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专制时代的国王，他的权威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充分证明国王是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平民好像待罪的羔羊一样，可以随时由他任意宰割。
但是，时移势易，到了人民已经觉悟国王的权威并不是没有限制，甚至可以全盘被推翻的时候，这个纸老虎便被戳穿了。1628年，英国国会给国王查理一世呈递历史上著名的“人权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正式告诉他说，国王的权威是有限度的，他不能繁征暴敛，更不能非法监禁人民。查理一怒，立即解散国会；可是几年后，为着筹款困难，他又不能不召集国会。国王和国会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化，前者得力于贵族的支持，后者深受伦敦富商的拥护。在连年的斗争中，英国却出了一个大人物克伦威尔。他长于组织，明于赏罚，而且有宗教的热诚。他所组织的新军——铁卫军——充满着清教徒的意味。以清教徒抵抗天主教徒，以国会抵抗国王，他本人就是这中心人物。欲擒故纵，虚与委蛇，终于在国会组织法庭，实行公审，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这种非常的行动，正是开欧洲各国革命的先河。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于1599年4月25日生于英国的罕廷顿城。他本来要做个酿酒家，但他的主要职业无疑地是个绅士式的农民。他少时在故乡受教育。他的老师俾尔士深信上帝会直接责罚恶人，这种思想一直支配他的一生。十七岁进剑桥大学，在那儿他多少受了清教徒的影响。他对于书本虽不大注意，但他洞悉人情世故，这对于他后来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年，他的父母弃养，他迫得回到老家去照顾老母及五个姐妹。二十一岁结了婚，他的夫人是个商人的女儿。他生了四男一女，夫妻二人，过着相当和谐的生活。简单说一句，二十九岁以前的克伦威尔，他所经过的大事不过寥寥数笔，值不得大书特书。他的政治活动，须从二十九岁那年被选为罕廷顿城的国会议员算起。此后，他的交游广，熟人多，无论宗教政治上的重要辩论，总有他的份儿。
不久之后，他把罕廷顿附近的土地完全卖掉，自己搬到圣埃夫斯去干牧畜的生涯。三十七岁那年，他继承母舅的地产，同时给伊利的大教堂收什一税。这几个地方和剑桥的距离不远，他经常为私事和公事来来往往，交游越多，个人的地位也越巩固，这一点从他被剑桥大学选出为议员这事情，得到具体的证明。
他为人质朴无华，经常穿着乡下的裁缝所制的衣服；他的帽子连帽带也没有。他的身材硕大，他的利剑紧挂于他的腰际，他的脸庞时常涨得通红，声音尖锐，言论激烈，虽然他算不得是什么演讲家，但他从开头进国会起，已经十分活跃。老实说，他对于宗教的自由的热心，比较他对于一般人民的自由更为关心。他曾公开宣布，假如他的主张不能实施，他将把他所有的财产拍卖，远离故国。
当1642年1月，查理离开伦敦，皇后离开英国，而荷森（Hotham）总督不准国王跑进赫尔（Hull）的时候，内战似乎开始了。国会所提出的十九点意见，正是新宪法的大纲，这事情查理很勉强承认。到了他公开宣布拒绝的时候，国会便成立了一个安全委员会，决定招募一万名新兵，同时厄色克斯（Essex）被委为将军。一面有人要帮忙国王，另一面有人要实行国会的法案，统制受训的军队。克伦威尔知道时不可失，他赶紧控制剑桥及其资源，拥护国会，反对国王。这种坚定的立场，他始终如一地维持着。
二
1642年8月底，查理在诺定昂招兵，克伦威尔在罕廷顿买马，同时，双方想运用法律的名义来控制国家现有的军队。本来国会是立法机关，而非执行机关，但它以平定爱尔兰的暴动为口实，特定一种军法，让各郡有一个新太守，并且委派军官来训练它们所招募的士兵。
