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信意有未尽，今天继续谈下去。
学习绘画的人，谁也知道“意在笔先”。从事写作的人，谁也知道“文以意为主”。一篇文章如没有新意思、新见解，人云亦云，这等于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谁看了都要摇摇头。
话又说回来。整篇文章固然需要新意思、新见解，不过基本的动作还须从遣辞造句着手。许多人一辈子写文章，请问他到底有几篇文章值得人传诵？再进一步说，请问他到底有几句话值得人记忆？答案恐怕不会太理想罢。
事实上，遣辞造句这个基本问题如不能解决，整篇文章将大受彰响。“石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字，“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僧敲月下门”的“敲”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风”字，一字之差，判若天壤。这儿可见，整篇文章固靠新意思、新见解，不过遣辞造句也应该予以同等的注意。不然，见解虽然十分高明，但文字佶屈聱牙，好像香喷喷的白饭掺杂着沙粒，这将使人食之而不能下咽，非赶紧吐出来不可。
少时，从塾师读古文，对于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相当用心，但许多东西，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原来我们目前所常用的好些成语，都是韩愈创造的，只因大家用久了，反而忘记或者不想追究它们的来源。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所编的《中国文学史》里，编者特地指出韩愈的文章词汇丰富，句法灵活，有很强的表现力。很多精妙的语句已成为成语，沿用至今。如“垂头丧气”、“牢不可破”、“杂乱无章”、“大声疾呼”、“摇尾乞怜”、“大放厥辞”等等。经过编者的指点后，我才恍然大悟，韩愈所以能够“文起八代之衰”，除了扫荡有躯壳没有灵魂的骈四俪六的文章外，“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大胆地创造新的语言成分，吸收当代口语。”（见《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光是这几点，已经可以表现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绩了。
“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已经懂得它的三味。例如他们尽量歌颂人民在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上所占的地位，这还不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翻版？又如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消说是革命家应具的首要条件。可是孔子早就告诉人“过则勿惮改”、“吾未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自己能够看出自己的错误，并且加以严格的自我批评，这的确不大容易。谁能够做到这一点，谁就会成功，可惜一般人缺少自省的功夫，不但不肯认错，甚至将错就错，文过饰非，结果，大错铸成，无可救药。
据一般通人说，一部《圣经》里，最短的句子莫如“耶稣哭了”（jesus wept）这句子的原文仅有两个词，可是它所发挥的力量，比千言万语还雄厚。这儿我不禁要联想到《论语》的名句：“颜渊死，子哭之恸，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读书贵能消化。读本国书要消化，读外国书也要消化。读古人书要消化，读今人书也要消化。读书而不消化，生吞活剥地拿来应用，结果，将失了效力。
像蜜蜂一样，它会采取各种奇花异卉的精华来酿成亮晶晶甜蜜蜜的蜜糖，使人吃到它的香甜的味道，而不见花卉的渣泽，这才是真正的功夫。
培根不愧为一通人，他懂得亲疏厚薄的人情味。因此，他对待群书的办法，也不是一视同仁，而是分为亲疏厚薄。他教人精读和略读的方法，精读求其精，略读求其博，既精且博，读书的目的已经达到。
平心而论，目前印刷术这么昌明，那些先进国每年所出的新书，真是汗牛充栋，无论你怎样用功，一年实在看不了多少。这儿你须乞灵于大规模的图书馆编目组的分类法。分类越缜密，你所需要参考的书籍，马上可以找得到，用不着走许多冤枉路。
除了缜密的图书分类引得外，学问渊博，经验丰富，见解高超的学者所编的选本，对于初学是很有用处。这一类的书籍，能够指示初学以正确的南针，使他们不至误入歧途。
我常觉得，像梁任公给清华学生所编的《要籍解题反其读法》对于初学很有用处。只要他们走上正轨，养成读书的兴趣和方法，以后他们就可以依样画葫芦，从事独立的研究了。
六十年来，你手不释卷地阅览不少中国文史的要籍。我建议，你何妨于工余之暇，编写一本《中国文史要籍导论》，使青年人知所问津。什么书应该精读，这是识途老马的责任。
人生得意事，莫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既然写过《万里行记》，所以你应该再写一部《万卷书读后感》。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的时代早已过去了。1970年代的青年所需要阅读的书，应该由你来指导。
《现代中国通鉴》第二册已经付印否？念念！这部书对于青年学者很有用处，至少这比左舜生、蒋廷黻的作品更有价值。目前美国历史学家的趋向，仅限于作窄而狭的专题，没有人敢作体大思精的著述，这本来是藏拙的好办法，但是，为指导后学起见，体大思精的著述也是少不得。
此请
著安！
子云（1970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