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文集

周作人文集，分民俗风物，生活情趣，文学评论，追怀故人四部分。

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除序与后记外，收文三十七篇，计一九三一年二篇，一九三二年一篇，一九三三年九篇，一九三四年一至七月二十五篇。主要是《看云集》之后的作品。“夜读抄”原是一九二八年为《北新》杂志所写系列文章总的题目，但只发表了两次即中止了，原在此系列中之《游仙窟》后收入《看云集》。后记说：“《夜读抄》一卷，凡本文二十六篇，杂文十一篇，”系就是否“关于一种书”来划分，此处“杂文”含义自不同于从前用法，实际上均系文化批判之作。在周作人的众多作品中，《夜读抄》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从《夜读杪》真正开始，周氏由此建立了自己成熟定型的风格。

本书是周作人的杂文集，收录杂文21篇，包括《苦口甘口》、《梦想之一》、《论小说教育》、《武者先生和我》、《遇狼的故事》等。本书曾于1944年11月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本书是继《药堂杂文》之后的作品，在写作风格上也秉承了《药堂杂文》的特点。本书中，作者开始对读书进行一种回忆，进入了一个“总结时期”，因而收录的文章中有不少谈论思想问题的文章。同样，本书也延续了其一贯的怀念故人，抒发读书之所感的风格。

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10月初版。收作者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间所写文章48篇。1987年7月岳麓书社根据1936年4月第2版校订重印，并据《苦雨斋序跋文》补入原本未收入的《苦茶随笔小引》一文，新编了索引。周作人在《后记》中说：“《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实在太积极了，实在是彼劳无用的事。”“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在《论语小记》(初载1935年1月10日《水星》月刊第1卷第4期)一文中，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隐士与西方的隐士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是“宗教”的，前者则是“社会或政治”的，既是政治上失意后的退路，又是政治上新的进取的准备。并说：“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于隐者的同情。”在《关于写文章》(初载1935年3月24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44期)、《关于写文章二》等文中，作者针对有人批评他“近来写文章不积极，无益于社会”，说：“我不想写祭器文章，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重申了“文学无用论”的观点。在《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等文中，作者对朋友的死表示了深深的悼惜，认为“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在《日本管窥》(初载1935年5月13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8期)等文中，周作人谈及日本问题，分析了日本国民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们“由君臣主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书中还收有作者为俞平伯《古槐梦遇》、李广田《画廊集》等9本书所作的序跋，以及阅读《论语》、《东京散策记》等书所写的读书笔记。

收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牍，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辟了一条新路。

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3月初版。收作者1936年下半年所写的散文33篇。周作人在《题记》中说：“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与中庸夹在一起”。《家之上下四旁》一文批评了中国的家庭关系及封建伦理中的孝道。《谈日本文化书》、《怀东京》、《东京的书店》等文叙写对东京的怀念，认为“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等文，介绍了鲁迅早期的情况，特别推重他“不求闻达”、“勤苦作事”的精神和“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以及“寄悲愤绝望于幽默”的创作特点。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周作人谈到了他创作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我所有的只有焦躁，这说得好听一点是积极，但其不能写成好文章来反正总是一样”。

散文集。周作人著。列为“艺文丛书”之六。新民印书馆1944年9月初版。收散文23篇。大多为读书志，如《南堂诗钞》、《东来博议》等;也有漫谈，如《谈劝酒》、《谈宴会》、《谈娱乐》、《谈文字狱》等。《关于阿Q》一文，颇具史料价值。此外，还有《〈秉烛谈〉序》、《〈桑下谈〉序》2篇小引。

