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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是一道界碑。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来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自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地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地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
继蒋介石叛变以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其反动的性质，实际上和蒋介石已经没有区别。他们一样地杀共产党人，一样地捣毁农民协会，一样地解散工人纠察队。所不同的，这些罪恶是在“东进讨蒋”的口号欺骗、掩饰下进行的。武汉政府当时宣布张发奎为江右军总指挥，唐生智为江左军总指挥，东进讨蒋，对革命人民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事实上，在他们的司令部里，日本特务公开活动，这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这个问题上的矛盾。
在东进部队中，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为首，主张起义，于是就在南昌暴动起来了。起义以叶挺的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贺龙的第二十军两个师，朱德的教导团为基干。
八月一日就全部占领了南昌，顺利解决了城内敌人。人民对叶、贺部队的起义是支持的，对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是欢迎的，对国民党的叛变是愤怒的。广大的指战员，在艰苦的斗争中，也是非常英勇的。
陈毅同志当时在“武汉中央军校”负责党的工作。军校学生有七八千人，其中有七百多个党团员，还有很多同情分子。八月二日，陈毅同志和军校的学生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七八千学生坐了几十条船，每艘小火轮船拖三四条木船，每一条船上坐几十个人，浩浩荡荡，蜂拥直下。军委的命令是叫军校东进“讨蒋”，归张发奎指挥。军委并没有告诉他们南昌起义的事，只是说，中途可能有变化，要他们有应变的准备。这支军校的队伍因为不知道南昌起义的事，所以准备很不够，几乎是没有任何准备。学生们大都是徒手，小部分人有枪也是烂枪，很多枪没有子弹。党团员在船上坐得很分散，根本没有应变的部署。长江到处都是船，哪个人坐在哪条船上都不清楚，连联系都不易办到，统一指挥，更谈不上了。八月四日，船到九江，但张发奎不准船靠岸，这一下，情况严重了。不一会儿，张发奎的兵到船上来说：“有枪的把枪放下，国共分家了。”军校七八千学生就这样在船上被缴了械。下午，船才准靠岸。上岸后，张发奎把学生集合起来讲话，他喊着说：“国共分家了，共产党站那一边，国民党站这一边，分一下，别误会。”他不好意思说左边、右边，只笼统地喊那边这边。但那边当然没人敢去站，一喊，都站到这一边了。
当晚，陈毅和其他几个同志在党内就布置了一下，指出了几条路：一条可以回家，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一条，连夜出发到南昌去和叶、贺的部队会合；再一条，就是还没有暴露的同志，可以留下。大约有二百多人愿意留下，这二百多人组织了个支部，陈毅等同志估计叶、贺可能到广州方面去，张发奎部也一定向广州，到广州后，再跟自己的部队会合。以后，这二百多人，果然成了广州暴动的基干。这次被缴械，在学生中间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学生对汪精卫的反动，非常愤怒，登岸以后，七八千人，走散了一大半，只剩了二三千人。这些走散了的，其后有个别的到了井冈山。
那时，陈毅同志是著名的“红色分子”，只好埋伏在特务连的连部里面。特务连的环境较易荫蔽。连长肖劲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二、三排的排长都是同情分子。那些同情分子对陈毅同志说：“你是CP分子，我们今后还是要合作的。我们一定不要自相残杀。你在我们这儿不要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我们决不会对你怎么样，上面要是有命令，我们芝麻大的官也护卫不了你，你再走也不迟。”这是当时中下层干部的普遍心理。对于汪精卫残杀共产党、工人、农民、学生，中下层干部普遍是愤慨的。后来因陈毅和肖劲同志的身份太暴露，所以还是决定走，去找叶、贺。
陈毅等同志离开特务连后，连夜出发，从九江往东走，一夜走了三四十里。一路上，他们看到老百姓很恐慌，都说兵变了，家家关门闭户，不敢收留外乡人。农民协会的牌子都被砸烂了，土豪劣绅又横行霸道起来，本地的地主武装“团练”在路上武装盘查，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就抓。几个“团练”用枪指着陈毅问他们是干什么的，陈毅说是当兵的。又问他们到哪儿去，陈毅同志说回家，不干了。就这样把他们放过去了。这时，快天亮了，他们走了一夜，既没吃东西，也没地方睡，住家不要说，就是旅店伙铺也都把大门关得紧紧的，门敲不开，一听说是当兵的，谁也不敢收留。没办法，他们只好到山上树林子里休息了一下。天亮以后，他们又继续走，大约走出了六十里，慌乱的情况才没有了，也可以买到东西吃，田里也有人耕种了。陈毅同志赶紧买了几件老百姓衣服，换了便衣，就到一个面摊子上打听到南昌去的路，那个卖面的说，到南昌可以在姑塘赶船，姑塘有船开往南昌。
