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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在江西根据地留下了一个地方独立师、十一个独立团，加上地方政权机关和伤员约三万余人，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同志任书记的中央分局统一指挥。项英同志没有认识到中央红军的被迫退出江西根据地，是由于错误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的结果，因而不能清醒地估计当时江西根据地所处的政治情势。他不愿承认反革命力量的暂时强大，不愿承认革命低潮的到来，始终估计革命处于高潮，把希望寄托在中央红军的湘西或湘贵边大捷的空中楼阁上。因之，也就不可能积极地组织力量，采取正确的符合现实情况的各种对敌斗争的革命政策。江西根据地在中央红军退出三个半月以后，面对敌人的堡垒主义和“清剿”政策，由于没有采纳“分散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而一味地集中兵力与敌人死打硬拚，结果是宁都、瑞金、于都、会昌相继陷于敌手，江西根据地在中央红军退出三个半月以后，全部被疯狂进攻的敌人侵占了。
项英同志、陈毅同志、贺昌同志率众退至于都、安远、会昌交界的仁凤山地区。气焰靠张的敌人把狭小的仁凤山团团围住，妄图一口吃掉这支陷入严重困境的红军队伍。仁凤山区周围，东西南北到处响枪，包围圈步步紧缩。在这生死关头，根据陈毅同志的意见，部队决定分五路突围。项英同志、陈毅同志、贺昌同志留下来，准备在最后率一个团的兵力往西走。因为往东到闽西，敌人虽然较弱，但地主武装很凶，况且要翻大山，天天下雨，路不好走。往南到海陆丰，群众条件虽然比较有基础，但广东的敌人和地主武装都很强，又没有根据地可以依托，不易站住脚。只有往西，过于都到信丰、南康、大庾一带的赣粤交界地区去。这一路敌人虽然强，但群众基础也强。中央红军二十二军，就是陈毅同志在这一地区组成的。陈毅同志曾在这一地区活动过，人、地都熟。二十二军开到中央根据地以后，曾留下了李乐天同志，在地方党搞武装工作。主力红军长征后，这里成立了粤赣边特委，估计这个区域群众的革命觉悟高，革命的基础强，革命火种是一定烧不尽的。不管环境怎样险恶，半夜拍门，总有人开。况且这一地区北倚井冈山，万一在这个地区站不住脚，就可以向北退入井冈山。所以经过反复分析研究，终于决定向粤赣边突围。
中央根据地失败了，整个情势也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斗争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斗争情况下，做英雄就困难多了。只有经得住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前途是险恶的，革命群众已经成千上万地被屠杀。部队的情绪不稳，很多人动摇，丧失了革命的信心。新的变化要求新的革命斗争形式。但不少人总是迷恋旧的。从正规到游击，从集中到分散，从统治到被统治，从公开活动到秘密隐藏，从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到敌对的敌占区，这一大的转变并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分散突围的部队就在这种转变中受着煎熬。有的部队突不出去，又回来，经过动员，再往外突。有的部队突出去了，到了敌占区，到处是敌人，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活象个没娘的孩子，又中途回来了。领导上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只知迷恋旧形式，不能适应新形式的思想。并指出：哪怕剩下一个人，只要突出去了，就是活路，就是党的一支力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在包围圈里，是死路，是不能长久的。于是部队吃一顿饱饭，睡一夜好觉，再往外突。自分散突围起，天天有去的，有来的，一星期后，才没有人回来了。
一直到没人回来了，情况也发展到敌人随时都可能进攻山区了，项英同志、陈毅同志、贺昌同志才决定最后突破敌人的重围。
要把突围的决定用电台报告中央，请中央批准，并对今后的工作给以指示。这个电台是最后一次发报了，最后一次和中央联系了，突围以后，电台带不动，就要丢掉了。大家紧张地期待着这最后一次的通报。
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以后，这时候已进入云贵边界，正在云贵边那些崇山峻岭、雨烟雾瘴里前进。中央红军可能正在行动，所以电台从早上叫到下午，一直叫不通。
仁凤山里蕴藏着丰富的钨砂，解放后已成了钨矿区了。但在当时，却只有深山密林，羊肠小道。二三月里，南方雨多，在仁凤山一带，几乎天天傍晚都要大雨滂沱。所以原定的突围计划，是三点钟集合出发，在黄昏时候下山，到达于都河边，然后乘天黑的时候抢渡于都河渡口，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冲到敌人的包围圈外去。
部队在一点钟就集合起来了，但一直到三点钟，电台还没叫通。天渐渐阴上来了，山下响着敌人的枪声，部队焦急地等待着。再迟延不走，晴天还好，一下雨，山险路滑，时间可能不够了。要是冲不出敌人的包围圈，就没法荫蔽，第二天天一亮，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这是和中央的最后一次联系了，这次不联系，不知道何日何时才再能联系。电台人员都满头大汗地工作着，全体指战员，屋里屋外的，都默默地但万分紧张地等待着。
突围必须成功，所有的战士都会是将来革命的骨干，任何轻微的牺牲都是极端惨痛的。必须和中央联系，这是江西根据地留守人员对党中央应尽的责任。江西根据地垮了，必须对中央有所交代。过此以后，同志们在一个长时期内，就是没娘的孩子，一切要靠自己当心了。
时间一分一秒，都变成刺人心肺的了。同志们默默地、心情沉重地等待着，等待着。
到三点钟，先头部队非走不可了，贺昌同志带两个营先出发，留下一个营给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他们两人还守着那个不能通话的无线电台，继续等着党中央的电报。又过去了两个钟头，到五点钟才象久旱逢甘露，和中央叫通了。
突围的电报发出了，也收到了党中央的回电。但回电抄出后，却译不出来，密码不够用了。到底没有得到党中央的指示，时间已经是六点钟了。项英同志命令把电台毁掉，埋起来，和陈毅同志带一个营出发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南方各省的游击区，便与党中央断了联系。
刚出发，倾盆大雨便下来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走一步，跌一跤，开始还在路上走，后来路也没了。走到八点钟，一问，两个钟头才走了五里路。陈毅同志在五次反“围剿”的兴国老营盘战斗中，大腿坐骨受重伤，这时候伤口并未全好，拄个拐杖走在队伍前面，也是一步一滑，一步一摔，倒是爬的时候多，走的时候少。
好容易下了山，刚走到一个庄子前面，庄子里手电筒一闪，接着便打了一排枪。队伍立刻散了。不用说，这个庄子是敌人，要是自己突围的队伍，决不会在这样的黑夜里打手电筒。但等了一会，并没动静，怎么回事呢？陈毅同志命令营长派人去侦察。营长说：“报告首长，我现在抓不住队伍。”他急忙集合队伍去了。陈毅同志一把抓住身边的一个人，问他是谁，他说是排长，陈毅同志命令他立即带一个班进庄去搜索，把情况弄清后回来报告，并鼓励他说：“革命的同志就在这种当口看。”那个排长立即出发了。他带了一个班摸进庄去以后，才知道是一群流氓地痞，以为国民党来了，便打着白旗，准备欢迎。他们看见了红军的排长，便解释说：“同志，别误会，我们也是没法子。你们来了，我们一样欢迎。”
