难，保护外人及教堂之严令，纷如雪片的颁布到各县各镇乡；因此，遂逼成“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动政局趋于极端之结果。
思想简单的北方农民及失业的游民无产阶级，凭了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中日战争割地赔款，洋货充斥物价飞涨，教堂教徒势力薰天，政府因仿办洋学堂、洋船、洋枪炮等增加租税——这些多年的直觉，遂由白莲教的反清复明运动，一变而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恰当此时清廷反动的政局日趋极端，无论如何媚外，终不免外人借口要挟的责难，至外国容纳亡命的改革派，尤为清廷愤恨，及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延及直隶、东三省，端、庄、毓贤、刚毅辈遂思利用之以铲除外人干涉，以偿其尽量反动之大欲。
义和团之蔑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义和团之信托神力，义和团之排斥一切科学与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点，然这些本来是一般落后的农业社会之缺点，我们不能拿这些特别非难义和团。义和团真正缺点是：（一）只是冲动的暴动之一群，而没有相当的组织，致一败而遂瓦解；（二）与反动派合作而为其利用，致失社会上进步分子的同情。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二次给我们的教训！
义和团运动之失败，在国民运动上遗下两个极大的影响：一是因此暴露了清廷之罪恶与昏庸，戊戌以来社会上所谓维新党，分化为立宪与革命二派，这是好的影响；一是因此一般富于妥协性的知识阶级，附和二毛子三毛子的宣传，以排外为野蛮为耻辱，损坏了民族革命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精神，这是恶的影响。这个恶影响为害于国民运动至大，远及于辛亥革命一直到现在。
自义和团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立宪与革命之辩论，纷起于侨居日本及上海之知识阶级；同时，内地之商业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权利收回”运动亦轰然特起，最著者，若对俄之东三省主权收回运动；若对美之粤汉铁路收回运动；若对英之山西、河南煤矿收回运动，安徽铜官山矿废约运动，沪杭甬路拒绝借款运动，苏、直、鲁、津铁路废约运动；若对法之滇矿收回运动，拒绝沪、绍航权运动；若对比之收回京汉路管理权运动；吉林、河南、四川都组织了保路会，成了大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遍于全国，明明是对于帝国主义者依辛丑条约向中国经济进攻之反抗。当时的革命党，应看清廷乃是当时革命运动之唯一动力。
当时立宪与革命两派之争，前者是希望清廷的宪政来改造中国，后者是主张以革命的势力来改造中国，立宪论实在是当时一部分妥协的知识阶级之愚妄，然而革命的结果，也未达到改造中国之目的，这并不是革命主张之错误，乃革命方法之错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之点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单调的排满，虽然因此煽动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于成功；同时并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当时商民之经济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为商民所了解，革命运动遂不得不随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因此，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败。（二）单调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之基础，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败，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恶。
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清而放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满口尊重外人的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军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国革命而大伸，清末权利收回运动，无形消灭，借外债，送权利，成为民国史之特征；同时军人以兵乱政，亦为前清所未有，至如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为患的局面，亦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所遗下的恶影响。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三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加上对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情态，并且还有一部分领袖有求助于更险毒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者之倾向；此倾向，发展到华盛顿会议时，更恶化了全社会。