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一
陳寅恪[1]謂韓退之作《毛穎傳》，為以古文作小說之嘗試[2]，乃古文運動中之一重要節目。子厚懼其以俳為人所排，而運動以敗，故極力張之，《後題》之作，絶非偶然，以此為古文運動中韓、柳連鑣[3]並進之證。是說也，頗有見。
《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有益於世”四字，為子厚律己化人、萬變不離之主旨，蓋不益世用，聖人之道可廢，反之，有益於世，即滑稽亦不為非。惟“有益”云者，須從兩面看始全：一、息游操縵，有拘並有縱，而有益於作者本身；一、六藝百家，大細穿穴，學者得以奮勵，〔文云：而學者得之勵，何義門謂“之”當作“以”，是。〕又有益於斯文全域。
儲同人評此文曰：
韓《傳》、柳《題》，猶伯牙鼓琴，鐘期聽之，宜其踴躍賞歎，不遺餘力也。昌黎俳謔，見許柳州，以此知材分相去，僅若尋常，則其學問、性情、嗜好，必有格格不相入者，觀張水部[4]書可知矣。
張籍致退之書，乃責退之好戲謔[5]，與後來朱晦菴《讀唐志》，所責蓋同[6]。同人見到韓、柳性情、嗜好之不同處，眼界高人一等，但子厚為《後題》時，則固於退之之縱恣處，視與昌蒲葅、或芰、或羊棗等，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亦已曲意許與之矣。
二
韓退之《毛穎傳》問世之後，非議蠭起，即以親退之如裴度，亦復斥責有加。子厚《題序》之作，申言聖人不以戲謔為非，此一以表示對韓氣類之感，一圖挽回變易文字積重難返之勢。吾持此說，足為陳寅恪古文運動韓、柳連鑣之說，添一旁證，且並考見唐時文風概略。請於晉公[7]《寄李翺書》，先徵其辭如下：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節烈，教義煥於史氏；《鐘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為〔去聲。〕立器為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惟嗟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8]，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槪，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9]，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10]，仲尼不當世[11]，其文遺於册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12]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鑒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13]，《文言》、《繫辭》[14]，《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15]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雅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意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平〕息，然意之所載，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弟索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沍[16]，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游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風微和，農事未動，或策蹇[17]謁賢士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右文根據《唐文粹》錄取，從而析之，約得數義：一、習之為度從表弟，而韓退之則為度部屬，度不問表弟曾親炙於韓，直對弟子非薄其師，可見晉公、退之之間，以文事論，顯有隔閡。二、晉公斥退之以文為戲，殆指《毛穎傳》等而言；夫退之為《毛穎傳》，柳子厚並不以為非，晉公一面主張文非一藝，一面又指斥此類閒散筆墨，此殆拘泥於“就《六經》而正”之一觀念，固哉度之論文，亦如高叟之為詩[18]矣。三、翺《與弟正辭書》，固顯言文中儷句之不可闕，而度意猶未足，仍排擊翺之非毁聲韻，是殆韓、李當時以古文相標榜，對於所謂“時世之文”，務“以雅言遠致一以矯之”，晉公惡其言偽，故加創痛。四、晉公此書大旨，在“救文之失，廣文之用”，而以文非一藝為究極之理，其襲用《道德經》句子曰：“文可文，非常文”，名理深透，諒非翺所能解。五、度之此書，不止獨攄己見，而實代表唐賢通論，唐人於退之文辭，估價並不太高，可以推知。六、唐人小品文字，短簡挺拔，其例甚多，並不止退之之《毛穎傳》，陳寅恪謂退之以古文試作小說而有成，亦迎其勢而歸功於顯者耳，說雖諦而微佞。
洪景盧《容齋隨筆》載《韓退之》一條云：
