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在国际间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制度。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专制统治曾经引起很多短视者的赞叹，认为这种制度再强有力也没有了。但是远见的人早已看出，法西斯统治，在实质上，是极不稳定的，它所造成的国家的富强是极不可靠的。—果然，到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后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回顾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也有人为某些朝代的极盛期所迷惑，他们俯伏在汉武帝、唐太宗之前，觉得那时的确是至善至美的“黄金时代”，简直可以做万世的规范。但其实就全部专制时代的历史来看，却是充满着杌陧不安的现象，变动纷乱的危机的。—在我们以前谈过的许多题目之下，已经证明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在实质上，也是极不稳定的，它所造成的国家的富强也是极不可靠的。
在变乱危机没有表现出来以前，封建统治者也以为自己已建立了最美好的社会制度，以为自己的统治地位稳若泰山，以为这种统治秩序可以长治久安，永垂不朽。但是一旦形势变化，危机爆发，他们的主观愿望就被摧毁得干干净净。到了这时，统治者无论怎样挣扎，是都无效的了。
我们既已分析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内部所包含的和外面所遭遇到的各方面的困难和危机，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他们如何应付这些困难和危机及其终极的失败。
一、失败的“变法运动”
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之后，规定下自号“始皇”，以后子孙继位，就叫二世、三世，以至无穷。不料他自己刚刚死去，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起来了，使他的政权短命而亡。
农民起义是下层人民不满现状，用武力来要求变革的行动。我们在“大地下的撼动”一章中已经说过，因为农民没有在政治上发言的权利，所以他们的变革的要求只能表现为武装的行动。
秦的失败留下一个教训，使上层社会的人也不大相信万世一系的可能了。汉代就有人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而主张每一个朝代都是顺着天意而兴起的，但到了一定时候，天意会背弃他，于是这个朝代就不能不让位给另一个合于天意的新的朝代。到了汉昭帝（武帝后的一个皇帝）时，居然就有人公然向朝廷建议说：近来泰山下有一块大石头忽然自己站起来，上林苑中有棵倒下的枯柳也忽然站了起来，这都表示汉朝的气运已经完毕，民间将有新的天子起来，所以汉帝应该访求贤人，实行禅让。—这种说法不能只看作迷信的思想（汉朝人是很多迷信思想的），因为这正是反映了汉朝当时社会的极度不安定。原来在汉武帝时，虽是国运最盛时期，但由于武帝四方征伐，百端浪费，横征暴敛，不恤民力，结果就弄得社会经济残败，民怨沸腾。于是在上层社会中也就有人看到这种危机，觉得情势非来个变动不可，便在迷信的外衣下提出了这种主张。
掌握着政权的统治者哪里肯自动让位呢？提出禅让要求的眭孟就以妖言惑众之罪被杀了。继眭孟之后，还是有人传播这种主张。但这种变革的主张只是要另换一姓的皇帝，其实政治经济的危机哪里是去掉姓刘的皇帝、换一个别姓的皇帝就能解除的？
结果，王莽利用了这时对汉朝不利的空气，推翻了汉政权，自己做了皇帝。那时社会的秩序是更加混乱了。王莽知道，光是换朝易代，问题不能解决，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在社会经济制度上进行一整套的改革。王莽可算是在封建统治者群中第一个企图大规模进行变法改制运动的人。
在那时，基本的社会问题在于官僚贵族豪富兼并土地，使许多农民无地可耕，流离饥馑。同时又有许多暴富的大商人囤积物资，垄断物价，高利贷款，使小民更无以为生。王莽所企图实行的新制度，基本目的就在于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并由政府来管理物资，平抑物价，低息贷款。他的政策中包含着浓厚的空想成分，所以似乎很激进，最显著的就是他的土地政策。他根据了古来的一些传说，想恢复上古的所谓“井田”制。他规定每一家人家只能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称为“王田”（国有土地），绝对禁止买卖。
王莽的新政结果完全失败。他所颁行的各种政策，实行了没有几年，都由他自己一一宣布取消。其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政策侵犯了贵族富豪的权利。他既完全屈服于贵族富豪势力而自行宣布新政的失败，反过来，他就更加强了对于人民的压迫剥削。人民本来也许对王莽的新政存着一些希望，现在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更加激起不满了。既然统治者没有能力改善社会的情势，人民就不得不自己动手起来。所以又一次农民兴起，推翻了王莽的政权。
