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的矛与梅光迪的盾
云 生
我这四天内真运气，接连看见了“好为大言不惭”的梅光迪君的二篇大文章：一篇是登在他们自己出版的《学衡》第一号上，又一篇登在《妇女杂志》本年一号上。一名《评提倡新文化者》，一名《妇女与文化》；好两个大题目啊！ 然而两篇都不过四千字左右，似乎太少了，再一看内容，还不是人云亦云的几句话么？ 这些话，凡曾读过十几年的《新民丛报》或《民强报》的半新不旧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先生们，都说得出，都写得出。初不待“好为大言不惭”的在英国中了“金钱梅毒”的洋翰林先生梅光迪方始能之呀！
梅君的话，不但表示他的极端顽固，并且见得他的矛盾。我先就《评提倡新文化者》一篇中的矛盾点来批驳一下。
梅君说“彼等非思想乃诡辩家也”，这是梅君判定“新文化提倡者”的罪名；但是加人以罪名，须得指出证据，于是梅君举出一个证据道：“昔者希腊诡辩家普罗塔果拉斯力主真理无定，在于个人之我见。苏格拉底应之曰，既人自为真理，则无是非贤愚之分，然则普罗塔果拉斯何以为人师，欲人之从己乎？ 今之主文化革命者，亦曰文学之旨，在发挥个性，注重创造，需‘处处有一我在’，而破除旧时模仿之习，易词言之，则各有各之文学。一切模范规律皆可废也。然则彼等何以立说著书，高谈讲席，而对于为文言者，仇敌视之。”这一段话里，梅君不打自招的话画出一个中国式的诡辩学者的梅光迪来了！ 我有什么话说他是中国式的诡辩学者呢？ 因为他连一句话的性质都看不明白。“须处处有个我在”一语是有着落的，即是重创造而不模仿之意，“真理无定，在于个人之我见”一语是没有着落的，并不含有自由思想与注重自创之意，仅以间执别人之口罢了，所以这两者性质不同，并且意意亦各别，岂可相比？ 这是梅君的自相矛盾一。
梅君在他的大文的第三段说“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并举证曰：“马克斯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彼等于西欧文化，无广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浅，所取尤谬……”这里梅君的矛盾精神又见了。梅君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敢问梅君所谓经济学家是指五十年前六十年前的经济学家呢？ 梅君既骂他人“于西欧文化，所知既浅”，自己却就立刻犯“所知既浅”的毛病，不知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原理现在已为各大经济学者所采，对于他的态度，迥乎不是从前的经济学者对他的态度了。梅君不知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已采入大陆各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么？ 而竟“大言不惭”肯定的说“已为经济家所批驳”，梅君无乃太工于自暴其“所知既浅”乎？这是梅君的矛盾二。
梅君大文中尚有“三曰”、“四曰”两端，则更多主观的意气之言，读者自明，我可以不多说了。我有一句话要正告梅君：现在青年的思想和精神，并非如你所想像的那样幼稚浅弱，可以任你坐□比上几声大言叱咤，就信奉你的；你说他人怎样怎样的不好，自己却拿不出一些货来，现代的青年是不会相信你的。现代的青年，凡是已觉醒的，是有自己的理性与判断的，你那镀金的学者态度，不会有人来盲目信奉你，是要经过他们的理性的审查的。我再警告你，因于你个人的名利热，酸素作风，而施其诡辩的舌头，陷未来者于思想的迷途，你的罪可真不小哩！
（《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月13日第1卷第13期）
评梅光迪之所评
郎 损
《学衡》第一第二两期登着梅光迪君的两篇文字，（一）评提倡新文化者，（二）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中间有些讲到近代文学的话；梅君极力慕古，甚至说模仿古人“时亦得其神髓”，以此自满，所以我不想和他讨论古文学与今文学孰善的问题，只根据梅君批评近代文学那些话里的“不尽不实”之处，指出来，请大家明白一下。
文学嗜好，个人有绝对的自由，我笃信此言。故对于梅君之投头崇拜古人，不要深讥；但嗜好是嗜好，真理是真理，不能以一人之嗜好，抹杀普天下之真理；岂料梅君竟要以自己的嗜好抹杀西洋半世纪来评论界的“定评”，肆意而谈，很犯了颠倒系统？ 见一隅而不见全体的大毛病；在识者观之，原能一目了然，但“群众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学生之类”难免受其“盲聋”，所以不能不一评了。
