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董狐、南史那样先秦时代史官，记述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回护的优良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断绝。史官当然也因此而获罪。史料可考的，如苻坚的母亲早寡，引将军李威为男宠，“史官载之”。苻坚在起居注和著作郎所写的纪录中看到，既惭且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由于执笔的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才作罢（《晋书·苻坚载记上》）。北魏太武帝时，崔浩撰国史，对于拓跋氏先世翁媳婚配一类旧习俗据事直书，因此得罪。清河崔氏以及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都遭诛戮。此次大狱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国史问题肯定是重要导火线。 【98】 然而，像后代多数封建王朝一样，史官对统治者的行动有意涂饰粉刷的，恐怕还是多数。例如北魏太武帝灭赫连夏以后，看到著作郎赵逸所修国史，认为赫连屈丐暴虐无道，“史官安得为此言乎？”下令追究。还是崔浩讲情，把学者赵逸比作汉代扬雄之吹捧王莽，劝皇帝宽大为怀，“固宜容之”，乃作罢。赫连屈丐这样的统治者，史官还要为之粉饰美化，其他一般的皇帝，更可想而知了。史官考虑个人利害安危，害怕得罪皇帝，固然是直接原因；而《春秋·公羊传·闵公》所宣扬的“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类儒家教条，在当时史家心目中必然也是占有地位、起了作用的。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用暴力推翻旧王朝，杀死所臣事的皇帝，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应当是最为敏感的问题。
政权的禅代，在魏晋和南朝时期特别频繁。北方五胡十六国政权以后，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不存在什么禅代问题。到高氏宇文氏代魏，政权禅代在南方已经司空见惯，北方也就更不以为奇了。魏晋南朝四百年间，禅代问题其政治敏感程度先后有变化，因而表现于史书的修撰亦有所不同。自王莽代汉不久即被推翻之后，二百年间没有发生过篡夺情况。大臣推翻旧王朝而建立新政权，被目为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曹操虽然把皇袍当做内衣（翦伯赞同志语）穿了二十多年，始终没有亲自推翻刘氏政权，而是由他的儿子曹丕完成了经营二三十年的事业。司马氏“作家门”的时间也不短。从高平陵事件（249）以后，十六年间经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虽然权势炙手可热，却没有下手。到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才取代魏室，建立晋朝。绝非曹氏司马氏的政治、军事力量不足以夺取政权，而是舆论压力使他们不敢贸然从事。
在弥缝粉饰“篡弑”问题上，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了两种办法。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随着以禅代方式夺取政权愈益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后，这两种手法中，前者已无必要，后者则由隐讳曲笔变成公开宣扬禅代为合理合法了。
现在看不到曹魏史官所修的后汉史或魏史。至于魏晋以后史家记述后汉史事，当然不怕公然谴责曹氏。如东晋的袁山松说曹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骂他是“窃国”的“盗贼”（《太平御览》九二引）。而范晔的《后汉书》也公正地指出了汉室早已衰弱：“天厌汉德久矣，山阳（汉献帝）其何诛焉（怎能责备）！”