（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当时在南方的国民党均囚在“以武力和北方争地盘”的旧政策内，或更周旋于分赃的南北和平会议，并未看清中国革命之真关建——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也未看清中国革命之新方向及新势力，他们对于学生运动取了旁观态度，甚至有一二领袖还加以怀疑或非难；在北方的青年领袖们根本上没有革命性，不但临事脱逃，并且公然提出回避革命的口号“读书求学不问政治”。因此，在革命时机有革命倾向的“五四”运动，变成了秀才造反，中国懦弱的智识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可谓原形毕露！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四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上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争斗或民族争斗，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自海员罢工至镇压商团反革命（民国十一年一月十二日一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因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前后加入罢工之海员二万余人，全市搬运工人、煤炭苦力、公私佣工等同情罢工者数万人，罢工凡五十四日（一月十二日一三月五日），以达到加薪要求而解决。
在此次罢工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国北方的铁路工人之阶级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华人全体罢工时之民族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帝国主义者运输停止之恐慌及运输工人之威力；我们可以看出英政府保护英资本家（船公司）严厉的压迫罢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员工会，勒令各行船馆缴销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员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则代船公司招工，并拘捕同情于香港罢工之工人数名）。
由海员罢工胜利起，至京汉路工“二七”惨剧止，这一年中，是中国工人阶级进攻时期。由香港、广东而上海而长沙而萍乡而武汉，沿京汉、津浦、京奉路而抵山海关，罢工与工会运动，轰动全国，使军阀、官僚、资本家侧目而视。
工会运动中，比较有力的是铁路工人，京汉、京绥、正太、粤汉、津浦、京奉各路都有了组织，京汉尤比较的完备，而军阀官僚对之也尤为嫉视。
当中国工会运动最高潮中（民国十一年，西历一九二二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已镇住了世界革命的怒潮，重复向世界工人阶级及远东被压迫的民族进攻了；同时，新兴的直系军阀正抱了武力统一的野心，恰好和新兴的工人阶级统一全国铁路工会的运动相抵触，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复加以汉口帝国主义者之教唆，沿京汉路各埠商人对于罢工工人之非难，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路工之惨剧乃起。
“二七”惨剧给我们的教训是：使我们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军阀官僚商人，他们同立在一条反革命的联合战线。
“二七”失败后，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同时向工人阶级进攻，各省（广东、湖南除外）工会或解散或改为秘密的小组，全国工潮一时遂低落下去。
广东虽无多产业工人，而一般劳动群众因为处在五六年来政治上反抗北方的南方政府统治之下，得到普通的集会结社之自由，较之有强固组织的资产阶级压迫下之大都市产业工人，反能发挥其革命性；因此，在全中国工潮低落之时，广东劳动群众不但能固守阵地，最近还能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攻——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得到了胜利。
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实际上只是取缔华人，这本是对于中国全民族的耻辱；然而罢工抗议者只是被雇的工人与警察，商人毫无表示，而国民党右派党员，反有和英捕房勾结欺骗工人妥协者，幸而广州市工人群起援助并力持不妥协态度，香港海员亦表示同情，英、法帝国主义者终至让步。
广东商团乡团，久有和工人、农民对抗的形势及冲突，最近各县商乡团且联合在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指挥之下，阴谋推翻孙中山政府。他们曾勾结国民党右派军人以罢市要挟政府发还了私运的枪弹；他们自己说后面有英人援助；他们自己说奉了曹、吴的命令；他们居然以武力拦阻国庆日游行庆祝的市民，杀伤了工人、学生数十人；罢了市不算，还号召各属商乡团集中广州，对政府及工人取攻势；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联合各校学生及陆军学生组织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和商团对抗；孙中山因民众之奋起，遂毅然排弃国民党右派妥协政策，以武力击散商团军，没收其枪械。
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年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他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
