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自太宗以来，屡受辽、夏两国的侵略，国势日益削弱。［宋神宗以前的时势与变法的动机］仁宗号称贤主，然对外一无办法，只把大量的币帛送给外国，以图苟安。国家的负担日重，相伴的便是百姓的被剥削愈甚，而结果则是民穷财尽。英宗（太宗曾孙赵曙）在位只四年[1]，当时的朝臣都是些迂曲之士，没有远大眼光，外敌如何抵御，内政如何改革，都不放在心上，而为了一些小事，却争执累年。[2]英宗崩，太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神宗是个颇想振作有为的皇帝；同时他处在这内外形势变相煎迫的时代，改革运动已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却好有一位应运而生的政治大家王安石，主张变法图强，深合神宗的心理，于是君臣如鱼得水，一意励行“新法”[3]了。
王安石像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因为封荆国公，故后人亦称王荆公），临川人。［王安石的身世］他很博学，善做文章，又有政治天才，欧阳修非常赏识他，擢进士上第，仁宗命他做度支判官。他尝上万言书，痛论时政。神宗即位的第二年[4]，他为宰相，到熙宁七年[5]，解职。出知江宁府。明年，再为宰相，又一年多而解职，神宗在位的时候，始终实行他的改革政策，没有改变。
王安石的新法，先从财政及军政的改革入手，而尤注意于财政。他的理财政策，主要目的在发达国民经济，换句话，在于宽苏人民，培养社会的实力。
宋朝财政的贫乏，固然因为对辽、夏年纳巨额的金帛，但中央财政的积弊太深也是一大原因。［王安石的理财政策］王安石先设立一中央政府的财政整理机关，叫作“制置三司条例司”。凡全国度支都由这机关编制定式[6]，颁布施行。因此减削冗费十分之四，用以增加官吏的俸给。增加官俸，足以保障官风的廉洁，实在是整理行政的根本设施。而当时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定最有影响于民生的重要设施，是“青苗法”和“免役法”。
青苗法创始于陕西转运司李参[7]。［青苗法与免役法］其法：于春天播种时，命农民中之缺乏资本的，自己估量秋收时可得多少，向官府借贷，到秋收时偿还官府，叫作“青苗钱”。王安石在鄞县做县官[8]时曾经仿行，很有成效。既为宰相，便想推行于全国。乃利用各路常平仓、广惠仓[9]所有的钱谷作基金，出借于农民，官府取息二分。[10]这样，一面可以制止地主豪商的盘剥，一面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
当时农民受地主豪商交相盘剥，生活状况艰窘莫名。我们且引司马光的话作证，他说：“稼一不登，则富者操奇赢之资，取倍称之息；偶或小稔，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谷未离场，帛未下机，非己所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尚有可生之路耳。”（《宋史·食货志·农田条》）。在这种状况底下，青苗法确是宽苏农民的一种救急办法。
免役法是改差役制为雇役制。凡人民例当被调为差役的，各按等第，缴纳“免役钱”；本来没有差役的，如官户、女户等，也依次缴纳“助役钱”；政府就用这款项雇募差役，使一般人民得免徭役的苦痛。
唐朝的两税已把田租、口赋、力役统统包括在内，然而从唐朝中叶以后，还是要案“人户等第”充差的。宋朝的差役名目很多，有衙前（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课（以上督课税）、耆长、弓手、壮丁（以上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以上供官驱使）等，更有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押录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搯等。当时定制，以丁口多寡资产厚薄为定差，于是百姓不敢多种一亩田，多栽一株桑，甚至有故意把身体弄成残废以求免差役之苦的，也有自杀以免子孙当差役的。自实行新法以后，人民但缴纳相当的税，就可免差役之苦。后来司马光执政（一〇八三），想恢复差役，但终因种种不便，仍改为招募。
此外又有调济物价贵贱的“均输法”，扶助小农小工的“市易法”，都是当时试行的新经济政策。更有就旧法而加以整理改良的，如督责各路官吏注意农田水利以谋农业生产的增加的“农田水利法”；
均输法本于汉朝桑弘羊及唐朝刘晏的旧制，就是命发运使对于各地上供的实物，得徙贵就贱，因近易远，视京师仓库所当办的便宜购买。这样，物价的贵贱可以调济，而富商大贾不能乘公私的需要而操纵财货的大权。