这时候雨住天开，时间也在十二点以后了。贺昌同志带走的两个营，有些被打散的人，陆陆续续的下来了。从这些人的口里，知道贺昌同志已经过了河，过河以后，打得很激烈，队伍冲散了。有些掉队的战士，不知道队伍哪里去了，只好又退回来了。
估计追赶贺昌同志是追不到了。再过河，时间也不够了。陈毅同志和营长商量了一下，决定退回原出发地。以后才知道，贺昌同志过河以后，被敌人包围，打了很久，打不出去，敌人逐渐逼近，眼看要做俘虏了。贺昌同志不愧是坚强的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当他枪膛里的子弹只剩下最后一颗的时候，便以这最后一颗子弹，举枪打死自己，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
二
第二天，情况更严重了。敌人到了仁凤山中心地区牛岭、马岭一带，到处搜山抓人。
仁凤山的羊肠路上，尽是些惊惶奔逃的难民。从这一个庄子搬到那一个庄子，从大庄子搬到小庄子，越搬越恐慌。老大娘，小孩子，失掉联络的战士，伤员，再加上牛马牲畜，挤成一团。东边响枪，往西跑，西边响枪，又往东逃，山径陡路，平常就不好走，很多人和牲口一拥，不是人踩了人，就是马踩了马，乱成一锅粥。有些掉队的“工农剧社”的演员，拿个梭镖，打算维持秩序，才一开口，就被人马卷走了。
在一个山高林密的沟里，有一个医院，收容了二三千个伤员。这个医院是准备打埋伏的，但看样子，要不变换形式，是很难埋伏下去了。当最危急的时候，陈毅同志赶到这个医院，对伤员讲了一次话。因为陈毅同志自己也负了伤，拄着拐杖，一跛一跛的，伤员便默默地听着，没有人骂。陈毅同志动员说：江西根据地失败了。江西根据地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我们的主力红军并没有被消灭，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主力红军一定会战胜敌人。敌人的内部矛盾很多，敌人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三五年后，只要红军还在，革命的火种不灭，革命的高潮一定还会到来。那时候，我们就会大大发展。现在是严重关头，是最险恶的时候，同志们千万珍重，千万珍重，珍重自己，珍重革命的事业。做胜利的英雄容易，做失败的英雄不易，革命的路靠自己走，同志们要有做失败英雄的勇气。万一不幸，不要拉扯，牺牲只能牺牲一个，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同志们将来一定会替我们报仇的。陈毅同志的话，象是拨火棍，伤员们听着听着，心里的炭盆又被重新点燃。有人喊：“只要告诉我们就行。”有人喊：“中国革命有希望，我们自己就有办法。”有人讲了一句怪话，立即遭到斥责，几个人同时喊：“不要讲了，大敌当前，怎么讲这个话！”十五年后，当陈毅同志回忆这刹那的情景时，还仿佛清晰地听到了这种英雄的最强音。只有最坚强的革命战士，在面临如此严重威胁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最坚强的英雄气魄。
陈毅同志讲完话以后，又和地方党一起，到老百姓中间去动员。当地人民的子弟，很多都随中央红军走了。群众和红军战士是血肉相联的。所以陈毅同志一动员，要人民掩护这些伤员，人民都很愿意。陈毅同志说：“这些受伤的战士都是人民的子弟。你们自己的子弟不是被国民党屠杀了，就是跟中央红军长征去了，家家都缺劳动力。你们现在把这些战士抬回家，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伤好了，就是一个好劳动力。”老百姓都说：“那行。”“放心吧，错不了。”老大娘听说可以做儿子，做女婿，特别热心。陈毅同志又给伤员每人发了五斤盐。在敌人长期封锁下，江西根据地的盐是很宝贵的。不到一天，二三千人就都被老百姓抬走了。
伤员安置好了以后，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便带了那个已经不满员的营，东奔西走，和敌人绕圈子。又绕了两三天，那个营掉队的、离散的，只剩下一百多人了。这样下去不是事，于是开了一个会，决定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化装离开部队，偷过河去，减轻部队的负担，缩小部队的目标。部队武装突围，到粤赣边的油山地区会合。这样决定了，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找不到一个带路的。项英、陈毅同志都不是本地人，路也不熟，要是冒险化装偷渡，很可能被人识破，送入虎口。计议了很久，一点办法也没有。
捱到下午，忽然碰上了一个人。这个人蓬头乱发，面黄肌瘦，光着脚，拄着根棍，头戴一顶不知是从哪里拣来的破钢盔，破钢盔上净是烟火熏的烟灰。这个人一见陈毅同志，便一把拉住：“首长啊，首长啊！”失声大哭起来。
这个同志叫曾纪才。陈毅同志在粤赣边组织红二十二军的时候，他是粤赣边牛井区的区委书记。当时，在扩大红军的时候，党号召地方上的主要干部要带头参军。曾纪才同志便动员了许多青壮年，自己带头参了军。红二十二军开到中央根据地以后，曾纪才同志又调回地方，任当时新设的代英县的县委书记。这时候，却意外地在这个地方碰到他了。
陈毅同志叫他先不忙哭，问他怎么到了这个地步。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一言难尽。先给我点水喝，渴死了、饿死了。”喝过水，吃了点东西以后，他说：“我在代英县做县委书记。人家来检查工作，说我是机会主义。斗了很久，这也错误，那也错误。县委书记撤职了，要我去劳动改造，罚我到红军去抬担架。抬了两三个月担架，说我工作还不错，升了担架队长。中央红军撤退的时候，叫我押一批土豪劣绅往地方上送，走到半路，飞机一炸，土豪劣绅跑了一半。这下子糟啦，更证明我是机会主义了。红军走了，地方上不要我。拿着写明是个严重机会主义者的介绍信，谁都不肯收留。这里推，那里推，看看就要把我推出革命队伍了。”陈毅同志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乡，他说：“拿着这种介绍信，回到家乡又怎么办？当地的土豪劣绅跟我仇深似海，我跟土豪劣绅势不两立。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了，房子也叫反动派烧了，老婆本来在红军，撤退的时候也牺牲了。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我这个人活着还有什么用！听说中央红军走了以后，老首长留下没有走。我心想，找到老首长，也许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已经被敌人占了。又打听到老首长退到仁凤山来了，我拿了这个钢盔一路讨饭，讨到饭，就用钢盔热一热吃，讨不到，就把钢盔戴在头上遮风雨，好容易到了这里，总算找到老首长了。”陈毅同志安慰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也就不用怪了。”他说：“我还怪什么！？垮的垮了，死的死了，我还怪什么。只要老首长肯收留我，我只有跟着老首长从头干起了。”陈毅同志把突围的计划告诉了他，问他这一带的路熟不熟，他说：“路我熟哇，打埋伏我有办法。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偷渡，我有把握。”
问题解决了。当夜，陈毅同志和项英同志便由曾纪才同志带着，化装离开了队伍。曾纪才先找了个大山，藏了几天，预备敌人松懈下来再走，比较安全。这时候，仁凤山到处是敌人。在山上可以清楚地听到敌人虚张声势的喊叫，到晚上，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点燃的火光。只有下雨的时候，才算清静一点。从前恨雨，现在盼雨，一下雨，敌人就不出来，心里才能舒坦一点。一个星期以后，敌人收缩了，没有什么兵了，只牛岭驻了一个连，马岭驻了一个排，每天出来到庄户人家发洋财，叫嚣着红军已经消灭了。风暴已经过去，老百姓也有的出来耕田了。项、陈、曾三人这才下了山，在信丰河边找到了一个医生，在这个医生的帮助下，混在一群挑担赶圩的老百姓里面，渡过了王母渡。
