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文集

现代评论集。周作人著。 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2月初版。收文章21篇，另有序文两篇。为1917至1926年间所作，除3篇文字外，其余大部分作于1924年以前。其中《人的文学》一文发表于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号。他说，“我对于文艺与人生的意见大抵在这里边了，所以就题名曰《艺术与生活》。”并承认里面大部分文章有着浓重的“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自序一》)。《艺术与生活》收录的大多是比较严肃的文章，态度也比较激进，为作者赢得了文坛的声誉。本书大致包括3方面内容：1、倡导“人的文学”，要求文学具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坚决反对阻碍人性向上发展的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要求普遍与真挚的平民文学精神。后来，为了防止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说教，他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又把“人的文学”主张改称为“人生的艺术派” 2、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尺度广泛介绍欧洲和日本文学。特别钦佩从《圣经》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爱的福音”的文学。俄国作家注重人生，左拉的直面人生，都得到了他的称赞。他欣赏日本的诗歌与小说，要求中国人向日本学习，“创造的模拟”外国文化(《日本近三十 年小说之发达》)。3、积极宣传新村主义。本书集中反映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他提出比较系统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使刚刚起步的新文学具有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并启发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提出。由于人道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周作人在“五四”以后逐渐消退了对“人的文学”的巨大热情。但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某些文学主张和基本精神，对新文学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随笔集。周作人著。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被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前有《小引》，后有《后记》，收文章49篇，多为读书随笔。如《谈金圣叹》、《读禁书》、《关于禽言》、《谈油炸鬼》、《说鬼》、《谈土拔鼠》、《关于活埋》、《情理》、《常识》、《谈文》、《再谈文》、《谈中小学》等等，都是很有名的随笔文字。其他读书札记也不少，如《 〈冬天的蝇〉》、《 〈醉余随笔〉》、《 〈煮药漫抄〉》、《 〈如梦录〉》、《 〈古南余话〉》《〈广东新语〉》、《〈我是猫〉》、《 〈日本话本〉》等等。《儿时的回忆》、《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一类的抒情文字，比较少见。在《小引》中，周作人说，《庆宝会稽续志》记载：“山阳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而《嘉泰会稽志》则云：“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周作人说：“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自30年代初始，周作人的随笔，多抄古书，如《夜读抄》、《苦茶随笔》中的文章，多如此。在《苦竹杂记后记》中，周作人引用给友人信中的文字，为自己辩解，并攻击左翼作家。他说：“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又说：“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不论怎样，躲入书斋，多抄古书，总是周作人落伍的一种表现。但《苦竹杂记》中这些札记式文字，确实写得极好，抄古书，能够随手征引、左右逢源。在30年代，随笔文字能写得如此之好，周作人却是第一家。

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初版。收作者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所写散文33篇。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写文章虽说是聊以消遣，但意思却无不是真诚的”，“对于中国却是多少总有益的吧”。在《男人与女人》、《女人的禁忌》等文中，对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礼教以及对吸毒、嫖妓、赌博等腐败社会现象进行针砭批判。《雨的感想》是篇风物小品，作者用水墨画般的淡雅拙朴的笔致，为人们勾勒出一幅浙东水乡的秋雨泛舟图，再现了田园诗般的恬淡意境，是周作人后期闲适小品中罕见的佳作。在《文坛之外》中，作者概述了他自己几十年来写文章的态度。《明治文学的追忆》一文记述了作者涉猎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学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十堂笔谈》这组文章是对青年谈学习的，涉及汉字、国文、外语、国史、博物、医学、佛经、风土志等方面。书中还收有24首作于1937年11月至1943年10月的《苦茶庵打油诗》和《〈风雨后谈〉序》等8篇题跋。

精选周作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的作品，据作者自己说，此集“内容‘敝帚自珍’，以为其中颇有可看之小文”，是他一生中最优秀的集子之一。周氏散文风格向被形容为“闲适”，在他看来这可分为“小闲适”与“大闲适”，后者即“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又说，“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其中欲说还休的情感成分，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苦味”。《药味集》最能体现周氏文章这一特色。

收录周作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的作品。周氏在书中着力对中国古代著述加以缜密的审视，涉及领域甚广，投入精力至巨，所写文章虽然都是短篇，这项工作却是系统的。此种审视首先是思想意义上的，而作者的文学观念也时时有所体现。他的功夫是“披沙拣金”，态度是“褒贬显然”，从古人之作中看到许多弊害，也发现了若干好处。其间的取舍标准，即一向强调的“疾虚妄”和“重情理”；换句话说，他的立场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或者一并说是现代文明。

