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队里的朋友想和我见面，但因为环境的关系，不能到城里来看我，寄信要我到他们认为安全的一个屯里会晤，并且约我一早到城外的一座树林里等候带路的人，据信中说，那人是个认识我的女孩子。当时我一点也想不出是谁，我到满洲还不到一年，怎么有这样的女人认得我呢？但是我信托我的朋友们，决定如期赴约。
那一天早上，太阳初升的时候，我已在指定的杂木林中踱来踱去，踱了好久了。林里非常静寂，连一个虫声一个鸟声都没有，我等得有点不耐烦。而突然间，有一种急行的足音走近我这儿来，同时，我已看到一个白衣黑裙的高丽装的女子，在树隙间向我微笑。
“你不认得我吗？”
她站在我的面前，第一句便这样问。她是个体格健康，鼻子宽大的十五六岁的高丽姑娘。
“好象有点面善，可是我忘记了。”我呆站着。
“啊！小李先生，你真健忘啦，可是我永远不会忘了的。你的哥哥老李先生好吗？”
这一问，使我记起来了。那是在我刚到奉天的时候。那时，想多了解一些社会的情况，我决定在沈阳逗留一个充分的时间，可是住的问题倒不易解决。住小店吧，化钱还在其次，最讨厌的是夜里的检查旅客。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旅客们时常会从梦里被拉了起来，非常不舒服，而且我也看不惯那些宪兵们的似笑非笑的嘴脸。租房子也很困难，要报户口，又要铺保，此外还有许多麻烦的手续。这使我十分为难。后来，却不过朋友的好意，只得搬到距离沈阳十多里地的老李家里去住。为要省却许多麻烦，冒认这个朋友做亲哥哥，而且改姓李。我的朋友是个铁路工厂的工人，人家都叫他老李，而我变成了小李。此后，老李就被公认为我的哥哥了……
“啊！我现在记起来了！”我叫道，“你就是我们隔屋的佩佩吗？”
“对啦！”她高兴地点点头。
“你可完全变了，北方话也说得进步了。”
“可是我还做不成中国人啊！”
我们都笑了，从林里的小径穿过去，密叶繁枝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可是白杨却发出唧唧的低语，榉树也在风中摇起头来了。她在前面走着，注意着碍路的刺棘丛。我默默地跟在后面一边在回想到半年前的往事。
那时，我既确定了姓氏，又认了哥哥，以为很可以在朋友家里安居下去了。但是，住不了两天，还是觉得不很安适，因为全院子里的人们都用怀疑的眼光在注意着我。老实说，我的确有点不伦不类，既不干活，又不上街，整天呆在屋子里，况且又是个“蛮子”，耳朵和舌头都不大灵巧一总之，是值得人家怀疑的。不过这并非由于敌意，只是出乎人类的好奇心。所以一听到我的诳话，说我住到这里来是为了失业，人们也就释然了。大概住在同院子的人们都能容易谅解到一个人失了业，生活是很难合于常态的。
然而，我仍是未能安居下去，仍受同院子的人们的注意，这一趟还加上一些酸溜溜的轻蔑。起因是我结识了隔屋的高丽人家。
我住的院子很小，只平列着六间小屋，每屋一家，每家各以不同的方法在过活。除了头一家住着替房东管屋收税的管院人之外，他们都是穷人，卖菜的卖菜，赶马车的赶马车，而我的朋友老李，(不，应该说是哥哥老李，)算是一个殷实的门户，他每月在“大厂”可以领到三十几块钱的工资。其中最苦的要算那家高丽人，家里没有男当家的，只是母亲和女儿两口子，母亲已上年纪，工厂不要她，整天伏在家中打草绳子，而女儿的年纪又太轻，不能在这无情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一点生活的方法。
有一天晚上，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还不能睡觉，听见隔屋的母女吵得很利害，满屋都是啼哭声，母亲生气的打骂声，女儿的回答声，直闹到老李也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操他妈！”老李呢喃地骂道，“尽闹些甚么鸡巴玩儿！”
“那是我们的隔屋，”我说。
“是隔屋，隔屋的那个老娘儿真该死，整天迫女儿去卖淫！可是那女儿有志气，老是不肯。现在，又在打她的女儿了，妈妈的！”
所谓伟大的母爱，已往那里去了呢？我自想着……
第二天早上，当我走出去倒水的时候，那个高丽女儿蓬松着头发坐在门槛上发呆，脸上仿佛还有一些泪痕。她的确有个很好的身体，胖胖地，就是褴褛的衣裙也掩不了她的青春的活力。也许觉到我在看她，她抬起头来胆怯地问：
“你也是中国人吗？”