到了曾纪才同志的家乡。曾纪才到了家门口，白天却不敢露面。离他家十里路，便在山上隐蔽起来。这一带的山都是光山，只有一些小竹林，他们就藏在竹林里。曾纪才同志全家都被反动派杀光了，只剩下个老岳母还在。这位老太太的儿子是红军，随中央红军长征走了，女儿嫁了曾纪才，一个人在家里过活。曾纪才同志就准备半夜里去敲他这位老岳母的门。曾纪才同志估计，这位老人家不会屈服，不会出卖。项英和陈毅同志都同意了。黄昏以后，摸了十多里路，到了一处独家独院的小房子。曾纪才同志上前敲门，敲了半天，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曾纪才同志提着自己的小名喊：“开门吧，我是戊戌仔，戊戌仔回来了。”里面还是不吱声。曾纪才开始怕人听见，还是小声喊，后来就放大声音喊：“我是戊戌仔，我从河东回来了。我是你女婿，我的声音还听不出来吗？！不看我面上，也要看你的闺女，不看你闺女面上，也要看革命同志，开门呀！”里面还是不理，叫门叫了两个钟头，所有哀告的话都说尽了，一点反响都没有。
其实，老太太从曾纪才叫门的第一声起，就在床上翻腾了。曾纪才的声音她自然听得出，她几次预备应声了，又几次忍住了。国民党天天冒充回来的红军，半夜里叫门，用这种方法也不知杀害了多少人家了。两天前，国民党还冒充她儿子来叫了一夜门，现在又是女婿回来了。女婿倒是真女婿，但女婿后边要是跟了一串国民党怎么办？这种年月，人心隔肚皮，晓得谁是靠得住的？后来，曾纪才在门外哀告一声，老太太就躲在被子里哭一声，她到底不敢答应他。半天，听到一个四川口音的人说：“好了，你不开门，我们也不怪你。这年头，提高警惕也是对的。不过，都是革命同志，你的儿子还在红军里当营长，千万别不理我们。我们就在后边山上的竹林里，你要是有心的，早上去跟我们打一个招呼，我们决不害你。”门外的人走了，没有声音了，老太太几乎哭死过去了。
项英同志、陈毅同志、曾纪才同志这天夜里就住在山上。天一亮，太阳很大。山下就是牛井，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广东军队出操，连长一面喊操，一面丢那妈、丢那妈地骂，也不知道骂些什么。
不一会，听到山下有人咳嗽。一个老太太东张西望地提个篮子上山来了。她走来走去地走了几趟，就悄悄地喊：“戊戌仔，你在哪里？戊戌仔……”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趴在大树底下草窝里，曾纪才同志溜到她身后，看见她身后没有人，才迎过去和她见面。她见了曾纪才，又抽抽噎噎地痛哭起来。
从老太太的嘴里，才知道哪些人被杀了，哪些组织被破坏了。土豪劣绅控制得很严，村子里实行三家联保。人民的心是向着革命的，就是被镇住了。附近可能还有交通站，但她不知道究竟在哪里。
老太太把篮子里的饭留下了，嘱咐他们白天别露面，晚上可以睡到她家里去。到了晚上，老太太亲自下厨，把养了两三年的老母鸡也宰了，晚餐是丰盛的，多少天来，才算吃上了一顿好饭。
通过这个老太太，知道长安圩有个木匠还在。这个木匠是党员，估计还没有出事。第二天，走八十里到长安圩，找到了这个木匠。木匠说：国民党连部里有一个火夫可能跟交通站有联系。那个火夫说：山上竹林里看山的老头子也许晓得下落。老头子果然是秘密交通。一到交通站，和地下党就接上了关系。从此，项英同志，陈毅同志，曾纪才同志便由交通站一站一站地送到了油山。
三
油山，是粤赣交界处的一座山，属五岭山脉的梅岭。梅岭上面的梅关，是通广东的要隘。在过去，交通闭塞的时候，梅关的险阻，曾被历史上许多逐臣咏叹过。现在，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年月，却成了粤赣边游击战争的中心了。
油山，盛产茶梓油。茶梓树漫山遍野，是山区人民主要的生活资料。一个农民要有几亩茶梓山，一家的生计就可以维持了。
在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以前，这个地区是游击区，经常派工人、农民、妇女代表到江西根据地的中心瑞金去开会。最后派出开会的一批代表，一直到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以后，都还没有回来。每一次开会去的代表们回来，都要带回一些江西根据地的兴盛消息。江西根据地那种“工农青妇文武儿，党政军民财经保”的大场面，很使游击区的人们激动。当地的负责人李乐天同志，早就有志在粤赣边大干了。他曾经再三向中央要求，希望中央能派一个师，协助地方武装去开辟粤赣边根据地。中央曾经同意他的要求，他天天都在盼望着。
但是今天盼，明天盼，盼来的却是江西根据地失败的消息。项英同志，陈毅同志跟他会合以后，陆续有些突围的部队也到了。突围的部队，加上地方武装，虽然也有了两三千人，但开展大局面是做不到了。现在是怎样才能保存力量，长期坚持的问题，不是开展大局面的问题了。陈毅同志要求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现实，换换脑筋。李乐天同志不得不把大干粤赣边的壮志雄图暂时收拾起 来，虽然这是令人十分沮丧和痛苦的。
粤赣边的三年游击战争，基本上是在五个区里进行的。除了中心地区油山区以外，还有北山区，在广东省的南雄以北。这个地区大部分是原始森林，走几十里看不见天。山上的野兽很 多，野猪成群，间或也能看到虎豹。尤其是蛇。夜里躺下去，早晨常常发现大蛇就盘在身边。山里没有人家，但老百姓却经常来。打猎的，造纸的，采香菇的，烧炭的，都得进山。所以山里不论春夏秋冬，人是不断的。这个山里产的香菇很有名，叫北菇，行销全广东，采菇是当地人民的专门职业。项英和陈毅同志才来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山里。再一个是信康赣区，这里是江西省信丰、南康的交界地区，包括牛井，龙回等十几个圩场。这个地区是曾纪才同志的家乡，以后，曾纪才同志又回到这个地区活动。这个地区从一九二五年有党的活动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革命的武装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二十多年来，经过几次历史的大变动，根一直没断，火种一直没灭。还有一个是南区，在广东省南雄县以南，是南雄、龙南、定南、信丰的交界地区，以南雄为中心。最后一个是上犹、崇义区，是江西省和湖南省的交界地区。这个区分出去以后，因为离中心区较远，以后就断了联系。
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到了油山以后，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巩固和纯洁内部的问题。
江西根据地失败了。这次失败，在油山的同志们看来，比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更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虽然也很惨重，但共产党的政治威信却在人民中间大大地提高和加强了。这次失败，把一个小型的国家丧失了，唯一的希望只剩下了红军的长征，但红军究竟到了哪里，一点消息也没有。一九二七年的失败，九万人被屠杀；这次失败，几十万人被屠杀，几十万的工人、农民被血洗了。游击区里，天天要对付敌人的“清剿”。被“围剿”的资格都没有了。国民党报纸称陈毅同志为“陈毅股匪”。有的同志问：“陈毅股是谁？”陈毅同志说：“那就是我。股者，一股两股，不成名堂之谓也。”过了几天，国民党报纸又登出过“陈毅散匪”，那同志又问：“陈毅散又是谁？”陈毅同志说：“也是我。股的资格也不够了，是谓之散。这样更好，目标小，少麻烦。”
