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是勒吗”三字，引起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问题，在报纸上曾起了很激烈底笔战。这可见在本省人与外省人中间，是很有误解。这些误解是不应该有底。尤其是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这些误解更是不应该有底。这是我们都知道底。但是我们若不能指出这些误解之所以为误，则这些误解恐怕还是不能涣然冰释，则只说不应该有这些误解，恐怕还是不能有很大底效力。
这些误解之所以为误，大约在于下列四点：（一）以偏概全；（二）过甚其辞；（三）不分时间；（四）不别共殊。譬如有一个外省人与本省人起了争执。这个外省人往往说，“云南人不讲理”。这个本省人也往往说，“外省人不讲理”。其实即使这个本省人真不讲理，这个外省人也不能以为凡云南人都不讲理。即使这个外省人真不讲理，这个本省人也不能以为凡外省人都不讲理。实际上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有讲理底人，也都有不讲理底人。正确底说法是：凡讲理底人讲理，凡不讲理底人不讲理。本省人或外省人，与讲理或不讲理，并没有必然底关系。诸如此类底错误议论实在是多得很。例如我们常听说：外国人爱国，中国人不爱国，青年人爱国，老年人不爱国，其实中国固然有汪精卫，外国也有霍柴。青年中固不乏爱国之士，但老年中也有范筑先、吴佩孚。哪能一概而论！凡执偶然一例而一概而论者皆是所谓“以偏概全”。以偏概全是错误底。
一个人说别人的坏处，往往喜欢过甚其辞。其实是“纣之无道，不若是其甚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但这种惑是人所最容易有底。如果有些本省人有些坏处，外省人不但以为所有本省人都是如此，而且于见人述说之时，往往又过甚其辞。如果有些外省人有些坏处，本省人不但以为所有外省人都是如此，而且于述说之时，往往亦过甚其辞。联大文法学院，初设蒙自，当我们将去未去之时，谣言以为是烟瘴之区。其实我们去住了半年，及不得已而离去，许多人很觉得恋恋不舍。诸如此类底谣言，亦是本省人与外省人起误会的一个原因。
现在物价腾贵，常听见有人说：云南的物价真贵呀！一百斤米，在上海北平不过十几块钱，在云南要四五十块。说这一类话底人，没有想到，他所说的上海北平的物价，是战前的物价，不是现在底物价。上海北平现在底物价，也涨了许多许多了。他没有想到这两年半的抗战，是何等惊天动地底大事。在这样底大事之中，各地方的人的生活，都受了很大底影响。有这影响与没有这影响，是时间上的差异，不是地方上的差异。若就时间上说：则云南二年前的物价，比上海北平还要便宜得多。
以上所说三点，都是足以引起本省人与外省人的误解的原因。不过这三点都是比较容易看出底。其所引起误解，亦比较底不很普遍。其比较不容易看出而且更普遍地引起误解者，是下述之第四点：
我于《新事论》中写有《别共殊》《辨城乡》二篇。曾经看过此二篇文章的人，大概可明白我所谓“不别共殊”的意义。西洋是工业社会，中国是农业社会；但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沿海底几个大都市，都已染上了工业社会底都市的色彩。这些大都市中底人，都已多少有了些工业社会中底人的习惯。而云南因在内地，尚大部保持农业社会的色彩，云南人亦大部尚保持农业社会中底人的习惯。我们现在所谓外省人者，实则是沿海大都市的人。他们到云南来，有些事情，不合乎他们的习惯，他们即以为这些事情，是云南所特有底。其实这些事情，并不是云南所特有底，而是凡农业社会中所皆有底。而这些大都会中底人所有底习惯，亦不是中国北部、中部各处底人所都有底。若使河北、山东等处的农民，来到云南，他们一定觉得云南农民的生活，与他们的相同，而不觉得与他们的相异。
一个沿海大都市底人，来到云南，雇了一个乡下帮工底，叫他几点钟做什么事，他往往不按时做，以为做得早一点或晚一点没有什么关系。于是这个外省人即说：云南人不守时间。我们常听人说：中国人不守时间。有些人在工业社会过惯了，以为守时间是一种天经地义。其实守时间，只是工业社会底人的一种习惯。工业社会用机器，用机器底人必需守时间，因为机器的转动，是不等人底。工业社会行集体生产、集体生活，行集体生产、集体生活底人，必守时间，因为不然即不能有协同动作。一个工业社会，好比一付大机器。而钟表亦是其中底一个螺丝钉。钉虽小，但是没有了它，这付机器即不能开动。试想若没有钟表，火车如何开法？无线电如何打法？工厂的工人，又如何上工？一个社会，组织愈精密，其中底人愈须有协同动作，愈需有协同动作，即愈须守时间。五年前我在伦敦战事博物院，见其中陈列有上次大战中一军事长官命其部队进攻的命令。命令中命炮队于几点几分几秒又几分之几开炮，几点几分几秒又几分之几停止轰击，步队于几点几分几秒又几分之几进攻。时间要准确到一秒钟的几分之几。这就是因为炮队与步队须有密切底协同动作的缘故。
至于农业社会，则其中底人，既不用机器，亦不行集体生产集体生活，亦不要很多人协同动作。所以他们并不需准确底时间。一件事作得早一点晚一点，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北方农村中说时间常用“吃早起饭时”、“吃晌午饭时”或“喂牛时”等语。定时间的长短，常用“吸一袋烟的时候”、“吃一碗饭的时候”等语。照工业社会底人的看法，这些说法，真是不准确极了。但在农业社会中，这些时间标准，已经是足够用了。在农业社会中，你即使有很准确底钟表，也不过是可以表明你有钱而已，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处底。
上海等处来底人说云南人不守时间，或有些人说中国人不守时间，正确地说，应该说是农业社会的人不需要精确底时间。凡是农业社会的人，都是如此。苏联近年竭力地工业化，但是五年前我在苏联游历的时候，莫斯科的人，尚大部还没有精确时间的观念。我到旅行社问火车等开行时间，回答总是整数，如几点或几点半之类，但一查时间表，这回答总是不完全对。
又如有些铺子的人，对顾客架子很大，更有些铺子，尝终日不开门，使顾客大远跑去，而尝了闭门羹。上海等处来底人，看见这些情形，常觉奇怪说，这些铺子不是作生意吗？何以如此？正确底回答是：这些铺子，是作生意，但不是专作生意。作生意是他的家庭的副业。所以家中有别底事的时候，即将铺子关起。因其不专以此为生，所以待顾客亦不必小心奉迎。在商业还没有十分商业化的时候，做生意是这样底。这亦不仅云南是如此。以中国的商业与西洋的比起来，中国商业的广告推销方法，也差得多了。这也是中国的商业还没有十分商业化的缘故。
这样底例，若一直举下去，可以说不知有多少。但篇幅有限，也不能多举了。若因以上二例，读者可以得到这个“别共殊”的观点，则可知我们常听见大部分所谓云南若何若何者，实应该说是：农业社会如何如何。这些如何如何，无论哪个农业社会，都是如此底。
我希望此篇短文，能指出本文开始所说误解之所以为误，而使其涣然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