查理以拒绝签字来阻挡这办法，除非他可以保留委派军官的否决权。在这期间，皇后借名护送公主到荷兰，其实是花钱到荷兰去招募大军，并且希望得到丹麦国王的帮助。查理要借助外力，国会最怕他利用外力，因为那时双方势均力敌，只要外力稍增，整个形势会改观。
当查理没有即位前，英国已经有征兵制度，凡是十六岁以上的人，须执干戈以卫社稷。每个郡选出若干名壮丁，稍加训练，一遇战争爆发，他们可以变成新军的核心人物。说来很好笑，每个夏天他们集中“训练”时，一个月只练习一次，其余时间都是花天酒地，在旅馆酒吧里大吃大喝。他们所学到的本来不算多，到了第二次再练习时，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事实上，这些既不热心又缺乏训练的民军，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凡是立志从军的人，须雇用“佣兵”，前往荷兰、瑞典、法国或丹麦去受训练。
剑桥大学本来是清教徒的摇篮，现在到了紧急关头，它也像牛津大学那样拥护皇室。各学院的监督纷纷起来反对国会。克伦威尔离开剑桥，回到故乡罕廷顿去招募骑兵。就在罕廷顿的市场里，他要求志愿军为“传教的自由及国家的法律”而战。因为他对宗教有特别的热诚，所以他尽量招募教徒参军。他们比较普通的士兵更有知识，同时他们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及其后果有深切的了解。认识正确，英勇异常，这种干部是使他立于不败之地。
至于查理，他是为王位而战。假如他不退位，他便变成国会的傀儡，或者用军力来维持他的政治斗争里所损失的地位。虽然在这次的内战中，查理和克伦威尔的态度稍微不同，前者被动，后者主动，但是全国人民对于内战却毫无兴趣。查理的军队有个王牌，这就是他的侄子卢柏（Rupert），卢柏精于骑射，对于骑兵的战略洞悉无遗。他利用骑兵来冲锋，并且号令士卒按兵不动，直到短兵相接时，才是人对人，马对马，痛打一场。这种战略，使他所向无敌。
查理手下仅有一万名兵，既没有钱，又缺乏组织，造成孤立无援的形势。卢柏的到处掳掠，只增加人民对国王的痛恨。国王名存实亡，他的心腹一一变成俘虏。以老弱残兵，对有知识有目标的新军，强弱胜负，不待交绥已见分晓。加以克伦威尔机警善变，他利用剑桥来做国会的中心，加紧训练新军，即历史上有名的“铁卫军”（Ironsides）。这些人多是农家的优秀子弟，他们受良心的驱使，为宗教和法律的自由而战，仁人上下，万众一心，坚甲利兵，阵容完整。此外，他从战争里学到政治，懂得一点权术，这更能够促进他的成功。
兵贵神速，尤其是需要集中力量，这一点克伦威尔早已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写信给驻屯剑桥的专员说：“现在用不着再辩论了，但你须立刻全部出发，召集你所有的军队，派他们到罕廷顿去，利用你所能找到的志愿军，策马加鞭，赶紧把这些信件送到萨福克、诺福克、埃赛克斯等郡。时不可失，越快越妙。我们的步兵都离开斯坦福特了；除我们的实力可观的马队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敌人。你应该很活泼地行动，不得分散精力，不要忽略手段。”
兵贵精不贵多，少数忠实的兵比较多数虾兵蟹将更为有用。假如你选择非常忠实的人来做马队的队长，其他忠实的人将望风景从。假如你能够挫折敌人的先头部队，那么你的大名广播，军威大振，这对于你的行动很有利。
查理的军力本来集中于西部，这时都退到牛津。皇后住在牟顿学院，查理本人却住在基督教堂学院。事实上，这个学院早已变成缩小的皇宫。全灵学院暂充兵工厂，新学院权作铸币厂，奥利尔学院为集会的所在。甚至牛津的天文台和音乐院也改为缝衣室，专门制造制服给军队穿。
自苏格兰的兵加入，战局稍微变动后，牛津也不可久居了。那时皇后已经怀孕，牛津不是个安全的地区，可以让她长久住下去。查理决定皇后应该往西迁移，搬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谁料这次生离，竟成死别。她是筋疲力尽，勇气完全消失。临走前，她对国王说：“假如我死，你须相信你是失掉一个永远爱护你的人，同时，由于我的钟爱，你应该永远不要忘记我。”
