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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以万分宁静的心情，在海滨喝了一壶茶，闲看孤云，静看远山，到了看书的情调再也没有法子抑压下去的时候，才打开书包，把大著《在甘地先生左右》一气读完。眼睛一闭，我好像已经缥缥缈缈地飞到印度，在“阿须蓝”里欣赏当年你和甘地先生朝夕过从的生活的乐趣。
无疑地，甘地是20世纪的大圣人。对于“巴布兹”，我仅有私淑的机会，不像你有亲炙的福分。这是由于我自己根器浅薄，缘分不够；不然，当1937年“七七事变”后，自己既然离开古色古香的北京，为什么不趁那个机会，干脆跑到印度去学道，却在纸醉金迷的香港停留下来，整天纷纷扰扰地过着庸俗不堪的生活呢？
大著出版于1943年，那时太平洋战事正达到高潮，我隐居越南的乡下，一面翻译经济史名著，一面研讨庄子、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等大师的大块文章。课余之暇，便拖着破鞋在田陇树荫下乱跑。那时，不但没有机会拜读大著，连书名也没有听过。凭着一部《西游记》，我可以想象到苦行修道的人所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羡慕玄奘，我崇拜玄奘，我更以沟通文化，寻求世界和平自命。那种天真而热烈的心情虽可贵，但自己学识的谫陋，有时使我急得要举起巴掌，记自己几个耳光。
我认真注意印度的国魂，是从我到了新加坡后才开始。这12年来，我一有机会，便研读甘地、泰戈尔、尼赫鲁、普拉萨、拉达屈里斯特南、潘迪迦等人的著作，以及时人关于他们的记载。前年到印度跑了一趟，在新德里的甘地火葬场低徊留连了一两个钟头，由衷地向他的英灵致最大的敬礼。但我仍万感交集，自愧不在他的生前，亲自跑到印度，给他做个学徒，假如他真是愿意收留我。
年来关于甘地的著作，陆续出版，但多数是搔不着痒处，尤其是甘地的私生活，非像你那样亲炙多年的人，实在没法子作详细的描写。
尼赫鲁先生说过，甘地先生的言论，仅代表他的政治哲学，不能表现他的为人。换句话说，甘地先生是热情的，天真的，并不是道貌岸然，拒人于千里外的道学先生。现在仔细玩味你的著作，字里行间，无处不透露出他的人格的伟大。他对你的招呼，近似父兄；他对你的督促，好像严师；他给你和其他同志命名的时候，又像个教主。
我常说，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全在于人情味。把人情味冲淡到极点，那么生活一定兴味索然。甘地先生之所以反抗外族统治，仅反对那些不合理的吃人的制度，对于英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他绝对没有半点芥蒂。这话说来很容易，但是认真干起来，非有光风霁月的襟怀，悲天悯人的态度的人，绝对办不到。
除《阿须兰中》及《巴布兹起居注》两章是大著的特色外，那章《谈绝食和静默》的经验，对我是个新启迪。30年前，我早就知道饥饿治疗的好处，但我干的全是贼去关门的工作；平时乱吃一场，等到病倒之后，才开始忌口戒食，不过还没有达到绝食的程度。虽然如此，一个人如患病，第一，须完全休息，不许下床；第二，须忌口、戒食，至少也要吃那些最容易消化的东西；第三，才谈到医药的治疗。我想人类的内脏，大概像家里的水沟一样，水沟不通，须一面想法排水，一面停止再灌水，等到水沟比较干燥后，才加以修补，这才能够见效。
诚如大著的启示，绝食之难，难在于开头的几天，以后习惯了，也不过如此。过来人和局外人的分别，就在于前者懂得“不过如此”；后者不敢尝试，永远不了解“不过如此”。
至于静默，我曾得到实际的好处。从前少年好胜，开会时老是争着发言，后来忽然觉悟多嘴会使人讨厌，尤其是在聚餐的时候，一席十人，应该让每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假如其中有一两个人特别爱发议论，滔滔不绝，这似乎不应该。为着这事情，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是非只为争开口》以自警呢。
大著文字优美异常，一看便知道你在唐诗和元曲下过工夫。本来诗歌是人类的心声，而诗歌所追求的又是永恒的真理。你具备诗人的气质，难怪你会写出优美的文章。
令弟才气洋溢，将来定有成就，谨先道喜。近来有什么新著？得暇乞惠寄一二，以开眼界。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