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把中国封建社会比喻做一潭死水的话，那么异族的侵入就像突然投入一块大石头；何况这潭水其实原来已经是在暗中波漩浪涌的了，因此投入的大石头就更使得它立刻奔腾咆哮起来。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谈了历代塞外各族活动的情形以及它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就要讲到当胡骑踏进中原的时候，在中国社会内部引起了些怎样的反响。
我们的讨论只限于这种反响在政治上的情形。说到这方面，自然我们会立刻想起那许多次历史上反对异族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同时也不能不想起那些认敌作父、卖国求荣的大汉奸。让我们先从后一种人讲起。既然他们的子孙—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之流在这次的抗战中还继续作祟，那么这种丑恶的历史更是值得我们回头去看一下的了。
一、“儿皇帝”和“贰臣”
在历史上的大汉奸首先不能不推五代时的石敬瑭。他求得契丹的帮助，灭后唐，受契丹之封为后晋皇帝。他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并且每年搜括民财奉献绢三十万匹，其他珍宝珠玉也是不断供奉。他拜了契丹君长耶律德光为父，信件往返时，起先他是自称为臣的，后来被允许以家人礼相待，改称“儿皇帝”。—照当时人的看法，称儿是比称臣高一级的，所以石敬瑭死后，他的儿子石重贵继位，没有得到契丹方面的允许，即上书不称臣而称孙，耶律德光大怒，借口兴师问罪。
像石敬瑭那样的人真可说是无耻之尤的了。就其家世说，他本非汉人血统，而是西夷人。但他的行为并不能以他的血统来做辩护理由。他在后唐时，任河东节度便。他正是当时贪婪纵欲、卑劣无能的军阀官僚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和他同时向契丹献媚、求封为中国皇帝的还有赵德钧。赵德钧是汉人，也是后唐的一个将军，后来契丹兵进攻后晋石重贵时，赵德钧已死，他的儿子仍想做皇帝，率兵踊跃地做契丹的先锋。其无耻和石敬瑭父子不相上下。
石敬瑭开了在异族卵翼下做皇帝、称臣称子的先例。以后宋代的皇帝也有向异族侵略者称臣称侄，并割地求和的。南宋初年，更有两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在金人（女真）手下做傀儡皇帝。
金灭北宋后，以黄河以南之地建楚国，封张邦昌做楚帝。不久后，南宋复国，诛杀张邦昌，金兵再南下，又把河南、山东之地封给刘豫建齐国。金人因为怕一下子不能完全消化黄河以南的地区，想用中国人之力来间接统治，所以先后建立这两个傀儡国，其用意和抗战期间日本人在中国沦陷区建立各傀儡政权很相似。张邦昌在北宋官居太宰，是宰相的位置，但竟和金人暗中结交，使金人指名要他代宋做皇帝。刘豫在北宋也做过中央大官，南宋复国时，他任济南知府，是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金兵一到时，他要率领百姓投降，百姓不从，他半夜缒城而出，到金营纳降。降金后又钻营金的大将挞懒而得了皇帝的位置。但这个人也不过是当时许多纷纷投敌的官僚中的最特出的代表而已。
蒙元的灭宋，满洲的灭明，都是直接建立异族的统治，没有制造什么傀儡政权，但是文官武将士大夫投敌求荣的多如牛毛。清朝的扫平全中国，主要的是依靠许多明降臣的力量。如吴三桂、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高杰、刘良佐等人都是率领了十几万军队而向满清投降的。洪承畴受命为蓟辽总督，负责对满战事，战败而降，明人以为他战死了，还在北京城里设坛遥祭，追赠优恤，不料他已率兵做了清军的先锋。后来各地起义抗清的人民武装很多是被他剿平的。
清朝统治者自然非常重用这些降臣，但在既已建立了巩固的统治政权以后，却把这些降臣称为“贰臣”，表示他还看不起这些变节投降的人。其用意自然是在向已经做了他的臣民的人鼓励“从一而终”的“气节”，要大家死心塌地，不再起什么二心。