查理和克伦威尔的骑兵的数目相等，各得七千，但前者的步兵乱拼杂凑，仅得一万八千名，而后者的步兵却达二万七千名。在打仗的前夕，克伦威尔突然失踪，经过多人的寻找，才发现他隐匿于塔顶的旧房间，双脚跪下来祷告上帝，前面摆了一本圣经。这充分证明他对于宗教的虔诚。到了傍晚时分，双方正式接触，起初克伦威尔的第一防线被冲破，第二防线也动弹不得，而他本人的脖子也给流弹挂了彩；但他不惜任何牺牲，坚决前进，积极反攻，终于反败为胜，把皇军打退到约克郡。到了九时，皇军一败涂地，主将卢柏便给克伦威尔以一个绰号，说他的军队是“铁卫军”。
三
克伦威尔个人虽胜利，但他的步兵还是差得很，有的被皇军打败，有的毫无活动。他在南方各郡招兵买马，但他老是筹不到足够的粮饷来分给军队。军队不满，不是开小差，便是起来暴动。老实说，全国人都讨厌战争，大家希望早日恢复和平。就国会而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不睦，长老会和独立党不和，因此，查理能够不受骚扰，把军队自由自在地退到牛津，而曼彻斯特并没有想法阻止他们。
克伦威尔问曼彻斯特为什么这样客气。曼彻斯特答道：
假如我们把国王打败了九十九次，他还是一个国王，而他的后裔还是国王；但是，假如国王打败了我们，我们将被吊死，而我们的后裔将沦为奴隶。
“天啊”，克伦威尔反驳道：“假如真的如此，为什么我们当初要起来打仗？你这种话是说明今后要反对打仗。假如这样，让我们干脆进行和谈罢，别再这么卑鄙。”
克伦威尔始终坚持教会的会章须更改，国会须占优势，著名的保皇党须受责罚，流放充军。查理的条件刚好相反。在双方磋商的过程中，克伦威尔须决定几种事情。假如厄色克斯与曼彻斯特不能够打败国王，那么他们便算完了。假如国会要依赖他及其“铁卫军”才能够取胜，那么一个新军——整个都是铁卫军——必须产生。现在他以政治家的地位，坚决创办新式的模范军。他先发制人，他转移国会的视听，要大家赶紧注意到前途。他说话漂亮，处处为别人着想，不是为自己打算。这种至大至刚的光明磊落的行动，最能够博得大家的同情。他被人捧为偶像。他在国会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了。
新军成立，全数达二万多名，人雄马壮，指挥灵活，不用两三回合，查理的步兵给它打得丢盔卸甲，所有军官尽成俘虏。全部炮兵及八千人的配备都落到克伦威尔的手中。查理虽然不认输，无奈他的士兵越来越少。他知道克伦威尔的军队节节进攻，而自己的抵抗力日渐削弱，这恐怕不易维持得长久。他暂时把罕廷顿做根据地，可是这地方也不安全，于是急急退到牛津。
最使查理伤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主将卢柏向克伦威尔投降。他认为在血统上，或者在友谊上，卢柏是最靠得住，谁料他竟这样胆小，做出那种无耻的勾当——投降。卢柏曾答应他说，布里斯托尔至少可以坚持四个月，现在连四天也守不住，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但是，平心而论，卢柏不该受责罚，因为形势对他很不利，并不是他的英勇忠贞不如人。
自克伦威尔占据布里斯托尔后，他即刻通知国会说：“这是天意。凡是不承认这种铁的事实的人，他一定是个无神论者。”另一方面，自布里斯托尔被占领后，查理的部下一一被打败，可是查理本人不敢正视现实，他还想毫无目的地往北进攻。无论如何，他总要跟苏格兰人拼一拼，否则死也不能瞑目。可是形势比人强，他兵尽粮绝，四面楚歌，终于作苏格兰人的阶下囚。
四
当1647年四五月间，克伦威尔的新军颇引人注意。国会打算把他们解散，或者派他们到爱尔兰去打仗。在理论上，这计划是再好不过，可是事实上走不通。一来步兵欠饷二十星期，骑兵欠饷四十五星期；二来由战争所造成的孤儿寡妇的抚恤金毫无着落。军队方面向国会索三十三万一千镑，可是他们认为军队应该绝对服从，不应作无理的要求，否则以反叛治罪。
