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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来信，知道你在南洋大学毕业后，就到社会来办事。目前你的工作极忙，连周末也要做工，但你的写作的雄心仍不灭于学生时代，每一念及，不胜钦佩！
去年你出版一部诗集，现在你手头还有两部，准备出版。像你这么年轻，已经有这么辉煌的收获，这实在值得自豪。
自五四运动以来，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各方面，都有几部很结实的作品。这些作品，经得起无情的时间的考验，在文学史上站得住，再过五百年，恐怕还有好事的读者，愿意花了他们的宝贵的时间、精力、金钱来购买和阅读，文章无价还是有价，这事情仅有时间作最好的证明。
过去五十年间，新诗的成就似乎比不上小说、故文、戏剧。据《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排，小说得三册，散文、论文各二册，戏剧、诗歌、史料各得一册。虽然内行人都知道重质不重量，但是“由量的变到质的变”的真理，却不容许任何人否认。
谁也知道，诗歌是占据文学领域的最高峰。只因诗歌用字最经济、最恰当，同时，感情既最丰富，见解又极高超，所以诗歌的作者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无疑地比从事其他的人要增加几倍。只因难能可贵，所以诗人高据文学的宝座，谁也不应妒忌。
谈到新诗，这又离不开内容和形式的问题。
先说形式。在传统上，中国的旧诗不但注意平仄、押韵，而且讲究对偶。其中对偶一项，是世界各国文学领域里独无仅有的东西。记得四十年前，陈寅恪先生给清华大学提供入学试题，其中有一项是“对对子”。这事情虽遭人反对，但是要深切了解中国旧文学，“对偶”是起码的常识。
旧式的西洋诗，虽不讲究对偶，但它也注意押韵和音节，这儿可见诗歌不但供人家阅读，而且准备朗诵或者歌唱给人家听。一谈到朗诵或者歌唱，押韵和音节或者押韵和平仄，便成为必要的条件。
五十年来，新诗界对于诗的形式，曾发生很大的争执。起初，是旧瓶装新酒，过分注重格律，形式虽较整齐美观，但这多少近于小脚的“改组派”，和诗学的革命的宗旨相违背，经过多年尝试后，那些对旧诗颇有根柢的人，干脆打回头，继续写旧诗了。接着，是新瓶装新酒。这种观念是对的，不过截止到现在，新瓶的形式、花样，还没有定型，所以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骤看之下，仿佛是在作文字图案的比赛。
除了形式之外，内容应该怎样，又是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中国最早的诗歌，不消说是抒情的。初期的新诗，大多数也是抒情诗，尤其是冰心和徐志摩，他们的抒情诗，较容易被读者接受。
接着，就有人写记事诗，其中以描写旅途所见所闻的东西，比较占多数。到了最近卅年来，针对报纸的新闻资料，来发表个人的见解的诗篇，也是越来越多。这种夹叙夹议的诗篇，主要的是站在某一立场，来讥讽另一立场的人物。这种作法，古代的诗人也非常在行，白居易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你读过白居易《与元九书》。这篇长达三千多字的信，正是字字珠玑。白居易曾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儿最后的两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是目前有些诗人愿意运用报纸的新闻资料，来发挥个人的见解的诗篇。推而广之，有人干脆主张，文学应该为政治服务，甚至沦为宣传品，也在所不计。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这两句话，一般中国读书人都奉为圭臬。因此，白居易说：
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
换句话说，白居易写了一辈子诗，他最得意的诗仅有两种：一方面是畅论时事的得失，以便匡时济世；另一方面是发挥闲适的情绪，以便优游自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即旧式诗人所谓“应酬诗”，连他本人也不大满意，更不用说后代的读者了。
你还是个刚离开学校的青年，青年的感情十分炽烈，所以你不妨尽量发挥你的纯正的深厚的感情，多写一些抒情诗。虽然这种诗篇于时事无补，但是诗歌的内容应该多采多姿，用不着自己筑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围墙，让自己整天困于愁城苦海中。
来信说，你和几位同学拟于明年创办一种文艺刊物，这是个好消息。目前新马的出版界非常沉寂，作家搁笔，书店改行，出版家对于赔本的生意，丝毫不感兴趣。
你和一般朋友，有的是充沛的生活力。希望你多看、多读、多写作、多修改。久而久之，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样样进步，而你的自信心将更加强。
专此布复，顺请
著安！
子云（1968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