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制 明初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明代的中央官制］其后明太祖惩胡惟庸之变，罢中书省，把中书省的职权分归六部，尚书握中央政权，殿阁大学士仅备顾问而已。仁宗时，大学士杨士奇等都身兼尚书，参预机务，于是其权渐重。到了世宗时，政务枢机，悉归内阁，大学士俨然成了真宰相。但明朝自太祖以后，厉行中央集权制，宰相虽掌枢机，而实际上仅职司批答，所谓入阁办事，也是有名无实的。明初掌兵柄的为大都督府，即宋元枢密院的变相。其分大都督府为左、右、中、前、后五军督都府，府设左右都督为长官。征调则归兵部。掌监政的为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成祖以后，罢御史，设都察院以掌纠察，以左右都御史为长官。［明代的地方官制］其他各官，略同前代。惟以司礼监掌理内外文书章奏，实为宦官弄权的祸根。至于地方官制，则改元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计分全国为十五区。
北直隶（北京顺天）、南直隶（南京应天）二区外，尚有十三区，即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今陕西及甘肃大部）、广东、广西、四川（今四川中东二部）、云南、贵州。中叶以后，沿北要地设重镇凡九，计：辽东、蓟州、宣府、太原、大同、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称为“九边”。
以北直隶、南直隶为中央行政及行在政府所在地，以六部长官分理地方行政。其余十三布政司，则各设布政使理民政，按察使司纠察，都指挥使主兵柄，是为“三司”。布政使司以下有府、州、县，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知县，为亲民官。所以明朝的地方官制，也是三级制。后来虽间或设总督、巡抚等官节制二省或一省乃至数府的一切政务，但其性质和宋初由中央大臣出镇州军差不多，不算是地方长官。
（二）田制和税法 明朝把农田分为“官田”“民田”两种。［地税与丁役］征税时期也分夏秋两季，都缴纳米麦绢钱钞等物，此为地税。丁役则有役法，凡分三等：以户计的为“甲役”，以丁计的为“徭役”，出于临时的为“杂役”，三等都有所谓“力役”与“雇役”之分。力役用其力，叫做“力差”；雇役用银代役，叫做“银差”。中叶以后，名目繁多，称为“加派”。［一条鞭法］人民不堪负担，乃创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的田赋力役，一律折为银钞缴纳。这样一来，人民负担虽依旧，但不受官吏的骚扰了。然对于田赋，末年又任意增加，所谓“三饷”者[1]，总数近二千万之多。又明朝田赋，轻重颇不均。苏松杭嘉湖五处最重，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处亦甚重。说者谓明太祖恨那些地方的人民在元末时都归附张士诚、陈友谅，所以特别把田赋加重，以示惩戒。其实也不尽然。田赋之外的税收，仍以盐、茶两税及商税为大宗。
江南田赋之重，说者谓明太祖恨张士诚、陈友谅，因而迁怒到那些地方的百姓，有意叫他们都负担些田赋。其实也不尽然。盖其害实起于宋朝的官田：宋徽宗时，浙西平江诸州，积水新退，田多荒芜，廷臣献议募民耕种，由官家收租，称为“官田”。既称收租，则其所缴纳的租税必较民田的赋税为大。其后籍没蔡京、王辅、韩侂胄等之田，都并入官田，于是官田愈多。沿及元朝，相仍不改。张士诚据江南，又把元朝贵戚王公的田产，并入官田。明太祖灭张氏，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等处，太祖把这些田和那些地方的富民的田都没收了。即以原租额为税额。后来又以浙西地味膏腴，加税两倍。于是一亩之赋，有收至两三石者，江南的百姓，大受其害。大抵苏松最重，嘉湖次之，杭州又次之。邱濬说：“江南之赋，当天下十分之九。浙东西当江南十分之九。苏松常嘉湖又当两浙十分之九”。负担的不平，可谓达于极点。建文以后，经臣下奏请，略有轻减。然而浙西之赋，毕竟仍比他处为重。
（三）币制 明初承钞法极弊之后，便趋向于废除钞币，使用银两之一途。［钞法的废除与银两的使用］银两的使用，在金朝末年已见端倪。[2]明初虽仍用钞币，但行之未久，钞价跌落。到宣宗宣德三年[3]，便停造新钞，更设法收回旧钞。其收回旧钞的方法，便是添设新税目及增加旧税额，那些添设或增加的税，一概缴纳钞币，陆续把收回的钞币焚毁。这样一来，钞币虽然还有这样东西，实际上已不能行用。然而铜钱一时鼓铸不出许多。即使铸得出，也嫌其质重而值轻。用布帛等做货币的习惯，又已随时代而破坏了，再也不能恢复。另外一个发展方向，便是用贵金属——银。于是银两便成为通行天下负有货币资格的东西了。不过那时的银两，还是以秤量货币的资格，与铜并行。
明初仍用钞，分一贯、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六种。其定价为钞一贯等于钱一千，又等于银一两，又等于金四分之一两。一百文以下，即用钱。后因钞币跌价，又添造小钞，禁用铜钱。成祖时又禁用金银。但钞币价终于一落千丈，甚至只值千分之一二。于是不得不趋向于使用银两之一途。
（四）科举制 我国选举之法，自唐到清，可称为“科举时代”。［从科举时代到八股时代］而科举制度，至明清又一变，我们可以称这个时代为“八股取士的时代”。明初本学校、科举、荐举三途并用，但其后科举日重，而学校及荐举日轻。科举之制，有乡试、会试、殿试三种。凡子、午、卯、酉之年，于各省试士，是为“乡试”，中试者为“举人”；明年（丑、未、辰、戌之年），举人至京师，应礼部试，是为“会试”；中试者由皇帝试于殿中，是为“殿试”。殿试及第者分三等：一等为一甲，限三名，第一曰“状元”，第二曰“榜眼”，第三曰“探花”，都赐进士及第；二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等都无定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选用庶吉士者都为翰林官，其他授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文体略同宋朝的经义，然有两个特殊之点：第一，经义一尊程（颐）朱（熹）之说；第二，体用排偶，须代古人语气为之，就是所谓“八股”，通称“制义”。从此思想定于一宗，不敢稍有违异，而八股文体，更使举子的心力消磨殆尽。
