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曰“士穷见节义”，又曰“疾风知劲草”。大抵盘根错节及一切困苦艰危之境，是以使常人短气，或竟归于妥协，流于软化，正所以鼓励非常人，使愈显其坚强之个性，独立不惧之操守，终能战胜环境而有余也。个人如是，国家亦如是。盖使一国中多此等非常人，则何敌国外患足虑乎？ 吾国近百年来，对外者若失败，始则以庞然自大而轻敌，继则以丧权失地之余，志馁气沮，一变而视敌别具神奇，甘于低首下心，不敢自居于侪偶之列。始则由于不知己，而尤由于不知彼，继则由于不知彼，而尤由于不知己。吾国数千年史乘，其间所得于外祸之经验，任何过去或现存之国家，不能拟其充富，而其所记忠臣之谋国，勇士之赴难，丰功伟烈，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而贻吾人亦宝贵之教训者，更不可以数计。世界上亡国灭种之事，随时随地皆有，而禹域华胄，至今巍然独存，虽异族迭兴，而大半仅为患边徼而止，即或雄踞半壁，或抚有中夏，亦因统治无术，不久还我河山，其种族同化于我，消失其独立自存性。故中华数千年来，有亡朝而无亡国。吾人当知此非偶然幸事，实以吾先民奋斗力与无畏精神之伟大，遂产此无上光荣之历史，而使吾人为子孙者，一面感激涕零，厚自策励，以期无负于祖宗之托付；一面奋发兴趣，深觉有以自豪者也。
今则时异势迁，敌国外患之危迫与其所取之方式，固非先民之所逆料，历史所裨益于吾人者，可云有限。然西谚有云“人性不变”，求其外表观之，则人世无两事绝对相同者，求其内质观之，则万事皆有多少相同；否则历史可以不作，每一时代，皆当凭空独创，无所谓人类文化之蝉联性，每一时代人，皆当为原始之人矣。故究史质之相同处，而为今日借镜，乃吾人之责也。
近代式之外族侵略
民族相争，惟恃武力，此世界有史以来之公例。求其症结，不外经济力之所驱迫。昔日匈奴、突厥、辽、金、蒙、满，大抵起于沙漠荒陬，羡于中原之膏腴，其智识愈进者，其物质欲望亦愈高，不甘游牧腥毡之苦，而作钟鸣鼎食绮襦纨绔之梦。今以吾人科学落后，物质生活远逊于侵略我者，实则侵略我者之唯一欲望，亦不过利用我天然富源，以增加其本族人民生活上之享受。今之所谓强国者，其战舰、大炮、飞机，远胜于匈奴、突厥、辽、金、蒙、满武器，然究其纯为肉欲所役使，亦在阿骨打、吴乞买、忽必烈伯仲之间也。又吾人所最习闻者，如优等民族、劣等民族，优等民族对于劣等民族所负文化之责任，尤自欺欺人之滑稽口号。我国史上外族之来侵者，亦会盗用我古先哲王之言，不曰“顺天应人”，即曰“吊民伐罪”，有无名氏著《大金吊伐录》（想以降金汉奸所为），以夸示金人侵宋志功。满洲入关，传檄南方，亦曰“非以富有天下为心，实以拯救中国为计”。彼蛮夷猾夏，何尝不假仁义道德之美名，以逞其子女玉帛之大欲。某方近年在欧美宣传，屡称吾国政治腐恶，不得已本其人道主义，以救四万万水深火热之华人，盖袭用近代化武器，以实施阿骨打、吴乞买、忽必烈之故伎也。
统治者于其对象，唯一秘诀在分化，所谓“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罗马帝国主义者深知其诀。现代印度人因宗教种族语言之复杂，时相疑忌攻杀，不能为全国整个之大团结，统治者即利用此弱点而保持其权威，所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吾国向来对外，亦有“以夷制夷”之术，夷人用之于我，则为“以汉制汉”。然“傀儡国”之发明者，当推金人，金人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今之“满洲国”，犹是依样葫芦，彼以富于模仿性见称，对于金史，早已熟读深思，多所启发，而以吴乞买之聪明，彼自当奉为大师也。盖使他人自相争杀，己则不劳而获，可谓之取巧。而利用禄位熏心爱国天良薄弱之少数官吏，使之为卖国者，为“贰臣”，予中国全体民族以难堪，可谓之恶作剧。然早已有聪明汉人揭破其谜，岳飞之言曰：“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江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以休兵观釁。”故“大楚”、“大齐”，经无能为以亡。夫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卢象升、孙承宗、史可法以及灭元之明太祖、逐满之孙中山先生，皆秉一贯之精神，以抗战异族，最后胜利，无一不属于我，此吾民族史上唯一铁案也。虽有千百吴乞买，知道其千百傀儡国，徒见其作伪心劳日拙耳。