士兵相信他们的军官不能而又不愿代表他们的利益，于是十个骑兵队中有八队各选两个代表，号称煽动队。他们起草声明，呈送到军队的“大公”及国会。当国会收到煽动队的呈文的时候，一般议员都是气得要命，因为信里说，国会之所以把他们派到爱尔兰，无非想毁灭他们，或把军队解散，尤其重要的是，国会这些人新近尝到政治的权威的滋味，现在想进一步升为专制的暴君。事实上，这些话多少是代表整个军队的意见，而此时此地的军队是“发号施令，不是服从法律”。针对现实的困难，国会不得不通过一个赔偿法，答应即刻清偿八星期的饷项。同时，克伦威尔出面要求各军官向士兵制造空气，说新的政治权威的树立，对于大家都有利；否则权威丧失，国家只有混乱一团。
克伦威尔想在各区个别解散军队，使他们没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可是他的左右伊里顿（Ireton）认为这办法不对。据伊里顿给克伦威尔的信说：军队们觉得现在他们的手里还有枪械，可是他们的功绩已经被人忽视了，将来他们完全被缴械之后，他们难免会陷于死无葬身之地。
到了解散军队的前夕（5月31日），克伦威尔知道这办法一实行，不是使军队陷于混乱，便是使国会得着残暴的罪名。他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认为国王是权威的源泉，军队是力量的象征。假如让国王来跟军队会面，许多困难的问题不是可以迎刃而解么？主意一定，他派了一位名叫祖赛（Joyce）的亲信，漏夜前往浑姆卑（Holmby）去把查理请来。
一天晚上（6月3日），查理给甬道上的嘈杂的声音弄醒，他问守卫这是怎么一回事，守卫告诉他说，军队里有一位叫做祖赛的家伙要求见。祖赛入见查理，很坦白地说，他这次到这儿来，为的是要把国王送到另一个地方。查理经过考虑后，告诉他说，只要他答应不加害，不强迫他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同时让随身仆役寸步不离，那么第二天他便可动身。
六月七日，克伦威尔和国王相见，他自称尊重国王的利益，同时解释说，军队行动的突兀，为的是保护国王。此后几个月间，克伦威尔尽量想法保证恢复王位。他所提出的条件比较以前所提出的宽裕得多。查理却坚持他的一套理论，好像他已经打胜仗一样。他拼命延长时间。他对克伦威尔并不信任。他认为在谈判的过程中，克伦威尔一点也没有为个人着想，这未免太矫揉造作。事实上，当时的保皇党人一再散发小册子，造谣中伤，但克伦威尔一点也不介意。他觉得一个人在路上散步的时候，小狗乱叫一场，聪明人当然置之不理，照旧走他的路。话虽这样说，他时常搬家，为的是怕人暗杀。
查理是个多情的人，虽在离乱之中，念念不忘儿女。到了七月中旬，他要求和他的儿女们见面。他有两男一女，其中较小的两位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会晤了。父子相见，眼泪好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涔涔而下。克伦威尔站在旁边，眼巴巴地看见别人的家庭团圆，不禁也一掬同情之泪。他主张一再清算国会，直至所有国会议员都赞成国王而后止。
克伦威尔的地位逐渐站不住。他四处受攻击。保皇党写小册子骂他，讥笑他为人不够严肃；反保皇党的政客们骂他要把自己变成另一个白金汉；拥护国会派骂他反复无常，口是心非；甚至彼得（Hugh Peters）也说他不想老老实实地做个非常人，而想做朝臣。他理直气壮地对大家说，目前虽有一部分人对他的行动不大了解，但他相信上帝会明白他是个心地光明，肯为人群服务的人。他继续要求国会跟查理言归于好。他认为目前举行和平谈判，对于大家都有好处。但他的同党楞斯博卢（Rainsborough）却持相反的论调，弄得二人在国会或军事委员会里剧烈辩论。到了10月16日，楞斯博卢大发脾气，他竟对克伦威尔声明，假如这样辩论下去，难免一生一死。过了四天，克伦威尔独自跑到卫斯敏士特寺，作三个钟头的演讲，热烈地拥护国王，免得人家怀疑他与楞斯博卢同党，而且他正式宣称，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加强君主的地位，不是要毁灭它。