何以见梅君之颠倒系统？ 梅君说：“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名家（如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及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Hazlitt）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我们看了这一段，几乎要疑心梅君未曾看过一本一八四〇年以后出版的书！ 既然梅君斥文学进化论而举“西国名家”韩士立为证，我就先和他论一论韩士立的文学批评的价值吧。我不要引“堕落派”的批评家的话，以惊梅君，只引一个出言并不惊人，思想带点守旧的Saint Sbury的话罢。珊氏批评韩士立的话，在他那《文学批评史》里就有一段：“韩士立并非以发现一条任何的评论原理而成卓特……彼所卓特者乃在其评论之条鬯与丰润……而此则能打击读者使发昏，不自知的乱赞赏起来……”珊氏这话形容得极确；我从前读韩士立的The Spirit of the Age 里论Mord worth的一篇，也猛然受过他那一击，几乎发昏。想来梅君是久尝此味的，所以斥文学进化论就巴巴的引起韩士立来了；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梅君既然引韩士立以为文学进化论早为“西国名家”诟病的“人证”，那我们也就跟着来看看文学进化论罢！ 查文学进化论大别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文学的形式的进化，如叙事诗歌之于歌剧等等；一是把达尔文进化论的原理应用在文艺上，把文艺看作一个生物。这两说：前者由来已久，众说纷呶，现尚未有定论（梅君文中只混指文学进化论，未曾分别言之，已觉太含糊）。梅君引韩士立为证，为免类乎“灯草撞钟”。因为韩士立逝世将及百年，这百年中，各大家对于文学进化论的研究，又精深了许多，梅君引百年前人对于当时文学进化论的批评以驳百年后的见解，非颠倒系统而何？ 若谓梅君所言乃指后者，那就更妙了！ 韩士立死于一八三〇年，其时近代底生物观的文学进化论尚未出世；“文学底种类的进化论”的健将（也可说是主将者）Brunetiere是一八四九年生的，去韩士立之死几乎二十年了！ 韩士立和上述之近代文学进化论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安能硬拉来作“人证”呢？ 其实梅君要找个反对文学进化论的人，并不为难，只在梅君所痛骂的“堕落派”的批评家内一找，也就可以拉到一二个，何至要拉个不相干的韩士立呢？ 梅君不是“束书不观……中乃空虚无有”的假学者，尚且不免为“所取尤谬”，岂因未尝“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名家绪论”乎？ 抑因“以成见私意，强定事物。顾一时之便利，而不计久远之真理”，故一至于此耶？
何以见梅君之见一隅而不见全体？ 梅君于痛骂彼等“言西洋文学，则独取最晚出之短篇小说独幕剧及堕落派之著作，而于各派思想艺术发达变迁之历史与其比较之得失，则茫然无知”。并引钱斯德顿（G.K.Chesterton）之言为证。梅君既知言文学当研究“各派思想艺术发达变迁之历史”，而“比较其得失”，亦知钱斯德顿乃现代最有名的反对新思想的怪杰乎？ 梅君可引一极端的钱斯德顿以为痛骂新思想的“人证”，则他人亦可引克鲁泡特金之言以为西洋皆无政府党，或引德国George Kaiser以为德国皆表现派。请问梅君能承认么？ 梅君有志批评西洋近代思潮，而引钱斯德顿，未免找错了人，未免陷于“见一隅而不见全体”的谬误！ 如果照这样子去寻极端的一隅的议论以概括全体，则尽有许多西洋学者可以跳出来替梅君做“人证”，以反对近代思想，反对科学文明，反对宗教，反对自由，反对平等，尊崇强权，尊崇古典……但不知梅君果有此胆量与否耳！
梅君既然找得了爱尔兰人的钱斯德顿，何不把近代的一伙爱尔兰人的思想都看一看？ 如果梅君做过了这番攻读工作，当然会晓得钱斯德顿的有力的，能“打昏人”的话，原来早有一个同是现代，同是爱尔兰产的萧伯纳的有名的能打昏人的话和他相抵消了！
“见一隅而不见全体”，想来总不是学者精神所应有的罢！
话已多了，就此止罢！ 至于梅君两文中“雅音”的谩骂，那是连“中小学生”也看得出来的，我更不用多讲了。
（《文学旬刊》第29期，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2月21日；“郎损”即茅盾）
评梅光迪底《女子与文化》
《女子与文化》一篇登在《妇女杂志》八卷一号，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梅光迪底大著，据该文弁言，本是“文学题目之一种。盖文化为研究文学者所最宜注意，而为人类高尚精神之所表现。夫研究文学者，必研究人生，乃及乎文化，此盖普遍之智况也。今兹的论，根据于历史及环境，而分为三层述之于后”。这一段弁言的字句中，很有许多说得不明白，而且不可解的地方，现在我不要苛求，把这些毛病都代梅光迪君诿之于笔记者罢！
梅君底弁言中已然讲到要“根据历史及环境”分三层来述说妇女与文化之相关联的地方了；但是本文中竟没有讲到历史，亦不大讲到环境；这地方，我不能再代梅君脱卸，诿过于笔记者之不细心了！ 不能不说梅君自出了题目，却不会“交必对题”的做了文章。