散文集。周作人著。列为“文艺新刊”之一。北新书局1939年12月初版。收散文24篇。其中有关于人物的品评与忆述，如《关于俞理初》、《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等;有浏览书籍的札记与随感，如《读书随笔》、《人境庐诗草》、《老学庵笔记》、《浮世风吕》等;有文史小札之类，如《再谈试帖》、《再谈尺牍》、《谈笔记》、《明珠抄》等。

周作人著。北京晨报社1923年9月初版。为作者第一本散文集，收入文艺批评、杂感、小品等各类文章，分成三辑：第一辑《自己的园地》18篇，写于1922年1月至10月，多为阐述文艺主张及研究诗歌、神话、传说、谜语等文体的短论，亦有评介《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王尔德童话》等外国童话的小文;另外，《沉沦》批驳道学家对郁达夫小说《沉沦》的攻击，肯定它“是一件艺术的作品”，《情诗》赞扬了汪静之等“湖畔诗人”真挚的爱情的吟唱。阿英评曰：“《自己的园地》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同时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学衡派’批评家的封建思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第二辑《绿洲十五篇》写于1923年1月至7月，是论及文艺与道德、儿童文学与科学小品等的随笔，也有一些评介中外文学名著的短文。第三辑《杂文二十篇》除杂谈文艺批评、地方文艺、儿童文学及评介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短论外，还包括三篇怀念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散文、几封致友人的书信和一组自述传性质的小品，末篇《寻路的人》代跋。虽则这本散文集多收文艺评论，但当时颇有人将它当作纯散文来读，认为“这本小品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东西。飘逸的语句，缜密的文思，很可开语体论文作家的先河。”(汤钟瑶《读了〈自己的园地〉》)郭沫若也撰文赞扬这些美文文字的清丽优雅，思想的明晰透彻，同时针对作者的文艺批评观提出过不同的见解。

周作人著。杂文集。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书房一角》所收凡四部分，即是一，《旧书回想记》二十八则，二，《桑下丛谈》四十四则，三，《看书偶记》六十一则，四，《看书余记》五十八则，共计一百九十一则也。……其中也还有些比较太枯燥，或是写得太率直的，留下了不曾编入，不过这里可以说一句话，我所写的于读者或无兴趣，那是当然的，至于强不知以为知的那么说诳话，我想是没有。至于知道得不周全，说错的话，那自然是不免的。”

《木片集》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代表。题材上延续之前怀人忆旧、名物风俗、草木虫鱼等主题，忆《语丝》成立因缘，蔡孑民、钱玄同等老友故事，谈希腊神话、南北点心，分析农历与渔历、避讳改姓，甚至蝙蝠和猫头鹰、乌鸦和鹦鹉这样的题目也能惬意谈来。但不再作长篇大论，也减少了对古文的大段抄引，仅以短章，娓娓道来，简洁明快，时有谐谈。一如其在八十自寿诗中所言：“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 上海北新书局1925年12月初版，收作者1921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散文53篇，自序2篇，附录1篇。再版时又增入《若子的死》1篇。1987年7月岳麓书社根据1934年8月第8版校订重印，并新编了索引。其中《北京的茶食》(初载1924年3月18 日《晨报副刊》)、《故乡的野菜》(初载1924年4月5日《晨报副刊》)、《喝茶》(初载1924年12月19日《语丝》第7期)等文，都是周作人的得意之作，也最足以代表他记叙抒情性小品散文的特色。这几篇散文抒写生活中的趣味，显示了他对“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作者在文中用亲切的絮语、冲淡的文字酿造片刻的优游之境、陶然之境和梦似的诗境，求得精神上慰安。《怀旧》(初载1922年8月24日《晨报副刊》)、《怀旧之二》、《初恋》、《娱园》、《学校生活的一叶》等文，抒发了怀旧之思，其中穿插了许多回忆、联想、引证和议论。《蔼理斯的话》(初载1924年2月23日《晨报副刊》)、《上下身》、《净观》、《狗抓地毯》、《与友人论性道德书》等文，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施以猛烈攻击，提倡妇女解放和儿童解放，提倡新的性道德。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一文中，作者提出：“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他提倡以科学与艺术的教育，来改造愚弱的国民性。朱光潜认为：“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并说：“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清趣。”(《〈雨天的书〉》)

《知堂乙酉文编》收入周作人文章十八篇（包括题记），多作于四十年代末。其中有知堂一向喜谈的历史、风俗、名物一类，淹通广博，立意深远，从容而谈中给人以启示，如《孔融的故事》《关于竹枝词》《北京的风俗诗》等；也有正经文章如《道义之事功化》，延续《《药堂杂文》以来的思想探讨；《日本管窥之四》《日本之再认识》则为其日本研究画上句点；另有《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红楼内外》一类回忆之作，平实真切，不落空言，开《知堂回想录》之先声。