“你为甚么这样问我？”
“整个院子的人都想问的啊！你不会说中国话。”
“不错，北方话我说的不好，我是中国的南方人。”
“那是真的吗？南方人也要学说中国话吗？那很好！”她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她又诚恳地说，“小李先生，我想求你帮帮忙。请你告诉我，怎么才可以做一个中国的南方人？我想学，我真想学！”
她想学做一个中国的南方人？为甚么？那不太奇怪了吗？我没有作声。
“我找活儿，”她解释道，“甚么地方都不要我，骂我‘高丽板子’，我到处受人家的气。要是我是个中国人，就不会这样受气了。可是我的中国话老是学不像，一开口就给人家看穿了，真倒霉，我想，我能做个南方人，象你这样，就行啦！”
她的话太异想天开了，使我怀疑她在和我开玩笑，但是看她说话时的又天真又诚恳的样儿，我知道她已是想尽了各种方法在找活儿，我只说：
“做个中国人不一定能找到活儿吧？”
“能的，能的！”她确定地说。“在纱厂，烟厂，羊毛厂，统统是都只要中国娘儿们干活。”
这话也许是事实。自从“事变”以后，人们都集中到铁道和工厂的周围，象饥渴的鸦群，从荒芜的田地里，从被枪炮扰乱的山林中，从远方，从近处，都奔趋到城市里来了，带着生存的希望。于是，无论工厂或作坊，都有人满之患。而在这生存竞争剧烈化的时候，种族的歧视就有时会给利用出来了。可不是么，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的工资就大不相同，中国人每月最多只有三十多块钱，而日本人是一百多块，这是谁都明白的歧视。我不能不相信她的话。我决定帮助她。
我告诉老李，他也答应帮她的忙。
后来，她终于以中国的南方人的资格，在纱厂的粗纱间当一个女工。这使她乐得连中国话也说的更糊涂了！
“老李先生，小李先生，我不会说，不会说，我真不知道，怎样谢谢你老两位啊！”
此后，她时常要求我告诉她一些中国南方的情形，一心一意地想做一个南方姑娘。有时，听到我谈及南方的气候是怎样温和，山川是怎样柔媚的时候，她高兴极了。
“南方真不错啊，那是个好地方，比我们汉城还要好。我一定要到南方去一趟，”她说，“就是做个乞儿也是好的！”
她活泼地跳着，好象马上就到了南方了。她时常有一种青年人的勇气和幻想，而她的个性又是那么的倔强。她不会因为她的妈妈的打骂而让步，甚至当面骂她妈妈做老昏蛋。
这个活泼而倔强的她，就是现在引导我到屯里去的佩佩。佩佩也许不是她的名，只是因为她妈妈叫她，近似这声音，同院住的人们就这么叫开去，而我依着那声音写下这个连我自己也觉得太中国化了的“佩佩”两个字。
佩佩才隔半年，真的大大地变了。她现在不但变得更乐天，更活泼，思想也有进步了。当我问她：
“佩佩，你的老昏蛋怎样了？”
“甚么老昏蛋？”她停住脚步反问我。
“就是你的妈妈啊！”我笑了。
“哈哈，这趟算你的记性好，还叫她老昏蛋。我的妈妈死了，还是老昏蛋一样地死了。”她停了一下又叹气道，“我的妈妈也可怜，她只知道要活，可是一点也不知道怎样活下去。”
这时，我们已经穿出了杂木林，开始着赶路。展开在前面的是一片无边的田野，大豆和花生的碎叶，正绿得爱人，可是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已是荒芜了，好象远在“事变”前才有人来耕种，到现在，连那若隐若显的锄犁痕，都给杂草盖住了。一条黄泥的大路，笔直地穿过这个原野，要不是给远远的松林阻住，怕已经忘记了转弯呢。明媚的朝阳却跑在我们的后面，把长长的人影印在黄泥路上。我加紧足步追上佩佩，问道：“那末，你就知道怎样生活下去吗？”
“当然啦！”她笑着说，“要是不，我现在怎会来给你带路呢！”
“啊，对了，我忘记问你，你是怎样来的，我走的时候，你不是还在纱厂吗？”
“是在纱厂啊。可是不久，就出了岔子了。”
“啊？”我追问她。
“我那时候不是冒认南方人吗？厂里的先生和班长，都相信我是的就要我。可是同车间的走狗，那个昏蛋，她缓缓地看出来了。有一天，她叫住我：‘你是高丽板子，我知道。’我吃了一吓，又带笑地声明说：‘嗳呀，大姊，你说话可要留心，别这样诬害了人啊！我是南方人呢。南方，在关里的中国的南方。’她冷笑，就跑去告诉班长，那个混蛋真是混蛋！……”
大概她生气时，就会骂人家混蛋的。老混蛋，小混蛋，真混蛋！那怪难听，我笑了。