我初看了弁言，看到历史与环境两语，以为梅君必定也像贝贝尔（Bebel）那样的观察妇女的过去与现在而说出梅君底历史的大见，以为梅君至少也当像爱伦凯（Ellen Key）那样的审察妇女害处的环境而说出梅君底环境的大见；岂知不然，梅君既没有讲到历史的，亦没有讲到环境的，他本文中的三大段——（一）女子之智力，（二）女子之德性，（三）女子解放之利益——寥寥不过三千余字，尽是些人云亦云的常谭，博物院里的老套，未免辜负“女子与文化”的大题目，更不配弁言中所吹的了。看到这一点，我虽然不想说梅君底洋翰林是虚有其名，亦不可得了。
以上是批评《妇女与文化》一文的全体，以下再把该文内容逐条地批评一下。
梅君本文第一段讲到“女子之智力”，分四层来说：（一）多直觉而少理论，（二）缺乏创造天才，（三）理事天才，（四）交际天才。这四层中，第三第四二者，初不待研究文化的梅君来对我们说，但凡看看《申报》常识栏的，随便哪个都说得出来。第一第二两者，也是极普通的话，而且是极陈旧的话，梅君每以能介绍西洋学者底话自矜，可惜他说介绍的学说都是已被驳倒或被修正的西洋学说！ 两性智力上之差别，今日已不为一般无偏见的学者所承认；女子多直觉而少理论，不能为科学家等等话头，已经被实际的例打破了。自从一七一八年以来，女子的大科学家不下二十余人，现代发明镭锭（Radium）的也是女子，这是欧西三岁小儿皆知的事实，何以梅君竟都不知道呵！ 在实际上固已如此，在理论上，现代的中性学者已经历史的科学的证明两性精神上的不同点乃人为的渐渐造成的，而不是本然的天赋的，所以他们说，因于现代两性环境渐趋一致的结果，将来的两性只是生理的区分，决不是精神上心理上的区分，将来的第三性就是中性，兼备男性与女性之现在的特点的。所以两性智力天生差别说在今日已不是定论，梅君不知最近的思潮，徒诵读十八世纪欧西学者底陈言，与二十世纪欧西顽固者底新语，自以为旷观欧洲今古，皆持旧论，无乃所见太浅么？ 我们要晓得，一个社会中总不免有许多顽固得可笑的人；即以政治而论，民主主义风靡全世界，在梅君看来也是“理之必然”的了，然而民主主义发源地的法兰西，却至今尚有王党，这是老大一个凭据！ 希望看得懂外国文的梅君不要只看守旧的书报。
梅君又说：“在昔中国以刚柔阴阳别男女，近代欧西亦有谓女子为被动男子为主动者矣！”，这句中“近代欧西”四字究何所指，指什么人，我想近代二字适得其反罢！ 梅君又说：“自来女子幽居阁内，此固环境所使然，然亦惟其缺乏创造之天才故也。”这几句话简直是不可通的，请问主张男子是“理性的”底男子梅君，这几句话怎能算是“合理的”？ 梅君于“女子之智力”一段做结论道：“总之，女子之智力，近于文学与美术，欧西之文学美术，赖女子之陶融者，又复不可胜量。女子爱观剧，爱展览，又常喜宴请名优，歌者，美术家，文学家，以作种种之娱乐。”在这段话里，梅君以为人类精神上的产物都是“女子宴客，爱观剧……以作种种娱乐”而产生的，这真是妙论！ 以这样的论点去说明女子与文化之关系，恐怕只有梅君一人了！ 梅君如此的卓识，我们原不便批评，但是总觉得这样的“卓识”与村老的信口开河，毫无二致！
再看梅君大作底第三段，“女子解放之利益”，是怎样说的。梅君说女子解放之利益有三，（一）增加人生兴趣，（二）提高道德程度，（三）发展美化。女子解放的目的何在？ 我想此地可以不用多说。但梅君所说“女子解放之利益”的三项，一定不是女子解放的目的。若以这三项算做女子解放的目的，何异把“慈悲”、“人道”、“济贫”等等话头算作劳动解放的目的？ 女子解放为求人类文化底平均的发展起见，这才是女子与文化之关系上的大关键，可惜梅君竟无一语及此，徒然掇拾西洋顽固者底陈言，自命“不同俗流”，真所谓“盲于心”了！
（《妇女评论》，1922年第25期）
梅迪生先生传略
郭斌龢
先生姓梅氏，讳光迪，字迪生，一字觐庄，安徽宣城人。梅氏故宣城望族，清初梅定九徵君文鼎，以天算之学，卓绝一代，先生之远祖也。
先生生于光绪十六年一月二日，十二岁应童子试，十八岁肄业安徽高等学堂，宣统三年考取清华，官费赴美国，入西北大学，继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文学。白璧德先生以新人文主义倡于哈佛，其说远承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精义微言，近接文艺复兴诸贤及英国约翰生、安诺德等之遗绪，撷西方文化之菁英，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卓然自成一家言；于东方学说，独近孔子。先生受业门下，最有深契。时民国肇建已四五年，先识之士，皆知中国学术必将受西洋沾溉，非蜕故变新，不足以应无穷之世变。留美学生之隽异者，课暇研论，风发泉涌。胡适君倡文学革命之论，废文言，用白话；先生则谓白话可用，而文言断不可废，与胡君相辩难，其往复之辞，载胡君文存中。先生论文，虽与胡君异趣，然其高瞻远瞩，欲融会西方文化，以激发国人之情思，则独居深念，斟酌损益，盖确乎自有其真知灼见者在也。