《舊唐書·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為魏、晉已還[19]，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敍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翺書》云：“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舊書》謂愈為紕繆，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游宦謂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為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比也。[20]
《舊書》之評韓文，原不盡公，惟《羅池碑》旨在佞柳，子厚有靈，亦必鄙之，此謚之曰紕繆，固無不當。蓋子厚安於佛說，而不信有神，退之號稱闢佛，乃隨俗迷信，即此可見兩公之優劣，初不必更取他文，細為評騭。獨景盧謂晉公《寄李翺書》，為名位未達時之少作，此於事實無一相合。試觀習之致新作十二篇，包括《愍女碑》、《烈婦傳》、《鐘銘》、《與弟正辭書》等等，幾乎習之一生之代表作咸在。就習之而言，此次與晉公通書，並以文就正，自是晚年鄭重之舉，而晉公譴擿退之以文為戲，不問而為《毛穎傳》之類。夫此《傳》作於元和四年，其時晉公之功名早顯，書中所謂昔歲取名，可能指貞元中進士及第而言。又曰：孤煢若此，律之暮年為牛、李〔宗閔。〕所排，因而治第東都，逍遙於綠野堂，情狀亦相印合。“及時干進”云者，為晉公撝謙語，習之勸其東山再起，如開成中復拜中書令故事，晉公仍得以此類詞氣作答，寘力田園，苟過朝夕，正是下野元老語辭，景盧為護韓而提早晉公作書年月，殊陷心勞之拙，況晉公此書，詞涵老氣，筆挾霜威，進退時流，點定文體，直弟畜翺而教誨之，人非篤老，何能具此氣概？
三
韓、柳同言文以明道，然道在退之以見極為歸，在子厚以得中為衡，於是退之行文，不能一步踰越規矩，子厚斟酌餘地甚廣，此其大略也。退之以《毛穎傳》為人非毁，理有固然，子厚以俳非聖人所棄為理由，奮力迴護，情至而理亦不屈，二公之交固篤，而文亦相得而益彰，有如此者。
退之作《毛穎傳》，子厚服其怪於文，夫子厚服之，誠也，《毛穎傳》祇能有一，不能有二，《〈毛穎傳〉後題》亦祇能有一，不能有二。退之壻李漢編《韓集》，目中有《下邳侯傳》而闕其文，與《柳集》有《韋道安傳》而闕其文等，然《韋道安傳》，可能眞有其傳而文闕，《下邳侯傳》，則似不可能有其文，而目綴焉。姚鉉選《唐文粹》，不知以何因緣，目與文俱見存，稍加察核，即知所謂《下邳侯傳》，自始至終，皆為摹擬《毛穎》而作，退之倘兩傳並為，將不廑不足以起八代之衰，且亦無以聳當世之聽，吾謂宇內至文可一不可再以此。釗案：《下邳侯傳》，《韓集》舊本無此文，至歐陽永叔始錄之，顯為後人偽造無疑[21]。持與《毛穎傳》對勘，覺韓重為革華[22]濡染，直是懸疣附贅，使人望而生厭。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序
裴瑾為子厚姊丈，由其人名瑾、字封叔看來，大抵閤戶塞竇，能為舉世不為之學者。永貞元年十月葬德宗，曰崇陵，元和元年七月葬順宗，曰豐陵。
文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請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宋吳曾[23]非之，其說曰：
《舊唐書·李義府傳》：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為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删而焚焉。然則義府為相，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
太凡朝廷有大事件，定制者一時，發議者可能先若干時，唐除凶禮，定於開元，當然高宗時亦能先議及此。開元時自有大臣，如姚崇、宋璟及張說等，何必涉及相高宗之李義府？不謂能改齋論事拘墟乃爾。〔釗案：大臣請避去《國恤》章，諸本“請”多作“諱”。〕
內之則攢塗祕器象物之宜，外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此三疊字句法，子厚所慣用，《〈毛穎傳〉後題》：“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句亦然。復土，《漢·文紀》[24]：“張武為復土將軍”，謂穿壙下棺，已而寘之，即以為墳。
與文物以受萬國：陳少章疑“與”是“舉”字之誤，是。釗案：以受萬國，謂使萬國受之也，比逕用“授”字意強。
今相國郇公：案郇公名均，元和二年為左僕射，四年加平章事，出鎭襄陽，故稱相國，使相也，此文乃四年後作。
何義門謂：此文起五行甚有筆力。釗案：何所指，當着重在“禮不執則不行”一句。
柳宗直《西漢文類》集序
一
宗直，子厚愛弟也，子厚左官，宗直即擔簦襥被而往依之，雖曰致恭於兄也，而亦有從而學文之志。觀其聯牀數年，以至於夭折，就中子厚告以志學之道，同時以己所有志未逮之業，殷殷冀收功於宗直，而為之策劃部署，不難想見，《西漢文類》之纂輯，諒是最要之一目也。先是有路子者，曾自贊為此，而中道廢棄，子厚因以舊所作敍移之宗直，即此序前半段文字是。不幸宗直所輯卒不傳，千年以來，曾無人繼志纂述，所謂西漢文者，僅散見於帖括陋儒所謂《古文辭類纂》[25]之中，專著則闃焉無所聞。甚矣吾國古學之荒，而王介甫之功令文，徒開利祿之途，以梏人心志，益使迷途而不知返，以迨於今也，不亦大可惜哉？
