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作为一场阶级斗争来看也有它的深刻意义。
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力量。戊戌维新运动是幼弱的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突出反动势力争取一部分政权的斗争，因而也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维新运动的阶级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它只能进行一番极其软弱无力的斗争，但是阶级斗争的性质仍然是维新运动能够起历史作用的主要原因。
首先强学会就是这种软弱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一八九五年四月的“公车上书”，是带有一定的群众性运动的开始。康有为紧接着提出“合群”“开会”“办报”的主张就是为了进一步纠集力量，准备向封建顽固派施行压力。他在《自编年谱》中说：“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大夫开之于北京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
“合群”“开会”“登高一呼四方响应”，这几句话表现了维新派的何等气概。但在他们的想法中，已经清楚地看出它的软弱性，因为在北京开会是为了可以“自白嫌疑”，而且康有为的自述又补充说：“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这种依靠一定的政治实力的想法，就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路线必然的表现。维新派的理想是依靠皇权，但在还没有抓到皇权的时候，他们想先拉拢一些政治上的实力派。连当时思想最激进的谭嗣同的看法也是相同的。他得意地描写强学会说：“内有常熟，外有南皮，名士会者千计，款亦数万”，把翁（同龢）、张（之洞）二人看作强学会的两块招牌或竟是两根支柱。康有为也十分重视封建官僚文廷式以至李鸿藻的一个无赖门生张孝谦。但是这些关系都挡不住封建势力的轻轻一击。杨崇伊一封弹劾的奏章就把强学会封禁查抄了，上海强学会的命运更清楚地说明自上而下改良主义的无用。以上海强学会自任的张之洞也就是它的断送者。两处强学会的同时但是“不谋而合”（蔡尔康语）地被取消，说明了连这样微弱的改良主义运动也是当时封建势力所不许可的。问题并不在于李鸿章或是张之洞个人一时的喜怒，他们的举动是封建统治利益所决定的。
从保国会到百日维新更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德帝国主义的侵占胶州引起全国的震动，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分化，帝党、后党的矛盾加剧，当权的顽固派感到没有出路，暂时收敛一下凶恶的气焰。一些大臣们感到彷徨失措，也就愿意听听维新派的方案。这样维新派就有抓住了皇帝的机会而直接提出救亡变法的主张。维新派以三年前上谕中的几句话为根据来组织保国会。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宗旨，进行全国性的（北京、上海两总会）和以省为单位的救亡组织，实际上也就是在广泛地组织资产阶级政党。“保国保种”就是保卫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保教”（康有为所谓孔教）在落后的名词上反映着反对外国教会和奴化教育的积极意义。而且从康有为手拟的保国会章程中，可以看出所谓“保教”在组织会员上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助”的合群作用。这样维新派内有皇帝外有所联系的各地士绅，变法运动就急转直下，百日维新开始了。
在保国会和百日维新时期，顽固派给予维新派一个寂寂无闻的错觉。其实他们不但在密切注意着事情的发展，而且在磨刀霍霍地等待着。维新派自身既无确可凭借的阶级力量，又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处在极其孤立的地位，只是把有志无权的光绪皇帝当作一世之雄的彼得大帝而急急忙忙地发布了许许多多的改革命令。维新派自己也曾以“狂泉”的譬喻说明保国会的四面楚歌。梁启超也说京中数将及万的会试举人对于他请废八股而表示的“不共戴天之仇”。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维新派无法改变它孤立的地位，以至于后来简直就是作为一个帝党而谋孤注一掷。而相反的，顽固派却是以逸待劳地等候着最后决定性的反击的时机。《定国是诏》下的第四天，帝党的重要人物翁同龢就被轻轻地开缺回籍了。当变法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顽固派已经完成远远合围的部署了。等到维新派发现他们已成为人家的俎上鱼肉时，他们就急着想去倚靠一个军事实力派。这件事实本身正是维新派自上而下的基本路线的必然结果，因而不能看作仅仅是一时失策或是所托非人。但是这样一来，他们不但授敌以柄，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无能，顽固派的毒手就十分容易地把这一场阶级斗争结束了。
但是，尽管维新派在斗争中表现得如此软弱，他们究竟是做了一番十分勇敢的斗争。这个斗争虽然不是对整个封建主义，却是对封建主义中最顽固、最凶恶、最落后势力的一场恶战。当时客观的历史发展促使生产力要求冲破旧的生产关系，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里，资产阶级主要是由封建官僚、豪绅、富商转化形成的，这个阶级的下层力量在这时期更是微不足道。因此，在当时，这个没有独立力量的资产阶级内就只能由一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上层知识分子来代表，他们的改良主义路线是由他们本身，也是由当时整个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密切联系决定的。但是他们和封建主义突出的顽固势力是无法妥协的，因而一场恶战又是不可避免的。维新运动是改良主义运动但又具有阶级斗争性质，一方面是客观形势决定的，一方面又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维新运动之所以有巨大历史作用也正由于它具有这些阶级斗争的性质。谭嗣同等志士们以流血牺牲杀身成仁来结束这一场恶战，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过程中，写下极其动人的一页。
因此在今天我们纪念戊戌维新运动，是因为这个运动虽然是由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封建士绅发动的，但它作为一个救亡运动是和广大人民通声气的。作为一个思想文化革新的运动，它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作为一场阶级斗争，它以自身的失败和流血揭露了腐朽透顶的封建统治的顽固和暴戾，并且宣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没有出路。维新派的一些志士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敢想敢做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样替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创造条件，同时也替旧民主主义革命铺平道路。这是十分可贵的。当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只能由劳动人民来承担，资产阶级的努力和方案都是徒劳无功的。无论戊戌变法或是辛亥革命，都说明了资产阶级不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真正推动力量，只有他们的行为在客观上符合于当时革命人民群众的要求时，他们才能在短暂的时期中起一定的作用。脆弱而短寿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党执行正确的改造政策的结果，获得良好的归宿处所。它的历史作用现在已经盖棺论定了。历史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资产阶级只有坚决和革命工农群众站在一起才有出路，包括自己改造的前途。在没有或是离开工人阶级的领导时，资产阶级总是表现得害怕群众，敌视劳动人民。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有积极光辉的一面，却同时充分表现了这个弱点。依靠上层力量，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的改良主义道路决定了维新派的完全脱离群众及其迅速堕落的道路。在爱国救亡的呼声中，维新派得不到群众的援助，这个责任难道还不应该由自己来负吗？接踵而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又何尝真能接受维新派失败的教训？袁世凯的随意摆布他们，不是也正似一堆无根之木吗？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照耀之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彻底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才能做到真正合乎无产阶级利益的敢想敢说敢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尽力。我们今天是在这种积极的意义上来纪念戊戌维新的志士们的。
（原载1958年9月29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