“围剿”变成了“清剿”，“清剿”又变成了“搜剿”，力量愈来愈削弱，斗争愈来愈艰苦，环境愈来愈险恶，这个时候，尽管领导上天天动员，悲观失望的情绪却是很难克服的。陈毅同志无论在大会小会上总是反复强调说：失败是暂时的，高潮很快就会到来。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不是国内阶级矛盾的缓和，相反的，正是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国民党反动统治与广大工农群众的矛盾，是解决不了的。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将更加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其卖国的本质。红军长征，事实上一定会扩大抗日的宣传。抗日战争一爆发，中国革命的形势就会大大发展。中国革命虽然暂时失败，但革命前途是光明的。最好的指挥官，是善于对付败仗，能够败中取胜的指挥官。同志们要沉住气，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陈毅同志的话，在有些人听起来，正所谓“情怀万里外，形迹滞江山”。话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好话，但眼下的处境却实在是太艰苦了。于是有人不辞而别了，有人留帖而去了，有人干脆叛变了。留帖告别的，大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人，自以为来去光明，心无所愧，其实比干脆叛变的强不了多少。出去以后，一被敌人抓住，往往很快就自首；抓住以后还能坚持，而且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的，极少极少，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因为在他自以为来去光明，留帖告别的时候，政治上就已经动摇了。
当时，对于怎样才能巩固和纯洁内部，在山上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对动摇者坚决镇压，对讲怪话的要开展无情的思想斗争。夜里放哨，怕一个靠不住，一定要放三个，三个人彼此监视。这种主张是非常恶劣和错误的，恰恰造成了内部的不团结和恐怖，猜疑，久而久之，必定会自食其恶果。有些地方就是因为采取这个做法而垮了台的。陈毅同志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主张团结道路，自觉自愿。比方有的战士讲怪话：“打南京上海打到这个山上来了。”“革命高潮就在这个山上。”就有人认为是阶级敌人，要斗争。陈毅同志说：“独坐空山，文学艺术都没有，讲讲怪话也可以消遣，不准斗。”
陈毅同志一面不断地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形势的分析，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指出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鼓舞革命战士的斗争意志，一面也具体地指出了当前革命斗争的意义和困难。陈毅同志指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伟大的，但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现在虽说有时候饿饭，但究竟还有饭吃，更困难的局面还在后面。我们现在坚持在这座山上，只有保存力量，等待时机。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党是需要的，我们热烈欢迎。身体弱的，拖不动，也可以出去。出去落在敌人手里，不要翻脸无情，以免将来不好见面。南方游击战争，已经到了很难忍受的程度了。打死、饿死、病死，是家常便饭，不能坚持是可以原谅的。回到家里去，休养休养，只要不投降敌人，出卖革命，我们也不反对。我们几个头子，保存几百武装，和敌人在这大山上周旋，坚持游击战争，终归还有前途，将来也是党的一支力量。”陈毅同志这样一讲，战士中间立即有人喊：“你都能坚持，大家为什么不能？”恰巧这时候有出去的，在外面站不住，又回来了。这个人便现身说法，觉得还是游击区自由，到了外边，吃饭、睡觉、走路都难受。这样一来，动摇的反而坚定下来，不走了。
在艰难的岁月里，强调革命前途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目前困难。只有对目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认识的人，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团结是巩固和纯洁内部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团结必须建立在自觉自愿的民主基础上。民主充分发扬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有一个时期，钱曾经是陈毅同志极严重的精神负担。从江西根据地化装突围的时候，陈毅同志带了一大笔钱，都是些金条。陈毅同志一直把这批金条缠在腰里，冬天还好，衣服厚可以掩饰。到了夏天，腰里不免就鼓出来了。战士们对他的腰部指指点点，有时候上山，爬不上去，有人故意走上来扶一把，一摸，腰里硬梆梆的，便露了馅。这在当时内部不巩固的情形下，很有被谋财害命的危险。陈毅同志考虑了很久。分开背吧，品质不好的，等于发了路费；一个人继续瞒下去吧？已经瞒不住了。有一天，他把战士集合起来，索性把金条全部摊在桌子上，对大家说：“这是党的钱，党的经费。只有这么多，党要我保管，我从来一个都没敢乱用。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我们部队的发展，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略略稳定了，不是每天都有‘清剿’，一个地方可以住一个时期了，我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被一枪打死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回来。这是党的经费，人牺牲了无所谓，钱不能落在敌人手里。”战士们说：“老早晓得了。”陈毅同志建议分开背，战士们说：“党的经费一定要一个最可靠的人背，最可靠的就是你，还是你背。”
四
粤赣边的三年游击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残酷的斗争环境，要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要没有革命群众的同生死共患难，是很难坚持的。
第一年，游击队还有房子住；到了第二年，所有山里的小屋都被敌人放火烧了。房子没得住了，就住造纸的、烧炭的、采菇的留在山里的棚子。这些棚子也被敌人毁了，就自己砍树、劈竹，搭茅草棚。茅草棚的目标很大，容易暴露，敌人搜得很紧，后来就不敢住了。这时候就只靠一把伞。腰里插把短枪，背个包袱，打把伞，这就是游击队。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就睡了。天晴，就找古坟，坟前有石板，往石板上一躺，便卧看满天星月，与天地同归了。大庾岭气候暖，一年只落一次雪，冬天倒没有什么，就是雨讨厌。一开春，二、三、四月都是雨季，天天下大雨，人整天在雨里泡着。一把雨伞，到底是不能持久的，于是又创造了新方法。每人发一块布，几张油纸。找好地方，钉四个桩子，把布一扯，四个脚一扎，搭几张油纸，就是很妙的住处。下雨的时候，地上开几条沟，水就顺沟流了，人也舒服多了。
在“清剿”最紧张的时候，常常没有粮食吃。这时候，就靠竹笋、野芹菜、野杨梅充饥。有时运气来了，也可以打到野猪和黄麂，有时就干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的。比方黄马蜂的蛹就是一种美味。森林里有很多蜂窝，用背柴的长竹筐往身上一套，放火烧窝，马蜂逃走，蛹就到手了。这种马蜂的蛹炒着吃、烧着吃，都很香。不过纵火者倘不小心，就会给马蜂蜇了。马蜂有一种本能，谁放火烧他的窝，它就恨谁，要报复的。夏天，山里的山田鸡很肥，夜里点个火去捉，就都跳到火跟前，动也不动，一捉一大篓，做汤吃，白的象牛奶。山沟里有鱼，叫黄腊丁，捉到这种鱼，又可以对付一两天了。