民国九年，先生归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十年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时年甫逾三十，气意发扬，聘哈佛同学吴宓君归任教授，创刊《学衡杂志》，思树新猷，以开风气。吾国自晚清以来，震慑于欧西诸邦之富强，颇慕而效之，初则仅羡其工艺制造，继则以严幼陵译《天演论》《群学肄言》诸书行世，始渐歆响其学术思想。惟严氏所译，泰半为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者之作，而西方文化导源希腊罗马，蕴积深永，中土人士，尚多昧然。先生与吴君则致力移译或介绍欧西古代重要学术文艺，以及近世学者论学论文之作，冀国人于西方文化有更真切深透之了解，而融新变故能寻得更适当之途径，一时东南士气发皇，惜甫及三四年，先生与吴君皆以故离去，所倡导者，亦渐消歇矣。
先生于民国十三年赴美国，授学于哈佛大学。十六年归国任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长，旋复往哈佛，为汉文副教授。溯先生自留学以至任哈佛大学教授，在美国前后逾二十年。二十五年国立浙江大学竺校长聘先生为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二十七年先生选任为参政员。二十八年浙江大学文学院独立，先生任院长。浙江大学旧以理工科名于当世，校风质朴，先生既长文学院，思注重通才之教育，提倡人文之修养，使承学之士，闳中肆外，笃实而有光辉。惟自抗日军兴，浙江大学转徙万里，僻居黔北，风气阻塞；而战乱日久，物价腾涌，师生生计艰窘，救死不暇，故先生之所期者，遂未易骤达。
先生襟怀坦荡，体气素健，自民国三十三年冬，始患心脏病，病发则气逆呕吐。次年春，赴重庆休养，六月中归遵义，稍康复矣。入秋病复剧，医谓患仍在心肾两脏，旋赴贵阳就医，卒以沉疴不治，殁于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年五十有六，时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竺校长闻电赴贵阳，经纪其丧，葬于贵阳六广门外八角岩圣公会墓地。
先生博窥群籍，于中西文化均能洞见阃奥，详悉其源流正变、异同、修短，治学喜综大体，为哲学式之参悟及艺术式之欣赏，如英国之约翰生，美国之爱默生，皆平生所祈向者；冲夷简旷，善于清言。稠人广坐，论学术艺文，人生世态，谈言微中，隽妙渊永，使人如望白云，把挹清波， 然忘其鄙吝；平日接物和易，而遇事则辨是非，持正义，发论侃侃，激浊扬清，能言人所不敢言。少游美国，为当时留学生中之翘楚，年壮气盛，抱负甚伟。归国后甫思发抒，而事阻其愿，渡海远去；及再归中土，又值大难，播越万里，局促山乡，国危民困，士风窳堕，与先生所想望期冀者，日相舛驰，先生不惟不能展其抱负，即平日论议，亦鲜为人所了解，于是慨然太息于遭逢异常之世变，亦如松柏之经严冬风雪，惟有艰贞茹苦以待春回而已！ 今强敌既覆，禹甸重光，建国之道，经纬万端，如先生之博学宏识，正当蔚为世用，而先生亦思于学术文化有所贡献，以发其久蓄之怀，而先生竟殁矣，此海内有识所以同寄无穷之悲慨者也！
民国十六年至十九年间，先生授学美国哈佛大学。斌龢适于其时从白璧德先生游，视先生为同门先进，暇辄相与论议，上下千载，发其幽思，复商讨归国后共有所建树。二十六年斌龢乃得与先生同事于浙江大学，以迄于今，自愧梼昧，于学问事业.多承教益，而鲜有所裨助于先生。惟二十年中，初则同门，继则同事，八载播迁，共涉夷险，先生深怀远志，每倾吐于斌龢，斌龢思国运更新，来日方永，犹可以追随左右，使昔年在美国所共计议者，从容见诸事实，乃数月卧疾，一朝奄息，桐棺藏骨，永 空山，遂以廿载故交，哀述行谊，事之可痛，孰过于斯！
先生夫人李今英女士，明敏温淑，娴习英国语文，于先生内助之功极多。女三人，曰仪慈、曰仪昭、曰仪芝。子一人，曰本修；读书均颖异，先生中英文撰著，散见于中美各学术杂志中，将俟异日，集而刊布之。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46年夏刊第140期）
梅迪生先生文录序
王焕镳
宣城梅迪生先生既歾，遗文蘦落，辗转孴辑，得如干篇，付之剞劂。焕镳讽籀既竟，为之序曰，天地盲晦之秋，佹说颇辞，充塞仁义者，蜂舞交作，浸淫之久，发而为沴戾，肆而为残贼，生民之祸，嚣然起矣。有大人出，目击而心 ，将欲塞其流，必先清其源，于是垂涕泣，发声色而订其顽，而挽其狂，非以沽名而斗胜也。必其中滃郁勃怒，愤愤悱悱，有不获已焉者，然非其智足以烛疵谬，其勇足以犯笑侮，其文足以达奥衍，乌足与于此哉！ 民国八九年间，朝野时彦，拾近世西洋论文论政偏曲之见，暴蔑孔孟以来诸儒阐明讲说之理，谓不足存；唾弃骈散典雅之文有韵之诗，谓不足学；欢然以僿野流行之语为天壤间至文，号召后进；猋起川决，举国风靡，或与诤讨，立被恶名，老生宿耇，卷舌而莫敢谁何。当是时，南雍诸先生深矉太息，以为此非孔孟诸子之厄，实中国文化之厄也。创办《学衡》杂志，倡言抵排。而梅先生与泾吴先生雨生，适自海外归，任南雍教授，精通中西文学，年皆未及三十，意气岸然，出其学以与世角，莫能难也。吴先生勤于纂述，朝夕兀兀，迻译名著，信达雅远，出林畏庐上。梅先生深恶标榜，文不苟作，作必尽摅其蕴，挥斥跌宕，骂讥笑诃，无不极其趣，一文甫出，传诵遍于黉舍，士习为之丕变。学问之事，以博而通，以约而精，固可媛媛姝姝，执一曲以自蔽哉。初两先生之在美国，从其硕儒白璧德游，理董西学，娴其 窔，证以中国旧说，所诣益粹而持论多同。顾吴先生肃穆寡言，动止有程，学子或畏苦不敢亲。先生则春容间旷，机趣盎然，出辞隽永，辄轰座人。至于议大政，临大难，则又守正趋义，屹然如山岳之不可撼。盖先生为人，超迈而不失之放，谨严而不入于拘，狷洁而不沦于隘，非夫悻悻亢亢，讦以为直者也。故与人无畛域，其所弹射，目事而忘人，人亦不甚嫉之，岂非有智有勇有文之大人哉。东夷之难，丧其述作，兵事敉平，欲从容以就故业，而先生客死于贵阳矣。今兹所存，不逮十一，然即此戋戋，想见当日神雄气壮，驰骋文坛之盛，有不尽焉以思其人者乎。
