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去世以后，我们在报上所看到关于蔡先生底，大概都是些空泛底唁电。今日是中央规定全国追悼蔡先生之日，我愿乘此机会，以学生的资格，对蔡先生的一生，作一比较切实底论断，借作对于蔡先生底挽辞。
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蔡先生在这三方面，固然都有成就，但其成就最大底，恐怕还是在立德方面。所以我们于以下，以孔孟等先贤的道德教训为标准，专说蔡先生的一生的此方面。
死生之义，是中国先贤所常讨论底一个问题。《礼记·檀弓》记子张将死之言，说：“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君子小人的分别，在当初是社会上底阶级的分别。终与死的分别，在当初恐怕亦是如此。君子的死，不曰死而曰终，正如天子的死，不曰死而曰崩，诸侯的死，不曰死而曰薨。不过君子小人的分别，在自孔孟以后，只是人的道德上底等级的分别。成德达材者谓之君子。小人不一定是指坏人。对于君子说，平常底人，亦是小人，宋儒说：“终者所以成其始之辞。而死则澌尽无余之义。”生死是就一个人的肉体方面说，始终是就一个人的事业方面说。平常底人，着重其个人的肉体的存在，所以其死是死。成德达材底人，着重其一生的事业的完成，其死是其事业之终，所以其死不曰死而曰终。杨椒山临死，作诗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此所说亦是纯从事业上着想，不注意于肉体的存亡。此即宋明儒所谓“不从躯壳上起念”也。蔡先生年过古稀，一生作了许多大事。他的死，真可以说不是死而是终。
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真可以当之而无愧。君子是旧日教育所要养成底理想人格。由这一方面说，蔡先生的人格，是中国旧日底教育的最高底表现。《论语》说：“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朱子注说：“温，和厚也。”真德秀说：“只和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只厚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温之义，必兼二字之义。和如春风和气之和，厚如坤厚载物之厚。和，不惨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注说：“易直也。”又说：“易有坦易之义，直如世人所谓曰直之直，无奸诈险陂底心，如所谓开口见心是也。”“恭”，朱子注说：“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真德秀说：“谦谓不矜己之善，逊谓推善及人。”凡是与蔡先生接触过底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之为人，确合乎这五个字。
因为蔡先生为人和厚易直，所以我们觉得他待人有时过于宽。尤其在他晚年的时候，我们见他替人写书签，作书序，任名誉董事，写介绍信，仿佛是有求必应，而这些书、事或人，往往是不值得他这样作底。不过儒家的君子，是这样底。孔子说：“不逆诈，不亿不信。”朱子说：“逆，未至而迎之也。亿，未见而意之也。诈，谓人欺己。不信，谓人疑己。”蔡先生在这些方面，几乎有求必应，正因他“不逆诈，不亿不信”。
然而儒家的君子，却又不是无论遇什么事，都毫无主张，而只随人转移。如此底人是孔孟所谓乡愿，是现在所谓好人或老好人，而不是儒家所谓君子。乡愿，在其八面圆融，遇事敷衍，一方面，有似乎君子。因其有点相似，所以说：“乡愿，德之贼也。”民初以来，常有人骂“君子”，其实他们所以为君子者，实则是乡愿，不是君子。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礼记·儒行》说：儒，虽是“难进易退，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底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他“不逆诈，不亿不信”，所以“可欺以其方”。但是“身可危，而志不可夺”，所以“难枉以非其道”。蔡先生于平时温良恭俭让，似乎是一个好好先生，“粥粥若无能”者。但是遇到重要底事，他的主张，是非常坚决底。他的主张定了以后，无论什么人要想劝他改变，是不可能底，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蔡先生足以当之。
说到“难进易退”。亦是儒家的君子的一个特点。君子的出处，是要“合则留，不合则去”。君子在个人行为方面，温良恭俭让，很容易与人合，但遇大事自有主张，“身可危，而志不可夺”，因此又极不易与人合。遇有不合，则只可洁身而退。蔡先生一生，对于权位，亦是“难进易退”。五四运动时候，当局对付学生与他的意见不合。他留下一封信，说：“杀吾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遂辞职而去。后虽复职，而终不久于其位。十七年以后，蔡先生在南京屡膺政治上底要职，但都不久于其位。他的恬退，是大家都知道底。
或可说：在这一方面，蔡先生的道德，未免失之于旧。在旧日人作官，是替君主办事，是替人家办事，故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但现在我们，在社会上作事，是替自家办事，如遇不合，当奋斗以使之合，哪能一遇不合，即拂袖而去呢？蔡先生于这一点，似乎是缺乏革命精神。此话亦不为无理。但我们亦常看见有许多人，借有革命精神为名，把持权位，不肯放松。偶一失之，还要千方百计，想法恢复，如此他还自命为能奋斗，能牺牲。中国近来吃这种人的亏，不在少数，而汪兆铭更是此种人的极则。对于这种人，蔡先生的行为，“可以风矣”。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蔡先生的行事，几乎中行，但是有一点偏于狷者。狷者“不屑不洁”。蔡先生亦是“不屑不洁”。
综观蔡先生的一生，就道德方面说，如精金美玉，鲜有瑕疵。如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则我们可以说，蔡先生未死在重庆（政府所在地）或昆明（中央研究院所在地），而死在香港，是可以令人抱憾底一件事。马相伯亦身为国府委员，而死在安南，亦是可以令人抱憾底一件事。这在平时固无所谓，但在现在这种时候，如果他们死在重庆，以他们的耆年硕望，其死可以象征我们国家民族，所受底空前底大难，必可与人以更深刻底印象。
《论语》记：曾子有病，将死，谓门人说：“《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檀弓》记曾子将死，侍立底童子忽发现曾子所用底席是大夫所用底。曾子闻之，命曾元赶快换。曾元说：“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说：“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这些地方，初看似乎迂腐。但一个人的一生，如想在道德方面，完全无可非议，他是一刻不可疏忽底。在一个人未死以前，他都有有过的可能。所以曾子将死，才可以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然幸而还有一个童子，指出了他的最后底过错，于是他的一生，才如一个完全底艺术品，没有于最后来了一个败笔，这是曾子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