一路上，他们看到可疑的人很多，那些人都埋头各人赶各人的路。谁也不招呼谁。陈毅同志有意和一个人攀谈了一下，那个人对陈毅同志说，你老百姓不懂，现在汪精卫也杀自己人了，背叛革命，背叛工农，还骂苏联。苏联有什么不好？他说汪精卫是假革命，我们青年人受了他的骗，决定不干了。陈毅同志又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说，我不够资格，象我这样的，共产党不收。我现在回家去，反正不干反革命。这是当时一般人的普遍情绪。
陈毅同志到姑塘后，正好赶上船，就漂鄱阳湖赴南昌。船上有几个广东人，陈毅他们一看，估计这几个人一定也是部队里的。船上的人都在纷纷议论，有的说张发奎的兵开到九江了，有的说贺龙在南昌暴动了。一个有点流氓气的老头子怪论最多。他说：“蒋介石是乌龟下凡，他妈偷和尚，他是和尚的儿子。”又说：“孙中山这个人还不错。就是老婆娶坏了，不该跟乌龟做连襟。”原来大伙听着他的怪论，很逗笑，但他一诬蔑孙夫人，那个广东人忍不住了，忽然怒气冲冲地喊了一声：“蒋介石是坏蛋，他和孙夫人有什么关系，孙夫人是革命的，你再胡说，我就揍你！”那老家伙没想到会有这一着，立刻哑口无言了。这以后，大伙讲话就有了顾忌，谁都闭口不谈国事了。后来陈毅同志到了叶、贺部队，这广东人也到了，恰巧把他派在和陈毅同志一个连里，陈毅还和他开玩笑说：“你在船上的威风，我已经领略过了。”
陈毅同志六号晚上到南昌。一到南昌，他们才知道叶、贺已经退了，张发奎进了南昌，那时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到处谩骂共产党，又开始捉共产党、杀共产党了。从九江动身的时候，事先规定了几个在南昌的接头地方，但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根本不便去问，叶、贺究竟到哪儿去了，也不敢探听。好容易听人说，叶、贺部队往临川、福州方向去了。他们当时觉得很奇怪，没估计到起义军会走僻路往潮汕，以为这消息一定不确实。当时，城里很紧张，陈毅同志又没住处，不敢投店，也没熟人，非常危险，最后，他们还是决定出城去追赶起义部队。
他们出南昌十多里，到了一个渡口，发现渡口上有一条渡船，还有一个人守在船上，却不肯渡人过对岸去，说是封渡了。陈毅同志一看，那个人很怪，穿一件西式衬衣，一条西装裤，不象是船夫，一定有名堂。他就问这个人叶、贺的部队到哪儿去了，那个人说往临川方向去了。又问他是不是去吉安了，他说没去吉安。陈毅同志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他是学生联合会的，叶、贺早晨出城时，曾跟学生联合会有过交涉。接着陈毅又问他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城里乱得很，张发奎也杀学生联合会，他躲在这儿，过几天，等秩序恢复了再回去。听他这么一说，陈毅同志又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急忙说：“不是，不是！”
知道他的政治面目后，陈毅同志就请他帮忙，找个地方住，找点东西吃，他满口应承。等船夫回来后，他就叫船夫把船划到江心，靠在沙洲旁边，这天夜里，陈毅就睡在船上。第二天，又请船夫把他们送到向临川去的李家渡。
过了李家渡以后，沿路乱得很。很多“团练”流氓在路上盘查搜索，见人就问：“有没有表？卖给我！”也有搜腰包的。
在路上，陈毅同志碰到了几个军官，看样子是蔡廷锴第十师的，正蹲在路上吃西瓜。他们一打探，才知道蔡又叛变过去了。原来南昌起义时，叶挺扣留了蔡廷锴，想争取他的第十师一齐起义。蔡被扣以后，队伍也就带过来了。第十师的营连干部，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人主张撤换蔡廷锴，加强第十师的领导。但由于缺乏经验，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对这支军队进行改造。退出南昌时，叫他担任前卫。谁知他就走了另一条路，到进贤去了。到了进贤后，蔡就把他认为不稳的营连干部清出来，送走了。这几个吃西瓜的军官，就是从进贤来的，陈毅问那几个军官出了什么事，一个军官说：“蔡廷锴把我们赶出来了。”这个第十师后来虽扩充为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但终于被蒋介石编散、吃掉了。
陈毅同志赶到临川，总算追上了起义军队伍。在那里见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并报告了军校学生在九江被缴械后的情况。那时赣东有一股土匪武装，土匪头子姓邓，自称邓司令。这位“邓司令”通过一个后来成了翻译家叫傅大广的人，和叶、贺接头，愿意接受叶、贺的委任，条件是发他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候，朱培德的队伍正紧跟在我们后边。当时考虑，朱培德迫近时，用他这股力量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党派陈毅同志到这个土匪部队去领导，由傅大广介绍去。傅和陈毅等同志见面后，就把他们安排在一个旅馆，说等一下就带他们去和邓司令见面。谁知陈毅等同志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未等到那个什么邓司令，也没等到傅大广，却把朱培德的反动部队等来了。朱部进了临川，就在街上戒严，抓共产党。再等下去很危险，他们就决定赶紧出城。哪知一出城，就被敌人的步哨抓住了，硬说他们是共产党。朱部大都是云贵人，陈毅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大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他一听陈毅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他们快走。
