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告诉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维新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可歌可泣的运动。
针对着十九世纪末叶严重的民族危机，维新运动是首先作为一个爱国运动而提出的。从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就四面受敌，特别从一八八五年我们邻邦越南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后，许多人都感到中国如不急速改变，就要有亡国的危险。孙中山在当时已经认为清朝不可救药而抱着推翻它的统治的见解。差不多同时，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第一次上书就大呼“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已经是主张变法救亡了。当然康有为所谓“救亡”，实际上混淆了两种意义，一个意义是救中国之亡，另一意义是救封建统治之亡。从后一个意义说，他每次上书都强调指出当时人民革命形势的可怕，而主张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加以抵制，这显然是反动的。但他的变法主张，主要的还是为了救中国之亡。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应该讨论一下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升降情况及其相互关系。中法战争后，阶级矛盾确实是在逐渐上升，从九十年代开始，会党活动频繁，革命形势逐渐发展。经过中日战争，直到义和团运动爆发，阶级矛盾才算达到了高峰。但与此同时，中法战争后，列强环伺中国，英国侵略西藏，葡萄牙进一步侵占澳门等等，严重的民族危机正在发展。总的看来，应该说在这时期民族矛盾比阶级矛盾是更重要的。特别是把我们国内社会经济加速半殖民地化和我们邻邦朝鲜所遭受的严重威胁联系起来看，就会更清楚些。在这时期民族危机也影响着革命形势，国内阶级斗争已经开始以反侵略的口号进行。一八九一年震惊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长江一带反教会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会党领导的群众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此外，从世界大局看来，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〇年，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猖狂地重新分割全世界的时期。因此在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相互关系上，民族矛盾占着首先重要的地位。这样看来，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对于形势的估计，不是过虑，因而在当时他已经以救亡为目的提出变法的要求也是很自然的。
救亡是变法的直接目的，维新是救亡主张的内容，这在甲午战争后，就更加明确了。甲午战争失败，洋务派割地求和，允许外人设厂，开放内地大城市，侵略势力进入堂奥，空前的民族危机发生了。投降派的擅割台湾，引起举国人民的愤怒。在全国要求继续反抗，台湾人民进行壮烈武装斗争的同时，维新派以一千几百名举人署名的“公车上书”开始了一个救亡运动。康有为有力地警告说：“弃台民即散天下。”他要求黜退主和辱国擅许割地的洋务派“大奸”们，并把他们明正典刑。“公车上书”的目的，在于提出一个救亡的方案，他说：“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就随着救亡的旗帜而被提出来了。这个纲领在“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等陈旧的名词下提出了崭新的内容，在当时是有进步作用的。“富国”的资本主义内容在于取消各省的厉禁，允许人民办工厂，制造机器，发展铁路轮船等事业，“一付于民”，“纵民为之，由官保护”。“养民”的资本主义内容在于发展工农商业，利用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讲求制造技术上的改良和发明，给予专利，允许民间工厂制造枪炮，并由国家（政府）协助商会和大公司的组织和商业的发展。“教士”的资本主义内容不在对于科举的形式上的改革，而在于提倡资产阶级专门学问，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上的改变。“练兵”的目的，和洋务派不同，是为保卫国土，和救亡有关，虽然维新派没有看到军队和政权的关系。当然，不能没有和这些改变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改变，于是，在“求人才”的名义下，提出一种初步的代议制度，就是说这些“人才”不是用老办法去访求挑选，而是由每十万户推举一个，作为议郎，他当然不是汉代的议郎而是一种新式的议员了。
这样的资本主义纲领的主观目的是为救亡，但它不可能是一个真能奏效的药方。这个纲领获得广泛的传播，却正因为它是在救亡的名义下提出的。来自天南地北的一千多名举人们能够不假思索地署名在这样惊人的纲领上，就是为这个缘故。这个文件被缮刻印发，不胫而走，这样，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要救亡必须维新，就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强学会也就是在救亡的口号下组织起来的。顾名思义，强学会是为了图强，但不是洋务派只想添置一些西洋船炮的所谓“自强”，而是联合一部分士绅讲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所谓“专门学问”，借此在政治上造成一种声势来推动变法。对于当时各学会的性质，康有为在有关文章中都强调造就“人才”的一面。如他代张之洞作的《上海强学会序》就说：“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其成就尤速。”要靠资产阶级“学术”和“人才”，来挽救中国的想法，我们看来是早已破产了的一种幻想。但我们不能把康有为的主张和后来资产阶级“教育救国论”等同起来，因为“教育救国论”是不许青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反动阴谋，而康有为当时正在寻找一批人向封建主义最顽固的堡垒冲击或是作冲击者的声援。因此，应该从当时的阶级力量来考虑他所谓“人才”问题。当时资产阶级还没有真正形成，维新派没有可靠的阶级基础，只好向封建士绅队伍里寻找一些有同样倾向的人们。因此所谓“造就人才”无非是要使这些人获得一些资本主义知识，成为推动维新的可靠力量。所以梁启超说强学会兼具学校和政党的性质，是比较确切的。保国会是在紧急的瓜分形势下成立的救亡组织，也就是发动变法的基本士绅队伍，它的政党性质是更加显著的。
湖南的南学会和时务学堂也都是救亡运动的产物。由于湖南有了群众运动的基础，又有杰出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的提倡，开明官吏陈宝箴等的支持，湖南一时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南学会在省城设总会，各州县设分会，定期讨论政务，俨然具有议会的性质。一八九七年底，在胶州被占声中成立的以梁启超为总教习的时务学堂，特别着重民权思想的传播，甚至有人秘密印发《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梁启超还劝陈宝箴做自立自保的准备，要“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因此维新运动在湖南的蓬勃发展，虽然带有地方的性质，但和全国反抗瓜分救亡图存的运动是分不开的，而其所起作用也是全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