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国民会议声中之民选省长
民选官吏，在理论上是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在事实上亦为中国时势之急要。他省且勿论，眼前最急需民选省长的：若江苏、若浙江、若安徽、若江西、若湖北、若直隶皆是。
江苏省长现为卖省附齐的韩国钧，彼纵无耻恋位，亦必为苏人所不容；浙江省长现为卖省迎孙的夏超，浙江人如不自动的去孙与夏，将无以拒卢永祥南下之师；安徽省长现为安福首领王揖唐，安徽若容其久任省长，将使安徽人重复统治在公益维持会之下；江西现尚无省长；湖北之萧戕省媚吴，举国共仰，此贼不去，鄂人之耻；直隶已成曹国，曹今倒，万无再听曹之爪牙扬以德真除省长之理；中国政局倘不能即时进入较清明的政局或最反动混乱局面，上列各省省长都必然不能久居其位，他们虽然能指使一班走狗拥戴，若东南大学教授之拥韩，若湖北招牌公团之拥萧，决与大多数民意无涉。
惟省政府地位变动后，继任之争夺必然要起纠纷，欲解决此纠纷惟有省长民选，并且民选机关，应不由现有的省议会，而由各市各县的人民团体，自动的组织和国民会议同性质的省民会议。
我们固然知道各省现有的小军阀又盘据省政府的官僚。他们都会以权力、金钱制造省民会议或压迫省民会议以取得政权；然而各省的革命份子及爱省的民众，决不可因此便放弃其地方的政治争斗，目前只有此争斗是北方的政治争斗之发足点。
我们要求民选省长，须认清性质只是民选省长，万不可牵扯到什么“联省自治”，或什么“某省人治某省”这些昏乱方法。“联省自治”是一班小军阀巩固其现有地位的口号，和民主政治的民选官吏权、地方自治权都风马牛不相及。“某省人治某省”，也和省民的权利无关，那省人没有军阀官僚，请看苏人治苏的韩国钧、鄂人治鄂的萧耀南、湘人治湘的赵恒惕就是榜样。
我们要将民主政治实现于地方政府，我们要得着民选官吏权，只有号召省民会议实现民选省长是正确的发足点。
国民会议与商人贵族
资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本地商人中造成一种买办阶级，不但为他们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并且为他们和本地政府间买卖铁路、矿山等利权之中间人。这些买办阶级本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为了他们主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不惜破坏本国的国民运动，卖掉自己的国家。他们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发了财，有了货栈，有了大的百货公司，有了银行，甚至于有了矿山、轮船、铁道公司，在本地商人中俨然是商人贵族。
被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商业畸形的发展，因此中国的买办阶级，比国内任何商业、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都大，除了帝国主义者，他便是中国经济之王，岂但是商人贵族！
此时多数中国国民都要求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来拥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政府都想制造一个官僚政客的国民会议，来愚弄中国人民。商人阶级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是怎样呢？中等商家、小商人和商人贵族（即买办阶级），他们的经济基础不同，他们的阶级意识也就两样：中小商人和工人、农民、学生同样的受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剥削压迫；因此遂同情于工、农、学生对于国民会议之要求而参加其运动；商人、贵族寄生于两种方法之上，一是辅助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一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因此他们决不协同工农阶级为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参加国民会议，他们反是为了和帝国主义及军阀谋更进一步的勾结而参加国民会议。他们只电求段祺瑞许他们自己加入国民会议，而不肯协同民众做要求民众所需要的国民会议之运动；他们只协同教育界、贵族和英探何东爵士合作，而不愿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小商人及工人、农民、学生等下层阶级群众合作；这就是说明他们不是为了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民众利益而参加国民会议，乃是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商人贵族之特殊利益而参加国民会议。商人贵族之特殊利益，便是帝国主义者和商人贵族共同的利益——输入外资发展实业。外资势力下之实业发展，即资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之发展，中国的实业即国民经济之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工业等——将随外资势力之发展尽入外国帝国主义者掌握之中，而中国民族永远是他们经济的奴隶。真正有助于中国自己的实业发展，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为国定关税是必要的；然而买办银行等商人贵族却不赞成收回海关，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海关在外人手中，内债本息的担保才靠的住，存在他们手里的债票才不至跌价。