西晋武帝时，曾把晋朝历史的断限交给大臣们讨论。按理说，一个王朝的开端，当然应该从取得政权，建立新朝之日算起。当时荀勗却主张从魏正始（齐王芳正始元年〔240〕）开始，而王瓒又主张从魏嘉平（齐王芳嘉平元年〔249〕）开始。为什么要把晋朝历史的开端向上推延到曹魏时期呢？又为什么不推向魏明帝时，而只上推到齐王芳时呢？我们先看荀勗之为人。他在魏末已倾心于司马氏。晋朝建立后，他“获佞媚之讥”，“时议以勗倾国害时”。但由于他“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颜忤争，故得始终全其宠禄”（《晋书·本传》）。荀勗的意图，是借断限的上延，赋予司马氏父子以孔子所赞颂的周文王那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至德”的形象（《论语·太伯》），从而冲淡“弑君”、“篡位”这一尖锐矛盾。按照荀勗的断限，齐王芳的废黜，高贵乡公的被害，都已经是大晋王朝至少在史书文字上矗立以后。他们的被废和被害，只证明他们已是受到挑战的统治者。在荀勗看来，这样就使两桩大事件在当时的非正义性多少有所减轻。武帝时讨论未有结果。惠帝即位后，又继续讨论。仍然主张“宜用正始开元”者，有荀藩、荀畯、华混。主张从嘉平起年者，有荀熙、刁协。荀藩、荀畯是荀勗的儿子和孙子。荀藩继其父之学，一切秉承荀勗的主张（《见晋书·律历志·乐志》），所以对修史断限的看法也不例外。今传陆机《晋书限断议》数语，见《初学记》二一，当亦此时所作。他说：“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今本脱此不字，据严可均所引补）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关于司马懿父子三人称传或称纪，陆机语气模棱，但他也主张司马懿等父子三人应入晋史，则是肯定的。只有王戎、张华、王衍、乐广等朝中主要大臣，都主张照贾谧的意见，从武帝代魏建立晋朝政权的太始元年（265，实际代魏在是年十二月，已入266年）开始。最后就这样定了下来。贾谧虽然是舞弄权势的纨袴子弟，看来确如《晋书·本传》所说，“好学有才思”，所以能笼络了潘岳、左思、刘琨等当时名流文士作为二十四友，而且能看重亡国之余的吴人陆机陆云兄弟。王戎等人附和他关于晋史断限的意见，应当说是正确的。不以向上延伸晋朝历史的办法来掩饰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也应当说是公道的。
孙盛《晋阳秋》，王隐、虞预、臧荣绪诸家《晋书》，干宝《晋纪》都从司马懿叙起，均见汤球辑本。唐修《晋书》中司马懿父子三人都立本纪。看来贾谧意见未被以后史家所采用，实际仍是把断限向前延伸了。
司马氏代魏的斗争异常尖锐，发生了像高贵乡公曹髦谋杀司马昭而又被杀、淮南连续三叛讨伐司马氏等等，是历史上有名事件。史书记载和后人研究甚多，此不具述。当时舆论对司马氏之不满，不仅从阮籍、嵇康等名士的态度看得出来，就从司马氏家族本身，也可窥见，明显的例子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晋书》本传载高贵乡公被害，百官无人敢奔赴，而司马孚却“枕尸于股哭之恸”，并且奏请追究主谋。太后命令以庶人之礼埋葬，司马孚“与群公上表，乞以王礼葬”。司马孚在司马懿执政时就不大与闻政事，“后逢废立之际，未尝与谋”。司马师昭兄弟因为他是长辈，也不敢逼迫。等到司马炎受禅，曹魏末代皇帝废居金墉城，司马孚“拜辞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甚至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实际上，和司马孚抱有同样思想的，还有八达之一的司马懿的七弟司马通父子。《三国志·杜恕传》载，明帝时恕上疏称“大将军狂悖之弟”，裴注谓即司马通。所谓狂悖不知所指，意即与司马懿不合。注又称晋初受禅，通之子顺，“以不达天命，守节不移，削爵土，徙武威”。《晋书·宗室传》亦载“顺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顺虽受罪流放，守意不阿而卒”。由此可见，斗争尖锐，舆论沸腾，所以晋武帝即位以后，想通过修史来加以粉刷。王沈所撰《魏书》是突出之例，陈寿的《三国志·魏志》当然也不例外。