敌人是狡诈的，常常化装到山里侦察。装做打柴的、捞鱼的、采菇的、过路的，形形色色。游击队的行动不能不非常诡秘。有时不能大声讲话，不能大声咳嗽，一有声音，他就听到了。谁要是这时候害了气管炎，谁就麻烦了。山里不能有火光，不能冒烟，不能有脚印。游击队行动，为了消灭脚印，走过的草都得扶起来。下雨天，顶好在水里走，不过不能丢失任何东西，否则东西顺流而下，敌人就要跟踪而至了。
在这种严重的斗争情况下，坚持游击区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基本原则是公开、半公开，地下党和武装斗争相结合。这种组织形式的基础是人民。三年游击战争的成败关键，就在于党能不能领导广大人民和敌人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国民党对游击区人民的抢劫、屠杀、压榨是非常残酷的。国民党的部队一出动，凡是经过的庄子都要倒霉，杀人、捉鸡、烧房子、强奸妇女，样样都干。国民党威胁群众说，凡是“窝匪”、“通匪”、“济匪”、“当匪”者杀无赦，一家有一人革命，杀全家；一庄有一家革命，烧全庄。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加剧了人民的仇恨，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游击队严格遵守红军的群众纪律，关心群众的利益。“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刘玄德携民渡江，虽暂时给自己造成了一些困难，但终因之而得天下。领导上常用这种道理教育战士。游击队关心人民在这种严重情况下的困难，在政策上允许农民搞灰色的两面政权，原谅群众贴“反共标语”，并对这种两面政权积极地加以领导。正因为采取了这种隐秘方式，游击队才得以和人民打成一片，在人民中进行隐秘的地下活动。对个别农民的反水叛变，游击队一般是采取宽大的教育政策。除危害很大的，万不得已需要镇压时，对家属也要给以抚恤。这一政策是深得人心的。群众都说：“游击队对人，仁至义尽。”
三年游击战争，人民英勇的斗争故事，是述不完的。妇女跟儿童，斗争性特别坚决。有几个秘密的交通站，主要是依靠妇女。有时交通站被破坏了，在敌人面前，他们大都很坚决，没有一个变节的。
有时，便衣的游击队员或是地下党员被捕了，群众便组织起来，到国民党军连部去请愿。打官司，告状，用钱赎，动员和尚、道士、老太婆去哭，样样都来，也常常有效。日子久了，群众便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国民党军常常突然封锁一个庄子，挨门挨户地清查。在这种情况下，万一不幸有人被捕了，抓住，也只死一个。各种毒刑受尽了，硬不讲，还可以活；熬刑不过，讲了，讲一个就会追十个，一牵连一大串，最后是死的更快、更多、更惨。儿子被捕，母亲就给连长送去老母鸡。连长收下老母鸡，在母亲身上踢一脚：“滚你妈的。”母亲倚在门坎上哭，哭得连长不耐烦，就骂：“丢那妈，去，劝劝你的儿子。”儿子吊在房梁上，已经打得半死了。母亲一面擦抹着儿子身上的血，一面哽咽着对儿子说：“连长要我劝劝你，你要知好歹，千万别乱说，要讲实话，连长大人会开恩的。”那儿子心里也就明白了，更坚定了。
庄子里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国民党是想尽了方法试验的。有时候装做游击队的声音，半夜里到老百姓家去叫门，老百姓一听就听出来了。有时佯装打断了腿的红军，一瘸一拐地满庄哀告：“老大娘，阶级友爱呀，行行好吧！”老大娘一眼就看出来是假的。伸手抓住，一面“死土匪活土匪”地骂，一面就鸣锣集众，下死命地打。打够了，才往国民党的连部送，“报告连长大人，我们抓住土匪了。”连长只好捏着鼻子吃哑巴亏，还不得不奖励她们。
有时候，国民党对最不可靠的庄子，也用将计就计，欲擒故纵法，故意在那些庄子里一个兵也不住，放松注意。几个月后，以为游击队麻痹了，不再警惕了，就突然袭击，把庄子包围，把老百姓全部赶入地窖，进行埋伏搜索。这时候，庄前庄后，庄里庄外，树梢、墙头，场坝外边，窗户里边，就都是喑号。树底下牛的拴法，墙头上斗笠的挂法，窗户上纸花的贴法，都有一定的规格。在田里耕田的，被赶进庄子，顺便把牛往树上一拴，把草笠往墙上一挂，游击队远远一望，就知道庄上到了敌人了。敌人的千方百计，没有不被人民识破的。
在最残酷的时候，敌人实行并村、移民、封山，不准一个老百姓进山。山里的给养，主要依靠老百姓，游击队不和老百姓见面，就象鱼离了水一样。但几个月后，老百姓就想出点子来了。山下缺柴，老百姓不进山，就没有柴烧。国民党部队也一样感到困难，于是老百姓就请求进山砍柴。国民党想想没办法，只好派出一连兵，规定了时限，押着几百个老百姓进山砍柴。老百姓每人一条竹扁担，把竹筒打空，在里面装满粮食、盐、腊肉和咸鱼，进了山，乘敌人不防备，一面唱着山歌通知游击队，一面就把竹筒丢在山里。老百姓走了以后，游击队的粮食问题解决了，情况也弄明白了。
这个办法后来给敌人晓得了。敌人就利用这个办法侦察游击队的踪迹。他们冒充老百姓，把食物丢得到处都是，看有没有游击队来。但游击队早已得到情报，根本不去惹他。国民党去看看，东西还丢在山上。等两天再去看看，东西还在山上。就以为这个山里没有游击队，转移了目标。游击队倒因此而得以过上些太平日子。不过，也有意外。肉丢在山里，人不去拿，有时就便宜了山里的老虎，老虎把肉吃掉了。老虎吃了肉，游击队得跟着倒霉，敌人立刻进山开始“搜剿”了。
山里最紧张的时候，游击队有时就带了短枪，穿着便衣到边缘区去活动。在人民的掩护下，游击队和国民党的连部就住在一个庄子上。连长住东头，游击队就住西头，各不相涉。国民党的营连指挥所一安下来，老百姓立刻就打进他们的指挥机关里去了。男人，想法去给连长做伙夫；女人殷勤地去给连长洗衣服，连部的动静，游击队很快就晓得了。陈毅同志有一次甚至带了几条短枪，住到一个土豪劣绅家里去。土豪劣绅心里虽然恨死了游击队，但在群众的监视下，在顶着胸口的几条短枪的威胁下，不得不十分小心地掩护着游击队。国民党绝想不到游击队会藏在他们最信任的土豪劣绅家里，因此，用这种意外手法偶然到土豪劣绅家里去住一次，是最安全的。
五
两支军队进行武装冲突叫做战争。粤赣边的三年游击战争，在这一军事意义讲，乃是一种不象战争的战争。敌我力量悬殊，敌人有时集中到三、四十个团，游击队却只有三、四百人武装，这一形势就决定了游击队必须采取“长期埋伏，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战略意义就在于：第一、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善于保存党的骨干；第二、在粤赣一角，牵制敌人三四十个团的兵力。
游击队的武装是分散的，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八个人，化整为零，和人民结合，广泛地进行伏击战。伏击战主要靠情报，把时间、地点、敌我兵力事前都推算准确了，出其不意，隐蔽接敌，枪一响，要在几分钟内把敌人解决，解决了就走。游击队也常常作远程奔袭，向敌人的后方，敌人最空虚最难防的地方挺进，实行奇袭。在地下党的呼应下，一漏夜荫蔽急行几十里，甚至一二百里，一下子把敌人的乡公所、区公所搞掉。一次，在敌人进山“清剿”最紧张的时候，游击队忽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一面找机会打敌人的区乡政权，一面用各种番号在四乡张贴传单，写标语。再加上群众有意识地“兴风作浪”，闹得敌后草木皆兵。国民党不知道究竟到了多少人，只好在山里收兵，开回来进行防守。谁知国民党部队开回来以后，游击队却一个都不见了。