十月二十八日，军事委员会在蒲特尼教堂聚集，克伦威尔担任主席，大家所讨论的是财产问题；楞斯博卢和伊勒顿对于自然权和民权这两个问题，喋喋不休。“社会平等论者”（Levellers）眼看这种辩论对他们不利，特地建议把这问题向全军集中点提出讨论。他相信自己可以率领大军来反对克伦威尔，同时还可以博得伦敦二万市民的支持。克伦威尔应该受控告，国王应该受公审；这还不够，“社会平等论者”的党徒们又提出更简单的计划，克伦威尔须在床上突遭枪毙，查理须从汉普顿宫廷拉出来枭首示众。
有一天，克伦威尔给惠莱（Whally）寄一个急就章，内容说外边谣言，有人要行刺国王，所以他特地请惠莱带国王出奔。国王听了这消息，面如土色，他赶紧收拾随身常用的东西，在狂风暴雨的深宵，跑到南安普顿，希望从该地转到泽西或法国。但是当他抵达南安普顿的时候，他发现这儿没有船只，为的是所有的船只早已被人封锁了。查理走投无路，只好驾一叶扁舟，仓皇逃遁到卡里斯布鲁克岛，蒙该岛的长官汉蒙的热诚招待，加倍小心给他保护，不准外间任何人跑进这个小岛，查理这才放心。
五
克伦威尔知道查理很安全之后，他便注意“社会平等论者”。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怎样统制国王，而是怎样控制军队。由于国王的逃遁，楞斯博卢更主张国家的权威操在普通士兵的手中，假如他们要求权力。
克伦威尔真够机警。他赶紧起草章程，给士兵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没有解散以前，军饷照付，欠饷一一偿清，受伤的人得到辅助，寡妇孤儿得到津贴，而且将来不再征兵。此外，他要求士兵们否认他们与楞斯博卢及其党羽的关系。
老实说，克伦威尔对于士兵的估计，比楞斯博卢更为正确。他深知普通的士兵只问经济上有没有保障，不问政治主张是否有理。他知道他们懂得一些政治口头禅，所以利用他们的头脑的简单，弄一点噱头，使他们个个上了他的当。他召集了一个军事大会，参加的都是他的亲信。起初费发克斯（Fairfax）对军队解释，假如他们是喜欢他和克伦威尔来领导，他们应该在他早已预备好的文件上签字。在这当儿，楞斯博卢也跑出来，把他的相反的建议给大家看，但他被人推开，而费发克斯本人也假装没有看见。
在场的所有士兵一致签字，克伦威尔便跑到那些捣乱的阻碍者的面前，叫他们把帽子上的字条拿下来。经过他详细的解释后，他们大嚷着自己被军官们误引歧途，于是把那些讨厌的徽号一一撕掉。克伦威尔趁这机会驱车前往镇压那些图谋反叛的人，他们一见“铁卫军”来，方寸大乱，自动把帽子扔掉，准备投降，其中三个大头目被捕，而运气最坏那一位即刻被枪决。
叛军一经平定，克伦威尔无疑地变成军队的领袖。他策马加鞭，跑到伦敦去参加另一大会了。
自国王出奔消息传播出来后，社会上的谣言层出不穷。有人说他已经跑到苏格兰，有人说他跑到爱尔兰，或法国，甚至有人说他已经死了。这种自相矛盾的消息，发生了不幸的效果。原来皇后致国王的信件，照常寄到旧地址——即汉普顿宫廷——弄得克伦威尔能够拆她的信；看完之后，再封好寄给国王。从这些信件的字里行间，他得悉查理和苏格兰人很有关系。根据皇后的劝告，国王“不应对奸臣过分屈服”。因此，克伦威尔知道他虽然怎样拥护国王，国王绝对不会支持他。最使他气愤不平的，国王不但对他不信任，而且有意捉弄他，这一点从国王与外界的秘密通讯可以看得很明白。现在他决心置国王于死地，再也不肯为他奔走，更不想替他恢复王位了。
查理的反复无常，口是心非，这马上发生两种影响。第一，克伦威尔和楞斯博卢完全决裂了。第二，汉蒙本来很同情国王的遭遇，现在却变成寸步不离的监视官了。
1648年的元旦，查理在卡里斯布鲁克的炮台里受严密的监禁，一连被禁了三十六星期。在这期间，他和汉蒙的关系十分微妙。他的头发凌乱不堪，差不多有七个月工夫没有理过发，后来才兴高采烈地欢迎一位名叫胡伍的家伙给他理发，同时也派他传递信件。其实，汉蒙不傻，他恨不得找个口实把国王干掉。汉蒙所采的步骤是：他把国王所有的侍从革退，然后把仆役的数目减为十六人。另一方面，他派了四名干部，不分昼夜来轮流监视。但是国王仍想尽方法，预备逃走，不料关防欠慎，泄露秘密。汉蒙除往国王的卧室去搜查外，还想检查他的口袋；那时国王实在忍无可忍，赏他一个耳光，在混乱中，匆匆把口袋里所有信件扔在火炉里，一下子把它烧光。
克伦威尔的情报非常灵通，所以他能够明察秋毫。他侦察国王的同谋者正是淮布雷斯和提塔斯（Firebrace and Titus）两人，所以即刻把他们辞掉。他知道国家是处于万分危急的状态，伦敦的保皇党蠢蠢欲动。但是，大势已去，国王没有朋友，同时不能够跟外界人士联络，他只能够以看书来消磨他的残年了。