市易法本于汉朝的“平准法”。各地设“市易务”，凡货物滞销的，政府用平价收买。又商贾欲赊贷官物的，可拿田宅或金帛作抵，按期出息。过期不还的，利息之外另加罚款。
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当时实行农田水利法，得废田一七九一三处，计三六一一七八顷之多。
精密调查土地以谋税额担负的平均的“方田均税法”；都是有关国民经济的重要设施。
方田均税法，是划分东西南北各千步的土地为一方，每年九月，由县令派人分头丈量，丈量既毕，乃按其地势的高低与土性的肥瘠，分为五等，而估定赋税的数额。
对于军政的革新，王安石先从裁兵入手。［王安石的裁兵政策］宋朝拥兵百万，徒耗国帑，对外作战，一无实力。当时大家都知道裁兵的必要，但恐酿事变不敢下手。王安石执政后，便把不堪充任禁军的老弱兵士，降为厢军；不堪充任厢军的使他们退伍。当时退伍的兵士很多，兵额因此大减。[11]裁兵之后，又改从前的番戍制度，把全国兵队重新编制：以将[12]为单位，编全国兵队为九十二将，分驻各路。其次尚有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十指挥，土军两指挥，与将并行。宋太祖所定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制度，到此完全推翻。但这是他的权宜政策，他的根本主张是国民皆兵主义，其实施方案，便是“保甲法”与“保马法”。［保甲法］保甲法的本意是在实施民兵制，但初着手时先办成地方自治团体中的警察性质。其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一人；五十家为大保，设大保长一人；十大保为都保，设都保正、都保副各一人。每户有二丁的，抽一丁充当保丁。每一大保，每晚轮派保丁五人防备盗贼。同保中有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等罪的，应即告发，否则有罪。有窝藏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以上的，邻近各保亦须处罪。此法先在京畿试行，以次推行各路。第二步乃训练保甲以为民兵。先集合大保长，使教头和禁军教头教他们武艺；大保长武艺成熟，便为教头，转教保丁。［保马法］保马法是奖励人民替官府养马，免其一部分租税，很像汉朝的“马复令”；并奖励人民自动养马，待战事发生时由国家收用。此外又另设“军器监”，以求兵器的革新。
新法的荦荦大端，已如上述。［新法失败的原因］此外关于教育法及选举法的改革，这里不再细述。新法的立意不能说不好，但当时士大夫蹈习故常，惮于改革，新法施行之初，就群起反对。王安石孤立无助，不得不登用新进之士，办事不免生疏，又受着种种的掣肘，以致推行不得其法，使新法没有显著的成效。加以王安石注意改革内政，对外交不免让步，更被反对者引为口实。
如宁熙八年（一〇七五），宋、辽重新划界，宋失地七百里，而王安石却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明明是外交失败后无可辩解的遁辞。
后来徽宗引用蔡京，又借新法之名搜括全国财富，宋朝几乎因此灭亡。[13]于是天下后世都归咎于王安石。像清朝有名的史学家赵翼，他论史往往独具卓识，而对王安石也说他“以新法害天下”。一位锐意于革新图强的政治家，却蒙了八百多年的不白之冤，大概只有富于保守性的中国民族的历史上才会有这样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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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元一〇六四至一〇六七年。
[2]例如当时为尊崇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礼节问题而引起许多争论。详下讲。
[3]“新法”的名称，是当时那些反对改革的旧党所起的。
[4]公元一〇六九年。
[5]公元一〇七四年。
[6]就是编造预算案。
[7]唐代宗时已有“青苗钱”的名称，但和宋制不同。宋朝的青苗钱是创始于李参的。
[8]王安石于二十七岁调任知鄞县事，在公元一〇四七年。在任四年。
[9]常平仓是汉朝耿寿昌所创的法子。丰收的年份，把米谷存在仓里，到荒年发出来平粜，使米价常得其平，所以称为“常平”。后世仿，也有另立“广惠”的名目的。
[10]当时借贷的息金很重，有春天借米一石，秋天要还两石的（《宋史·陈舜俞传》），所以取息二分，不算高利贷。
[11]参阅前第三十六讲。
[12]“将”并非将帅，是一种军队集团的名称。一将有多少兵，史书上无明文可考。
[13]详第四十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