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唱良知之说的“王学”，没有救得明朝的危亡，其末流且流于荡佚礼法，于是王学便随社会的转变而渐失去了它的地位，到清初“朴学”遂代之而兴。［代王学而兴的朴学］
朴学亦称“汉学”，因为它是反抗宋明理学而回复到汉代考据学的缘故。［朴学勃兴的因素］它的勃兴的因素，不外下列几种：（一）明末封建社会发生破绽，饥荒、贫困、叛逆，同时并起，一般人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之是否合理发生了疑问，于是有志于谋社会改革的人，便想从经书里去寻根究底地研究从来一切典章制度的得失，以解答目前社会所以杌陧不安的原因，并预备做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的根据。这样一来，许多学者，自然走上考古的一途，而精神所注，便不知不觉地集中到经书上面。而那些经书经过了宋明理学家的曲解，已经蒙上了一件理学的外衣，又非先把那件外衣脱下，还它一个本来面目不可。所以当时一般学者，最初对唯心的、理想的、主观的王学提出抗议，继又对程、朱的经解，大肆攻击，而抬出去古不远的汉儒，以压倒传统已久的宋儒。（二）如果照这样一步进一步的研究下去，未始不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惜乎自满清入主中国以后，对士大夫用尽威吓、诱惑的手段，士大夫见反抗无效，只得埋头著书，最初还是高谈典章制度，以备后继者的应用，到后来清廷的统治权愈巩固，它的高压政策的恐怖程度愈加甚，一般学者为明哲保身计，群趋于经典的文字训诂研究，于是原来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一变而为狭义的考据之学了。
清代的学术思想，既以朴学为中心，但朴学的特盛，则在乾嘉之时。清初大儒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学问的方向虽不同，而反对王学的空疏，以读书讲学为立身行己的基础是一样的。［清初诸儒的思想］
顾炎武本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昆山人。居亭林镇，学者称亭林先生。自署蒋山傭。他曾遍游南北，考察山川形势；又探究历代的典章制度，加以评判。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左传杜解补正》《石经考》《述古录》《金石文字记》等。传可参考江藩《汉学师承记》。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余姚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明亡后，他参加反清运动甚力，后来见事不可为，便隐居讲学。所著有《明儒学案》等数十种，今存有《梨洲全书》。详可参考《汉学师承记》。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人。明亡后，他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所著有《噩梦》《黄书》《俟解》《思问录内外篇》等，今存有《船山全书》。详可参考《清史列传》。颜元字浑然，号习斋，博野人。著有《存性》《存学》《存治》《存人》等篇。近人把他的著作和他的弟子李塨的著作，合辑成《颜李遗书》。详可参考戴望《颜氏学记》。此外与顾、黄、王、颜并有名于时的学者，尚有李颙、陆世仪、张履祥[1]、孙奇逢[2]等，在这里不能细述了。
他们都是明朝遗民，种族的思想极浓厚，既无力推翻满清，只得把自己研究所得，著成专书，预备给后人采用。王夫之著有《黄书》，顾炎武有《郡县论》，都极注意于法制。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极力反对专制君主，不仅是种族之见而已。至颜元则专在“实学、实习、实用”，不但不认宋明理学为学，并不认汉学为学。总之，清初诸儒的精神，不专局促于考据一部分，大都注重于躬行及用世之术。［乾嘉时学风的转变］到了乾嘉时，满清的统治权已十分巩固，社会秩序也非常安定，一般士大夫既不用高谈政治经济，惟讲求古书，专力于校勘训诂，于是所谓“朴学”，遂达到了全盛时期。而顾炎武且以精于考据之学的缘故，被公认为清代朴学的开山祖了。
当朴学全盛时期。分为吴、皖两派：吴派渊源于吴县人惠周惕、惠士奇，成于惠栋；［朴学分吴皖两派］
惠栋字定宇，号松崖，吴县人。他的祖父惠周惕（字元龙）、父亲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晚号半农居士），都是经学名家。他承袭家学，著述很多，重要的有《易汉学》《周易述》《易微言》《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禘说》《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等。详可参考《汉学师承记》。因为他是吴人，故称他的一派为吴派。