我们并不是根据传统道德中的“忠”的观念来评价历史人物。在我们看来，一个死心塌地效忠于专制统治者的并不就是可敬的人，一个始终做着异族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自然更是可悲的人。但像那被称为“贰臣”的人，今天在专制统治的秩序中坐享高官厚禄，一到明天，又投身到异族侵略者面前争取做开国元勋的荣耀，的确是把寡廉鲜耻的性格表现得最充分的了。不过，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明天，他们都同样是拿人民的血汗做代价来填满个人的私欲，其前后行为又还是一贯的。所以在历史上，每当异族入侵，逼得旧的统治政权土崩瓦解的时候，从官僚士大夫中大量地产生这种可耻的“贰臣”，并不是偶然的事。这些人在还没有公开投敌的时候，其实早已是祸国殃民的人物了。
像张邦昌，在北宋做大官时，已曾受到人民的公开申斥。金兵围攻汴京时，张邦昌和李邦彦等人都主张妥协求和，对于认真抗战的李纲等人竭力排挤倾轧。所以当时的太学生曾聚众上书说：“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柷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这正是当时民间的公论。北宋末叶，当政的都是这一类“动为身谋，不恤国计”的人，在他们手里，弄到民生凋敝，民怨沸腾（这就是梁山泊好汉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弄到将骄兵弱，每战必败（和金人相约攻辽，金已破辽，而宋兵仍节节挫败，遂启金人轻视而长驱直下，无以为抗），弄到在兵临城下时，还是和战不定，终至把中原奉让给异族。—所以这些人不论后来是否像张邦昌那样公开降敌，但在实际上都是扮演着给异族的侵略者铺设道路的角色。
南宋初年又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秦桧。他虽没有降过金，但他曾被拘金营，自称是乘间逃归的。事实上是已和金人勾结好了。所以他不惜诬害有能力御金的大将，来促成和议，和议的结果是宋称臣奉表于金，金册封宋主为皇帝，并割让淮水以北的土地，每年又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于金。在对外这样屈辱的时候，他对内则实施很严格的统制，逻卒密布，以排除异己，钳制民意。这样就使南宋再也没有力量翻过身来，只好坐待亡国。所以后世虽还很有人为秦桧辩护，但事实俱在，他的罪恶实在更大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一流人。他的名字不能不写在《汉奸传》的前列。
明代情形也大体相似。明代后期政治上最有权势的是太监，许多腐败的官僚都奔走在太监门下，把整个国家弄得一团糟，使清军得有机会从容地问鼎中原。到了明政府流亡江南的时候，朝中当权的还是属于太监政治集团中的马士英、阮大铖。他们也使这流亡的政府加深腐化，他们也和清人讲和，情愿割地赔款，他们也多方阻挠积极抗战的史可法等人。到了最后，他们看到已不能再依靠明政权而安享富贵的时候，便公开地投顺了清军。
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些可耻可恨的败类，都是在封建官僚政治内部必然的产物。他们本来就和人民站在对立的地位，所看见的只是个人的私利，当然不会想到在异族入侵下人民的沉重苦难。为了自己安享富贵尊荣，他们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当历史上每度异族入侵时，从官僚士大夫中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够得上称为民族英雄、值得我们歌颂的人物的。
二、英雄如何产生
当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的时候，在宋朝文武官员中虽然有很多走着张邦昌、刘豫的路线，但同时也有李纲、宗泽那样的人，他们身当危急之秋，在朝廷中坚持抗战主张，并且用实际行动鼓励士气，激发民心，这才奠定下南宋建国的基础；也有岳飞、韩世忠那样的人，他们在南宋初年，亲率大军，辗转苦战，阻止了金兵南下，还一时把战事失败的形势扭转了过来。这些人的确是值得歌颂的英雄。在当时，宋朝政府并没有坚定的抗战政策，朝廷中妥协求和的论调始终占着支配地位，所以像李、宗、韩、岳那样的人是尤其可贵的了。
在我们歌颂这些英雄的时候，应该看出来，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英雄。
