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本是文化较低的游牧民族，他们根本不懂得所谓政治。［蒙古人不懂政治］当窝阔台初灭金国的时候，他的侍臣别迭等都劝他把汉人[1]杀尽，他们以为：“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幸耶律楚材竭力阻止，未成事实。元世祖统一中国时，已经懂得农业的重要，再没有人主张杀尽汉人，变农田为牧场了。
《元史·食货志》说：“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中统元年[2]，命各路宣抚使，择通晓农事者，充随事劝农官。……至元七年[3]，立司农司。……是年又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二十五年[4]，立行大司农及营田司于江南。二十八年[5]，颁农桑杂令。……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
但蒙古人究竟是游牧民族，像中国儒家所提倡的“礼治主义”，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只知道自己是战胜的民族，其他都是被征服者。［元初分人民为四等］当时他们把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蒙古以外的各部族人，叫做“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6]。凡各种行政机关，其行政长官必用蒙古人或色目人，汉人与南人只能做到副贰。元仁宗时，参酌中国旧制，仿行科举，但汉人、南人只能列名左榜。
元仁宗延祐二年[7]，始行科举，分进士为左右榜：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汉人、南人为左。蒙古人、色目人只考两场，汉人、南人要考三场；倘蒙古人、色目人愿意应试汉人、南人的科目，中试之后，得加一等注授。
其用意是限制汉人、南人在政治方面的活动。［元初分职业为十等］又分职业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故意违反中国尊儒的传统习惯，降低士大夫在社会上的地位。又禁止江南人民藏挟兵器，每十家设一甲长监视一切，这辈甲长便可以任意作威作福，侮虐百姓。加以政府的横征暴敛；
元朝一代政治，关于财政方面完全是一种聚敛政策。原来蒙古人理财观念素极缺乏，最初用西域人理财[8]，世祖时犹重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聚敛之臣。所以元朝官制，关于财政的官署，比前朝为详密，特立十路宣课司，为各地方征收机关。其后为战乱、崇佛及赐与的冒滥，国库益加匮乏，人民负担年年加重。且太宗以来，仿宋金印造纸币（交钞），后即以此为统一财政经济的方针。结果纸币成为不兑现的废纸，伪纸币又常常发见，民间对于纸币的信用日薄，经济状况日益混乱，物价日益提高，使人民受到莫大的苦痛。
官吏将帅的贪污骚扰；
元代主财政的官吏大都贪污。成宗时，赃污官吏发觉的达一万八千人。将帅常虏役人民，如阿里海牙掠降民为家奴，先后数达千万。
豪强的兼并侵占，百姓在这种高压、暴虐政策底下，除挺身而起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外，再没有其他的出路了。［高压政策的结果］
元代的所谓豪强特权阶级，约可分为三类：（一）皇家的亲戚或直接效忠于国君者，如王公、公主、驸马、官吏、将帅等；（二）受朝廷特别尊信之僧道等；（三）前官吏之家、豪商及大中小地主等。这些豪强阶级，互相勾结，侵占民田，役使农奴，在《元史》及《元典章》等书上记载得很多，几于例不胜举。《文献通考》载至元末年，赵天麟上书说：“又江南豪家占农地，驱使佃户，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姿纵妄为，靡所不至。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衣食不足，豪富兼并故也。”
和政治关系最密切的便是宗教。宗教一向做了征服者统治被征服者、支配阶级欺骗被支配阶级的武器。在这里，我得先举一个例：四千年前，阿利安[9]人越喜马拉雅山而至印度，他们统治印度的土人，创立了四个阶级[10]，并带来了一种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僧侣处于最高地位，可以任意压迫平民，蒙古人也是这样，他们带来的是喇嘛教。［对喇嘛教的尊崇］
喇嘛教本为唐朝的真言宗，为佛教的一支派，盛行于吐蕃，为元朝帝室所崇拜。按蒙古大帝国领土阔大，民族复杂，所以崇奉的宗教亦不一致。大约西方各分国则崇奉回教及耶教，东方大汗本国则崇拜喇嘛教与中国之道教。但喇嘛教与元朝帝室的关系最密切。其他如道教等，虽表面上尚受元朝的崇奉，不过一种羁縻汉族的政策而已。
元世祖曾尊嘛喇僧八思巴为帝师，其后帝师成为一种常设的爵位。每逢帝师死后归葬，必命百官出京祭送。新帝师将至中国，必派大臣去迎候。迎到京师，必排法驾命百官郊迎，皇帝、后妃、公主等一律要向他膜拜。朝会班列，帝师独占一席。帝师所发的命令，与皇帝的诏书并行。又特设宣政院，掌管喇嘛教的寺院僧徒。后来政教之权混合，宣政院竟一变而为统辖军民的很有权力的机关。喇嘛教在当时既成为国教，又有像宣政院这样的机关做喇嘛教徒的护符，于是喇嘛教徒便放纵恣肆，无所不为。当时喇嘛教徒专横凶虐的事实，史不绝书。［喇嘛教徒的横暴］最著名的，如世祖时命番僧杨琏真做江南释教总统，他就发掘宋代帝王大臣的坟墓，掠夺民间美女珍宝，籍民为佃户达五十万人。这种情形，真是黑暗到了极点。但这时候的中国民族究非四千年前的印度土人可比，民族间的不平，终于使蒙古人不能立足，把统治权交还了汉族。
元代的政治设施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元代引用色目人的影响］当时因为不信任中国人，而蒙古的政治人才太感缺乏，不得不用些色目人。回回人在元朝做官的最多，欧洲人也不少。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便是其中的一个。
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幼年跟他的父亲及叔父来中国，在元朝前后近二十年，官至枢密副使。详可参考《汉译世界史纲》（页六〇六至六一二）。其所著《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相传由马氏口述，著作家罗斯梯谢奴（Rusticiano）笔录。
他久在元朝做官，本其经历，撰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盛称中国的富庶。此书盛行于欧洲，便引起欧洲人东来的动机。又因欧洲人到元朝做官，便带了一些西洋学术来。例如，回回历的推行，浑天仪的制造，等等，都大有影响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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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金亡以后中原的居民。
[2]公元一二六〇年。
[3]公元一二七〇年。
[4]公元一二八八年。
[5]公元一二九一年。
[6]指宋亡以后江南的居民。
[7]公元一三一五年。
[8]窝阔台死后，后乃蛮真氏当国，信任西域商人奥鲁剌合蛮，命他专掌财赋。
[9]Aren
[10]一、婆罗门，即僧侣；二、刹帝利，即武士；三、吠舍，即地主、工、商及农民；四、首陀，即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