王沈是司马氏死党，曾将高贵乡公计划向司马昭告密，“甚为众论所非”。王沈的《魏书》今不传，王隐《晋书》已称其书“多为时讳”。唐修《晋书·本传》也说王沈的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刘知几更是一再说王沈的《魏书》是“假回邪以窃位”，“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史通·直书篇·古今正史篇》）。所谓“为时讳”的时，即当今朝廷之意，主要是“弑君”、“篡位”等王沈亲自参与的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时事。唐修《晋书》称陈寿之书为实录，实际他只是用务从简略的手法来回避真实，并不能符实录之称。如《魏志·齐王芳》只记皇太后列举莫须有罪名的废立之令，用一句“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了事。关于高贵乡公之死，只叙述一句：“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然后用皇太后诬蔑曹髦图谋加害自己的令文，说他“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为司马氏开脱。陈寿在评语中虽然赞扬曹髦几句，又归结为“轻躁忿肆，自蹈大祸”。而对陈留王奂则说“比之山阳（汉献帝），班宠有加焉”，近乎阿Q理论。评论中对曹爽、夏侯玄都不正面触及他们对司马氏的斗争，而从其他方面讽以微词。评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心大志迂，不虑祸难”，也是就事论事的客观主义的议论。后人对陈寿在魏晋禅代史事的处理有种种看法，有人认为多回护，有人认为细微处有深意。 【99】 但总起来说，恐怕与王沈只是五十步与百步。《史通·直书篇》有“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的话，这当然和他本人来自蜀国的孤臣孽子处境有关了。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说“干宝论晋之创业立本，固异于先代。后之作史者不能如此言也，可谓直矣”。王氏所指当即干宝总论中所云“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指三分天下有其二及八百诸侯会同武王伐纣）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诸语。干宝距晋初已远，故而敢于指摘揭露。而他所揭露的司马氏“不及修”的“公刘太王之仁”，恰恰正是荀勗等人把晋史开端向上延伸所要达到的效果。
两晋历一百五十余年，最后桓玄夺取政权而未能立足，司马氏终为刘裕取代。宋人所修晋史，如何法盛《晋中兴书》，刘谦之、王韶之、徐广、裴松之的《晋纪》等书，现皆亡佚，只存辑本，无从考见其对晋宋禅代经过如何叙述。但刘宋时史家对于这个问题在宋史上的处理，与晋代史官有近似之处。他们也采用了把宋史断限向上延伸的办法。据《宋书·徐爰传》，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以后山谦之、苏宝生继续这个工作。大明六年（462），徐爰任著作郎修国史。他上表中所云：“其在殷颂，长发玄王；受命作周，实惟雍伯。……降逮二汉，亦同兹义：基帝创乎丰郊，绍祚本于昆邑。”意思是，殷周两朝受天命来统治，都早在商汤周武建立政权之前；而刘邦、刘秀之建国，也早在丰沛、昆阳之日。“魏以武命国志，晋以宣启阳秋。明黄初非更姓之本，太始为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准，式远之鸿规”。这是引证《三国志·魏志》从曹操开端，《晋阳秋》从司马懿开始，论述曹魏王朝不始于文帝即位的黄初元年，晋武帝即位的太始元年也不形成晋政权的开端。荀勗等人的依据今天不得而知，很可能与徐爰近似。徐爰的结论是，刘裕之德“巍巍荡荡，赫赫明明”，有如周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还谦让未遑，“恭服勤于三分，让德迈于不嗣”。所以宋朝的历史应当“起元义熙（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为王业之始”。当时讨论徐爰的建议，江夏王义恭等三十五人的多数赞同徐爰的意见，“以义熙元年为断”。巴陵王休若、檀道鸾两人主张以元兴三年（404）即刘裕诛桓玄之年为始，虞和主张“以开国为宋公元年”，即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封宋公之年。最后徐爰的建议得到孝武帝的批准。齐时沈约修《宋书》，即遵照徐爰的断限，“始自义熙肇号，终于升明三年”。于是刘裕取代晋室，杀死顺帝等等，都在“巍巍荡荡”、“乐推”、“讴歌”的大帽子下面失去其尖锐性。