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册192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19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76篇;下册1928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21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56篇;上下册共计收杂文132篇。1987年9月上海书店根据1936年6月第5版影印出版，并将上下册合订为一册。周作人在本书初版的《序》里说，“《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祖先崇拜》(初载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期)、《思想革命》、《罗素与国粹》、《重来》、《道学艺术家的两派》等文，批判了中国原始野蛮的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这些杂文都是声讨“非人的道德”的战斗檄文。《前门遇马记》(初载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期)、《南北》、《卧薪尝胆》、《养猪》等文，揭露新旧军阀的凶残暴虐，嘲弄和怒斥了助纣为虐的无耻文人，赞颂了英勇献身的民主战士，显示出战斗的杂文风格。收在《谈虎集》下册的《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裸体游行考订》等，具有反帝民族意识，对现实感应敏锐，笔锋犀利。矛头指向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的反动喉舌《顺天时报》，指出“中国人的中国”不容日本的“支那通”来干涉。这些杂文与抗战时期作家的言行，有着明显的差别。《谈虎集》中还收有对各种时弊针砭的杂文，有对批评界的“人身攻击”和“隐恶扬善”行为而发的(《翻译与批评》)，有对资本家“掩耳盗铃”地“主张禁娼”的怪事而发的(《资本主义的禁娼》)。这些杂文的笔锋触及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剖析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

现代评论集。周作人著。 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2月初版。收文章21篇，另有序文两篇。为1917至1926年间所作，除3篇文字外，其余大部分作于1924年以前。其中《人的文学》一文发表于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号。他说，“我对于文艺与人生的意见大抵在这里边了，所以就题名曰《艺术与生活》。”并承认里面大部分文章有着浓重的“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自序一》)。《艺术与生活》收录的大多是比较严肃的文章，态度也比较激进，为作者赢得了文坛的声誉。本书大致包括3方面内容：1、倡导“人的文学”，要求文学具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坚决反对阻碍人性向上发展的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要求普遍与真挚的平民文学精神。后来，为了防止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说教，他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又把“人的文学”主张改称为“人生的艺术派” 2、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尺度广泛介绍欧洲和日本文学。特别钦佩从《圣经》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爱的福音”的文学。俄国作家注重人生，左拉的直面人生，都得到了他的称赞。他欣赏日本的诗歌与小说，要求中国人向日本学习，“创造的模拟”外国文化(《日本近三十 年小说之发达》)。3、积极宣传新村主义。本书集中反映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他提出比较系统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使刚刚起步的新文学具有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并启发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提出。由于人道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周作人在“五四”以后逐渐消退了对“人的文学”的巨大热情。但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某些文学主张和基本精神，对新文学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随笔集。周作人著。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被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前有《小引》，后有《后记》，收文章49篇，多为读书随笔。如《谈金圣叹》、《读禁书》、《关于禽言》、《谈油炸鬼》、《说鬼》、《谈土拔鼠》、《关于活埋》、《情理》、《常识》、《谈文》、《再谈文》、《谈中小学》等等，都是很有名的随笔文字。其他读书札记也不少，如《 〈冬天的蝇〉》、《 〈醉余随笔〉》、《 〈煮药漫抄〉》、《 〈如梦录〉》、《 〈古南余话〉》《〈广东新语〉》、《〈我是猫〉》、《 〈日本话本〉》等等。《儿时的回忆》、《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一类的抒情文字，比较少见。在《小引》中，周作人说，《庆宝会稽续志》记载：“山阳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而《嘉泰会稽志》则云：“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周作人说：“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自30年代初始，周作人的随笔，多抄古书，如《夜读抄》、《苦茶随笔》中的文章，多如此。在《苦竹杂记后记》中，周作人引用给友人信中的文字，为自己辩解，并攻击左翼作家。他说：“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又说：“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不论怎样，躲入书斋，多抄古书，总是周作人落伍的一种表现。但《苦竹杂记》中这些札记式文字，确实写得极好，抄古书，能够随手征引、左右逢源。在30年代，随笔文字能写得如此之好，周作人却是第一家。