前面提到，在刘豫降金时，济南人民不愿从他，由这一事就可知道当时的民意了。在那时随着金兵南下，大河南北一切沦陷土地中都有义兵蜂起，那都是人民自动起来守土抗敌的力量。李纲、宗泽竭力主张重用这种民军。宗泽在最危急时，能够坚守开封，化险为夷，就是因为他和河北、山西各处山塞中民军联合了的原故。他之所以自信能够渡河收复失土也是因此。岳飞、韩世忠也是同样。因为他们敢于提兵北伐，所以人民踊跃投效，士气旺盛，而黄河以北的各地义军也纷纷给以响应。在这些自动起来的义军被朝廷中主和派诬为盗贼、加以诋毁的时候，宗泽曾向宋高宗说：河东、河西的人民纷纷起来勤王救驾，甚至有在脸上刺了字以示和金人誓不两立的，他们都是忠义之士；现在皇帝却把勤王者看做盗贼，岂不是褫夺了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于民么？宗泽这段话可以表明他们是如何尊重人民的抗金力量。能够尊重人民的，也就为人民所爱戴，像李纲受主和派攻击而被罢免的时候，汴京城里的军民不期而会的数万人，一起在皇宫前面喧闹，不看到李纲复职就不散，这就逼得皇帝不得不把李纲重新召回。
由此可见，这些英雄的产生也决不是偶然的。产生这些英雄的背景是当时在人民中的抗金的情绪和力量的高涨。他们的主张和作为确是和人民的愿望相符。并且他们能够看出人民的力量而愿与之结合，因此他们也就能够得到人民力量地支持了。
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在明末看到，在明末也有史可法、何腾蛟、张煌言、郑成功等许多人，他们也是站在官僚士大夫的身份上，和当时在人民中风起云涌的反清潮流相结合着，坚持不屈地从事斗争，一直到死方休。像何腾蚊，在南明政府下镇守湖南、湖北，能够集合各地人民义军，并且和李自成旧部的农民军队合作抗清。像张煌言，在清兵已席卷东南的时候，还在浙江各地发动义军，在浙闽沿海苦斗了十多年。他们都是在力战之余，失败被俘，坚决拒绝诱降而从容就义，这种坚定的节操确是可歌可泣，而他们和人民结合的这一个特点更是不应埋没的。在那时，也还有很多的属于士大夫身份直接在民间组织义军抗清的，像有名的学者黄宗羲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当旧的统治政权在异族铁蹄下面陷于崩溃的时候，自然在整个的统治阶层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有狡黠卑鄙的人立刻投顺了异族的“新朝”，去做新贵，也有沮丧绝望的人采取消极的自杀的手段，“以身殉国”。这后种人虽也节烈可钦，但其实只是统治者无出路的表现。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并没有能当作英雄的名字而留传下来。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他们面临到国破家亡的危机，眼看着旧统治机构的残破无能，却能够回头看到了人民中的力量，于是他们把个人的坚贞不屈的品格和依靠人民的方针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起来，这才使他们成为永远值得追念的英雄人物。
从今天来看，这些人和人民结合的程度还是非常不够的。他们究竟仍是从统治者的利益的观点出发。所以他们并不能真正站在人民中间，而仍是抱着统治者的利用民力的看法。当统治政权还在主张着对外敌妥协求和的时候，他们就不免陷入了矛盾之中，以致像岳飞那样被牵引到风波亭的悲剧之中了。—这种由历史时代和身份地位所给与他们的限制诚然很大，但假如因此而把他们一笔抹杀，那就不是公正的历史估价了。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专制统制政权在还保存着足够的力量时，对于异族的入侵，是也会主动地实行抗拒的。但一面进击外族，一面仍直接加害人民，这就使他们的对外战争没有什么意义。例如东晋和南宋偏安一隅，在统治力相当恢复后，都曾进行过北伐。东晋时刘裕北伐，成果最大，连长安都从异族手里恢复。但他在长安横征暴敛，并不使人民的苦痛稍减，于是不到一年以后，长安又被匈奴占去，而这时刘裕已回到南方，想抢皇帝做，不再顾到北伐了。南宋时，由于一贯地对金屈辱议和，已经渐使民气消沉了，到光宗时，韩侂胄为相，内政上毫无改进，受清议的批评很利害，却想博得收复失土的美名，但兵衅既开，连连败北，结果还是议和了事。—这些正是明白地表明了，倘不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没有真正取得人民的信赖，那么单纯在军事上和入侵的异族周旋也还是无效的。由此也就更加证明了，能够称为民族英雄的人，是只有那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人。