在一定的政策下，游击队的粮饷，一部分是靠打土豪解决的。打土豪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在政治上打下他们的气焰，使他们不敢对人民为非做歹。再一种是在经济上筹粮借饷。除罪大恶极，血债累累，民愤很大的，一般的不杀。抓住以后，只要肯悔过，肯缴纳战争经费——后来改称抗日捐，就仍然放回家去。较大的土豪，都有保镖。保镖以外，儿子、女婿一大群，都有战斗力。但总有空隙，多少只眼睛盯着他，稍一疏失，就是机会。抓住以后，他们还莫名其妙，摸着脑袋瓜子叹气说：“怎么这么巧，这么巧呢？！”有一个大土豪，住在碉堡里，枪很多，常常和国民党配合打游击队。平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十几条枪保护着，自以为很安全。他不知道整个庄子都跟游击队通着，碉堡里的动静，游击队了如指掌。一天，他接到国民党县长的信，说夜里要有部队下来“剿匪”，部队到了以后，请他配合。他很高兴，预备下好酒好菜准备欢迎。果然，天黑以后，老百姓传说白军来了。接着，几个白军就来叫门，手里拿着公事，说是从县上下来的。大土豪一点也没怀疑，一点也不防备地开门出来迎接；门一开，那些冒牌的白军就一拥而进，放了一排枪，夹了大土豪就跑。这个老朽嘴里直叫：“别误会，别误会。”也没人理他。原来游击队得到老百姓的情报以后，比国民党军早两个钟头进了庄，冒充白军去叫门，使他送了老命。
游击队作战的特点是勇敢，机智灵活，打埋伏，用计策，尽量避免和敌人正面交手。因为力量悬殊，正面交手就一定会陷入被动，而游击队是不打被动仗的。游击队人数虽然少，却力求主动。只有主动，才能避免损失，取得胜利。但有时候，或者是由于没联络好，或者是由于时机没算准，或者是由于不能觉察的什么疏失，也常和敌人遭遇。最怕的是和敌人遭遇，因为不成对手，所以一打就散。山里地形复杂，山高林密，往大树林里，深草丛里，水坑里，乱石后边一躲，是很难搜到的。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沉着。荫蔽好了，无论什么情况，不乱动，不出来，就没事。国民党军大都怕死，有时明明看见游击队躲到水坑里去了，却不敢去搜。连长命令排长去，排长命令班长去，班长命令王占魁去。王占魁没人可命令，心里却有准主意。他知道游击队在暗里，他在明里，搜不到还好，搜到了，游击队二拇指一动，他先吃黑枣。他才不卖命呢！他为了怕游击队误会，眼睛根本不往水里看，扬着头，假意走两遍，就向班长做报告：“报告班长，水里没土匪。”班长报告排长，排长报告连长，连长没法子，干骂两声“丢那妈！”
“丢那妈，土匪都跑了，集合，回去。”连长一面下命令，一面吹哨子集合，一面大喊“走了，走了，回去了。”但他并不真走，走三分之一，留三分之二，故意弄得人马杂沓，其实却把三分之二的兵力埋伏下来了。但游击队是打埋伏的老祖宗，懂得他这一套，不管他怎样装腔作势，就是不出来。两个钟头以后，倒是连长沉不住气了，倒是他先跳出来了。“哈，土匪，好，很沉着，有你的。天快黑了，集合，回去。告诉你，土匪，这次真走了。”于是吹哨子，集合，喊口令，训话，稍息，开步走，丁丁冬冬，看样子是真走了。但走过不一会，立刻就是一个回马枪，又包围上来了。第三次回来，和第一次一样，风不吹，草不动，一个鬼影子都看不见。连长这次真冒火了，他跳着脚骂：“土匪，是不错，丢你妈！老子第一次走，你沉着，第二次走了，你还沉着，你有本领出来干！”他于是命令开火，机关枪，迫击炮往山里胡打一气。树林，草丛，手榴弹乱甩，一边打，一边叫：“那里一个，捉，捉，捉！”一边假充游击队声音：“同志，别打了，我讲！”“那儿一个，大树底下，你看，不是在动！”“出来，出来，出来，看见你了！”有时手榴弹就打在游击队附近，有时游击队也有人负伤，不管伤多重，都忍疼不哼。但多半是胡搞一气，消耗些弹药，闹到半夜就撤走了。
游击队最困难的是武器弹药和药品。饿还撑得住，饿到一定时候，办法就有了。武器弹药最难得，只有靠打仗，抓土豪解决。山里几乎没有什么药品，负了伤，只有抬下山，藏在老百姓家里，用草药敷敷，主要靠养。陈毅同志一九三五年四月初到了油山，六月腿部的伤口发了，化了脓，走不动，只靠万金油，每天抹一抹，一个月后脓穿了，到了九月里，伤口又犯，又化脓，脓穿了以后，就用野蛮办法，把腿捆在树干上，着人拚命挤。挤了有半盆血水，一摸，摸到两块碎骨头。这才扯了一些白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一点一点塞进伤口。就这样，伤口居然好了。
曾纪才同志后来被派到信康赣区工作。一次，他和一个交通员一路，到一个地方去布置工作。路上，他们和国民党军队遭遇了。两个人藏在草里，国民党就拚命搜索。这一带是秃山，地形不好，时间一久，是很难躲过的。看着就搜到身边，那交通员就和曾纪才说：“今天是躲不过了，两个人只有牺牲一个，你是负责同志，我出去，把敌人引开，你赶紧走。”曾纪才同志还没来得及答话，敌人已到了身边，那交通员立刻英勇地站出来，向前走了几步说：“不要搜了，我在这里。”敌人问他那一个人藏在哪里，他说：“在东边，我带你去。”他把敌人引开以后，曾纪才同志才乘机脱了身。后来敌人发现上了当，就狠命地打他，他说：“打也没用，早跑了，你抓不着的。”这个同志就这样牺牲了。
曾纪才同志是一九三六年秋天牺牲的。他名声太大，敌人指名捉他。领导上已经有意调他离开这个区了。不幸正在这时候，他被叛徒出卖了。曾纪才同志被捕以后，敌人对他进行了极残酷的审讯。曾纪才同志说：“不用问了，我就是曾纪才！”敌人问他还有多少人，曾纪才同志回答说：“数不清，都是。”敌人进一步逼供的时候，曾纪才同志怒喝一声说：“问什么，我抓住你，我绝不问的！”以后，敌人虽用尽了种种毒刑，曾纪才同志始终未吐出半句口供。
曾纪才同志在江西根据地的时候，受“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吃尽了种种苦头。但他的革命意志很坚强，并不因此对组织有一丝半点的埋怨。在革命最艰难的岁月，他头戴一顶破钢盔，沿路讨饭，千辛万苦地去找组织。他和陈毅同志会合以后，又立即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和敌人展开殊死斗争。他被捕以后，虽受尽种种毒刑，却临难不苟。曾纪才同志这种高贵的革命品质，是伟大的工人阶级的好子弟，是共产党员的好榜样，是永垂后世，千秋不朽的。
六
新的革命环境，需要有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斗争方式。新的革命形势需要有新的革命策略和新的革命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才能胜利。
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虽然斗争中心已经随红军长征转移了，但是，敌人对南方各省游击区的压力始终没有减轻。敌军为了防止南方各省革命割据的局面再起，在各个根据地都采取了惨绝人寰的屠杀政策。与此同时，敌人的内部矛盾也更尖锐了。广东军阀余汉谋，在两广事变以后，虽然已经投靠了蒋介石，但广东军阀和蒋介石之间依然有矛盾；当地的土豪劣绅无论是同广东军阀还是同蒋介石都有矛盾；土豪劣绅之间，大土豪和小土豪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甚至一个土豪劣绅的家庭里面，也有大老婆跟小老婆的矛盾。游击队的本领，就在于能够正确地掌握、分析、运用这些矛盾，根据这些矛盾，制订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游击队曾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造成了很多革命的两面派。游击队的策略是：积极领导以革命为主的两面派；争取以反革命为主的两面派；坚决镇压反动派。利用矛盾，造成革命的两面派，便于取得情报，取得联络，取得接济，对游击队有很大好处。“左”倾分子曾主张对国民党的乡村政权和土豪劣绅，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镇压，以赤色恐怖对白色恐怖，这种主张是错误的。
