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报上看见新规定底昆明市房捐调整办法。房子分了许多等级，但是，假如我没有看错，没有记错，最上等房子的房捐，是每间每月不得超过二十元。我们设想，二十元能买多少东西？能买半张报纸，能买四分之一鸡蛋，能买一钱猪肉。收房捐底人，收了房捐，必定要给一张收据。这张收据，恐怕就要一元至二元的成本。假使他所收底房捐平均每间十元，他发收据，就花去了五分之一。
我们再看昆明房租增加底情形，在大西门文林街一带，普通的房子每间每月平均房租是两万元。至于南屏街一带的房租，那就不知又高若干倍了，我们不知道有房子底人，是否还为了他的房子出别的捐税。如果没有底话，专就大西门一带的房子说，假定每间每月出捐二十元，房主人出底捐税，是他的收入的千分之一。这一带的房子，没有上等的房子，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他只出房捐每月十元，如此，他出的捐税，是他的收入的千分之小数点五。战前底房租，大概是每间每月国币二元。现在每月二万元，就增加一万倍，至少也增加到五千倍以上。并不是任何物价都增长如是之多。有房子底人，是不是发国难财，是不是应叫他出一点过分利得税？
我们试看大多数底国民，对于国家的贡献，当其收入的多少？农民是既出钱，又出力。抗战以来，农民因直接间接参加抗战而家败人亡，不可胜数。他们真是罄其所有，连同他们自己的生命，都报效国家了。至于乡下地主们，因征实征借的关系，大概捐出了他们的收入的一半至三分之二。就军人及公教人员说，他们的无形的捐纳，也很可惊人。假定一个军官或公务员，战前每月薪津三百元，现在每月薪津三万元。薪津的数目增加百倍，但是物价增加千倍。他所得底三万元，只等于以前底三十元，只等于他战前的薪津的百分之十。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他都于无形之中，献纳于国家了。
只有在都市中的房主富商，不劳而获，所得底利润，比战前尤多。以至造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线有什么吃什么，后方吃什么有什么”的局面。“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眼前社会的“不均”，造成了社会不安，所以虽然日本快要崩溃了，而国家的隐忧，却是有增无减。
房租的增高，尚可以说是出于供求不相应的原因，至于房捐如是底微小，则有什么理由可说呢？我们不能不感到这种现象，有一种深厚底社会背景。
本来，无论世界哪一处，在旧制度里，城里人都是乡下人的主宰。一切法律，都是城里人定底，当然都为城里人方便。犹之乎笑话中说，周公制礼，不是周婆制礼，当然都为男人方便。本来都是如此。不过在战争中这些情形，更为清楚。战争真也有他的好处。他能显出了人的新面目，他能显出了社会的本质。
中国本来是以农立国底。在农业国家中，土地是主要底生产工具。谁有了土地，谁就是社会的主人。都市里底房主，是城里人而又有土地，当然是主人中底主人了。这些主人，以士大夫的身分，出现于政治，他进则为官，退则为绅。他们自称为“耕读传家”。他虽确实读书，而实未自己下地耕种。他所谓耕者，只表示他有土地而已。“耕”是他所以得到经济地位的原因，“读”是他所以得到政治地位的工具。历代的太祖高皇帝，都是一时的武力成功者，而又得到士大夫的合作。这就成为一代之治。这就是所谓封建社会的本质。这种本质如不改变，所有底政治上底改变，都是空底，都不过是一种表面上底装饰。自从清末到如今，中国虽已有许多的变动，但都没有变动到社会的本质。所以政治上底变动，也都是有名无实。有人说，什么政治上底办法，到中国就变了质，因而叹息于中国人的无前途。其实这并不是由于中国人不行，而是由于我们没有从根本作起。
要从根本作起，只有彻底实行“平均地权”底土地政策。这种政策，能铲除旧社会中底特权阶级，能使旧社会中底不劳而获底人，都工作才能吃饭。如是社会中底人，才都立于平等底地位。真正底民主，才可以实现。所以这种土地政策，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而是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