（卅六年六月一日）
（《梅光迪文录》，国立浙江大学出版部，1948年）
悼梅迪生先生
楼光来
光来获交于先生在民国十二年之夏，是时光来甫自海外归来，因先生之介，任教于东南大学，与先生同寓太平桥，朝夕谈论，诉合无间，二十五年先生任教浙大，光来亦在杭任职，复时相过从。二十六年抗日军兴，浙大转徙遵义，光来随中大入蜀，会合无由。三十四年先生因病就医重庆，得与一再晤，不意数月后，噩耗传来，幽明永隔，回思往事，不胜惘然。
先生为人坦白真率，往往面斥人过，不稍宽假，惟绝不藏怒宿怒，友人与先生议论不合，直言其非者，先生亦毫不介意。先生讲学论文及品评人物，往往一语破的，盖先生富于直觉，于人生体会极深，故其为学无时不以人生经验为参证，一如英国之约翰孙，与治哲学者之讲求逻辑从事考证者之好旁征博引而未了解人生，固截然不同也。先生风神散朗，胸襟洒落，如魏晋间人，而遇事直言，主持正义，实有儒者气象。先生以朝野方以功利主义相倡导，欲以泰西人文主义启迪后进，补偏救弊。惟先生为学虽重视人格之养修，理智之训练，而学以致用之意无时或忘，故当其寓南京太平桥时，喜读王荆公、曾文正之诗文，盖先生欲合学问事功为一，不欲徒以文章见称于世也。
今之治西学者，往往于我国固有之文化不甚了解，而治国学者，又昧于西洋立国之精神，欲求如先生之文章学问奄有东西之长，而风度如魏晋间人，气象近儒者，不可多得矣。此先生之未享大年，实为士林之不幸，非仅光来一人之私痛也。
（《思想与时代》，1947年第46期）
哭梅迪生先生
贺昌群
梅迪生（光迪）先生，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七日逝世，渝地友好曾一度公祭于中央图书馆。本文草成后，即寄遵义浙江大学，后辗转始寄还，未及发表于公祭之日。复员后，《国文月刊》征文，爰发表之。今《思想与时代》为出纪念专号，再为整理一过，不尽欲言，聊以尽后死者之哀思云尔。三十六年四月廿八日昌群附志。
这两年来，痛哭了两个在浙江大学的朋友之死亡，前年哀张荫麟先生，今天又哭梅迪生先生。古人说：“中年伤于哀乐”，现在才深切地体味到这意义。他们那样活泼的富于创造的生命力，竟溘然而逝，实非我们意料所及。在这个社会中，英俊杰出的人常被迫害，而庸碌无耻之辈却能保留，这是怎样一个惯于戕折人才的社会。荫麟之死，已是中国历史学上不可弥补的损失；迪生先生之死，是中西文化思想上一个巨星之陨落！
迪生长我十四岁，廿七年暑假，我往成都，他赴香港，通信时，我以前辈称呼，随着得他一长函（我们通信总是长函，忙了便不写），意气殷殷勤勤，要我以至友相待。他这忘年相交的盛意，不单使我感谢，亦可见他的虚心、他的真挚、他的年少精神。他是一个不服老的人，当浙大从严州撤退，转江西泰和时，洽周、以中等我们八人——号为“八仙过海”，同乘一木船，溯江而上，道出兰溪，登岸投宿。他同我一号舍，茶房来挂号，问年龄，我随意说了一句，“这位老先生四十七岁”。他登时变色，望着我，“什么老先生？”倒把我吃了一惊。所以在这篇纪念文中，我以字称他，亦以慰故人泉下之意。
我们初次相见，在“八一三”之前四日，在南京阅中大、浙大、武大三校入学会考试卷，应浙大竺校长的宴会上。看他风致翩翩，绰绰大雅，有点尘不着之概，口里噙着烟嘴，篆烟袅袅而上，谈话时，不时仰屋而视，如有所思，但我们却终席未交一言。我知道迪生是《学衡》杂志社的主将，以反对“五四”新文学、发扬中国文化自任的人。我是治中国中古史的，当时我的学问兴趣大抵偏于考证，而我的心里对于中国文化却蕴着一种不妥协的态度，对于“五四”运动的意义，我怀着充分的同情。今邂逅迪生，既自以道不同，不必相为谋，所以终席冰襟，未尝叙同事之谊。
如今对于新文学运动与“学衡社”两方面，却另有一番新的认识。我以为一种影响于后世几千百年的思想或学说，其本身必含有两个不可分的成分：一是属于时代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问题，一种思想或学说的产生，必是针对那个时代的问题而发，问题愈大，那学说在当时的影响也愈大。另一个成分是超时代的，那是总集一种文化之大成而带有承先启后的作用，才能继续影响于后世，息息与整个历史文化相关。“五四”运动所攻击的，是儒家思想的时代的部分，这是曾经历代帝王政治利用、墨守、假借，成了一种虚伪的古典的形式主义，演成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的种种腐败与停滞，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应当绝对排斥的，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五四”运动所做的是这个破坏工作，我们现在还需要继续做这个工作，要紧的是我们须具备超高的贯通古今的鉴别能力，才能认得清应当攻击应当破坏的目标，再不能做玉石俱焚的勾当了。