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党争，起于仁宗、英宗两朝。而极于哲宗元祐[1]以后。［元祐以前之党争］仁宗时，宰相吕夷简和范仲淹因仁宗废郭皇后事，大起争论。
仁宗即位之初，立郭氏为皇后。后来宠爱美人尚氏，尚氏尝在仁宗前有冒渎郭皇后的话，皇后动了气，就伸手批尚美人的颊，仁宗上前劝解，却误批了仁宗的颊，仁宗大怒。时宰相吕夷简一向和郭皇后有意见，而内侍阎文应素来和夷简要好，遂劝仁宗废黜郭皇后。吕夷简更竭力主张，并引汉光武废黜郭后为例，仁宗遂下诏废后。右司谏范仲淹等力争，都受降官的处分。从此吕夷简与范仲淹互相攻击，范仲淹再降职。余靖、尹洙等上疏替范仲淹申理，都受降职处分。欧阳修为写信给谏官高若讷责其不上书争谏，亦遭贬斥。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而讥高若讷，那首诗传诵一时，书贾把它抄下来卖，赚了不少的钱。宋朝士大夫的意气之争，那时候已这样厉害了。
英宗时，韩琦、欧阳修等和司马光、王珪等为了尊崇英宗的本生父濮王赵允让的礼节问题，又彼此争论，剌剌不休。当时的士大夫，为了一个小问题，尚互相结党，彼此攻，何况王安石变祖宗成法，创立新制，自然要引起更剧烈的党争了。
仁宗无子，以太宗曾孙李实为皇子，赐名曙。仁宗崩，曙即位，是为英宗。英宗即位后，议怎样尊重他已死的本生父濮王允让。司马光主张“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濮王以高官大国”。于是中书省奏：“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王珪等主张“濮王于仁宗为兄，宜称皇伯而不名”。欧阳修引《礼记·丧服大记》提出异议，以为“《丧服大记》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但御史吕诲等固执王珪之议，互相辩驳。吕诲等并上书弹劾欧阳修“首创邪议”，并牵连到宰相韩琦等，指为“附会不正”。结果英宗以太后的命令，称濮王为“亲”。吕诲等遂负气辞职（因为英宗没有称濮王为皇伯），英宗加以慰留，而吕诲等辞意坚决，遂命各以原官出补外职。司马光等上疏请留吕诲等，不报，遂请与吕诲同贬官。为了这一点礼节上的争议，居然引起政潮，可见当时士大夫的好以意气用事了。
王安石创行的新法，立意不能说不良，不幸在朝的大臣不肯和他合作，反群起与之为难，以致新法的成效未见，而党争的恶果已成。［元祐间新旧党的倾轧］当时反对新法的，如韩琦、范纯仁、司马光、吕公著、程颐[2]、苏轼[3]等，与附和王安石的，如吕惠卿、章惇、蔡京、蔡卞等，俨然分为新旧两党，互相倾轧。神宗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当朝，以司马光等辅政，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但不久旧党之中，又分为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刘挚为首，互相攻讦。在元祐年间，政权尽在旧党手里，但因为自相倾轧之故，对于政治并无良好的设施。而被罢黜的新党，对旧党衔恨入骨，常想乘机再握政权。当时旧党中的范纯仁也觉得一味排斥敌党，而又自相哄闹，终不是好现象，所以他做了宰相，务以“博大开上意，忠厚革士风”；并对太皇太后痛论前代朋党之祸。但士习已成，终于无法挽救这朋党倾轧的局面。
元祐八年[4]，太皇太后崩。［元祐以后旧党的失势］太皇太后在时，旧党一味趋附她，对哲宗却不大理会；哲宗积忿在心，到那时候，自亲政事，便想起用新党。于是杨畏等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并请起用章惇为相。明年，哲宗特下诏改年号为绍圣（表示继绍仁宗变法的意思）。并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政局为之一变。当王安石执政时，反对他的人虽多，却并未窜逐一人。
早春图
（北宋）郭熙
王安石行新法时，对于反对新法的大臣，从未窜逐一人。只有熙宁七年，因久旱饥荒，反对新法的郑侠，绘《流民图》，上之神宗，因此得罪远窜。但那一年王安石也正暂时罢相，郑侠的被窜逐，王安石不负什么责任的。（按史称郑侠上《流民图》时附有奏章，说“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是日，天果大雨。其实那里会有这种事情，即使有，也是适逢其会。于此可见《宋史》所载，大半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对于王安石的诽谤。）
元祐中旧党执政，才把新党的吕惠卿、邓绾、蔡确等远窜。章惇执政之后，也就窜逐旧党诸臣，以为报复。哲宗崩，徽宗即位，太后向氏听政，又进用旧党。然徽宗亦倾向新法，不久便引用蔡京，并改年号为崇宁（表示尊崇神宗熙宁年间的新法）。蔡京完全是一个善于迎合上峰意志的官僚。当司马光执政时，下令尽废新法，免役法亦限五天内废止，各处都不能如期实行，时蔡京知开封府事，独能依限办到，很得司马光的赏识，被任为户部尚书。章惇执政，恢复新法，他又竭力参赞，徽宗即位时，他免职在杭州，得宦官童贯的推荐，复被起用。既为宰相，揣摩徽宗之意，指旧党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为奸党，立碑刻石，颁立于郡县，党争到了这种地步，宋朝的“国难”，也快要临头了。［蔡京立党人碑］
历代的党争，像汉朝的钩党，是士大夫与宦官之争。［宋朝党争与历代不同］唐朝的牛李党，或者可以说是小人与君子之争。独有宋朝的党争，性质却很复杂。王安石的新法，立意是在改革弊政，发展国民经济。附和他的人，当然不失其为有识之士（如蔡京一班人当然除外）。但反对新法的旧党如司马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正人君子，即使一时激于意气，何至把新法的好处一概抹杀，甚至一朝执政，便想把最苛酷的差役法恢复转来？［党争原因的推测］大概宋朝的政治，本尚优柔，真宗、仁宗以后，此风益甚，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在此时而欲顿改前辙，实行新法，已违反士大夫的心理，加以神宗宠任王安石太过[5]，士大夫不免因忌刻而怨恨。于是对祖宗旧法，都以为善，安石新法，都以为恶。司马光在英宗时尝说，“农民于租税之外，当无所与。衙前当募民为之。”后来他又力诋雇役之非。苏辙尝言官自借贷之便，后来又竭力攻击青苗钱之非。苏轼论雇役，甚至说：“士大夫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非太平之盛观。”后来他又力争雇役之不可罢。原来他们反对新法，本没有真知灼见，不过激于意气，共为党援以争胜而已。到了元祐年间，旧党执政，新法虽罢，而士大夫意气的争执，却已欲罢不能。［元祐党争的影响］于是由新旧党的互相攻讦一变而为旧党的自相倾轧，再变而为新旧党的循环报复，三变而为小人借新党之名以专权祸国。这样看来，王安石并没有以新法害天下，倒是元祐诸臣的结党倾轧，却该负一部分的祸国之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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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祐，宋哲宗第一年号，起公元一〇八六年，终一〇九三年。
[2]程颐字正叔，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他是有名的理学家，世称伊川先生。
[3]苏轼字子瞻，眉山人。他是有名的文学家，自号东坡居士。
[4]公元一〇九三年。
[5]神宗甚至称王安石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