他们刚走出来，迎面正巧碰上傅大广，这位先生也正惶惶然赶出城来，他一见陈毅就说：“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走了，人也不见了。”听他这么一说，陈毅很生气，还是坚持要他带路，去找那个姓邓的。他说：“找不到了，要找，你们自己到山里去找。”没办法，陈毅只好跟着他，还是要他设法带他们去。他们一起走了三四里，天就黑了，谁知走着走着，傅大广进了一个门，把门一关，不见了。这一家不知是他的亲戚还是他的家，他一进去，就再也不出来了。陈毅敲了半天门，在外边喊，他理也不理。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去赶队伍。就这样，他们连夜赶了五十里，到了宜黄，才追上了起义军队伍。陈毅到了队伍，就被分派到七十三团做党代表。
七十三团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武装，从一九二三年就建立了。这个团的前身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独立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最出色、最有功绩的部队。一九二四年，叶挺同志从苏联回来后，就任这个团的团长，我党很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象陈赓、周士第等，都在这个团工作过，党对这个团的领导也是坚强的。从一九二四年成立以后，这个团从没打过败仗，第一仗在衡县以南的攸县，就把北洋军阀打得落花流水，打垮了北洋军阀六个团。蒋介石当时以叶挺这个团为前锋，阴谋使这个团孤军深入，覆灭在北洋军阀的手里。只是因为这个团英勇善战，才使蒋的借刀杀人的阴谋没有得逞。第二仗打汀泗桥胜利了，第三仗攻克武昌又胜利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这个团起了决定的作用。以后在河南打郑州、克开封，威名远扬。这个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扩编为师，抗日战争时，改编为一一五师的教导一旅，皖南事变后，开入苏北地区，成为新四军的七旅。这是我党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战斗传统的部队之一。
陈毅同志到这个团工作后，就立即下到连队了解情况，他觉得战士们的情绪很高，很有信心。战士们对蒋、汪很不满意，都知道他们是反革命，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抛弃了。在党的教育下，战士们为民众谋利益、为工农打天下的朴素认识是有的。他们对共产党很信任，都说共产党好，并且也很自豪，夸他们是共产党的党军。因为有为民众谋利益的朴素观念，所以纪律很好，那时候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不扰民的观念他们还是有的。战士们的作战信心普遍很高，对尾后的国民党追兵是瞧不起的。
起义军到宁都以后，国民党已有了戒备。桂系军阀集中了很大力量，广东军阀也以钱大钧所率的十八师、新编第一师、新编第二十师和新编第四师，到瑞金、会昌一线来堵，而朱培德就紧紧地跟在屁股后面。那时，起义军的力量是贺龙部二十军八个团，叶挺部第十一军六个团，朱德第九军只有一个教导团，朱德同志当时是先遣司令。
起义军过广昌后，决定叶、贺分兵两路前进，约定在壬田会合入瑞金。壬田是通往瑞金的必经之路。起义军推进至壬田市，贺龙就和敌新编第二十师王文翰部相遇，在壬田市一个遭遇战，就把王文翰打垮了，敌人退至会昌。起义军到达瑞金后，前敌委决定攻打会昌，以除后顾之忧。在会昌城外的南山岭，战斗打响了。从头天晚上打到第二天下午，才解决战斗，我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计全歼钱大钧四个团，钱大钧溃不成军，退到广东梅县一带去了。第二天，部队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桂系黄绍竑的部队就从我军的侧背赶到了。他从赣州赶到会昌，恰巧跟我们翻了一个个，即从我们的攻击原路来攻击已在我手中的南山岭。打了一天，我们消灭了他约两个营，他便狼狈逃跑了。
这时候，如果起义军乘胜追击钱大钧，把钱大钧全部歼灭，是极有可能的。由于当时我们的经验很少，追钱，又怕黄迫我之后，而且南山岭一仗，有大约上千名伤员，这些伤员也没法处理。客观环境也是艰苦的，这个地区没有革命基础，几十里路群众都跑得精光了。军中缺粮，饭吃不上，也找不到人抬担架，困难是很多的。于是便决定走瑞金，至长汀，再由长汀乘船到汕头。这条路很偏僻，山多林密，群众基础很差，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汕头。后来三河坝分兵，反革命集中全力对付叶、贺。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到了汤坑，遂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几乎全军覆灭。
