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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8月1日来信，知道你和一般同学们利用暑假期间，参加劳动，这的确是一宗可以欣慰的事情。
过去中国的文人，深中孟子的毒，以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为大家都想“治人”，所以神圣的劳动被人当做贱役，一念之差，劳心者和劳力者俨然成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其实，任何劳心者必须劳力，任何劳力者也必须劳心。二者之间的差别，不是性质上的问题，仅是程度上的问题。
随着时间上的消逝，不久之后，你便要离开学校，参加社会的实际工作了。今天我特地就工作的态度问题，提出来跟你讨论。
第一流人物多是为信仰而工作。古今中外的宗教家、革命家、学问家，他们的生存是为着崇高而伟大的信仰。只因他们认定信仰高于一切，他们这才能够牺牲家庭、财产、生命，为自己的信仰服务。你瞧，从容就义的志士，他们绝对不为眼前的艰难困苦的状况，流了一滴眼泪。相反的，他们永远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迎接一切艰难困苦。佛祖释迦牟尼，他尽可无忧无虑地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为着救世救民，宁愿舍弃温暖而又甜蜜的家庭，苦行修道。为什么佛祖以及其他宗教家、革命家、学问家都能够心甘情愿地过着茹苦含辛的生活，干着赴汤蹈火的事业呢？答案是：他们老是觉得救世救民，才使生命富有意义。
任何人都懂得利己，只有眼界高人一等的人懂得利他。常人都知道自私，只有超人知道大公。事实上，真正明瞭大公的人，才会体味到他并没有虚度一生。
报纸上时常记载，某富翁死后，送殡的达几千人，这就算是“生荣死哀”。其实，那些送殡的行列中，多半是他的雇员、食客、债户，甚至临时出钱硬拉来的仪仗队、乐队。真正推心置腹的朋友，恐怕连半个也找不到。至于他的儿女，恨不得老头子越早死越妙。
另一方面，你看甘地死后，送殡的行列达200万人。全国举哀，整个世界爱好和平正义人士，都同声一哭。两相比较，请问利己好呢，还是利人好呢？自私好呢，还是大公好呢？
古人曾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目标。普通人无疑地把这种话当做迂腐，但是，就从功利的观点来考察，大义所在，就是大利所在；大道所在，也就是大功所在。超人和常人的区别，全在于前者要改造整个环境和制度，后者仅希望改善个人的物质生活。
话又说回来，当整个环境和制度还没有改造之前，个人如想改善物质生活的享受，这简直是不可能。同样的，当世界和平没法子确保之前，个人如想苟且偷生，这也是离题万丈，永远没有实现的机会。
我是个亲尝战争的痛苦的人。自抗战以来，我一直过着奔波劳碌的生活，心里没有片刻宁静。21年的光阴，大半都在恐怖、逃难、被侮辱、被迫害中过去了。
你是个最了解我的人。你知道我之所以念念不忘世界和平，为的是自己曾饱受战争的摧残。
月前中东局面危急万分，是和是战，间不容发。当时我和一位朋友说，过去有战事，我们还有路可逃。就我个人而论，从北京逃香港，从香港逃到越南，从越南逃到新加坡。现在则不然，核子武器破坏的力量，远非一二十年前的大炮所能比拟。诚如克鲁晓夫所说：“炮声一响，火箭发出，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换句话说，从前还有前方和后方的区别，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分野。现在到处是前方，因为在航空时代，海陆一视同仁，任你逃到山隈海角，也没有法子逃避战争的威胁。加以原子微尘，随风飘荡，不但我们自身，而且连我们的子孙也将大受影响。
根据这信念，我将以毕生的精力促进世界和平。你别笑我是蚊蚁负山，太不自量，但我却坚决地相信，只要全世界善良的人一条心，彻底反对战争，迟早可化干戈为玉帛。
这是个伟大怀抱，这也是最崇高的理想，在正确的信仰下，无论求学治事，都能造福人群。不然，学问越进步，受害的人将更多。区区之见，不知你以为然否？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