游击队所宣传的政治口号，主要内容是：“停止内战，停止反共，一致抗日，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混战。”这一口号曾以传单的形式在游击区广泛张贴，一直贴到南雄城里，影响很大。但“左”倾分子在这一问题上又变成了右倾分子，他们借口避免暴露，反对提任何政治口号，主张放弃党的旗帜，以土匪姿势，长期埋伏。这种主张无疑也是错误的。保持党的旗帜，保持部队，保持各种政治口号，才能团结广大群众，才能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流为土匪，一定灭亡。
陈毅同志主张，对重大的政治事件，游击队一定要以党的名义表示态度，发表宣言。如两广事变，七君子事件，华北自治事件，就都发表了宣言。
在游击队所处的环境里，散传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没有铅印机，连石印机、油印机也没有。辛辛苦苦地写好一张传单，只能用笔抄十多份。抄好了，派交通员到公路口，桥梁，乡镇去贴。交通员为了分发这十几份传单，要冒很大的危险，走出去好几天。当天出去，最快也要第二天晚上才能回来。影响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把国民党引进山来了。国民党发现传单以后，马上就调动部队，进山“清剿”。因此，有人就讥笑说：“有什么影响，自找麻烦。只对国民党有影响。”
然而，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影响，对人民还是有影响，尽管这影响确实不及把国民党军队引进山来那么明显，但党的政治主张和号召，毕竟通过这些传单，逐渐印到人民心里去了。
所以，陈毅同志回答这种讥笑说：“现在是有点麻烦，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麻烦点不要紧，多走几步路就是了。”
当时在游击区，最感困恼的是和党中央没有联系。当地报纸，上海报纸，香港报纸，虽然用尽种种方法，也零碎的搞到过一些，但东分析，西分析，到底不能完全弄懂中央的政策。陈毅同志为了和党中央联络，曾经写过很多信给上海的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这些信自然是写得很隐晦，很曲折的，所以一封回信也没接到。比方，有一次他写信给鲁迅先生说：“我是史铁儿的朋友，史铁儿兄在病死以前，我跟他是在一起的。我们都非常关心史铁儿的家属，不知你能不能费神打探一下，告诉我们。”史铁儿是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发表文章的一个化名，瞿秋白同志和鲁迅先生的那种亲密的革命友谊，是尽人皆知的。这封信算是写得最露骨了，但一样没有回信。
这种盼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急切心情，一次，却几乎闯了大祸。有一个交通员带来了一封信，写信的人叫陈海。这个陈海说，他是从陕北来的，带来了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要面见负责同志。陈海恰巧钻了这种急切盼望的空子。陈毅同志派了人去了解，这个陈海对内部情况很清楚，问他党中央有什么指示，他说：“这很重要，要见了负责同志才能谈。”跟他说负责同志不在这里，他说：“我知道，红军长征以后，负责人到了油山，见面就认识了。”这个人虽然来得蹊跷，不能深信，但因为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党中央会派人来的信念，不信又怕错过机会。于是经过两个星期的考察以后，就跟他见了面。谁知见面以后，他又说不是党中央派来的，只是六军团的一个干部。六军团长征的时候，他掉了队，流落在这里修马路，他是来归队的。问他为什么冒充是党中央派来的，他说：“我要不说是中央派来的，你们就不会见我。”他又说，他在修马路的时候，和国民党的部队混得很熟，国民党的部队生活很苦，怨言很多，他有了机会，可以搞兵暴。这又恰巧投了脾胃，因为游击队最希望的，就是国民党的士兵暴动。于是谈了几次，给了他一些钱，又把他派去修马路了。这个人倒是有些办法的，不久，他就买了大批港沪出版的进步报纸，给交通带进来了。过了几个月，他又进来说，国民党有一个连，内部情绪非常不稳，第三排有一个班长，过去当过红军，已经跟他有了联系。这个连全连都搞过来也许不容易，第三排有把握，第二排可以搞一半，说的有眉有眼。他又说：“国民党的兵，就是要钱，兵暴的时候，恐怕得花点钱。”骗走了很多金条。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跑进来说：“这个连好容易有点眉目了，想不到忽然开走了，开到广东三水去了。这个怕不行了，别的连还有办法。我总要在兵暴上作点贡献。”他又说，给他的钱，没敢胡用。在大庾（即今大余）搞了个机关，开了个糖铺子。他把店名，街名和门牌号数写下来以后，再三叮嘱说：普通人，要到大庾去，就可以到这个糖铺子落脚。负责同志千万不要去，搞兵暴的地方，很复杂，有危险。”他这次出去以后，当天下午，就派人送了个信来，说党中央来了个代表，已经到了边缘区，请示怎样办，还是带他进来，还是首长出去？
开始，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对这个陈海不是没有警惕的。跟他见面以后，立刻搬了家，见了面，也是老周老刘，使他摸不清是谁。但日子久了，警惕就放松了，陈海可以自由进山，见过面，也不一定马上搬家了。这时候，陈毅同志就决定亲自下山，先秘密地到大庾去，查清陈海的虚实。
谁知陈毅同志从这条路下山，陈海却带了国民党部队从另一路进山了。原来这个骗子，一出游击区，就被国民党抓住了，抓住了立刻叛变，先用一封信稳住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随后就带了队伍进山抓人来了。
陈毅同志到了大庾，找到了那个糖铺子。陈毅同志进去买了点糖，搭讪着问：“掌柜的在不在？”铺里的人说：“昨天出去了，还没回来。”才讲了这么两句话，远远的就看见国民党的队伍直奔这个糖铺来了。陈毅同志急忙一溜，溜进一个小巷子，转了两圈，又回到一个临街的茶馆坐下来。眼看着那糖铺子给国民党军队封闭了。
陈毅同志知道出了事，就急忙顺原路往回赶。刚翻过一条大山，就看见对面山上满是国民党队伍。陈毅同志只好找了个隐蔽的山坳休息。天下雨了，国民党军队正集合撤回大庾。一路上，国民党士兵骂骂咧咧地说：“捉了个土匪婆。”“土匪吃的也不错，比我们还好呢。”“土匪真有种，干倒了我们好几个。”“老子看见土匪躲在水里，就是没人敢下去。”
人静以后，陈毅同志到住处一看，棚子烧了，锅碗砸了，事后知道，烧饭的一个女同志给抓走了。陈毅同志知道项英同志就藏在身边，放开嗓子叫：“我回来了，国民党走了，出来吧！”项英同志不出来，越叫得紧，越不出来。陈毅同志急了：“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你连我也不相信了。”项英同志还是不理。陈毅同志没法子，猛的记起和曾纪才同志一起去叫他老岳母门的经验，知道项英同志怕挨回马枪，就说我在杨梅坑等你，你要转移，千万别把我甩了。一直到下半夜，项英同志才悄悄地找来了。
国民党从奸细陈海的嘴里知道，山有大树，树有大志。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跟陈海见面的时候，虽然化名老周老刘，但那么善于做政治分析，动不动就是几条矛盾，革命政策，便断定是大家伙。陈海叛变以后，国民党进山大剿，把猎犬，探照灯都带进山来了。猎犬已经够讨厌了，夜里又用探照灯到处乱照，行动非常困难。把野猪、山牛、老虎赶得满山乱跑，山里很难站脚了。这样一直打了一个月。有一天，敌人忽然退走了，人影子都看不见了。第二天，老百姓就进山砍柴，唱山歌，太平无事了。
原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了。
七
但在南方各省，国内和平却是在芦沟桥事变以后才实现的。
蒋介石被释放以后约十天，便集中大量部队向南方各省的游击根据地进行血腥的进攻。西北是缓和了，南方可比任何时候都紧张了。