路子者，路隨也，隨名兩見於《柳集》，一不足李景儉之《〈孟子〉評》，一欲自輯西漢文而未卒業，蓋隨終是功名中人，曾有志於學而作輟不恆者耳。《先友記》所載路泌即隨父，泌留西戎不得歸，年至八十餘，無為言者，倘隨以憂父而廢業，其孝猶可念。
序結尾“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云云，能者即宗直也，以文中宗直名屢見，輒故避之，然由唐至今之窵遠歲月中，宗直以外，亦竟別無能者，繼此鴻業以光文運，吾又奈之何哉？釗案：宗直《西漢文類》，至宋其書亡，有陶氏者，重編纂成之，見晁公武《讀書志》[26]。別有《東漢文類》，五代竇儼[27]編，二書亦迄未有見者。
二
有閩人徐經[28]者，乾隆末造，朱石君[29]督閩學所得士，為朱梅崖[30]私淑弟子，刊有《雅歌堂文集》二十一卷，多疑古揚己之作。有《書〈西漢文類序〉後》一首如下：
柳子自言：貶官後讀百家書，乃得少知文章利病，故於永嘉石文，識其非古，於《鬼谷》、《鶡冠》、《亢倉》諸子，辨其偽妄，乃於殷、周之前，不能精誠，而反謂其簡野。噫！柳子於三代以下諸書，如莊周之博，屈原之哀，孟軻之奧，李斯之壯，馬遷之峻，相如之富，賈誼之明，揚雄之專，皆能以一言定其品，則柳子於文章利病，可謂深矣。殷、周之前，先聖刪訂，僅傳數篇，何柳子不能知哉？今讀虞、夏史臣所紀，《典》、《謨》、《禹貢》，炳如日星，爛若卿雲，蓋天道、人事、地利，莫不備具，後世史官，有數百卷不能盡者，是惟以數言括之，非簡也。蓋元氣中貫，無所不包，有極詳之勢焉，柳惟見其質勝於文，不知其文在中，為天地之大文，有非後世文字所能同其文者，豈可以野目之耶？蘇子謂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柳子自貶所校定前所為文，應取是言削去之，無當後世譏訕，而今猶列於篇，使人謂柳子直不知文。蓋唐人重《選》學，柳子初亦自《選》入，故不知殷、周以前之書，自至貶所，治《六經》、《論語》、《孟子》，然後知皆經言，此序未及刪，大約後人從柳宗直《類書》採出，以入本集，是則柳子之恨也。
柳子謂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夫簡、野非惡評也，胡作者病之？夫簡者繁之對，野者文之對，作者如以簡而野為不可，於此輒謂殷、周之前，其文繁而文，作者顧即認為可乎？作者曰：“後世史官，有數百卷不能盡者，是惟以數言括之”，此明明簡也，而曰“非簡”，此雖洨長[31]復作，恐亦無法為平斯獄。作者曰：“元氣中貫，無所不包，有極詳之勢焉”，此作者之體驗如是，而吾之體驗亦復如是。顧雖體驗如是，而文之為簡也自若，且必須文之簡也，而後此種體驗方生，然則何害於柳子之號文為簡乎？惟文與野之辨亦然。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32]，作者敢不認殷、周以前之文為質勝文乎？如其然也，則朗朗然野矣，此天下之公言，非柳子一人之私言也。作者自走死衚衕，而欲以誑擿埴索塗[33]之人，豈不大謬？嘗論閩人不論為詩、為文，好以小聰明自矯於世，而實中無所有，即梅崖亦不免。如右文作者，竟坐柳子為不知文，直是斯文罪過，訾之曰陋，尙不足以蔽其辜也。
《楊評事[34]文集》後序
一
《〈楊評事文集〉後序》，在《子厚集》中，是一敍說文章流別極有關係之文字。
讀此文，於初、中兩唐之文事沿革，及文人流派，可得一覽無餘，但以子厚之自負，而並無一語及己，且亦不牽涉退之，事彌可怪。又文中稱著述與比興兼備，三百年僅得陳拾遺[35]一人，而能陪陳君之後者，楊評事之外，不能別有具體人物，其鄭重如此；同時即著悼慕之辭曰：“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聲與實之不相稱復如彼。吾嘗反覆思之，凡子厚之所以美評事，或者皆自道之語，假藉題目而發揮無遺者歟！蓋當時區劃才士，好以文與筆對舉，尊韓者遠與杜並，則曰杜詩[36]韓筆，近與孟偕，亦曰孟詩[37]韓筆，劉夢得《祭退之文》曰：“予長在論，子長在筆”[38]，是韓之所工，唯筆而已，一若此人從不善為文者然。輿論中“詞翰兼奇”〔四字本《唐語林》[39]。〕等字，爭錫子厚，而絶不施之退之，此一虛懸之形，默爾之聲，子厚心摹而力追者久矣。緣意中有此一盤計算，輒於描寫一不甚知名之通家舊好，盛譽為梓潼[40]後一人，其殆為無心流露、桃僵李代[41]之得意文章也歟！
諸葛武侯在唐時之聲譽，原甚平平，薛能之詩，雖不合於《三國演義》之筆調，而中唐與薛氏表裏唱和者，當猶有人，子厚及呂化光輩之論魏、蜀時事，即顯與今人之執著有異。子厚稱評事有《諸葛武侯傳論》，號為季年尤善之作，今乃不可得見，大可歎惜。
子厚於評事文，推許甚渥，偶閱《韋蘇州集》，有《寄楊協律》[42]詩，協律即指評事也。因欲略考楊之官歷，而子厚所為《〈文集〉後序》，顧無一語及此，乃歎劉夢得為人敍次集子，不曰《集序》而曰《集紀》，取意甚卓。蓋序者序其文，紀者紀其行，文與行不相合，即無當於論事知人之誼。尋評事文不少概見，獨《韋集》附有《協律奉酬滁州寄示》一首如下：
淮陽為郡暇，坐惜流芳歇，散懷累榭風，清暑澄潭月。陪燕辭三楚，戒塗綿百越，非當遠別離，雅奏何由發？
淡雅頗與蘇州相近，意盡即止，不多著一字，吾為迴環諷誦，頗寄遐想。
二