沈约在齐时修《宋书》百卷，只用了一年时间，因为绝大部分沿用了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史。只有永光元年（465）以后到宋亡的十多年“缺而不续”，才由他补足。所以从沈约《宋书》可以大致窥见宋代史臣所修国史旧本的内容。宋代史臣所修国史中，关于刘裕代晋的叙述，其态度远不像晋代史臣处理司马氏代魏问题时那么暧昧畏缩，隐瞒回护，而是比较鲜明，比较客观。这是由于曹魏末年远非主昏臣暗、民不聊生局面，司马氏夺权实在师出无名。而东晋末年，司马道子、元显的统治太不得人心，爆发了孙恩大起义，桓玄又一度夺权，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迫切需要改弦更张。《宋书·武帝纪下》的史臣论说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又《刘穆之传》也说东晋“主威不树，臣道专行”。而《武帝纪》史臣论评价禅代时说：“民已去晋，异于延康之初（220，汉献帝最后年号）；功实静乱，又殊咸熙之末（265，魏陈留王奂最后年号）。所以恭皇（晋恭帝）高逊，殆均释负。若夫乐推所归，讴歌所集，魏晋采其名，高祖权其实矣，盛哉！”公然歌颂刘裕代晋是众所乐推，不像魏晋两朝夺取政权那样空标榜美名而实不相符。这和陈寿在《三国志·魏志》中畏首畏尾的态度，是多大的差别啊！
萧道成代宋建立齐朝，建元二年（480）置史官，檀超与江淹担任史职。据《南齐书·檀超传》，修齐史“以建元（齐高帝纪元）为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这就是说，修齐朝国史的断限不再从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从萧道成即位之年算起。这一做法反映，当时对于禅代和杀死前朝末代皇帝，已经不以为意，并不感觉有任何理亏之处，无须借断限上移的办法，来隐瞒回护，以冲淡禅代过程中的暴力行动。齐朝史臣所撰本朝史今皆不传，萧子显的《南齐书》成于梁代，很可能是依据齐代诸家旧史，同时也反映齐梁时期政治、社会的共同倾向。《高帝纪》史臣曰开头即引“孙卿有言，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公然为禅代辩护。后面又说：“岂其天厌水行，固已人希木德。……虽至公于四海，而运实时来，无心于黄屋，而道随物变。应而不为，此皇齐所以集大命也。”把齐之得政权说成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政权禅代既然不构成敏感尖锐的矛盾，大臣对皇家一姓的忠节自然也就没有意义。如褚渊两世为宋朝皇室姻亲，而背宋投齐，身至高位。这样受宠前朝，又为新朝佐命的人物，齐以前并非没有，但当时史官对这种人的变节行为，往往采取回避态度，不去触及，更不敢公然赞颂。萧子显对褚渊却不然。论中首先把褚渊与袁粲对比：“褚渊袁粲俱受宋明帝顾托，粲既死节于宋氏，而渊逢兴运，世之非责渊者众矣。”然后从世家大族的发展变化来为褚渊辩解，说魏晋以后“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任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萧子显这一番话，确实道出了某些真实情况。东晋时皇帝没有权威，政柄军权操在世家大族之手。宋武帝加强皇权，扶植皇族势力，中央政权与地方兵力都操在皇族手中。门阀世家在社会上、经济上的力量和影响依然如故，政治上则远不能与东晋相比。因此，进入宋代以后，高门益发变成封闭排他的集团，形成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气氛。他们用高自标置的方式来抬高和巩固自己社会地位，以补偿政治势力的衰落。《隋书·经籍志》说家谱族谱之类氏姓之书“齐梁之间其书转广”，正是反映这一趋势。高门世族的命运，并不与王朝一家一姓的兴亡相联系，君臣之节只是虚名。尽管王朝更替，门阀世族利益不受波动，仍然平流进取，去充当那些名位很高而毫无（至少很有限）实权的公卿。因此，保家远远比殉国重要得多，褚渊的行为也就无可非议了。