明初由政府编订的《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都是以程、朱派的学说为中心。清朱彝尊说：“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以《六经》为可缓，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这确乎道着了当时的实情。
此外兵制则远规唐朝的府兵制；司法制度，亦大都仍唐之旧，没有详细叙述的必要。
我国学术，自北宋至明末，可称为“理学时期”。而理学从产生到没落，又可分为四个时期：［宋明理学的四个时期］
胚胎时期——北宋；
极盛时期——南宋；
复兴时期——明中叶；
没落时期——明末至清初。［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
然而严格言之，止有“极盛”和“复兴”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后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王守仁。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明朝的前期，朱熹一派俨然为儒家正统。到了明朝中叶，朱派的流弊日甚，便有王守仁起来继承陆九渊系统，提出“心即理说”“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的三大纲领，一时学者翕然从风，王守仁一派的学说，遂完全代替了朱熹一派的学说。［朱学的极弊与王学的兴起］本来朱熹的“即物穷理”的主张，是很容易发生流弊的：照他这样做学问，假若没有统摄力的人，这方面也要去探求，那方面也要去考察，结果往往流于支离破碎，同时对于修养方面忽略了。再，政治势力作了一派学说的护符，这学说便没有人敢反对，所以朱学末流，每每仅将《四书》《五经》咿晤一番，便自以己达“格物”“致知”的妙境，再也不想另辟新境了。在这种情形底下，当然有许多学者不能安居于朱学的藩篱而要自寻出路的。［王学的三大纲领］王守仁便是应运而生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求理于吾心，较之朱熹的即物穷理为简易。他主张知行合一，不但陆九渊所未曾想到，即从来讲“知”与“行”的关系者都没有像他那样切实。最后他又发明致良知说，上溯于孟子[4]，把行为的动机都归之于“良知”。于是“王学”的三大纲领备具了，哲学上的“心一元论”[5]也完成了。
王守仁的学说，本来是重实践躬行的，然因为他偏重向内一边，且和佛家禅宗的“明心见性，”有点相近，所以其流弊便是使一般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王学的流弊］到清初，“汉学”遂承之而起。
在文学方面，则明代小说的作家更多，最有名的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皆出于明人罗贯中[6]的编订或撰著。［明代的文学］戏曲方面，则由杂剧而趋于传奇[7]。传奇作家最著名的，在明初有高则诚，在明末有汤显祖[8]。现尚存在的“昆腔”[9]，是起源于这些杂剧和传奇的。所谓“正统文学”的古文与诗，在明初有宋濂、高启等。后来有李梦阳、李攀龙先后提倡复古，一味模仿秦汉，所做的文章，貌似艰深而实浅陋。末年归有光[10]等取法唐宋，才有几篇可供讽诵的文章出现。而袁宏道兄弟[11]和钟惺、谭元春等提倡以清真孤峭为主，其诗文自成一派，即所谓“公安体”与“竟陵体”，颇有影响于后来文学界。[12]
此外尚有关于中国文献的一大著作，就是明初编成的《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编纂］这部书的编纂，开始于成祖永乐元年[13]，成书于永乐六年，以韵字类聚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为一书，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是为中国从来未有的类书，可惜现在已经散佚，仅剩数十册了。
* * *
[1]即“辽饷”“剿饷”“练饷”。
[2]金哀宗末年，民间已以银交易货物。见《金史·食货志》。
[3]公元一四二八年。
[4]“良知”二字：见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但孟子“良知”“良能”并称，而王守仁则把良能统摄在良知之内，较孟子所说，更进一步。
[5]心一元论也可称为“唯心的理想主义”，以为万物都由心造。
[6]罗贯中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杭州人。他所作的小说极多，但往往被后人增订删改。
[7]传奇最初称“戏文”，与唐代的“传奇小说”，体制完全不同。
[8]汤显祖字若士，所著传奇，以《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最有名，称为“临川四梦”。
[9]昆腔创于昆山人魏良辅，故名。
[10]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时称震川先生。今存有《震川集》。
[11]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今存有《袁中郎集》。他和他的兄宗道、弟中道，都以文学著名。而他和宗道，提倡诗文以清真为主，力矫模仿恶习，时称“公安体”。
[12]今人周作人竟说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与明末的公安、竟陵派有关。
[13]公元一四〇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