子厚《〈楊評事文集〉後序》，為裁斷文藝、斤兩甚重之作，茲節錄前半於下：
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43]，《春秋》之筆削[44]，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45]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46]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此文，人或訾為少作，或又謂須讓昌黎一格[47]，皆目論也。文中盛推陳伯玉[48]，馬貴與[49]頗非之，謂陳詩雖造語高妙，而文不脫齊、梁卑靡之習，並謂柳稱其備比興、著述二者而不怍，為竊所未諭。清王予中[50]和之，謂此為柳少年工力未到時語，吾別有論列，見他條，不具於此。獨見林畏廬《評〈後序〉》，語尙平允，其語云：
楊評事凌，楊憑弟也，其文不多見。文推陳拾遺，但曰稱是選而不怍，蓋初唐時，得著述、比興二者之具體而已。於文貞、曲江，且多微詞，則柳州之自命可知。其稱評事，亦但曰具體，殆以元兄之故也。
林似意在拾遺、柳州之間，畫一界線，謂陳廑得著述、比興二者之具體，柳則自命高出遠甚。此林於揚陳之外，揚柳更進一階，或林癖嗜柳致然，柳當行文時，未必蓄是念也。至評事之文，未得窮其工，竟其才，則文中已明言，自不待論。子厚《先君石表陰先友記》，楊氏兄弟三人皆著錄，獨對凌下語曰：“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而元兄憑，次兄凝，皆未著一字，子厚於評事之月旦，終不得謂非高著眼云。
三
子厚《〈楊評事文集〉後序》，可視為論文之代表作。
序稱文有二道，而二道皆本於經，經有五，《詩》、《書》、《易》、《禮》、《春秋》是也。子厚姑擯《禮》不計，而歧《書》、《易》、《春秋》與《詩》而二之，又統而名之曰文，此似與退之平昔之所謂文者異趣。蓋退之平昔之所謂文，乃指古聖賢人，馴至如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之所為，而《詩》不與焉。子厚以導揚諷諭，本乎比興，為文之一大宗，且為對抗如《書》、《易》、《春秋》各著述之一大宗，顧退之開口言文，獨將此一大宗擯斥在外。己之專集，雖已包括有《詩》在內，而吻合導揚諷諭本乎比興之微恉者，幾乎絶無而僅有。世稱退之以文為詩，實則退之實不解詩，此所謂文者非文也，乃筆也。退之以筆統攝詩、文二大部， 面貌如一，與子厚紬繹文之二道，剖析著述、比興，在簡册抑謠誦之大不相同者，殆不可同日語。
林畏廬嘗評此序，〔詳見本條二。〕頗道著唐文癢處。唐人為文，二道俱通，自陳拾遺外，子厚殆有舍我其誰之概。畏廬曰：“柳州之自命可知”，吾為沈吟此語者久之。吳至父亦有評曰：“具有分寸，不肯為妄歎”，此乃子厚自留身分處，至父不媿知言。
四
畏廬為吾平生尙及接近之老輩，彼為古文，人以桐城派目之，實則畏廬文字，與桐城有逕庭。觀彼所輯《韓柳文研究法》，雖韓、柳平列，不外老生常談，特對柳文觀點，究與桐城老派異趣。《研究法》開卷有云：
劉夢得敘柳州文謂：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此特舉其大要耳，其親切處，累見與書中，夢得蓋深知柳州者也。若《唐史·文藝列傳·序》謂：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云云。《唐文粹·序》亦謂：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邃古，以二帝、三王為根本，以《六經》、四教[51]為宗師，憑凌[52]轥轢[53]，首倡古文，於是柳子厚、李元賓[54]、李翺、皇甫湜又從而和之。似柳州者為昌黎配饗之人，雖尊與韓並，初未有發明其文章之妙者。至方望溪，頗有醜詆之詞，不佞於友人馬通伯[55]處，見望溪手定柳州讀本，往往有紅勒者。因歎人生嗜好之殊，如元微之之右杜而左李，而望溪亦正云柳州適可肩隨退之者也。然少陵生前推服謫仙，不遺餘力，即昌黎之於柳州，《祭文》、《廟碑》、《墓誌》，咸無貶詞，當時昌黎目中，亦僅有一柳州，翺、湜輩均以弟子目之，未嘗屈居柳州於翺、湜之列。且柳州死於貶所，年僅四十七，凡諸所見，均蠻荒僻處之事物，而能振拔於文壇，獨有千秋，謂得非人傑哉？
夢得之《報柳州書》曰：“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淵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此四語，雖柳州自道，不能違心而他逸也。凡造語嚴重，往往神木而色朽，端而能曼，則風采流露矣。柳州畢命貶所，寄託之文，往往多苦語，而言外仍不掩其風流，才高而擇言精，味之轉於鬱伊之中，別饒雅趣，此殆夢得之所謂腴也。佶者壯健之貌，壯健而有生氣，柳州之本色也。癯然以清，則山水諸記，窮桂海之殊相，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昌黎偶記山水，亦不能與之追逐，古人避短推長，昌黎於此，固讓柳州出一頭地矣。
柳州之學騷，當與宋玉抗席，幽思苦語，悠悠然若傍瘴花密箐而飛，每讀之，幾不知身在何境也。《石林詩話》謂：“柳州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似與昌黎皆在嚴忌、王褒之上”[56]，眞知言哉！賦學自詞苑窳敗，遂寡問津，然有韻之文，亦治文者不可不講，發源於屈、宋，取範於柳州，斯得矣。
