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事论》的《原家国》一篇中，我说：“有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即有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有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即有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制度。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中，所有底一切社会组织，均以家为中心。”
近来梁漱溟先生有《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一文，载在《理想与文化》第五期。在此文里，梁先生特别提出我的说法，予以检讨，他提出了三点反证，以明中国旧社会之所以特别注重家庭，并不是由于“生产家庭化”。
梁先生说：“中国人特重家庭伦理，但各时各地，亦有变化不同。例如战国时，就有相当变动，特别是商鞅变法底秦国。”梁先生引贾谊《新书》中底一段话说：“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三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鉏杖彗耳，虑有德色矣。……不同禽兽仅焉耳。”梁先生说：“当时商君的意思是站在国家立场要打破家族、使个人直接国家（关于这一点证据很多），奖励作战，用以对外，其倾向正与欧洲相合，但当时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有没有改进，却难详考。怕不是由生产力而决定其上层建筑底吧。相反地，或者倒是由（上层建筑）而影响于经济影响于生产。”这是梁先生所举底第一个反证。
梁先生又说：“再举第二个例。欧洲的瑞士，于一九〇七年新颁民法，颇重家庭制度，在其三三一条以下特设家权一节。其最重要者为家产共有，且于亲权外并立家长权，但我们能不能说瑞士这时候还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呢？”这是梁先生所举底第二个反证。
梁先生又说：“还有在另文中，我们说到西北如甘肃等地方，回民汉民杂处，其道德习惯互异，可得一对照。汉人一家一家，散漫自由，回民则生活于其宗教团体规律之中，我们能不能指出其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有何不同呢？”这是梁先生所举第三个反证。
因此梁先生结论说：“从上面三个事例来看，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之特重，明明不是‘生产家庭化’这一点可以解释得了。”
谈到文化问题，梁先生的出发点，与我的出发点根本不同。梁先生的出发点是求异，我的出发点是求同，梁先生注重在中外的比较，我注重在古今的比较。因有此根本底不同，所以见解就很难一致了。关于梁先生所提出底三点反证，其前二点，我以为是可以解释底。
关于第一点，秦人是否不注重家庭伦理，似乎尚是一个问题，专靠贾谊所说，似乎只是一面之辞。汉人反对秦人，常为秦人作反宣传。贾谊是作《过秦论》底人，其说秦人的事底话，似乎不能不打一点折扣。若就秦人自己的话看，则秦琅琊刻石文说：“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六亲相保，终无寇贼。”会稽刻石文说：“节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照这些文中所说，似乎秦人的伦理标准，不见得一定与别的时代有什么特别。你可以说：这不过是些官样文章，不足为凭。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于这些文中，看出他们的伦理标准。这就够了。会稽刻石特别注重女子的贞操，有子不能改嫁，这正是以家为本位底社会的伦理。
在春秋至战国，中国的社会，是经过一种根本底变化。不过其变化不是打破个人的家族，而是打破贵族的家族，在以前底贵族政治中，天子并不能直接管理人民，他只能管理诸侯之国。诸侯亦不能直接管理人民，他只能管理卿大夫之家。秦朝造成底局势，是把这些“国”“家”都丢掉了，天子直接管理人民，这种变动，固然是很大底，但与工业化所与社会底变动，尚不是一回事。照我的说法，这种变化，也是由于经济变动所致，现在研究中国历史底人，有许多人说，由于利用铁器为农具，农民的生产力大增，所以能压倒贵族，关于这一点，尚无定论。不过无定论不足以为对于我在《新事论》中底说法的反证。
关于第二点，我们要知道，所谓欧洲是一个地理名词。其中各地方的经济状况，并非完全一致。在欧洲英国最先工业化，法国次之，德国又次之，俄国最晚。至于欧洲其余国家，也许是只受到别人的工业化的一部分好处，但是其本身并没有工业化，至少说并没有完全工业化。受到别人的工业化的好处，与其本身完全工业化，并非一事。例如中国上海一带，就表面上看，与伦敦、纽约，似乎是一类底都市。但只是表面上看是如此。这些地方只是受到别人的工业化的一部分的好处，并非其自身工业化，至少说，并没有完全工业化。又例如昆明现在已有飞机、汽车、电灯、自来水，但这也是只受到别人的工业化的一部分的好处，并非其自身工业化。所以在上海、昆明这些地方，社会组织并没有根本改变，这是不足为异底。像瑞士这一类的国家，在欧洲，因为接近工业化底国家的缘故，所以先受到别人工业化的一部分的好处。但其自身并未工业化，或未完全工业化，所以尚维持一部分旧日的家庭伦理，亦是不足为异底。瑞士于一九〇七年尚维持旧日的家庭伦理，不足为对于我在《新事论》中底说法的反证，犹之一九四四年中国许多地方，虽有飞机、汽车、电灯，而尚维持旧日家庭伦理，不足为我在《新事论》中底说法的反证。
所以梁先生所举底前二点，我认为都可以解释底。至于梁先生所举底第三点，我因尚未见梁先生的文章，亦未到过甘肃等处，不敢妄有陈说，容俟以后论之。
梁先生说：“中国一直是一个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底农业社会。中国传统底礼教风俗，无疑底自要与他相适应。尤其见于二千年文化颇少变革，更不难推想中间相互适应已达于高度。但我没有理由，可以遽行论断一切中国风教礼俗，就为这种经济所决定而形成。”又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家庭制度不得不变，固系事实”，如此说，梁先生亦承认有了这种经济制度，就有这种家庭制度，没有这种经济制度，就没有这种家庭制度。我们所说，不过如此。逻辑上证明两事物间底因果关系，也是如此已足，我们并不要断定“一切”中国礼教风俗，都为这种经济所决定而形成。我们只断定其“主要底”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