本书共收录朱生豪情书308封，全面展示了朱生豪当时写作的手迹和心迹。从1933年到1942年两人结婚，直到1944年朱生豪去世，这些情书见证了传奇而悲壮的爱情。正是由于伟大的爱情和患难与共的知己，才成就了一代译莎巨匠。本书手稿全部经朱生豪后人朱尚刚先生授权并整理。全书共收录朱生豪情书308封，全面展示了朱生豪当时写作的手迹和心迹，是迄今遗留的保存最完整的朱生豪情书手稿。

明代诗文别集。龚敩著。据《明史·艺文志》、焦竑《国史·经籍志》记载，《鹅湖集》6卷，但流传甚少。程敏政《明文衡》、黄宗羲《明文海》搜采极博，均不及其名姓，可知亡佚已久。《四库全书》编者裒集《永乐大典》所收的龚敩诗文，依原目仍定为6卷。《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文说：“诗虽多沿元季余波，而清婉谐畅，亦自琅琅可诵。文则原本经术，结构谨严，实不愧于作者。”集中佳句如“眼前此景不易得，客里好怀先自开”;“雨昏湖口生春水，天入江东有暮云”;“梦熟池塘春晚后，酒醒窗户月来时”，殊自轩爽，颇堪讽诵。此集对考稽史事，也有裨益。《四库全书总目》举例云：“其《送周倬、张溥使高丽序》，称洪武十八年，命倬等往封国王，而《明史·高丽传》失载其事;又《赠刘叔勉奉使西洋回序》，称洪武二年春，诏叔勉使往，三年夏才至西洋，而《明史·浡泥传》乃称三年八月，命御史刘敬之往使，阅半年始抵其国，年月参错不合，自当以敩所记为符其实，是亦足以资参证也。”

诗文别集。十卷。明康海撰，清孙景烈编。刊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对山集》分文体编次：卷一、策，卷二、书，卷三、卷四、序，卷五、记，卷六、碑，卷七、墓志，卷八、墓志、铭、祭文、行状，卷九、赋、琴曲、四言诗、五言古诗，卷十、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五言绝句。计文八卷，诗二卷，共为十卷。康海是“前七子”的重要成员。提倡复古运动，反对当时台阁体的那种雍容典雅、空洞无物的文风，并强调独创。从内容上看，《对山集》中有不少抨击时政、关心人民疾苦的作品，有一定的价值。但由于受刘瑾事件牵连而罢官，使得他的后期创作受到影响。一些作品情调低沉，特别是诗歌流露出更多的消极颓废情绪，缺乏积极意义。有的作品力图效仿杜甫直抒胸臆的特色，任情挥洒，缺乏锤炼，情是真情，但艺术上却有不足处。给人的感觉是率真冗长，似乎是不经意而成的作品。由于康海强调创作要有真情，同时又注意独创性，所以作品仍能逸气往来，翛然自异，比起李梦阳等人的摹拟、剽窃来显得高明多了。康海诗文集的版本较多，明代有张太微的选本和万历年王世懋的选本。清代有《康对山先生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马逸姿重编四十五卷本;《对山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孙景烈编十卷本，卷首有明万历九年王世懋所撰《对山集原序》，此本较完善。《四库全书》著录即此本。十九卷。此集为张太微所编。《对山集》又有孙景烈删定十卷本,已收入《四库全书》。其集自明以来有四种刻本,既明张太微选本、王世懋选本、清马氏康熙中编全集本及乾隆二十六年(1761)孙景烈删定本。而十九卷本较完备。此集今有明嘉靖间刻本传世,现藏北京图书馆。

段正元一生的思想极为丰富，他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以道德为核心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对秦汉以后儒学发展偏离、扭曲了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儒家“道统”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现代重构，对儒家“学统”批判中进行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重新梳理。本书是从他的《师道全书》60卷及其他单行本中挑选出来汇集而成。

《多余的话》系瞿秋白就义前在福建汀州狱中所作。既然题为“多余的话”，既然自知“多余”，又何必说？ “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原来如此。他只希望后人见到最真实的自己，不需要无谓的拔高、粉饰。在这篇长文里，瞿秋白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以及担任领导人时期的心路历程。《多余的话》是了解早期中国革命的重要史料，也是一位真诚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独白。“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一位“误登”革命舞台的文人、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政治家形象，在历史长河中最终定格。