將柳配韓，此唐末以來之謬見，幾於一致。至方望溪輩，且謂柳廑一部分文字能追隨韓[57]。畏廬突破此點，認柳振拔文壇，獨有千古，柳所有苦腴癯清之文，韓亦追隨不上，此乃加桐城家一大棒喝。至對柳文詞句上之玩味，畏廬已自道所得，無取贅敍。
王白田[58]《讀書記疑》，有《讀〈河東集〉》諸條，中二條云：
馬氏謂：“陳拾遺詩最高古，而雜文則未離於偶儷卑弱之習，無以異於沈、宋、王、楊[59]也，而韓、柳皆盛稱道之，私所未解。”按昌黎《薦士》詩所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專以詩言，考上下文可見，未嘗稱其雜文也。柳州則自為禮部員外以前，其文皆沿襲六朝之遺，故於《〈楊評事文〉序》，稱拾遺兼比興、著述之長，蓋其時所見如此，永州以後，則不為是語矣。
《與友人論文書》，此子厚少時作，猶襲魏、晉之遺，然所謂儁傑廉悍者，亦可概見矣。
子厚本色，始終如一，嚮所增積寢饋之騷賦工夫，隨處流露。必分永州前後，妄揣柳文氣骨，此桐城及望風邪許一流之陋習謬論，不値識者一笑。就此一點觀之，畏廬所見，高於白田遠甚。惟陳拾遺亦可類推，拾遺文之高蹈，固不當從詩與雜文之分野，強為低昂，蓋詩自詩，雜文自雜文，難以同一之準繩裁之。陳無己言：“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語見《後山詩話》。〕白田踵馬氏之誤解，直是未通文理，馬氏指馬貴與，語見《文獻通考》。
五
三楊在《先友記》中，皆不署字，茲據《權載之[60]〔德輿〕集》所署，憑字嗣仁，凝字懋功，凌字恭履。
三楊之中，以文章言，權載之偏重懋功，子厚偏重恭履。偏重懋功，見於載之所為《兵部郎中楊君文集序》，偏重恭履，見於子厚所為《〈楊評事文集〉後序》。之兩序者，其所獎藉，非止一般文人用力可到之恆詣而已，而直說成運會攸關，占大唐文藝成就之一重要部分。載之之說曰：
君嘗以為尙氣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烝彝[61]、景鐘[62]，與緣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為用。仲宣[63]體弱，公幹[64]未遒，才難而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巧冶，鍛鍊在手，而又扃防，隳約束，恬然而據上游，坦然而蹈中行。其敍事推理，抗今據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暢，無入而不自得。
子厚之說曰：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敍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
最可怪者，載之稱懋功文如彼之高，而子厚為懋功誌墓，廑“君之文若干篇，皆可傳於世”一語，輕輕帶過而外，別無隻字，說到懋功之文字績業。而子厚於恭履極力闡揚，所稱與載之之稱懋功，大抵相去不遠，又特止於單文孤證，他處不見足相映發之迹。《載之集》中，有《答楊湖南書》，謂嗣仁之文“宏麗博厚，坦夷章明，如黃鐘大玉，慶霄天籟，奇采正聲，鏗鏘照耀”，卻對恭履廑廑在草《〈懋功文集〉序》時，稱其捐館一紀，此外別無記錄。要而言之，恍若載之、子厚，交相約定，三楊中嗣仁官高名重，足以自振，文將不脛而流傳於後，惟懋功、恭履二人，身沈下僚，文易泯滅，因各揀取其一，盛為稱道然者，此豈非文壇祕事，大可聳動者哉？
唐人中文、筆兼至之才，其少也如彼，偶一得之，或則廑悟文體，而未卒成其美，或則幸而成矣，亦以官卑年促，不名於世，權、柳兩公言下所為感歎不置，雅不出此。惟然，而兩公文之價値逾重，讀者其可忽諸？
六
文章蹊徑，柳、歐同功，在有明囂騰論域中，亦得到相當陣地。吾見顧仲恭〔大韶〕[65]《復友人書》云：
竊謂文至於秦、漢止矣，韓、柳之於秦、漢，精、粗兼舉者也，歐、蘇、曾、王，得其精而遺其粗者也。然其粗旣遺，則其精者亦不全矣，何者？辭太清而氣漸薄也。吾兄不願為韓、蘇，而願為柳、歐，亦各從所好耳，但謂韓、蘇可假，柳、歐不可假，則似非通論。韓公百世之師也，無可議者，蘇氏父子，惟純於用虛，故使有才無學者，亦得庶幾焉，然亦惟眞才者能之，未見其可假也。且眞、假之分，亦在其人耳，不在門戶，眞人為之，則無所不眞，假人為之，則無所不假，旣已假矣，則自《六經》以至於唐、宋，無不可假也，而又何擇於柳、歐哉？
此區區小段文字，包孕至富，非逐層分析，難於說明。竊謂韓、柳之於秦、漢，領域雖同，卻彼此首尾未臻一貫。何以言之？退之號稱文起八代之衰，己亦自詡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則韓之求達秦、漢，乃跨越八代而為之，子厚則不然。子厚雖以西京為文之近古而尤壯麗之一聖地，但中間璩、瑒在魏[66]，機、雲入洛[67]，下逮鮑、謝、徐、庾[68]之起齊、梁，都不肯過門不問，一直循塗叩關而抵咸陽。正惟此故，子厚分文為二道，一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號曰筆，一導揚諷諭，本乎比興，始曰文，仲恭所謂精、粗兼舉，大抵粗在筆、精在文。其在他一面，文家創設義法，以駕駛古來述作，尊之者順，背之者逆，此外文辭末迹，非惟無足重輕，而且認作妨礙義法，懸為厲禁，此則前者為精，後者為粗。由是精粗二辭，在文壇中互為主從，勢成水火。雖然，子厚才高學富，無往不通，不論精粗何屬，而皆網羅弗失，退之不克臻此。於是仲恭先以兼舉美柳並美韓，顧韓或則工筆而未必工文，或則拘義法而排詞翰，卒乃不得不擺落與柳行列，而下與蘇比蹤，仲恭之友從而創立柳、歐陣容，使與韓、蘇對峙。何以故？以蘇之偏適與韓近，而歐之全適與柳近故。夫何言乎蘇偏而歐全也？曰：仲恭言歐、蘇得精遺粗，此之精若粗也，在歐、蘇並非同範。而蘇氏父子，純於用虛，其弊與韓同，是之謂蘇偏；而歐九[69]雖以不讀書知名，但文詞斐亹[70]，駢、散兼擅，其長不與柳迕，是之謂歐全。