六
当查理在监禁期间，克伦威尔趁机会到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各地去巡行。起初他倒有意跟国王妥协，后来他深知此路不通，只好诉诸武力。在他做独立的总司令时期，第一次的斗争便打胜仗。他在国民心目中是树立了最高的权威。他从后台的牵线的地位变成主角的地位了。这种转变并非出于他的自愿，而是环境迫他不得不如此。无论如何，他现在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了。
1648年的头几个星期，他与各阶层的代表们举行会议。他希望一部分国会议员能够赞同专制；他静听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利害得失的辩论；他准备跟共和党的马登氏妥协，结果弄巧反拙。他一面为国效忠，一面忙着私事，尤其是需要筹足资金，替儿子跟一位大地主的千金完婚。
伦敦是英国的指挥塔。那时威尔士开始暴动；苏格兰人已经动员，打算把威尔士亲王从荷兰请回去主持英国的舰队；肯特郡和厄克色斯郡准备勤王。在这种环境下，克伦威尔又运用外交手段，成立新关系。他跑到国会，劝他们把军队撤退；第二天，他和国会多数议员通过一条议案，千万不要更动“国王、上议院、下议院的基本组织”。这样，才把最困难的宪法问题解决。
然而国内到处骚动的事情，使他不能缄默下去。在汉密尔顿的领导下，三万苏格兰兵冲过疆界，要求把国王送到伦敦的一个大楼来继续谈判。有些炮台已经被苏格兰的保皇党占领。有一部分舰队宣称拥护查理，封锁多佛城。最后连厄克色斯郡与肯特郡也开始造反了。
当盆布鲁克郡（Pembroke）投降的时候，克伦威尔照理应立即驰往援助兰柏特。可惜士兵们已经疲于奔命，加以欠薪欠饷，配备恶劣，他们实在无心打仗。他写信给伦敦说：虽然他的疲惫之兵想开到格罗斯忒郡去，但他们的鞋袜必须补充后，才能够往北方开援。老实说，在开始长征之前，鞋袜的缺乏实在使士兵们失望。因为他们袋里没有钱，除抢夺外，绝对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是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法令严明，要抢也不许可。幸亏他的士兵到了诺定昂郡的时候，鞋袜等配备源源而来，大家秣马厉兵，兼程并进。等到炮兵来临，他便在利兹城外与兰柏特会师。
他领导一批兵，爬山越岭，距离苏格兰的阵营不过3英里。对方的司令官起初不相信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他却以惊人的战略来对付他们。他不是从南打到北，把苏格兰人赶回去，便算了事，而是从北打到南，使他们无路可走，弄到全部消灭。
由于他对宗教的热诚，他把所有功劳归于上帝。他说，因为得到上帝的帮助，他才能够打倒人民的公敌。那时敌人已被打败，许多马匹往北乱窜，辎重损失无数。为彻底消灭敌人计，他希望增加军力。假如他能够及时聚集五百匹骏马，五百名精兵，他不难全盘打破。
无论如何，“这是光荣的日子。上帝帮忙英格兰实施上天的意旨！”自这次战争后，保皇党的势力逐渐衰落。克伦威尔不慌不忙地率兵北上，把所有苏格兰兵赶出英格兰的领土。他高兴得不断向上帝谢恩。
七
1649年1月20日，克伦威尔和查理在卫士敏斯特楼相会。威廉·卢发斯（Rufus William）的高楼改为公审庭，它的屋顶是西班牙的胡桃木制成的，从屋顶上飘扬着国王的旗帜。楼内的商人的排摊一一拆掉。几间酒店的入门处用砖来堵住。靠西的窗口下，排着许多长椅给委员们坐。东西两边的围墙内是给贵族妇人及其他特殊阶级的观众来参观。中央盖了一个小台，台上的审判席前有个深红的天鹅绒的椅子，正襟危坐的人就是庭长。离庭长面前不远又有一个深红的椅子，给待决的囚人坐。四周站满伦敦的爱看热闹的市民，他们争着来看国王受公审。