提到历史上的变法运动，除了王莽以外，我们就要想到北宋时的王安石。
王安石实行变法，时在北宋开国后一百多年。在他以前三十年，范仲淹做宰相，已经提出过改革政治的主张，但遭遇守旧的官僚的反对，一点成绩也没有就下台了。但是当时客观形势的发展，急迫地要求统治者的政策非有所改变不可。王安石得到神宗皇帝的支持，大权在握，就全力来推行一些新的政策。
王安石所行新政中，主要的有“青苗法”。当时富户在农村中高利盘剥农民，“青苗法”是由政府用较低利息借钱给农民。又有“免役法”。当时平民有给官府当差的义务，受累极重，为了逃避力役，人民有出家的，有逃亡的，甚至有自杀的。“免役法”是要人民出免役钱，官府拿这钱雇役，不再强派人民服役。又有“方田法”。这是丈量田亩，想清查达官贵人隐瞒逃税的田地。又有“保甲法”。这是普遍地训农为兵，企图用民兵来代替募兵，以挽救当时军队腐败而外患紧迫的情势。
原来在北宋时，由于官僚机构中冗员充斥，加以宫廷和宗室贵族奢侈浪费，弄得国库日窘，无法维持。同时官僚地主富商利用一切机会对人民剥削，弄得民间怨愤，时起变乱。王安石的新政是想挽救这种危机的。但是一切旧官僚和地主富豪都向他集中了疯狂的反对。虽然因有皇帝的支持，他一共做了七年的宰相，但神宗一死，他就罢官，旧派代表司马光上台，把他的一切法令全部废除。从此在北宋官僚中发生了新旧派的党争。两派交替着执政，互相排挤攻讦。结果政治一点也没有改良，社会情势一天天恶化。统治者只能眼看着内忧外患的危机日渐加深，终致金兵入侵，北宋沦亡，这时上距王安石变法失败时只有四十年。
我们还可以谈一谈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那时正在清朝被日本战败以后。清当局的腐败无能，中国的危机是谁也不能掩饰的了。统治者的动摇和人民的不安都到了极点，亡国大祸迫在眼前。
这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设法说动了光绪帝，企图革新政策来挽救危局。康有为上皇帝书中引了世界各国的例子来证明“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又说，方今之病在死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过去唯我独尊时代之法，就好像已到夏天还穿皮衣，要想渡河却坐大车，结果一定是热死淹死。他主张变法的话说得虽很痛切，皇帝在戊戌那一年（1898年）也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做，但结果只做了三个月就垮台了。这三个月中由皇帝亲自下了无数道的革新诏书，其中包括废八股科举、建学堂、办银行、设铁路、办矿务等内容。但一切革新只表现在白纸黑字的诏书中，上上下下的官僚集团不但不执行，而且拥戴了慈禧太后来打击维新运动。维新派都从朝廷上被赶跑，连那不安本分的小皇帝也被拘禁了起来。
这几次都是从上层社会统治集团中发动的变法改制运动。假如没有内外种种危机震撼专制统治下的秩序，这种运动自然是不会发生的。但它们虽借帝王之力而推行，却仍不免于失败。这些变法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一下的。
二、没有救自己的能力
首先我们应该指出，这一切由上层社会所发动的变法运动并不是什么彻底的改革，就是说，并不能真正解决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
封建统治者所遭遇到的困难危机，无论其具体形态是如何，在基本上都由于这种统治是凭借着腐败的官僚机构而建立在对于千百万农民的残酷剥削之上的。这是我们在以前各篇中已经分析到的。因此，假如要彻底地解决问题，那就非根本改造这种社会政治制度不可。就是说，要使千百万呻吟苦痛的农民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不必把大部分的收获都供奉给地主和国家。也就是说要取消地主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这样做了，才能根本断绝寄生的腐败的专制主义官僚统治机构的基础。—在封建时代，起义的农民虽然不能明确地自觉到这些，但他们的行动确是趋向这个目标的。然而上层社会中的任何革新派却绝对没有这样的企图。
王莽、王安石的新政固然包含着给农民减轻负担的用意，康梁的变法固然和当时不满现状、企求新的出路的人民愿望有相通之处，但是他们决不是站在人民—农民立场上提出改革主张的。
王莽在创议新政时，指出当时的事实是：“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这是说，贫富不均太严重了。有钱人太无法无天，结果弄得穷人连糟糠都吃不饱，他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起来作乱。这话可算是对整个上层社会的一个警告：一旦弄到广大人民起来反叛作乱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了。王莽预见到这种危机，所以他才实行新办法，想把贵族富豪的权势稍稍抑制一下，想使社会间的轧轹不安渐渐和缓下去，这样来维持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王安石的新政也是这样的用意。当时在宋政权统治下，各地农民的叛乱已经在零星发生，王安石一面想用“青苗”“免役”诸法使农民最迫切感到的苦痛减轻一些，一面想用“保甲法”中的十家一保，一人犯罪，同保人不先告发，连坐受罚的制度来控制社会秩序。