“学衡社”所欲发扬的，是那超时代的部分，那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石，终古常新，虽打而不能倒，因为我们自身与古代即在这个同样的时间、空间内，怎能跳得出这个文化圈外去？ 孙行者仗他的筋斗矫健，目空一切，然而，毕竟无法打出佛的掌心。不过“五四”运动的攻击得其时，“学衡社”的发扬非其时，须知在一个深厚的文化基业上，没有破坏，如何能先言建设？ 于是一般遂加“学衡社”以“顽固”之名，是极不清楚的看法。当时双方恐怕都不曾互相了解这些意思。迪生的一篇《孔子之风度》，活泼泼地以一种人文主义的笔调去描写孔子，孔子是那样一个风趣横生、高华可爱的人，因知作者也是这样一个风趣横生、高华可爱的人。
我以高华二字称迪生，与王伯沆先生赠他的“迪生守狷洁，美玉自无瑕”（这两句他常引为知己之言）可以参照，足以知迪生之为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在近代人文史上，比较说，长江上游多名士，每喜放言高论，直接间接多曾与政治发生关系；长江下游多高士，狷介自守，有所不为。慧皎《高僧传》序录说：“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士和同风气，没入于时代中，与时俯仰，偏于广大的空间活动，于文教政俗有提倡鞭策奖掖之功。高士则好比“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他是继文化学术一线之传的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具有顶天立地的人格，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哲学之精微，文学之才艺，史学之识力，聚集于一身，而成人性之最高发展。他不求名，而名自归之；不求名，所以能欣赏自己，虽处忧患，有其自得之乐。谢灵运诗：“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可为高士风格的写照。他给与社会的，不是有形的功利实惠，而是精神道德的影响，是想像的交流。因其有德而无位，故荣华丘壑，甘足枯槁。非义之所在，虽“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有“素王自贵”的气象；若义之所在，虽老农牧竖，贩夫走卒，亦可与之为伍。
我们要评量一个民族文化价值的高低，当看那个民族在他的文化生活中如何成就下列三个活动：健全愉快的身心，明哲的智慧，高华的性格。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才算得高华，才算得最高的文化性能。
迪生先虽以“狷洁”自好，而其实正是他的高华处。狷洁而不高华，啬夫而已。他为什么狷洁？ 因为他不能达到他的政治抱负（包括在学校内的措施）。他何以高华？ 因为他有政治家的抱负。他在流离转徙中，Machiavelli的The Prince，Babbitt的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一类的书，常不释手；王荆公和曾、左的政事文章，他确曾下过一番功夫。他具有政治家胸襟，而绝不想亦不宜做一个政客。做政客，必具三条件：一要身体好，个人的时间精神乃至饮食起居，都不由得自己支配；二要有口辩，临机应变，应对如流，内容尽管空疏，甚至无中生有亦可；三不可有学问，有学问必辨是非真伪，不能寡廉鲜耻。这三者，迪生无一具备。此所以他在大学里，在参政会，一般朋友认为他“潇洒”、“不亲事务”之故。东晋过江，王导“为政务为清静”，殷羡谓庾冰曰：“卿辈自是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无所事。”而王导自云：“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当今之世，在中国任何地方，要保持一种政治家风度，必然行不通，也不能为人所了解。今日中国举世是一套卑劣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他焉得不狷洁？ 焉得不被认为不亲事务？他说：
我辈年事愈长，入世愈深，愈觉一切毫无办法。此或因个性使然，无可改变，然世间好人实在太少。我任天真，而人用机诈；我本无所为而为，而人则得寸进尺。……而弟亦天赋傲骨、当然自有身份。……平日嬉笑怒骂，纯取玩世态度。……昔日之理想规划早已付诸烟云，而弟之“潇洒”与“不管事”纯是表面作法，实则内心痛苦万状。（三十年四月七日函）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云：
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 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
