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欧文·白璧德是1914、1915年间，在我所就读的西北大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R.S.克莱恩教授的一篇报告。“这本书能让你们思考”，他指着《现代法国评论大家》，说道。当时，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正陷于托尔斯泰式的人文主义的框框之中，同时又渴望在现代西方文学当中找寻到更具阳刚之气，更为冷静、理智的因素，能与古老的儒家传统辉映成趣。我几乎是带着一种顶礼膜拜的热忱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当时已面市的白璧德的三本著作。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者说，是个被赋予了全新意义的旧世界。第一次，我意识到中国也必须在相同的精神的引导下做些事情；过去二十年，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基础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无情的批判，造成新旧文化间的差距愈拉愈大。现在，我们要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凭借日益积累的资源财富，跨越这种鸿沟；要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牢固树立起历史继承感并使之不断加强。也许我于1915年秋来到剑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聆听这位新的圣哲的教诲。
行年方逾知命的白璧德，在我看来，正好达到完全的成熟；这种成熟也造就了他最终的风格。他看起来身体很好，虽然不是特别强壮；日渐脱落的灰色的头发，皮肤白皙；佝偻着的背随着年岁的增长也渐渐显露出来；他步伐轻快，以至在往返于课堂的路上，他几乎是一路奔跑。他那无可挑剔的优雅与自信是独属于哲学家和学者的，而凡夫俗子们是难以望其项背的。第一次见面，你就能感觉到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练达睿智之人：他能让你想起旧时会关注全人类命运的哲学家，而不是现代学术界中多如牛毛、分门别类的专家们。
白璧德在学术界中的重要地位已为人们公认，但它并不是由其在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成就确立起来的，尽管他广博且多样化的学识在当代无人能及；他的贡献在于他以骄人的天赋组织并阐释了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文明的根基的基本思想。他把全部精力投诸这些基本思想的分析之中，将它既当作一位教师的日常工作，又当作是一位作者更为紧要的任务；对纯粹的唯美主义及文学方面历史和文本上的各种问题他都忽略不计，认为相对来说这两者与批判生活无甚关联。不过他自己对文风却有着相当细腻的感觉，对事实的精确也有严格的要求。因此，他的每一次讲座实质上都是各种思想的一次斗争；也是他大力倡导、受到普遍欢迎的革命开始之后，对西方人的命运所作的宣言。这些讲座结构松散（如果它们有结构可言的话），旁征博引，充满了来自整个文学世界的绝妙的引语——这些引用也因了卓有见识的评论而熠熠生辉；不管是否能赢得共鸣，它们都是用来为一个中心思想服务的。要将白璧德的课程及内容一一分清并不容易，因为所有的内容都相互交错以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并倡导相同的基本原则，只不过其重点和细节有所不同罢了。你可以选择他的主要课程中的任何一门以掌握其思想的主要趋势并凭此对其他课程的内容略做了解。他习惯于在所有的课程中重复一些他最为钟爱的引言，你对他的思想的领悟也能因此变得轻松。这些引语就像路标一样，对你跟随他的思想历程是大有帮助的。这并不是说他缺乏新鲜素材而被迫求助于乏味的重复。相反，就其材料的丰富和多样性而言，在当时的学术界恐怕是无人能与之媲美的。不过他意识到，只有不断地重复一些警句妙言方能使他所传达的信息在普通人薄弱的记忆中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这是他颇为赞同的心理科学，倒是与高明的广告商和宣传人员有几分相似。此外，他坚持重复相同的东西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这样他可以让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显得统一而连贯，他的听众也不至于怀疑他对任何所提及的重要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了。