“笑甚么，她是真混蛋啊！”也不理我更大声的笑，又接下去：“那末，班长和先生来叫我，他们审问我：‘你为甚么要说谎？是谁教你来的？可是红党教你来吗？’这把我问胡涂了，干活也要人家教才会懂得来吗？我说我自己来的。他们又问：“那末红党呢，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甚么红党？’‘红党就是和我们作对，唆使你们闹乱子的坏东西。’他们这样和我解释，我只好答道：‘是的，知道了。’他们就生气：“那你刚才怎么说不知道？’我急了，我说：“你先生告诉我，我就知道啦！’他们气得笑了，骂我‘妈妈的’，又告诉我，他们不用高丽人，叫我马上滚……”
“那末你就不干了？”
“不，我回车间里，哭起来了，姊姊们都围住我问干吗哭，我说了，她们都生气，走去责骂那混蛋走狗。那走狗真混蛋，和我们对骂，蛮不讲理，就给我们打个半死。可是事情就闹大了，厂里要带我和胖姊姊、三姊姊！我的妈妈死了，我就住在她们家里。她们都待我很好，象亲姊姊……”
前面尘土飞扬起来，好象一团黄雾，雾里闪出一驾铁轮马车，迎着我们驶来。那是空车子，只有一个庄稼人坐在上面，前额伏着一块又大又脏的厚纸，当作笠子遮住了太阳光，真是简朴得令人发笑。我们分开走，我让佩佩一个人走向前面去，不给路人看出我们是同行者，对我们发生一种无意义的注意。直等到走进那座松林里，我们才又攀谈起来。
那松林不很大，但都是一些古老的大松树，尤其是长在广漠的原野上，更显得象苍龙一样，每一棵都好象真要飞上天去。里面也不象南方的林子，有许多杂树和野花，在松根蹯踞的黄泥地上，只长着一些稀疏的青草，长长的，软软的，好象老妇人的头发。虽然在松林里，仍使我不会忘记我是在满洲，并非到了故乡。我的故乡的山地上，也有一座大松林……可是佩佩又继续她的说话了。
“我们得到要带我们的信儿，那是在夜里，大姊姊歇了夜班跑来告诉我们的。我们听了非常生气，几乎忘掉了害怕。可是大姊姊警告我们，劝我们避一避。真的，他们完全不讲理，除非打死了他们，才有理可讲，我现在完全明白了。可是那时还糊涂，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好人，多少总有点公道，还希望他们饶恕我们。嗳呀，小李先生，那时真险啊，要是迟跑了一步，我们三个人现在怕已经死在监牢里了！我们逃走，我们在王家屯藏了好几天，那是藏在胖姊姊的亲戚家。后来亲戚也怕起来了，我们又只好赶路。可是我们没有地方去，不知道上那儿好。胖姊姊的亲戚劝我们上关里，而我主张上南方，我告诉她们南方比甚么地方都好，我说了许多话，可是胖姊姊和三姊姊还把不定主意，我气得哭了，一定主张非上南方不可。那末她们两人答应了，我们就走上南方的路。可是我们都不认得路，胖姊姊又胖，走不到二十里路就走不动了，只好缓缓地走，又害怕他们追上，心里真是乱得糊里糊涂。可是一糊涂，就走岔了路。我们原是上朝阳城，可是我们朝东走，越走越背方向，错走上东边道了。那走得我们真苦啊！有一趟，我们找不到宿头，躲在树林里过夜。
又有一趟在高粱地里，我们又疲倦又伤心，三个人抱在一起哭了老半天，一想到我们受苦的原由，我们又痛恨他们起来了。有一天，三姊姊和胖姊姊忽然在秘密地商量事情，不让我知道，我一定要她们告诉我，可是她们不肯说，后来我发脾气了，她们才说打算上间岛，听说间岛那边收留我们这样的人。谁都没有反对，那末我们就上间岛，此后我们就知道怎样活下去了。……”
“那末，你们就碰见我的朋友们？”我插着问。
“对啦，碰见了他们，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已有二个多月了。”
“可是，佩佩，你现在还想做南方人不？”
“不想了！”她笑着。“做甚么南方人，中国人，都是一样，胖姊姊她们可不是中国人，可不和这一样倒霉吗？不！不想做了，穷人总是一样的苦命，连日本穷人也是一样的。我真不做了！”
“那未，你还是做个道地的高丽板子好了。”我逗她。她盯我一眼，又笑了，干脆地说：
：“高丽人也不做，横竖我是没有国家的。”
“那末，你就做着没有国界的女战士吧。”
“哈哈！”她大笑了，在笑声中可以听出她乐意这个名称：“一个没有国界的女战士”。可是她表示着：“女战士，算你会说。可是，我还不会打枪呢。”
我们已经出了松林。林外尽是一些丰饶的田野，水稻的嫩绿象云一样地在暖风中飘荡。田地里点缀着一些工作的人们，有的在锄草，有的在引水，还有的在阡陌间走着。只要看了这景色，我就知道距离我们的目的地不远了。！！！好了！好了！我望见那庄墙外的柳树梢，那可不是已在点头表示欢迎了吗？……
“我们到了。”佩佩掉过头来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