而且王安石实行新政，基本出发点还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如何增加国家收入？仍旧要从广大农民身上打主意。他的办法是制止地主官僚富豪对于农民在某些方面剥削无度的权利，而把这种权利由政府来独享。譬如“青苗法”就是把向农民放高利贷的权利收在政府手里。固然政府规定的利息减低了一点，但也还有二分，所以当时反对新政的人斥为政府对人民重利盘剥。至于“免役法”，人民所出的免役钱为数很不小，政府不过以其中一小部分来雇役，于是政府又多赚了一大笔钱。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这就是他提出变法主张的基础。所以他只一味设法增加政府的财源，而对于专制政府官僚机构的浪费却丝毫也不想加以紧缩。因此，上引王安石的话未尝不可以解释做把天下老百姓的财力都集中到政府手里，由政府来分配给全体统治层的人一起享受。
王莽的政策，情形也是一样的。有人以为那是“国家社会主义”，实在是拟于不伦。他的“王田制”纵然实现了，也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成为自由独立的耕种者，不过是从地主富豪的剥削下转到专制政府的直接剥削下而已。因为政府还是用日益增多的赋税来尽量搜括农民的生产品的，这哪里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气味？彻头彻尾还是封建专制主义。
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历史影响虽不小，但其本身的成就一点也没有。康有为提出的新政根本没有提到改变农民的经济生活，更是根本没有消除封建专制政治的用意。虽然他主张废除科举，这是触犯了官僚主义的，但是并没有提出什么立即改革当时腐败到极点的官僚机构的有效办法。
由此可见，这些变法运动，其实说不上是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特别是从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立场上提出的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做某一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
虽不是彻底的改革，但若认真执行，也未始不能收到一些预期的改良效果吧，也未始不能对统治者垂危的生命挽救于一时吧。
但是他们不能够认真执行这种改良办法。
一方面，像这样的在基本上为统治者打算的变法自然不能使下层人民感到满意。纵然一时在人民中造成一些幻想，但是当人民发现他们仍旧是在被勒索、被压榨，他们对于变法自然失掉了兴趣，而当加在他们身上的勒索和压榨，在新的法规下日益增加的时候，他们的愤恨也更增加了。—史书中所载在王莽、王安石新政实行时，下层人民中怨言已盛起，那并不全是反对者所捏造的。既不是真正为了人民，自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变法运动，在上层社会统治中也行不通。因为这虽然是为整个统治者地位打算，但统治者集团中的每个人却都是死死看着个人的眼前利益的。王莽想限制土地的兼并，王安石也想取消大地主不纳赋税的权利，他们又都想限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这些正是触犯了官僚大地主富豪的眼前利益的。他们要把这些有权势的私家所得的利益集中在政府手里，这更引起了愤慨和反对。既然变法运动本不敢和现存的统治集团对立，因此一遇到这方面来的反对，就只得让步了。
而且纵使不让步取消，变法运动也进行不下去。因为既然没有铲除官僚机构，并且要依靠这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正是为地主富豪势力所支配的，它决不会来认真执行损害自己利益的政策。一件件的新法，通过官僚机构，或者只是虚应故事，一点没有实行，或者在实行中，反而给官僚们增加了营私舞弊、中饱谋利的机会。后人批评王安石不善于用人，用了许多奸邪小人来行新法，以致失败。这其实并不是能否用人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不能脱离旧官僚机构。这官僚机构中多数人直接反对他攻击他，使他失败，而有些企图乘机钻营，投机取巧的官僚就来附和新政，使新政所企图的一点改良作用也完全看不见，结果也是使他失败。
为了挽救危局，从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但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不能认真执行。他们自己扼杀了自己所提出的改良政策。他们没有能力来挽救自己。当改良政策宣告失败后，他们在实际上所走的道路就只能是坐看危机的增加，一切守旧不变。