近代式侵略之最可虑者，莫如同化一事。盖侵略者以武力造成其统治权，自居于特殊地位，被侵略者非但政治经济毫无均等机会，其文化教育事业，尤失其民族本位之性质。学术思想之自由，全被剥夺，而学校中之教科书，报纸、播音之鼓吹，无处不为侵略者歌功颂德；于被侵略者之本族史乘，及一切贡献人类之伟大遗迹，不使与其脑膜接触。久之则被侵略者认贼作父，爱国情绪无从发生，而其民族本质特点，渐次荡焉无存，只知模仿服从其主人，而乏独立性与创造力。至此乃真如槁木死灰，万劫不复矣。然此种灭国之术，亦非近代所新发明，元世官制，多本蒙古之旧，列儒士于下等。清于薙发易服外，亦强令翰林庶常习满文（即当时所谓国语），各省驻防区域，非汉人所能居住行走，以至焚烧书籍，屡兴文字之狱，其意无非使汉人默认之为优等民族。然终以汉族文化超越，不久彼且同化于我，而汉族文化固毫无损伤也。今则侵略者使被侵略者同化于彼之术，固远胜于蒙古满洲，然其效果亦至难言也。意大利、希腊、波兰，皆为久被征服民族，而卒以本国文字不能为征服者所灭，有志者刻刻不忘以本族历史之光荣，先民之遗烈，唤起国人，竟能恢复其独立自由；印度人亦以复兴固有文化，为民族解放之利器。况吾华文化根底深厚，十百倍于意大利、希腊、波兰、印度，而从未丧失其独立于自由地位者哉？
强敌当前时之措置
综观史乘所载，其应付强敌之法，不外数端，曰战、曰守、曰和、曰逃、曰降。奉表称臣，肉袒舆梓，如晋之怀愍二帝，宋之徽钦二宗，皆亡国之君，无耻苟活之所为卒之青衣行酒，或被杀，或幽死，贻笑天下万世，故降非策也。迁地徙都，暂避敌锋，徐图恢复之计，如周之东迁，宋之南渡，而国势因以不振。古人有言曰：“我能往，寇亦能往。”岳飞亦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故逃非策也。输款割地，忍耻以就城下之盟，然古人有言曰：“以地与敌，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止。”又敌人得寸进尺，诛求无厌，“和议误国”，为读宋史者所熟闻。故和更非策也。向来忠诚勇敢之士，当强敌临前，不外战与守，国势方张，不专务大喜功，不欲耗材伤民，则可言和，而非沦于危急存亡之秋也。李纲曰：“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此可谓万世不刊之名言。而其根本主张，则在战，盖能战，则最低限度亦可取得平等待遇，并非丧权失地，以求旦夕之苟安也。观李纲当靖康之难，深处围城，力排众说以备战，而金人只得引去，使其不为群奸所忌，稍久于位，则二帝北狩之辱可免，宋亦不至南渡也。宗泽知开封府，召集河北义旅数十万，日夜备战，又屡请高宗北还旧都，使其策行，天又假以年，则宋亦不终于南渡也。土木之变，亦赖于谦力主战守，而也先夺气，英宗卒以生还复位。弘光监国南京，史可法屡请王素服郊次，誓师北伐，其言曰：“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还能自立者也。”其专主讨贼之言曰：“舍筹兵筹饷无议论，舍治兵治饷无人才。”使弘光稍有天良，不为马阮群奸所惑，则至少江左偏安之局可成也。吾人展读前史，每谈伟人奇士之多，而此等人士如归，毫无仓皇局促之态。盖非但智勇卓绝，亦血样有素也。所恨者，庸主奸臣，平日既不容此等人士之立朝，而当国势已去之时，偶一擢用，又不肯专其任，尽其才，徒令一死报国，博忠节美名，以供后人凭吊之资。否则吾国史上之亡朝亡代，必不如是之多也。
弱国之硬性外交
“弱国无外交”，为吾人所习闻之语，其意谓外交本于国力，国力者，武力也。实则武力乃国力之一部分，凡对外表现，有关于国家地位者，皆国力也。如工商业、学术、思想以及外交皆是，而外交尤要。吾国外交学之发达，莫甚于春秋时代，列国相争，立于对等地位。谋国之道，内政、军事、外交三者并重，而国家之强弱荣辱和战存亡，皆以外交为之关键。盖世族执政，人才集中，组织单简，事权划一，在一国之中，亦以一人或数人而成政治重心。如晋之中军将，在内政方面，则为首相，在军事方面，则为统帅，在外交方面，则朝聘会盟之事，即为全权大使，而一国之强弱荣辱和战存亡，皆于揖让进退杯酒谈笑之间而定，所谓“折冲樽俎”也。弱国武力不足，尤恃外交。郑之子产，以最小国介于两大之间，执政二十余年，晋楚未尝加一兵，其丰采言论尤到处受人倾倒，非但待为上宾，抑且奉若大师，故子产者乃世界有史以来外交中之圣人也。观其戎服献捷，壤晋馆垣，平丘争承，辞宣子玉环，答晋问授兵登陴，措辞之敏妙，持理智严正，可谓神乎其伎，其折服强邻，犹摧枯拉朽耳。同时晏婴以已衰之齐，当方盛之楚，亦能以片言取胜。战国时代蔺相如使秦，尚存春秋弱国外交家之典型。秦汉统一以后，无对等国家观念，三国六朝，闻由外交能手，然不能与春秋诸贤相提并论矣。清季曾纪泽，在俄廷争回伊犁之地数千里，亦吾国外交史最光荣之一页。然百年来，李鸿章略习苏张纵横捭阖之小智，而未闻春秋诸贤之大道，后起者仅以说洋话为其无上技能，盖每况愈下矣。夫吾国自有春秋诸贤所遗之外交良规，今欲于外交上开新纪元，其第一步，当在外交家熟读《左传》，深通其意乎？