在进行讲座时，他一直都坐在椅子上。整个讲演本身就是一种简洁与明了。他的声音很清晰，音调抑扬顿挫，但很少加强语气。为了显示强调，他会伸出右手，画出一个半圆，仿佛要将自己的思想更进一步地推向听众。时不时地，他也会飞快地瞥一眼观众，很友好、很急切，但又总是带有一点羞涩；然后问出一个问题，同时身体向前倾，头略向左歪，右臂指向前以示期待清楚的回答。有些胆大的（通常都坐在前排）会做出一些回答，但课堂上一般不会有争论。陡然出现的讽刺妙语或一句精辟的引语，最好还是具有破坏性的那种，会使听众哄堂大笑，安静的课堂顿时沸腾起来。
对于那些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来说——我相信他后来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一次讲座就是一次非凡的表演。他走进教室的一刹那，你就会感觉到那是一位大师的出现。很快他就能在课堂上创造出一种庄谐相映的学术气氛。你知道，关于一个论题，无论他说什么，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他会以一种自信、权威的语气阐述问题，带给其追随者以勇气，并挑战那些对无条件的信服或一场思想斗争的终结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先是引用某些知名作家的话，接着便宣布：“我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尽管有着绝好的性情和高尚的人格，他也会像普通人一样，从对现代思想界最高统治者的否定当中获得一些内心的满足。卢梭成了他的主要目标之后也难得能够偷闲片刻自在地沉浸于自己的迷梦之中。现代西方人对那些被视为神圣之师的人素来怀有敬畏之情；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之下，许多美国青年也许会因白璧德对传统的无情的批判而在私下里感到痛苦不安。不过对于东方人来说，那却是令人愉悦的经历。他们对西方几代人的内心世界里真正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这种无知也可算是一种幸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有中立、开阔的思想，不会受到个人固有的或是继承而来的要对某种思想保持忠诚的束缚，白璧德早年的一些学生，大概就是因为其个人的执拗和忠诚，才会在脱离了他的管辖后，终得机会为他们自己及其前辈们辩护以抗衡这位最为严肃的批评家时，成为恶毒地对他进行攻击的敌人。白璧德，至少据我所知，在其晚年，在课堂内建立了一个由无可置疑的权威和满意构成的王国：这里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激烈的争论也是少有的。他的学生是为他的人格和学识所折服还是真心实意要转投其门下（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后者），没有人需要对此作出判断。无论怎样，他授课的学生数量在持续增长；甚至有一门课要移到十一教室进行，这个教室能容纳三四百人，通常都是给一些必修课程和一些很受欢迎的课程使用的。白璧德常对我说：“我的学生多得我都无法控制了。”言语中透出振奋与欣慰。
白璧德绝非其对手所说的，是武断专横的说教者和道德家。敏捷的思维和强烈的幽默感使他和孟子、约翰逊及卡莱尔等人一样，首先是一位文人，尽管也肩负着更高的使命，即唤醒人类的精神世界。如今，想像力与幽默在随意的谈话中能比在正式的研讨中得到更好的展示，因而这些文人也是伟大的谈话者，甚至算得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谈话者[众所周知，孟子的部分著作是大师与他的弟子及其他同时期的人的谈话录，不过这些对话还不能与柏拉图的相比（后者要更为详尽），而应与约翰逊的谈话录相提并论。那些谈话都相当尖锐，这使他们得以击败自己的对手，并赢得普遍的赞誉。当然这种比较的合理与严密还有待商榷]。同样地，白璧德作为一名谈话者，在正式的课堂之外，也应该享有很高的地位；这是所有有幸与他有过交谈的人都可以见证的。
毫无疑问，他曾在其同龄的朋友们那儿遭遇反对与否决，但我一直怀疑其追随者中是否有人胆敢反对他的那些首要原则，他拥护这些原则的态度是坚决而不容置疑的，且辅之以其自身不同凡响的魄力和光彩四溢的才华。不管怎样，心甘情愿地做一名默默的听众是更令人愉悦的；这样在与他一起沿着the Charles做晚间散步之后，你也能更好地休息和放松。这些谈话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动人光彩，充分展示了他的思想和观点，其力度绝不亚于他那令人生畏的口舌之战。
