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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五月廿九日信，惊悉你最近曾遭遇一些不幸的事情。好在你饱通老庄和佛家的典籍，把生死、贵贱、荣辱等问题，早已看得很透彻，所以虽遇不幸的事变，还是天君泰然，不为眼前的损失而感到过分的忧虑。
最近我写了一篇《谈社论》，最后一段引用《易经》、《左传》、杜甫、韩愈、苏轼的名言，而归纳为五大原则，即：诚实、畅达、博渊、新鲜、自然。其中“新鲜”一项，和你所提出的鲁迅的文章得力于“新”字，不谋而合。事实上，美妙的文章，材料要新、意境要新、遣辞用字更要新。这样一来，读者才有新的感觉。不然，因循敷衍，整天炒冷饭，恐怕连自己也觉得讨厌，更不用说一般全未谋面的读者了。
经常逛大规模百货公司的人，谁也知道里边拥有成千成万种商品。但是，百货公司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门前的橱窗。橱窗里的商品，时常除旧布新，凡是牌号头、新花样、新内容、新形式的东西，橱窗设计专家才把它推出来，吸引顾客的注意。只要顾客动了购买的念头，登门看货色，那么百货公司的总经理便笑逐颜开。虽然顾客不一定会采购橱窗里所陈列的商品，但是，顾客既然上门了，他们多少要掏腰包，采购他们所喜欢的其他日常用品。再退一步说，姑定顾客什么也不买，光是跑到百货公司里挤来挤去，增加热闹气氛，这无形中是一种活动广告，为的是人类是喜欢热闹的，更不愿意落后的，明知有的东西并不急用，或者根本不用，但看人家个个抢购，自己实在不好意思屹立不动，致被人看做吝啬鬼。
根据这个例子，我们知道美妙的文章，材料要新，意境要新，遣辞用字要新。现在略加说明如下：
自第二次大战以来，报告文学和游记独擅胜场。美国名记者根室（john gunther）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他的《欧洲内幕》，一时洛阳纸贵，极受读者欢迎。接着，他继续撰述《亚洲内幕》、《美洲内幕》、《苏联内幕》，每本书出版，多是抢购一空，根室无形中成为报告文学的权威。
和根室同时的，就是斯诺（edgar snow）。他的《西行漫记》，内容是记载他亲访延安的见闻。其中他以最大的篇幅来描写最高政治领袖的言论和生活。这本书虽然受时间的限制，语焉不详，但他却成为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经典。接着，斯诺还写过《旧地重游》（journey to the beginning），《大河彼岸》（on other side of the river）。虽然后列二书的分量较优于《西行漫记》，但刺激性、普遍性远不如《西行漫记》。
从那时起，中国许多大报都遣派记者撰述长篇通讯，这些报道文学极引起读者的注意。甚至英国前任首相艾德礼，当他卸任之后，他曾漫游中国，然后在伦敦的大报上，连续发表他的报告文学。
除了内幕文章以材料新鲜受人重视外，优美的游记也以材料新鲜见称于文坛。须知一个人的活动范围，经常不出十英里；每天所接触的人物，除了业务关系的顾客外，至多不过十几二十人。地方住得太久了，人物接触得太熟了，难免产生厌倦的感觉。在这当儿，假如看到材料新鲜的游记，这多少能够增加卧游的乐趣。因此，一些有名杂志和报纸，时常会发表游记，以吸引读者。
像报告文学和游记以材料取胜外，纯文学的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主要的是看意境新鲜。当一般读书人整天追逐蜗角虚名，蝇头小利的时候，独有少数诗人和文学家把个人的利害置之度外，尽心、尽意、尽力地为大众谋福利，扫除民间的疾苦。因此，他们的作品便被人传诵。屈原、杜甫、白居易、辛弃疾、陆放翁、施耐庵等人，就属于这个类型。当一般读者以男性为中心，爱好崇拜偶像的时代，独有少数文学家把有史以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很认真地来处理，他们的新鲜的意境，很快就博得读者的同情，因而鼓起改造社会的浪潮。挪威易卜生的问题剧，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讽刺害人不浅的科举制度，都是属于这个类型。
最后，要谈遣辞用字这问题。文人呕尽毕生的心血，写成长长短短的文章。其中最成功的人，他的大名变成家晓户喻，后人一提到他的名字，马上会联想到他的生平和他的作品，这种人早已机杼一家，独立门户，绝不依傍任何人，更不会借助别人的成就，来加强或加重自己的地位。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都是如此。
其次，大文豪笔下所描写的人物，因为性格突出，行动怪异，语言不俗，使他们变成典型人物，如孙悟空、猪八戒、鲁智深、李逵、武松、林冲、贾宝玉、林黛玉、马二先生、阿q……读者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即刻联想他们的性格和行动。
此外，自己铸造新辞新字，起初人家看不惯，把这些新东西当做野狐禅，邪魔外道。等到看惯了，成为通用的词句，而铸造新辞新字的人，不消说也被人记住，念念不忘。
诗圣杜甫，他的诗篇不但材料新鲜，意境新鲜，遣辞用字也无一不新鲜。你只看“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名句，便知他曾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才换回他在文学史上千古不朽的地位。
此请
著安！
子云（1970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