三、在不变中坐候末日
守旧不变是渗透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集团中的一般的精神。他们用守旧不变的方针来对抗下层人民的反叛，对抗客观形势的变动，对抗在自己集团内部轻言改变的“叛徒”。
一切按照老办法来做，一切按照“祖宗成规”进行，一切保持从来袭用的传统规矩—这被认为最妥当不过的事。固然封建时代的下层人民因为受着愚民政策的欺蒙，因为过着落后的经济生活，其行动与意识也常是保守的、守旧的，但是对于下层人民，维持现状就是继续受苦受难的意思，而对于上层统治社会，守旧不变却意味着继续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特权。所以从下层人民中终于要爆发出打破现状的行动，而上层社会却到死也要坚持守旧不变的方针。
现状纵然已经十分残败，但在这残败的现状中，他们还能享受富贵尊荣。他们拒绝任何一点变动，他们生怕那一点变动会把他们带到不可测的前途去。
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机构正是为了达成维持现状、守旧不变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那就是我们曾谈过的官僚制度的基本精神。
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话是针对官僚制度而言的。官僚的特性就是只做官，不做事。所谓不做事并非真的什么事不做，而是让一切都按照老规矩进行。随便举一个例，像东汉晚年有个人，叫做胡广，接连在六个皇帝手下做了二十年大官，但一点政绩也没有。民间传诵道：“万事不理问伯始（伯始是胡广的字），天下中庸有胡公。”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做事的官。但这时却正是天下动乱、东汉衰亡的前夕。
在这样的统治集团中，变法运动虽不过是极有限度的改良主义，但也很要有些勇气才能提出。所以对王安石这样的人，我们仍不能不表示敬意。北宋的统治集团中是充满了因循怕事的官僚的。譬如在真宗时的宰相王旦，号称局量宽大，从不发怒，对任何政事，都力求避免招怨。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做什么改革事业，然而他在当时却被颂为贤相。反对王安石的守旧派中有吕公著其人，是有名的“口不谈是非”的人，也做到宰相。对于一切事不作是非判别，其实就是承认现状是最好、最合理，因此，在实际上他是站在革新派的反对阵营内的。
宋朝选拔官员一向总是选所谓老成稳健之士，所以朝廷中就充满了须发苍苍、暮气沉沉的人，两眼只看过去，遇事但求守旧，他们自己力求不做事，不惹是生非，而一看见有人出来稍微有些改革的主张，就群起而攻之。这情形固不仅宋朝如此。梁启超在清末，曾以生动的笔调描写当时守旧腐败的官僚集团，他说，这些老朽的官僚，“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
用乞儿拾到金子，死命坚持不放的譬喻来说明封建统治者的守旧，是很适合的。宋朝从开国以来，国势就在不安振荡中，清末更是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之时。对于统治者，这都是“轰雷盘旋其顶上”的危险时候，也就是他们手中的“金子”随时可能失掉的时候。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因为他们心里惧怕，所以就越是要选择所谓“老成持重”的人来做政治人物，以求苟延现状，而排斥任何敢于轻言改革的人。
不仅那种牵涉范围较广的变法运动会在统治集团中引起普遍的愤怒，就是任何一点小事，也不是可以轻易更动的。试看清末上层社会中的守旧势力是如何顽强地排斥任何新的事物，他们反对使用洋枪，反对开工厂，反对谈“西学”，反对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认为这一切都是“于古无据”“破坏祖宗法制”的。封建统治者愈是到了面临崩溃危机时，愈是害怕变动，“杯弓蛇影”，最无关重要的变动也会使他们心惊肉跳。
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守旧不变，并不是因为他强，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腐败无能，因为他常常处于内忧外患交迫的不稳定状态之中。
但历史上也有些事实，似乎可以证明封建统治者并不是绝对不能主动地实行变制。譬如关于选官制度，我们曾谈到由荐举征辟制变为科举考试制；关于赋税制度，我们曾谈到由租庸调制变为两税制；关于军队制度，也有“府兵”“禁军”“卫所”这种种变动。这些都是由统治者自动造成的变革。—不过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些变动不过是形式上的变动，对于事情的实质是没有什么改革的。
