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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同志逝世已经二十四年了，作为他的老同学、战友、同志，没有一刻忘记过他，今年趁在北京开会之际，曾到八宝山他的墓前去看过，令我十分高兴的是，他的墓碑还是当年的样子。传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墓上的铜像曾被敲下，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家属和朋友又重新安上了。说明一个在人民心中有数的作家，是任何力量也敲不掉的。这点令我十分安慰。我在他的墓前默默地站立了很久，回忆我们当年在一起活动和战斗的情景，我觉得我该向人民说说他了。
之的同志出身农民家庭，幼年是很苦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在他极为朴素的衣着——一件普通的布棉袍，而在于他那张纯厚的面孔，而又能侃侃而谈，毫无半点掩饰和拘谨，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这也许就是我决心要把他吸收到我们的左翼文化组织里面来的原因，他成了我们勇猛的战斗的一员。
之的同志没有让我们失望。“九一八”事变后，在我们学校（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学生集会上，为了成立学生抗日会，派人到南京去向国民党政府抗议他们的不抵抗主义，之的同志第一个起来发言申诉广大学生的这一正义主张，遭到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所控制的学生的反对。之的同志立即还击，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演说，使那个反对的学生瞠目不知所对，相反的却得到了在场其他学生的热烈鼓掌。
自那以后，宋汝昭（宋之的同志的学名）在我们学校就有了名。凡是学校学生中的抗日活动，他都以一个活动分子积极参加，只是由于他后来突然生病，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他没有能够去成，每一说起他都觉得遗憾。
但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学生的抗日演剧活动，他不仅积极参加，而且充当演员。“九一八”事变后，在学生、工人中演的《乱钟》、《血衣》、《工场夜景》等戏，不论在燕京大学或艺术学院演出，都有他的足迹，他除了当演员，有时也管灯光。在此基础上，他和我们学校的任禺成（于伶同志的学名）等在学校成立了苞莉芭（火花）剧团，筹演高尔基的《夜店》，同时又在这个基础上，他同于伶、陶也先、林成（现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肖之亮等同志，组织了左翼剧联，并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之的同志在这方面的活动才能和组织才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发现之的同志还有极为高的创作才能，则是他在当时在北平出版的左翼文学（王志已同志主编）上发的中篇小说。文字是相当朴实和流畅呵，毫无矫揉造作之处，从我们以后的交往和他的其他作品显示中感到，真是文如其人。
以后我从学校党支部调到北方文艺和反帝大同盟工作，同之的同志接触虽少了，但我每次回学校是要同他见见面，谈谈，问问他的学习和工作，虽然知道他在准备写作。
以后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押往南京，并被判刑关进南京监狱，从此，我就同之的同志音讯隔绝了。只从接见我的人中得知他和于伶等同志都已到了上海，在此，我深深感到遗憾的是，之的同志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共产党员，说明我对他的帮助和照护很不够。以后我们见面时也常常谈及，我觉得对他总没有尽到责任之处。
以后我从监狱出来到上海，得知他不在上海，到处打听，说他去了太原，同什么人一起搞电影，我当时曾给他写过信，不知是把地址写错了还是别的原因，没有得到他的回信。一直等到《中流》杂志上登出了他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并得到了茅盾同志的高度评价，誉为报告文学的翘楚，我才知道我的这个老同学、战友、同志深藏着的写作才能，一下迸发出了火花。还象他们当年在我们学校成立芭莉芭（火花）剧团一样，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为我这个老同学祝福。