忠孝与爱国
中华以忠孝立国，君臣父子，居伦常之首，故忠孝并提。忠者，孝之广义也。语曰：“移孝作忠。”又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孝经》曰：“战阵无勇，非孝也。”又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亦孝也。”国家土地，为祖宗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之遗业，将由我以传诸万代无穷之子孙，个人不能保其家产，则为不孝，全国人民不能保其国土，亦为不孝，即为不忠。英文爱国名词（Patriotism）出于拉丁之Pater（父）与Patria（父国即吾人所称父母之邦）。故爱国，即由爱家而生，最合于吾人忠孝并提之意。今则君臣之伦废，然父子之关系及国家与人民之关系不废。爱国者，即爱本国山川之美、物产之饶以及风俗习惯之良善、学术文艺典章制度之光荣。盖凡一切祖宗所传，使吾人今日得有无限物质与精神上之享受者，皆当守护之，宝重之。夫个人入世，赤身赤手而来，丝毫未尝携带，明明如原始之人，荒野独处，何幸有父母所已组成之社会国家，而赤身赤手之握乃得以养以教。年愈长，则所享受愈多。此种“现成福气”，究竟我曾出何代价以得之乎？ 再进，则我在此安适环境之下，可用自由方式，充分力量，以发展我之本能，以完成我之人格与灵魂。而此本能与人格灵魂，或托之于学术文章，或施之于政事武功，非但效著当时，或且泽被后世。本国民族与文化之悠久生命即积无数之个人如我而成者也。反而言之，国若不存，则无数之个人如我者，皆无所附丽，重重束缚，遍地荆棘，仰人鼻息，动辄得咎，盖亡国之民，行尸走肉而已。即使侵略者，避残暴之恶名，不为一网打尽之计，或竟冒同化者之责，普施教育，广开富源，亦无非欲造成大多数顺民，以供其驱走而已。民族由衰落而消灭，乃当然之势。近世亡国之惨，盖亘古所未尝闻也。故爱国者，一面为报祖宗之恩，一面为继祖宗之志，不使祖宗遗业，忽由我身而坠，无以传之子孙。盖人有祖宗，而后有子孙，亦犹木之有根本，而后有枝叶。每一时代之人，皆系上承祖宗，下传子孙，其肩任之重何如乎？
自存与自信
国家民族之所以争存者，固在坚甲利兵所由处，无自信心，则虽坚甲利兵亦安所用之乎？ 侵略者之在印度，即利用印度人以打印度人，其下级军官与士兵，以及守卫街市之警察，平日动以枪杆打其本国人者，皆印度人也。彼等愚鲁无知，更受崇拜统治者之教育，其所谓智识阶级，亦大多数于其本国之文化，无切实之认识，所说者英语，所读者英史，得充政府机关录事，或中下级文官，则志满意足，以富贵骄其同种人矣。盖彼等于本国民族与文化，早已失其信仰也。故吾人当此非常时期，尤须熟读国史，得悉数千年来伟大奇士可歌可泣之事迹，潜心领会，与之神游，以发吾人忠义之情，以洗吾人临难苟免之习。盖禹稷颜回，易地皆然，使吾千古伟人奇士，生于今日。群族孤愤热泪，当何如耶？ 其成仁取义，又当何如耶？ 吾人须知中华自有史以来，虽屡为异族暂时征服，然实未尝一旦亡国。盖五胡辽金蒙古清，皆未尝变更我制度、典章、语言、文字，更未尝消灭我民族也。今则西洋灭国新法，传至东土，吾人始不寒而栗，深恐亡国灭种之祸，将及于我。然吾民族史，固最富裕奋斗力与无畏精神之民族史也。此种奋斗力与无畏精神，固由数千年祖宗相传，犹存于吾人之血液中，若吾人永远不忘民族史，即吾人永远有自信心，即吾人永远不至于亡国灭种也。美国之独立，以及希腊、土耳其之复兴，皆以临时召集之民团，而胜久习战阵之政府军，有自信心而肯牺牲故也。韩非子曰：“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吾人当三复斯言！
（《浙江建设》（国防建设专号），193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