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初版。收作者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所写散文33篇。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写文章虽说是聊以消遣，但意思却无不是真诚的”，“对于中国却是多少总有益的吧”。在《男人与女人》、《女人的禁忌》等文中，对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礼教以及对吸毒、嫖妓、赌博等腐败社会现象进行针砭批判。《雨的感想》是篇风物小品，作者用水墨画般的淡雅拙朴的笔致，为人们勾勒出一幅浙东水乡的秋雨泛舟图，再现了田园诗般的恬淡意境，是周作人后期闲适小品中罕见的佳作。在《文坛之外》中，作者概述了他自己几十年来写文章的态度。《明治文学的追忆》一文记述了作者涉猎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学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十堂笔谈》这组文章是对青年谈学习的，涉及汉字、国文、外语、国史、博物、医学、佛经、风土志等方面。书中还收有24首作于1937年11月至1943年10月的《苦茶庵打油诗》和《〈风雨后谈〉序》等8篇题跋。

精选周作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的作品，据作者自己说，此集“内容‘敝帚自珍’，以为其中颇有可看之小文”，是他一生中最优秀的集子之一。周氏散文风格向被形容为“闲适”，在他看来这可分为“小闲适”与“大闲适”，后者即“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又说，“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其中欲说还休的情感成分，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苦味”。《药味集》最能体现周氏文章这一特色。

收录周作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的作品。周氏在书中着力对中国古代著述加以缜密的审视，涉及领域甚广，投入精力至巨，所写文章虽然都是短篇，这项工作却是系统的。此种审视首先是思想意义上的，而作者的文学观念也时时有所体现。他的功夫是“披沙拣金”，态度是“褒贬显然”，从古人之作中看到许多弊害，也发现了若干好处。其间的取舍标准，即一向强调的“疾虚妄”和“重情理”；换句话说，他的立场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或者一并说是现代文明。

散文集。周作人著。列为“文艺新刊”之一。北新书局1939年12月初版。收散文24篇。其中有关于人物的品评与忆述，如《关于俞理初》、《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等;有浏览书籍的札记与随感，如《读书随笔》、《人境庐诗草》、《老学庵笔记》、《浮世风吕》等;有文史小札之类，如《再谈试帖》、《再谈尺牍》、《谈笔记》、《明珠抄》等。

周作人著。北京晨报社1923年9月初版。为作者第一本散文集，收入文艺批评、杂感、小品等各类文章，分成三辑：第一辑《自己的园地》18篇，写于1922年1月至10月，多为阐述文艺主张及研究诗歌、神话、传说、谜语等文体的短论，亦有评介《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王尔德童话》等外国童话的小文;另外，《沉沦》批驳道学家对郁达夫小说《沉沦》的攻击，肯定它“是一件艺术的作品”，《情诗》赞扬了汪静之等“湖畔诗人”真挚的爱情的吟唱。阿英评曰：“《自己的园地》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同时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学衡派’批评家的封建思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第二辑《绿洲十五篇》写于1923年1月至7月，是论及文艺与道德、儿童文学与科学小品等的随笔，也有一些评介中外文学名著的短文。第三辑《杂文二十篇》除杂谈文艺批评、地方文艺、儿童文学及评介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短论外，还包括三篇怀念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散文、几封致友人的书信和一组自述传性质的小品，末篇《寻路的人》代跋。虽则这本散文集多收文艺评论，但当时颇有人将它当作纯散文来读，认为“这本小品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东西。飘逸的语句，缜密的文思，很可开语体论文作家的先河。”(汤钟瑶《读了〈自己的园地〉》)郭沫若也撰文赞扬这些美文文字的清丽优雅，思想的明晰透彻，同时针对作者的文艺批评观提出过不同的见解。

周作人著。杂文集。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书房一角》所收凡四部分，即是一，《旧书回想记》二十八则，二，《桑下丛谈》四十四则，三，《看书偶记》六十一则，四，《看书余记》五十八则，共计一百九十一则也。……其中也还有些比较太枯燥，或是写得太率直的，留下了不曾编入，不过这里可以说一句话，我所写的于读者或无兴趣，那是当然的，至于强不知以为知的那么说诳话，我想是没有。至于知道得不周全，说错的话，那自然是不免的。”