而且这种种局部的制度上的变动，也还是在客观形势逼迫统治者到万不得已时才实行的。荐举制发展为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只有贵族世家才能做官，到了唐初，经过许多变乱，旧贵族势力衰退，无力控制局面，上层社会中涌现了许多新的力量。这时旧制度事实上已不能继存，所以非有新制度产生不可。其他制度改变也是如此。在“租庸调制”实际上已经崩坏的时候，才有“两税制”之创行；在“府兵制”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地方军阀各拥私军，中央也不得不建立新军，于是统治者也就只好承认这新制度。所以这一切制度变动，与其说是有意识的改良办法，无宁说是一种补苴弥缝的手段。
但在现状已经残破的时候，用补苴弥缝的手段也是维持不下去的。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府兵制都崩坏了，因为统治力还没有完全瓦解，所以还能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找到些新办法，力求弥缝，暂度难关。弥缝的结果不过是使唐政权在风雨飘摇当中多拖了一个时期。而当一个政权到了最后垂危的时候，那就连补苴弥缝的能力也没有了，只好死死抱着老办法，坐等灭亡。我们以前曾谈到南宋、南明这种在外寇前“偏安”的小朝廷，是最显著地表现了坐以待毙的情境的。
四、历史不会回头
守旧不变的政策压制不了在激荡变动着的客观形势。纵然表面上还能一时苟安残局，但实际上，一切变动在暗中酝酿发展，终于要爆发出来，一旦爆发，便来得更加猛烈了。
守旧不变的政策使封建专制统治者所遭遇到的困难和危机日益加深，同时就使它的主观的力量不断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的意志和力量更加不能统一，内部的矛盾和纠纷更加扩大。
改良主义的变法运动在守旧的势力下被扼杀，不但未收改良的效果，反而增加统治集团内部的紊乱。在每一个朝代将灭亡之前，并不都有变法运动（有时连敢于提出改良政策的人都没有），却总是有纷纷扰扰的政争。这些政争中常常并没有政治主张上的明显差别，却只标榜着道德上“小人”“君子”之争，实际上是带着抱私怨、逞私见、营私利的色彩。他们眼看危机在前，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只以互相攻讦推诿责任。他们抱浑水摸鱼的打算，乘变乱日迫的局面，赶快多给自己扒进私利。北宋的政争，起初还是政策上的新派和旧派之争，随后也变成官僚集团中的混斗。在东汉末年，唐末年，明末年，也都发生过党争，皇室、太监、官僚、士大夫都参加在内，每次扰攘数十年之久，一直到这些朝代灭亡时才歇。这里不必来细说，也不必来分别这些政争中的是非清浊。固然其中有些人可说是比较正直的，有些人只是邪恶小人，但就是所谓正直君子也只是在纷乱时局中惟求维持现状，提不出改革改良办法的人。论者多以为这种党争是促成朝代衰亡的原因之一，其实这是封建统治集团面临绝境无出路，一心想守旧不变，但又失掉自信的时候，内部涣散混乱的表现而已。
统治者想维持整个秩序不变，但就是他自己内部的秩序也维持不了。结果自然逃不了灭亡的命运。或者是异族大举入侵，或者是农民武装大举起义，或者二者同时交错着发生。—他自己不愿意变，不能变，客观形势、人民力量就变掉了他。
但是在这两千年中，变动无论怎样激烈，究竟没有根本结束封建专制时代。经过每一次野蛮部族大破坏或农民革命大扫荡后，再建起来的仍旧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秩序。旧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跌下去了，新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又在同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站了起来。还有些官僚地主虽经变乱，仍能随机应变，继续享有着特权地位。
到了清末，却真正遇到空前大变的形势了。
清末人常说，他们所面对着的是二千年来或四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这话是对的，虽然他们并不了解这变局的性质和意义。
清末遇到了从海上来的西方侵略力量，这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异族侵略不同。他们用大炮轰开了这古老帝国的门户后，更挟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经济力量涌入。他们起初输入大量商品—从鸦片到棉布，后来（1900年后）更输入资本在中国购原料、办工厂。受着这种刺激，中国人自己也有投资办工业的了。无论守旧者如何反对，机器、铁路、工厂这些从来没有过的新东西，陆陆续续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了。这样，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在中国开始发生，虽然是非常缓慢地生长。
由此，立即造成两种结果：