穿着红衣的卫兵们把守着国王，不让人民跟他接近。国王身穿黑衣，头戴黑帽，脸上有坚决的表情。的确，他一生做人从来都是优柔寡断，现在见危授命，勇敢到连口吃的毛病也看不出来了。平常多疑善变，这时候却头脑清醒。他宣称自己愿意为人民的自由及教会的权威而牺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67名委员中，只有8名他认得。他侧目斜视，看看周围到底有什么熟人。在第三排的人丛中，他看到克伦威尔。
诚如年轻的锡尼氏听说：“任何法庭不能审判国王，同时，国王也不能到这个法庭来受审。”这一点克伦威尔也觉得很有道理；英国的任何律师不敢胪列国王的罪名，上议院不敢通过有关的法令，虽然国会委派了135名很靠得住的审判官，其中50名却不愿意接受这任务。在军官中，只有克伦威尔及伊勒顿出场，一般同志都避不出席，除了克伦威尔的一些亲信的僚属外。
老实说，公审国王是克伦威尔出的主意。他既然从一些弃材中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统治国家，那么他当然可以再组织一个机构来杀国王。但是，他从前的组织军队，是受环境的支配，而这次最高法庭的组织，纯粹是他个人的意志的表现。意志一定，他便运用所有合法的手续去达到他的目的。他的力量虽大，但内心不够镇静，这是说，他的神经几乎兴奋得有点失常了。
公审国王是个天大的事情，除军队里他的一些干部外，几乎没有一个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会赞成。他搜索枯肠，想找出法律上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免得“偷鸡不着，赔了一把米”，国王无罪，自己反而变成罪人了。他先试问同僚说，假如国王要问他凭什么权威来审判，这问题应该怎样答复。其中有一位答道：“我们是替代整个国会及全体善良的人民来公审。”这话似乎有理，但他本人深知在法律上办不到，在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真是穷极智生，克伦威尔自经苏格兰的委员们的反对后，他不得不重新考验王权的基础了。一般说来，不信任国王是个罪大恶极的行为。但是查理有几个罪名，怎样也洗不脱。一来他使英国发生两次内战，致死亡枕藉；二来他不守信用；三来他借助外兵来平抑国内的暴乱。总之，克伦威尔是要借用人民的名义，把君主和专制的制度一脚推翻。
查理也不示弱，他当场骂克伦威尔为“暴君、奸臣、刽子手、整个英国的公敌”。克伦威尔听了，不禁哑然失笑。他说，他是代天行道，冒着天命来惩办不义的人，不论这个人的政治地位是多么高。查理也振振有词地跟克伦威尔剧烈辩论，说王位是世袭的，他无权褫夺王位，而且反问他有什么权利来公审国王。这时候，法庭庭长起来发言，他说查理是到这儿来受盘问，无权反问。
第一次审讯没有什么结果而散。星期日休息一天，星期一重新审讯。双方针锋相对，旗鼓相当。查理一再说明国会并非法庭，他要知道为什么现在却把国会改为法庭。庭长无话可答，于是恼羞成怒地说道：“不许你多讲。”说完，他叫书记宣读查理的罪状如下：
斯图亚特·查理，英格兰的国王，你被英国的人民的控告，说你曾经犯着通敌及其他大罪，而那些罪状早已宣读给你听了。法庭要你作正式的答复，不管你承认或否认你的罪名，因为法庭决定，你无论如何总要答复。
查理还想辩护，但庭长下令狱卒，把他带到监狱去看管。“唉，国王竟不能自由自在地发挥他的意见。”查理长叹了一声，同场的观众们也大声嚷着：“愿上帝祝福国王！”有个由补鞋匠出身的委员冲出来，正对着国王的脸上吐了一口痰，并且说道：“用法律来对付奸人！”国王无可奈何地拿着手帕，慢慢地把脸儿擦干，口中念念有词地说道：“上帝会审讯你和我。”然后静悄悄地跟卫兵退场。
他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他知道法庭决定判他死罪，定期行刑。他神色不变，相反的，他仍要求法庭给他以辩论的机会。法庭不许他多说话，而且为尊重法庭的权威起见，须直认不讳。
克伦威尔知道查理多露一次面，同情者的数目将逐渐增加。他从各方面听到消息，知道有人准备来劫驾。长老会固然赞助国王，苏格兰的委员们也发生动摇了。克伦威尔看见风头不对，于是从公审改为秘密审讯，而且预先在判决他死刑的文告上签了字。这文告是：
