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要求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的鲜明反映，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的结果。毛主席说：“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矛盾论》）维新运动就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地受着阻碍的情况下，要求政治文化进行一些革新的运动。出身于封建士大夫阶层的维新派当时还没有很多的资本主义知识，他们能够发动这样一个运动，正是由于他们在客观上代表迫切要求解放的社会生产力。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也是当时推动这个运动的力量。
维新派在当时从事文化的某些革新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从来没有被触动过，而维新派虽然说是向西方学习，却是很有限的。从西方介绍来的东西，还很少，也不都是有用的。真正能够挽救我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无产阶级学说还没有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机会。但是维新派的一些人能够按照他们所看到的当时中国社会的某些要求，从其中吸收一些有益的营养。这种很有创造性的学习，应该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学术上推翻“述而不作”的崇古思想，在政治上打击“恪守祖训”的不变思想。他的《孔子改制考》以变革和发展的思想来作变法维新主张的根据。他的《大同书》（指最初的稿本）阐明他所理解的历史不断发展的思想，指出其最高的发展阶段是大同极乐世界。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尽管当时译书很少，康有为的西方知识多半只是得其近似，但他就能够提出一套崭新的、在当时有积极意义的学说，是不易的；但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当时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新的生产力和极其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腐烂的封建机构对中国人民的统治，这些必须改变的不合理现象，促使一个肯正视当前问题的人去摸索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这样康有为就能够把陈旧的公羊学说和婆罗门教义化为一时进步的学说，并且以此武装自己同封建文化冲击。我不很同意一些同志着重考虑西洋某些学说（如《天演论》）介绍到中国的年代从而断定康有为的思想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这种考虑方法我看是太机械了。康有为完全可以在看到《天演论》以前独立地达到他大同学说的基本见解。而且在严复翻译赫胥黎书之前，康有为也尽有机会听到《天演论》的一些内容。《大同书》出版年代很晚，和初稿也必然很少共同之处。但是康有为早有“太平大同之学”，而这是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无可疑的。梁启超最得力于他的，也就是这个学说。〔1〕谭嗣同著《仁学》也有同样的情况，梁启超说他当时连“卢梭《民约论》之名并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谭嗣同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未必毫无接触，但梁启超指出思想解放是他写成《仁学》最主要的条件，这是精辟的见解。这些都证明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意识的真理。康有为、谭嗣同自身思想得到“解放”，也是当时形势逼出来的，不是抄袭西洋的结果。维新派当时能够在打破传统束缚这方面做出一些成绩，也就在于他们按照自己所能看到的社会需要的标准去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文化，作为实践的工具。当然广泛介绍的工作对新思想的启蒙，在当时也是重要的，例如严复的一些译著也起了很大作用，但他本人仍是一个“不愿亡国但是缺乏勇气的保守士人”，对于维新运动的作用，和康、梁、谭等人就不能相提并论了。
〔1〕一八九七年梁启超给康有为信说他读内典后发现：“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门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所凭依奈何。”（见《翼教丛编》附录，卷四）我以为康所秘不示人者是他那个所想象的乌托邦的内容，至于把历史看作是进步的、发展的这个基本思想，不但不必守秘，也不可能守秘。我国历史学者们说明《大同书》所起的作用，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