《木片集》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代表。题材上延续之前怀人忆旧、名物风俗、草木虫鱼等主题，忆《语丝》成立因缘，蔡孑民、钱玄同等老友故事，谈希腊神话、南北点心，分析农历与渔历、避讳改姓，甚至蝙蝠和猫头鹰、乌鸦和鹦鹉这样的题目也能惬意谈来。但不再作长篇大论，也减少了对古文的大段抄引，仅以短章，娓娓道来，简洁明快，时有谐谈。一如其在八十自寿诗中所言：“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 上海北新书局1925年12月初版，收作者1921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散文53篇，自序2篇，附录1篇。再版时又增入《若子的死》1篇。1987年7月岳麓书社根据1934年8月第8版校订重印，并新编了索引。其中《北京的茶食》(初载1924年3月18 日《晨报副刊》)、《故乡的野菜》(初载1924年4月5日《晨报副刊》)、《喝茶》(初载1924年12月19日《语丝》第7期)等文，都是周作人的得意之作，也最足以代表他记叙抒情性小品散文的特色。这几篇散文抒写生活中的趣味，显示了他对“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作者在文中用亲切的絮语、冲淡的文字酿造片刻的优游之境、陶然之境和梦似的诗境，求得精神上慰安。《怀旧》(初载1922年8月24日《晨报副刊》)、《怀旧之二》、《初恋》、《娱园》、《学校生活的一叶》等文，抒发了怀旧之思，其中穿插了许多回忆、联想、引证和议论。《蔼理斯的话》(初载1924年2月23日《晨报副刊》)、《上下身》、《净观》、《狗抓地毯》、《与友人论性道德书》等文，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施以猛烈攻击，提倡妇女解放和儿童解放，提倡新的性道德。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一文中，作者提出：“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他提倡以科学与艺术的教育，来改造愚弱的国民性。朱光潜认为：“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并说：“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清趣。”(《〈雨天的书〉》)

《知堂乙酉文编》收入周作人文章十八篇（包括题记），多作于四十年代末。其中有知堂一向喜谈的历史、风俗、名物一类，淹通广博，立意深远，从容而谈中给人以启示，如《孔融的故事》《关于竹枝词》《北京的风俗诗》等；也有正经文章如《道义之事功化》，延续《《药堂杂文》以来的思想探讨；《日本管窥之四》《日本之再认识》则为其日本研究画上句点；另有《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红楼内外》一类回忆之作，平实真切，不落空言，开《知堂回想录》之先声。

本书共收录朱生豪情书308封，全面展示了朱生豪当时写作的手迹和心迹。从1933年到1942年两人结婚，直到1944年朱生豪去世，这些情书见证了传奇而悲壮的爱情。正是由于伟大的爱情和患难与共的知己，才成就了一代译莎巨匠。本书手稿全部经朱生豪后人朱尚刚先生授权并整理。全书共收录朱生豪情书308封，全面展示了朱生豪当时写作的手迹和心迹，是迄今遗留的保存最完整的朱生豪情书手稿。