在我的记忆中，白璧德的谈话常常会有出人意表而又令人愉悦的妙语和看法，其中的随意性和自由的魅力无处不在；不过它也从不偏离人文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又有如此的性情，因而对所有人类特有的行为都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急切地想就大多数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从人们的内心生活到印度、中国及日本等国家的时事。他的话语宛如一条舒缓流淌的河流；你所要做的，便是像河中的一粒小石子，静静地呆着；或者像它流过的某个转弯或者缺口，偶尔地打破它的舒畅与宁静。在谈话中倘若遇到一点小小的挑衅或一段时间过长的沉默，他就会猛地盯着你，眼光极具穿透力，半认真半戏谑地，看你是否弄懂了他的意思。如果对方要求他予以辩驳，他的回答会是敏捷而果断的，而且能让你忍俊不禁。
“生活于理性之人是一部喜剧，而于感性之人则是一部悲剧”，这是他很爱引用的一句话。在他所有的作品和谈话中，你能清晰地感觉到一种深沉的热切之情，并能推断，对人类生存本质上的悲剧，他的内心深处也曾有过绝望和畏惧。但是他富于积极向上的精神，再加上对生活的领悟是如此全面与高尚，足以使他以一种超然冷静的态度面对一切。对那些以哗众取宠求发达的现代预言家们，白璧德是绝不苟同的；但他也绝不是耶利米，特别是在社交场合，倘若有好机会，他便会尽情地发挥想像并进行善意的嘲讽。他喜欢揭露人类的内心世界，喜欢暴露人类掩盖在自负的表面之下小小的虚荣和狡猾；也正是这种虚荣和狡猾使人类得以在这个星球生存下去。他自称是一位道德现实主义者。一位道德现实主义者最主要的特征是“拒绝被欺骗”，他如是说道。
他认为，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自身利益是其行为的主导力量。比如说诚实，人们只有在为了某些个人的切身利益时（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才会诚实；这种诚实是不可能无私的。他毫不相信国际联盟鼓吹的国际协议或利他主义原则。尽管承认英国托利党的外交政策具有合理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对他们引以为豪的帝国主义行径，他却是持否认态度的；而且他对于威尔逊之流的国际政治才能深表怀疑。他觉得每个国家都应有足够的武器进行自我防卫；然后大家应该各管其事。
把事物牵强地拼凑到一起，强加给毫无警觉的人们，这种行径，不论是偶然的还是蓄意的，都逃脱不了这位道德现实主义者锐利的双眼。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们一起沿着査尔斯河散步；他停了下来，看着新落成的哈佛商学院的大楼，赞叹它的对称美及它给人的震撼；我说这样的建筑或许更适合更具人性的院系如哲学和古典文学，他轻声笑道：“你是位乌托邦者。”他尤其对政治领域里的油腔滑调、花言巧语深恶痛绝。现代社会的巫医们言语中包含的幼稚和纯粹的虚伪，都会遭到白璧德最尖锐的嘲讽。他曾听过一位中国教育家自鸣得意地对国际和平和兄弟情义进行歌颂；在听这半小时的演讲时，他表现出了明显的厌烦情绪。过后，他称这位讲演者是“一位夸夸其谈者”，“在这个国家顶多做一个三流学校的校长”。
有时，完全的“不偏不倚”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和谐，他之所以牢牢地抓住这种“中立”思想不放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快乐不可抑制的喜好；至于这牵涉到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则无关紧要了。他曾多次带着欢快的神情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件事：一位来自东京的、对他充满仰慕之情的日本学者说，在日本，普通读者常常会把欧文·白璧德和乔治·F.白璧德混为一谈。斯图亚特·P.谢尔曼自抵制不了诱惑加入百老汇后，便成了众矢之的；白璧德则打趣地将他的处境比作是试图将欧文·白璧德和乔治·F.白璧德合为一体。他常常毫无顾忌地在严肃的讨论中插科打诨——即使这是以你为筹码的。在美国，中国的洗衣店随处可见，许多中国人都对此十分敏感；或许这种敏感并无甚必要，这一行业的确几乎被中国人所垄断。一次，在和他的客人们谈论墨索里尼及其黑衫党时，白璧德突然插进一句话，还以诡秘且嘲讽的目光看了一眼将要被他攻击的对象，“对了，黑色衬衫不需要洗衣房”。所有在场的人顿时哄然大笑。