濮陽吳君文集序
此吳武陵之父所為文集也，其文雖經柳子厚過目，認為發言成章，頗有可觀，卒之序存而文終不傳，甚至名與爵亦無可考，從來文人窮老盡氣，有所述作，往往相與汗萬牛，充萬棟，而終於澌滅無聞，抑何可歎！
林琴南謂：“此等文近酬應之作，而蔚然可觀，能稱求者之意，亦難矣”，所見甚是。
“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此僅言：“以信義交於物，以忠孝端其本”，足矣，“未嘗不”三字可略。顧作者必以雙重負號加之，“未”字一負行於前，“不”字一負繼於後，使兩負等於一正，正如湘諺所謂：“何字仍然作可字用”，此乃加倍寫法，以強其文勢，並不含何種陽秋。
《貞符》者，鼓吹人民政權第一號大文字也，而第一行即揭載吳武陵之名，使與該文同永存於天地間，顧武陵為父求文於子厚，文在而父名反泯沒而無聞，天下事始終相與之誼之難測也如此。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王氏伯仲何人也？以文中“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推之，當然以《先友記》所列王紓、王紹輩，最為切近。特紓、紹輩行在先，文所謂“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子厚自亦不能例外。則所謂來自南徐之某者，注家謂是以江浙觀察使遷諸道鹽鐡轉運使之王緯，而緯名從“糸”旁，與紓、紹一致，或即是紓、紹同一昭穆之少年族屬，良未可知。陳少章曾詮之云：
況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廌冠銀章，榮映江湖：按上言“乙亥歲某自南徐來”，乙亥，貞元十一年也。《新史》：貞元十年，浙西觀察使王緯，加御史大夫，兼鹽鐡轉運使，故有“以贊關石”諸語。浙西廉使治潤州，故曰自南徐來。史又言緯與弟奐之、賁之，皆有文，此伯仲或即奐之、賁之耶？
以少章語，合之吾曩所推，大抵不中不遠。
雖古猶今：何義門校“今”作“乏”，是。
必復其始：《左》：公侯之子，必復其始[71]。
何義門謂此作無所取。夫以文言，誠是少作，然於掌故足資考證，亦彌有益。
* * *
[1]陳寅恪（1890—1969）：江西義寧人。曾任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中山大學教授。著有《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
[2]《元白詩歌箋證·讀鶯鶯傳》：《毛穎傳》者昌黎擬《史記》之文，蓋以古文試作小說，而未能成功也。見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全集》，里仁書局，1980年，第798頁。此外，陳寅恪還有《韓愈與唐代小說》一文，詳細論述了《毛穎傳》與唐代小說關係。見陳寅恪：《講義及雜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440—444頁。
[3]連鑣：兩騎並接。《世說新語·捷悟》：“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
[4]張水部：張籍。張籍曾官水部員外郎，故稱張水部。
[5]“張籍致退之書”二句：王定保《唐摭言》卷五：“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簺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三書。”韓愈《答張籍書》：“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韓愈《答張籍書》，見《韓愈全集校注》（三），第1326頁。
[6]所責蓋同：朱熹《讀唐志》：“然今讀其（韓愈）書，則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為不少。”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
[7]晉公：裴度。裴度在平淮西後，功封晉國公。
[8]獻白豕：比喻知識淺薄，少見多怪。漢朝朱浮《為幽州牧與彭寵書》：“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
[9]三、五之代：三皇、五帝時代。
[10]周公遭變：《詩經·豳風·七月》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箋：“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