散文。瞿秋白著。作于1923年8月，收于《赤都心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文章开头谎称考古学家新近在东西大陆上发现许多古代文件，其中有距今3006年的狱中日记一页，然后以日记的形式，巧妙地点明“二七”大罢工的时间、地点，表现工人阶级的觉醒，决心和统治阶级斗争到底，自信“什么好的世界都可以造得成，一两个曹贼挡得住么?”同时，也写了敌人的残忍，他们到处杀人，把血淋淋的人头挂起。文章揭露北洋军阀镇压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罪行，同时歌颂工人们团结战斗、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构思曲折奇特，寓庄于谐，具有鲜明的阶级感情和理想色彩。

又名《新俄国游记》。瞿秋白著。作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10月。1922年出版，收于《瞿秋白文集》。这是作者以《晨报》记者身份，在访苏途中所写的游记。全书共分十六节(另有一篇序言)，主要写作者去国之前的思想情绪，从北京到哈尔滨的经过，由中国边境到达莫斯科沿途的见闻以及在莫斯科时的最初印象。它真实地报导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的现实，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所引起的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描述了俄国劳动者在革命后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创造性的劳动，从而拨开了国内外反动派对俄国革命所散布的“重障”。书中还真实地记述了作者少年时代心灵中的矛盾和苦闷，写出哈尔滨社会生活中尖锐的阶级斗争以及十月革命后苏俄现实对作者的触动，促使他向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度迈进。这部游记是一个伟大心灵为探索革命真理与祖国未来而经过一段艰苦历程的实录，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十月革命后苏俄现实的散文集。文笔细腻流畅，叙述具体生动，抒情色彩浓郁，使作品具有巨大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

现代散文集。瞿秋白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6月初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除《序》和《引言》外，收1921年2月至次年3月作者在莫斯科所作的随笔、杂感、游记和诗歌(包括译诗)共46篇。作者在序文中说：“《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于此时期，我任北京《晨报》通信记者的职务，所以一切赤国的时事自有继续的通信，一切赤国的制度另有系统的论述，不入《赤都心史》内。只有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作者着重描写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变革和建设，反映苏联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开拓前进道路的精神风貌，并首次向国人呈现了革命领袖列宁的风采，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兵燹与弦歌》、《列宁》、《心灵之感受》、《赤色十月》、《新村》等。此外，作者还着重抒写自己在赤都的感受和思考，解剖自己，思考自己在时代大变动中的责任和位置，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家书》、《“我”》、《中国之“多余人”》及《序》等篇就是范例。在“西欧文化的影响，如潮水一般，冲破中国的‘万里长城’，而侵入中国生活”的时候，作者宣称：“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是以光复四千余年的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我”》)，对中国的出路、个人的职责具有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全书所反映的“新的世界”和新的情思，对当时的中国读者起了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和促进思考的作用。

现代短篇小说集。王统照著。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9月出版，列入“新中国文艺丛刊”。收《叙言》1篇，《青松之下》、《霜痕》、《冲突》、《生与死的一行列》、《旅舍夜话》、《相识者》、《河沿的秋夜》、《纪梦》等短篇小说8篇。其中《霜痕》描写的主人公茹素，原是个意志坚强的青年。因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他几乎变成一个与世无争的“无感觉者”。觉醒后，他为找不到出路而感到痛苦，最后参加了“红花”标号的暗杀集团，用“灵魂的冒险”来游戏人生，企图找到自己“真正”的生活之路。《河沿的秋夜》写了三个苦闷的青年，他们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陷在自己狭小的圈子里。在秋夜里，只得吹吹箫笛，借酒消愁。在酒后的醉途中，寻找各自的“解脱”。王统照曾经指出，这些作品“与我已印行的更在以前的作品不同”，“多少搀入了一点辛涩的味道，”“常常感到沉重的生活的威迫，将虚空的祈求打破了不少，在文字方面，，也不全是轻清的叹息与虚渺的惆怅了。”(《霜痕·叙言》)

现代散文集。容庐(王统照)著。上海世界书局1939年7月初版。列为郑振铎、王任叔等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之一。收1938年间在上海《文汇报·世纪风》上连载的《炼狱中的火花》、《繁辞》两组哲理小品54则。卷首的《序言》指出：“在当前，我们不止需要时时处处有力的显示，更需要时时处处有言辞的联合与警觉”，因此，“偶然在意之内，言之外，纪我‘遐思’，或者在这漫天风雨里如一点爝火，如一线飞光，轻轻印入他人的心府”。他身处上海“孤岛”险恶环境，站在民族和道义立场上，以敏锐的感觉和深沉的思考，谴责敌寇的兽性，申张反侵略的正义，启迪民族团结和新生的力量，期待和坚信未来的胜利和光明，辞简味深，情约意远，给读者一种哲理性的深刻启发。当年就有人称颂道：“在‘孤岛’上，这些是难得的洗炼的词章，有着和谐底节奏，有着深远而坚韧的力!是富有哲理和诗意的散文。”(宗珏《“孤岛”文学的轻骑——一年来上海创作活动的回顾》)