很自然地，我们的谈话涉及中国的各方各面，各种新、旧问题。我并不知道白璧德何时开始对我的祖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首次相遇时，他已对儒家及早期道家的思想有了全面的了解，尽管当时他还没有在其出版物上谈及这些。对儒家学说中纯粹的人文主义大加赞赏，看到早期的道家学者和现代西方自然主义者之间的相似之处，由此建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点；这两种人生观代表并区分了两种较为普遍的思维方式；在西方能成就于此的学者白璧德要算第一人。儒家思想可能是除了佛教之外，对白璧德品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一大因素。他相信人类拥有某些神圣而不可言传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极具宗教信仰的，但他称自己的宗教是“一种伟人的宗教”。它不需要感恩祷告，也不需要中介慈善机构。以儒家的观点来看，这种宗教是一个具有高尚的道德准则的实体；每个时代，这些准则都鲜活地，而非机械地，由几位突出的人物来加以体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对这些准则进行测定。白璧德和真正的儒家学者都认为，凭借自己的创造与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至高无上的精神王国之人应该在人类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道家“理智的消极处世”中，他看到的完全是精神领域的相互模仿和自我毁灭。不过他也不否认道家学说中包含的审美和娱乐价值，特别是当这些价值在中国风景画中得以完美体现时。在一次以“惰性的浪漫主义崇拜”为题的讲座中，为了阐明议题，他复制了一幅宋代的绘画，上面是一位道家哲人酒醉之后，睡在一条小船上，在湖的中央漂荡着，周围是雾霭沉沉的远山。在他去世大约一年前，我曾告诉他说我对他没能掌握中国的语言而深感遗憾；若非如此，他就可以研究地道的中国文化，这样它也不至于被某些学者粉饰得像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埃及木乃伊；或者全凭他们自由地发挥想像，被随意地涂改——这些学者，既不具有“科学严密性”，也没有“印象主义”特征。他们没有哲学上的远见卓识，没有从事写作的天赋，也没有扎实的学问功底，而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一位学者不可或缺、必备的素质。我问他，假如再年轻二十岁，他是否会学习中文，他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会的，如果我再年轻三十岁的话。”
对一些胸无点墨的莽撞之徒（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所大肆宣扬的新中国，白璧德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事实上，对在中国这块以保守而闻名的儒家弟子的土地上发生的五花八门、步入歧途的变革，他一直都进行着敏锐的观察；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许多历史性的弱点，他也并非熟视无睹。他密切地留意着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学说的复兴运动，这种运动支持历史继承性和中国国民生活的自主性，其中也融合了一定的现代西方的因素以进行合理的调整。然而，最终他还是因近年来中国领导人的失败而失望了。二十年代中期，共产主义在莫斯科方面强而有力的领导之下似乎有占据政治优势的趋向；对此，白璧德说道：“倘若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对他们我将无话可说。”早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猖獗的前几年，他就从1911年后中国连续不断的无政府状态中预见到了中国将会出现“禁锢一切”的“骑在马背上的人”。同样地，他还不断警告人们要注意来自日本的扩张主义的威胁，认为这也会是对其内部混乱的一种惩罚。他希望能看到中国发展潜艇，建成有效的海岸防御；而不是全面地发展海军，在目前这种条件之下，中国已没有时间来等待了。他认为，过去中国可以自由地沉湎于他称之为“奢侈的内战”之中是因为当时日益没落的腐败的统治者还不着急挑选继承人并授之于新的权力。可是来自国外的，特别是日本的压力却使得中国人再没有时间享受改朝换代的政治空隙。有时候他会就目前政治形势中的种种蠢行向你提出详尽的忠告，好像你就是那些要对战争负责的不知名的军阀中的一员一样。最近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证明了白璧德的预言是如何准确，这自不必我再赘言了。