在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中，我们更忘记不了在明代中叶御倭的名将。那时，在东南沿海，深受倭寇侵扰，形成很大的危机。数十年间，官兵不断进剿失败。在最危急时，俞大猷、戚继光诸人起来了，他们出身贫寒，多知民间疾苦，因而知道如何才能动员人民力量，用新的方法编练军队，并坚决执行军民联合一致的方针，这样才能把倭寇肃清。假如不从他们和人民结合这一点上看，是无从了解为什么他们在当时独能成就这样的功业的。
三、“南渡君臣轻社稷”
宋明两代，在面对着金元和清军的侵略时，虽然在统治阶层中也产生了一些能和人民结合的英雄，但是它不仅分化出很多力量，做了侵略者的帮凶，增加了侵略者的力量，而且整个地来看，宋明政权在侵略者前面所表现出来的只是无能与怯懦。北宋亡后有南宋，维持了一百五十年的生命，明朝在退出中原以后，也还有支撑了二十年的南明政府。这种在忧患中产生的政权，却也并不能表现出振作有为的新气象，只是在苟安泄沓之中自行腐烂，以致在侵略者继续进攻时，只能不断地退让奔逃，渐趋绝灭。这是有更早的历史前例的。最早的有东晋，也是在退出了北方以后，一味在南方宴安享乐。不过那时的异族力量比较散乱，所以其结局和宋明不同，没有直接为异族吞灭。
我们已经讨论过封建专制政权在本质上是和人民对立的，也说明过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统治下，军事上政治上的内在矛盾，及其腐败瓦解的危机。在这里，我们就可看到，从外面来的侵略者的势力就使这些矛盾和危机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虽到最危急时也无法加以克服，那就只能委屈求和，苟且偷生了。
军事上的危机是克服不了的。当金兵南下时，一路经过险关要津，全无宋兵抵御，使金人都叹息说，宋朝太无人了。足见当时宋朝军队的无能了。南宋末年也是如此。贾似道曾以宰相的身份，统兵百万，抵御蒙古，然而战无不败，于是他私自向蒙古议和，答应称臣纳币，蒙兵一度退走后，他就回来向政府报告大捷。这实在是因为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统治下，早已把军队腐化到极点，一遇外寇，自然就只能演出这可怜的情形来了。
在统治者内部的分歧对立的危机也是克服不了的。封建专制政治虽有统一之名，其实是内部充满着矛盾的因素，所以一到专制政权在外寇侵入中被削弱时，就更加涣散了。像在南明的福王政权时，不仅朝廷中有主和的大臣结党排挤主战的将领，而且在各实力派之间也冲突得很利害，以致形成内战，而葬送了抗御清兵的力量。福王政权覆灭后，接着又有唐王与鲁王两个政权成立，他们同是明室的后裔，同是局促一隅的小朝廷，同受清军威胁，但仍不能和衷共济，而互相对立，势成水火。这自然不只是这二王的不合作，也正是反映着两个官僚集团、两个实力系统的对立。
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统治者和人民对立的问题。在侵略者势力深入的时候，统治者未尝不想到要“收拾民心”。北宋钦宗在汴京被围时曾下诏号召河北人民勤王之师，甚至说：“天下平安，联与尔等分土共享之。”南明时也曾想到，发动义军，“招抚”“流寇”（其实是农民起义的军队）。要是贯彻这方法，未始没有救。然而他们不能。南宋立国，起初还继续任用义军，后来就称之为盗，命令他们解散。南明各小朝廷也都局限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只图如何增加自己的军力，却眼看着在东南各地风起云涌的义军一个个被清军消灭，不给以任何援助。而且这些偏安的政府在一切方面都和过去一样，继续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因此一方面，人民因为身受异族荼毒，很自然地会倾向于这些新政府；但另一方面，因为新政府的实质和表现仍是如此，它和人民之间的隔阂甚至轧轹终于还是不能降低。
在这样的情形下，统治集团中纵有个别的分子能和人民结合，坚持着抗战的政策，也不能不受制于整个政治形势，而无从尽其全功。像风波亭的悲剧在历史上也不只演了一次。清军尚未入关时，明代曾有熊廷弼、袁崇焕等几个大将固守边疆，很立了些战功，然而他们却也遭遇到了岳飞同样的命运。原来在封建专制政权越是趋于灭亡的时候，越是不容许在他自己内部产生特出的英雄，形成一个特出的力量，必须把它拉来同归于尽。所以一个李纲支持不了北宋的危局，一个文天祥挽救不了南宋的末运，一个史可法也无助于南明的福王政府。他们既仍是依靠着当时的统治政权，因此也就只能在这崩溃的历史上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了。