理所当然的我把这篇文章找来看了，不仅仍然是当年的印象——文如其人，更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文章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可以称得起战斗性和艺术性的结合。
这恐怕是之的同志所有的报告文学的最大特点。最近我看了《星火燎原》发表之的同志的一个同陈总谈话的记录——这已远非一个记录，而是再创造。不仅使陈总这个老帅、诗人，形象栩栩如生，还透过陈总反映了我们那个革命年代，给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欣赏，而是鼓舞信心，这点对今天我们的读者甚至是作家们也都还有借鉴之处。
之的同志的文章所以能够如此，不仅由于他的出身贫苦和由此产生的对旧社会的愤懑，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个贫苦阶层的深厚同情，以致他无时无刻不是把他们记在心中，并愿意为他们摇旗呐喊，之的同志的许多作品都是为了为贫苦阶层呐喊而写作的。直到现在，不论从我的记忆中，还是从他的作品中，我没有发现有一篇，不是这样不具备这种战斗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我曾经对他的剧作《武则天》写过评论，提出过我的不同看法，以致在一段短时间损害了我们的战斗友谊（自然，这很快就恢复了），但就是他的这个作品，也仍然具备了这个战斗性和艺术性的结合。
以后我们有机会，总是在一起朝夕交谈，使我对他在写作上的才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祝福我这个老同学、战友、同志在创作上有更大的成就。
“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保卫芦沟桥》的创作和演出，不久他随抗敌演剧队离开上海，到内地去进行抗日宣传，并带着他的爱人王苹同志，一个因演《娜拉出走》而被国民党驱逐出南京的人一道。我记得他们临行时，我曾去送过他，约在抗日前线再见。不久，我就从上海到了太行。从此我们就音讯不通了。
万没想到，一九三九年在太行的一个山村，我居然碰到了之的同志，他是随着作家访问团来太行访问的，这是在周恩来同志倡议下来的。他向我们介绍了武汉的抗日情况，我们向他们介绍了太行最近的抗日情况，并请他们到长治、长子去亲自看一下。之的同志的《长子风景线》就是这次亲自看后写的，可以说是第一篇用报告文学体裁描画的敌后农民抗战图，它不仅受到大后方人民的欢迎，也受到敌后农民的欣赏。
遗憾的是作为一个老同学、战友、同志，没有能把他留在敌后，后来我们谈及此事，他也曾流露过他当时的矛盾心情。我想这也是我的老同学的革命过程中一个不可少的过程。但当时我的心中也想到，或许他在大后方更能发挥他的作用。
尽管如此，他仍然留给我那个当年我们初识时的印象：不在他极为朴素的衣着，一件普通的旧棉袍，而在于他那张纯厚的面孔，而又能侃侃而谈，毫无半点掩饰和拘谨。只不过是普通的布棉袍料又换好了一点，其他一切照旧。我暗暗为我的这个老同学、战友、同志祝福。
以后，岁月流逝，敌后和大后方几乎完全隔绝，我也辗转从太行到冀南、鲁西、鲁南，以后又到东北，我们之间不仅未见面，连音讯都杳然。一直到解放战争第二年，我在哈尔滨家中，一天哈尔滨市道外公安局给我打了电话说我的一个老同学叫宋之的的要见我，说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志，他现在来到哈尔滨，并被他们扣住了。我真是又惊又喜。喜的是老友马上就可以相见，惊的是他怎么会被扣住了呢？我赶快驱车到道外公安局，一切都明白了，真是我的老同学、战友、同志宋之的，学名宋汝昭的到哈尔滨来了，因为他从山东撤退到大连，又从大连来哈尔滨，穿的仍是长袍，还戴了顶礼帽（乡下人叫博士帽），加之身子又胖了一点，被公安局认为可能是逃亡地主。顿时，我们大家（包括扣他的公安局的同志）都哈哈的发笑了，于是我请之的同志登车，公安局的同志边送边再三表示抱歉。
到了我的住地，之的同志第一句话就是：“我当年没有留在太行，一方是周副主席交的任务要完成（回大后方去向大后方人民汇报），另一方是留敌后的决心未下，我觉得当时你的那个想法太突然了。”我马上接着说：“现在你不是来了吗？都是战斗嘛！”之的同志接着又说，周副主席就勉励过他们：“早晚我（周副主席）也要到敌后去的。”
自然我也问到王苹，之的同志说她还留在上海，并说他们已经生了两个女孩，既然来到了哈尔滨，除了安置住处外，就是他的工作。经向中共中央东北局请示，决定他到文联。具体工作，他本人想办个报，充分运用他的笔，他的犀利的报告文学武器。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哈尔滨的《生活报》。在解放区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不同于党报的一个报纸，当然仍然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报纸。之的同志在这里显示了他的才能，他同萧军同志展开了不同的争论，这对当时东北解放区的思想领域是有意义的。