其后有王鸣盛、钱大昕、江生、汪中诸人。皖派渊源于江永，成于戴震；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初，婺源人江永（字慎修），博通古今，专心十三经注疏，尤精音韵之学，著述甚多。戴震之学，大都得力于江永，而精深尤过之。所著有《毛郑诗考正》《仪礼正误》《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尔雅文字考》《方言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水地记》《戴氏水经注》《勾股割圆记》《东原集》等。详可参考《汉学师承记》。因为他们都是安徽人，故称皖派。
其后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诸人。吴派以详博见称，皖派以精断见长，各有特色。清末的朴学大师俞樾、孙诒让、章炳麟，都是很受皖派的影响的。
清代到了康熙朝，黄金时代已渐过去。［朴学的蜕变与经今文学的突兴］道、咸以后，内乱外患，相逼而来，有心经世的士大夫都不满于文字训诂的枯燥研究，一变而为微言大义的发挥，换句话，由汉儒笺注的演绎转变而为孔、孟思想的探讨。原来汉代经学，有今文与古文的区别。乾嘉时的朴学家，都是宗古文家法的。到了那时候，今文学派就起而代之。这派的开创者是庄存与；
清代经今文学派也称“《公羊》学派”。因为这一派都从《春秋公羊传》入手。又称“常州学派”，因为这一派最初的几个学者都是常州人。庄存与字方耕，武进（即常州）人。与戴震同时，而治经的方法不同。他著有《春秋正辞》，为清代今文学的开创的书籍。
继起的是刘逢录、宋翔凤、龚自珍、魏源诸人。清末如廖平、康有为等，都是这派的最后大师。尤其是康有为，他取《春秋》三世及《礼运》大同诸说与社会进化论相牵合，撰《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作为维新运动的根据。
《红楼梦》图咏
清光绪刊本
综上所述，清代学风，可分为三时期：明末清初的学者，一方矫正王学的空疏，一方讲求实学，想借此以为世用。乾嘉时的学者，则一味埋头做考证功夫，于经世致用之学不甚注意。清末因外侮频来，一般学者遂弃考据之学，回复到清初的经世致用的精神，而借经学为革新政治的工具。
清儒除考证学外，如史学、地理学、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历算学等，亦多所发明。［清代的史学］尤其是史学，自黄宗羲开创浙东史学以来，自成一支。继他而起的，有万斯同、全祖望诸人。其后章学诚撰《文史通义》，为中国史学研究的名著。清末章炳麟，以皖派的朴学大师而兼浙东史学家，他用史学家的见地以鼓吹民族革命，对于当时革命运动的扩大，很有功绩。
清代文学，亦颇可称述：散文方面，有所谓“桐城派”与“阳湖派”，虽不脱汉魏唐宋的窠臼，但也有他们独具的风格。［清代的文学］
桐城派创始于桐城人方苞[3]、姚鼐[4]。阳湖派创始于阳湖[5]人恽敬。桐城派的文章，讲究法度，其长处在叙事谨严。阳湖派重才情，其长处在议论奋发。但后来学桐城派的人，因为太讲究法度，其作品往往淡而无味。学阳湖派的人，因为太喜欢发议论，其作品往往空疏不切实际，总之，桐城、阳湖两派的文章，虽未脱古人窠臼，但也各有其特长。只因后人专事模仿，互相标榜，而作品的内容，又远不及创始的几位大师，所以新文化运动起来以后，这两派的文章，遂成为攻击的目标了。
到清朝末年，章炳麟以学者而兼工文章，所作散文，独具风格，自己说是“秦汉以来未之有”，实在不是夸大的话。小说方面，则以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一代有名作品。其他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很好讽刺小说。至清末，林纾又用桐城派的古文笔法，翻译西洋小说，虽和原作有不少违异之处，但实开中国翻译西洋文学的风气。此外如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严复的翻译文章，黄遵宪的诗，都是受时代影响而各有其突变的风格，和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极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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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履祥，学者称杨园先生。他是清初有名的理学家。
[2]孙奇逢是明末清初有名的理学家。
[3]方苞，康熙进士，累官礼部侍郎。著作甚多，关于文章方面的，有《望溪文集》。
[4]姚鼐字姬传，乾隆进士，官至郎中。学者称惜抱先生。今存有《惜抱轩全集》。
[5]阳湖，民国并入江苏武进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