既然可用的民力弃置不顾，能战的部分力量又加以摧残，结果自然只好一意求和了。他们是想用求和来缓和外寇，并缓和内部的政治社会的矛盾。但这自然只是空想。妥协求和的方法一方面只足以使外寇有机会从容布置，逐步深入；一方面又只足以使民心涣散，民情更加背离。而且在自己已处于劣势地位的时候，求和更难成功。假如南宋还能够和金人拖了一百多年，那么南明在清朝面前，是连苟安一时都办不到了。
南宋的偏安政府，南明的小朝廷，其处境何等危急困窘，而其统治者荒淫无耻，燕游逸乐，实在也到了极点。南宋诗人写临安（杭州，是南宋首都）的诗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明诗人写南京的诗也说：“而今也入烟花路，灯火樊楼似汴京。”这正是这时上层社会的情绪的表现。此地虽是杭州、南京，但是繁华景色都和北方的旧京城一样，何必还想望什么呢？无怪乎又有诗人痛心地说：“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了。在那胡骑践踏下的人民天天巴望着故国旌旗，这些偏安小朝廷的君臣却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据说，南明福王宫中还挂着楹联道：“万事莫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这充分表现了已看到自己的末路的专制统治者的心理。他们既不敢战也不能战，只是为了顾全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求和，那么他们就不能不粉饰太平，掩盖危亡的事实，到了连苟安一时都难做到的时候，也仍尽量使自己麻木，暂且利用眼前的特权地位纵情享受一番。
四、不死的人民力量
但这些被异族入侵亡国的历史并不能使我们得到悲观消极的结论，因为我们在每一时代都可以看到在苦难中挣扎奋斗而取得了最后胜利的人民力量。
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是不能要求于过去中国社会中的人民的。因为那时既然是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分散的封建经济，人们所有的只能是浓厚的乡土观念，一般的民族观念是不可能有的。而且广大的人民一向处于本国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重压下面，国家对他们只能给以灾害，爱护自己的国家那样的观念在平时也是很难产生的。只有在异族大规模入侵的时候，生命被屠杀，妻女被奸淫，田园被占夺，这才在人民中唤起了强烈的反应。当人民看出了入侵者是语言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异族，而且想以他们的风俗习惯来改变中国，种族反抗的意识就在人民中勃兴了。所以不论异族侵略者怎样地软化了封建统治势力，总不能避免人民的坚强的反抗。
这种种族的反抗首先还是表现为乡土的保卫。早在五胡侵占中国时，黄河南北的各地人民已有很多自动武装起来，保乡自卫的。他们的组织称为“坞”或“壁”、“垒”、“屯”。在晋朝的官僚士大夫已渡江到江南去宴安享乐的时候，在中原和异族统治者反抗的就是这些人民。宋代反金的人民武装称为“民兵”、“义军”或“忠义巡社”，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到处都有。其中最有名的是太行山的“八字军”。八字军领袖王彦，本是一个小兵，在金人已占领汴京时，他和七百人共避入太行山，都在脸上刺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以示决心。他就以这七百人为基础，团集了分散各地的许多义军，成为十余万人的力量。从此太行山成了一个抗金的根据地，在金兵不断进剿之下支持了十多年。金人之所以没有能顺利南侵，灭亡南宋，这些人民义军在它心腹内的牵制活动是有很大作用的。更以后，当蒙古人入侵和清军入侵的时候，中国各地人民的反抗也是很激烈的。
在反清的斗争中，像麻三衡领导下的七家军最后失败时，麻三衡和全军中的其他领袖和战士没有一个受敌劝诱投降，宁可杀身成仁。又像在阎应元领导下的江阴县百姓，守城起义，竟以弹丸之地吸引了清军二十四万，抵抗八十一日之久，城破的时候，还是顽强抵抗，几万人同心死义。那种精神实足以代表中国人民中最高的节操。