梁武代齐后，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等撰录国史，侯景之乱散失。何之元与刘璠又合撰了编年体的《梁典》，亦已佚去。我们没有看到梁朝讨论国史断限的记载，估计这时禅代已成司空见惯，梁朝史臣不像晋宋两朝那样，需要利用某种手段来冲淡所谓“篡弑”的名声，而是和萧齐一样，从本朝建立之日叙起。何况梁武帝还曾对萧齐宗室萧子恪说过：“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起义兵，非唯自血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我今日虽是隔代，情同一家”（见《梁书·萧子恪传》）。他根本不承认是革萧齐之命取而代之，因而也毋庸忌讳了。但是，梁武帝对史记记载也不是全无忌讳。《南史·吴均传》载，均撰《齐春秋》，“书称帝（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竞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梁书·本传》文略同，而未称为明帝佐命。数十条作数条）《史通·古今正史篇》亦载其事：“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梁武帝在政治上有宽容一面，而且王朝禅代已成“例行公事”无须讳言。但是，充当齐明帝萧鸾这样一个皇帝的“佐命”，未免不光彩，有碍个人颜面，所以发怒。梁武帝这个人一向是狭隘护前的。 【100】
对于禅代之际大臣出处的议论，我们未能从梁代史臣著作中找到材料，但从陈代史官议论却可窥见一二。在这个问题上，推想梁陈两朝思想观点应是一致的。谢朏在宋时任侍中，拒绝解下御玺交给受禅的齐高帝，但以后仍在齐朝和梁朝做了官。陈姚察评论云：“谢朏之于宋代，盖忠义者与？当齐建武之世（高帝时），拂衣止足；永元多难（东昏时），确然独善。……高祖（梁武帝）龙兴，旁求物色，角巾来仕，首陟台司，极出处之致矣。”他赞扬谢朏在齐朝时虽然出仕，而不露头角，独善其身，近于处士。到梁武帝时“首陟台司”，才算是出，而这样的“处”与“出”都是正确的。姚察完全抽去了齐梁不同政权的区别，把二者作为统一的封建统治者对待，讨论的只是谢朏个人与统治的君主之间的关系，与萧子显之论褚渊，可称异曲同工。梁代另一来自齐朝的大臣袁昂，起先对梁武帝表示不合作，以后终于归顺。《梁书·本传》的史臣曰虽不标姚察之名，姚思廉的思想与其父亦有共鸣。评论先说袁昂“存夷叔之风”，但笔锋一转，又说他“终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这话并非对袁昂的讽刺，而是符合当时思想风气的倾向，超越异代禅让来评论人物，等于说袁昂也“极出处之致”。阳翟褚氏、陈郡谢氏和袁氏，都属当时有名的高门，也都是“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了。
陈霸先崛起南土，在侯景乱后取得政权，情况与宋齐梁迥异，所以也不存在需通过修史来冲淡矛盾之类问题。南方世家大族经过侯景之乱和西魏破江陵，受到沉重打击，因而也不存在以前门阀世族在禅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与王朝禅代有联系的另一问题，是所谓正统。封建史家即使在私人著述中，由于本人所处时代与环境，总是尊本朝和它所继承的政权为正统。如陈寿著书在西晋，西晋是取代曹魏政权的，《三国志》虽魏蜀吴并列，不得不以魏为正统。曹操一家称为帝，入本纪；而刘备、孙权等称为主，入列传。《蜀书》、《吴书》中君主即位必记魏之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晋习凿齿著《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他根据这个观点，撰《汉晋春秋》，以晋承蜀汉为正统。《晋书·本传》说习氏鉴于桓温图谋篡位，因而撰此书“以裁正之”。所以《汉晋春秋》于三国以蜀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晋书》这个解释过于迂曲，似不可信。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晋室南渡，偏安江左，有类蜀汉的缘故。正统问题是封建统治者为表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利用史书为之服务的。它不太牵涉到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评论，只是史家笔下的安排，所以虽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敏感与尖锐程度，却远不及历史中禅代问题的处理了。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