[11]仲尼不當世：《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左傳·昭公七年》：“聖人有明德者，莫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孔穎達疏：“不當世，謂不得在位為國君也。”
[12]四“理”字皆代“治”字用。——章士釗原注。
[13]《典》、《謨》、《訓》、《誥》：《尚書》中《堯典》、《大禹謨》、《湯誥》、《伊訓》等篇的並稱。《書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14]《文言》、《繫辭》：《文言》、《繫辭》，是《易經》中解釋義理的文辭。《文言》即文飾《乾》、《坤》兩卦之言，為《十翼》之一，又稱《文言傳》。孔穎達《周易正義》引莊氏之言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為《文言》。”《繫辭》指《十翼》中的《繫辭上傳》和《繫辭下傳》，是闡說經文的專論。《周易正義》曰：“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為卷，總曰《繫辭》，分為上下二篇者。”
[15]語出《大學》。
[16]凝沍：結冰，凍結。潘嶽《懷舊賦》：“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軔以凝沍。”
[17]蹇：駑馬，亦指驢。
[18]固哉高叟之為詩：見《孟子·告子下》。
[19]還：《容齋隨筆》卷六《韓退之》原文作“遠”。《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傳》作“還”。
[20]見《容齋隨筆》卷六《韓退之》。
[21]宋陳長方，明張燧也持此說。陳長方《步里客談》卷下：“又疑《下邳侯傳》是後人擬作”。張燧《千百年眼》卷十：“《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效仿不已。”陳長方（1108—1148），字齊之，學者稱唯室先生，侯官人。高宗紹興八年（1138）進士，調蕪湖尉，江陰縣學教授。能詩文，有《唯室集》十四卷，《步里客談》二卷。
[22]革華：即下邳侯。
[23]吳曾：字虎臣，崇仁人。生卒年不詳。紹興中以獻書得官，歷工部侍郎、嚴州知州。撰有《能改齋漫錄》。
[24]《漢·文紀》：指《漢書·文帝紀》。中有“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語。《史記》卷十《孝文本紀》有“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語。從引用來看，當指《漢書·文帝紀》。
[25]《古文辭類纂》：姚鼐編《古文辭類纂》。後王先謙、黎庶昌各編有《續古文辭類纂》。蔣瑞藻編有《新古文辭類纂》。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和黎庶昌編的《續古文辭類纂》皆收有西漢文。此處所謂“帖括陋儒”，當指姚鼐、黎庶昌。他們皆為桐城派。
[26]晁公武讀書志：《郡齋讀書志》卷二十載：“《西漢文類》，唐柳宗直撰，其兄宗元嘗為之序。至本朝其書亡，陶氏者重編纂之”。見晁公武撰，孫猛校正：《郡齋讀書志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73頁。
[27]竇儼（？—969）：字望之，薊州漁陽縣人。後晉天福六年（941）進士，歷仕後晉、後漢、後周各朝。入宋，任禮部侍郎。著有《周正樂》等。
[28]徐經：字芸圃，號桓生，建陽人。嘉慶二十四年（1819）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私淑朱仕琇，採其文集中教人為文之說，得四十九則，成《梅崖作文譜》。撰有《雅歌堂文集》。
[29]朱石君（1738—1806）：朱珪。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順天大興縣人。乾隆十三年（1748）進士。仕乾隆、嘉慶二朝，歷任數省布政使、按察使及巡撫等地方官，又任兵部、戶部尚書等京官。又先後典福建、江南鄉試。卒諡文正。
[30]朱梅崖（1715—1780）：朱仕琇。朱仕琇，字裴瞻（斐瞻），號梅崖，福建建寧人。乾隆十三年（1748）進士，改庶吉士。選山東夏津縣知縣，因足疾改福寧府教授。後歸主鼇峰講席者十年。著有《梅崖文集》。
[31]洨長：指東漢的許慎。因許慎曾官洨長。
[32]《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33]擿埴索塗：謂盲人以杖點地摸索道路。常喻暗中求索。揚雄《法言·修身》：“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李軌注：“埴，土也。盲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諭也。”
[34]楊評事：即楊凌，字恭履，柳宗元岳父楊憑之弟，官至大理評事。
[35]陳拾遺：陳子昂。因曾任右拾遺，後世稱為陳拾遺。
[36]杜詩：杜甫的詩。
[37]孟詩：孟郊的詩。
[38]《祭韓吏部文》原文為：“子長在筆，予長在論”。見劉禹錫：《祭韓吏部文》，《劉禹錫全集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37頁。