第一次与他见面时，他表现得相当客套；可能他认为对待一个从十分注重礼节的国家来的东方人理应如此。比如说：过一道门时他总会坚持让我先走，这倒令我这位晚辈受宠若惊。后来他才渐渐放掉了这些礼节。不过，在与中国的学生或客人交往时，他还是会更加刻意地运用他的礼貌艺术；而不是依照他的习惯或者以其性情之自然本色行事。总的来说，他对社交生活中矫揉造作却毫无意义的东西并无太大的热情。在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一次，他应一位欧洲国王之邀拜访一所大学；这位国王曾英勇地保卫自己的小王国并因此成为蜚声世界的英雄。该大学的领导们要求他衣着正式地接受这位不同凡响的领袖的接见；白璧德却置之不理，自己一个人漫不经心地来到了这个国家。对大学里的各种典礼、仪式，他都是避之不及的。当要以父亲的身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时，他大笑道：“这是多年来我参加的第一个典礼。”
种种迹象表明，包括他自己偶尔也会承认，在学术大厦拥挤的人群中，白璧德是独行者。他是宇宙中的一位漫游者，不从属于任何星系。与生俱来的随意与任性注定了他将终生处于一个不能让他充分发挥其独有的天赋，使它开花、结果的环境之中。事实也是如此。人类的历史（包括东方和西方）是由一些人被砍的头颅和被烧焦的身躯填满的；而从长远来看，这些人却是全人类都应对之感恩戴德的人。屠刀和火刑柱已经看不存在了，至少在安德鲁—萨克森国家里是这样；但对那些并不驯服的人的诅咒，含蓄却不失效用的诅咒并没有消失。“这个世界并不反对免罪”，保尔·埃尔默·莫尔（Paul Elmer More）写道，“但凡是要反对这个世界已认同的信仰的人必须具备一个人可能拥有的所有坚毅和力量”；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在知识界的孤立无援以及和宗教法庭的罪罚一样可怕的侮辱”。这些话来自其切身体会，发自肺腑，因而掷地有声，不可颠破。同样地，它也合适于白璧德所处的境况。白璧德和莫尔是同一类型的作家，他们都依照自己的本性和意愿行事，傲然地无视当代人对其作品的评价，并认为将个人所处的逆境在情惑上加以利用的做法是浪漫主义才有的弊病——不过，我却相信这是一切文学作品都十分钟爱的一种追求。在现今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白璧德或许是会颂扬殉难者的最后一人了。他经常对自己早年所做的斗争进行自我解嘲；每一次他的新书出来，便会遭到“一群年轻的雄狮”不约而同的攻击。假如有人小心翼翼地问他为什么长期以来，哲学界的前辈们都对他全盘否定，他会大度地笑道：“你要削弱某些人的影响，还指望他们提拔你，这岂不是对人的本性要求过高了吗？”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许多激进的学者欢欣鼓舞，迫不及待地要在各地掀起政治、社会变革的巨浪；对此，白璧德曾经以他惯有的幽默说，这些想将“人情味”洒满全世界的年轻的改革者们“如果上台执政的话，首先就会把我烧死在火刑柱上”。事实上，一个人无论是为人们所喜爱还是咒骂，他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便不会轻易放弃，不会轻易妥协。相反，他会将平常的谨慎的原则抛诸脑后，显示出他对这个世界的敌对性情绪。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们缺乏社会交际的手段和技巧，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诋毁他们的人将此归结于其自高自大和持有偏见；然而实际上，他们看似令人讨厌的以自我为中心和自以为是并非出自其本意。他们只是拥有较平常人更为敏锐的眼力和对价值的更为细致的辨别力；为了在精神上自我保护，他们就只能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正面而直接地攻击王公贵族们腐朽的思想，使他们像个悔错的孩子那样顺从；对当时还只是平民的孔子和孟子来说，这么做完全不是为了一己之利。据说韩愈（768—824）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约翰逊，在对待与他同时代的人时，俨如一位严厉的法官在对罪人进行宣判。白璧德的确指出过约翰逊对其同胞们的态度是何等高傲——他曾称约翰逊为“自孔明后最睿智的人”——但同时他又对上帝表现出了最为深沉的顺从和敬仰。白璧德自己就是一位相当文雅的人，他的理想就是成为法国式的“有教养的人”以及儒家的彬彬有礼的学者——“既入世又出世之人”。对于他想取悦的人来说，其人格魅力是不可阻挡的。但他绝不是个会做让步的人，在与人交换意见时也不会为了礼貌而给出任何赞美之辞。他会不断地劝导你要到那些虽死犹生的人们中间去寻找“更高层次的朋友”，这样你才不会陷入当代人已无可救药的相互欺骗之中；当代人不能使你在品德和智慧上受益，你为此而深感遗憾，但他们喋喋不休的话语和兴致勃勃的劲头却像一块磁铁一样将你吸引，尽管这有悖于你自己的意愿。