蒋介石阴谋在国内和平实现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以前，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各省的中共武装。他恩将仇报，扬言朱、毛是真正的共产党，在朱、毛的队伍里，还不乏仁人志士，这个山上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是被真正共产党丢下的，是“土匪”，一个仁人志士也没有。“土匪”是要剿灭的，不仅我现在要剿，将来朱、毛回来也要剿。
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到七月十号，是三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敌人把游击队包围在上、下杨梅以南地区，天天打，日日夜夜地打，枪炮声时时刻刻响个不停。直打到七月十一号，忽然没事了，平静下来了。十二号一天过去了，十三号一天又过去了，都没事。国民党军队统统撤走了。从征候上看，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变。
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抗日战争的战鼓擂响了。
接着，大庾、南康、信丰三县的国民党县长被迫联合发表告中共同志书，什么“中共同志素主抗日救国”呀，什么“爱国志士，无任钦佩”呀，什么“正爱国志士抗日效命之时”呀，什么“欢迎下山谈判”哪，倒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官样文章。
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大转变开始了。
游击队一面准备整顿队伍，迎接大发展的局面，迎接抗日的局面；一面派人到大庾、赣州去探听虚实。派下山的人一路被国民党大拍马屁。到处请吃饭，“欢宴中共志士，欢迎下山，北上抗日。”他们希望游击区能派一个负责同志去谈判。
粤赣边和党中央断了联系，已经在山里“面壁”三年了。中央的政策是不知道的。没经请示党中央，便擅自下山和阶级敌人谈判，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但缩手缩脚又要丧失发展的机会。南方各省的游击队需要联合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而要联合，就得充分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项英、陈毅同志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研究考虑，决定利用机会先把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联系起来。谈判原则是：可以同意南方各省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国民党应尽量给以交通上的方便，以便能迅速地和各游击区联络；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由中共中央负责，游击区无权谈论。于是便决定一面提高警惕，一面派陈毅同志下山谈判，负责联络各分散的游击区。
陈毅同志下山以后，在大庾，在赣州，受到了殷勤但却是虚伪的招待。县长，专员，国民党军官都表示：“我们久仰陈先生是抗日救国志士，一向非常钦佩。”大庾县长更把一片“好心”向陈毅同志献上，他说：“全江西只有八个保安团，陈先生，江西是你们的。”但在这种“好心”后边，却射来了暗箭，国民党报纸登载了显著的消息：“共匪陈毅投诚。”陈毅同志大怒，大庾县长急忙解释：“陈先生，对不起，我们就是这一套，报纸造谣，是做个样子给英美看的，实际上我们就是捧你，官上加官。”当陈毅同志坚决抗议的时候，那县长便说：“这是党部干的，国民党就这一套。”陈毅同志表示愿意跟党部谈谈，并且指出：“三民主义难道能口是心非，装样子取媚英美帝国主义吗？”那位县长大吃一惊：“你怎么跟他谈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跟这有什么关系？别跟他讲那些，三民主义，狗屁不值。陈先生，你在山上日子久了，可不要把国民党是什么都搞忘了。”第二天的报纸换了口气，改成“共党陈毅接洽抗日合作事宜”了。在赣州，国民党官员们在酒席筵前，拚命问陈毅同志下山以后的感想。陈毅同志说：“没有什么感想，只有一点不舒服。在井冈山的时期，你们出赏格买我的头，花红是二千，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期，花红涨价了，涨到了五万。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红一下子从五万跌到二百，你们出二百就想买我的这颗头，太瞧不起人了。”官员们一迭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在国民党四十六师政治部，那位政治部主任细声细气地对陈毅同志说：“陈先生多年不出山，刚刚出山，我们不见外。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西北大局是，全部归顺中央。”陈毅同志质问他：“你究竟代表谁，莫非代表英美吗？”他慌乱地说：“对不起，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们中央委员会有个文件，指示我们这样讲的。我把文件拿给你看，请看。”陈毅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说：“你要是代表英美跟我谈，我从此不跟你谈了。”他又是几个对不起，连声“请坐，快请坐。”唉声叹气地解释：“我们这个政治部，和你们不同，我们是花瓶，摆样子的。陈先生，你对中国情况还不够熟悉。”陈毅同志说：“我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时局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变。我要不顾抗日大局，整个江西就是我的！”他连忙说：“是，是。很对，很对。”
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在江西根据地，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正确地估计这个变化，掌握环节，制定新的革命方式，革命策略，就能够积蓄力量，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不能正确地估计这一变化，就不能适应这一新的斗争环境，就有毁灭的可能。
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人民的英雄大无畏的勇于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是无庸置疑的。问题是党的正确的坚强的领导。有党的正确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革命的英雄气魄，无论在任何难以忍受的艰苦斗争环境里，都会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战胜其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没有党的正确领导，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发扬，革命就会遭受挫折。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正确的领导。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经过千锤百炼，组成了一万多人的精锐部队——新四军，开赴敌后的抗日战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