王统照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1月初版，内分三辑，收散文36篇，前有《小序》。多写于“孤岛”时期，当时作者思想上陷于苦闷，但仍未停止对民族命运、人生道路的苦思冥想，仍然“唱着时代之歌，激发着人类的向上自尊心。”(唐弢《暗夜棘路上的里程碑——“孤岛”一年来的杂文和散文》)如《去来今》一文用哲理性的语言分析阐明如何对待历史、现实与未来;《“灵台”微语》剖析自我在痛苦中的微妙心境;《不易安眠》抒写孤岛的寒夜，想象那“草莽中，平原中，森林中，河岸港湾上的鲜血，是自由的洪流泛滥过激怒的田野，是暴风急雨挟着战神的飞羽传遍各地。”均能令人感受到环境的险恶及作者期待奋进战斗的情怀。而《芦沟晓月》一文，则由考证名胜历史与景观美感出发，呼唤着雪国耻、复山河的胜利时日。在表现生活实感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方面，文集中不乏佳作，但也有一些内容空泛、缺乏时代与生活气息的文字。

现代短篇小说集。王统照著。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12月15日初版。收《序》1篇，《车中》、《鬼影》、《“司令”》、《买木柴之一日》、《海浴之后》、《读“易”》、《沉船》、《号声》、《纳尔逊之一课》等短篇小说9篇。首篇《车中》描写3个知识分子，带着各自的忧郁、苦闷和彷徨的心境，在乘车途中“热心辩论着”“改造国家社会的问题”。意外的撞车事故，打破了他们的梦幻，3个人更深地陷入了烦闷、不幸和失望之中。《沉船》中的刘二曾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他会一点小手艺，由于天灾人祸，无法维持一家人的起码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带着妻儿去“闯”关东。一家人乘上日本小火轮，半途遇上了风浪，由于轮船超载，刘二曾一家随同400多难民一起“沉船”丧生。作者曾经谈到“我写那些文字期间，自己的心绪沉郁苦闷也为前此所未有”，因此“与民国十年左右的空想的作品相比虽然是感伤，我却已经切实地尝试到人间的苦味了”(《号声·自序二》)。

现代短篇小说集。王统照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8月初版，列入“文季丛书”。收作者《序》1篇，《一天天》、《水夫阿三》、《刀柄》、《“隔绝阳曦”》、《旗手》、《五十元》、《父子》、《银龙的翻身》、《站长》、《游离》、《小灯笼的梦》等短篇小说11篇。其中《“隔绝阳曦”》描写10个疲惫的“土匪”借宿于山庙，虽然并未伤害庙里的和尚、长工和教员，却被闻讯赶来的一千多军官、团丁全部杀戮。《刀柄》和《五十元》记述了官府的豪夺巧取给人民带来家破人亡的灾难。《父子》描写了一桩杀父惨案。老铁匠嗜饮赌而负债，酒店主乘人之危把他家将要收获的田地买去。终年辛劳的儿子眼看全家没有了生路，杀死父亲，沉尸河底。本集所收的小说大多描写社会悲剧。它们“以将崩溃的北方农村生活作背景”，“着力于农民生活的剖解，从微小事体上透出时代暗影的来临”(《序》)。

现代散文集。王统照著。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3月初版。收作者1931年春天旅行东北所写的散记20篇。在《自序》中，他说在东北“见过不少的各样的人物，听过些令人难于想象的事情”，所作的笔记，“虽然不是质直的纪事，也有两篇仿佛是在写小说，而感想、议论的文字却也不少。原想利用这样不拘的体裁，可以自由多写一点”，“这里面虽然不是详密的调查，而对于现在想知道一点点东北情形的也不无裨益，我也可以借此作那次旅行的纪念”。他以亲身的经历见闻为题材，反映东北3省的严峻局势：日寇步步进逼，醉生梦死者麻木不仁，下层人民苦难深重，昭示了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性，表达了忧国感时的沉重心情。这是作者印行的第一本散文集，也是他纪实散文的一个开端。他随后的纪行写实散文结集还有《青纱帐》(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10月初版)、《游痕》(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2月初版)和《欧游散记》(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5月初版)等，与本集文风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