明代诗文别集。龚敩著。据《明史·艺文志》、焦竑《国史·经籍志》记载，《鹅湖集》6卷，但流传甚少。程敏政《明文衡》、黄宗羲《明文海》搜采极博，均不及其名姓，可知亡佚已久。《四库全书》编者裒集《永乐大典》所收的龚敩诗文，依原目仍定为6卷。《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文说：“诗虽多沿元季余波，而清婉谐畅，亦自琅琅可诵。文则原本经术，结构谨严，实不愧于作者。”集中佳句如“眼前此景不易得，客里好怀先自开”;“雨昏湖口生春水，天入江东有暮云”;“梦熟池塘春晚后，酒醒窗户月来时”，殊自轩爽，颇堪讽诵。此集对考稽史事，也有裨益。《四库全书总目》举例云：“其《送周倬、张溥使高丽序》，称洪武十八年，命倬等往封国王，而《明史·高丽传》失载其事;又《赠刘叔勉奉使西洋回序》，称洪武二年春，诏叔勉使往，三年夏才至西洋，而《明史·浡泥传》乃称三年八月，命御史刘敬之往使，阅半年始抵其国，年月参错不合，自当以敩所记为符其实，是亦足以资参证也。”

诗文别集。十卷。明康海撰，清孙景烈编。刊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对山集》分文体编次：卷一、策，卷二、书，卷三、卷四、序，卷五、记，卷六、碑，卷七、墓志，卷八、墓志、铭、祭文、行状，卷九、赋、琴曲、四言诗、五言古诗，卷十、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五言绝句。计文八卷，诗二卷，共为十卷。康海是“前七子”的重要成员。提倡复古运动，反对当时台阁体的那种雍容典雅、空洞无物的文风，并强调独创。从内容上看，《对山集》中有不少抨击时政、关心人民疾苦的作品，有一定的价值。但由于受刘瑾事件牵连而罢官，使得他的后期创作受到影响。一些作品情调低沉，特别是诗歌流露出更多的消极颓废情绪，缺乏积极意义。有的作品力图效仿杜甫直抒胸臆的特色，任情挥洒，缺乏锤炼，情是真情，但艺术上却有不足处。给人的感觉是率真冗长，似乎是不经意而成的作品。由于康海强调创作要有真情，同时又注意独创性，所以作品仍能逸气往来，翛然自异，比起李梦阳等人的摹拟、剽窃来显得高明多了。康海诗文集的版本较多，明代有张太微的选本和万历年王世懋的选本。清代有《康对山先生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马逸姿重编四十五卷本;《对山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孙景烈编十卷本，卷首有明万历九年王世懋所撰《对山集原序》，此本较完善。《四库全书》著录即此本。十九卷。此集为张太微所编。《对山集》又有孙景烈删定十卷本,已收入《四库全书》。其集自明以来有四种刻本,既明张太微选本、王世懋选本、清马氏康熙中编全集本及乾隆二十六年(1761)孙景烈删定本。而十九卷本较完备。此集今有明嘉靖间刻本传世,现藏北京图书馆。

段正元一生的思想极为丰富，他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以道德为核心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对秦汉以后儒学发展偏离、扭曲了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儒家“道统”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现代重构，对儒家“学统”批判中进行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重新梳理。本书是从他的《师道全书》60卷及其他单行本中挑选出来汇集而成。

《多余的话》系瞿秋白就义前在福建汀州狱中所作。既然题为“多余的话”，既然自知“多余”，又何必说？ “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原来如此。他只希望后人见到最真实的自己，不需要无谓的拔高、粉饰。在这篇长文里，瞿秋白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以及担任领导人时期的心路历程。《多余的话》是了解早期中国革命的重要史料，也是一位真诚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独白。“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一位“误登”革命舞台的文人、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政治家形象，在历史长河中最终定格。

散文。瞿秋白著。作于1923年8月，收于《赤都心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文章开头谎称考古学家新近在东西大陆上发现许多古代文件，其中有距今3006年的狱中日记一页，然后以日记的形式，巧妙地点明“二七”大罢工的时间、地点，表现工人阶级的觉醒，决心和统治阶级斗争到底，自信“什么好的世界都可以造得成，一两个曹贼挡得住么?”同时，也写了敌人的残忍，他们到处杀人，把血淋淋的人头挂起。文章揭露北洋军阀镇压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罪行，同时歌颂工人们团结战斗、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构思曲折奇特，寓庄于谐，具有鲜明的阶级感情和理想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