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行为，倒行逆施，愈出愈奇。其何以要如此，有些人认为是不可解。但是在旧日底典籍中，对于这一类的行为，则颇有解释。孔子说：“鄙夫可与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无所不至四字，初看似乎是太过，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亦说：“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位，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朱子于孔子此言注云：“小则吮痈舐痔，大则弑父与君。”朱子注又引别人说：“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者，则亦无所不至矣。志于富贵，即孔子所谓鄙夫也。”朱子对于“无所不至”底注文，初看亦似太过。但我们看历史上为求富贵而作这一类底事底人，实亦无代无之。从这方面看汪精卫的行为，是没有什么难以了解。
中国的先贤，都是对于人情世变，有深切了解底人。他们所传下来底道德教训，都是针对着人情世变底，汪精卫的行为，算是教我们对于人情世变，多有一点知识，因之我们对于先贤的道德教训，亦可多有一点了解。
本来求富贵、作“人上”（用傅孟真先生语）是每个人都有底欲望。这一类底欲望，先贤谓之“人心”。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谓人心与所谓人欲不同。人心并不一定是恶，不过很有为恶之可能。所以是“危”。人心之发，若过一定底限度，则即是恶了。人心之发，过了一定底限度者，即是人欲。所以所谓人欲，一定是恶底。所谓饮食男女等欲望，都是如此。这些都是人心。在一定底限度内，发乎情，止乎礼，则并不恶。但若过了一定底限度，则即是人欲，而成为恶了。
人心并不是恶，不过很有为恶之可能。所以先贤防微杜渐。《易经》说：“履霜坚冰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汪精卫于前年离重庆时，未必就打算走现在他所走底一条路。陶希圣等说：汪于离重庆时，他的干部决定：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汪到意大利暂住，俟机再回国。这大概是他们于那时候的主张。他那时候的主张，已经是出于“人心”。惟其是出于人心，而人心惟危，以后遂每况愈下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陶希圣说：汪等始也羞见中国人，继也畏见中国人，继也恶见中国人，继也恨中国人之不同于己者。这些阶段正表示一个渐字。先贤教人，无论修身治国，都要防微杜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个人若作了一件小恶，他即有再作一件更大底恶的可能。若此逐渐推下去，自然无所不至了。
陶希圣说：汪精卫初接到日本的条件，他也很失望，很忧戚，很想就停止组府。这是他良知未泯处。但是后来别人一怂恿，他又打算组府了。打算组府就不得不签字于卖国条约上。我们可以猜想，怂恿他这样作底人，一定还要向他说出许多似是而非底道理。汪精卫一定也要拿这些道理来安慰他自己。这就是先贤所谓自欺。《中庸》说：“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本来大多数底事的是非曲直都是很明显底。“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知这是非曲直底是上所谓“道心”。所怕底是，道心刚一看出是非曲直，人欲即来牵制着他。人欲不但牵制着他，而且还要想出一些似是而非底理由，外以欺人，内以自欺。宋儒说：“初念是圣贤，转念是禽兽。”初念是道心所见，转念是人欲之萌。
汪精卫所发表底主和的似是而非底理由，外固以欺人，但是他自己大概也叫他自己相信这些理由是不错底。他所发表底那些理由，实在是不值一驳底。例如他说：“没有不和底战事，既然要和，不如早和。”天下是不是没有不和底战事，我们姑且不问。但是这三句中间有什么逻辑底关系？如果他这话可以说，我们亦可以说：天下没有不死底人，既然要死，不如早死。但是汪精卫不敢如此想。因为他要一点似是而非底理由来，外以欺人，内以自欺。
汪精卫自命为有革命的精神。这大概与他的行为，亦不无影响。革命家是站在时代以前底人，所以他的行为，在相当时期内，是可以受社会的大部分人的攻击底。所以革命家必有举世非之而不悔，一往直前的勇气。一个人违背了大众的利益，其行为亦是受全体大众的攻击底。其行为与革命的行为，在性质上完全相反，但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一切，则有点相同。所以有些奔走革命底人，到后来没有得到什么本领，而只养成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习惯。他革命时不顾一切，勇于为善，到堕落时，也不顾一切，勇于为恶。我们可以猜想，汪精卫于此天下共弃的时候，他的党徒恐怕还要恭维他，说他真勇敢，真有革命的精神。我们说：吴佩孚的晚节堪嘉。他们还许说，吴佩孚没有革命精神，不能作大事。这也是他们自欺的一个理由，欺人的一个理由。
自民初以来，常有些人以叛徒自命，以叛徒互相恭维。这实是一个很危险底事。这些人的原意，不过以叛徒为革命家的别名。但是久而久之，或有人以为叛徒的本身，即有什么好处。不论什么叛徒，都没有什么好处。若有人为作叛徒而作叛徒，那就无所不至了。
民初以来还有些人，对于凡是反礼教底行为，都称赞为勇敢，能牺牲，不管其动机是什么。这亦是很危险底事。因为有些人的反礼教的行为，不过是为他自己。凡是为自己底行为，可以不是不道德底，但亦不能特别是道德底。为团体底行为，才可以是道德底。例如一个女人再嫁，照我们现在看，并不是不道德底，但亦不特别地是道德底。再嫁与初嫁等耳。初嫁并不特别地是道德底，再嫁何以特别地是道德底？为自己底行为，是出于“人心”。出于人心底行为，可以不是不道德底。但亦不值得什么特别赞扬。因为“人心惟危”，特别赞扬使之发展过度，即可成为人欲，会使人“无所不至”底。
或者问：离开道德的观点，完全从个人自私自利的观点看：汪精卫的行为，对于他亦不见得合算。他非至愚，何以见不及此？此又何说？
关于这一点，我们亦可于旧日的典籍中，找到解释。《吕氏春秋》说：“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囿也。夫人有所囿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囿之为败亦大矣。”简而言之，这些人都是“利令智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