总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商人贵族本是因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侵入而发生而繁荣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即是他们的利益，他们宁可牺牲国家主权与国民利益，而决不肯侵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特权与利益，他们为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可以和军阀妥协的，他们所不愿与妥协的，只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众。因此，在将来的国民会议中，这班商人贵族是站在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利益方面，还是站在国民的利益方面，我们由他们的阶级性即他们的经济基础上可以推知的。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通告
——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
同志们：
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的党建筑社会的基础之一大时机，因此党及S.Y.均应全体动员努力工作。此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如左：
（一）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个名称无论如何各地必须一致，促进会后援会等名称，务设法改正。
（二）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促成会，如广东有两个促成会，湖南促成会之外又有后援会，都绝对的必须合并。若因鄙视商界或国民党右派不肯忍耐和他们对于此项运动之合作，便是很大的错误。至于大商阶级所号召的什么和平统一促成会等组织，民众不但不应加入，且须极力加以攻击。
（三）促成会当以劳动群众及小商人中等商人为重要成分，必须竭力邀请他们加入，万万不可使促成会仅仅是个C.与S.变相的团体。
（四）在促成会工作的C.及S.同志须合组一党团，直接受C.地委指挥。
（五）促成会对内对外的宣传，根本应该说人民自身要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不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机都宣传国民会议是孙中山所主张的，使民众过于倚赖中山而轻视了自己。
（六）各地促成会及其所包含之团体，应立即分别通电指摘段祺瑞最近的反动政策，并宣告所有善后会议的议决案，人民均认为无效。
（七）向他处促成会鼓吹由上海促成会召集“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的必要；但实行时期须候C.中局审定。
（八）我们此时不但要集合已有的社会各团体于促成会，并且须乘
此时机努力使与我们有关系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团体）内容充实起来，的确有些群众，不是空招牌的团体，并应乘机组织新团体，如教职员联合会公私机关职员联合会，店员联合会等。
（九）各地促成会也应该注意地方争斗，鼓吹省长及县长民选。
C.P. T.S.Chen
中央局
S.Y. Y.N.Lin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
大家意见不同，甚至于利害不同，据理争辩或据事攻击都是可以的，造谣中伤是不可以的。但是世界上往往有一种人为了一种政治的作用或自觉的不自觉的由于阶级的利害关系，急于要攻击他们的敌人，而一时又寻不着敌人错处，于是遂不得不出于造谣中伤之一法。
现在有一班人对于我们大肆其造谣中伤的手段，也是出于上述的心理。攻击我们底人们，若能指出我们实在的错误，我们是应该感谢的；或者是指出疑似的错误，我们也应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答复他们。可是他们现在所攻击我们的纯粹是造谣中伤，而且出乎情理之外的造谣中伤，令我们不得不对于他们造谣中伤之原因与心理加以解释。
他们的谣言有重要两点：
（一）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这个谣言远在二三年前，造谣言的人，本是旅沪湖南劳工会分子王光辉、谌小岑辈和几个所谓无政府派，王、谌二君虽然不承认曾造此谣言，而无政府派的宋仙却有一封致郑州工人的信可以作证。我前年在上海被法捕房逮捕时，华探杨某曾于年前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谣言，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同时，他们并在《四民日报》（复辟党和无政府党合办的报）上，大造其谣言，说我假借工人名义向俄罗斯骗钱。最近又有国民党右派分子马素，在上海南方大学演说，也公然攻击我们，大意是说我们为了俄国的金钱才相信主义。我们现在的答辩是：第一，我们是第三国际的支部，向来未和苏俄发生直接关系；第二，第三国际本部自己的用费全靠五六十国的支部供给，断不能够有巨款津贴到很小的中国支部；第三，无论是苏俄或是第三国际，主持的人不但不是瞎子、聋子、痴子，其综窍名实，并非糊涂的官僚之类，而且常有代表在中国，中国党人决没有事前借名骗钱，事后脱卸责任的可能；第四，我们在国内国外所代募的京汉工人抚恤款均交由救济委员会支配，比由该会付原捐款人以收条，所有收支详数，该会不久必有一个负责的报告；第五，我们若不是为自己的信仰所驱使，若是为金钱所驱使，在中国现在的社会，可以弄钱的道路很多，并不须十分不要脸的去骗，舍此不图，而却要假借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所压迫所厌恶的主义去骗素称纪律严肃的第三国际或苏俄的钱，未免南辕北辙了；第六，或谓苏俄为外交上的鼓吹收买我们，大家须知道苏俄若取以金钱帮助外交的政策，只需贿买外交当局及大的新闻已足，收买我们无权无位的党人有何用处，并且苏俄对华外交，是遵守列宁“对被压迫的民族只与不取”的政策，他们拿种种权利与特权挟一个空洞的承认，实用不着我们为了帮助鼓吹（……）