归根到底，白璧德是一位传统型的激进派。这一类的激进派现在最关注的是优秀人物在社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因此，他们也毫无顾忌地宣扬这个世界应该由德才兼备之人统治。他相信，人总是很轻易地就接受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且，由于天生崇尚自由主义，要不就是为了个人的行事之便，人们也总是尽量地避免直言不讳。他认为人们总是将事物表面的世俗价值紧紧地抓在手中而将现实情况抛在一边置之不理。所以，不屈不挠地追求真实往往会给一个人带来灾难和祸害。封建贵族们常常对孔子表示不满，认为他是一个目空一切的好事之徒，因而他不仅乌纱难保，有时甚至自身难保。后来许多追随于他的人都因正直、诚实以及政治上的不妥协而遭到了放逐、监禁乃至死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苏格拉底被赐毒而死，因为他追求的是事物的确切含义，其中的真理之光对他的同胞们来说，太过于炫目了；这些人与其他任何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更喜欢捉摸不定的人与物。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的矛盾是永恒不变的。白璧德最大的不幸就是生在了这样一个时代，“激进派”的含义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成了为大众事业奋斗且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积极响应的人的代名词——这一类领袖很难被人们赋予英雄主义色彩。
白璧德本人从不愿承认自己曾为了一项公认的不受欢迎的事业作出牺牲。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事关重大的比赛与角逐，而白璧德是一位真正地投身于其中的健将。尽管他已离去，他的话却将作为一种宣言和战略，为人类价值王国里那场已陷入绝境的战斗服务；他的追随者们要做的，就是确定其使命的重要性以及其人格当中最基本的英雄主义。其人其作使深受他鼓舞的人更具卓越的勇气，从而敢于挑战所处的时代，说出心中的真理，并且相信它最终将为人们所接受。爱默生说，“一位大师的成功在于二十年后人们能为其观点所吸引”，就是典型的爱默生的乐观主义精神；不过中国人并不愿附和美国人追求速度的热情，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可以得到谅解。为了确认一下当代人的烦躁程度，让我们来听听十一世纪中国一位伟大的作家所说的关于我们的精神家园的最终命运的话。这些话可以让我们有些许的安慰。欧阳修（1007—1072）是一位儒家学说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复兴者，他在文学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并为重塑韩愈的地位作出巨大的贡献。他曾在对韩愈的一部旧作所做的著名的评论中，热情洋溢而信心十足地写道：
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千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
现在韩愈和欧阳修都以他们在文学和道德领域的卓越成就被视为儒家文人；许久以前，他们就已深受人们的尊崇，跻身于中华民族最独特的孔夫子庙当中。我们也许会设想着欧文·白璧德也能得到同样的荣誉，他会成为儒家理想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代言人，假如他出生在十七世纪前的中国——这是已面临末路的中国最后一个君主王朝为儒家文人定下的时间界限。中国人常说“教书者易寻，育人者难觅”，欧文·白璧德则是一位真正的育人之师。
（《白璧德：人和师》，Friderick Manchester和Odell Shepard编，纽约G. P. Putnam's Sons出版）
（庄婷译）
（《梅光迪文录》，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