汤坑战败以后，贺龙同志受党的派遣，化装潜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叶挺余部除少数在饶平和朱德率领的二十五师会合外，大部由一个姓董的团长率领，会合了海陆丰农民暴动的队伍，和广州暴动撤出来的武装，约三千多人，就在海陆丰和东江一带坚持。后因政策和军事上的错误，死打硬拚，在东江也被打垮了。他们虽没有坚持下去，却播下了其后在抗日战争中东江游击队的革命种子。
在三河坝，我二十五师和反革命打了一仗后，也有些损失，在朱德同志率领下，由三河坝向饶平方向撤退。为什么退至饶平呢？还是想接应叶、贺，和叶、贺会合。一直到和叶部少数撤退出来的部队在饶平以北的茂芝会合以后，才知道叶、贺主力作战已失利。
这时候二十五师约有两千多人，以七十三团做基础，编为第一营，算是个大营，共四个连，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朱德同志的教导团编为第三营，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时候，朱德同志成为这支起义军保存下来的部队的领袖。这支军队虽然有了自己的领袖，但处境却是非常困难的。人心涣散，士无斗志，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一些人就三三两两地向岔道上走了。象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战斗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思打仗。到了大余，两千多人只剩了九百多人，但这九百多人却是最纯洁的、最坚强的战士，到大余以后，就没人逃了。
那时，朱总司令不论是行军，不论是在三河坝，不论是打仗，见人就谈。他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朱总司令说，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大革命失败了，不勉强。跟我走，只要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类似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够成功。对于中国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对于反革命整天跟在我们后面怎么办的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他总有一天不追的，因为中国的军阀、官僚、买办、封建地主，他们之间不可能协调，等他们自己相互打起来，就不会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果然，这支队伍到了大余后，蒋桂混战起来了，反革命就不再追了。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八百多个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除了现在还在的粟裕等同志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却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落，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强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总司令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是自然的，绝不是偶然的，是由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
到大余以后，反革命自己打起来了，屁股后面没有追兵了，部队可以休整了。朱德、陈毅同志便利用这个机会，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整编。通过整顿，部队看到了光明，情绪稳定了。正在这时候，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便更增强了勇气和信心。毛泽东同志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共产党员、农民运动的领袖，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很有影响。当时部队里的湖南人最多，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于是到井冈山找毛泽东去，便成为部队每一个人的希望。
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同志在发动了湘南起义后，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向井冈山进发，终于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