本法庭判定该犯斯图亚特·查理为暴君、英奸、刽子手及全国善良人民的公敌，理应判决死罪，身首异处。
查理还要发言。庭长说，定谳后不准发言。当卫兵把他带下去时，他不断地要求申诉。
1649年1月30日的一个清冷的早晨，连泰晤士河也冻结成冰。查理多穿了一件衬衫，免得天气太冷，全身发抖到遭人讥笑。最后，他从容不迫地上了断头台，刽子手的刀子一晃，什么都完了。
八
克伦威尔一开始政治活动，他便拥护国会，反对国王，可是自1647年查理被戮后，他的思想行动都发生大变动。他时常跟国会冲突。他和国会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是国会的尊严已经建立的时代，它的发展为有权威的团体，在复辟前已经开始。
克伦威尔的权力所寄托的军队是国会创办的；虽然他会召集、改良、以至解散国会，但他的心灵深处觉得凡事只有通过国会，才能够得到稳健的和平的解决。他之所以不能够达到这目的，这主要的是由于他本人缺乏最高的政治手腕。但是，要领导一个宗教斗争非常剧烈的大会，这本来不是普通人所能为力。他个人对于宗教的“独立”的观点。在政治上有相当反响，他的顾问们力劝他自封为王，他本人绝对不赞成，这种作风是值得我们称道。要做国王，他的行动须越神秘越好；可是他一加入为党人后，什么神秘性都失掉了。他需要各部长为他争取国会的利益，进行国会的谈判，而且自己可以巩固他在国会内的党羽。
事实上，“保护者”的第一个国会已经奠定基础，克伦威尔宣称宪法的基本原则在于合作，政府须由单独一个人及国会管理；军队的统制权应由保护者和国会均分；国会不应有权延长自己的权威的期限。因为国会不愿意受限制，不肯给军队以充足的配给，所以二十星期之后，国会便告解散。
1655年是个最困难的年头，保皇党蓄意造反，这迫得他要把哈利孙少将那些大人物都监禁起来。幸亏克伦威尔的特务组织非常健全，虽然国家处于多事之秋，但他仍能够把军队的数目尽量减少。另一方面，他在全国十二区里组织宪兵队，每队由一个少将指挥，以便防微杜渐，把所有阴谋打破。至于那六千名宪兵，他们的粮饷须由保皇党的绅士的入息里开支。这样一来，妥协的政策是暂时放弃了。
到了晚年，他的名誉、地位、权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英国和西班牙间的和平很快可以实现。军官里的顽固分子逐渐减少，部属中的急进分子也被肃清，现在军队变成职业的军队了。虽然财政比较困难，收支还是不能相抵，但是和平一旦实现，不敷的数目将减低。假如他临死那一年，他能够多活了几个月，有机会参加国会的辩论，我们相信他一定能够减少开支，使民众的负担更为平均。一般说来，他的处理财政的办法是值得我们恭维，可惜他的年纪虽不算太大，但由于辛勤过度，精力衰退，再也不能为社会努力了。
1658年9月3日，他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九岁。后人毁誉参半，盖棺而论不定。他的时代是人们反抗罗马教堂致酿成狂热的宗教斗争的时代。教育的权威已经动摇，代之而起的是个人的判断力。他相信《旧约》和《新约》都是上帝的真言。在他心目中，凡是对于《旧约》或《诗篇》发生疑问的人都算是亵渎上帝。他相信凡是诚心诚意研究耶稣的言论的人，都能够通达上帝的真理。假如一个人做事成功，这是全能之主的恩惠。假如他对于眼前问题有什么疑问，他须诚心祷告，希望得到神的启示。他相信自己的一言一动都是受神的指示。由于精读《圣经》，所以《圣经》的词句时常滑口而出。在别人，这可以说是伪善；在他的立场上，这可以说是真正的信念。他不贪财，也不好色，更没有乱用暴力。诚如他的传记家福特斯鸠爵士（Sir John Fortiscue）所说：“我们的军事训练是导源于克伦威尔，尤其是他给我们以光荣的传统，即军队所到的地方，秋毫不犯，断不敢随便拿人家的东西而不付钱。”
在他执政的期间，他恢复国家的秩序，发展贸易，提倡学术。虽然他曾努力改良民法、刑法，但始终没有大成就。由一个普通的乡下绅士，进而为历史上的大人物之一，这主要的是得力于他的惊人的组织能力及大公无私的精神。
1951年9月15日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