迪生少年时，“意气发扬”，“抱负甚伟”（郭洽周兄撰《梅迪生先生传略》语）那是可想见的，在杭州、泰和、宜山的时候，他还不觉得老之将至。五十以后，从他和我几十次的通信和几次重庆会晤的谈话中（可惜这些信札十分之九都散佚了，总以为来日方长，文字所传，毕竟糟粕，未曾加意保存），他的思想渐次归于平澹了，上面抄录的《感士不遇赋》序，正是他这几年来的心情。他原是一个Classical-minded的人，今日归于平澹，是很自然的。前年来信，他谦虚的说，我多少已尽立言之意（这语令我汗颜），他尚无甚成就，战事结束后，生活若较安定，必要写成一两部书。
他对于清代政教风俗，有许多精到的见解。他说：他曾和现在一位号称治清史的朋友谈过，那朋友简直不甚领解，使他非常失望。他很想有人出来把清代士大夫的生活，像Boswell's Life of Samual Johnson一样，很有趣的记述一下。这种叙传文学，中国学人从不曾留意，假如有人当时把沈子培言谈生活详细的记述下来，岂不是一桩快事。中国民族性之深处，不单外国人不了解，本国人也不大了解，叙传文学的表现法，在这方面最为亲切。宋明以前的文集和遗事，都不完备了，不能互相参照，清代的文献现在流传的还多，正可着手，近来工作之余，我亦尝以Boswell的书自遣，对约翰生的言谈丰采，有时亦颇有会心处。卅四年八月，当他离渝返遵义的前一日，到我那里留了一宿，娓娓谈约翰生到深夜，说到英王一次特意微服出行，去图书馆会约翰生，他事前并不知道，正在低头看书。有人低低地在他耳边说道：“Sir，the King is here.”这时迪生意兴飞扬，他似乎感觉学士大夫之享此光荣，与英王之有此逸兴，那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多么健全愉快呵。这是我们最后的长谈。第二天，英大使薛穆先生通知他，有军车到遵义，他便率夫人子女仓促成行，不料竟成永别！
我常劝他用英文发表中国文化思想的著作，精力如感不能久持，短篇的论文更好。今日英文已成领导的文字，实际是一种世界语，国际文化思想的交流，英文比较容易普遍。今日不是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而是中西文化如何合一而成世界文化的问题，——如何将旧世界的思想与新世界的行动，融会而为一。这须得对于中西文化学术思想的源流能心领神会，对于现代思潮也能辨章其是非得失，而于文字尤须具有充分的控制与表现能力。迪生确是一个具备这样资格的人。他前后在美国二十年，我在北平时，据美国一个汉学者，他的学生Creel说：他的西洋文学的修养，比一个普通美国教授还好。他非常愿意接受我的建议。他说：他的英文，国内知名的英文学者是如楼石庵、范雪桥、郭洽周都深知。去年暑假，我同石庵先生一起读到他的一篇纪念其本师Irving Babbitt的长文，石庵亦频频赞服，那用字之典雅与持论之渊博，足以见他平生学术思想之大体。其实他的中文不如他的英文，这话他自己也承认。他的中文从古文入手，古文的家法，他也不尽守，而他所写的文章的内容，又多半是现代的材料，他的见解虽高明正确，如他在浙大《国命旬刊》上所发表的几篇，然而，其行文终难引人入胜，从这点说，他是失败的。古文的句法和词汇绝不能充分的显示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这层，他未尝不知道，无奈受古文的影响太深，而他的文章遂不知不觉的成了“改组派”的小脚了。
他的西洋文化思想的素养，使我不能窥其涯涘，当然他受白璧德的影响最深。他们虽谊属师弟，而彼此都有知己之感，这可以从他纪念白氏的那篇文章看出。白氏是美国近代人文主义的大师，在国内外观感不一，有的人极佩服，有的人也反对；但从那本纪念白氏的论文集看来，他是一个很有风趣而性情醇厚的长者。他的学问的全貌，非文学、非哲学、非史学，而亦文学、亦哲学、亦史学，迪生的学问趋向亦大略与此相同。他们是把这三者凝聚起来，一齐打破，再用水调和，然后“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即迪生纪念白氏文中所谓Philosophical acumen，literary gift，solid scholarship。亦即姚姬传《古文词类纂·序》、曾文正《圣哲画像记·序》所称义理、词章、考据，这三者兼而有之，才可以论人生之精微，文化之优劣；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分析而归于综合，虽综合而见其分析之精；发为文章，自然不同凡响；见诸行事，自然深切著明。
迪生在纯文学方面的造诣，我不曾见过所作，但看他圈点的诗词，欣赏力很高，见解很通达。在宜山，我同他住南街的南楼，早晚总是喃喃不息的念念有词，我是要做札记，仿佛认真工作的样儿，对于他的这类起居，其实有点烦。他读诗文每到自己得意处，不管如何，便来拉着“奇文共赏”，这时我更有点烦。其实他是很警觉的人，足见他的情谊之厚。一次，我用了一句“昏昏灯火话平生”，又是一次，引“风亭把盏酬孤艳”，他很高兴的说，这是荆公的佳句。可见他的欣赏力很高，记诵亦强。在南楼，他同我接连谈了三夜的生平往事，我有所感触，写了一首《浣溪沙》送他看，他起初还表示一种Coy refusal，后来说：我们寻弘度去，发起一个诗社好不？ 诗词要练练才好。那时刘弘度先生同我们隔了一条街住，可见他很富有文学趣味的。