[39]四字本《唐語林》：王讜《唐語林》卷二《文學》：“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
[40]梓潼：指陳子昂。陳子昂梓州射洪人。
[41]桃僵李代：原比喻兄弟友愛相助，後轉用為互相頂替或代人受過。
[42]《寄楊協律》：韋應物作於建中四年（783）秋間。見孫望：《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第343頁。中華書局，2002年版。
[43]《易》之《象》、《系》：《周易大傳》有《象》和《系辭》（《繫辭》）。其中《象》為解釋六十四卦的卦名、卦義及爻辭。
[44]《春秋》之筆削：《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後世稱修改文字為筆削。
[45]燕文貞：即張說。張說封燕國公，諡文貞。
[46]張曲江：即張九齡。張九齡，字長壽，韶州曲江人。唐玄宗開元年間曾拜相。
[47]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予嘗謂子厚詩過昌黎，而文特讓一格也。”
[48]陳伯玉：陳子昂，字伯玉。
[49]馬貴與：馬端臨。馬端臨，字貴與。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一載：“按陳拾遺詩語高妙，絕出齊梁，誠如先儒之論。至其他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未見其有異於王楊沈宋也。然韓吏部、柳儀曹盛有推許。韓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言：‘備比興著述，二者而不怍’，不特稱其詩而已。二公非輕意文許人者，此論所未喻。”
[50]王予中：王懋竑。王懋竑，字予中（與中），號白田，江蘇寶應人。
[51]四教：《論語·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52]憑淩：謂登高憑眺，淩駕其上。
[53]轥轢：超過。《隋書》卷七十《楊玄感等傳論》：“又躬為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羣下，足以轥轢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
[54]李元賓（766—794）：李觀。李觀，字元賓，郡望隴西，後寓家於吳。貞元八年（792）進士，與韓愈同榜。官太子校書郎。
[55]馬通伯（1855—1930）：馬其昶。馬其昶，字通伯，晚號抱潤翁，安徽桐城人。
[56]此語不見《石林詩話》中，不知林紓何所據。《石林詩話》，宋代葉夢得著。
[57]方苞：《書柳文後》：“其（柳宗元）雄厲悽清醲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尚有町，非其至也。惟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嶢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方苞：《書柳文後》，《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2頁。
[58]王白田：王懋竑。
[59]沈、宋、王、楊：沈，沈全期；宋，宋之問；王，王勃；楊，楊炯。皆唐初時人。
[60]權德輿：（759—818）：字載之，天水人，唐代文學家。著有《權德輿全集》。
[61]烝彝：亦作“烝夷”。古時一種青銅祭器。《隸續·晉右軍將軍鄭烈碑》：“昔龔父鏤烝夷之鼎，魯人著《泮宮》之頌。”
[62]景鐘：大鐘。
[63]仲宣：王粲。“建安七子”之一。
[64]公幹（？—217）：劉楨。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七子”之一。
[65]顧大韶（1576—？）：字仲恭，東林黨人顧大章孿生弟，常熟人。著有《炳燭齋隨筆》。
[66]璩、瑒在魏：應璩、應瑒兄弟。應瑒（？—217），字德璉，汝南人。漢獻帝建安時，被曹操征為丞相掾屬。“建安七子”之一；應璩（190—252），字休璉。應瑒之弟。博學好作文，善於書記。魏文帝、明帝時，歷官散騎常侍。曹芳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當時大將軍曹爽擅權，舉措失當，應璩曾作《百一詩》諷勸。曹爽被誅後，復為侍中。
[67]機、雲入洛：陸機、陸雲兄弟。晉武帝太康十年（289），陸機兄弟被征入洛陽。張華以“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譽陸氏兄弟，二陸名氣大振。時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說（“三張”指張載、張協和張亢兄弟）。
[68]鮑、謝、徐、庾：鮑照、謝朓、徐陵、庾信。
[69]歐九：歐陽修。
[70]斐亹：文彩絢麗貌。
[71]《左傳·閔公元年》：“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此處所引，比原文少一“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