（二）说我们勾结吴佩孚陷害工人。从前章炳麟说黄花岗之役，是黄兴勾结张鸣岐，受了数十万贿金，送革命党人至广东，以便一网打尽。天下事无独有偶，现在又有人自由造谣说曹、吴惨杀京汉工人，在汉口逮捕工人，都是中国共产党陷害的。我们的答辩是：第一，试问我们为什么要陷害工人？第二，京汉惨杀案中我们的施洋同志也在其内，汉口被捕人中我们的刘芬、许白豪同志也在其内，而且株连到北京同志张国焘数人，岂有我们自己陷害自己之理？第三，我们反对吴佩孚，远在直奉战争后，到了京汉工人“二七”惨剧及汉口党案发生，我们攻击曹锟、吴佩孚，比中国任何人都厉害，别的不说，单在本报上就可以随便寻出这类材料，试问有没有这样勾结吴佩孚的可能？第四，现在保定狱中的京汉工人都出来了，请问当日罢工情形，是由于工人因开会受压迫而动了公愤，或是由于我们煽动陷害？若说我们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和援助罢工的工人是陷害工人，我们便没有答辩的必要了。
这两个谣言若是真的，我们便应该枪毙，岂但是区区名誉问题！因为他们所造谣言这样不近情理，我们向来以为没有和他们辩论的必要；可是现在有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及上海一两家反动派的日报，利用这些出乎情理之外的谣言，来做帝国主义者在华报纸攻击我们底应声虫，因此我们不得不答辩一下。
各资本帝国主义者，无论欧洲、美洲或在亚洲，本来都是利用许多工具，造出许多谣言，中伤他们的敌人——共产主义者。他们在中国的政策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在中国，他们不但要造谣中伤共产主义者，并且还要造谣攻击国民主义者，因为国民主义者在中国有了势力，也是他们的不利，国内一班反动分子，遂于有意或无意中做了他们的工具。造谣中伤我们底人们，即或自己不肯承认是有意做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然而在事实上，他们已经无意的做了帝国主义者之工具了，因为他们造谣攻击我们，帝国主义者是要举起双手赞成的。
并且造谣中伤我们的人们，还有几种特别心理：（一）他们以为攻击共产党，必能博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资本家各方面的同情，于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大有利益；至少也可以免得过激嫌疑遇着压迫，他们在天津欢迎孙中山时散传单攻击我们，虽然一时疑被外国巡捕误会捉去，随即讯明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人而释放了，这便是一个证明。（二）他们以为骗钱在中国社会是最足以动人猜疑的事，陷害工人是工人阶级所痛恨的事，这两种谣言一传布，我们在工人中在一般民众中便不能活动了。（三）他们以为我们伏在各种黑暗势力压迫之下，任他们如何自由造谣中伤我们，我们也不能够象他们时常公开的拿延请大律师向资本帝国主义的法庭控告来威吓攻击他们底人。
至于他们所以要造谣中伤我们之各别原因，我们也要指明出来。马素这等人，全身都装满了大美国的空气，一回到中国来，眼见孙中山及国民党居然冒了赤化嫌疑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废止不平等条约，他自然要气得发昏，自然要借着中伤我们的谣言来骂着出出怨气。反革命的无政府派，他们无论在欧美或中国，都是帮着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等反对共产主义者，造谣中伤共产主义者即是公开的向黑暗势力告密，张德惠造谣攻击我们，是因为他侵吞京汉工人抚恤费数百元受我们责问之反响。郭寄生、王光辉是要欢迎官僚的国际劳工局代表亨利老爷的，他们造谣中伤我们，更是他们的义务。
最近看见郭寄生、王光辉在上海报上登给我们的启事，没有资本家给我们钱登告白打官司，现在我们只好顺便这里答复几句：他们启事中所指何事，我们不大明白，实在无从答复；惟他们劝我们洗心，我们以为我们若自问没有和杀害黄庞的赵恒惕、宾步程妥协及为南洋烟草公司利用这等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实，便心安理得，另外用不着洗心！
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
——对北洋军阀召开善后会议的对策
同志们：
现在军阀的善后会议条例已经公布，我们对付的态度应由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进行及准备左列各事：
（一）通电说明无人民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之危险。
1.此善后会议是段祺瑞借此勾结各省失势的小军阀结合己派的新势力和他派军阀对抗，此种新结合必酿成和他派军阀间的新战争，给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又一机会。
2.段祺瑞悍然不顾民意召集善后会议，乃希图在国民会议之前巩固其势力以对付国民，并以对付孙中山。
3.借此会议为他卖国的工具，如承认金弗〔佛〕郎案，继续参战借款，办理沧石借款……
（二）反对善后会议有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及外交军事财政问题之权利，并不能议决国民会议组织法。
（三）继续要求人民的预备会议，如段祺瑞不许或善后会议悍然决定上列诸问题时，即准备有力的抗议，如一定时间的（一日或二日）罢市罢工罢课及罢税的运动并示威运动。
（四）国民党代表及名流如果出席善后会议时，即电请他们主张另行召集人民代表的预备会议。
（五）函商各地促成会速在北京开全国会议，并请北京促成会担任筹备。各地和促成会同性质的组织即令是大资产阶级号召的，也应邀其参加。
又，列宁周年纪念日（本月二十一日）各地应在可能范围以内号召地方各团体开一纪念会。
委〈员〉长T.S.Chen
C.C.P中央局 秘 书Leo Dschan-Lung
一九二五、一、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