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廉价的工业制造品输入农村，农民的手工副业受到打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被破坏了。农民所受到的剥削加重，农民的苦难加深。农村经济加速度地崩溃，这样就使封建专制主义自下而上的基础更加动摇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物质力量。在这基础上，产生了反对旧政治的新的社会力量。现在革命力量中，不只是农民而且渐渐有新兴的资产者和工人了。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思想从西方传来，传播在民间，更使新的革命力量扩大加强。
正是在新情势的酝酿期间，发生了太平天国，又发生了“戊戌变法”。这一次从下到上的农民革命运动和一次从上到下的上层社会改良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从此以后，在人民中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日益成熟。“戊戌变法”的教训使人觉悟到，希望统治者自动改良是无效的。最激进的分子团结在孙中山先生的周围，提出了民主革命的主张，他们继承了太平天国的传统而更向前进了。
封建专制统治者仍旧坚持守旧不变的方针作最后的挣扎。他扑灭了太平天国，扼杀了“戊戌变法”，全力压抑革命运动。他采取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政策，对于外来侵略者无耻地屈膝让步，一意企图对内维持旧有的统治秩序。当他看到大势已去、万难挽回的时候，最后一着棋就是宣布施行“君主立宪”。在清朝的最后七八年间，屡次宣布定期实行立宪，甚至还颁布了“宪法大纲”，但在这宪法上规定的却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久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到了这时候，他居然还在重温自秦始皇以来一切专制独夫所做的“万世一系”的幻梦！很显然的，这不过是假借立宪之名，欺世骗人，实际上是想继续一成不变地维持原来的专制制度，且使之得到合法的根据。
清朝终于被推翻，最后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天朝在历史上消失了。—历史又一度证明了统治者无论用怎样顽强的努力来守旧不变，但客观的形势、人民的力量终究会变掉了他。
这的确是从古未有过的大变。从此以后，任何想重新恢复封建专制时代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企图都抬不起头来了。历史的车头轰轰隆隆地前进，把旧的时代撇在后面，产生了新的事物，出现了新的情势，提出了新的问题，向着民主化、现代化的前途猛进。这是谁也违拗不了的前进的主潮，一切眼光向后看，留恋旧的时代，走着倒退的路的力量都不能不被辗碎在历史的车轮下面。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封建专制时代经历过那样长的期间，积蓄了那样深厚的传统，要把它整个埋葬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个人死了，固然并不会有鬼魂，但一个历史时代死了，它的鬼魂却还会继续活着，给新的时代以骚扰破坏的。这“鬼魂”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灵，而是实际社会中的存在。
我们看到，封建农村经济固然在近百年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个体劳动小农经济没有改变，农民所受的超度的封建剥削没有改变，这岂不正是旧时代的鬼魂还能继续生存活动的社会基础么？我们看到，民国成立以后，还有袁世凯称帝，还有北洋军阀官僚把持政治，祸国殃民……这些岂不正是旧时代的鬼魂的代表么？直到现在，在抗战期间，受敌人指使，聚集在南京、北平的大小汉奸中，我们也可以分明地看出，旧时代的鬼魂依附在他们的精神和行动上……
死去的鬼魂继续拖累着、妨碍着生人的道路，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件事。但这究竟只是鬼魂。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官僚很快地一个个被消灭了，抗战中的这些背叛民族、荼毒人民的汉奸黑暗势力，到现在也已经受到最后的裁判了。鬼魂不能复活，历史不能回头，这又是确定无疑的事。
人民的力量要使历史的车头更加紧速率地轰轰隆隆地前进。让应该死的和自找死路的赶快死去，让新的生命更无阻碍地成长起来。抗战就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业。经过这次抗战，我们将不只是击败一个民族敌人—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民族所遇到的最凶狠残暴的侵略者，而且要为真正的现代化民主化的新中国奠立基础。在这中间，旧时代所残留下来的一切鬼魂必定要肃清，一切遗毒必定要拔尽，一切老问题必定要作最后的清算。—这也正是我们来回顾这两千年来封建专制时代的历史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