至于在争论中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和不够恰当之处，这也是允许的，大家都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前进。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东北野战军向辽西进军，开始了辽沈战役。之的同志这时已经入了党，对这点，我这个老同学、战友、同志是十分开心的。我们党又增添了一个能用笔作武器进行战斗的同志，而我和之的从此便可以并肩作战了。这时之的同志已穿上了军装，随我们十二纵队进军了。之的同志不仅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还随军到了广西。
这中间之的同志写了京剧《九件衣》，还写了一些报告文学，还协助陶铸同志建立南下工作团——吸收了平津的大批学生为军队工作，诗人李瑛也就是这中间的一个。
以后之的同志参加了解放军的文艺工作，应该说他的这个参加，不在于他仍用他的笔作武器，写了不少好文章，还写了《保卫和平》的话剧，这是之的同志对军队文艺工作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同马楠、魏巍同志一起主编《解放军文艺》，宣传了解放军，教育了解放军，培养了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同时还和当时《解放军文艺》中的一些不良倾向，作过不断的辩论。
之的同志不仅每期看稿，也给军队的文艺工作者讲课，给他们修改稿子。之的同志特别重视军队群众性的创作。
之的同志对军队的演出活动，也是十分关怀的，他没有一刻忘记他是解放军的文艺处长和他如何尽他文艺处长的责任。
之的同志没有忘记整个军队，他常常深入部队，他曾两次去朝鲜和部队生活在一起。他的话剧《保卫和平》就是在深入部队生活后写的，可惜他自己并未看到演出（但广州战士话剧团排演的情况，随时都告诉住在医院的他的）就逝世了。彭总看了这戏后非常称赞，说这是同电影《上甘岭》一样，是表现志愿军的好戏，并要我代他向之的同志慰问。
之的同志虽在军中，但他并未忘记老根据地的人民，他曾同马楠同志一起到过山东老根据地访问过老劳模吕鸿宾，并写过文章。他还同欧阳山、马楠同志等陪波兰作家一道去访问过长征的地方，这次访问，他写了《沿着红军的脚印》一书。
之的同志最后，也是他最大的志愿，就是同陈总谈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和井冈山的斗争，这是一件十分宝贵的史料。之的同志精心记录了下来。
这些都使得之的同志同我们解放军的心更加连在一起了，他到军队后，可以说一心一意为这支英雄军队讴歌，历尽艰辛，最后竟以身殉。他（也是我自己）深深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曾相约去福建前线，因他的病，因他的逝世而没有去成。但福建前线的同志是知道他的，记着他的。应该说，之的同志是活在解放军战士的心中的。我们老同学、战友、同志的友谊也是在这个时期更加深厚起来的。我在解放军文化部工作的八年中，得到我这个老同学、战友、同志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古人说“如切如磋”，我和之的同志在这方面可以谈得上这四个字。所以在我的心中，永远留着对之的同志的记忆。
之的同志在平津解放后，即把王苹同志接来，同时也参加了解放军，并要她从事建设解放军的电影工作，王苹同志没有辜负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和之的同志的心愿，她在解放军的电影工作上作出了她应有的贡献。我想，这点之的同志应该得到安慰。
我常想一个人的出身对一个人的成长当然不能有什么决定作用，但之的同志出身贫苦，使他一生没有忘记为这个贫苦阶层奋斗，并且始终不懈的生活在这个贫苦阶层中，这恐怕是之的同志作品之所以富于战斗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之的同志选定了这个武器，拿起了这个武器，并充分运用了这个武器，战斗一生，战斗至死，他留给我们的报告文学既是战斗的武器，也是武器的战斗，而尤其是这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可摧毁的精神，必将鼓舞我们去为建成中国的高度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奋勇前进。
至于之的同志的文风，明快、爽朗，不矫揉造作，对于当前有些人提出的、以至进行创作的所谓朦胧文学（叫看不懂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管他们如何宣扬，我还是赞成之的同志的这种文风的。
之的同志人不朽，文章不朽！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