这些守土抗战的人民中的主要成分自然是农民或城市中的平民。但因为所对抗的敌人是异族的侵略者，所以也有士绅地主来参加的。像反清的各地人民义军，有许多还是由士绅地主发动和领导的，但其基本的力量总不能不依靠广大的下层人民。
也有纯粹由下层人民组成，本来的目标是为了反对专制统治者，但当异族统治者入侵时，立刻把斗争的目标转移过来了的。最显著的史例是在明末。当时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队伍推翻了北京的明政权，清军入关又把李自成从北京赶出去。这时反明的李自成部队就一变而为抗清的最坚强的力量。李自成虽已战死，但他的部队仍有五六十万之众，在他的侄儿李锦和别的将领率领之下，在山西、陕西一带和满清对抗，以后被迫退到了湘鄂各地，还和南明政府合作抗清。这部分力量是在抗争中坚持得最久的，一直到南明政权完全消失后，在湘鄂各地仍旧此伏彼起的人民抗清斗争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封建专制政治对于人民的反异族斗争的妨害。纵在异族入侵、玉石俱焚的时候，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轧轹还是不易消除的。一方面专制统治者带着传统的成见，纵然对于抵抗异族的人民起义，也仍或者采取冷淡的态度，或者竟称之为盗寇，像南宋之初那些人民义军，有许多在传统的史书中却只留下个“群盗”的名称。湖南李自成的部众虽已参加抗清的战争，南明政府也仍目之为流寇。而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自发的农民斗争究竟还是带着落后性的，没有一种远大的方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因此虽然在异族侵陵的危机已到了极点时，只因加在他们身上的本国的封建压迫仍然存在，他们在斗争中的步骤与目标也常不免分散。而且他们也只能在各地零星爆发，不易团结而为整个力量。专制统治者既不能把这一切力量都集中在反异族的一个目标下面，却反而进行“剿匪”（如南宋、南明与异族对抗时都曾用很大力量在后方剿匪），这就更使社会内部的轧轹加深，更加消耗了人民的力量。由于这些原因，在异族入侵时，虽然人民中的反抗很激烈，也还是不免于逐渐地失败。人民的力量，在那种封建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到底还不可能掌握整个局势的发展。
然而一旦到旧的封建政权已经完全绝灭，异族的统治已经巩固的时候，官绅士大夫大半都看到“天命所归”，去和“新朝”合作了。其中好一点的也只是退隐山林，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而人民的力量虽也因为受残害太大，一时比较消沉了，但是在异族的统治下面，无论在元代和清代，人民的反抗斗争都没有一个时期停止过。最终摧毁了异族统治的，也还是从广大的农村中爆发出来的人民的力量。最早的如统一了五胡十六国的鲜卑族的魏国，在其瓦解时就遇到了西北各地普遍的“民变”。到了蒙元和清朝，是遭遇到了规模更大、更显著地带着反种族压迫的性质的人民起义。元朝的一百年统治中，北方有“弥勒教徒”的反抗活动，南方也有各地此伏彼起的农民叛乱。清朝三百年统治中，在其中叶以后，各地人民的叛乱大大激烈起来，最后总结为南方的太平天国、北方的捻党。这些都被当时的统治者认做盗匪，但我们在今天来看，自然不能不说那是反抗种族压迫的人民斗争。
这些人民斗争正给灭元建明的朱元璋和灭清的“辛亥革命”开了先路。朱元璋的能够赶走蒙元，也还是直接依靠了元末的极广大的人民变乱，而辛亥革命本身更是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
所以就是在封建时代，反抗异族的最顽强的最坚韧的力量也是从广大农村中出来的人民力量：人民中的这种力量像是磁力一样，曾经吸引了在封建统治者中的某一部分人，使他们能够成为英雄；就是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在危难之时，也会不得不看到这个力量，乞援于这个力量，而且在实际上得到了这个力量的支持；最后，那取得了一时胜利的异族的残暴统治，也还是不得不失败在人民的不死的力量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