二十八、九两年，我避居乐山附近古寺中，空山楼阁，寒林晚鸦，几与外界隔绝往来，一意撰述《魏晋南北朝史稿》，承他不断来函相慰，谈今论古，在那样的孤寂生活中，有这样一个热情的天涯知己，亦足以自豪。三十年，我来重庆，陆续抽出史稿三四篇发表，其中两篇是关于魏晋清谈的，承他谬赞，复加以商榷。他说：
返复研读，觉大著组织缜密，识解深刻，具有申、韩家法。又弦外之音，所谓“历史非仅纸上陈述”，正见人之贤愚忠奸，千载如一日也。弟意道、法两家之所以同，自史公以来，未有能予以适当之解释者。道家任自然，法家主干涉，各趋极端，有如水火，而何以史公云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 秦、汉以来，言刑名者亦喜黄、老。此实为历史上一大疑案。兄著亦未能予以明确之解答。兄云：老子之学出于阴，阴之道虽柔，而其机则杀，故学之而善者，则清静慈祥，不善者则深刻坚忍（昌群按：此数语系引魏默深《老子本义》）云云，亦只指出其一二面，实则此中微妙，犹不止此。弟觉其不止此，而亦不能得一更充足之解释，盖须于中西思想史上下一番工夫，而后或可解决此一问题也。（昌群按：拙稿《魏晋之政与清谈之起》一文，于此意仅发其端，未遑畅论，宜其有疑。去岁成《清谈思想初论》一篇详述此意，迪生来渝时，原稿已交商务付印，仅于谈话中略有解释，他曾首肯。近日此稿已出版，而“人琴俱杳”，悲夫！）再者兄之极好材料，往往埋没于注脚中，如所引司马父子之作伪与阴险诸端，皆当置之正文中，此种材料用来更使文章有声有色，引人入胜也。古今中外不朽之史学名著，皆是文学名著，彼谈“客观”史学，或“科学式”史学者，皆其文采不足动人，故作大言以自卫耳。（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函）
他对于客观与科学的史学之说，容有误解，或言之过甚，而“古今史学名著皆是文学名著”，却是至言。他又说：
久不奉候……实则弟何尝一日忘吾兄乎？ 通信之道，在一来一往，不可少断，否则日久则话愈多，话愈多则不知从何说起，愈久愈难动笔，此弟之大病也。……前次数函（昌群按：今仅偶然存此文中所发表之三函，其余都散失了）所论著作事业，其话甚长，非面谈不能尽。简而言之，著作全视题目而定，有考证故实者，有阐发思想者，有描写生活方式者。兄所从事之魏、晋、南北朝史，关于思想与生活方式者居多，绝非钱文子《补汉兵志》之类，故须传事而兼传人，起古人于九原使之活现纸上，“万古骚人心不死，文章作到还魂时”，此虽为《牡丹亭》而发，史学家亦可资为借镜也。吾国史书称《左传》与《史记》，非以其文章生动、长于传人而有还魂之术乎！ （三十三年六月四日函）
他的这段史学见解是对的，“传事而兼传人”，都须要组织力之强，文章技术之妙，原来历史的研究过程是科学，历史的叙述过程却是文学。故史学三长——才、学、识——为古今不易之论。
前面说他的“高华”，下边说他的“可爱”。
迪生是一个性情很真率的人，朋友私下都说他是一个“大的小孩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是他的可爱处，也是他的伟大处。他是极推崇Thomas Carlyle 的人，卡莱尔称此为Childlike greatness，有小孩的天真坦白，而有大人的沉着深厚。他又好像李后主的词，似乎含蓄，似乎也不含蓄，只觉意兴缠绵，一往情深，毫无矫饰。有时，在一种不调和的场合，他的风趣使得空气变为轻松。但他并无辩才，不善于辞令，却有一种直觉的机智，言谈微中，一针见血，发人深省，约简隽永，有魏晋人之流风。有时，他认为义不可屈的时候，便一怒而不可遏。他却有个好处，怒发过了，便一切烟消云散，不念旧恶。有时，他对最熟的朋友也怒，事情过了，他觉得自己输理了，仍旧来要好，毫无芥蒂存于心。弘度、石庵曾告诉我，我们都受过他这样的怒，弘度手上至今还留着一星钢笔尖点破的蓝记（那是青年时在复旦同学的时候）。我也受过这样的怒，那是从宜山南楼移到乡间的小楼上，弘度亦在座。不过都只此一次。前几天和石庵谈起，还余情袅袅，感激他对朋友的真切。他与石庵虽不常通信，他自己说，却是“太上之交”，可见他在友情上面有着超高的意境，而石庵亦许为知己之言。他能感到朋友的好意而多情，亦善于表示好意给朋友而感愉快。他具着强烈的正义感，大关节目上绝不敷衍，非贯彻主张不可。
我同他在学问的方法上不同，所以在浙大播迁中，两年患难相处，共数晨夕，他的“奇文共欣赏”的情调，当时虽使我有点烦，今日岂能再得？ 而他的真率，与我性情相契，则无间然。人生会意不多，相知有几！ 此刻我在更深人静，坐在他不久以前到我这里来坐的书案边，结束这篇吊他的文字，不觉悲从中来，泣数行下，仿佛杜少陵之梦太白，“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山黑”。“死别已吞声，生别常侧恻！”
卅五年一月廿九日辱交贺昌群
拜述于重庆沙坪坝松林坡
（《思想与时代》，第四十六期，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